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现代土耳其的经济状况

（丹齐格 著）



　　自洛桑会议（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到莫索尔协定（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与自莫索尔协定到土耳其国会一九二八年十月所批准的关于土耳其帝国债务的支付协定，——这便是土耳其经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阶段，其自身发展的整个行程，完全预定了其与外资妥协的必然。自洛桑和议到莫索尔协定的这个阶段；是与土耳其内部生活中经济方面的许多改革相并行，它自身带有恢复过程的一切特征，主要的表现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相对迅速的发展。这个过程，很迅速的在两三年中即行过去，而在其主要的特征上，于一九二五底业已完结。一九二五年底财政状况的紧迫、销售恐慌的加厉，与土耳其各种主要输出的跌价，乃是签订莫索尔协定的有力前提之一。这个协定，使土耳其与欧洲列强——首先是协约国——的关系趋于和缓，消除了战争的恐怖，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得以安然进行。

　　对外资的急需——但在消除战争恐怖之前它在拒绝走进土耳其的国土，与在莫索尔问题消除后外资即将流入土耳其的希望，在土耳其一些国家要人的意志中实具有不少的作用，推动他们来解决久持不下的关于莫索尔的争议。但是土耳其这个在欧洲资本前的第一次投降，在欧洲列强方面则未曾给与它一点任何实际的财政帮助。第一个阶段中所表现的对外资关系上政策的转变与攻势的放弃，未曾给予国家一点实际的东西。

　　外国资本家异常坚决的表示其在旧债问题未清理前之不愿踏入土耳其的疆土。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的阶段中，经过了长期谈判，终于在巴黎签订了协定，这第二个阶段是表现于某种程度的隐定，而临终则继之以土耳其经济状况的大大恶化；这是起于二度的歉收、输出缩减与输入增加，工业建设速度的迟滞，以及一般的国内资本的缺乏。这个经济状况恶化的外表指标，则是利拉（一个纸利拉大约等于一个卢布）市价的跌落与层出不穷的破产。

　　巴黎谈判，是进行于恶化的土耳其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如何必须要设法由于这个谈判而为国家吸收一点必须的资本，以便用以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自然的，谈判是在对土耳其极其不利的局面下进行的，而土耳其在这个局面之下遂不得不在较之其前几年所能达到的——甚至可以无别于其在洛桑会议中提出的要求，——更为吃亏的条件下签订协定。本篇论文的任务便是在于精确的认识土耳其的经济状况与负责的说明土耳其在西欧列强前作这个二次投降时的局面。

　　论到土耳其的经济，则由于正式的与一般可靠的材料的缺乏，正式统计的不足与夫各种经济统计材料的编制多依据各机关主观的和客观的肉眼观察，因而使研究异常困难，并且往往易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一九二七年底土耳其年鉴的发表（是由一九二六年所组织的统计局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底），农业的调查与人口的调查，使我们在本文中得能有可靠的（假若不是完全的）材料足供应用。这个汇刊在某种程度上是替凯末尔主义的经济活动作了个总结，虽然它有意的将社会生活的许多部分略而不论。

农业


　　一九二七年的调查，确定了关于土耳其的一个概念，亦即它乃是一个农业国家。在13,660,000的人口中，居住于农业区域的有10,534,000人（经营农业的人民有9,145,000，约当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业实为土耳其经济的基础。土耳其的农民实为幼稚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用以与帝国主义国家作战和为独立作战的基本力量，这种情形，使土耳其的国民党在土耳其革命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必须行许许多多农村改革，这些改革自身带有充分的不彻底性，一点也不能根本变更土耳其农村方面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的主要设施是：废除什一税（一九二五年），改革直接税制，转嫁税收负担于间接税，以及提高面粉与小麦的进口税等。在这些设施之中，更加之以对农民的少许货币资助，退伍农民的重返于生产劳动，在与希腊和议后的将及五十万的熟练农作者（主要的是烟草种植业方面的）的移入土耳其，——这一切，给了土耳其农业发展一个很大的推动。根据一九二七年的农业调查，土耳其的开垦的土地异常有限，总共不过是43,637,727特诺（每特诺——919,3平方米。43,637,727特诺约合40,103基罗米特，401,1000赫克塔尔），或者是反之相当土耳其全面积的百分之5.5。

　　无疑义的，调查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在人民农业委员会以前所发表的报告中，估计耕地的面积要远过于此。但是，我们既然没有绝对的根据来假定一九二七年的谷物种植的耕田较之前几年有特别大的缩减，那么便只有认为以前发展的数字是不正确的。

谷物种植1925年1926年 1927年
　农业部的统计 调查的统计
小麦31,296,400特诺35,417,718特诺 22,383,714特诺
大麦8,629,880特诺15,292,581特诺 10,103,598特诺
玉米4,748,348特诺3,467,797特诺 1,749,135特诺
各种谷物种植包括未曾指出的49,194,135特诺 61,300,000特诺39,093,220特诺

　　耕地面积方面的误计，自然的要反映到收获量与国家谷产富源的误计。纵是在丰稔之年，土耳其也很难于自给。一九二五与一九二六两年的半收，加之以许多提高本国面包应用的手段（进口税的提高，烤制面包必须应用百分之五十的本国面粉的强制要求），结果减少了外国小麦的输入，并暗示出一种土耳其能够以其自己的富源给养自己的自信。近年来食品的输入为：

1923年161,408吨
1924年207,801吨
1925年154,918吨
1926年40,793吨
1927年之前四月7,925吨
1928年之前四月12,045吨

