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附录：关于托尔斯泰的论题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人的托尔斯泰，他的生活与教理中充满了绝对的矛盾。列宁关于他曾说过：“一方面，毫无容赦地批评资本主义之榨取，揭发政府的横暴以及国家的支配和裁判之丑态，解剖〔资本〕财富之增加和〔资本〕文明之侵蚀与劳工大众之贫困，自暴自弃及苦痛的日益增加之间所存的一切深刻的矛盾——他方面，似狂信者的传道一样，宣传无抵抗主义，劝人不要用暴力去抵抗暴恶。一方面，最铁面无私的现实主义剥夺一切种类的假面具。他方面，实行世上所有丑恶之中最丑恶的传道：欲以在野的有宗教信仰，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们去夺取那徒食俸禄而尸位的僧侣们之职位。”（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若欲理解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所含的如许之多的惊人的矛盾，必须回顾托尔斯泰的出世、生长、活动的时代。
（一）时代之观察（十九世纪之第二个“四分一”——二十世纪初年）
一，十九世纪之第二个及第三个“四分一”——托尔斯泰出世、成长的时代，及他确立世界观的时代——此时代以封建的农奴制的经济关系之崩解和资本主义向农村之经济的生活之侵略为其特色。一八一二年——托尔斯泰之出世前十六年——在俄罗斯，全体有二千三百三十二个工厂和十一万九千零九十三个工人。一八二八年——托尔斯泰出世的那年——我们已经有五千二百四十四个工厂和二十二万五千四百十四个工人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实业发展，遂影响到“最专制”的一个俄国沙皇尼古拉第一世之政治。被迫于经济的必然趋势，他下命筑了一条铁路——实在呢，他想到政治上的关系，很怕交通的发达！——怕俄国和西欧的关系太过密切。
经济的必然趋势催促了农民的改革。渐渐发达起来的实业要求自由〔卖买〕的劳动力。但农奴制度阻止这种要求的实现。一方面，即在农村经济中，农奴制度也渐成重负了。到四十年代麦价暴涨了——在地主一方面，豢养许多农奴渐渐使他觉得不利了——权利渐转化为重负——于是从此就发生利害之选择而觉得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比农奴的劳动合算了。
因争近东的市场而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其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促进了无可避免的农民改革。——至于战败，乃是因为俄罗斯在技术上在经济上落后的结果。
尼古拉第一世治世之终期，已经有些“觉悟的”地主觉得巴尔歇几那（Parschtina）经济是农村经济之不利的形态之一。因为以自由雇佣劳动者去开垦荒地比较可以多得收入。地主们欠人的债务对于农民改革之实施也有不小的影响。在一八五九年，属于地主的农奴全体百分之六十五是入抵当的。在这个算盘上打出农民改革之一个最初的实施案，——横在农民改革之基础的可见是纯经济的打算——农民改革的理想归根结底毕竟是：卖去农民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分地，把地主们欠人的债务写在农民的帐上，并且耕地仍旧不归农民。——只恐怕“摇动基础”遂延迟了改革。但同时看到农民暴动（在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五四—五五年），遂又恐怕“事情从下层发动起来”。
年青的托尔斯泰是属于那些知道要求废止那——在经济发展的道途上阻碍贵族阶级的利益的——农奴制度之“觉悟的”地主一方面的。他当时（十九世纪之五十年代）的作品在思想上渐渐准备农民“改革”。托尔斯泰的这些改革者的心情，在《地主之晨》中表现得最为明了。当时的托尔斯泰还相信他的阶级，——贵族地主的阶级——仍是他们所施恩的农民们的运命之指导者。根据这个自信，托尔斯泰做了自己的实际工作：于一八四九年他在Yasniaya Polyana庄上想设立小学校。后来，在一八六〇年几次得了成功的经验之后，他遂想在办小学校之外组织国民教育会了。
二，地主们，为自己的利益，想支配廉价的劳动力，遂要求赋与小小的土地而解放农民。在分让土地之际，农民受了残酷的剥削。下列二三例子足以供参考。在Hersonskaya县中，住民一人平均应占二十四个dessiatina（1=2，86acres），但农民只分到一·三至三个dessiatina。在Tawritscheskaya县中住民一人平均应占五十六个dessiatina，农民只分到三至五个dessiatina。在Yekaterinoskaya县中一人应占一八·九dessiatina，但农民只分到三个以下的dessiatina。Voronedjuskaya县的贵族替自己留下了二百万个dessiatina，分给农民全体的只三十四万个dessiatina。并且，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农民的土地之估价在实际的价格以上——使农民出额外的高价以赎回人格（灵魂=农奴）之阴谋。
若讲到自由，那末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因纳付租税时仍须贵族们的连带证明，故不得不在村庄上受束缚。农民呢，没有农民自治组织（Mir）的许可不能离村他往。
期望许久的改革，结果农民得不到自由和土地。难怪改革令发布后不久农民就暴动起来了。农民觉得他们所得到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农民暴动被那用惯的手段镇压下去了。据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形之老辈说：“自由”令公布后最初的三个月之中从未见过比这三个月再多的鞭笞拷问。“改革”后两年间，因为镇压二千一百十五村的暴动，派了无数次的兵，杀死了数千万条生命。
