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

八　为学问而服从良心的京都学派


1　京大事件
　· 泷川教授受到停职处分
　· 六教授免职
　· 泷川教授是红色的吗？
　· 京都学派的首脑佐佐木惣一
　· 事件的主角宫本英雄
　· 地道京都学派的末川博
　· 发正论而去职的恒藤恭
2　京大事件以后的发展
3　京都哲学派的蒙难
　· 成了问题的《道理的感觉》
　· 果敢的和辻哲郎
　· 受到总攻击的西田哲学



1　京大事件


泷川教授受到停职处分


　　一九三三年五月发端于泷川教授停职问题的所谓京大事件，乃是沈阳事变后蓬勃发展的，以军部革新派为中心的右翼反动势力对自由主义阵营所加的最初攻势和压迫。当时的文部大臣鸠由一郎被右翼反动势力所逼迫，声称泷川教授为赤化教授，以权力强要他辞职，遂抓起问题。京大法学部自从一九一三年七月的泽柳事件以来就是“京大自治”的大本营，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自由主义正统派“京都学派”的根据地。泷川教授的进退问题并不是泷川教授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乃是大学全体的使命和大学教授全体的问题，当时的法学部教援团认为此事“蹂躏大学自治，破坏学术独立和研究自由”，声称为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神圣不惜拼丢教职和文部当局抗争；京大学生也开大会，高喊“拥护大学”，于是展开反抗文部当局高压的一大学生运动，京大陷入空前混乱。不管法学部教授团如何拼命抗议，鸠山文相终于五月二十六日将泷川教授交“文限委员会”做休职处分，于是京大法学部乃将佐佐木惣一博士以下全体教授预先递交在法学部长宫本手里的辞呈交给京大校长小西，连副教授、讲师、助教们也都身殉恩师，决定全体辞职，京大法学部在事实上濒于溃灭。以这有历史意义的五月二十六日为契机，事件骤然发展，波及全国学生，京大的学生代表驰往东大、九大、东北帝大，到处都展开了“拥护自由主义”的热烈的学生运动，以对抗反动化的时代潮流，但在禀承文部当局意旨的警察当局的无情镇压和刀声铿然的反动法西斯的攻势之下，堂皇的学生运动也未能收效，成了自由主义的挽歌。

六教授免职


　　对于京大的空前危机，小西校长急于设法解决，六月十四日与鸠山文相成立所谓“解决案”，但对于该解决案，佐佐木博士认为完全没考虑法学部的主张，用惯用的严密论证，声明绝对反对法学部解决案，坚不让步，问题于是益见纠纷，因此小西校长痛感事态混乱之责任，表明辞意。七月八日由校内选举结果，理学部的松井元兴博士就任校长。变成滔滔反动势力工具的文部当局对事态的重大性毫不反省，趁新校长就任的机会，对被认为法学部强硬派的佐佐木惣一博士、宫本英雄、森口繁、治宫本英修、末田博及休职中的泷川教授等六教提采取强硬政策，提出七月十一日的阁议，奏请天皇免职。在受文部当局处分的六教授之外，有末广、中岛、鸟贺阳、山田、牧、恒藤、渡边、田村、田中等未免职九教授，也表示“无考虑余地”，要求松井校长转达辞呈，松井校长于七月十八日上京，与文部当局折冲，商得认泷川教授之处分为“特别情形”的松井解决案，终二十日回京都，拿解决案给法学部未免职的末广、中岛等教授看，努力慰留，结果末广、中岛、鸟贺阳、山田、牧、淀边、田中七教授认此解决案可以满意，而恒藤、田村两教授则坚不承认，于是软硬两派教授各于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分裂为留任派和去职派，至此纠纷四个月之久的京大事件遂到了最后关头。对于松井解决案，末广等七留任教授的声明书认为：
　　“关于此次事件，吾人之主张业己贯彻，将来学问之自由及大学之自治可保无虑。”
　　而去职派的恒藤、田村两教授的声明则认为：
　　“如解决案所合，在‘特别情形’下，多年先例既毋须尊重，则大学自治将成有名无实，大学中之研究及教授自由将失去保证，故此解决案依然与大学部全体教授之声明书趣旨不合。”
　　这样，教授团对于“特别情形”之见解发生差异，于是法学部之光荣传统亦产生大裂痕。不用说学生团是支持去职派的正论的。
　　于是京大法学部由留任派教授推出中岛玉吉博士为部长着手重建，先前被免职的宫本英修教授也跑了回来；他这种变节行为，曾便识者蹙额摇头。