　　后两年的完全统计，刻下我们还没有得到。根据调查，一九二七年的谷物收获总量为2,400,397吨，其中小麦为——1,335,150吨；按土耳其银行的统计，一九二七年的谷物收获要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八的收获，则因为旱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更劣于一九二七年的收获（见伊斯麦特与凯末尔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与八日的演词，商业总长拉哈姆倍伊的演词），这对于土耳其简直是一个绝大的不幸。有时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消息，也表明外国食品进口的突飞猛进的增加。在这种关系上君士坦丁堡食品的进口尤为显见，因为它乃是国内主要的消费中心。君士坦丁堡每月食品的消费量为一万二千吨。在一九二六年中，君士坦丁堡几乎完全是由土耳其的食品来供给（自福兰克与安那托里（即东土耳其）输入的每月平均额约为一万吨）。在一九二七年，每月平均输入额则降至八千五百吨；在一九二八年之前四月中更降至四千吨。自一九二八年秋季始，在报纸上开始刊布外国食品大批输入的消息：自八月初至十月末输入君士坦丁堡的小麦共为三万二千吨，在十二月为二万吨。在十一月与十二月期中，自安那托里运入君士坦丁堡的食品则完全停止。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一九二九年中不可免的要有几十万吨食品的进口，所以在报纸上也开始在争论暂时取消面粉进口税的问题。食品的输入，大大的恶化了土耳其国家商业的平衡，更进而反映利拉市价之继续跌落。

　　烟草种植与谷类种植并列为土耳其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之一，并且是现在土耳其最重要的输出品（约当全部输出百分之三十六）。但是，此项种植业，现在正陷于东方烟草在世界市场中所遭受的一般销售恐慌的厄运中。在大战之前，烟草种植从没有在土耳其的经济中演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如像最近几年来的一样。烟草的耕地与收获为（注：是当时整个土耳其的数字；若依现在土耳其的疆土计算，则一九一三年的收获当为二万五千吨）：

1913年590,092特诺49,048吨
1923年351,521特诺26,090吨
1924年670,170特诺54,059吨
1925年663,650特诺6,348吨
1926年493,475特诺49,934吨
1927年790,765特诺47,531（约数）
1928年∕32,000（约数）

　　自一九二五年起，土耳其的烟草于希腊及保加利亚的烟草丰收之余即开始遇到绝大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世界对东方烟草的需要之有限（每年约有十二万吨）。这种情形，反映到耕地的数量，同样也反映到种植的数量：自一九二七年起，土耳其政府开始采用许多办法以限制烟草的生产——在许多地方完全禁止烟草的种植。烟草销售的困难，重重的压迫了土耳其的市场：在一九二七年末，先前的烟草收获的存货共为三万二千吨。到一九二八年九月末减为二万吨。随着大量存货的形式，银行所供给烟草所有人的借贷的利率的百分数则自十五提高到二十一。只是一九二八年秋季始，烟草市场的情况才慢慢变好起来，因为当时限定收获的总量至多不得超过三万二千吨；大家都晓得，是年保加利亚与希腊的收获量都比较上年减少了一倍有半。土耳其国内每年烟草的消费大约为一万到一万二千吨，其余的则概行输出海外。每年出口量如下：

　吨数价值（千利拉） 对总出口之%
1923年2452420482 24,2
1924年2687446581 29,35
1925年3448860986 31,5
1926年4156267590 36
1927年（前四月）789312455 25,7
1928年（前四月）1133016920 32,5

　　在其他的一些农业部门中，必须对果木种植、棉花、橄榄油、麻和鸦片加以研究。

　　土耳其各种园艺种植的耕地，约计有三千一百万特诺（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在国家经济与出口事业中占有重大意义的乃是葡萄与无花果的种植。士麦拿附近的一些区域，是水果的输出地，因此在没有关于各区域的完全统计时，通常便引用士麦拿的统计，其历年之葡萄、无花果的收获以及其输出在国家出口中的地位，如以下两表所示：

　士麦拿之葡萄收获
（以吨计算）		输出士麦拿之无花果收获
（以吨计算）		输出
1913年62500　 　30569
1923年3660820800 2048019110
1924年4928047800 2945023430
1925年3000924500 2250022094
1926年3550028800 2720024916
1927年4800039100 2850018212
1928年45000　 　　

土耳其各种果品的输出吨数
　吨数价值（千利拉） 对总输出之%
1913年　　 20,2
1923年7746020833 24,6
1924年10506239477 24,8
1925年8295437617 19,4
1926年8353334687 18,5
1927年（前四月）190879.045 18,7
　　9184 　
1928年30836　 1,76

　　上面引用的数字，说明葡萄与无花果的收获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世界市场之对土耳其果产之不利的行情，显然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一九二七与一九二八两年中，数量虽然加多，但价值则依然如故。鸦片生产在一九二七年为18,000奥考对一九二六年的252奥考（一奥考约合三磅）。

　　橡实的收获与甘草的生产在近几年来也很快的提高起来。

　橡实甘草
1924年27,466吨300吨
1925年30,718吨2,688吨
1926年22,013吨1,109吨
1927年34,888吨3,152吨

　　棉花的收获：一九二五年——76,011吨（？）；一九二六年——27,341吨；一九二七年——38,905吨。在一九二八年中，棉产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这当要异常有力的影响到输出的数量、在国家总的输出中，出花与棉制品大约占有百分之八（后者的数量极其有限）。棉花与棉制品的输出：

　重量（吨）价值（千利拉）
1923年99156701
1924年1269411948
1925年1766515476
1926年1705112012
1927年57782,014（前四月）
1928年46463,361（前四月）