在农民“改革”后初起两三年中，托尔斯泰相信亚历山大第二世的改造之再生效力。他在Turiskaya省的Krapiuenski县中做了土地争执之仲裁官，并发行教育杂志“Yasnaya Polyana”，又在一八六六年出席于军法会议替一个殴打中队长的士兵辩护——但托尔斯泰的辩护没有救到那个士兵，仍旧给官府枪毙了。但后来几年，托尔斯泰遂疑惑起来了——那实施的“改革”是否合乎目的！他借其自作《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孔斯旦丁莱文（Konstantin Lewin）的口吻，宣说：“学校对我不但没有必要并且还有害。地方衙门对我只是要我纳每一突沙底那十八个哥比，到街上去与鼠辈混在一起，听无聊丑恶的话。然而，个人的利益是不能动我的心的。”七十年代之政治的反动和一切社会的情形，使托尔斯泰，像他的阶级的几个——虽属少数——代表者一样，不向争斗方面前进而向“个人的生活”，向神秘，向求神求道的方面前趋。这种倾向托尔斯泰老早在青年时代已经有了（由他的日记中看出）。到一八七七年他才去访问Optina的僧院。在向后二三年中，这些神秘的情绪逐发展到反动的有害的“对恶不抵抗”之教理（见《我的忏悔》）。
三，农民暴动的猖獗到六十年代终期渐衰退了，到七十年代差不多绝迹了。（这时侯，只有一件事可以记下来，即所谓Kievskaya的“Tschigyrin事件”——这是人民党假造了沙皇的上谕，用人工的诡计惹起来的暴动，不过这也足以证明农民阶级对于现存制度之自然生长的不满）。反动遂得一时支配农村。在这个时候，减弱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长期的经济和精神的压迫，特别显露其爪牙。农民阶级之过去的一切生活教训了他们对于贵族和官僚的憎恶，但是，这个问题应到何处去求回答？对于这点是没有教训的，实在也没有法子教训的。实在，“在我们的革命中（列宁在此是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比较小部分的农民多少为了这个目的自己组织起来实行争斗了。其中的确有最小部分的农民为欲杀尽他们的敌人，杀尽沙皇的臣仆和地主的保护人而手执武器奋然蹶起了。但农民之大部分只不过号泣了一番，祷告了一番，讲了一番道理，幻想了一番，希望了一番，写了一番请愿书，送了一番陈情者而已。——这便完全是托尔斯泰的精神之发露！”（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八十年代中之农业的危机在农民阶级中惹起了暴动的空气，结局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农民运动之导线。
但是，当时农民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之积极的参加终未得到决定的胜利。盖“历史的经济的条件可以说明大众的革命争斗之必然发生性，亦可以说明当时他们对于争斗之无准备及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之最重大的原因即托尔斯泰之无抵抗主义：对恶不抵抗”。（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全集》十一卷，第一部，一一七页）
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革命的劳工运动迥异于非组织的分散的农民运动。诚然，“七十年代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非常小而在经济上是完全无势力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世界观之反映”（M.Pokrovski所著《俄罗斯史》第四卷一六八页），但是，时势情形因八十年代期之末到九十年代的实业勃兴而大大改变了。
革命的劳工运动急速地生长了起来、在一八八三年结成“劳动解放社”团体之思想上的社会民主的潮流，经过九十年代的实业的进展，经过该年代的罢工风潮，遂于一八九八年结成一个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经过党内的动摇和内部斗争（对经济主义、对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三之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中遂产生布尔什维克党。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因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任务有正确的理解，因对于参加革命的农民阶级的任务有正确的估量，经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经过其后数年间的反动，经过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而引导俄罗斯劳动阶级到十月革命的胜利。
托尔斯泰从未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阶级的限界性，世界观的限界性阻止了他的理解：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实之理解。即以艺术家的敏感，在他的作品中遇到革命家时，尚受他的阶级性之欺蒙。《复活》中的一个革命家Markeror，是一种虚饰，是一幅戏画。说“世界上没有罪人”之Mikhael Nevstjev也是同样的。当作有觉悟的工人之戏画在他们作品出现的，其实都是“一切祸根”之流浪人。托尔斯泰本身亦自认曾以“种种不同的言语”和革命的劳动者们谈过。
