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四章 政策危机


· 德国的经验
· 人民阵线的经验
· 殖民地的经验
· 中国革命
· 最后的行动
· 注释

　　千万不要过于相信你的对手愚昧无知。

——达尔雷朗（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译者）

　　我们的战术和战略方法（如果就世界范围而言）仍然落后于资产阶级的优秀战略，后者已从俄国的榜样中吸取教训，决不会使自己遭到“突然袭击”。

——列宁




　　第三国际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了矛盾：它的世界革命理论——这一理论为第三国际的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极端集权的结构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日益隶属于苏联政策的趋向与各国革命运动、国际革命运动的各种要求之间的矛盾。我们曾在前几章中谈及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依具体情况以多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对第三国际及其所属的各支部的政治活动必然产生消极作用。第三国际的危机总的说来表现在它的政策上。
　　在剖析第三国际的这方面活动时，我将集中论述某些进程。在我看来，这些进程对第三国际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过影响。这样写虽然不够详尽，但是能对一些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讨论，也许不无小补。
　　我打算以德国的经历为基础，首先对第三国际以及创立之日起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为止的政策进行研究。其次对人民阵线的政策进行考察，分析其在法国和西班牙实施的情况。然后，扼要地谈谈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的政策，着重谈它对中国的政策。最后再来探讨第三国际的最后阶段，即苏德条约阶段以及反希特勒联盟的雏形阶段。


德国的经验

共产国际遭的最大灾难

　　1930年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德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国际组织的最前列。德国共产党是组织最完善的共产党之一，党员人数最多，并且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其领导者是广大群众的首领。[1]那时，德国共产党拥有十二万四千名党员，四百五十万选民。自那时起直至希特勒崛起，德共的力量稳步地日益壮大。到了1931年，德共拥有二十万党员，六百万选民。后一个数字，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加在一起，比纳粹党多一百五十万名选民，在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纳粹党的影响明显地缩小了。[2]可是，1933年1月，兴登堡把大权奉献给了希特勒。当年3月，希特勒通过法令解散德国共产党，没收其财产，侵占其房屋，把一百名德共代表开除出德意志共和国人民议会之外，并开始大批大批地逮捕其成员入狱。不久，希特勒的魔爪伸向社会民主党，而工人阶级却不作任何抵抗。这样，第三国际的模范党作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就不复存在了。这是第三国际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它给以后欧洲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最严重、最深远的影响。
　　德国共产党的垮台不仅使希特勒帝国主义有可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大危机没有在欧洲导致社会主义革命。1943年，纳粹主义崩溃前夕，人民革命力量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其中包括法西斯意大利）开始兴起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德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可是，共产主义已经有足足十年时间来重整旗鼓，而且在第三帝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最后崩溃这一阶段中，又花费了两年时间试着跨出新的步子。即使这样，德共仍然没有真正抬起头来。1968年，在它遭受镇压达三十五年以后，德共仍未能在资本主义德国的无产者中恢复其重大的影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它在1933年所遭受的失败是何等的惨重！
　　希特勒上台后一个半月，托洛茨基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罪恶行径无须多加评论：十四年前创立第三国际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恶劣影响下解救出来。如果说第三国际至今未能获得成功，德国无产阶级在最严重的历史考验关头，发觉自己软弱无能、手无寸铁、斗志痪散的话，负有直接责任的应该是放弃了列宁主义原则的第三国际领导人。这就是必须马上得出的第一个结论。”[3]这一结论言词过于激烈，方式过于简单化——这是托洛茨基常犯的毛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包含着真理。
　　两年半之后，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含蓄地承认说，托洛茨基当时是正确的，尽管他并没有公开承认共产国际主席团执行委员会所应承担的严重责任，因为那样做就等于暗示斯大林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季米特洛夫在向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明确地对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而与此同时对共产国际主席团执委会在这些错误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则保持沉默。他说，一般说来，“在我们队伍里存在着一种低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不能允许存在的。”他接着说：
　　“我们的德国同志们长期以来未能充分认识到受了创伤的民族感情以及广大群众对凡尔赛和约的忿懑情绪，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无足轻重，又迟迟不制定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纲领，后来当他们提出纲领之时，却又不能使其适应群众的具体要求和水平。”
　　可见，“在制定和完成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中存在着狭隘的宗派主义态度。”正当“法西斯分子着手组织并武装成千上万的突击队员围剿工人阶级之际”，德国共产党仍继续“集中火力”反击魏玛共和国。[4]上述一系列错误，远不能包括德共所犯的全部错误，但它们仍无法正确解释下面这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至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德共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季米特洛夫说，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为了做到这点，“工人阶级本来就应该组成反法西斯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迫使社会民主党领袖停止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并接受共产党反复提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的建议。”[5]季米特洛夫闭口不谈的事实是：德国共产党直至希特勒夺取政权前最后几个月才去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国领导人打交道，并向他们提出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而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其方式难以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对德共来说，这首先是“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举动，这种态度实际上有利于后者的策略。[6]正如一位法共历史学家指出的：直至1932年夏，“德共所建议的统一行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意味着要工人们脱离社会民主党而加入德国共产党。”[7]而且，更不应该的是，德共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把社会民主党本身描绘为“社会法西斯的”。[8]如果共产党人不停止他们反对“社会法西斯”领袖的运动，怎么能指望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成员“促使他们的领袖停止其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呢？德共的建议直到要遭灭顶之灾前夕才匆匆提出，这些建议连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成员都认为是无法接受的。这样，怎么可能要他们去强迫他们的领袖接受这些建议呢？像季米特洛夫所披露的那样，当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显得如此幼稚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怎么可能显得老练成熟呢？列宁在1922年说过：“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把我们共产党人的错误推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9]
　　正如我们将在本章有关人民阵线这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第三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以往的经历未作任何批判性的审查，便提出了新的策略。之所以不作审查，其原因之一，是怕这样做会意味着得出与托洛茨基相同的结论，即对德国共产党所遭受的灾难“负直接责任”的是第三国际的领导，特别是斯大林本人。
　　确实，多年来，德共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严格遵命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德共不仅在共产国际中是除苏联以外最大的一个党，同时它也最直接地受制于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援助”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受制于共产国际的苏联领导人的“援助”。德国之所以在第三国际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德国在第三国际的总战略中和苏联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在纳粹分子得手之前，德国在第三国际的战略中一直被视为帝国主义体系中爆发下一场革命的突破口。把这种希望变为现实，对于十月革命的前途是十分必要的。可是，除意大利以外，德国也是苏联与之保持着真正的“最惠国待遇”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对外贸易一半是和德国进行的。德国的工业和德国的技术人员（据估计总数为五千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共和国的工业化乃至其军备生产至关紧要。作为报答（不包括德国资本家从中获得的利润），苏联政府允许帝国的军事工程师来苏联改进苏式武器，使之日趋完善，这些武器根据凡尔赛和约是禁止向德国出口的。事实上，德国军队和苏联红军相互合作[10]；两国不仅在经济上互为补充，而且那时苏俄和战败了的德国之间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利益也是完全一致，并行不悖的。
　　于是新的共产国际和新型国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知不觉地面临着难以协调的两大任务：一方面，作为世界革命战略上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一场反对德国的革命；而在另一方面，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保护自己与德国的联盟（因为两国之间实际上已经结盟，尽管腊帕洛条约并没有把这种联盟明文确定下来）。这两项任务，每一项都十分重要，这就需要苏联党的领导人非常密切地监督德共，——而两者之间取得协调的困难性则要求苏眹共产党实行更为密切的监督。

过早的起义 预示着失败


　　在1919年到1920年，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还并不十分复杂。他们在政治上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那就是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认为俄国革命的前途有赖于此。前面已经提到了列宁对德国革命抱有乐观态度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属于理论、消息（即对西方现实缺乏了解）和心理范畴的。这一态度也说明了为什么列宁不从斯巴达克联盟（该联盟当时已转入共产党）在1919年1月到5月举行的过早的起义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然而，正是这一悲剧性的经历，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政治形势发展的沉重负担。起义使德共丧失了最优秀的领导成员，因而宛如群龙无首，元气大伤。这些领导成员中包括卢森堡这样卓越的理论家，最受群众欢迎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莱荷·乔奇赛和欧仁·列维纳这样能干的领导干部，还有几百名中层干部。但是这一经历所证明的现实也是同样危急的，那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牢牢地受制于社会民主党人。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怎么可能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呢？
　　这里，一桩并非尽人皆知的事实值得强调一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认为1月柏林起义时机尚未成熟，而列维纳则认为4月份在巴伐里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为时过早。他们都意识到革命的先锋队还不能指望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意识到资产阶级正在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帮助下挑动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在对自己不利的形势下贸然投身武装斗争[11]。但是他们的观点被无产阶级队伍内和他们自己党内的激进分子的观点所压倒，这些人决心学习“俄国的榜样”那股热情，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政策所感到的愤慨，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缺乏经验正好相称。几十年来舒舒服服地实行的改良主义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是群众对于党的一片忠诚，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实行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个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正答应在民主和合法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化”；另一方面，少数极端主义者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做法，诸如建立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日，在企业中承认工人委员会等，他们渴望“像在俄国那样”立即夺取政权。
　　在1919年下半年组成了以保尔·列维为首的党的新领导。他们试图以上述情况为出发点制订新的政策。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对“极左分子”却采取了宗派主义的做法，因为“极左分子”对于参加选举或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都抱着坚决的敌对态度。1920年2月，具有这一倾向的主要领导人均被开除出党。他们带走了几乎半数共产党员，组成了共产主义工人党。这时，以保尔·列维为首的领导班子增加了从‘独立分子’[12]中分化出来的克拉拉·蔡特金，他们努力吸取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指出的策略上的教训。然而，共产国际中的苏联领导人在有关世界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首先意味着德国革命已经成熟——的看法并不能使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党内纠正“左倾主义”的任务有所减轻。像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决定性的时刻”正在迫近，工人阶级“不久”就得“手持武器，投入战斗”。1921年3月，共产国际驻德代表鼓励德共领导人（列维、蔡特金已不在领导班子之中，其原因下面会提到）用武装起义来回答政府最近的挑衅[13]。结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后果极为严重。1920年年底（在与大部分“独立分子”合并以后），德共有三十六万党员。但到1921年年底时只剩下一半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都能有纪律地跟社会民主党走。新出现的事实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人这次已经不支持全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推行的冒险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起初赞成“三月行动”，虽然后来在列宁影响下不得不对此进行了批判）。
　　在“三月行动”前不久——这一事件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都是这么提的——列维、蔡特金和党的其他一些最高领导人曾为“二十一项条件”反对过共产国际。由于在德共中央委员会中只占少数，他们便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以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首的新领导虽然大多数并不属于“左翼”，但在对待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却更为驯顺。他们于1921年3月贸然把全党投入到起义的行动中去。列维、蔡特金等人对这一行动表示反对，列维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不仅对德共领导的策略而且还对共产国际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立即被开除出党，于是，“叛徒”、“卖国贼”之类的帽子也一顶顶地朝他飞来。
　　在这以前，波兰无产阶级在1920年夏天红军向华沙发动攻势面前被动挨打，意大利劳工运动在1920——1921年冬墨索里尼法西斯的巨大反攻面前也一味退却，因此这次德国无产阶级对三月的起义尝试所采取的态度说明了欧洲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全面的挫折。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对世界革命的前景作出了新的判断。正如列宁所说，人们不得不从“进攻”转到“围攻”。在这情况下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结论说：“三月行动”是一个错误，这一分析与列维的批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代表大会却批准把列维开除出党，其理由是他违反了纪律（即未经党的领导批准印发了一本小册子），而且还根据这么一条理由，说是这种批评本应在党内进行，而不应在敌人注视下进行。代表大会还要求德国党内的反对派（即列维的支持者，也就是蔡特金和其他许多人）立即解散“任何宗派组织”，并声称“任何宗派主义对整个运动都构成最大的危险”。[14]
　　在布尔什维克党活跃的历史上，当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曾经常以列维和德国1921年的“反对派”同样的方式进行活动。[15]列宁多次说过，革命者不应该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不让敌人知道。然而现在他们却应用了不同的规则，也就是刚刚在俄国党内强制推行过的规则。该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禁止组织宗派的著名决议，而该党现在是全线“退却”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列宁后来在谈到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阶段时指出：“在退却的时候……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在退却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开始向后逃窜，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16]本来可以用俄国革命所处的戏剧性的危急时刻证明为合理的东西，现在被搬来用于德国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而这些支部所处的情况却与俄国党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们处于在野、成立伊始，正在摸索前进的情况之中。这种情况首先要求彻底的自由讨论，开展内部斗争，等等。把1921年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强加于人，这意味着否定1903——1921年的布尔什维克模式。
　　“列维事件”在共产国际历史上是第一次，依照当时的情况，并借助我们的历史展望予以回顾，这一事件就变得具有预兆性。列宁在世时，这种方法没有造成连锁反应，可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方法便被加以发展以致引起了合乎逻辑的结果。

观点改变：德国革命对俄国新经济政策构成了威胁


　　1923年德国的形势，对于测验共产国际的战术特别有利，这一战术是在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2月召开）上制订出来的，内容是共产党跟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一起参加“工人的政府”。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地区，库诺政府宣布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以及由于这种政策所导致的马克的灾难性的贬值，带来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这种危机有可能发展成一场革命。[17]
　　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苏联领导人并没有重视德国的形势，恰恰相反，他们对此熟视无睹。一位英国记者问过托洛茨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法国人在1919年进军鲁尔区，莫斯科会把这一行动视为一种革命危机，为什么莫斯科现在的态度迥然不同了呢？托洛茨基的答复充分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拉帕洛条约”签订以来以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所持的新观点。他说，在欧洲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将会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一个“疲惫不堪、元气耗尽、满目疮夷”的欧洲可能意味着“欧洲文化在长时间内严重地受到摧残，因而，随之而来的不是革命的来到，而是适得其反——革命将被推迟”。[18]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主席团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上，审议了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即贯彻与社会民主党左翼采取联合行动，以便为可能到来的革命作好准备的路线。会上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到来”，但对上述路线没有提出任何根本性的修改意见便通过了。可是，当1923年8月在柏林爆发总罢工时，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这位主席在1917年10月曾认为当时在俄国举行武装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却以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新闻报导为依据，确信德国的政权已垂手可得。同样地，托洛茨基也被这股狂热情绪所左右。当时列宁已不再过问任何事务，斯大林还没有在共产国际掌权，不过，斯大林还是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了一封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难道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可以抛开社会民主党人就夺取政权吗？他们是否已经十分成熟，达到了足以一试的程度呢？在我看来，这是问题的症结。当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时候，是有下列这些条件作后盾的：①和平的保证；②我们的口号是：土地归农民所有；⑧工人阶级大多数成员的支持；④农民阶级的同情。而在目前，上述条件德国共产党人连一条也不具备。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作邻居，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呢？不妨说，即使德国政府现在垮台了，而共产党继而去执政，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已经是“最好”的设想了。最坏的可能则是，他们将被打得粉碎，四处逃窜——。我的意见是应该约束德国人，而不是怂恿他们乱动。[19]
　　斯大林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在回答那位英国记者时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斯大林的观点更始终如一罢了：他并没有因为柏林爆发了总罢工而更改自己的观点。
　　无疑，德国的危机使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引人注目的抉择。如果危机导致内战爆发，那么协约国肯定要干预以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界。苏联则不可能不援助德国无产阶级兄弟。这样一来又会酿成战争，而战争则会使经济崩溃，使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不是持敌对情绪；就是持怀疑态度。几个月前，列宁曾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极不稳定的但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在详细讲述了世界大战和内战给俄国工人、农民带来的苦难以及他们所经受的难以置信的灾难之后，他又说道：“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保持住我们用这样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平。”[20]
　　从另一角度来说，德国革命的胜利一直是列宁和全体布尔什维克自1917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它将是对俄国革命胜利的真正的贡献，它有助于俄国革命的最终巩固，它是通往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胜利的道路……。他们的这一希望在前两年中变得越来越渺茫时，突然之间，又变得似乎近在咫尺了。该怎么办呢？应该约束德国共产党人呢，还是鼓励他们去干呢？设想列宁在这种形势下会抱什么态度是毫无意思的。如果根据列宁最后的著作来判断，看来斯大林的看法比起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所抱的狂热态度来，更接近于列宁所劝告的“谨慎”态度。不过，列宁的推理精神和斯大林的推理精神相比，可能会有天壤之别。事实上，斯大林的那一封信流露出一种观点，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有些意见在后来就发展成为他在俄国本土之外进行革命运动的思想。
　　（1）机械搬用那些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成为可能的前提，把它们当成衡量能否可能在其他国家夺取政权的准绳。
　　确实，德国共产党人手中并未“掌握”和平的旗帜；但是鲁尔河失陷却使他们掌握了反对凡尔赛和约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旗帜。由于统治阶级采取的是投降主义路线，于是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旗帜来开展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德国农民的确并不革命，然而，当时他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另外，农民阶层在工业化的德国所占的地位远没有在农业国俄国所占的地位那么重要。的确，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仍处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但正是在这几个月中，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工人群众中开始出现一种有利于德国共产党的重要倾向。斯大林认为立即夺敢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当时拉狄克和多数德国领导人持有相同的看法）。[21]但是，危机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再加上德国共产党要是能提出明智的政策，就可能为革命的到来创造有利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列宁分析德国1918年革命时，他本人也受到按照“俄国模式”这一倾向的影响。不过，他把两者相提并论，仅仅限于革命发展的形式和阶段两个方面——他并没有把工业化德国的农民所起的作用和农业国俄国的农民所起的作用等同起来。无论怎么说，这一先例已经揭示了摆在第三国际面前的主要危险之一，即不分东方西方，分析革命运动时全部套用俄国的观点，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在该组织的领导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2）对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能力缺乏信心。
　　在提出资产阶级政权也许会“崩溃”，从而落入德国共产党人手里这一可能性时，斯大林否认德共具有做到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到的事情的能力，即运用手中的国家政权去驾驭那些不利的因素——正是这些包含于特殊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使他们夺取了政权，他认为他们必然以“失败”告终。
　　（3）将这问题完全隶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形式。
　　问题是：“我们能向他们提供什么？”而不是德国的革命能为欧洲的革命斗争提供什么，或者说，欧洲的革命斗争能为德国提供什么？德国革命能把欧洲革命形势以及俄国本身的形势革命化到什么程度？即使1919年至1921年的革命浪潮已经退落，有些国家的形势依然极不稳定。保加利亚实际正陷于一场内战，9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起义；10月，波兰爆发了总罢工，在克兰科夫市举行了起义；意大利劳工运动尚未被法西斯扑灭；好些国家表示要与德国工人团结一致，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干涉。由于德国劳工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肯定将在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中产生远比俄国革命更为广泛的反响。整个形势都可能被扭转。但是斯大林拘泥于那句古老的乡村格言：“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托洛茨基怀着和斯大林同样的担扰，认为德国危机的加深将殃及苏维埃国家，但是最后在他思想上占优势的是一种并不狭隘的观点。他的错误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无疑在于他们把当时一些仍处于潜在阶段的某些条件看作已经成熟；在于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9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他们召到莫斯科，随后达成了立即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一致意见，并作出决议要德共参加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以为这样做将有助于在德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萨克森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反对参加政府，德共主要领导人布兰德勒对此也犹豫不决，但是他仍屈从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志。[22]一向对重大历史事伴有感情的托洛茨基建议把起义的日期定于11月7日至9日的某个时刻，分别作为俄国1917年10月革命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最后大家认为由德国人自己来决定起义的确切日期更为明智。[23]
　　起义最终安排在10月的第一周，但是中央政府采取主动，首先派六万兵力开赴萨克森。在萨克森工厂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布兰德勒提出了党的计划（即宣布举行总罢工，组织武装反抗），但是工人代表中的大多数——他们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共产党的建议。面对这种形势，德共领导人暂时没有发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然而在汉堡，起义却如期举行了，因为撤销起义的命令下达过迟，几百名共产党人在丝毫没有本市无产阶级群众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与军队和警察英勇地战斗了三天。德国军队解除了德共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建立的民兵武装，接着共产党人从这两个省政府里被驱逐了出来。
　　共产国际把10月事件说成是德共的惨败。这一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党的影响在群众中间日益扩大，这一点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显示了出来（在选举中共产党得到将近四百万张选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德共自创立以来第一次成功地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统一阵线关系。除非夺权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这一假设离史实何其之远！）起义的结果不能说成是“失败”。[24]汉堡起义本身表明，虽然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出现了某种激进思潮，他们并没有打算贸然投身于武装斗争。实际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决定（这一决定在第三国际历史上被称之为“叛变行径”）可能挽救了德国共产党，使它没有再一次遭受像它在1921年3月所遭受的那种惨败。
　　在以后几个月中，“十月失败”成了德共和第三国际中激烈争论的主题。依照正在变成传统的说法，共产国际主席团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德共领导人身上，并指责他们在前一阶段执行的政策。按照他们的说法，德国革命之所以遭到流产就是由于这种政策。事实上，在列维被开除出党以后，德共领导人一直是严格遵循第三国际的命令的。[25]该党领导人所采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独立行动，就是当他们认识到党将像在1919年和1921年一样再度陷入孤立时撤销了起义令。在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这时没有人能证明她错了）宣布说：“有人在这里给我们讲布兰德勒主义和拉狄克主义，而置下述事实不顾，即到目前为止拉狄克一直是最坚定的左翼分子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十月失败之前一直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此，如果德国共产党真的犯了什么罪的话，执行委员会也应该同样有罪，因为执行委员会没有全力反对机会主义的政策。”她接着还说，布兰德勒拒绝在这种情况战斗，从而“对党作出了一大贡献。”[26]