　　为了结束土耳其农业状况的叙述，我们最后来简略的说一说牧畜业的状况，特别是小牲畜（牲畜税收的主要对象的数量），——他乃是大量商品生产（羊毛）的源泉。

调查　绵羊与山羊 昂哥拉羊
1913年239109852776503
1927年165973652571584

　　一九二七年的调查的数字，表明牲畜的数量比战前还差得很多；但是这个数字和财政部的统计有很大的分歧。根据后者，则税收所及的绵羊与山羊的数目共为21,918,169头，冒格尔羊为3,110,728头。应当承认财政部的统计要比较近似些，它所指出的小牲畜牧群的发展（在一九二三年绵羊与山羊——1,519,1920头，冒格尔羊——2,042,052头）在土耳其羊与毛制品（毛毡）输出的发展上也同样的得到了证明。羊毛输出达到土耳其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十，其历年数字如下：

　吨数价值（千利拉）
1923年67308214
1924年853413170
1925年589611170
1926年1017316057
1927年（前四月）25044852
1928年（前四月）29335299

　　最为有趣的，而我们还几乎完全未曾谈到的乃是土耳其农民状况的问题与土耳其农村中发展的过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异常复杂的。土耳其土地关系的特殊情形（土地过剩，许多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和许多全未垦殖的土地可以随时给予任何一个愿意耕作的人）——使许多土耳其的要人们都肯定在土耳其根本无土地问题之可言。本文的任务不在于研究土耳其的土地关系以及其历史发展，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简要的指出，在土耳其土地关系的基础上的不是缺乏土地和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的问题，而是在于农民之缺乏耕作土地的工具，缺乏种子与牲畜。由于工具的缺乏，遂形成了租借与工役——在最苛重的形式之下。在土耳其土地关系的基础上的，实为国库之“专注于农村”（这是土耳其帝国时代的赋税制度，建筑在尽量征收农民的基础上）的关系，这种关系若是在废除什一税之后而有所变动，那么凯末尔主义在政府的政策，——它无疑的是建筑在富庶的富农的利益上的，依然是丝毫不能改善整个农民的地位。

　　在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各种私有者（地主、富农）间耕地分配的可靠材料。有时在我们报纸上遇到的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很不确实。土耳其官厅的统计，则略过了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意的。但是我们根据官厅的统计，还是可以作出几个结论，证明土耳其农民所处情形的困难。一九二七年的调查，规定农村经济单位的总数为9,751,239家，人口总数为9,145,008人（亦即每家平均人数为5.1）；每家耕地的平均数为二十五特诺。就这个数字本身，当然一点也看不出什么来。但除了这些数字之外，调查更作了一个关于土耳其所有的农业机器，工具与器械的统计。无疑义的，调查是将机器（耕种机）和器械（犁和耙）混为一谈，——农业机器与器械的总数共计为1,413,509；换句话说，就是337,730个农家没有任何耕作的工具；若是计算到有许多农家（已经不说临地中海一带的和克里克岛的地主经济）占有几个工具的情形，那么没有农作工具的农家大约可以假定为六十万到七十万。从这个队伍中遂征集出了农业雇工；大量的租借者亦由此而生——他们必须支付很高的代价去租借农业工具和耕畜。这种情形，便决定了农村中的奴役关系。

　　在牲畜方面的情形猛一看去仿佛要稍稍好一点。在土耳其，大小牲畜合计为28,671,859头，若是从这个数字中减除19,119,000头小牲畜（山羊、绵羊），减除1,096头小驴子和178,100头小马，那么所余的可以在经济中像人工一样应用的大牲畜还有7,728,000头，亦即每家平均可以得到43/2头。调查没有说明各种私有者间耕地的分配，同样它也没有说明各种私有者牲畜的分配，——但是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可以想到很大一部分农民是完全没有耕作牲畜的。

　　若是来研究国家（经过农业银行）对农民所施的帮助的统计，则如下所示：在一九二三年——4,807,604利拉；在一九二六年——16,294,210利拉，亦即每个经济单位每年的平均借款额不出十个利拉。当然的，有许多经济单位自然是得不到一点借款，因为银行主要的只是贷予那些深耕的（烟草与棉花）和最有保证的经济（关于每次所发的借款额，同样也没有任何的统计）。这样，银行对于多数的农民，未曾给予任何的帮助，而把他们交到高利贷者的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只是在很高的利率下才肯发出借款；他们在收获尚未长成时便预约了去。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国家银行的烟草种植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廿一；无怪乎个别高利贷者之私人清算利息通常总要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一九二八年中安那托里中部的凶荒，引起了国家方面的一点帮助，无疑的，这是完全不够的。农业银行为购买种子而支出了2,310,000利拉，随后则以借款的形式分予农民；同时又不取息的支出了59,000利拉（？）为购买面粉与草料之用；此外，红十字会又支出了500,000利拉（见伊斯麦特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号的演词）

对外的与国内的商品流转


　　我们没有国内商品流转总额的统计材料，交换扩大的间接指标乃是关于六条铁路货物运输的统计。近年来货物运输量的数字如下：

　各路线的其中安那托里路线所占的数量
1923年1,005,146吨313,168吨
1924年1,246,370吨372,948吨
1925年1,338,160吨441,559吨
1926年1,455,090吨415,878吨
1927年　540,717吨

　　在这个图表中所表现的各路货物运输量的增加，证明了国内交换的兴旺。阿金-士麦拿铁路公司的报告，则是一个相反的指标，它表明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的货物运输比较一九二七年同期的运输减少了百分之10.57（食品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二，橄榄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对外贸易的指数，不成问题的是表示这方面情形的恶化，流转速度的迟缓与消极的商业平衡的加厉。如像以下的统计所示的一样（可惜我们只有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前四个月的统计），这个恶化是开始于一九二六年，而在后两年中则依然继续演进着。对外贸易流转的一般结构，很显然的在下面的图表中表示了出来（以千利拉计算）：