倘若托尔斯泰没有理解——不但在我们的时代中并且在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实中——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那末当然应该提起的问题便是：对于我们托尔斯泰的意义何在？
（二）托尔斯泰的意义
一，当做一个思想家之托尔斯泰，其历史的意义在他想严厉地，为他自己的时代，并多少以革命的倾向，曾提出了一大批烦恼的问题——关于国家、教会、资本主义、资本文化等。“资本主义制度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共产的社会去代替它。军国主义制度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无防备和仲裁制去代替它。偏狭的国民性之割据主义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世界主义和全人类皆同胞主义去代替它。一切宗教的迷信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理性的宗教的道德意识去代替它。一切专制主义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自由去代替它。总而言之，强制非灭绝不可，并且应以人们之自由的充满爱的结合去代替它。”（托尔斯泰著《关于现存制度》）
在托尔斯泰的教义传播一时的时代——在沙皇专制的时代——这确是果断而勇敢地提出问题。并且，我们不得不说托尔斯泰的确感应到现代一切烦闷的问题。但是，我们以为重要的，与其说是问题之提起不如说是问题之解决。
二，那末：托尔斯泰以革命的倾向，提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民主义等问题，究竟怎样解决的？他放弃了以革命及议会的方法去求问题的解决之后，说道：“然则，这儿有一个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手段是最简单而自然的，就是：把国家和政府放开，不要管它，不要想它，只要为自己的生活设想，只要阐明自己的生活之目的与意义，只要跟着自己的意识所见到之处引导自己的生活。对付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各种问题之这一个手段并不是以暴力去打破或想破坏变革现存的生活制度之后而建设自己的生活——这手段我以为人人都必定首先想得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即我们决不干涉我们所欲否定、所欲变革的那个专制的生活制度”。（托尔斯泰著《关于现存的制度》）
关于现代一切最复杂的问题，托尔斯泰的一切解决法可以归结到下述一个公式：反动的空想的“不以暴力去抗抵暴恶”。关于土地问题他提倡这样解决：“地主们所霸占的土地是没有法子去以暴力夺回的，因为力量常在那已经掌握权力的人们之手中，从前如此，将来也仍旧如此……我提倡不是罢工，而是拒绝参加那劳动诸君对其兄弟们暴行的革命，拒绝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拒绝赁钱劳动”。（托尔斯泰著《告劳动者诸君》）约言之，托尔斯泰所提倡的农民问题之解决法便是：不以暴力反抗地主，——便是：对于地主，对于沙皇，没有一点反对的解决法。托尔斯泰所支持的解决土地问题之别一法，即亨利·乔治（Henry Eeorge）的方案也是一样空想的——这个方案，若借托尔斯泰的说话而言，便是：“一切土地，不管任何人的领有，须由其收入之多少来估价——但不是由所有者在他的土地上加了劳力而得来的收入，而是由土地本身和别块土地比较起来有多有少的利益或收入来估价。——并且把这种收入为一般人的利益从土地之所有者取出来……这种制度之利益，可以使大地主们不得不为其土地支付其收入，结果不得不放弃土地。”（托尔斯泰著《关于土地问题》）
关于劳动问题，托尔斯泰说：“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之一切改良，与其靠他们从前自己的行动，不如更须多听从上帝的意志，多行道德的行为，然后可以得到。”（托尔斯泰著《告劳动者诸君》）对于问题这样的解决法，一切托尔斯泰的这种空想的宗教的哲学，被劳动阶级所放弃，是当然而正当的。“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说教——若他有一刻从事于这种说教——必然使他不知不觉走到压迫民众者的方面去，即使他不愿意这样，但在无意间不得不如此……无产阶级到托尔斯泰那儿去‘学习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著《马克思与托尔斯泰》）