如果已经有了斯大林和“列宁主义政策”，还要什么德国革命的理论？


　　1923年10月事件构成一种“失败”的假设，成了消除德共党内一种倾向的借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眼中，这一倾向代表着两大错误：首先，尽管在1921——1923年期间，德共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阵线政策，但这政策的逻辑也使得它越来越多地考虑德国的实际形势。这就和共产国际所遵循的方法产生了矛盾；其次，以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为首的领导对俄国内部主张党内民主的某些派别给予过多的同情。[27]
　　在德国“左翼”中同样存在着一种反对无条件服从莫斯科命令的倾向，但是“左翼”的领导人利用对“布兰德勒主义”的谴责，跟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了协议。在反对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派的斗争中，左翼领导人与权力无比的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合作，作为交换，“左翼”领导人在攫取德共领导的多数的过程中。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援助。尽管“左翼”在战术问题上，即在统一阵线政策方面，与共产国际存在着意见分歧，上述情况是发生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分歧，德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遭到列宁的严厉批评。1924年开始的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在德国党内，和其他国家党内一样，表现为官僚主义集权化的加强，和对各国现实情况的无视。这一进程在第一阶段是以与“右派”作斗争作为口号的，这些“右派”在当时力主在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中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在党内则要求更多的民主。1925年3月由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拉狄克签署的一项宣言中指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
　　“要求最审慎地适应各国发展的特点。布尔作维克化只有在各组织内通过自由讨论并实现党内民主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民主化将把经验最丰富的同志选入党内的领导……。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要求新老领导成员来一次结合。那些老的领导成员是在自己还在社会民主党内时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来，他们和社会民主党决裂，建立了共产党。那些年轻的领导成员是在1919年及其后的战斗中投身共产主义的。”
　　为此他们宣布“有必要在党内恢复五十多名无产者（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地位”。[28]在发表这一宣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一次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说：“在德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倾向；即把所有老的斯巴达克（成员）称之为‘右翼’，对此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同时，我还要明确指出德共中央对此倾向斗争不力。”接着她肯定地说：“无产阶级不承认在没有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情况下能达到任何行动的统一。在我们这一组织的法则中实质上已经讲过同样的话。我相信党的利益要求在党内应该允许富有批评精神的人讲话……。这主要是一个将来是否要像以前那样机械性地采取驱逐和纪律制裁措施的问题。”[29]
　　对这位劳苦功高的老战士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的实际回答是“肯定的”。驱逐和纪律制裁的措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更有所加强，同时，后来这些措施主要被用来对付“左翼”分子。后者为取得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正好发生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开始决斗的时刻。德国“左翼”分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支持托洛茨基的路线的。在台尔曼（原属“左翼”）的周围，形成一个所谓中间派。这一派在斯大林支持下在1925年年底成功地控制了德共领导。[30]对德共“左翼”发起的攻势和俄国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大规模战斗完全是同时进行的。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几百名工人阶级战士、经验丰富的干部、宝贵的知识分子都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有的甚至被开除出党。在1928—1929年期间，在斯大林对俄共内部“右派”（指的是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发动进攻时，在德国共产党内部则正在从政治上消灭“布兰德勒主义”的残余分子——特别是排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本人。在这一时期，或者换一句话说，在德国政治上演变的决定性阶段开始之时，直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一段时间内，德共丧失了几乎全部原来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中有的来自斯巴达克派，有的来自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之后，台尔曼作为斯大林政策的无条件执行者，成了党的绝对领导人。同年德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台尔曼的德共总书记职位，但是，斯大林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否定了这一决定。[31]
　　为了充分认识德共所遭到的的严重打击的全部含义，必须考虑下列这一事实：德国共产党的左右两翼，尽管在战术和战略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从建党一开始就抱有比较明确的共同愿望，即独立地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不受外来的控制。他们不愿只充当为苏联党控制下的国际中心发来的各项命令的执行者。罗莎·卢森堡在党的成立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德国革命进程的战略概念跟布尔什维克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该党在1919年和1920年的文件中可以找到这种分歧的蛛丝马迹。[32]分歧还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斗争和夺取政权以后两个阶段中党内活动方式以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罗莎·卢森堡在党内和新的社会秩序中都主张实现真正的民主。党内原来的领导班子尽管在战术问题上有着分歧，却完完全全接受了卢森堡主义的理论遗产。这一遗产由于苏维埃政权和德共演变的经验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批评和预见而变得更有价值了。列维在被驱逐出党之后马上着手重新发表罗莎的全部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
　　诚然，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理论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一样，提出了一些和社会实践经验相矛盾的见解，但是，很明显，这些著作与德国现实息息相关，与德国劳工运动紧密相联，因此对建树明确的德国革命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和“右派”理论家，如考茨基、希法亭、伯恩施坦等人的观点也应该批判的加以考虑，即使这样做仅仅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国无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来源和德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但是德国共产党建立没有几年，这一理论遗产就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了。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党的模式都以日益不可阻挡之势被生搬硬套地弄到了党内，同时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提出的战术和战略观点则是无条件地搬用。
　　这个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共产党，这个曾被恩格斯描写为“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的那些所谓的‘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33]的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当1928年斯大林成功地控制德国共产党人时，理论萧条，呈现一派极为可悲的景象。党的知识分子核心被清洗，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实际上斯大林发出消除所有幸存者的信号是在1926年。在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时，斯大林在其中的德国委员会上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有些知识分子议论纷纷，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很弱，说它领导得很弱，说中央没有知识分子以致工作做得不好，说中央并不存在等等。同志们，这一切都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些说法是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有失共产党人的身份。……据说，本届中央在理论知识方面并不出色。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了正确的政策，理论知识是不难掌握的。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现在实行的正确政策，却不是某些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所容易领会的。本届中央的力量就在于它实行正确的列宁政策，而这是那些夸耀自已的‘知识’的书生所不愿了解的。……台尔曼同志！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真愿意为工人事业服务，那你让他们来服务好了，如果他们非要发号施令不可那你可以叫他们滚开……”。[34]
　　真的，这些德共内部幸存的知识分子被责令“滚开”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非要发号施令不可”，也不是他们不愿“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而是因为他们顽强地不肯抛弃他们那给自己带来祸害的思考问题的习惯。既然那位一贯正确的领袖使他们摆脱了那令人生厌的做法，即把一切行动建立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德共中央就继续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最后终于在1933年蒙受巨大的灾难。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该党前一段时间遵循的战术提出了修正，上述政策的执行，就从此开始了。
　　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布兰德勒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工人统一阵线的政策进行挑战，因为这一政策是由列宁提出，并在1921年12月和1922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扩大的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及在1922年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制定的。在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一政策作了宗派主义的歪曲。为了估价这一修正的含义，特别对德共说来，我们必须暂时停下来考察一下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即使这种考察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乃是因为这一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政策，在1921——1923年所包含的内容，为共产国际在1934——1935年改变其路线提供了先例。

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统一战线以及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唯一政党


　　统一战线的战术基于以下这些情况本是作为防御性政策提出来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资本家对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得益进行反击，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仍然属于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在此情况下，立即开展夺权斗争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而面对着雇主们及国家的进攻，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好几个改良主义组织同意这一观点。所谓的第二半国际，把好几个社会党和拒绝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间进行选择的另外一些社会党的部分成员纠合在一起，把重新形成工人阶级的团结作为一项紧急任务担当起来。[35]
　　第三国际在其关于工人阶级统一阵线所发表的最初一些论点中——这些论点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得到肯定——建议各种倾向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国际性的协议。这些论点声称：“当共产国际提出工人统一阵线的口号，并允许共产国际各个支部，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政党和工会之间达成协议的时候，他自己显然不能拒绝达成类似的国际性谅解”。[36]在1922年年初，第二半国际写信给其它国际，建议召开各国际的最高领导会议以讨论可能的联合行动的基础。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会议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召开。
　　这一次后来被称为三个国际的会议是1922年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自1914年以来及旧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三大派别的最高级代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面对面地坐下来探讨实现至少是最低程度的统一行动的可能性问题。这一次接触暴露了共产国际所采用的工人统一阵线战术中某些主要的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在1934年之后那段时期将充分暴露出来。[37]
　　对共产国际来说，统一阵线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更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进攻的手段，当时认为，这一政策还能使各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能够促使群众向革命政策靠拢，使他们摆脱改良主义的控制，为他们将来投入进攻性战斗作好准备”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采纳的论点曾预见到在革命后或革命前的形势下，工人统一阵线能够导致“工人”政府的组成，而共产党人，左翼社会党人和其他先进的团体都会参加这一政府，或者导致“工农”政府的组成，在此政府中，除了工人阶级的代表以外，还将有激进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尤其是农民阶级的代表。按照这些论点，这一类型的政府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一类型的政府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但也许经过某种介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过渡阶段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到来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工人政府中得到体现……工人政府则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看法得到肯定。[38]换句话说，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任何其他派别，不管它是多么激进，只能够伴随共产党人走完通向“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部分路程，而最终得将绝对领导权全部让给共产党。这实际上是俄国曾遵循过的模式。现在只是作为建议向今天的同盟军提出，要求他们合作，以创造条件，在明天能把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消灭掉。
　　从上述这个立场出发，为了就统一行动达成一致意见，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向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提出的建议，不论这些建议被接受与否都将是“有用的”。如果改良主义者表示拒绝，他们将立即受到揭露；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运动进程中或迟或早都将导致同样的结局，因为这些领导并不打算始终如一地保护工人们的利益。共产党人在适当的时候将有可能揭露他们的动摇不定，或对革命的背叛。这些预测的基础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两个假设，但这里不妨用共产国际自己的话再回顾一下：（1）“腐朽的资本主义本不可能保证工人们像样的工作条件”，因此“为实现其部分要求而战斗的工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迫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斗争”。不仅如此，而且，（2）“社会民主党人和各国的改良主义者正日复一日地证明他们并不愿意为实现自己在纲领中提出的最低要求进行任何斗争”，[39]然而如果说他们有时也会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那是出于无奈；同时也迫于群众的压力：资本主义的反击已经在这些群众中引起了“为团结而自发地进行的斗争，这斗争确实是无法压制的”，其次还因为“帝国主义屠杀以后，工人中（一方面是生活较为富裕的工人，一方面是最落后而政治上最不成熟工人），重新出现的‘民主的’与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襁褓中就消失了。”[40]
　　事实很快就证明：这些设想是错误的。统一阵线策略提出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共产国际称之为“相对稳定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改良主义政党与工会又一次为工人阶级服务，获得了某些与该制度相容的经济上的满足。除了十分特殊的情况以外，“最低”要求并没有成为把群众与改良主义者隔离开的理想杠杆。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境况的看法使自己无法看到：改良主义不仅扎根于改良派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中，而且也表现在已经提出的各项要求的本质中。资本有能力“消化”这些要求，甚至还能成为改良主义的技术性发展的一种“刺激”。
　　共产党人对改良派领导人提出的种种严厉指责并没有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什么合理的解释，也没有能说服充满着“民主与改良主义幻想”的工人。相反，倒是给改良派领导人提供进行论战的一些绝妙的论点。王得威尔德在三个国际会议上说：“有人提出了实行联合的呼吁，以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却毫不掩饰其在和我们拥抱以后把我们扼死、毒死的意图……。例如，既然对我们说如茹奥、梅尔黑姆和韩德逊、王得威尔德或龙格（当时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或国际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译者）这样的人正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那至少就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把这些人邀请来共同保卫无产阶级利益……我们是社会的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是黄色的，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甚至说我犯了罪，可尽管如此，你们还是认为在会议上和我的会见是有益的。”
　　和拉狄克在给王得威尔德的答复中概括的共产国际的逻辑相比，上述推理的逻辑无疑更易为改良派组织的群众所理解。拉狄克是这样说的：“你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你们不得不来，你们是世界反动派的工具；而现在，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你们必须充当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在1921年到1928年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由将近九十万减至约四十五万，而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由大约三百万增至六百万以上）。
　　在三个国际的会议上，统一阵线政策的主要内部矛盾之一暴露得异常尖锐，这就是这一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容与同一时期苏联内部正在发展的政治进程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第三国际正在号召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社会主义派别建立同一阵线，以保障群众生活水平的稳定，保卫民主，保卫俄国革命；另一方面，在苏联内部，布尔什维克却在同一时期压制一些派别和组织，剥夺他们在政治和工会领域中的一切权力。[41]同样，他们也利用这一事实，即虽然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基本点之一是各民族的自治权，但过去俄国沙皇时期住在边境地区的民族实际上是无法享受这一权利的。他们还就格鲁吉亚问题大做文章，尽管这个国家的孟什维克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但不久前这个国家仍然遭到了红军的侵犯和占领。[42]
　　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在答辩时使用了著名的以攻代守的原则：他们再次罗列了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事业中的一连串投降和背叛事件。然而，两错相加并不得正。对于多少直接地获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支持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践踏民主，践踏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和这些政治势力的性质相一致的，至少在劳动人民群众看来，帝国主义者这些行径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可是社会主义革命都在攻击无产阶级民主，又不尊重自决权，这就同布尔什维克自已所解释的党的性质背道而驰了。会上，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被分配充当男高音角色的拉狄克回避作出任何解释，而布哈林则始终是默不作声。[43]会议清楚地表明，“统一阵线”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作用：在某种情况下，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尖锐化时，它能够动员群众来反对改良派领导人，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帮助了后者去接近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群众，其办法就是批评俄国革命中违反工人民主的那些事例。
　　列宁似乎从会议中吸取了教训，他写道：“资产阶级以他们的外交家为代表，有一次表明他们比共产国际的代表老练些。”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依我看，我们的代表同意以下两个条件是做得不对的：第一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对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不施用死刑；第二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准许三个国际派代表出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93—296页。——译者）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确作了这两个让步，但还有个让步列宁没有提到：成立三个国际的委员会，研究格鲁吉亚问题。他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开始对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采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关切。他在1922年12月写的一份通知中向党提出了尖锐的警告，认为“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都会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44]列宁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上述让步是犯了错误，因为“我们一无所获”。[45]然而，正是这些让步，会议的确第一次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行动方面的积极成果。首先，成立了三个国际的常设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召开一次国际工人会议作准备，工会组织将应邀参加这一会议，就4月20日或5月1日举行工人示威达成了协议，示威时的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反对失业，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进攻，支援俄国革命，援助受饥荒袭击的俄国，恢复各国与苏俄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各国和第三国际重建工人统一战线。无疑，正是考虑到这些积极成果，列宁才说：“对于进入这个守卫森严、门户禁闭的会场，那里资产阶级代表正在影响工人（意指社会民主运动），任何条件和任何代价，都一概加以拒绝，那就犯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大错误。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所犯的错误并不大……”。（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95页。——译者）
　　根据列宁这一意见，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国际执委会很快作出决定：退出三个国际会议所成立的委员会，并结束业已开始的进程。这样做，是否为了在国际上避免再有公开会谈来讨论俄国革命的内部问题呢？共产国际官方的辩解是：其余几个国际的领导人并不打算诚心诚意地执行柏林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但这种看法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可提出。那么，又何必召开这个会议呢？再者，不管怎么样，既然会议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为什么不可以考验一下已经答应执行协议的那些人的“诚意”呢？可是，到1922年年底，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反正再也不强调在国际范围内建立统一战线了。
　　除了这一含蓄的纠正以外，建立工人统一阵线的政策在德国“十月失败”之前没有作过任何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强烈地谴责了法西斯的危险，并在大会的报告中宣布：“组织对国际法西斯的反抗，领导整个工人阶级进行反对法西斯走狗的斗争，在这一方面大力利用统一阵线策略，这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报告还指出：法西斯的威胁不仅针对着无产阶级，而且也“针对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本身。”[46]