　进口百分比出口 百分比入超
1923年144789100 8465110060138
1924年193611134 15886718734744
1925年242354168 19311922949235
1926年234591162 18774222246849
1927年（前四月）6859647 484045720192
1928年（前四月）7119249 521206119072

　　虽然输出的发展速率经常的多少赶过输入的发展速率，但是，在近两年来流转中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和前几年已经稍有不同，也就是多少变坏了些。关于这点，可以由下面的数字中看出来（百分比）：

　19231924 192519261927 1928
流转中的输出63.155 54.555.559 57.7
流转中的输入36.945 45.554.541 42.3

　　若是一九二七与一九二八两年的流转是依着各该年之前四月的速度进行（通常前四月的流转等于常年的三分之一），那么在我们面前便呈现出一幅对外贸易流转急剧恶化的图形，这种情形大半是由于我们在叙述农业情形中我们所指出的国际市场中土耳其商品之不利的行情。

　　关于土耳其输出的成分，我们在前面已经相当详尽的说过了，所以在本章将不再重提。现在我们只限于对土耳其输入的成分，亦即对其输入中各重要商品之比重作一图解：

商品19231924 19251926
食品10.111.8 9.32.6
殖民地商品与糖10.39.2 8.67.8
棉织品37.132.9 30.630.9
毛织品6.76.8 7.38.9
金属品5.38.3 8.99.5
机器与机械0.92.9 3.24.3

　　金属品与机器之比重的增高，证明工业建设（首先是铁路建筑）的稍俱端倪。但是就整个说来，土耳其的进口显然的带着消费的性质。

　　在各列强之参预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流转上，首先表现出的便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特别的优越作用。

国家19231924 19251926
输入
意大利19.5721.17 17.9215.83
英吉利17.3117.71 15.6214.08
法兰西9.149.45 10.7613.61
德意志6.379.87 11.3213.78
苏联2.13.29 2.523.64
合众国7.645.88 8.113.49
比利时5.124.53 4.945.76
输出
意大利17.9621.96 26.1527.56
英吉利18.6110.32 9.311.35
法兰西12.4114.83 12.5211.22
德意志9.0114.66 14.3212.56
苏联2.052.35 2.542.8
合众国7.9712.94 1313.22
比利时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英吉利之作用的显著的减弱，意大利之作用的逐年降低，与德意志之作用的逐年增强。

工业


　　我们以前曾及时很详尽的阐明过土耳其政府在振兴其本国工业基础方面的一切设施（请参阅一九二六年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十二号）。前面所说的年鉴中发表的总的统计，使我们有可能为凯末尔主义经济方面的活动作一个总结。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它在建设本国制糖工业上的设施之无疑的成效。根据一九二五年四月五号保护制糖工业法令而组织的两个企业（在阿波尔、佛兰克及乌沙克，均有外资之部分的参加），在一九二六年底业已开工。土耳其一九二七年的糖产总额为5,180吨，约当其全国总消费量的百分之十。投资的总额，大约有3,200,000利拉。

　　在采掘工业方面，应该指出爱列格、松布拉达地方石炭采掘量的显著的增加，大约比较战前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大部分的石炭被运输出口，因而随着减少了石炭的进口。现在全国几乎是纯粹使用本国的石炭，不过它的采掘则三分之二是握在外国公司的手中（法兰西公司、大希腊以及意大利的边吉尔爱列格）。

年代煤产（吨）出口（吨）入口（吨）
1913年826899　　
1923年87082010035650926
1924年108858316849996259
1925年70344315441666656
1926年1222387200,000（约数）50,000（约数）

　　其他采掘工业部门的情形和战前比较起来，如下图所示。根据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只有铅（法兰西的企业——巴利-卡拉金）和铜（显然是在克福尔次干）的开采得到相当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与苏联结订卡尔斯克协约之后所归并于土耳其的一些区域中。

　1913年1926年
磺酸盐29,126吨6,445吨
硝石42,488吨6,060吨
硼砂21,535吨17,360吨
铅14,200吨17,673吨
锌4,524吨　
铁6,146吨　
铜87吨7,534吨
锑1,142吨600吨
水银41吨161吨
盐100,000吨　

　　如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一般，因为资本的不足，而使发展采掘工业与开发矿藏的伟大计划无从实现（铜、五金企业）。

　　开发煤油产地的提案（一九二六年的法令），因为除了割让于伊拉克的莫索尔之外更无丰富的蕴藏而作罢。

　　关于土耳其制造工业的生产量，我们没有总的统计材料。在一九二七年的调查中，只包含国内现有的企业数目，其中雇用工人的数目与应用发动机的数目。所发表的关于土耳其工业状况的统计中，有许多可贵的条款，给了土耳其工业一副一般的明确图形。

　　到一九二七年止，土耳其登记的企业数等于65,245，工人的数目等于256,855；由此可以断定，一切手工业作业都被算入工业企业的数字中。若是对这个调查的统计加以详细的研究，那末就可以看出，在上述的65,245家企业中间，有23,316家就只有一个人作工，有4,914家一个工人之外更有他的家族共同作工。这样就有28,230家工业企业（也有等量的工人）应该摒除于计算之外：在剩下的37,015家企业中，一共有288,655个工人作工；因为土耳其的统计常是把业主也当作工人，所以我们假定土耳其产业工人的数目为191,650人（其中职员占7,817人）想不致有大的错误。规模较大的企业数目，很是有限。使用发动机的企业数目2,822，其发动力总量为163,548马力，雇用十个人以上的企业计为2,061家；雇用一百个人以上的企业计为155家。各部门工业间企业数与发动机数的分配则如下所示：