泷川教授是红色的吗？


　　说到泷川教授之被人认为“红色教授”的由来，首先是一九三二年中一月他在中央大学所作的演讲“《复活》中所表现的托尔斯泰的刑罚思想”被人认为危险。在次年的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司法省的一个人对来到东京的宫本法学部长谈到；
　　“泷川教授去年在中央大学演讲侮辱了法官。让这样的人做高等文官考查委员是不合式的。”后来宫本部长又到东京的时候，专门学务局长赤间和学生部长伊东又提到泷川教授的《刑法读本》，说有问题。
　　“那本书虽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客观主义也要不得，尤其是他关于内乱罪、通奸罪的意见，于秩序风俗有碍。”
　　宫本部长指摘这些说法的错误，坚决表示自己的信念说：“如果拿这些事来处分教授，京大法学部是会发生大问题的。”在宫本部长会见粟屋文部次官的时候，粟屋次官说：
　　“时势比十年前变得很多了呢！”
　　话中像是含蓄着什么意见，宫本部长愤然说：
　　“文部当局不应附和潮流，而当匡正时势。”表示坚决反对。但文部当局对于泷川教授的压迫极为执拗，四月中旬遂招请小西京大校长，强迫泷川教授辞职，从那时候起，问题俄然表面化了。那时候在泷川教授的著书中，有一九三〇年发行的《刑法讲义》和一九三二年发行的《刑法读本》被内务省禁止。前一种己广被世人读了四年以上，后一种亦广被世人读了一年，这种禁止，实足以窥测文部当局决意处分泷川教授的阴谋。
　　以鸠山文相为首的文部当局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把泷川教授问题扩大为一大社会问题，实在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以军部为靠山的右派反动势力的缘故。
　　对泷川教授问题有点火作用的，照前面所说，是继承故上杉慎吉博士思想的依靠神力的右派御用学者蓑田胸喜一派，他与军部以及右翼团体相勾结，再三再四怂恿文部省说：“泷川教授是有危险思想的人，宜加处分。”中央大学的演讲内容，《刑法讲义》和《刑法读本》之成为问题，也都是因为他提出在学术上毫不足取的材料而攻击所致。
　　蓑田胸喜对于泷川教授有深恨，据说他自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京大演讲部演讲被学生们驳斥而大丢面子之后，就深恨担任演讲部长的泷川教授，他是学者中少有的阴险人物，自从这京大事件以来，在战争期间以军阀为靠山，和右派浪人连络，把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博士，东大的词合教授，以西田搏士为首的京都哲学派的人们，多数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撵出学界，造成了反动黑暗时代的张本人，可称为“学匪”的文化界败类。他在今年二月在他家乡熊本八代因神经衰弱而缢死，如果活着的话，必为文化界的“东条”而成一等战犯。
　　在刑法学派的争论中，泷川教授是日本刑法界中采取客观主义以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第一人。当局说他的学说危险，第一点在于煽动内乱。就是说：“对政治犯不应科以徒刑，应科以禁锢。”这种意见是庇护政治犯的，刑法学者传利傅称政治的犯罪为进步的犯罪，说应该和其他盗窃、杀人等悖德的犯罪区别开来做不同的处理。盖政治的犯罪非为私利私欲，一意为社会国家全体利益着想，遂至违犯法律，这一点是和出于卑劣动机的犯罪情形不同。其他犯罪动机多为无耻，而政洽犯的动机则往往可敬，为保全犯人名誉，宜以禁锢这种较轻的刑罚来代替徒刑，从刑法学上讲应该说是当然的。
　　其次说泷川教授的学说奖励通奸，乃是攻击的第二点。通奸在日本现行刑法上只对于妻子认为犯罪。丈夫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是不受处罚的。这从近代男女平等的倾向说来是不合式的。但要处罚男子的通奸罪，在承认公娼制度等的现状下，是不能彻底处罚的，因为处罪界限难以规定。通奸乃是夫妇间的爱情问题，与其以邢罚来处罚，不如单作为民法上的离婚原因妥当。这乃是泷川教授的童见，这样的意见也被攻击为奖励通奸，真是岂有此理。
　　泷川教授从大阪府立北野中学经过第三高等学校，于一九一五年由京都帝大毕业，和教民法的末川教授共为京大法学部的双璧，是受学生欢迎的进步教授。曾说到法律阶级性的是他，当治安维持法以紧急敕令公布出来的时候，首先表示反对的也是他。
　　终被强权逼出象牙塔的泷川教授，在大阪朝日大楼挂牌做了律师，一面依然继续学究生活，到了战事停止后，受到重建民主化日本的影响，在今年二月，他又在十多年后回到京大，当了法学部长，为重建继承京都学派传统精神的光荣的法学部，用尽浑身力量活动着。