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主要敌人


　　这一策略概念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修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由于1923年发生的事件期间，布兰德勒所执行的工人统一阵线政策被认为遭到了失败的缘故。共产国际并没有根据这个经验，对德国资本主义和德国劳工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相反，它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往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统一阵线政策上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并以分裂的方法进行撤退，从而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德国共产党起了恶劣的影响。当然，决定这一撤退的不只是德国的事件。前面已经提到的统一阵线政策中的各种矛盾，不对共产国际与苏联政策之间的联系进行彻底的修正，便无法克服这些矛盾，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机构问题——这些自然都是造成撤退的因素。
　　第五次代表大会伊始，便把第四次代表大会十分强调的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弄得混乱不堪。大会报告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腐化，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多多少少地开始法西斯化。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家专政的同一工具的两个方面。因此，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决不可能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47]季诺维也夫则说：“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右手，社会民主党则是它的左手。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民主党已经被改造成法西斯的一翼。”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提到了法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同意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参加选举。[48]季诺维也夫把法西斯党、社会民主党、法西斯激进党、德国天主教中心等等政党混为一谈。
　　第四次代表大会敲响了法西斯危险的警钟，第五次代表大会则把这种危险看成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的东西，“由于内部的各种矛盾，法西斯主义在取得胜利之后，在政治上就垮台了（意大利）……而在没有取得正式胜利，便被迫公开支持和保卫资产阶级政体的国家里（如德国），法西斯主义陷入了类似的危机。”[49]
　　第五次代表大会把联合阵线的战术变成是“仅仅在一个时期中对群众进行鼓动和革命动员的方法”。任何与社会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都被置之不顾。几乎只有“来自下层”的人才运用这联合阵线了，而且与社会党首领们的那些“会谈”，也仅仅是为了“揭露”它们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这次代表大会断然否定根据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协议组成“工人的”政府的可能性。[50]
　　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统一阵线政策成了只是向普通的社会党人发出的单调的呼吁；与此同时，对社会党领导人总是进行谴责，对所使用的侮辱性话语毫无顾忌。然而，这种软弱无力的宗派主义并没能阻止以实用闻名的斯大林在苏联政策利益需要的时候，极其“广泛”地实行统一战线。英俄工会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是这搞起来的。1925年——1926年，英国劳工运动激进化时，英国改良派领导人巧妙地利用这一委员会来维持他们自己的权威。[51]
　　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斯大林“深化”了季诺维也夫关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公式。他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保往政权。因此，如果认为‘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消灭，那就错了。在目前情况下，‘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随着它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显露头角而巩固起来。”斯大林所说的‘和平主义’的意思，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是指“第二国际各党直接或间接地执掌政权。”“赫里欧——麦克唐纳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政权”[52]（这几行话写成后不久，斯大林的代表和麦克唐纳的代表——按照英国改良主义的意思来说——来到一起组成了那个英俄工会委员会）。
　　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在俄国革命不同时期的政策，并于1924年系统地提出“列宁主义的基本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些基本原理，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集中力量打击中间的政党。事实上，列宁的思想是要粉碎主要敌人的反抗，而使犹豫的中间力量的不稳定性处于瘫痪或中立状态。[53]斯大林的“基本原则”后来就成了各国共产党直到1934年——1935年交替之时的战略性教条。德国共产党在1925年的总统选举中的策略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例子。党的领导成员中的“左派”发言人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建议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提出一名候选人以反对兴登堡这个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然而，台尔曼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坚持要一名单独的共产党候选人，即台尔曼本人。兴登堡比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心的候选人多获得二百万张选票，已多数当选，台尔曼获得将近二百万张选票。[54]
　　谁都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斯大林对总统选举的态度是从实用主义的考虑来决定的，或者至少是受实用主义考虑影响的，而不是由“基本的战略原则”的教条来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法国和英国根据“民主——和平主义者”（法国的左翼集团和英国的工党分子）的倡议，推行与德国媾和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1925年10月的洛迦诺公约。领导德国中央政府的天主教中心党和统治着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赞成同昨天的敌人签订安全协定的思想（斯大林认为这种思想具有反苏倾向）。苏联从其外交政策本身的逻辑来看，宁愿扩大也不愿缩小魏玛共和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裂痕。斯大林把民族主义分子兴登堡的当选看作是德国决心抵制站在凡尔赛条约一边的势力的征兆。斯大林的这一看法极为重要。[55]不正是由于苏联政策历来要瓦解所谓“洛迦诺精神”的关系，而影响了1925年总统选举时德共所采取的态度吗？这是一个直到将来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获得研究自由时为止都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不管怎样，谁都能注意到德共的策略与苏联的外交手段所玩弄的把戏之间的一种“客观的”巧合。而直至后来希特勒执政时为止的整个时期中，这种因素可能继续影响到德共领导人同社会民主党及布吕宁党的关系方面的策略。
　　在1927年年底，斯大林对苏联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左翼反对派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一胜利与当时苏联的严重的经济形势恰好同时发生。这种严重的经济形势迫使斯大林作了紧急的转变，并实施了反对派纲领的一些主要方面。那时他与布哈林发生了冲突。自1926年以来，布哈林已经登上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岗位（当时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联盟）。跟以前的党内斗争一样，这次展开的新斗争势必在共产国际中产生深刻的反响。
　　为了证实加速工业化步伐的需要，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所用的论据之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干涉苏联的危险性加剧了。这一论点也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稳定性”正在瓦解，欧洲“正在进入革命新高潮阶段”这一思想的。布哈林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当时看不到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因素。[5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1928年2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根据具体资料作了分析，尽管这些具体资料没有给它的结论提供任何重要的根据，但第九次全体会议仍然赞同了斯大林的观点。事实恰好相反：从1924年以来，资本主义在当时正处在上升曲线的顶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预料这种上升运动势必导致一种新的周期性的危机是合理的，但是当时在这个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变化，这点也是很清楚的。就劳工运动而言，它具有两大特点：在经济发展方面，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在增长；另一方面是共产党的软弱。1926年，英国的工人运动，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同年，毕苏斯基篡夺了波兰政权；在意大利，一切非法西斯政党和组织都被查禁。在这种情况下，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断言及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确认的那样，声称欧洲“显然”正在进入革命新高潮阶段，“第三个时期”已经开始，显然是对当时形势的非常主观的评价。[57]
　　斯大林的主观主义有其原因。共产国际中的布哈林路线，本质上不同于季诺维也夫的革命用语，也不同于刚才提到的斯大林的图式。布哈林对资本主义情况的分析，已经在第二章里说到过了。关于各共产党的政策，布哈林力图纠正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占统治地位的统一阵线策略的宗派观点。他还主张要有更多的非俄罗斯共产党人参加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来。而他的这些看法得到了一些党（特别是意大利党）的领导集团和其它一些党内派别的响应。拿德国的布兰德勒主义者来说，就是一例。在苏联党内反对布哈林的斗争带有在共产国际中引起反对的危险。正如斯大林在向左翼反对派斗争期间那样，他必须在苏联党内和共产国际内同时发起进攻。如上所述，斯大林的观点是必然会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他的观点是根据他所阐述的一系列简单的“合乎逻辑”的思想而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和它的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58]
　　斯大林于1929年4月提出了这一连串的“任务”。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开始认真地加以执行。当时，作为俄国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中的代表布哈林已被撤职。由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联合提出的向这次全体会议所作的主要报告，确实在上面提到过的各个方面谋求“加强”共产国际的路线。于是，社会民主党就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目的”据说“是相同的，不同点只是在于口号，部分地在于某些方法。不同点还在于‘纯’法西斯主义不使用任何左翼分子，相反使用左翼分子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是绝对必要的……。用和平主义、民生和‘社会主义’的口号进行活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分子的特殊任务”。然而，甚至连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正趋向消失：“社会法西斯主义越是前进它就越接近于‘纯粹’的法西斯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斯大林的发言人们，以生物学家的精确度，进而按照第二国际各政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和生物学的发展所达到的阶段把它们加以分类：“英国工党也许可以被描写成处于毛虫阶段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已经是处于蝴蝶阶段了。”但是把那些受到欧洲广大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政党硬说成为向法西斯主义的进化并未使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感到怎么不安。他们甚至把它作为有利于革命的一种积极现象提了出来：“既然‘社会法西斯主义’公开地表明自己为法西斯主义，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赢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就不再会有什么困难了。”[59]
　　台尔曼和德共的其他代表在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体会议上宣称他们完全同意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的论点。好几个月以来，德共的宣传一直在宣称“改良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法西斯主义之实的。”然而，台尔曼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自我批评，因为仅在前一个月（1929年6月）在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已经记载了他们未能“立即把正在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解释成走向当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的一步。”[60]这是由党的一些支部对极端宗派主义的“新”路线提出抵制的一种间接的承认。
　　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加强”对社会民主党，尤其对它的左翼斗争的同时，“加强”了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的斗争。凡是与这一任务有关系的地方，斯大林的官方发言人就把猛攻的责任都推诿给半官方的同僚们。自从1928年年底以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自己的队伍中一直进行着对“布哈林主义的右派分子”大清洗，驱逐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其他异己分子，于是得到了应有的荣誉。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台尔曼也作了自我批评，声称这一清冼还不够彻底。他声称在党的各级领导中，要换掉大批干部，由那些能够很好地完成“第三阶段”任务的成员来担任，这些成员要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并懂得对党内的右翼偏向作无情斗争的必要。由于这一成功给予了他们以很高的威望，因此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德国代表们对陶里亚蒂正式发起了攻击。当时陶里亚蒂有布哈林主义倾向的嫌疑，并特别被指控有两条罪名：一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在德国共产党内部进行清冼；一是对意大利党内的“右派分子”表现了极端的自由主义。
　　台尔曼提出陶里亚蒂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这些话作为证据：“至于存在于（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内部的各种思潮，我们认为它们具有的差别是在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可以正常存在而不一定引起宗派和集团斗争的那种差别。如果凭借德国党内的这些分歧，德国政治局就开展集团的斗争，或者是政治局的多数派对少数派采取组织措施，这将是一种很危险的局势，因为这将等于党中央的基础的缩小；况且它还可能使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内民主变得狭窄起来。”[61]
　　“这”的的确确证明了共产国际内许多支部是很可悲的，但是遭到最有害的后果的是德国共产党。那时德共在处在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正亟须工人阶级作最大努力以求得行动的一致并提高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水平的时刻。还必须强调指出，一般说来，那些被指责为有“右派观点”的人其实是最坚决地拥护工人统一阵线的政策，反对当时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法西斯威胁的人。在德共的特殊情况下，恰恰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首先犯了德共后来犯的严重错误。后来在这场大灾难过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谴责这些错误，但是涉及到它自己要对这些错误负责的地方以及斯大林应该负责的地方，它就又沉默了。

走向灾难的道路


　　把这个时期说成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不恰当的。其实，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但资产阶级啦啦队的头头们和社会民主党分子为之喝采的繁荣，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正酝酿着1929—1933年的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这个时期中，照理共产党应该专心致志为将来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而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作好准备。但是，正如以上分析那样，理论上的瘫痪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窒息，日益加重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压力；接连不断地对“右翼”和“左翼”的大清洗；越来越适应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外政策的曲折变化；列宁时代制订的工人统一阵线政策中有效成分的废止——所有这一切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国际的那些政党越来越把它们自己和民族的现实分离开来，把它们自己和群众脱离开来，实际上是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效劳了。共产国际的这些政党变得停滞不前，而不是转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这种形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党里的程度是不相同的，这要看每一个党特殊的客观条件，领导的特点等等而定。对已经实行了的高压手段，有些党比另一些党进行了更坚决的抵制。有些党，如西班牙党，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团体。其它一些，如意大利党，则设法在它们的政策与民族现实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至于德国党，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处于停滞的状态，理论水平更是每况愈下。在1925——1930年间，这个党的成员数实际上保持不变：1925年有122,755人；1926年是134,248人；1927年是124,729人；1930年是124,000人。这个党在几次选举中获得选票的百分比，几乎是维持在同一条水平线：1924年是12.7%；1928年是10.2%；1930年是 13.1%。[62]
　　1929年10月，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德国所遭受到危机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早、更严重。它并没有经历过1927年以来斯大林预言的革命高潮，相反，它却面临着法西斯主义惊人的发展。在1930年的那次选举中，希特勒的党竟获得了六百四十万张选票，即比1928年多五百五十万张。而德国共产党仅仅增加了一百三十万零九票（总数4,590,000票，与1928年的3,262,584票相比），它的总票数的百分比从10,2%提到13,1%。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五十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的进展当然是巨大的，但同德国法西斯主义党的急剧上升相比，则又是相形见绌了。法西斯主义分子得到的选票，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分子，特别是失业者。德共在各工厂里的地位甚至比选举的结果更为令人不安。1931年1月，共产党领导的工厂委员会的百分比仅有4%，而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却有84%。到1932年年底仅有10%的党员是属于工会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条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决裂，建立和它相当的工会组织的口号，这一口号是斯大林在1928年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斯大林特别提到德国，说德国是那些应该遵循这条路线的国家之一。1930年9月召开的职工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一定数量国家中的工会反对派，必须离开那些工会，并且组成独立的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将仅仅成为党的组织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这种工会的策略与“第三阶段”即所谓的革命的高潮的开始这一论点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一论点，认为掌握一些规模虽然小，但完全受党的控制的组织，比在传统的大工会组织内部坚持说服群众的工作要来得好。对于德国共产党来说，这一路线的后果已表现为上述的数字，它在工人中得到比以前多的选票主要是由于失业者投它的票（如上边已经提到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分子在工人中的选举得到成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工厂和工会里的大多数工人仍然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之下。这说明德国共产党组织政治罢工的企图统统归于失败的原因，因为它没有运用工人的团结这一策略。工人团结的策略本来可以使它能够与社会民主党的就业工人群众建立起真正的联系。[63]而且，选举的结果表明了乡村和城镇人口中的中间阶层大批地转到法西斯主义分子方面去的倾向。
　　在这种情祝下，把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直接的问题提出，意味着阻碍工人阶级团结行动的道路，也意味着把中间阶层推向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可是，这竟是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这场大灾难过去了许多年之后，威廉·皮克不得不承认德国共产党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要为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而斗争”，要制止“把保卫民主和群众的政治权利的斗争提到第一线”，“同时打击纳粹和社会民主党”和“不懂法西斯主义危险的严重性”。[64]更有甚者，人们还可以加上这么一点事实，即：苏俄老是被人作为创造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模式而提出来。正是在德国，幸亏社会民主党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努力，对苏维埃模式的反民主方面的批评在工人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反响。这些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不纯的——可是，尽管如此，宣传的内容却是事实。要是德国共产党一方面捍卫苏维埃革命，一方面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批评，并为德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话，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截然不同。当然必须承认，为使这种情况发生本来就需要有一个不同类型的共产党。
　　皮克说的话与托洛茨基说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在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时，提出了存在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基本矛盾。“社会民主党以其全部政策为法西斯主义的成长作了准备，这句话尽管是确凿的事实，但一旦发展之后，首先对原来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也同样是事实，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赫赫威望是和政府的国会的——民主的——和平的形式和方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是—个人不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正确地系统地利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那些巨大的尖锐的矛盾，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官僚主义的白痴。”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托洛茨基主张一种一贯的团结阵线的政策，认为它是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唯一办法：“工人们反法西斯的团结阵线政策是根据这种形势制定的。这种政策为共产党开辟了极大的可能性。但是，要取得成功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摒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前情况下，‘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害处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威胁……。我们终将和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派别达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协定。”“在反法西斯战斗中，我们准备与魔鬼及其祖宗，甚至于诺斯克和佐基贝尔缔结军事联盟。”[65]
　　托洛茨基反对台尔曼的观点，他宣称：绝对不能用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的口号来提出统一阵线，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还仍然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就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通过逐步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员应该用这些话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把自己的赌注押在民主上；可我们相信自己的唯一出路是革命。然而，我们不能也不想撇开你们单独闹革命。现在希特勒是公敌。等战胜希特勒以后，我们将和你们一起作出决定，看看这条路究竟引向何方。”我们从这个时期托洛茨基的另一篇文章中看到他的精辟的言论。他写道：“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罪过不是因为它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在这种‘不可调和’的态度方面，它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对托洛茨基来说，中间阶层所采取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中间阶层当时是同情法西斯主义的。“因为，通过社会危机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其他条件外，必需要使小资产阶级朝无产阶级的方向发生一种决定性的转变。”[66]他没有指出在反法西斯斗争阶段中该如何把这些中间阶层争取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
　　“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论点甚至导致了德国共产党在1931年8月9日的国民投票中，与纳粹分子及斯德汉尔姆站在一起反对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许多年以后，德共领导们才把这点看成是他们党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使得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眼中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盟友”。在法西斯主义危险已经非常严重，而且除了以工人阶级的团结行动以外别无他法的时刻，又在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增添了一道新的障碍。[67]但是1931年8月12日的《真理报》却写道：投票表决的结果意味着……工人阶级所给予社会民主党的打击中最严重的打击。”至于共产国际，则把这一事件作为“实行团结阵线的例子”！托洛茨基的评论是：“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站在一起干涉公民投票，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心党，究竟怎么会是对社会民主党和基督徒工人实行团结阵线的政策，这将是任何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他接着说，根据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布吕宁——巴本政府只能被希特勒——兴登堡政府所取代，在这种时刻打着‘打倒布吕宁——巴本政府！’的标语口号上街罢工是极端的冒险主义。”[68]
　　1932年5月，托洛茨基预言：如果德国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些组织继续执行他们当前的政策，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自然将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将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见分晓。”他极力主张德国共产党立刻掌握政治主动权和“向社会民主党及自由工会的领导自下而上地提出一个〔反法西斯〕斗争协定的建议……对德国工人阶级来说，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德国的命运问题是欧洲的命运问题，是苏联的命运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全人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命运问题。每一个革命者的力量和命运都不能不从属于这个问题。”[69]
　　事态很快表明，托洛茨基在1930——1932年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论述中的分析和建议，其目光是多么的锐利！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不重视这些分析和建议。共产国际各支部对“托洛茨基主义”加以残酷迫害，与此同时，在这几年里还对“右翼分子”和“调和派”进行了同样残酷无情的斗争。结果凡是建议与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建立统一阵线以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都被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异端邪说。到1932年年底，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急剧增加，德国共产党开始修正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但为时已太晚了。
　　在1930年，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还是初次被充分揭露，从那以后的德国政治形势演变使人觉得有根据可以作如下的设想：如果从那时开始，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人，为了改正他们原先的政策，采取一种反法西斯的灵活的团结策略，那么事态的发展就可能完全改观。事实上，尽管共产党实行极端宗派主义政策，但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确实越来越领会这种危险，并采取有利于团结的左翼地位。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希特勒的党丧失了二百万张选票，这表明了纳粹影响的衰落。当时，两个工人政党共得票一千三百万张，而纳粹只得一千一百七十万张。共产党的票数达六百万张之多，比1930年多一百三十万张。如果及时地执行一种明智的反法西斯的团结政策，显然可以大大扩充共产党在社会民主党群众中，在中心党的天主教工人中及中产阶级中的影响。这样做对社会民主党内部来自下层主张团结的压力将会是一种支持，而且还会有助于其左翼的进展。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看法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事实已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在于这些事实表明提出这类建议是可能的。这些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在领会法西斯主义对德国形成的危险的本质及严重性方面，在采取反对法西斯的政策方面所表现出的迟钝，都不应该由客观形势模糊或在这一事件中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足来说明。1930年的选举过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威胁是昭然若揭的。在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对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什么，已有多年的了解。工人团结阵线的政策（包括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协议）在列宁时代已经制定出来，并付诸实践了；而且，在同一时期，共产国际一直与博尔迪加和意大利其他共产党人的极左主义作斗争，这件事在当时是阻碍团结起来向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那时以及在后来几年中，葛兰西清楚地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现象。陶里亚蒂也是这样做的，直到1929年他屈从于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点时为止。然而，当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德国开始明显地形成时，共产国际不仅没有对法西斯主义的现象有所理解而前进，反而采取我们在前面考察过的路线，从而排斥了所有前阶段的经验和分析。
　　共产国际面临希特勒的进攻所表现的这一政治上的盲目性，不能像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声称的那样——单从错误的累积来解释，而且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德国共产党头上。在这情况下这些错误反映了一种痼疾：理论嗅觉的萎缩，组织机构的官僚主义化、独裁僵化、无条件地服从斯大林的心腹，以及——作为这一切因素的结果——在国际上及每一个国家里，共产国际的政策同实际情况的日益脱节。因此共产国际要作为一种决定性的革命力量，介入以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就显得毫无能力。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在希特勒主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第三国际的历史性破产，像第二国际一样，在德国这一舞台告终。共产国际就是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崩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实行的变动也无法使它复兴，而只能成为它临终前夕的回光返照。