三，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托尔斯泰尚深信自己的阶级——贵族地主阶级之牢固与创造力。但十九世纪后半之一切历史的社会的条件——资本主义之发达，都市中及农村中阶级的矛盾之增大——把托尔斯泰以及一切贵族地主阶级所依据的地盘铲除了。这个阶级早已感觉到自己的无所避免的灭亡。但这种时代，——某个阶级渐形退化不得不以自己的地位授予别个社会的集团时，——旧阶级中最具才能的代表者会投合于别个社会的集团之中。家长制的地主托尔斯泰，失去旧来的地盘之后，不能和新兴阶级——市民阶级及劳动阶级——结合而接近农民阶级而做“家长制的朴实的农民”之拥护者，而做他们的思想和希望之表现者。“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心理移到自己的批评中，到自己的教理中。托尔斯泰的批评，其长处在他的批评实在有丰富的感受力足以反映那数十万农民的见解和情绪之转变——那数十万农民刚从农奴制度走到‘自由’又看到‘自由’毕竟是从未遇见的恐怖——荒废，饥饿反在都市的狡猾者之间举目无亲的生活等——而生的思想感情之转变；又其长处在其真有勇气——不辞一切劳苦欲发现大众这样穷苦之真正的原因而追究到底之勇气。托尔斯泰非常忠实地，甚至把他们的朴实，他们对于政治之无关心，他们的神秘主义，想逃出这个世界的愿望，对于资本主义，对于金钱势力之无力的诅咒都搬到他自己的教理中去反映这种心情。几百万农民的反抗及他们的绝望——恰恰就是这些东西溶合在托尔斯泰的教理中。”（列宁著《托尔斯泰与现代的劳动运动》，《全集》第二十卷第一部）。在九十年代之初，托尔斯泰曾对高尔基说道：“我比你更是乡下人，所以更多像乡下人感觉事物”。这句话并非是无根据的。关于托尔斯泰的别一篇论文中，列宁说：“把托尔斯泰当做一个俄罗斯农民阶级的数百万人，在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期中，所形成的思想和情绪之表现者，则的确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是独创的。因为他的见解之总和——若就其全体而言，虽是有害的，——恰恰表现出我们的革命——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之种种特性”。（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四，家长制的，被动的农民大众的思想和情绪之表现者托尔斯泰，他的观念体系之构成不得不反映在他的艺术之上。托尔斯泰的革命家的类型，虽具戏画的形式而出现，然农民的类型反是理想的肖像。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哲学家柏拉通加拉打亦夫是一个理想的肖像，《壶之阿廖夏》中的农村青年阿廖夏亦然。即使这种幸福的类型可以遇见，但他们一个都不是俄罗斯农村的特征之代表者。这种“理想的乡民”从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起以至他晚年的短篇故事如《旅人之对话》都有出现。托尔斯泰虽时时强调其所爱的农民主人公的性质之理想的特性，但往往表现否定的农民类型——如《哥萨克》中之爱洛歇加，《战争与和平》中之村长特隆，及与上同名的故事中之坡黎可歇加等。
托尔斯泰一方对他所描写的革命家的类型，他方对农民的类型所取的主观的态度——是他的艺术作品的缺点之一。在他的创作中更有其他否定的性质，这便是农民的俄罗斯之描写中所含的——个人的阶级的构成。他自己的时代之天才的生活描写者，竟在《战争与和平》中有意回避了农奴制度之一切恐怖（此事是他在《答批评家》的序文中亲自承认的）。
五，但是托尔斯泰之艺术的创作虽有上述及其他否定的性质，同时也有使他成为天才作家而遗下文学上肯定的财产之处。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使我们惊叹不已的便是：
（1）深刻的写实主义（Realism），巨腕的描写力及样式（文体）之异常的单纯。他以语句之单纯为是艺术作品之最重要的性质之一，而这是从普通话的研究中得到的。
二，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理解剖之深刻——特别关于那和托尔斯泰接近的贵族环境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安特莱朴尔公斯基公爵、倍自霍夫、尼古拉洛斯督夫、娜打夏洛斯督夫等，《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莱文·哦勃隆斯基等，《复活》中的涅弗刘涂夫等等，都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文学中的人物。
三，作品中人物之性格描写上的动势（Dynamism）：托尔斯泰并不直接记述作品中人物之发展，而却在事件发展之细微曲折的幽明起伏（Nuance）中表明主人公之精神的成长或堕落之一切委细。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从一个轻浮的主人比埃儿洛斯督夫而成为十二月党员之阴谋家，如何从一个活泼的少女而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之母亲，如何从一个单纯良善的加珠夏洛斯督夫而成为卖淫妇。
四，世界的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群众行动之描写力——哦斯戴立支大战中骑兵团的攻击之描写便是实例，该大战之这一个局面及其他的局面（如奥格斯得堤防上大众的恐慌）是世界文学中这方面的最杰出的绘画。《安娜·卡列尼娜》中割草的群众之情景亦极出色。
艺术家托尔斯泰是值得无产阶级注意的。《幼年少年青年》、《十二月之塞伐斯得堡里》、《五月之塞伐斯得堡里》、《八月之塞伐斯得堡里》、《地主之晨》、《弹子点数计算人之手记》、《堡里可歇加》、《霍尔斯得梅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黎吉之死》、《呆子伊凡》、《主与仆》、《哥萨克》、《复活》、《吓提木拉特》等作品现在还可以——在作品之形式这一点上——作为我们新进作家们之样本。
无产阶级的作家们应该到艺术家托尔斯泰那儿去学习如何描写，去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观察思想感情变成艺术的形态，并须由此发现那广大的劳苦大众的意识。
（一九二八年，九月《真理报》所载）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