京都学派的首脑佐佐木惣一


　　佐佐木博士是京大法学部的推动力。在京大事件发生当时，从年龄来说，中岛、末广两博士都要年长得多，但任何人都愿意推举佐佐木博士为法学部的真正代表人。这当然有一个原因。原来末广、中岛两博士不是京大出身。佐佐木博士是地道的京大出身，是夸耀自由主义传统的京大法学部所教育出来的第一个人，他在一八九九年从第四高等学校毕业的时候，起初本打算进东大，但当时因交通关系，从金泽（按金泽为第四高等学校所在地）上东京，须先到米原乘汽车，不意在途中得病来到京都．于是就那么做了当年新开办的京大法科的第一个学生。。由此因缘，不久就造成了自由主义的佐佐木惣一。在泽柳事件当时，他是热情灼炙的年轻副教授．该事件给予他的精神影响一定非常大。
　　接触佐佐木博士的人，最吃惊的是他那青年似的热情洋溢，他在京大事件时所表示出来的对学术专心一意的爱，和对自由圣战猛虎似的斗志，乃是青年般热情的流露。
　　佐佐木博士又被认为是形式论理学的权威，和它谈起话来，可以说是一点漏洞也没有。据说任何会说话的人，和佐佐木博士论争起来都难望取胜。人家都说他是解释法学的权威，像用砖砌桥似的，他把理论的题材一层一层堆积上去，如果你一个一个承认下去，结果你就不得不承认他的全部所论。当学联事件发生时法学部弹劾警察当局不法行为的声明书，以及当京大事件发生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学部全体教授提出辞呈的时候在学生大会上朗读的声明书，都是出于佐佐木博士的手笔，无论哪一篇声明书都带有论理的压力，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它的说服力量。
　　在京大事件的后半，佐佐木博士月“教授与副教授职责不同”的理论，慰留进退维谷的副教授。他说：“教授现在有直接防守研究自由的职责，而副教授只在将来有这种职责，现在尚无这种责任。”据说，大部分的副教授虽不服这种理论，但一到博士面前，都不得不承认其正确。
　　佐佐木博士和美浓部博士同为宪法学的权城，在战争中他所主张的天皇机关说受到主张神权的国家主义者的压迫，于是他的名著《宪法提要》也绝版了。
　　停战后，由于故近卫公的希望，被任为皇室执事，拟定宪法改正的草案，一跃而为时代宠儿。最近补为参院议员，从京大事件以来，十余年间为学术的节操和良心而受难的京大自由主义者的首领，对于时运之转变怕会有无量的感慨吧。