人民阵线的经验

资本主义的康复和工人阶级的反攻

　　在经济危机爆发和希特勒执政之间的3年期间，悲观主义和惊恐的浪潮席卷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当然不是好的兆头。生产的下降，贸易和金融的混乱，都超过了历史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经济萧条曲线的最低点，完全失业的人数在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之间。欧洲和美国都受到罢工浪潮、群众示威游行、“饥饿大进军”以及工人同国家武裝力量之间的冲突等的冲击。社会的和政治的骚动达到了1919—1920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程度。有些欧洲国家所经受过的政治变革使统治阶级担心会发展成和1917年俄国的克伦斯基事件类似的事件：如1931年4月，西班牙君主制度的垮台；同年6月，保加利亚“国民联盟”政府的建立；1932年5月法兰西选举中右翼的失败。此外，亚洲和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但是，问题还有其另一个方面。法西斯主义和传统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和恶意宣传，成倍地增加它们的活动，并且在中产阶级里甚至在无产阶级里找到了千百万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的绝望者的响应。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两条战线上调兵遣将：一方面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一方面反对革命的威胁。共产主义者不屈不挠地提倡“苏维埃政权”。希特勒的得逞导致了镇压过程的开始，以消除国内革命力量的威胁。在德国，革命代表了对欧洲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后来，1936年6月的爆炸在法国发生了，但是，革命的幽灵还是在西班牙显现。正如在几个世纪以前那样，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曾经团结起来对付西班牙帝国，现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也企图团结起来粉碎革命的西班牙。
　　然而在欧洲，正如在美国一样，资本主义成功地渡过了三十年代的危机，但不能只凭统治阶级在政治领域的胜利来说明这个事实，不论这个胜利是求助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多少凭借传统的手段来取得的。在这政治领域内的胜利，使得危机本身固有的恢复机构在各种经济结构领域里充分起作用。那个时期，在共产国际内风行一时的论点正是否定这种恢复能力。当时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处在它的“决定性危机”的牵制之下。[70]1929年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经历了“自身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先前的周期性危机那样，是通过城镇和乡村中成百万小生产者的毁灭，成千上万中等资本家和一定数量的垄断资本家的破产，解雇千千万万在职的“过剩工人”等形式来达到的，简言之，是根据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的逻辑来完成的。然而，这一次，一些讲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开始认识到有可能也有必要使这些“自然法则”受到某种形式的支配（1936年凯因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初版问世了）。这是第一次向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可能纠正的这一论点提出挑战。正是那些工业先进的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的动力造成了高度的垄断集中，从而，为抑制这种无政府状态创造了客观条件，因为大批私营资本家是紧紧依赖于几百家或几十家大垄断企业的。国家和这些“托拉斯”的联结在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提供了一种无可匹敌的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工具。
　　从那时以后，国家的作用不再是限于使被剥削者维持在一种顺从的条件之下，它还必须使每一个个体资本家的私人利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总利益。通过历史事实出人意外的演变，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大有助于使资本家阶级懂得了需要遵守革命的“自然法则”，也使他们懂得为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什么办法。俄国革命使他们进一步认识自由竞争，听其自然的危险；革命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国家托拉斯”，及其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他们领会到国家在经济领域内可能给他们帮些什么忙。沿着它的敌人所开辟的道路，资产阶级国家就这样历史性地闯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最神圣的领域。以前在战争期间它不得不这么做了几次，而当它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它总是属于例外的情况，但现在例外却成了规律。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政（分别以希特勒和罗斯福作为象征，他们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代表这套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两极，这两个极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为重建工业社会所要利用的。但这种截然相反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前者那种野蛮的民族主义、种族的和反工人阶级的暴力，和后者那种家长式的理想主义所掩盖的经济过程，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是相似的。和那时许多人所确信的情况相反（包括所有的政治派别，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实际上仅仅是强加于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强国的垄断资本上的紧急措施，其原因是由于在国内它与劳工运动的关系脆弱，在国外则受到它的敌手及其殖民垄断的“包围”，而美国的变种就表现为未来的“新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是像共产国际所预料的那样，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的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诞生时的阵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的准备，以及战争本身，都促使这个变化迅速通过其各个阶段，方式是不仅在每个国家加速把国家改造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而且还迫使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以狂热的速度发展，并加强经济和政治集中的动力。资本主义结构的可怕的“逻辑”又一度显示出它比人类的良知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强大，而且比革命的“世界党”的战略和战术的计谋更狡猾。
　　然而，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和世界性大屠杀开始之间这段时间里，欧洲又出现了反对这一“逻辑”和改变事态发展的新机会。在一些国家里，劳工运动还没有被法西斯或者近乎法西斯的专政所压垮。在这些国家里，德国的可怕的教训在群众中，在工人政党和工会里，甚至在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里，都产生了一种有益的反应。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是传统地跟国会统治和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自由紧密相联的。已经增强了的战争的危险也促使群众去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使他们倾向于最卑鄙的投降。
　　在工人阶级中，伴随反法西斯心理所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敌视心理，这种心理是由危机的严酷后果所促成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在广大地区的工人群众中再也没有市场，而左翼倾向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里则迅速地得到发展。1934年出现了几个这种激进的征兆。二月，在维也纳，社会主义的工人民兵跟陶尔弗斯专政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巴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们上街游行示威以反对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联盟”。同月，伦敦街头举行了“饥民进军”。在组织这次运动中，共产党人与工党成员，独立工党成员及工联主义者并肩工作。十月，阿斯图里亚斯人民举行起义。虽然反对亲法西斯主义大众行动党进入马德里政府的运动，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超出革命总罢工的阶段，但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们却夺取了政权，并为了保卫这个政权对政府派去镇压起义的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进行英勇的战斗达十五天之久。在阿斯图里亚斯公社期间，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
　　1936年，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进攻及其加强了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运动达到了顶峰。在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以后，工人阶级不是消极地等待选举的诺言一一兑现。这不仅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两个人民阵线的纲领是极为稳健的，它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而且也由于工人们对新政府不够信任。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斗争所创造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他们，他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形势。在二月到七月这段时间里，罢工、示威游行，为释放政治犯而攻打监狱，夺取土地，向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清算，以及工人武装团体的建立等，在西班牙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发展。而当将军们叛变时，工人们就以武装斗争和革命加以还击。在法国，没有等勃鲁姆组成政府，工人群众在六月份进行罢工并占领了许多工厂。西班牙和法国的这两次运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接近，这种接近，为开辟一个可能彻底改变欧洲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毫无疑问，深刻的革命感情和斗争精神，那时候在西班牙要比在法国来得强。但是，法国的运动确实具有革命的潜力，当时有些人本来应该促使这种潜力的发挥的，可是他们却故意地抑制它。西班牙的革命就这样由于法国革命的可能受到抑制而陷于孤立。这是它军事上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这样，通向希特勒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就打开了。
　　国际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法国社会党对事态发展的进程应负的责任，并不比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希特勒胜利应负的责任小些。但是，希望历史来开脱共产国际的责任，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1934年的转变