工业部门企业数摩托机数 马力数
采掘工业45298 14326
农产品制造业12761795 37251
纺织工业244520 15855
木材工业380708 8664
制纸工业117222 558
五金工业427691 7427
建筑工业3191 5502
化学工业94151 3942
混合形式的工业1018 562
其他部门195356 69621
总计28224850 163548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表中最后一项未曾指名的工业部门——其他部门。它的企业数目不多（195），发动机的数目也很有限（356），可是它的发动力马力数目却最高——69,621匹马力，其中属于电动机的为59,062马力。大概是一切市政方面的企业机关（电车、电站）都列入在这个最后的项目中。

　　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能断定土耳其全国工业的生产总量（尤其是制造品的生产）和它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注：无论如何工业生产的比重总是很小的。按土耳其银行的统计，在八万万利拉的民族收入中，归于农业的份量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样我们也不能断定国内市场的某一种需要和多大的数量是由本国的生产来供给。根据土耳其的进口统计看来，它本国所有的纺织工业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为，即如在一九二五与一九二六两年中的棉制品与棉织品的进口，相当为29,441吨与31,747吨，其总价值则相当为74,204,000利拉与7,198,000利拉。同此两年中的毛品的进口则相当为3,953吨与17,636,000利拉，4,438吨与20,952,000利拉。制成的衣着的进口价值为4,526,000利拉与3,030,000利拉。丝制品的进口为4,675,000利拉与5,696,000利拉。纺织品进口的总和（包括麻制品）当在一万万利拉以上，相当进口总和的百分之四十五。糖的生产（只是在一九二七年）大概可以供给全国消费量的百分之十。熟皮的输入在进口中也占有很大的位置，由此可以证明本国皮革生产的不足，土耳其轻工业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重工业，则在土耳其还完全没有。

　　我们不叙那为人所共知的土耳其工业落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指出，国家一般的贫乏，资本不足，投资商业较优于投资工业，——凡此种种，都是建设本国工业事业中的决定原素。

　　但是，假如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之政府在国家工业化这个领域内毫无所成，那便是一个不正确的论断。新出现的大量的小手工企业，发动机数目的加多，手工业生产相当的发展与新工业部门的出现（制糖、水门汀、编织、罐头），——这一切，都应视为新统治者的成绩。在土耳其相当丰富的原料基础上，若是具备资本和正确的关税政策（自一九二九年起土耳其得到了关税自主，因为一九二三年在洛桑会议上所订的通商条约的有效期到此完结），就能够渐渐的树立并发展土耳其的轻工业。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乃是吸收外资的问题，因为无疑义的国内资本积累是完全不敷的。

　　投入土耳其工业中的是什么人的资本呢？这个问题非常难于答复。根据年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的统计，在土耳其有四十五个无名的工业会社，其资本为8,044,050利拉；有八个从事于采矿的公司，其资本为6,450,000利拉。这个数字，无疑的是过分缩小了些。同时，这个统计依然不能使我们得知土耳其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数量，因为在“土耳其无名会社”这个商号名称之下，包藏着部分的与纯粹的外国企业。所发表的关于土耳其外国企业与会社的统计，有两个绝大的缺陷：第一，没有按照营业种类的分类（工业、商业）；第二，关于这些会社的资本额是依其组织地的法定资本计算，而未曾把它在土耳其登记的资本划分出来。例如在说明十二个在土耳其营业的美国企业的资本数量时，得出如此骇人所闻的数字——285,000,000美金。

　　我们根据土耳其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在土耳其营业的许多会社的报告，关于工业方面的外资数量大约可以作出如下的计算：在矿业方面的投资为16,429,000纸利拉，在制造工业方面的投资为16,392,000纸利拉。

　　在市政工业企业方面（电车、电灯、电话、自来水、瓦斯等）的外资数最约为二千八百万纸利拉。这些资本的绝大多数是战前投下的（在计算中，资本额则按照现在利拉的市价折算）。

　　在完结了土耳其工业状况的叙述之后，我们要简略的说一说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应用的材料，更是特别的贫乏。我们在前面曾根据调查而假定土耳其的工人数目为190,000人。在这个数字上，还应该加上15,403个铁路人员（工人和职员）和一些海上运输的与铁路建筑上的工人。这样，土耳其工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的数目，大约可以计算到卅万人以上。

　　直到现在土耳其还没有劳动法。工人与企业主的关系，工作时间的长度，童工与女工的保护，社会保证问题，——都没有丝毫的规定。形式上，根据一九〇九年七月廿七号的古法，在土耳其根本禁止社会公用企业中的罢工；根据这个法令，更禁止一些企业中职工会的组织（未曾规定某种企业应属此类），禁止普及于全部土耳其范围内的组织之创立。土耳其的职业组合，在形式上是根据所谓结社法（一九〇九年八月三号颁布的，在这上面完全没有提到工人组织）而限定其行动范围为不得存心破坏社会秩序与作非法要求（任何一个罢工都可以适用此项保留）。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四号的枯尔特暴动时所颁布的社会秩序保护法，在形式上是反对反动势力的，但实际其全部的锋芒都是注目在工人组织，而工人组织也正是遭了这个法令的破坏。土耳其工人阶级的状况异常悲惨。无论土耳其官场统计如何的隐饰一切有关于社会关系的问题（例如年鉴在发表结婚的统计时，不发表生殖与死亡的统计），无论土耳其的一些政论家如何的描写国家的一般幸福与没有阶级斗争，但是我们总可以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而说明工人阶级一般的状况。所发表的工业调查的统计，说明在165,886个登记的工人中，有14,577个男孩与8,107个女孩（十四岁以下的），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十四的童工。很可惜，我们没有14-17岁的青年工人数目的统计，和不知道十四岁以上的童工中的年齢分配。