事件的主角宫本英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五点三十分。这对于京大法学部是不能忘记的瞬间。（从那以后，每年五月二十六日纪念这个时间，成了京大事件的纪念日。
　　当时的法学部长宫本英雄教授带着稍微苍白但十分紧张的血孔，站在第一教室的讲坛上朗读教授团的声明：
　　“政府此次使泷川教授停职之措置甚为不常，遂使同人等不得不提出辞呈……”
　　这个声音充满了火似的热情和“必须离去”的气概，震动屋顶，刺激几千人的耳鼓。满堂寂然无声，拥满会场的学生眼睛中闪耀着珍珠般的眼泪。
　　这时候，宫本法学部长对于全京大学生真成了名符其实的豪爽的“英雄”。
　　实际上，在事件发生前，人们不晓得宫本部长是那样一个果敢的人物。在平时，他所研究的是稳重着实的英国法律，所以人们觉得他是难接近难亲热的教授，但一到非常时期，他那剃刀似的锐利性格，实足以使敌人胆寒，而且还加上灼炽的热情。在事件未表面化的当时，几次和文部当局的折冲，都表示了毅然有古武士风的京都学派的面目。
　　居于法学部负责人地位的宫本教授，在事件勃发后，接到激励和威胁的信或访客大致参半。不管是怎样站在反对立场的人采访，教授都不拒绝。他有条有理用尽言辞来说服别人。其气概务谓“照这样再不了解不是白痴就是混蛋”，大概的人都被他这种气概所慑服了，他当时想必一定有了不惧白刃的决心。
　　在法学部中像他一样为人真诚的学者也还不多，他也是京大法学部出身，据说自第六高等学校时代起就有加人一倍的正义感。
　　在免职之日，他诚恳地说“这一来可爽快了”，表示着欣然的态度，后来在大阪挂牌做律师，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被缅甸请去做军政顾问。

地道京都学派的末川博


　　末川博士在事件发生当时和泷川教授同为极受学生欢迎的进步教授，泷川教授教刑法，而末川则担任民法；以讲宪法的地道民主主义者佐佐木博士为首领，这两个进步学者维持了光荣的传统。他两个都是京大法学部出身，泷川毕业于一九一五年，末川毕业于一九一七年。
　　末川缚士是故河主肇博士的内弟，是京大社会科学盛行时候的演讲部长。在学联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以法学部年轻教授的地位和泷川教授一同纠弹了当局的不法行为．他在第三高等学校时代，在演讲部中很负盛名，嗓音之好为法学部第一，他的讲义和富有色调的学说把法学部学生的好感引集于一身，关于民法的著作有《苏联与民法》、《民法上特殊的问题》。
　　因事件而免职后，他被大阪商科大学聘为教授，但反动化的文部当局借口京大事件，拗着劲儿不承认。这是京大事件的尾声，成了谈资。末川后来进了佐佐木博士等免职集团所占据的立命馆大学。简直像是京都学派的正统派从京大迁移到立命馆大学似的。末川博士现在是立命馆大学校长，在停战后和泷川教授同为关西的时代宠儿，对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博士在关西方面的作用也很大，他是山川均所倡导的民主主义人民战线运动的资助人之一。

发正论而去职的恒藤恭


　　恒藤恭政授，自从尚称为井川恭的时候就被称为典型的“天才”，是极受欢迎的教授，曾使其一高（第一高等学校）时代同班学友芥川龙之介叹为“愧勿如也”的政论家。或者是这一点被人看中了罢，他成了前撒鸟磷矿公司社长恒藤规隆农学博士的养子。他在京大讲的是法理哲学，对于哲学造诣极深，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院式人物，获得学生们的深深信赖和尊敬。去职后被大阪商大聘为讲师，后改为教授，继而做了商大校长，成为关西学界的重镇。但时局一变，战后日本民主化运动高涨，于是成问题的泷川教授重回京大，做了法学部长，来重建有光辉传统的法学部，泷川教授一请求，恒藤就决然丢弃商大校长的地位，回对京大，帮助泷川部长努力重建法学部。从和平的学园时代就莫逆的泷川、末川、恒藤三人，在京大事件发生后，仍旧是十年如一日的好友，现在这三个人成为关西学界的众望所归，对于言论思想界也飞跃地活动着。