　　在希特勒僭权以后，社会党领袖们对待同共产党人组成统一阵线问题的态度很快就有了明确的转变。1933年2月，在一次向所有国家的工人发布的号召书中，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领导宣布，他们愿意为组织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而与共产国际进行对话，并提出以结束相互之间的攻击作为谈判的唯一条件。[71]同年八月，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召开会议期间，当时以南尼、格里姆、齐霍姆斯基、斯巴克和其他一些人代表的它的“左”翼，采取了一种和共产国际所主张的相类似的态度：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唯一道路是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阿德勒和勃鲁姆代表“中央”坚持传统的改良主义态度，而同时接受与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原则，不过后者得实践上述的条件。[72]在1934年头几个月里，西班牙社会党宣布支持工人联盟，并建议共产党加入工人联盟。[73]1933年，法国社会党声明，如果共产党结束“在两党之间的无礼争论”，它随时准备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在1934年2月6日的事件以后，塞纳县（巴黎）的社会党领导人向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召集一次联合会议“为真诚的协议确定基础并形成劳动人民的统一行动。”[74]还可以举出其他社会党提出的类似的行动步骤。
　　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支部与共产党进行政治联盟的演变的理由是复杂的。毫无疑问，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当时愈益明显的事实所采取的防御性反应，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把它的打击面仅限于极左翼方面。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指出的，德国的戏剧性的经历表明，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威胁”。在这同时，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内部的盟主权，落到了当时受到希特勒主义的复仇精神威胁的几个凡尔赛国家的社会党身上。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考虑与苏联结盟的可能性。在社会党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之间关系的改善也许有利于这种联盟。有时候，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演变出于狭隘的党派考虑：为了和赞成团结的倾向以及在群众中很普遍的较激进的路线不发生直接的冲突。
　　但是，这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使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虽然人肯定是不多的）对他们的改良主义学说进行了根本上的修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杰出人物之一奥托·鲍威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27年4月，奥地利选举后，鲍威尔几乎是以数学的方式预告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并引进社会主义所必然要走的道路。他说：“1920年，我们获得了36%的选票。在上次选举前，我们获得了将近40%的选票。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多得了大约7%的选票。我们还要争取多少呢？为了取得政权，我们仍然必须走一段大约与1920年以来已经走过的同样长的道路……。再经过一、二次以上的选举，我们将可以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75]但是，到这段旅程的终点时，恰恰是资产阶级政府结束了奥地利社会党的生命。1936年，奥托·鲍威尔写道：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打破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幻想，这种幻想就是认为工人阶级能够用社会主义内容来填民主的表格，而且还能够使资本主义制度不经过革命的飞跃而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76]这个结论当时在左翼社会党人中间广为流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革命理论问题颇感兴趣，这与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占优势的实用主义正好形成对照。在谴责改良主义的同时，这些社会党中的许多人都主张创立一个能团结革命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不排斥托洛茨基分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好相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社会党人对托洛茨基是没有偏见的）。坚持这种态度的有社会党的左翼及其西班牙的青年组织，法国社会党内倾向于齐霍姆斯基和马棱·皮威的那些部分，独立劳工党的一个支部，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于1934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德国”的政纲）等等。[77]
　　因而，从1919年分裂以来，这是第一次不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真正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还有可能把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一切不同革命倾向的部分统一为单一的党。可是，1933年和1934年上半年过去了，共产国际仍然丝毫没有改变那种曾经造成德国共产党毁灭的极端宗派主义的立场。它不同意1933年2月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所建议召开的会议。它没有领会1933年8月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左翼倾向的意义。四个月以后，在它的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继续使“来自下层的”联合阵线和“来自上层的”联合阵线对立起来，仍然把社会民主党总的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基础，把它的左翼看成是最狡猾和最危险的部分。[78]各国共产党忠实于这一原则，因而拒绝了一切向他们提出的关于联合的提议。西班牙共产党拒绝参加工人联盟。至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则对巴黎地区社会党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议，如上面提到的，答复如下：“我们和社会党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友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他们和共产党同志采取联合行动。而且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斥责社会党的领导人，斥责社会党——资产阶级的走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堡垒。”[79]几天以后，分别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召集的示威队伍汇合到一处，有十万巴黎工人高呼联合行动。但是，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这仅仅是“来自下层的”联合阵线的一个例子。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反对社会党的运动更变本加厉了。[80]
　　突然，莫斯科发出了“转变”的信号。1934年5月31日的《人道报》转载了5月23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向社会党领导人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是完全可以采纳的。同一期《人道报》发表了《告社会党工人和各支部书》，此文也呈交给社会党的民族行政管理委员会。[81]从那以后，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的条约就迅速地接踵而来了。法国的条约是在7月签字的，意大利的条约是在8月签字的。9月，西班牙共产党尽管在自己的队伍内部还存在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但也加入了工人联盟；而且西班牙共产党和一些社会党青年组织也开始以合并为目的的会谈。事实上，一年多以来社会党组织的队伍中所出现的主张联合的积极性，显然并非只是策略而已，而在整个那段时间里，共产国际由于坚持它那种极端宗派主义的路线，显然已对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这危害决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在希特勒上台执政而造成的欧洲的形势下，“争取时间”是关系到使革命力量为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究竟什么因素在阻碍共产国际及早进行“转变”的呢？为什么要在1934年5月作这个转变呢？共产国际在1933年所处的形势（这种形势上边已经分析过了）足以解释转变为何延迟。由十年的宗派主义僵化、清洗和不断加强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精神状态和政治习惯，恰恰与新形势所要求的相反。这些特点在苏联党的官员中特别明显。这批官员在布哈林及布哈林主义分子被清除以后，在斯大林的指导下组成了真正的共产国际的领导（曼努伊斯基、库西宁、皮阿尼茨基、洛佐夫斯基等等）。欧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心里早就明白需要改变策略；他们不能不受到各种事件的压力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当时正在群众中和社会民主党中增长着的强烈的团结愿望的影响，也不能不受到日益加剧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影响。但是，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来修改共产国际政策，放弃某些概念（如“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所制定的行动标准（如“基本的战略原则”）本来都是必要的。而在清除了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其他反对派以后，要在共产国际里反对斯大林的观点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的了。你也许可能脱离共产国际，但你却不可能议论这些观点。要进行这个转变，斯大林的“绿灯”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精确地断定怎样和为什么恰恰在1934年5月作出这个决定。根据苏联历史学家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的看法，正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1934——1935年期间，主动地作了这个转变。由于苏联面临着那种危险，对他们的行动，斯大林并没有予以反对，但是他坚持作这个策略上的转变时不能批判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为那些思想是他的思想。在政策方面的改变必须完全以“形势改变”为基础。对前十年期间所遵循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是决不能怀疑的。各国共产党（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一路线“在执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要负全部责任。这样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就保持下来了。[82]然而，尽管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为他们的论点提供的证据对他们显然有利，而且尽管他们可能已经查阅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他们连一个文件也提不出以证明共产国际领导在我已提到过的《真理报》文章发表以前已经讨论过这一转变的问题（的确，在他们的书里没有提《真理报》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由于介绍了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来自上层”的协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人在前十年中一贯遵循的原则，如果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批准，根本不可能在《真理报》上发表。再者，这两位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证明：紧接着《真理报》发出这一前进的信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就着手讨论了。这次转变并不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促成的；相反，这些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讨论这问题，只是因为斯大林已经决定应该有一个转变。这并不是说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两人的说法不能含有不真实的部分。关于问题这个方面，我在下面还要阐述一些有关事实。
　　斯大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出了实行转变的信号呢？根据可能得到的资料判断（如同共产国际所作的其他转变一样），答案在于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在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本书第二章里，我已经提到了，希特勒执政以后，苏联政府开始积极地寻求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搞联盟。但是，在希特勒得势到1934年初这段时间里，在一段时期内，这种企图与维护“腊帕洛精神”的努力结合起来了。希特勒成为总理后三个月，批准了1926年的苏德条约的修正案，这是腊帕洛条约的延长和补充。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33年12月宣布赞同苏联参加这个组织，但在这同时，莫洛托夫宣称：苏联政府没有理由更改对德国的政策。[83]从1933年1月到1934年1月之间的一整年时间里，斯大林在他所发表的著作中对国际形势保持着谨慎的沉默。但是，1934年1月26日，当他向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终于打破了这一沉默。他一开始就说“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他考虑到这次战争可能采用的各种形式，并且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怎样，这场冒险会带给它们非常悲惨的结局。它们冒着面临革命的危险。但是，在各种可能的形式中，斯大林强调指出：“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对资产阶级将是最危险的战争，这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他接着说：
　　“苏联工人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无数朋友一定会从后方竭力打击本国的压迫者，因为他们向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挑起了罪恶的战争，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是用不着怀疑的。……第二次反苏战争〔他在早些时候曾经提到1918—1920年的那次干涉〕一定会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败，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爆发革命，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垮台，这一点也几乎是用不着怀疑的。”
　　然后，他提到了德国的新的统治者。如果他们不摒弃“在苏德条约中已反映出来的旧政策”，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苏德关系将更加恶化。“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如果德国企图过渡到“一种‘新的’政策，这‘新’政策基本上和一度占领过乌克兰并向列宁格勒进攻的前德皇政策相似”，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注意到“这种‘新’政策显然正在占旧政策的上风”，而且，为了使纳粹头子对苏联可能作的选择毫无怀疑的余地，如果他们硬要坚持他们的“新政策”的话。他接着提到1933年11月苏联和美国之间那时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斯大林继续说，不仅是因为这种关系对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因为它“在新旧两个时期之间立下了界标”。（旧时期就是指当时有许多国家把美国看成是各种反苏倾向的堡垒；新时期指的是这座堡垒已自愿拆除以适应两国双方的利益）。斯大林最后说道：“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我们主张和平并捍卫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怕威胁，我们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谁愿意和平并力求和我们建立事务联系，谁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支持。[84]在这一报告中却没有提到万一德国侵略挑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的话，苏联就会来营救受攻击的国家。直到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和其他国家签订过互助条约，只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
　　这个报告中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仔细衡量，提得很有分寸的。它把革命这怪物作为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的一种论据，使资本主义国家不至滑下武装冲突的滑坡，但是，比起前几次代表大会来，谈到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次数就少得多了——而且，在向党代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破天荒第一次丝毫没有提到共产国际。在解释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说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很清楚，在德国占着上风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并没有构成和该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障碍。一切都取决于它对待苏联的态度。
　　根据这一演说，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政治联盟的时刻还没有来到：柏林可能会把这种行动理解为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对待那些和德国敌对的国家的单方面的倾向性行动。但是在同一天（1934年1月26日），当斯大林正在发表他那篇精心构思的演说之时，波兰和德国正在签订一个条约（如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条约是“希特勒对苏联的一个明显的侵略步骤”。而且，在莫斯科的确是这样解释那个条约的。巴黎把这个条约看成是法国通过外交途径苦心建立起来的反德联盟体系中的一个严重的破裂。奥尔赛街（法外交部所在地，现已成了法外交部的代名词。——译者）和法国军事领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法国政府的传统战略作认真考虑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无论在沙皇统治之下，还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俄国都没有改变它的地理位置——它仍然在德国的东面。法国也没有改变其位置，这些领导人在莫斯科这么想道。地理位置起决定作用。五月初，巴都给法国的地位下了定义，向苏联政府建议签订法苏互助条约并应将它扩大成“东方条约”把它包括在国际联盟的组织里。既然这个计划意味着要取得大不列颠的赞同，巴都警告伦敦：如果它反对的话，法国就和苏联缔结直接的军事联盟。5月25日，巴都告诉国民议会，苏联进入国际联盟“将是相当重大的事件，而且既然我关心和平，我是从欧洲和平的观点出发说它将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的”。[85]六天以后，《人道报》转载了《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敦促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达成非正式的协议。
　　但是，与法国社会党达成协议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10月24日，在南特举行的激进党第一次代奏大会开幕前夕，多列士提出了“广泛的人民阵线”的思想，在这个阵线中艾特华德·赫里欧的党将占一席之地。这就是托洛茨基说过的那个党，“在该党援助下，大资产阶级使小资产阶级保持对形势不断作和平改进的希望。”[86]在他的自传《人民的儿子》（1960年版）一书中，多列士写道：他不顾共产国际的劝告（如陶里亚蒂向他传达的那样），还是采取了他的这一主动态度，他并以此作为证据证明即使在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也没有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关系，也考虑到对待莫斯科送来的指示，多列士后来的表现，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撑腰，甚至建议他采取这一“主动”，那就很难相信他会无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87]总之，向激进党提的呼吁和那时苏联外交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完全符合。法囯亲德的反动集团，当时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签订法苏条约的计划，而且他们利用暗杀巴都事件（10月9日）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阴谋。如果要使签订法苏条约的计划取得成功，那么取得激进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法苏条约是于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签订的，随后几天中赖伐尔和斯大林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法国为了维持与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军事力量的国防政策，斯大林同志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直到那时，共产党始终毫不犹豫地反对任何“国防政策”，不论政府里由哪些资产阶级政党掌权。共产党的代表经常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案。条约签订前六个星期，多列士在议会里声称：“我们不允许把工人阶级拖进一场所谓的为保卫民主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88]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赖伐尔认为自己获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除了达成了一项条约外，他还把共产党人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使他们未能与激进党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但是共产党人的回答却是惊人的。在法国各地共产党贴出大标语说：“斯大林是正确的！”《人道报》挖空心思解释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国防，有各种各样的军队，有所谓的捍卫民主的战争和真正的捍卫民主的战争。简而言之，党所说的是从保卫苏联处于危急时刻起，一切事物都显得不同了。其实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摆在一个革命党面前的问题是怎样从这一般的看法出发来说明一种能使这个矛盾得到解决的策略，即是说，如何做到既有助于保卫苏联又同时能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而这个资产阶级，由于那个条约，已成为苏联防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斯大林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国签订互助条约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威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说他“完全赞成”巴黎方面实行的国防政策也是正确的，那就困难多了，即使只从那个条约的军事效果的观点来看待那个问题。如果从反法西斯和法国革命斗争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那就很成问题了。斯大林的话除了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国防政策提供冠冕堂皇的论据以外，还向法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明显的建议，建议他们不要把人民阵线的“广度”（范围）只局限于激进党方面。一旦出于捍卫苏联益的需要，作为最后的手段，难道不可以像1914年那样搞神圣同盟吗？5月17日，在斯大林的声明发表两天以后，多列士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他说，如果反对苏联的战争“不是由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如果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们和其余帝国主义国家有利害冲突而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致行动的话，那么，它们的行动客观上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这种和平事业和劳动人民政权的事业是完全一致的，它在客观上是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分不开的。”[89]因此，如果法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苏联联合起来反对德国，那么，这一行动与法国无产阶级事业则是完全一致的。
　　不久以后，多列士不得不提出“法兰西阵线”的口号。但是，当时重要的是确保激进党的协议。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毫不犹豫地表示共产党支持愿意贯彻激进党纲领的激进党政府。5月31日，多列士在国民议会里说：“赫里欧主席先生，假如你或者贵党的任何其他领导人愿意担任激进党政府的领导（因为激进党占本议会席位的最大多数），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恢复雅各宾派的传统随时准备支持你们。这里我所说的激进党政府是愿意真正贯彻激进党政策的政府。”而且在这个时期，多列士已经提出了认为把这一“阵线”朝右的方向扩大是合适的这种思想。“加入到激进党的队伍中来也许会有其他共产党人，他们的倾向多少是稳健的，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机敏，足够的常识和足够的勇气来认识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个国家以及对和平所代表的危险。”[90]但是，“主席先生”对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阴谋却不能理解。他叫嚷道：“我不属于右翼，我讨厌看到我的党受极端分子的影响。激进党决不是一个革命的组织。”[91]然而，达拉第及激进党的“青年党徒”都非常了解，这并不是激进党受极端分子影响的问题，而是极端分子受激进党的影响。后者不会被迫放弃它的光荣的历史作用而成为一个革命的组织——共产党倒是会放弃其历史作用而不再成为一个革命的组织。既然共产党人接受了激进党的政策，又不排斥国防政策，那为什么不能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号称“人民阵线”的新的左派卡特尔里面呢？1935年7月25日，当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的时候，法国代表对人民阵线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它还不曾采取任何“新的巴士底狱”的形式，实际上它将永远不会采取这种形式，但它已经有过它的7月14日了。（指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攻占巴黎巴士底狱的日子。巴士底狱曾经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因而7月14日是法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译者）那一天，多列士、勃鲁姆、达拉第和从法国各地来的各人民阵线组织的一万名代表，在布法罗体育场庄严宣誓：“保持团结、解除派性联盟的武装，并将其解散，保卫并发扬民主自由，确保人类和平。”永恒的法国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又重现了：圣女贞德和1789年，《马赛曲》和《国际歌》[92]。不久以后，除了享受工资照发的假日以外这一切很少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工人阶级联合阵线的政策是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条件下，共产国际在1921——1923年期间所执行政策的恢复。但是，人民阵线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季米特洛夫试图从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策略的决议中找出一些政策依据来，但是，这些决议里根本找不到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想法。然而，两种政策都不是根据前一时期革命运动的经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问题的批判性分析而制订的。在柏林（无视斯大林的警告）转变了它的政策，明确地暗示它正在准备对苏战争以后，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这两项政策，根据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作为实用主义的应急措施都被采用了。如果希特勒忠于“腊帕洛路线”并将其复仇行动完全集中在反对西方的话，难道《真理报》还会迫切地号召法国共产党人与勃鲁姆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议吗？要领会在共产国际所作的策略性的转变中“苏联外交政策”起了何等决定性的作用，提出这个问题就够了——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武断，因为德国帝国主义在1939——1941年间的确回复到“腊帕洛路线”上来了。
　　但是，在这时刻，保卫苏联的迫切需要，同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这一同样迫切的需要，凑合在一起了。而在前十年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的倾向性，目的在于利用德国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诸国”，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给共产国际的政策一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变成宗派主义的政策。然而还不能说这两种需要完全一致。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部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的右翼，可能同意苏联政府为反对德国的危险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甚至还可能支持人民阵线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可能会起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所起的类似的作用。尽管这样，他们显然不会支持已经具有革命性质的工人联合和人民阵线的政策。任何有可能导致以革命方式解决民族和国际问题的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同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还会助长这些社会和政治力量赞成向外部敌人妥协的倾向。这与苏联政策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苏联的政策是谋求在苏联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联盟。从1934年到1938年期间欧洲形势发展的途径表明，在这种矛盾内部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可能性。关于这三种可能性，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领导中具有不同倾向的人，都多少自觉地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看法。形势可能会导致根本的、革命的变化，于是就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苏联的防御——在苏联与新的革命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盟（不排斥一种不同类型的联盟，即德国的对手或受害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运动对资产阶级尚未构成真正的危险）。或者，其次，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把持下实现民族团结，这样苏联的防御实质上就得建立在同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之上。或者，其三，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运动，虽然其力量还不足以支配三种可能性中的第一种，却也许可以证明它强大到足以使资产阶级各部分都感到害怕，使他们同德国妥协，从而孤立苏联。
　　符合逻辑地说，参加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有意识地为实现第二种可能性而努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第一、二两种可能性，虽然从未明确地解释过，却也都指出来了。然而，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论点影响下，共产国际所贯彻的政策，实际上大大有助于实现第三种可能性。在慕尼黑事件的时候，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都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它们最初的革命潜力，就遭到失败。于是，苏联感到自己被孤立了。幸运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当时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里的革命危机都已消除了），这些矛盾超过了一般的阶级利益。不然的话，这种阶级利益也许早已从慕尼黑事件开始，导致一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法西斯的还是“民主的”联合对苏的干涉。