　　工作日的长度没有规定（在有些工厂中往往达到十六点钟），免费的疗治制未曾施行（免费疗治是一九二八年末电车罢工时所提的要求之一）。工资异常低微：按年鉴的统计，煤产区的工人在一九二六年中平均每天得到109皮斯特（一利拉等于一百皮斯特）。每吨煤的平均工资为2.91利拉。根据士麦拿商会的统计，烟业工人每天得到：男工——从1奇利拉到2利拉，女工——从80皮斯特到1奇利拉；农业工人——从1利拉到2利拉；工厂中的学徒——每天得50-80皮斯特。土耳其的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在利拉市价较之战前跌落8-812倍中，生活程度在一九二七年提高了14.52倍。土耳其“生活程度指数”（在斯塔布尔）在一九一四年值235皮斯特，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则值3,488皮斯特（亦即增高13.88倍）。至于指数中的食品部分，则在一九一三年值149皮斯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则值2,254皮斯特（增高14.05倍），在昂哥拉更要高些（增高17.17倍）。

　　在这种情形下，亦即在生活程度日益上升，工资低微，工资增加落后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运输与铁路建筑


　　铁路建筑，是凯末尔主义者政府得到最大成绩的一个领域。土耳其共和国由旧帝国的手中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的铁路线（4,243基罗米特，或每平方基罗米特土地中为0.6基罗米特），大半是分布于安那托都的西部和西南角，同时在安那托里的中部和东部，则几乎完全没有。发展国内商品交换和联络农民市场（中部与东部之安那托里）与国家主要中枢的任务、开发矿藏的任务，最后，战略方面的问题与保护国内治安的问题（大家总还记得，当一九二六年塞旦酋长暴动时，掌握巴格达或路南段管理权的法兰西当局，不允许运输土耳其的军队）——都迫切的要求凯末尔政府来从速发展铁路的建筑。

　　在这里我们不来叙述土耳其铁路建筑的历史，只是指出，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的时期中，土耳其经过了四个阶段。从终归失败的吸收中立国的资本之企图（一九二三年契斯特尔的租借）进到依赖国家预算的经费而独立建筑（自一九二四年起），又企图吸收外资，（一九二六年）又归失败，——重新回转到自行筑路。关于第二次吸收中立国资本的企图我们须要稍为详细的解释（比利时与瑞典的）。

　　在一九二六年末与一九二七年初，与瑞典的集团尼得克维斯塔和浩尔马，同样也与比利时的集团（运输工业协会签订了昂哥拉-爱来格拉（580基罗米特），鸠来尔-甲尔别克尔（500基罗米特）与卡萨利亚-土尔沙尔的筑路合同。此外，更同德意志集团签订了自乌鲁克什尔到卡萨利亚的筑路合同。合同的要点在于只将铁路的建筑权，——而不是管理权，交与各该集团，同时，建筑者在建筑中应使用自己的资本，以后则由土耳其政府在一定的限期偿还。合同预定建筑期为五年，偿还期为十年。瑞典的集团更约定供给行驶方面的材料。虽然商业方面说来此项合同是完全不利的，但是土耳其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与加速建筑起见还是同意了。

　　但是，取得借款的希望还是未曾如愿。外国资本家在债务问题未曾清理前不心愿把自己的资本投进土耳其：在比利时集团方面，不肯出资，合同因之作废；至于瑞典的集团，则到一九二八年中止，所表现的不是瑞典人贷与土耳其人，却恰恰相反。瑞典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拿到了15,000,000利拉，但是所进行的各种工程总共不过值3,000,000利拉，此外更将原来55,000,000利拉的预算案增加为115,000,000利拉。结果合同变更了，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太贵的借贷，而瑞典集团反而变作了土耳其政府所支出的工程费的债务人。建筑费以及预约的摩托车与车辆的费用的平均利率还是很高（百分之十六）。

　　铁路的建筑费对于土耳其的国家预算（社会工程部）是十分繁重的负担，其额数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为25,723,000利拉，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为32,717,000利拉，亦即相当其预算的百分之十五；马路的建筑费在社会工程部的预算中为2,169,000利拉，在地方预算中为7,803,000利拉。社会工程部自一九二四年来的支出总额为115,000,000利拉，按照预定的建筑程序，还必须200,000,000利拉的投资；此项投资的结果，将使土耳其的铁路网增加2,500基罗米特。在现在很难预言这种支出的经济性能和将来铁路收入能以如何的程度来补偿这种支出（并且在多长的时期）。土耳其各干路每年的纯益额在一九二七年为：安那托里铁路——每基罗米特2,562利拉；士麦拿-卡萨巴铁路1,425利拉；士麦拿-阿丹铁路2,506利拉。无疑义的，新铁路在前几年的收入不能达到这样的数目；但是纵然按照安那托里-巴格达铁路的收入计算，新铁路每年的净益至多也不过是2,500x2,500=6,250,000利拉，相当其建筑资本（约为三万万利拉）的百分之二——这种利润率要算是很低的了。自然的，铁路建筑的性能当然不只单纯的表现于铁路营业的本身，并且应该计算到在落后区域中由新铁路建筑而引起的经济结果。

　　在一九二七年底完成了几段以前开始建筑的路线——安哥拉-卡萨利亚（380基罗米特），萨姆荪-土耳其（133基罗米特）——在连接安哥拉与萨姆荪中还剩有自土尔沙尔-锡伐斯与锡自伐斯-卡萨利亚的两段；此外更完成了萨姆荪-察尔沙姆（37基罗米特）与亚得利亚湾之伊利治-帕尔姆特里加（28基罗米特）的狭轨铁道——总计自一九二四年来完成了580基罗米特铁路。一九二八年，更开始了苦塔赫亚-塔夫陕拉路线的进行（23基罗米特）。业已开始的安哥拉-爱来格拉，鸠来尔-甲尔布克甫，乌拉克什尔-卡萨里亚等路线的建筑工程，则进行得非常迟缓。