2　京大事件以后的发展


　　新教授团嗾使三一五事件后成了反动派的走狗的学生课，或勾结警察当局来压迫学生运动，因此学生的愤激，格外增大，在失去自治而变为虚设的大学中，假借再建法学部美名而留下的教授团的行动，显然成了追随潮流而作明哲保身之计的反动分子。在河上肇博士被放逐之后，京大经济学部教授团与关西财阀相勾结，对于震撼学园的法学部大事件充耳不闻而作壁上观，致遭学生拒绝听讲；恰和这一样，法学部的学生，对于追随潮流，曲学阿世的留任教授，一个人也不信任。学生们对于有学问良心而殉正义的免职教授，倒常当作恩师来追慕，信任。学生们在去职教授的实践行动中，体会了以京都学派为夸耀的法学部的传统精神——自由主义与批判精神。这乃是恩师的最高神物，从那以后，在进步的学生中都当作“京大精神”来把握，而一脉相承的传了下来、
　　被赶出校外的学生运动，抵抗着内外两面的压迫，执拗的继续着，终于转化成建设性的，反抗汹涌的法西斯攻势而拥护“自由与文化”的文化运动。在每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个京大事件纪念日，学生自由举行盛大的纪念。学生们强调着京大事件的历史意义，高喊着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这样的学生运动终于有了成果。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由学生自己发行了综合杂志《学生评论》，该杂志的诞生，以京大事件当时成立的学生组织为基础，得到佐佐木博士等去职教授以及同志社大学的林要教授、能势克男、住谷悦治、长谷部文雄、中井正一、梯明秀等京大和同志社大学多数进步学者文化人之热烈支持。
　　那时候，在京都有《世界文化》、《土曜日》、《真宝》等许多进步的文化杂志，是由各种进步的学者文化人发出的，对于防止汹涌的法西斯主义怒涛，尽着启蒙的作用。
　　但是到了沈阳事变发生后，一直冲向战争铁路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这样微小的文化萌芽也加以残酷蹂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山川均、荒畑寒村等劳农派的反法西斯斗争被认为是在人民统一战线运动后面隐藏着的共产国际运动，于是全国的人民战线运动受到了压迫的铁锤。京部的这些文化运动，也被认为是人民战线运动的一个分支，受到当局的严厉压迫。
　　由学生苦心惨淡维持了一年的《学生评沦》，也因草野昌彦（为故三木清之高足）等六个学生编辑被捕而被逼停刊了。
　　而《土曜日》的编辑能势克男律师与林要教授、长谷部文雄讲师、立命馆大学的大岩诚讲师，以及《世界文化》的同人中井正一、新村猛、武谷三男、梯明秀等，举凡京都的进步青年学徒一齐被捕无余。
　　在停战后从反动恶梦醒来的日本，这些过去的青年学生结成了日本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力，在各自的领域尽着进步的作用。
　　林要教授自从河上肇博士被赶出京大的时候起就是在同志社大学大放异彩的进步学者，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翻译。
　　能势也曾是同志社大学的进步教授，和林要教授同事，后被戴上红帽子赶走，于是挂牌做了律师，现在是京都消费合作运动的保护人，甚为活跃。
　　长谷部文雄以翻译《资本论》出名，在反动压迫下中断了的残余部分，在最近就会出版的吧。