　　在研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人们通常都认为这次大会的基本目的，是制订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这次大会当然十分重视这一议题，而且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报告里，对此作了专门论述。为了掌握所通过的政治路线的基本意义，为了弄懂这条路线是怎样得到实施的，有必要从这次大会本身给各共产党所规定的中心口号谈起。口号是：“为和平和捍卫苏联而战斗”。这口号意味着各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它们的政策和行动，都必须根据这一最高目标来考虑和作出决定。在代表大会的策略论点中以及在这些论点以后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其基本原因在于这一总路线。而这一总路线，则在这次会议的下列指示中被规定得很明确了：“为和平而斗争，给各共产党为创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开辟了最大的机会。应该把所有热心于维护和平的人们都吸收到联合阵线中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集中力量反对主要的战争贩子（当前是反对法西斯德国、反对与它同伙的波兰和日本）构成了共产党的最重要的策略任务。”
　　共产党必须吸收进联合阵线的热心于维护和平的力量是哪些呢？首先，显然是人民群众，还有统治阶级里每一个热心于和平的集团（包括那些在这个特定的时刻里对和平同样感兴趣的大大小小的国家）。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苏联的和平政策不仅打乱了各帝国主义企图孤立苏联的计划，而且还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不但为自己和那些当时热心于维护和平的政府合作，也为和那些小国家合作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些小国家来说，战争象征着特殊的危险。”[93]季米特洛夫解释了这种含义隐晦的暗示指的是哪些国家：“甚至有些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担心自己在重新瓜分世界中失利，也对现阶段避免战争感到兴趣。”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是欧洲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和美国，它们唯恐在同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失掉开发世界的垄断权。[94]季米特洛夫接着说：“这造成了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工人阶级联合阵线的可能性，造成了由全体劳动人民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民族组成的非常广泛的联合阵线的可能性。”这里“所有民族”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已达到了含糊透顶的地步——其意思似乎是指“所有国家”。这“世界阵线”，正如季米特洛夫在别的场合所提出的，实际上就是反希特勒的大联合，这一大联合在纳粹分子入侵苏联之前，根本未能实现。
　　陶里亚蒂在代表大会上的任务是作关于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报告。他宣称，为了维护和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关系到苏联一个国家的事：“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决定国际政策问题时，可以而且必须详尽阐述自己明确的立场。就此点而言，它们有义务积极干预事态的进程，援助推迟战争爆发的倾向，并阻止一切对和平构成直接威胁的事件发生。”[95]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这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表现得极为具体。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提到了欧洲两个主要的共产党——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面前。这两个党是在德国共产党被粉碎以后欧洲幸存的两大共产党，也是在它们各自的国家里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西班牙共产党还没有“摆脱”而且还正在受着十月失败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早在两个月之前，苏联曾经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它们代表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到的“热心于维护和平”的国家的两个完美的典型：担心在世界上失去支配地位的“大国”，和具有失去民族独立的危险的“小国”。那么，总的说来，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支援”苏联政策的这一基本方面该做些什么呢？共产国际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陶里亚蒂在自己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在共产党人中造成了一些疑虑：
　　“有些人动摇了，个别同志甚至认为：互助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断送欧洲革命的前程……。某些同志甚至将这一互助条约的缔结看作在敌人压力下的强制性的退却。但是，这少数同志只能表明他们不会区别退却和前进。一个资本主义大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一个抵御侵略者的协定，一个捍卫和平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边疆的协定。难道还有比这事实更显著的成就吗？……实践的经验已很快使这些同志确信他们完全错了……。苏联借以巩固其和平政策的这个新条约，只能在各国劳动人民心目中，在全世界的心目中，提高无产阶级国家的威望，从而也提高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声誉。”
　　在提醒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在制订这一方面政策时应该凭什么标准时，陶里亚蒂从提出一条原理开始，这条原理早已包含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中了（如第二章所阐明的那样，第六次代表大会使苏联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处于盟主地位的“原则”公式化了），而在这里，这条原则被阐述得无比清晰：“对我们来说，在苏联的和平政策与工人阶级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之间有着完全一致的目的，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在我们的队伍中，对这一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我们不仅是一般地保卫苏联，我们还具体地保卫它的整个政策及每一个行动。”陶里亚蒂接着说，这并不是说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必须始终表示“在一切行动中和一切问题上完全一致”。他还说：“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苏联的立场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可以举出大量例子。”然而，陶里亚蒂引用的全部例子发生的时间都在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出现之前。他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哪一个共产党曾采纳过不同于苏联党采纳的策略主张。也许在共产国际所有的文献中，再也找不到更明显的证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是如何全盘臣服于苏维埃国家政策的证据了。[96]
　　把这种标准“在原则上”公式化了以后，陶里亚蒂进而把它们应用到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这两个国家，党都必须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行动。它们必须“坚定地捍卫这个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是和平和捍卫苏联而斗争的工具”。它们必须“在议会里投票赞成这个条约”并“揭露任何打算追随和条约所要求的义务不同甚至是相背的政策的企图”。它们还必须同时对资产阶级说：“没有人向我们保证”不使用军队反对工人阶级，不会像通常那样，要穷人而不是富人，为军队筹款，而且，到时候这个条约真正得到尊重，如此等等。因而，他们必须说，只要得不到这样的一种“保证”，工人阶级就不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也不会放弃对执政的政府进行斗争。陶里亚蒂最后说：“那些不懂得我们的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那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人，即使他们把自己设想成极度聪明并具有逻辑头脑的人，例如，像莱昂·勃鲁姆自以为是那种人一样，就将永远不会理解一切事件和革命辩证法的真正用语。”[97]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法国、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事件的辩证法”就要给共产国际的新策略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以严峻的考验。但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陶里亚蒂解决欧洲一些国家可能发生的革命发展和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结成联盟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所采用的非凡的技巧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非议的。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这种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存在于西班牙和法国，就后者来说，因此便具体地产生了“关系”问题。如果法国的形势会导致革命危机，那么，共产党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即使这种形势有危及法苏条约之处，那么，应不应努力加剧这种危机，使其发展成无产阶级革命呢？假定法国形势从1934年以来是如此发展的话，那么，提出这种不测事件，是和荷兰代表提出问题一样合理的。荷兰代表问，万一德国侵略他们国家，由此引起的战争是否具有卫国战争的性质，尽管荷兰是处于帝国主义殖民地占有国的地位。陶里亚蒂按照这次大会精神肯定地回答了荷兰共产党人的问题——尽管他照例加上一些限制的条件，即，采取的路线“决不可导致抛弃阶级斗争”，还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卫民族自由的政策决不可脱离为解放殖民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真正的斗争”。他还提到他的回答不仅对荷兰有关，而且对比利时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明确的答复是符合当时情况需要的，因为比利时和荷兰的国际前景同苏联政府为了保卫自己、反对德国可能的侵略而建立起来的联盟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这次代表大会对法国政局中出现的问题不进行特别的考察，如果陶里亚蒂巧妙地避而不提这一问题，那么，难道不正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不存在这种一致性，而且，恰恰相反，出现的问题正是一致性不足吗？
　　总之，就所有的报告，所有的演讲和所有的论点都受到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捍卫苏联这一思想支配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作了间接的答复“援助苏联，保卫苏联，与苏联合作以战胜其一切敌人，这个目的必须决定无产阶级每一个革命组织的行动，必须决定每个真正的革命者，每个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无党派工人，每一个劳动农民，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行动……。”[98]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一个领导人克诺林很直率地指出：从革命前途发展的观点来看，最主要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斗争，而是要确保苏联的发展。只有这个，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才会使均势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克诺林在向这次代表大会作的演讲中说，共产党人是和平的党，他们尽他们所能努力“阻止战争发生，以便通过和平竞赛和和平劳动，使人民信服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接着他又说，如果共产党人赞成和平，那是因为和平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能进一步发展，并将保证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壮大。“如果和平得到维持，那么，国际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将日益转向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本主义。”[99]
　　如我们在第二章里所看到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以前任何一次大会不同的是，它并未着手处理世界革命及其前途的特殊课题。季米特洛夫说：“我们从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中有意抹去了关于革命远景高调的词句。”[100]我以为除了会议已经表明的以外，几乎没有必要来解释这种“抹去”是出于比避免侈谈革命这一值得赞许的愿望要迫切得多的原因（而且，即便附带地说一下，也真的会是一个侈谈的问题）。在第五次，或者说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当战败的德国和受包围的苏维埃共和国，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个“大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利益一致的时候，当莫斯科认为当时正在带头闹世界性反苏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大林称之为“民主资产阶级的”或“民主和平主义的”党派一道）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时候，共产国际仍然能够为世界革命明确地制定这个那个战略计划（至于是正确还是错误，则另作别论）而没有同苏联的“和平政策”发生矛盾冲突的危险。
　　但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背景下，怎么能够使任何明确的世界革命的战略符合苏联与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和美国建立联盟的需要呢？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共产国际章程上明文规定，然而代表大会迟迟不举行长达七年之久，正当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经历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却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以及附属国家的反帝革命问题避而不作任何理论分析。这也说明为什么季米特洛夫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长达七十页的报告（根据本书所引的那一版），仅有一页半是专门论述殖民地反帝斗争的。实际上，在欧洲问题背后，在这些站在前台的有威望人物如季米特洛夫和其他西方共产党领导人背后，正在进行着的是共产国际所有代表大会中最“俄罗斯中心主义”的一次大会。要是没有这个事实，那倒可以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次大会了。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已经拋弃了一切关于世界革命的全面观念，那将是错误的，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事实上，第七次代表大会含蓄地保留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观念，使之在“战术上”适应那种由于在苏联边界上出现两大严重威胁而造成的局面（即，希特勒的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威胁）。同时这两个国家不仅对欧洲的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及一些欧洲国家的独立也构成了严重的危险，同样也严重地危及中国的独立。另一方面，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那野心勃勃的行动，也威胁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胜仗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如果我们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把下面的思想作为世界革命观念的主要成分引了进来，即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力量，是被压迫阶级的世界性运动的基础，是国际革命的中心，是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因素，等等（见第二章），那么，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很显然，共产国际的战略必须把妨碍德国和日本扩张主义的一切利益、因素和矛盾组织到“为和平与捍卫苏联而斗争”（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的“中心口号”周围来。
　　这一战略思想，是符合当时在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下，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开始阐明的关于资本主义情况的总观点的。而且当时的经济大危机似乎已经明显地证实了上述观点。根据这一观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这次是真正地进入了）它苟延残喘的“垂死阶段的痛苦挣扎”。共产国际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导思想之一（取自已提到过的斯大林在1934年的报告）是法西斯主义的惊人的进展表明了“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老办法统治下去了”，[101]而且不只是在意大利和德国如此，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美国共产党代表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福斯特告诉大会说，在罗斯福的政策中有法西斯主义的成份。其他代表说该政策“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的“路”。而季米特洛夫则提到了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因为，如他所说，“振兴资本主义的纲领已经崩溃了。”[102]如果这就是这次大会对美国资本主义所持的观点的话，那么，就不难想象它是如何看待欧洲资本主义形势的了。这种思想的逻辑必然使人们把法西斯主义看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终社会政治形式，在那以后，资本主义是注定要消亡的。实际上，这就是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报告中所阐述的思想，在他的报告中，把法西斯主义称为“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金融资本最富于帝国主义成分的恐怖主义的公开专政”。这个由斯大林想出来的公式错误地宣称把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缩减到仅仅是金融资本的一部分就能描绘它的阶级内容。从法西斯主义是色厉内荏的这一思想出发，季米特洛夫在听众面前炫耀一种乐观的远景，根据这种乐观的远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本身必然毫不宽容地创造使法西斯毁灭的条件，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
　　他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法西斯主义与它自己的目的相反，不能解决资产阶级阵营的矛盾，反而使其恶化。它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尖锐化并且激起群众的仇恨与愤怒，因而有助于唤醒他们的革命精神。它削弱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联合阵线，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看出法西斯主义就是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政策的结果，“在组织联合阵线中共产党所显示出的首创精神，共产党人、革命工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已经使共产国际的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国际的使命是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因而，一心想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作为生活和阶级斗争辩证法的结果，它自己正在趋向进一步发展势必充当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掘墓人，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军事力量。”[103]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运动的辩证法正在挖掘资本的墓穴；季米特洛夫解释道：这一延宕了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现在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已采取它的最后形式——法西斯主义。
　　从这一纲要可以推断出这样一种思想：阻塞通向法西斯主义执政的道路，并摧毁法西斯主义已经执政的国家，意味着采取走向世界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步骤。工人联合阵线、人民阵线和保卫和平（及保卫苏联）的世界阵线等的整个策略组成了形势将怎发展这一观点的一个部分。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报告结束时说：“我们想到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处于所有劳动人民最前列的工人阶级，结成百万革命大军，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并有如此英明伟大的舵手斯大林做我们的领袖，才能确定无疑地完成其历史使命——把法西斯主义，连同资本主义，通通从地球上扫除干净。”[104]
　　共产国际所作的策略转变根本没有改变它的假设，即，只有在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下，革命才能胜利。工人联合阵线的基本目的是在每一个国家，在其相应的共产党领导下，重新组织工人阶级。在这个过渡时期，可以与社会党签订协议，这种协议可能引起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政府的组成，但是，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必须采取直接斗争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一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采取苏联的形式，这是第七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不变的设想），执政以后，共产党要一党专政。的确，这次代表大会考虑了把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革命党的可能性。但是为这种统一所规定的条件是这样的：它要绝对保持斯大林模式的党，保留它的理论教义，策略纲要，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承认苏联的盟主权，等等。如西班牙一位幽默家在那时评论的那样，这不是统一的问题，而是“苏联化”的问题。
　　共产国际所主张的人民阵线的政策主要目的是把城乡中产阶级重新组织到工人联合阵线周围来。这样，城乡中产阶级，尽管是间接的，将受共产党的领导。眼前的目的是粉碎法西斯主义；但是，在斗争的进程中，将能够创造条件来保证这些中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刻到来时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是共产国际的立场。但是，正如组成工人联合阵线意味着在反法西斯斗争阶段与社会党达成协议，同样，根据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点，把中产阶级重新组织到工人阶级周围来，要求在共产党和代表这些社会阶层的政党或其他组织之间有非正式的协议。
　　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是：必然作为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基础的政治纲领应当适合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而且决不应包括过于激进的目标，因为那样的目标可能会“吓跑”那些政治不发达的支部。假如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而实际上前者只被看成是比后者强大些先进些的核心，而后者的基本目的是把中间阶层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那么就必须确保工人联合阵线的纲领不要“太过火”，必须考虑到中间阶层的思想状态。最后，考虑到吸引中产阶级，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条倾向于把它整个运动和中产阶级的观点结合起来的总方针——按照中产阶级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上所起的基本作用，上边这种考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照例，这政纲由三个部分组成：经济要求，原则上与改良主义的党和工会的观点完全一致，政治要求，不超出维护或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与制度，以及镇压法西斯主义的种种活动和组织；还有“为和平而斗争”部分。各国共产党忠于共产国际的路线，系统地反对在工人联合阵线和人民阵线的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类型的目的或者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类型的目的。举例来说，法国共产党宣称自己反对社会党提出的“结构上的改良”（一定数量的民族化）。为了证实这种态度是正当的，他们提出了两种论点。一种是“左派”性质的。多列士说：“我们共产党人，赞成社会主义化；我们赞成完全剥夺资本主义剥削者的财产，但是，为了社会主义化，我们认为必须实现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小小的条件：占有政权，夺取政权。现在，只有一种夺取政权的方法到现在为止被证明是有效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无产阶级胜利的起义，实行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的专政。”（当然，多列士本来可以说：好。既然至今还坚持着改良主义路线的你们，正在提倡银行和大工业的社会主义化，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团结工人阶级为实现这些目的而战斗——但是，要那样做的话，我们必须取得政权。在苏联，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并建立了由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法国，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一个具有其他传统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国家，因此，可能有另一种路子供我们走，我们必须共同来寻找这条路，也许有必要组成一种新型的革命党，等等。显然，身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的多列士，不便那样说。要是那样做，他就必须得是像列宁一样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像列宁那样，正在寻找一条在他的国家内革命所应遵循的特殊的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化建议的另一种论点确实是很简单的：激进党反对这些建议。对多列士来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化”会吓跑中产阶级。[105]
　　根据这一策略纲要，共产国际怎么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才能够把这运动引到必要的革命倾向和觉悟水平上去呢？答案在于下列论点中：资本主义已是没有能力“吸收”或“同化”当时正在酝酿的民众要求的大浪潮。虽然工人、农民、文职公务人员等等的经济要求，仅仅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也不能满足他们，因为它已不能再发展生产力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将会发现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卷入运动的群众将激进化，并且将得出如下结论，如季米特洛夫说的那样，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有得救的希望。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和制度将会造成同样严重的局面。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已不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政治形式，必然会迫使统治阶级进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就会转而变成反对它的倡导者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了。
　　不管怎样，仍然存在着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如共产国际所看到的主要危险就在于这个问题：刚才描述的动力可能至少在整个历史阶段被轧住。共产国际担心法西斯主义凭着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的恐怖主义专政，也许能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尽管资本主义已绝对不能发展新的生产力，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用武力摧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动力”，那么，这样的不测事件就可能会发生。可是，就在这里，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辩证法也会起作用的。当时，法西斯主义正通过竭力加剧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这些手段，扮演着魔术师的徒弟的角色。为了维护它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殖民地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帝国主义列强发现自己被迫与苏联结盟，（苏联当时也受到同一个敌人的威胁）——一种既可维持现状又可在苏联参战时与苏联并肩战斗的联盟（至于相信这些列强是“爱好和平的”，如共产国际的决议所宣称的那样，那是只能欺骗人民和共产党员自己的一种委婉语而已）。
　　简言之，共产国际认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带到深渊的边缘之后，将继续起作用，结果社会党人将被迫与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苏维埃政权一旦建立起来，就将把这些原来的社会党人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至于那些代表中间阶层的党派，它们也将遵循类似的路线发展，他们也将扮演那些“戴绿头巾的、挨打的和幸福的”角色。最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大国为了打垮它们的敌手、并从而摧毁法西斯主义（只有它还能够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而不得不与苏联进行合作。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将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
　　由此看来，第七次代表大会制订出来的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根本任务，首先是为了“促一下”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动力。这一点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做到：第一，通过一定的行动使那些政治觉悟还没有提高到能理解只有苏联政权能够救他们的广大群众愿意跟先锋队走，即使他们还不十分清楚自己将被带往何方；第二，通过必要的工作以保证那些最终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社会集团、政党和国家机构愿意基本上毫不抗拒地走向自己灭亡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极端衰弱，社会的发展会把整个世界带到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只有世界革命的政党才知道其秘密的这个大飞跃面前，没有人会感到吃惊，先锋队里的工人们必须避免提出那些可能使不太进步的工人惊恐的目标；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抑制住不宣布自己的目的（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因为这种目的可能会使城镇中产阶级和中小自耕农心烦意乱，最后一点，工人、文职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农民等等的大多数必须做到不使那些可能愿意与苏联结成联盟以反对德国复仇主义分子和日本扩张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受到惊恐。由于这最后一点关系到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环节”，它就必须，而且的确比其他一切战术上的重要问题更受到重视。
　　以上概述过的整个综合战术，无论从所宣称的客观基础这一标准（它是以这种客观基础为依据的），或是从党的自觉活动这一标准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防御兼进攻的战术。其所以是防御性的，因为这个过程的客观动力为本身创造了对付法西斯威胁的进攻的防御措施，而且党为了团结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在最低的共同水准的基础上开展活动的。其所以是进攻性的，因为这种主客观动力加剧了矛盾，并且使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也因为随着新形势的形成以及力量的相互关系变得有利，这动力相应地使党能够提出更激进的斗争目标和斗争形式。考虑到当时欧洲的形势，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地强调了防御性的一面。然而，在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也在其他的专论文章中，都提到进攻性的一面。
　　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以便使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茁壮成长，以便使无产阶级今天为了保卫它的暂时利益反对进攻的资方和法西斯主义，而明天，就可能到达为自身的最后解放创造初步条件的境地……。当形势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使工人阶级对斗争形式和方法的迅速改变有所准备。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加强，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并准备从防御转入进攻资方，朝着组织群众政治罢工的方向前进。[106]
　　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在西班牙和法国转入“进攻资方”终究成为一件真正可能的事。