　　在一些新的计划之中，应该特别指出锡伐所-爱尔谢龙的建筑计划，它将自高加索边境到爱尔谢龙的狭轨铁道连而为一。费用大约是一万万利拉。一个美国的公司“福克斯”也进而作这条路线建筑的逐鹿者。

银行财政预算


　　土耳其正遭受异常的金钱穷迫。民族进款总共不过八万万利拉（预算吞占三分之一），而国内的资本积累又非常有限。

　　在土耳其活动的一切土耳其银行的资本额如下（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发表的报告）：

银行资本
实业银行（与国家信托银行相合）4,000,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手工业银行1,000,000利拉
矿业银行6,167,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烟草贸易银行500,000利拉
农业银行30,000,000利拉
浩治伊雷之国民银行500,000利拉
赫底福阿巴斯赫尔姆之工商银行1,000,000利拉
　42,000,000利拉

　　若是除了专为农业借贷而设的农业银行和经费几乎完全用于国家工厂建设中的矿业银行，那么可以为工商业信托事业之用的纯粹土耳其银行的资本总共只有6,500,000利拉。除农业银行与矿业银行外之各银行征集的经费（存款）共为230,000,000利拉，亦即可以转用于信托事业的总资本不出三千万利拉。这一些银行营业的总出支额为六千万利拉。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经济之依赖外国银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尤其是土耳其银行，它乃是土耳其最古的财政机关，在一八六三年，根据特殊的让与权而组成，有效时期至一九二五年为满，今则延长至一九三五年。

　　土耳其借款的全部历史，都与土耳其银行这个名称有关，它不只在土耳其营业，并且广布其分行与近来各国及波斯（在土耳有其三十处分行，在其他各国则有二十九处）；我们无从断定它直接在土耳其作些什么营业，也无从得知它在土耳其的支行中有多大财力。银行的资本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为五百万金磅，准备金——1,250,000金磅，存款与流水账13,533,000金磅，也就是说资本和存款总额（21,864,208金磅）大大超过了土耳其全国各银行财政力的总和。银行直到今日还是土耳其实际的会计处，它积蓄了全国大部分货币财富；同时它将自己的资本和以前一样的积为现金与各种贵重物品，只靠所吸收的资本活动，并且在活动中完全依它自己的视线为转移，绝少顾及到国家的利益。

　　除土耳其银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外国银行的支店营业（十六个），但是无论是这些支店的资本额或是营业范围我们都无从判定，因为所发表的只是该行的营业总额和法定资本的统计——不管它在土耳其领域内只作很少的营业，——有时甚至连这一点都不完全。在这些银行之中只有萨郎尼克银行在君士坦丁堡有它自己的经理处，但是它的营业（主要的是烟草贸易）又不限于土耳其，并且远及于希腊各地。

　　外国银行的主要营业是集中在与各国的信托事业的经营（数目很大）。

　　假若除去德国的银行不计外，那么没有一个外国银行肯把它的财力用之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中，而仅仅作一点商业营业的信托事业——就这也不充分。信托的不足，无疑的是国家现代经济中一个最惹人注目的事实。

　　国家银行的建立早已成熟，尤其是国家货币资本经常因为一些极偶然的原因而发生动摇（虽然利拉跌价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经济混乱），要使货币本位稳定，国家银行更成为绝对必须；但是由于财力的不足而直到现在还未曾实现。

　　现在我们来开始研究土耳其的国家预算，在这里应该记起我们报张上多次指出的此领域中之大的成功和一九二六—二七年由于改革税制，扩大专卖及节减支出而达到的预算平衡。预算平衡乃是最大努力和断然加重赋税负担的代价换来的。这种负担，首先是落于国民中经济能力最薄弱的一些层级。

　　近几年来的预算，可由下表观之（以千利拉计算）：

　1926-27年1927-28年 1928-29年
收入190158194580 207173
支出189407194454 207169

　　关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预算执行过程的统计，表明出超过了预算的计算——七百万利拉（204,167,000利拉）。本年度也有少许的超出。

　　在取消什一税实行新税制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的预算是由三个主要的部分集合而成——直接税、间接税与专卖；所谓专卖，实际上大半是变形的海关税与消费税的提高，也就是说等于间接税。赋税收入和专卖在预算中的比重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直接税——23.3%，间接税——35.2%，专卖——27.5%，这三种收入的总数为176,308,000利拉。

　　直接税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中预定为46,398,000利拉，在这个数目中直接落于农民身上的只有土地税（大约一千万利拉）和牲畜税（13,003,000利拉）。很有趣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土地税较之上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利拉；这是由于在上年中实际上短收了三百五十万的缘故。此外农民并不再缴纳任何的直接税。在未取消什一税时，农民每年大概要缴纳四千万利拉（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

　　在其余的税收中还有所得税——13,300,000利拉，他是根据算术的累进法和对高级收入之无比例的减征。遗产税也是应用这个原则。须要说明，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中所得税定为一千万利拉，实际收入则为12,664,000利拉，也就是说，国家在预算中过低的估量资产阶级的税收可能性，过高的估量农民的税收可能性，在其他直接征收之中，我们更指出城市建筑物税与森林、矿山税。

　　间接税的收入为71,580,000利拉，其中海关税为31,400,000利拉，消费税与流转税（商品价值由甲方转于乙方的征收）为38,850,000利拉。海关收入比较上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减少三百万利拉，由此可以证明对外贸易流转的缩减。