3　京都哲学派的蒙难


成了问题的《道理的感觉》


　　自京大事件发生之后，蹂躏学术、文化，阻碍其进步的潮流日甚，此间帮助滨田耕当京大校长，而自身亦就任学生课长，埋头于京大之肃学与再建的天野贞佑博士，由于他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尊重人类的思想感情，遂对于这些反动思想用笔用嘴做严格批判，对于茫无所从的学生之启导与薰陶，表现了专注的热情；他这些议论收集起来成为《道理的觉感》，由岩波书店出版。
　　在出版的时候，岩波书店的藤川觉带着忧虑似的对他说：“这本书对于内务省的检阅或许可以通过，但还有一道检阅线（指宪兵队，以及蓑田胸喜一派的反动团体）可能发生阻碍……”
　　博士用很安定的声调，充满热情问答说：
　　“现在的青年们站在战线上为国家牺牲生命。我们上了岁数，置身于学术思想界的人，必须为这个社会服务。为日本的学术思想界，我虽死亦所不辞。既有这样的决心，请你放心好了。”
　　博士的这本充满了良心与热情的著作出版后，当然是会给当时的学生和识者以深刻印象的，被反动浪潮弄得窒息的学生们爱读得不肯放手，这本书的确是异常受欢迎的。
　　但藤川的忧虑果然即刻成了事实。一九三八年初，京大事件的点火人蓑田胸喜，三井甲之一派以军阀为后盾的反动御用学者果然把它当作了问题。
　　天野博士在《道理的感觉》中说：“妨害日本教育的大障碍有两个，一个是军事训练（毋宁是指军训教官），一个是陆军幼年学校制度。”这在战败后军国主义垮台的今日看来固然觉得非常有理，而在“中国事变”勃发之后不久，军国主义正在抬头的时候，博士虑及日本的将来，竟不顾一已之危，如此大胆喝破，率直主张，殊为难能。
　　蓑田一派认为这一节是最好的借口，开始了拿手的攻击，向京大的军训教官、宪兵队以及其他军部要人从事挑拨。
　　结果，问题立即发展，从天野博士波及滨田校长，甚至有波及重建中的京大本身的形式。
　　就是说，为这个问题，东京宪兵队和京都的第十六师团都出了面，背后还有军部中枢在支持着，表示如果天野博士不自动把这本书绝了版，那么即刻就会受到禁正发售的处分，引起第二京大事件，而这件事终于由滨田校长、天野博士、京都第十六师师长、京大军训教官川村大佐四人当而谈判，以自动绝版的形式而告解决。
　　博士所以把这本用心血写成的书自动绝版，乃是因为他当时以学生课长的资格帮助滨田校长献身于京天的肃学和再建的缘故，他的一番苦心，从下引写给岩波书店的藤川的信中可以看出：
　　“关于《道理的感觉》，蒙你多多费神，而我随意让它绝版，真是对不起得很。这虽然由于有了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在我的心坎里，很觉得对不住许多纯真的爱读者们。为这本著作，我丢去教授位置本没有什么困难，但我如果坚持着要出这本书，显然会使大学方面发生问题，从某一点上说，我是和这本著作同时死亡的。”
　　在此我们当能窥察到博士在附和潮流，取悦当局的理论家，以及明哲保身的御用学者层出不穷的反动文化抬头时期中保持学术良心的苦衷吧。
　　博士是著名的京都学派的哲学家，曾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康德其他哲学著作，又是宣传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的教育家。在他的一切著作中都总透出合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在和辻博士转到东大去之后，他担任了伦理学课程，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爱护学生无微不至的博士，眼看中大事件使学园荒废，学生无所依归的状态，深以为忧，乃著《学生论》，指示学生以应进的方向，也是在这个时期。
　　在战争中，博士所预言的忧患果然成了事实，日本被军国主义弄得濒于亡国危境，日本的文化思想界出现了黑暗的反动时代。日本战败后，从事民主建设，前住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安倍能成就文相职，天野博士乃继任校长，对学生之熏陶倾尽所有热情。一高学生真是幸运呢。

果敢的和辻哲郎


　　虽陷入“中国事变”的泥沼却仍对太平洋战事抱有冒险野心的东条军阀，到了一九四一年更企图统一言论，使舆论完全趋向战争，于是组织了“日本世纪社”这个机关。日本世纪社造由花见达三、井泽弘、斋藤忠、西谷弥兵卫四个人出名从陆军参谋本部拿了十万块钱资金而组成的，它的机关杂志《日本世纪》和蓑田胸喜一派的《读书人》同为军部御用杂志，公然压迫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评论家，和向情报局送情报的陆军少佐铃木库三郎的纵横议论有着同样的作用。
　　军部代言人的日本世纪社的人们，像被魔鬼附了身似的敲着侵略主义的鼓，极力主张确立日本世界观，以把握“八纮一宇”的现实，并为具体的实行而进行“国内思想战”。等到军阀法西斯突进到预定的日美战争中，他们公然叫着：
　　“到了这时候，即使有一点可疑的思想都必须从日本学界、言论界中清扫出去。如果不把英美的思想影响彻底扫除干净，我们就不能对事物得到明白的判断。”
　　这个意见立即影响到若干杂志的编辑者。
　　他们所讲的国内思想战实际上乃是政变似的对言论界加以暴压。这乃是破坏一国文化，引起黑暗时代的暴行，不能再忍受此举的京都学派的和辻哲郎博士于是男敢地站了起来。
　　那是当时在言论界连哭着的小孩也要吓得住声的情报局的铃木少佐对和辻博士间的个对个论争，当时颇为有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第一次图书推荐会上，关于天野贞佑博士的《我的人生观》，和辻与铃木两人之间发生争执，不欢而散。这个问题留着没有解决，由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博士等调停，在星丘茶寮重行开会讨论，他和辻与铃木的对立仍旧没有消除。
　　那时候的争论据说是这样的。和辻博士对于国内思组战提出质问说：“要讨伐的是什么呢？怎样讨伐呢？”铃木少佐回答说：“讨伐国内的外国思想，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把它们消灭。”和辻博士追问说：“那岂不是内乱吗？”铃木少佐于是大为激怒。
　　果敢的和辻博士在那以后也屡次在杂志和评论中表示“现在不是闹内哄的时候”，攻击向以军阀靠山的反动的国内思想学者，遂使那些军阀代言人明白以和辻博士的思想和存在为敌，但他们对于和辻博士的思想既没有从理论上进攻的准备与实力，于是始终专门寻章摘句做断片的攻击，像狗站在远处对人狂吠一样。
　　和辻博士和田边元博士、天野贞佑博士同为京都哲学派的重要人物，从一九三七年转任东大教授，担任论理学，等到反动的暴压加诸学界日甚，曲学阿世之徒日多，学问良心灼热的传士，为京都学派吐出万丈的气焰。