“必须善于结束罢工”：1936年的法国


　　1934——1936年的法国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运动出现高潮的原因，已在大量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进行了研究。[107]这些原因可以非常扼要地归纳为三个主要因素的结合。第一，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只是在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波及法国，而那时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经济恢复已经开始了。这一耽误意味着危机引起的社会不满和第二个因素正好同时发生并结合起来了；第二个因素是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的其它部门因希特勒上台所激起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应。法国的社会斗争变得同反对反动势力（特别是反对臭名昭著的“联盟”）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了，这种反动势力是“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化身；第三，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中最有觉悟的工人中间激起了要求联合的愿望。他们在自己的组织内可以团结在一起并组织起来，因为德国的经验已经表明了分裂的悲剧性后果。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实现的工会联合。激励了工人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提高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工人的党成了一种磁极吸引着城市里受到危机严重冲击的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随着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右派政客，法西斯德国侵占法国时投敌，任维希政府总理，解放后被判叛国罪处死。——译者）颁布紧缩通货的法令，不满情绪达到了最高峰。正如多列士所说的，“八十万文职人员（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提到的这一国家的支柱）正在兴起；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越来越不信任了。”[108]不满情绪在农民群众中也有所滋长。
　　面临这一普遍高涨的浪潮，法西斯主义势力就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加强了活动。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历史学家写道：“两极分化逐渐产生了，右边，围绕着‘火十字团’、左边围绕着1934年10月以来共产党人所谓的‘人民阵线’……。一种潜伏着的内战气氛已遍及全国。”[109]在1935年中期，多列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谈到革命危机的前景时说：“群众运动的推动力可能会促成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我们党准备支持这个政府，如果必要，甚至还可以参加进去。由于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袭击将是野蛮而且是直接的，反法西斯的斗争将变得越来越激烈。但是，人民阵线和共产党将占据新的阵地，我们要利用这块阵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110]无论如何，目前，法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激进党一样，关心“反法西斯斗争”，认为应该以“公民的精神”进行这场斗争。1935年12月，多列士、勃鲁姆和伊巴尔纳格莱（最后者为“火十字团”代言人）答应国会说：他们将解散他们各自的半军事性组织[111]。此事由无记名投票来表决。1936年5月3日，经无记名投票，人民阵线获胜。
　　然而，“人民阵线的胜利”这个用语并不确切地表达那个事件的真实含义。属于这个“阵线”的“资产阶级的党”遭受了重大的失败，失掉了四十三个席位，只剩一百十六名代表，而不是一百五十九名；那些以前曾经给这个党投票的人中，现在有相当大一部分却投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票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人转而支持资产阶级右派。这个胜利是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胜利；而且虽然社会党在议会里成了最大的政党（他们的议员名额从97增加到146，而且在法国议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击败了激进党），但主要的获胜者是共产党（72名议员，原来只10名）。同社会党断绝了关系的右翼社会党集团在议会中的代表名额几乎失去了一半（现26名，原来45名），这也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凡此种种，都显示了当时在这个国家里正在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那里不仅工人阶级激进化，而且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也激进化了。
　　虽然从革命远景的观点来看，这种由选举揭示的政治两极分化是大为鼓舞人心的；但从法苏条约的角度来看，似乎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因素。如果法国陷入内战，那么，它的军事力量会变得怎样呢？《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写道：“这里的统治集团情绪沮丧……哀叹激进党人的相对失败。”李维诺夫以顺从的态度接受“民众的意志”的同时告诉《巴黎平民报》的通讯记者说：“最主要的就是法国不能答应削弱其军事力量。我们不希望它内部的混乱有利于实现德国的预谋。”[112]如果外交人民委员所表达的愿望是有意义的，那么，在他表达这意愿的那个时刻也同样是有意义的。这是六月的头两个星期的事。五月底以后，法国无产阶级不等勃鲁姆政府建立起来已使自己陷于“动乱”之中。罢工运动在占领工厂的配合下开展得越来越广泛了。法国工人阶级斗争史还从未有过这等规模的罢工运动呢！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加上选举所揭示的政治基础证实了一些同时代人对那场著名的交易的回忆：“那么这就是一场起义？”——“不，先生，这是革命。”从最初的一天起，这次运动的确带有在每次真正革命的初期可以看到的标记：广大群众自发的首创精神，意识形态上质的变化，亿万人民要求结束某种旧秩序的共同心愿，常规机构的泛滥……。几乎每一个研究过这事件的人，或每一个经历了这事件的人，都同意这种分析。杰克·弗凡说：“这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双重革命性，既打击了当局的权威又打击了财产所有制。”艾尼·柯里吉尔写道：“大批簇拥的人们，不受控制的群众，革命盛会的后备军，都起来行动了。”在工会运动中长期任职而深孚众望的茹奥（Léon Jouhaux，1879——1954，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译者）为了扑灭这场烈火，在事态进展中如此解释道：“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场运动是怎么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们面临着群众不满情绪的爆发。这些群众多年以来备受屈辱与镇压，一直来只能抑制住他们的不满情绪，而现在，由于5月3日人民意志得到肯定，自由气氛大长，就发现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了。”[113]
　　实际上，没有人曾下令总罢工，更不用提占领工厂了。为此，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工会和各政治领导层，政府和老板，左派和右派。工人阶级已经利用了人民阵线选举的胜利。它十分明白，这是它自己造成的，这首先是它自己力暈的表现。不管怎样，所采取的行动还表明工人们对实现选举时的许诺，几乎不抱什么幻想。在这一时刻所“爆发”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不满情绪，而且也是对国会通过多年来的选举所作决议的不信任。如历史学家G·勒福朗正确地指出那样，法国革命工团主义的有些基本态度是不可抗拒的：对国家和政党缺乏信心，对无产阶级群众采取直接行动的效果充满信心。[114]工人们对他们自己选出的当权的联合组织的结合及改良的意愿并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自己力量之所在，因而占领了工厂。
　　结果是一片大混乱。已经就任为共产党支持的社会党——激进党政府首脑的勃鲁姆，向雇主的代表们承认：形势最严重的方面是政府不知道这场运动源于何处，也不知道它将向何处发展，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也同样很担心。他们认识到工人群众已部分地脱离了他们的控制，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到越轨的势头。他们竭力设法阻止这一运动向社会服务部门蔓延。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尽早达到通过谈判解决这一运动。[115]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同样的路线。杜克洛说：“我们关心两件事情：第一，避免混乱，第二，尽快地举行会谈，以便迅速解决冲突。”但是，在总工会、雇主组织和勃鲁姆政府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并未结束这场运动，尽管《人道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宣称：“这是胜利！”[116]到6月11日，罢工人数达到了两百万。在金属加工工业——这一庞大运动的指挥部门，来自七百家工厂的代表们于6月1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雇主不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求企业国有化，由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经营。6月11日，传出谣言说金属加工业工人们要离开各自的工厂，列队向巴黎中心挺进。同一天，多列士召集了巴黎地区的共产党人，并命令他们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力使罢工停止。他说：“虽然领导好关于经济要求的运动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善于结束罢工。在目前，还不存在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制的法兰西共和国，但那不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的事。”
　　社会党里持革命倾向的首领马尔梭·皮威，在巴黎《民众报》上写道：“现在，对于那些勇敢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新雅各宾派的口号是小心谨慎，而不是勇敢。多列士在对巴黎共产党人的演说中回答皮威说：“不，在目前，一切都不可能。”他号召战斗的共产党员“反对这一运动中的左倾倾向。”第二天，颇受共产党影响的金属加工工人在一次会议上同意与老板们签订一个条约。并回厂工作。党提出了“人民阵线不是革命”的口号。[117]确实，人民阵线是另外一回事：在1936年6月的法国，人民阵线在协助打开闸门以后，证明了它原来是革命的障碍。
　　把这一大片水引回原来的河床最重要的是使群众对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想要执行的政策产生信心。工人们十分明白对激进党人能指望些什么，激进党人在新的联合组织里占一席之地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他们对之不信任的明显原因。勃鲁姆的纲领，正如他的主要政治秘书最近回忆的那样，就在于“把最大剂量的改良主义注射到像法国这样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去。”[118]许多工人或多或少清楚地懂得这个“最大的”将意味着“最小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出于通过投票击败反动派的需要而投了勃鲁姆的票以后，未经获得勃鲁姆的准许而以进行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方式来“反对”他的原因。在联合组织里的第三种成份是共产党。尽管无产阶级对新选举的议会党团总的说缺乏信心，但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正在从这个局势中寻找革命出路的那部分）是愿意信赖共产党的——这是唯一的在议会联合中名声没有遭损的党，一个十五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谴责改良主义者放弃或丧失革命时机的党，一个看来是到现在为止唯一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公认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新一代此刻前来壮大党的队伍的原因。同样，共产主义工会领袖们的影响在目前重新联合的总工会内部也迅速增长了。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投了共产党候选人的票。[119]
　　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在老的革命工团主义倾向恢复到一定程度，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以及比较重要的革命倾向在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里表现出来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领导法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时形势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个党了。它能够——而且实际上已经——行施它的“革命”威望的全部影响使这自发的运动走上符合政府的改良主义要求的道路；或者它能够起作用以发挥形势中固有的革命潜力。第二种解决方法并不一定意味着企图立即夺取政权。用这种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如多列士在6月11日演讲中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避免面对现实问题的花招而已。这关系到两种理解人民阵线战术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在从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引来的那段话里已经表明了：“当运动在发展，工人阶级的团结在加强的时候，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并且准备从对资本主义的防御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把运动引导到组织群众的政治罢工。”在1936年6月法国的实际条件下，这种罢工意味着提高群众运动的政治和组织水平，把运动提出的经济的和工会的要求与别的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结合起来，把消极的占领工厂的行动转变为“积极的”行动，利用这种占领提供的有利时机创造群众组织的各种形式——工人委员会、工人议事会——这些形式与法国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会和政治形式相结合。将组成新的权力机构的雏型。[120]只有在像这样一个革命过程开始之后，才有可能回答法国社会的危机是会造成一个革命的结果呢，还是至多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或多或少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罢了。
　　另一种“理解”人民阵线策略的方法在于阻止这场群众运动，以致使它不能超出这一“阵线”的资产阶级或改良主义派别所容许的界限。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中，这条路线与第一次提到的路线相“共存”，而且，实际上是这两条路线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条。当多列士力图表明要把1936年5、6月间的运动引向更革命的目的，还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时，他以极端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的运动还没有得到全部农村人口的支持和参加，他们还不像我们那样决心把运动进行到底。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甚至还有丧失目前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间所赢得的同情的危险。”[121]
　　几乎无需解说，列宁如果一直等到整个俄国的农民也像布尔什维克一样决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他一直等到公开宣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不会使布尔什维克失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的某些集团的同情时为止，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一部分农民的支持。这部分农民不是为社会主义而自觉地斗争，而是为和平与土地而斗争。而且，“中间阶层”使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少数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1936年的法国，城乡“中间阶层”中有权力的怀有不满和激进情绪的部分，随时准备跟随工人进入抽象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毫无疑问的（多列士在他6月11日的演说中并不否认他们的存在），更不必说把苏联的一党制移植到法国了。但是，这一部分人本来是能够和工人们一起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包括在人民阵线的战战兢兢的纲领之内）而斗争的（革命的党对待这一纲领的态度，以后就不可能与五六月份的“社会爆炸事件”以前的态度一样的了）。[122]当然，为了做到这点无产阶级决不可半途而废。如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由于其本性优柔寡断，差不多“同国王一样保皇”——如果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干革命时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己的力量和决心的话，那他们是不会走上革命道路的。
　　多列士的论点之所以极端脆弱，是由于没有坦率地提出并分析党所采取的这条路线的主要理由。只是像提及见不得人的疾病似的暗暗地提了一下。瓦特·古杜里埃在6月6日的《人道报》写道：“由于雇主的利己主义与顽固不化，目前的形势再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害法国人民的安全。”大约在同一时间，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马赛尔·吉顿宣称：“面对着希特勒主义的威胁，我们认为那种把法国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的冒险政策是不能接受的。”[123]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李维诺夫曾经告诉一位法国的新闻记者说：“最主要的就是法国不能答应削弱其军事力量。我们不希望它内部的混乱有利于实现德国的预谋。”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关于在五、六月间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随时准备跟工人阶级一道前进的农民或文职人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这本来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而且这个问题本来就只能在行动中得到解决；但在1936年的法国，这样一种发展就必然意味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动用武装力量，甚至发生内战都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么，法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法苏条约将会变得怎样呢？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革命的答案。对苏联来说，无产阶级的法国比资产阶级的法国将是更可靠更强大的盟友。然而，要是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呢？没有人能够保证它获胜。1789年的雅各宾派第一次冲击了巴士底狱，然而他们在凡尔梅（凡尔梅是法国玛纳河边的一个村庄，1792年法军在这里打败了普鲁士人。——译者）停止不前了。1936年的那些人首先想到了色当（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工业重镇，1870年拿破仑三世曾率10万大军想进攻普鲁士，结果被普军俘虏。——译者），然后作出决定：“必须善于结束罢工。”
　　继法国的“社会爆炸”之后出现了西班牙的“爆炸”，此时，法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显得十分清楚了。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主持下的西班牙共产党官方委员会撰写的历史《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引述了柯莱特·奥德雷关于勃鲁姆一书中的一段话。在那段从1942年7月9日法国社会党领袖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引来的话中勃鲁姆解释道：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将会使法国内部的形势恶化。还说“一当形势变得极度紧张时，我们在法国就会有类似佛郎哥政变的事件出现。在任何外国战争开始以前，法国将会经历一场内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得胜。”紧接着引用勃鲁姆的这个论点以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写道：“即使柯莱特·奥德雷的书是为勃鲁姆辩护的，她也承认勃鲁姆在这里歪曲现实，因为直到德国的装甲师入侵及希特勒主义者进入巴黎以后，法国的将军们都没有能力建立起由贝当（法国元帅，第二次大战时期任法国维希傀儡政府首脑。——译者）为首的反动政权……。在1936年的条件下，法国的法西斯式的政变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勃鲁姆对他的‘不干涉’政策的这一解释，即由于害怕在法国加深社会和政治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与现实有些关系。”后来，这本书重述了柯莱特·奥德雷所作的下列评论：“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领袖把两个无产阶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挽救一个无产阶级并加强另一个无产阶级，由他同意承认他的前任们签订的资产阶级商业协定，而且同意两国的共同边界被利用，这对他来说本该是够满意的了。这样的一种机会真是千载难逢。”西班牙共产党人强调说：“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事物的核心。勃鲁姆所要避免的，所害怕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能会得到加强，是人民阵线可能不仅在西班牙完全取得胜利，而且可能在法国也完全取得胜利。”[124]
　　在背叛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件中，勃鲁姆所起的重要作用值得重新一提。而且使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之所以采取他的政策，主要理由并不像他在1936年和1937年发表公开声明时所宣称的是由于战争的危险。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同意柯莱特·奥德雷关于1936年法国的法西斯式的政变注定要失败的观点，作了意义非常重大的判断，因为这等于承认当时的法国存在着非常有利于加强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条件，以及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将走向胜利的结果。但是西班牙共产党官方委员会所撰写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不是勃鲁姆一个人害怕“法国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向纵深发展”，以及内战的可能性。为了在法国鼓吹阶级和平，也不是他一个人乞灵于希特勒的鬼影。当勃鲁姆在1942年的一封私人信件里表达了他的忧虑时，莫里斯·多列士于1936年7月25日就公开说出了他的忧虑：“如果为资本服务的法西斯主义匪帮得以挑起包括我国在内的混乱和内战的话，特别是在除了国内需要安宁的原因之外〔原文如此〕国外也急需正常秩序的时刻，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国家将会落到什么地步。人人都知道被内战削弱了的法国马上就会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125]在这些有意义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当面临五、六月间在法国造成的革命前的形势时，当面临西班牙工人对七月军事政变所作的革命的还击时，法国共产党领导所遵循政策的潜在动机。当然，这一政策并不光是由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制定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斯大林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得要组织声势浩大的运动、集会、示威和“为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募捐以及千万遍地痛斥“不干涉”政策。它的议员在国会里得作许多演说并制止一些动议，党的领导人得表达他们强烈的感情，如当时多列士说：
　　哦！我一想到西班牙，想到正在那里进行着的英雄的战斗，想到在那些战斗中西班牙共和国公民手下的物资变得越益不足的时候，我就禁不住羞红了脸！这是一个忠于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无产者的痛苦和羞耻，是一个忠于法国人民传统的共和国公民的痛苦和羞耻，是一个关心自己国家未来的法兰西人的痛苦和羞耻，这个国家内外都受着法西斯主义血腥镇压的威胁。”[126]
　　法国共产党得私下派遣军队去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公民，尤其是，成千上万的法国共产党人得在国际大队的行列里英勇地战斗。简而言之，法国共产党得尽一切力量帮助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但那件做了就必定会使西班牙革命占上风的事情却没有做——在法国执行革命的政策。
　　这里，要详尽地叙述“另一”政策是不可能的。这种政策，在反对的伪装下，纵容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这政策是促进法国的斗争，却力求达到在“法国人民阵线”的旗帜下的神圣同盟的该政策甚至赞成勃鲁姆于1938年1月提出的共产党应与保尔·雷诺（保尔·雷诺，1873——？，独立共党领导人之一，1940年曾任法国总理。——译者*录入者注：此处译注有误，保尔·雷诺当时隶属于民主共和联盟（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ARD）。）共同进入政府的（未成功的）建议。[127]这里，我想只提一下当法共领导对待1936年5、6月“爆炸”采取我上面说过的态度时，它已采取了对此政策的决定性步骤了。这一路线不仅已经包括了决定后来党的政策进程的一切因素——它也有助于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的进程，在这进程中1936年有过的从法国形势中找到民主和无产阶级出路的客观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了。一旦这“社会爆炸事件”平息下去之后，资本家就立即着手恢复他们曾经不得已而让步的东西。随着工资的增加，物价也提高了。勃鲁姆政府所实行的法朗的可耻的贬值（这个政府曾经保证自己不让货币贬值）有助于把经济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和中间阶层的肩上。无产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又一次陷入了消极状态和怀疑态度。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又转向了资产阶级的党。1938年，共产党又完全孤立了。它那日益“广泛的”政策，正在产生越来越狭窄的效果。它以产生与最高顾问所希望的正好相反的结果而告终。在法国，共产党未能加强面对希特勒主义危险而建立起来的法苏联盟的基础，却以……慕尼黑条约而告终。
　　1936年9月8日，多列士在《人道报》上写道：“在另一个时期，共产党没有受到某些人的蛊惑人心宣传的影响，它有勇气宣布：必须善于结束罢工……。今天，我们果断地说：排除这一障碍是必要的。”但是，除了依赖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外，西班牙共和国这个障碍就无法摧毁，慕尼黑事件就无法避免，1940年的民族大灾难也是无法阻挡的。而且，在共产党宣布必须结束的不是这场“罢工”，而是自从公社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运动的那一天，能够促使法国无产阶级采取这一行动的动力就突然被卡断了。