　　其余各种间接税收入为16,200,000利拉（海上征收、狩猎、渔业、卫生捐）。

　　专卖的收入为50,040,000利拉，其中烟草专卖——22,000,000利拉，食盐——10,000,000利拉，糖——5,500,000利拉，煤油与汽油——5,500,000利拉，火柴——1,760,000利拉，酒——7,284,000利拉。此外，邮政、电报、电话与无线电的收入（7,284,000利拉），以及弹药专卖的收入（967,000利拉）也都应该加于专卖税上。除了后者属于国家专利外，其余的都应归于间接税之列。对农民直接课税的减少，自然要靠提高间接税来补偿，这样第一便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在一九二四—九二五年中间接税为47,000,000利拉，专卖——20,000,000利拉，共为67,000,000利拉，在现在则共为120,000,000利拉）。

　　我们无从断定城市和乡村二者对间接税的缴纳数目；但是，因为许多农业品流通的免税，因为土耳其农民以许多手工制品代替了舶来品（以葡萄代糖，以植物油代煤油，以自制的粗布代洋布），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间接税收的负担首先是压在城市中一些贫弱人民的身上——手工业者、雇员与工人。

　　预算中其余的收入种类则为印花税和诉讼税——10,786,000利拉；国家财产与企业的收入——870,000利拉；杂项——13,213,000利拉。国民每人对预算的平均担负为十五利拉，单单对税收的担负为十三利拉，同时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不过五十八利拉，这证明国民赋税负担的苛重（亦即达到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们已经分别叙述了预算中的各个项目，现在来论一论国债的问题。自一九二四—二五年起，每次预算中都列入了清偿债务的费用：一九二四—二五年——14,016,000利拉，一九二五—二六年——15,750,000利拉，一九二六—二七年——10,136,000利拉，一九二七—二八年——9,874,000利拉，一九二八—二九年——13,486,000利拉。

　　在这个数字中并未包含外债，而后限于对内债的清偿。

　　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洛桑和会上承认了土耳其帝国的债务。所剩下的只是支付数目与支付本位的问题（伊斯麦特在洛桑拒绝支付现金）。这个问题一直等持了五年没有解决，因为土耳其还没有达到非与其债权人妥协不可的地步。但是，显然的，没有外资的帮助，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简直是不可能，这便是推动凯末尔主义者政府终于妥协的唯一动力。

　　凯末尔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国会最后一次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毫无二意的指出，为了国际的信托和德道的义务我们不能不签定巴黎协定，据他的说话，现在还很难预言土耳其在执行其所负债务中能够达到如何的程度。实则，协定所加于土耳其的负担真是太重了。

　　我们不能叙述协定中十分复杂的财政条款，现在后只说明，土耳其在巴黎承认了它在洛桑所没有承认的，亦即承认了支付现金，同时也没有达到按名义法郎支付的要求，这就是说在支付中还要计算到法郎的跌价，（只有一八七〇年的借款是例外，许可按名义上的数目清偿），支付的总额规定为84,597,495利拉，每年缴纳分配如下：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2,000,000金利拉，一九三六—四二年——2,380,000金利拉，一九四二 —四七年——3,780,000金利拉，一九四七—五二年——3,180,000金利拉，一九五二年之后则为3,400,000金利拉，直至偿清为止。

　　支付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开始。每年支付额的担保是关税收入与消费税——斯塔姆布尔、哈达尔与哈拉塔的关税局，自一九四二年起更加上萨姆荪的，假如不足，则缺额应由他项国家收入拟付。这一切收入都应当以债务委员会的名义存放于斯塔姆布尔的土耳其银行中，土耳其的利拉应当折为金磅。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在巴黎组织了两个机关——债务委员会与债权人委员会，——可是，这两个机关自然一点也不像以前的土耳其财政监督委员会。

　　在一九二八年末除了签订了帝国债务支付协定外更与安那托里-巴格达铁路的股东签订了协定，关于这条铁路的收买远在一九二四年便决定了（实际上铁路一直在凯末尔主义者的手中）。按照这个协定，土耳其为了安那托里路线、米尔新路线、阿丹和哈达尔港，应当支付528,000,000瑞典的法郎，亦即211,000,000纸利拉。

　　关于安那托里铁路的支付，限期为七十二年，每年约为六百万法郎。米尔新-阿丹路——二十九年，港口——七十三年。

　　在最近的四年半中，应当为股东支付四千五百万法郎。这样在最近四年半中，这种支付以及与买路有关的支付，每年应为一千六百万法郎（在以后每年则约为七百万法郎），或者是六百五十万纸利拉。

　　在这两种清偿土耳其帝国债务的手续中，近几年内的支付额应为24-25百万利拉，这一切负担都要落在纳税人的身上。交款的手续无疑义的要影响到利拉的市价，随着协定的批准，它立刻大大的跌落了。

　　除此种协定之外，我们更可预测到新借款的举行（稳定利拉市价与建立国家银行）和外资的大批流入，因为这里的条件对于外资的活动现在变为完全顺适的了，阻碍外资流入土耳其的障害不再存在了。对外资的渴望，在凯末尔的演说中充分的流露出来，他说道：“我敢于希望我们的牺牲将换得应有代价，因为这个协定的签订，我们把一个绝大的义务加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近的将来将会告诉我们，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希望到底能否如愿以偿。


　　这一篇东西虽然只说到1928年上，对于最近一年多来的土耳其经济情形没有说到，但由此我们亦可以得一个关于土耳其经济状况的概念。并且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凯末尔政府之一般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于帝国主义之妥协的倾向，和凯末尔统治下的民众尤其工人之生活困苦的漫画写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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