受到总攻击的西田哲学


　　国内思想战的问题，因和辻博士与军部的冲突而格外促进，从京大事件以来就站在自由主义传统的京都哲学派终至被反劲御用学派明确认为敌手，从一九四二年秋天起到一九四三年，西田哲学以及京都学派受到它们的总攻击，遂至被逼迫得不得不伶止理论活动。
　　战争日渐不利，东条军阀的言论压迫也随着日渐苛酷，他改组日本出版文化协会，依据国众总动员法制造具有强大统制力的日本出版会，它和日本言论报国介同样，使甘受军阀顾使的反动御用学者主持其事，对杂志之停刊，纸张之分配等，实握有言论出版界之生死权，在遂行战争之名义下，军部的干涉与暴压日益激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暴力的压迫遂发展到逮捕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进步杂志《中央公论》和《改造》的编辑者，勒令两杂志停刊。
　　军部和以军部为背景的反动御用学者对京都学派的不当压迫，从一九四二年秋大起格外增加，当时蓑田一派的野村重臣就在他们的机关杂志《读书人》中主张让《中央公论》和《改造》停刊，他主张让《中央必论》停刊的理由是：自一九四二年以来该杂志所登载的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等关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全力战的哲学》的座谈会，高山博士的《历史的推进力与道义的生命》，高坂博士的《思想战的形而上学的根据》，都是反国体、反军部的战败论调，致酿成物议。但所谓物议不外是他们那一群魔鬼附身的军阀代言人、御用学者，他们与其说是学者，毋宁是带着学者假面具的学界流氓。
　　对京都学派的攻击后来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前后达到了最高潮。《读书人》七月号标题为“哲学书批评特辑”，对西田哲学、京都学派柴中火力做总攻击。在这个特辑中，佐藤通次作《从看到听》一文，极力攻击西田哲学，田中忠雄作《文化类型学批判》一文极力攻击高山、高坂，西谷纪平正美作《无概念的游戏》一文，三井甲之作《对西田哲学应警戒各点》一文极力攻击西田博士。但这些文章并不是有近代论理根据的理论的批评，完全是神经病似的感情论，抓住京都学派的言论一端加以攻击，例如佐藤说西田哲学“会使国民意志沮丧”，田中说“西田哲学在学术上没有预防失臣下身分的力量”，说高山博士“离开国史而从论理上着想”的态度有“重大邪念之兆”，诸如此类，都异口同声的用像煞有介事的态度，说他们是有误国体的国际主义，而加以声讨。
　　京都学派的人们遇到这些学界无赖的攻击，无法可想，几乎被逼得不得不停止理沦上的活动，无异于受到学术上的幽禁。
　　但在八一五之后，在混沌激动的思想言论界中首先挺身出场的乃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两博士等京都学派人士，长久保持沉默的京都学派巨头田边元博士也站了起来。在战时中极尽横暴的疯狂的神秘主义者被追放了的今日，为重建民主的日本，京都学派在思想界所尽的作用极大，受到各方面的关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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