1936——1939年的西班牙——过早的革命


　　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欧洲除了1919年匈牙利昙花一现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外，西班牙革命是欧洲唯一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爆发，使“世界党”领袖们大为惊奇。1930年2月，曼努伊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当前的革命发展壮大”展现着宽大无垠的前程。他看到了这种“革命发展壮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都正在发生着，形成了一股“革命形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进展，只是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表的想象而已；刚在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前不久，普里莫·德里维拉（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1923——1930年西班牙独裁政府首脑。——译者）的独裁垮台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问到了该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曼努伊斯基回答说：“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不是西班牙……。没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而发生的西班牙式的这种‘革命’，可能还比不上一次个别的地区性罢工对国际工人阶级更有意义呢！”[128]可是这种“西班牙式的”革命，即使它在曼努伊斯基的预言里没有占任何位置，即使它几乎完全没有已由历史神圣地赋予了领导作用的党的领导，它仍然不管一切向前发展了。在1931年4月，当君主专制政体垮台的时候，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几乎不到八百名党员。
　　这个党，在无产阶级中缺乏真正的影响，在理论上也相当弱，[129]这比它规模小更为严重。理论弱是整个西班牙劳工运动的通病。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这是十九世纪以来，劳工运动分裂的两大派别）对于在1930——1931年开始的革命过程都没有任何清楚的认识。前者认为它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坚持他们的“最低纲领”。他们认为，必须由资产阶级共和党来担任共和国的领导。社会党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贯彻对工人阶级同样有利的改良主义纲领的过程中，忠实地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合作。简言之，他们准备沿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脚印亦步亦趋。无政府工团主义从同样的立场观点出发，认为这种革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实际的结论：他们将决不跟1931年4月14日诞生的共和国合作。促进社会革命和建立“自由意志论者的共产主义”是必要的。由于在开头几个月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共产党人就根据那个时期共产国际遵循的极左派的总路线，仓促上阵。它的态度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口号：“打倒资本家、将军和牧师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第一个口号，极端西班牙式的，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个调子。第二个口号，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是外来的和抽象的。[130]
　　实际上，在莫斯科或在马德里，都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牧师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不久就要变成类似教堂的焚化场，而将军们则要密谋反对这个“将军共和国”。为了澄清这种形势，宪法宣布共和国是“所有等级的工人们的”国家。可是，第一等级的“工人们”却赶紧把他们的资金抽往外国，而第三等级的工人们则进行罢工，并占据地主的地产，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是把共和国变为只有一个阶级的国家。共和国的宪法把西班牙称作一个“完整的国家”，但也考虑到“自治权”，而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隶属于加斯蒂连中央集权政府的边远的民族，力图把这个“完整的国家”分成三到四个独立的部分。阿森尼亚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天主教的”了，而议会（它已经指定阿萨尼亚为首相）却选举了最彻底的天主教徒阿尔卡拉·萨莫拉为共和国总统。阿拉基斯坦坚决地宣称：“没有一个民族像西班牙人民这样激进地社会主义化”。而乌纳木诺（乌纳木诺，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作家，社会党人。）却赞扬西班牙的“个人主义”。因而，共和国一诞生，就表现出许多不同的形象，但是，一向深沉的奥尔蒂加——加塞特（奥尔蒂加——加塞特，1873——1955，散文作家。——译者）宣称：“改变共和国的形象是必要的。”一切有教养的贵妇人都羡慕哲学家的深奥思想，而国民卫队则用机关枪扫射农民来着手“改变”形象。简言之，“西班牙式的”革命，提供给人们一幅相当紊乱的图画，但是共产国际却急忙把它归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类型中去，这种革命是完全符合列宁为本世纪初的俄国所制订的理论的。
　　根据这一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共产国际制订的这一理论的教条形式——西班牙的革命需要一个具有两个阶段的战略，这里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它的纲要。第一阶段，将处理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了，所以，无产阶级在进行清除“封建残余”（大庄园，教会的控制，军人特权阶级，贵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等等）的过程中，必须担当领导角色。只有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无产阶级才能转到打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到1934年中期，共产国际以适应“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期的极端宗派主义的战术形式，在西班牙应用了这一战略。例如在1933年11月，立法机关选举期间，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要求为“苏维埃西班牙”而斗争，并宣称：“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连同社会党……以前是，现在仍然是反革命的中心……”。因此，文件接着说，“为了征服法西斯主义，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进行无情的斗争是必要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并促进法西斯主义。”[131]幸运的是，1934年夏天由于共产国际作了转变，西班牙共产党才得以开始遵循一条比较接近西班牙现实的政策。党加入了工人联盟并与社会党建立了关系。它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提高了它的革命威望。在1935年4月，西班牙共产党以法国共产党为榜样，建议创立“人民反法西斯集团”。尽管有拉戈·卡瓦利罗领导的社会党左翼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抵制，上述思想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以后，严酷的镇压遍及全国，反革命势力在准备着进行独裁统治，其牺牲品就不光是工人组织，而且还有“左翼”共和党。为了建立有效的防线以反对独裁的威胁，为了给民众的反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反法西斯团结是适时的。但是，如果没有1936年选举的形势，要想形成这种反法西斯的团结，是不太可能的。倘使劳工共和集团获得选举胜利，那么，保证政治犯大赦和废除其他镇压措施的可能性就会帮助“卡瓦利罗分子”下决心，并使西班牙社会党和总工会有可能参加到人民阵线中去。也正是这种形势，决定了大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群众投了人民阵线候选人的票。[132]
　　但是对共产国际来说，人民阵线的政策有一个相当不同的范围。陶里亚蒂后来说过：“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代表着现阶段西班牙革命发展的特殊形式”，即“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33]
　　我在前面提到的西班牙革命的路线和性质的基本概念还是没有变；但是它的发展所采取的“最初形式”却以一种可以说是“缓和”的方式影响了这种概念，如果说事态尚未显示这种“缓和”的虚幻性。第一，它倾向于使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甚至使有些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边远民族）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一“缓和”倾向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是人民阵线的选举纲领（在获得投票胜利以后，这一纲领已成为政府的纲领）：这纲领并未超过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的传统纲领。它对当前“阶段”的问题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土地问题——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西班牙共产党同意绝对尊重所达成的拆衷的方案，这意味着把这有名的“阶段”再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时期，限于执行上述所提到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党要支持政府（这个政府完全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党组成），该政府受托实施上述纲领；第二个时期，在此时期，党将与一切准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共同前进。只有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才能够敲响无产阶级革命的钟声[134]
　　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直接行动”那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和卡瓦利罗主义者的策略的含糊性相对照，共产国际的“西班牙专家”的战略和战术的计划似乎堪称楷模：在时期与阶段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在每一个时期和阶段中，集中力量对付主要的敌人，把相应的目的按其激进程度逐一排列等等。西班牙共产党一直重申它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目的，重申它要到达的终点仍然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乍一看来，这计划似乎是完美无缺的。而实际上，它有一个主要的弱点，即，它与西班牙革命的深远动力背道而驰。的确，1930——1931年以来，西班牙革命的路程是漫长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两极分化。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包括城乡中大多数中等资产阶级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它们基本上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与占有土地的贵族、教会和军事特权阶级同法西斯集团一起，组成一个实际上的集团。这当然是一个五花八门的集团，不但社会结构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害怕发展中的革命。面对这一危险，这个集团就由这样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就是挽救财产、秩序、家庭、宗教、祖国及其他“永恒价值”的唯一办法是求助于一个强大的、独裁的政权。而且阶级本能，即使在那些还没有透彻掌握客观形势的领域里，并没有欺骗这些社会集团，因为无产阶级的确已经转到了极端革命的地位。由于对1931年4月14日的议会共和国和自由主义政客深感失望，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阶级组织以外，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东西了，它既不相信“最低纲领”也不相信权宜办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工人的“最低纲领”是社会革命。他们可能在思想、政治和策略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混乱，但是有一种固定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头脑：必须刻不容缓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而且不仅没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财产，就是中等的甚至“小的”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也要没收。（必须记住：由于那时西班牙的经济结构关系，大批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受到中等的和“小的”雇主的剥削）。
　　这就是1936年的思想状态，不仅无政府工团主义群众的思想状态是这样，而且那些把拉戈·卡瓦列罗欢呼成“西班牙的列宁”的社会党人的思想状态也是这样的。由于受到在这个国家占压倒优势的革命气氛的刺激，受到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决心的吸引，其他社会阶层：广大的穷苦农民群众，半日制劳工，还有一些耕作他们自己少量贫瘠的土地而不雇佣劳动力的小农，大部分公务员，文职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换句话说，非剥削的中间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成分，都采取了激进态度。这些集团也对自由共和党政客感到失望。
　　虽然人们常常滥用火山来比喻社会政治形势，但在1936年的西班牙这个比喻却是极为适当的。人民阵线选举胜利的消息刚刚传开，这座火山就爆发了。接着人们很快就看出由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计划所预见的、为西班牙共产党所付诸实践的“分阶段”毫无根据。组成政府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党立即表明他们还是老样子。他们的政策完全与1931年到1933年时期的政策一样，那个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失望，并为反动派的反攻开辟了道路。但不管怎样，群众已经起了变化，而且，如苏联历史学家梅特尼克所写的那样：
　　此后，因为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不等政府作出决定，就控制了许多街道，从下边开始用革命的手段实行人民阵线的纲领……。他们释放政治犯，他们迫使老板重新雇用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开除的工人，而且，在1936年3月，他们开始接管土地。三月中旬，掀起了由饥饿、失业和法西斯挑衅而引起的罢工浪潮。罢工运动的浪潮逐月高涨。工厂和车间，矿山和建筑工地都处于瘫痪状态，各家商店都关闭。在6月和7月，每天平均有十到二十起罢工事件。有几天，罢工人数达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之多。而且发生在1936年2月到7月之间的罢工运动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工人获得胜利的。庞大的工人示威队伍迈步穿过街道，要求面包，要求工作，要求镇压法西斯主义和获得革命的全胜。工人们建立起了第一批集体企业。几万人参加的大会多次召开；在这些会上，工人们向那些在会上宣布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来到，并且号召工人们照俄国工人的榜样去做的演讲者热烈欢呼。工人们从罢工逐步升级到占领那些被老板关闭了的企业。他们占领街道、企业和地产，以及他们不停地举行罢工，这些行动都把城乡无产阶级推进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梅特尼克的雄辩而符合实际的报导，得到了当时所有历史学家的证实。但是，这个革命的爆发和实行人民阵线的纲领有什么相干呢？那纲领并不准备占领地产或工厂，也不准备废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力图维持各级私有财产。毫无疑问，梅特尼克觉得有必要使事态的实际进程与表明共产国际政策的正确的“证明”相符合。[135]
　　1936年2月至7月之间，西班牙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三股势力”的国家：合法政府的势力，这股势力其实很微弱；工人，工人的党和工会的势力，它以上述方式公开表现出来；和最后一种势力——反革命势力，这股势力通过他们的代表在国会里公开发表侵略性的演说，在经济领域进行破坏，以及法西斯闪电部队的活动表现出来，但主要是在暗中，在兵营里准备着军事暴动。然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人人知道，那些将军们正在密谋，他们的计划在国会和各种集会上都受到公开遣责。无论谁研究1936年西班牙的这些关键的月份时，都忍不住要问他自己：为什么这些工人的党和组织都不采取一致而坚决的行动，把军事叛变消灭于萌芽状态，并坚决地沿着革命道路前进呢？当叛乱一下子征服大半国土的时候，尽管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性都掌握在叛军手里，但无产阶级所给的回答显示了当时力量的对比是多么有利于人民啊！为什么工人的党和工会没有掌握主动性呢？只要稍微看一下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我们就能够即使不是把问题全部弄清楚，至少可以看出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什么。
　　在那个与我们有关的时期里，改良主义者在社会党和总工会里肯定是少数，尽管他们通过巧妙地开动官方机器保持住党的领导。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时期，他们主张参加政府以便与共和党合作，实行1931年至1933年政策的新版本，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反动派，也反对革命。但这个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坚决反对，使他们未能扮演这一种角色。[136]
　　属于总工会的大部分工人，像绝大多数社会党战士一样，支持拉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左派。实际上，卡瓦列罗派是一个独立的党，它主张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批评那种由共产党人维护的中间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他们说，我们必须直接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是怎样的，但是，他们很肯定地说这个专政应该由作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党——社会党领导。但是，为了组成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他们赞成与共产党人联合。他们还鼓吹把总工会和全国劳联两个大工会团体合并起来。“卡瓦列罗主义”代表了在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旧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大批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的激进化，他们彻底结束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意志。“卡瓦列罗主义”的主要弱点在于缺乏一种为政权而斗争的策略。卡瓦列罗主义者指望共和国政府内部的摩擦及遭受的失败能使国家政权像熟透了的果子那样，落到他们手中。此外，他们也低估了反革命的危险。[137]
　　另一股在全国劳联的工会里组织起来的西班牙劳工运动的传统大潮流，在它的革命态度方面，同样是激进的。但是，它的理论基础使它很难同马克思主义的党达成协议，甚至同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工会（如总工会所属工会之类），也很难达成协议。由于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直屈从于有社会党成员的共和党政府的镇压，他们不仅对一般的政党更为不信任，就是对工人的政党也更为不信任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概念，几乎同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一样仇恨。而且，对于后者，他们在实践中并不区分议会民主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和卡瓦列罗主义者不相上下，虽然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苏联国家发展的情况，那儿无政府主义者遭受的命运以及苏联的工会沦为国家官僚主义工具的现实，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厌恶政治和反政府的思想。尽管如此，他们先前革命企图落空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总工会不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的总工会的认识，都在全国劳联内部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于1936年5月举行的代表大会表示要与总工会签订一个“革命的条约”，以便“完全摧毁目前统治着西班牙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同时却把如何组织新秩序的问题留给“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去自由选择”。这次代表大会还是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指望通过革命而实现的“自由意志论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而全国劳联仍然反对任何与工人政党的联合。[138]
　　根据上述战略和战术计划，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总工会和全国劳联之间的工会团结，但是条件却和全国劳联的完全不一样。首先，对他们来说，进行革命这件事还没有提出讨论过，要做的是保卫和巩固这个共和政体，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它实施人民阵线的纲领。第二，无产阶级联合活动的领导须由工人的党而不是由工会担任。党特别强调必需发展已经与社会党建立起来的联合行动，而且竭力主张这两个党应该联合成单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西班牙共产党关于在各级和各个领域中进行联合的建议构成了这个党的优点，因为这些建议符合客观形势的追切需要，特别是符合于反革命政变威胁的需要，对此事的严重性西班牙共产党认识得比其他组织要清楚得多。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团结建议的内容与客观形势的某些本质方面相矛盾。实际上，真正的选择，不在于建立反革命独裁和巩固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之间，而在于反革命独裁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如果仅仅由于能够阻止反革命独裁的唯一力量没有丝毫打算继续支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话（这是西班牙的形势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德国形势之间的基本差别，那时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由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合并）。通过强调在第一种选择基础上的联合行动的迫切性，西班牙共产党在少数派、社会党的改良派里得到的反响是赞同，在卡瓦列罗主义的社会党人中间却得到一种沉默的，甚至是公开反对的答复，当然，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来说，则是公开的敌视。卡瓦列罗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低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且，不能撇开教条上和战术上的分歧采取主动，用坚决而一致的行动来反对这种危险，这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在他们的错误中，最为重要的不是他们低估了这种危险对议会共和国的威胁，而是不了解这种危险对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威胁这一严重性。由于没有把这一方面的问题摆在最前列，西班牙共产党势必未能帮助卡瓦列罗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识他们的错误。实际上，党无意之中促使他们坚持这种错误的态度。在那几个月里，把军事阴谋制止在萌芽状态的可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如此紧密，因此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本来是要取消小资产阶级共和党政府（它的被动性，甚至同谋关系，使叛乱准备得以完成），以建立一个能允许革命工人出来挽救危局的政府。
　　在2月至7月之间，西班牙革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形势。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采取主动，就是反革命取得主动。凯撤雷斯·吉洛加是一个完美的克伦斯基，但是西班牙没有列宁。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员，在那里却为数不少。真正的革命者，像何塞·迪亚斯和皮德勒·切卡以及民众的领袖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等人，缺乏反对那些由共产国际从法国输入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的纲领所需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同十九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自由党人一样：我们没有自己的基于对西班牙社会作一分析的思想。我们力图使西班牙革命适应于已经在俄国革命中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形式，而不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西班牙革命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1936年，我们欢迎人民阵线，如多列士或陶里亚蒂所描述的，把它看作是西班牙革命的“特殊形式”，一直到它可以采取“苏维埃形式”的时刻到达为止。
　　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一个共产党像西共这样有一个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成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更好机会。的确，从1934年年底以来，这样的联合一直是可能的。左翼社会党人明显地转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并且赞成联合了。当然，在许多观点上，他们的路线还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们的领导人并不都是出于纯正的动机。有些人（毫无疑问包括拉戈·卡瓦列罗本人）对党的利益及力争支配权的种种考虑，显然是起一定作用的。但是共产国际看待此事的方法并不是没有类似错误。看来似乎是荒谬的是，假如要他们起共产党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的话，卡瓦列罗主义者受到西班牙共产党谴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们要求成为西班牙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力量。但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共产国际确信自己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一切国家必须完全按这真理的基本特征去做；它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依照它所树立起来的模式予以组织并进行工作；它确信它制订的西班牙革命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它确信人民阵线的政策在西班牙跟在意大利或法国一样的适用；它确信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最可憎恶的左道邪说，并且必须把正在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样板看作是无可非议的；等等。即使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都已成为革命的小天使（而他们不是），他们很明显不会在那些基础上同意联合。在1934—1936年期间，要组织一个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大的革命党，是肯定可能的——不过，只能在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基础上。只要共产国际还存在，它自然不会考虑这样一种方法的。这就是它所负的最重的历史责任之一，因为及时建成这么一个党，就会大大增加西班牙革命胜利的机会，并且也许会因此而改变整个欧洲事态的发展进程。[139]
　　7月的那些日子表明西班牙革命已经“成熟”到何种程度，而且力量的对比对它是多么有利。虽然反革命暴动具有选择时机，适应总计划并由集中的总参谋部指挥，以及依靠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等有利条件，然而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在那些经济方面和人口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地区，遭到无产阶级军队的坚决反击而败北，虽然无产阶级的队形散乱，缺乏计划，在全国范围（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在地方范围内）都缺乏统一领导。毫无疑问工人组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城乡无产阶级群众内心深处的自发干劲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是决定性的。共和国政府如沙塔崩塌，那消极的、动摇的、甚至公开投降的小资产阶级党的举动，为这反革命军队所取得的寥寥几次成功，效了犬马之劳。在战斗开始后头几天，虽然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力量的对比显然是对它有利的。如果随之而来的内战是限于西班牙人内部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几乎是不必怀疑的。然而，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武装斗争，却自动地转变为一个国际问题。[140]这是必然的。
　　直到这个时刻，共产国际持有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的观念与它的实际内容之间的矛盾还没有直接和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间接的联系是有的，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总路线以及特别是法国式的人民阵线政策而言，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是受苏联领导人的欧洲战略强烈的制约着的。但是，西班牙本身还不曾进入斯大林的视野。现在这一问题突然摆在他面前，并且非常棘手。苏联不能推卸与战斗的西班牙人民主动团结的责任，否则就有丧失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心目中的一切威望的危险。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一责任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反希特勒主义的外交路线是相一致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可以说它同这一路线所采取的战术形式是矛盾的。因为苏联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要巩固同法国的军事联盟，并同英国达成谅解。但是，无论是勃鲁姆的资产阶级法国，还是鲍尔温和张伯伦的保守党的英国，都不能容忍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就苏联政府来说，为这一胜利出力，意味着与那些强国绝交。看来，能够使“援助西班牙”与苏联的外交目的相一致的唯一办法是要保证西班牙无产阶级不要超越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可接受的程度。而且，他们关于西班牙所能够接受的，最多是议会共和国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甚至，怎么“左倾”都行，不过，……得是资产阶级的，首先得是资产阶级的！那时，甚至还不能肯定英国的保守党人是否会接受根据那些路线所作出的解决办法，但这是斯大林所能采取的试图尽可能地把那些矛盾着的要求一致起来的办法。命运再一次把这些矛盾着的要求加到这位既是共产国际的“久经考验而公认的、英明伟大的领袖”，如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呼他的那样，又是苏联国家伟大而英明的领袖这一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身土。[141]
　　不幸的是，西班牙无产阶级早已把这“合理的”界限置于脑后了。在7月19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资本家政权在共和党地区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生产资料和政权同样实际上已转到工人组织的手中。所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有一些人是例外，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证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后一范畴的“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说西班牙革命的内容从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因为承认和这相反的情况就将意味着承认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就在于迫使革命退却。我引证过的苏联历史学家之所以受到严厉的批评，就是因为他敢于反驳官方关于这个问题及其他同样是难题的论点。他在《在1936—1937年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及民族革命战争》一书中写道：
　　在我看来，7月19日的事件，标志着西班牙革命质变阶段的开始。无产阶级群众的活动和主观看法都支持这个结论。1936年7月到8月，实际上政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等革命的基本问题都已解决了。地方权力实际上已转到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手中。所有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也转到他们手中，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都转入了农民的手中。在原来共和党控制的地区，一大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国家机器都被消灭掉了。所有这一切，都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142]
　　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如果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只能限于苏联外交“范围”之内的话，那么，西班牙革命还得回到这些“范围”中来。而设置在西班牙以监督西班牙共产党工作为使命的有相当人数的共产国际代表小组，与人数也不少的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小组，为把这个困难的行动坚持到底而发挥了他们最大的热情。这是极难的，因为它牵涉到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中去，它“决不可”越出这一范畴。而且，这样做比多列士提出的“必须善于结束罢工”这口号要复杂得多。必须从否认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现实开始做起，这样就使旨在恢复一些资产阶级机构方面的活动看起来似乎不同于它的真面目。共产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不能允许自己像奥尔蒂加——加萨特主张修改阿萨尼亚共和国的平民形象那样任意地鼓吹修改西班牙革命的社会主义形象。必须重视合适的形式。而且，为了那个缘故，有必要宣布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大众的、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保卫共和国、捍卫自由和民族主权，反对法西斯叛乱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军队的残暴干涉”。[143]凡是超出那些范围的，就是卡瓦列罗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那些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群众所干的暴行。[144]
　　捍卫这种“本质”就必然要重申原则和象征。1931年的宪法——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具体化，仍然有效。国会（它的一半代表是站在反叛者一边的，而且，就剩下的由共和党代表组成的一半当中的一半来说，他们在共和党范围内到底代表什么人，还几乎看不出来）仍然保持它的作用。阿萨尼亚（这时是共和国的总统）继续任职。即使真正的权力在别的政党的手中，但共和党政府仍然是合法的政权。在法律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被废除，虽然它在实际上已被粉碎了。达尔雷朗劝告说：“决不要过分相信你们的对手是愚蠢的，”而且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显然并非无用之辈。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表面没能欺骗他们。他们要求真正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但这种虚伪的外表，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说，为了其他的原因，是有用的。首先，它使他们能够如1931年宪法规定的那样，作为援助合法的共和党政权而“向西班牙”提供“援助”。第二，它有助于为西班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理论上的虚构进行辩护。第三，它提供了一种思想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接纳并促进这种虚构有步骤地转变为现实。显然，如果没有西班牙各种革命力量本身的支持与合作，就不能使这最后的一种——也是主要的一种——作用进行到底，而且，这一情况是否肯定会实现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掌握着随他们使用的决定性的武器——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用武器“武装西班牙”。
　　不管革命是坚持其无产阶级内容，还是为了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内容而退却，像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样，还是回到阿萨尼亚和普列托所需要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内容，有一件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如果不打败反叛的将军们的军队及其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盟军，每一种革命的“内容”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要获得军事方面的胜利，革命急需武器，还需要技术人员在武器的使用上给予指导。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这些武器只能来自苏联。同样清楚的是，苏联肯把武器送来除非西班牙的领导人贯彻苏联政府认为必要的政策，以便把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与斯大杯的总战略协调起来。从内战的头几个月起，全体西班牙的领导人，从阿萨尼亚到尼恩都了解这一条件并且都没有使自己适应于它，但他们的做法各不相同。[145]
　　当然，就西班牙共产党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苏联的政策，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它自己的政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需要的是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路线。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这一主要敌人，根本的任务是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与它所有的对手保证联合行动。苏联的国际政策（与那些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联盟）和各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与资产阶级自由团体联盟）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一旦法西斯主义被击败，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打开了——西班牙的情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肯定无疑，因为无产阶级在联盟内部占有支配地位。一旦战争胜利，那么，就可能转入第二阶段，并且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为了赢得战争，在国内和国际，都必须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联盟，这就要求在这个时期，不能在西班牙宣布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且一些革命的“暴行”必须得到纠正。甚至对共和党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都要采取一些让步，以便试验一下，能不能借此说服勃鲁姆帮助西班牙共和党。这一纲要，乍一看来似乎是高度一致的——如果一切有关的党答应完成分配给它们的任务的话。但是，这决不是全部情况。
　　阿萨尼亚类型的自由党人和像普列托那样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都是非常乐意做要求他们做的事的，因为这条路线和他们本身的当务之急是一致的：恢复共和党政府，消除“极端主义分子”，更紧密地接近西方民主国家，等等。在全部由资产阶级共和党的代表组成的希拉尔政府存在（从7月20日到9月4日）的一个半月期间，“共产党的建设性的、寻求团结的政策（这种政策把一切都从属于战争的需要），在政府集团里产生了越来越好的反应”，这决不是偶然的。阿萨尼亚对外国新闻记者说：“如果你们要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并想见到那些真正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的人，那么，请读一读《工人世界报》。”这也不是偶然的。[146]但是，阿萨尼亚本人，对他所想要的东西，知道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决不要在将支配权交给西班牙共产党；并开辟其通往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条件下，赢得战争的胜利。正如他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的，他的目的所在，是恢复“4月14日的共和制”，而他的策略是在第一阶段利用共产党人，反对社会党的左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以便在第二阶段，利用后者在第一阶段已同大多数革命的无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一事实来削弱共产党。普列托和涅格林的路线是相似的，而在阿萨尼亚的《备忘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阿萨尼亚、普列托和涅格林这三者在战争的第二阶段相互紧密勾结，而且这勾结是从1937年5月拉戈·卡瓦列罗政府垮台之时开始的。[147]
　　卡瓦列罗主义者也使他们自己适应于斯大林主义的战略，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这些想法和目的的主要弱点，如我已说过的是缺乏精密性——最终缺乏一致的政策。他们建议保存革命的社会主义内容，这虽然反映无产阶级群众的意愿，但是为了追求这一目的，他们既不信赖一个给这内容以正确形式的纲领，也不信赖那些能使他们在非常复杂的内战形势下，能够有效地为这一目的而斗争的策略。他们想在劳工运动和共和党人的集团中担任领导角色，尽管实际上，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只是在西班牙共产党之后亦步亦趋，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又跟着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走。而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卡瓦列罗主义的社会党人成为占据现在正在开场的这出戏的舞台前沿的理想形式。他们的革命声望，而尤其是关于卡瓦列罗本人的神话（“西班牙的列宁”），连同他们模糊的设想，使他们能够代表革命的最笼统的形式：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是自由意志论者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用大写字母写的而且没有形容词。他们主要是工会的成分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和全国劳联达成暂时性的协议。而他们既无前后一贯的政策，又无结构完善的组织这一事实在那些两者兼而有之的人们看来倒是一个有利条件。在无产阶级看来，拉戈·卡瓦列罗担任政府的首脑对革命是一种保证。而对阿萨尼亚和普列托来说，正好对斯大林及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来说一样，这可能意味着使革命参与对自身的“整顿”并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党政府的一种保证。而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在他们占优势的地区保持他们建立起来的“自由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对拉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来说，与共和党人建立联盟则是一种战争的计策，以便适应必然会发生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形势，同时还保持它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148]。
　　全国劳联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对国际条件的适应，而特别是对苏联路线的适应，受到了类似卡瓦列罗主义者所提出的保留条件的阻碍，但是这些保留条件更为激进，因为表达它们的政治见解比较明确，并且比卡瓦列罗主义者所提出的更难与恢复共和党政府的想法一致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已经在加泰隆尼亚和亚拉冈（这两地都在西班牙东北部——译者注）开始进行 “自由革命”。他们还想把他们的革命扩大到其他地方去。这一革命不仅完全与恢复资产阶级政府的想法不相容，而且也完全同战争的最基本的军事和经济需要不相容。[149]对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来说，西班牙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完全清楚的，而且他们还要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力量非常有限。实际上它只局限于加泰隆尼亚，在那里，它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在主要无产阶级中心的盟主权的压制，与此同时，它则是西班牙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仇敌。西班牙内战的头几个月，正是苏联在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时候，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眼中，则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摧毁。“[150]
　　内战期间，在“共和党地带”的整个国内形势的演变，都是由这些最初的事件以及由它们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所支配的。这形势的发展可分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阶段：第一，在1937年5月，拉戈·卡瓦列罗倒台以前；第二，从这事件以后直到失败（“涅格林阶段”）。在第一阶段，由共和党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阵线以正规的人民军作为它的主要工具迫使革命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恢复共和党政府。在这方面这阵线基本上是成功的。在第二阶段，由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和阿萨尼亚的共和党人组成的阵线，忙于系统地降低共产党人在国家机器里所占的地位，特别在军队里，维持治安的警察和特殊军种部队里，以及在经济领域里，进一步减少共和国的先进成分，并且……准备最终可能发生的投降。共产国际在西班牙革命中的路线，以转而反对被强加到这革命头上的目标而告终，这个目标即是赢得战争。然而，正是这条路线使得共和党有可能进行持久而顽强的抵抗。
　　共产党路线的积极作用，首先是由这样的一个事实决定的：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懂得军事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在苏联技术人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西班牙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集中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党的组织机构、工作方法、干部训练，这一切都使它特别有条件去完成正在进行的任务。皮埃尔·波艾承认，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一支卓越的组织力量，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武器”。[151]西班牙共产党赖以建成的布尔什维克模式所具的半军事特点，使它很快地成为共和国的军事党，成为必须尽快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核心，没有这样的军队，一切都注定要失败；包括自由主义论者的试验，共和党的政府的政府论坛，政党和工会等。最基本的常识告诉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偏爱或工会偏爱如何，如果没有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纪律，没有战时经济，在前方后方之间，如西班牙共产党所说的那样，没有“铁”一般的团结，如果不使一切都从属于击败正在前进的敌军这一迫切需要，那么，一切都会完蛋的。如果西班牙共产党及其伟大的盟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随同它的政治影响和权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迅速地得到发展，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懂得并不是共产党人比卡瓦列罗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革命”，面是他们目光更敏锐，更有能力处理当时的关键问题。苏联因对共和国提供帮助而获得的声望，自然有助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发展，但根本的因素是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共产党在总工会里吸收新成员及扩大影响方面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更不用提在劳工理事会里了），就是说，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间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有代表性的。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为西班牙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有秩序的党所享声誉所吸引，匆匆地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这个小私有财产的保卫者。但是，加入西共的首先是年轻人，是还没有受过工会或传统的工人组织影响的人，他们之所以加入西班牙共产党（或投身于青年联盟的麾下），是因为他们受到党的军队的美德所吸引，受到简单化的思想意识所吸引，在这种思想意识中，革命思想与跟爱国主义混杂在一起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一回事。[152]
　　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对组织共和国的军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共产国际组成了国际纵队，苏联对这个共和国是主要的武器供应者，更不必提苏联军事专家们所作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了。如果这场战争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冒险行动，那么，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所作的贡献，将是无可指责的（暂且把苏联政府提供给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的质量问题撇开不谈）。然而，众所周知，因为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不只是一种政治行动，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关系的继续，只是用另一种手段来完成而已。”[153]也许还可加上一句：在进行内战的地方，尤其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除非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否则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论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与这有关的论点：“通过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就完成了革命”却完全是意义不明确的。[154]如我们已经在前边看到的那样，共和国阵营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有它自己对“革命”的观念，并从内战开始那天以来，一直在通过继续贯彻它先前的政策，为确保这一观念的胜利而斗争着。“这场战争”并不是全部斗争中一个明显的方面，因此就可能把互相对立的革命的三种主要“变体”，即，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放在同一个圆括号里面。在前线的战斗和直接的军事装备，都是与这种或那种社会的或政治的组织形式有着密切联系的。而共和国的整个前途，最终将取决于在这场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社会政体的类型。由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所建立的军事力量，受两个主要政治目的的支配：以武力抵抗叛乱；确保资产阶级民主，为共和党人能够接受的民主，以及在原则上也为“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接受的民主获得胜利。不管怎样，作为这些目的的第二个目的的手段，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的军事力量与革命的现实和把这一现实看作他们的最大战利品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只会削弱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的军事势力所力图达到的两个政治目的，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抵触的。事态很快就显示出，第二个目的是有损于第一个目的。
　　1937年头几个月中，卡瓦列罗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战士，都认识到他们顺从莫斯科制订的路线行事，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然而，却使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无产阶级内容”不断减少，同时正在使西班牙共产党、改良主义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共和党在政治和军事机构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有的强大地位使他们大为担扰。而斯大林在苏联对反对派分子实行的恐怖统治，加上纯粹为西班牙人所关心的问题，使他们的忧虑到达极点。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卡瓦列罗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分子看来，是战争如果走向胜利的结局，共产党人处于执政地位时他们所要经历的事情的一个预兆。西班牙共产党所立即采取的态度并不打算要使他们放心。与“莫斯科的试验”完全一致，这个党，实际上需要根除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并且把批判过斯大林罪行的卡瓦列罗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看作是苏联的敌人和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155]假如他们盲目相信苏联的领导，西班牙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怀疑，在苏联，他们正在根除“人民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间谍”。当西班牙正在进行与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而苏联又是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唯一国家的时候，只有“人民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披着伪装的代理人”，才敢于保护那些斯大林正要打倒的人——在共产党人看来，情况就是这样。这种不信任和敌意的毒素一传入，就使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各组织和团体之间的政治及信仰上的分歧突然发作了。在这段时期里，改良主义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对正在莫斯科演出的那出戏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西班牙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其他部门之间的鸿沟使阿萨尼亚和普列托成了形势的主宰。
　　1937年的“5月危机”是由下列过程所造成的。卡瓦列罗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开除出政府，政权仍保持在右翼社会党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手里。[156]反对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警察行动立刻开始了，接着便是对拉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攻击。在西班牙共产党痛斥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帮凶的同时，普列托集团使用策略，要把卡瓦列罗主义者从总工会的领导中赶出去，从他们原来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里所占据的位置上赶出去。与此同时，全国劳联里的较稳健的和改良主义的分子加强了他们的地位。[157]
　　这样，为完成斯大林委托给共产国际的艰巨任务，终于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使西班牙革命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栅栏中去，再不“应该”让它越出这栅栏了。但是，这一行动的主要受益人并不是主要执行者——西班牙共产党，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党和改良主义社会党集团，他们占据着政府的关键职位——总理，控制军队、外交政策和经济等要职。的确，西班牙共产党把军队的重要部分抓在自己手里，但是，假如它的政策即斯大林的政策的最高目的是要保持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集团的联盟，那么，西班牙共产党是完全不能利用这支军队反对它的“神圣的”盟友的。因此，身居国防部部长职位的普列托，能够有条不紊地、一点一点地削减共产党人在军队干部中和后勤部门中的特殊影响。
　　与此同时，政府的总政策在国内事务上迅速向右转，并朝着谈判解决冲突的方向前进。事实上，正是阿萨尼亚的政治路线，开始占统治地位。因为像西班牙革命这样庞大的社会革命，要么坚决朝它的最终目标前进，要么就是退却并以反革命告终。远在法西斯主义军队进入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前，反革命已经悄悄地在共和党控制地带部署了自己的力量，当内战继续进行，随之而来的是贫困和牺牲之时，当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得对敌人有利时（当时敌人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的援助比共和党从苏联得到的更多），在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就传播着一种泄气和失败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无产阶级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的投降政策的社会基础日益扩大，相反，共产党人提出的抵抗到底的主张，却遭到了不断增长的怀疑论的反对。
　　西班牙共产党不顾一切地努力制止形势的恶化，但是，不论是它的宣传，或是它为了加强军队和增加武器生产所采取的步骤，都不能弥补由于丧失头几个月中人民斗争精神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热情，而留下的真空。无产阶级最激进的群众感到他们已经受骗了，而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从官方乐观主义的表面背后开始透露出怀疑和犹豫了。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右翼社会党人联盟的政策已受到批评，有人并且发表意见认为党应该全部控制对战争的指挥[158]。这些倾向与许多共产党人的意见有关系，他们的意见是：希望从“西方民主国家”那里得到援助是十分渺茫的。那么，对那些在西班牙的英、法“民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正在背叛西班牙人民的社会民主党人何必表示如此尊敬呢？一场革命战争可能恢复无产阶级的战斗活力，可能强制实行铁的纪律，还可能最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然而有些人却把尚存的实现革命战争的政策的可能性推向投降主义。何必为和这些人的联盟作出牺牲呢？
　　类似上述的思想终于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份中央机关报《工人世界报》上发表了出来。这份报，因为是在马德里发行的，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了党领导的直接控制，党的总部设在巴塞罗那，而弗林罗若是他们的机关报。在1938年3月23日出版的《工人世界报》中，编辑用以下的词语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可能说，如一篇文章所说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西班牙既不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成为共产主义的，因为这正是法国所需要的……。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反对，西班牙人民将赢得胜利。”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马上作出了反应。在一封由何塞·迪亚斯签字并发表在3月30日的弗林罗若（FrenteRojo红色阵线——西共报刊）上的信中，《工人世界报》编辑部受到严厉的批评：
　　“对我们的党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要西班牙既不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成为共产主义的”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并完全符合我们党的情况的。至于“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反对，西班牙人民将赢得胜利”，这句话既不符合形势，也不符合我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在我向11月全会的报告中，我们说：“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所有的民主的国家都可以汇合在一起，并可以采取联合的行为。这就是保卫它们自己的生存反对共同的侵略者——法西斯主义的范围，对付那种威胁着我们大家的战争的一个防御性的范围”。当我们说到“所有民主的国家”时，我们并不只是想到社会主义民主占优势的苏联，而也想到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等国家。这些国家是民主的，但也是资本主义的。我们需要这些国家来援助我们。我们认为，通过援助我们，它们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努力使它们了解到事实是这样的，我们还要向它们求援。你们在文章中所采取的态度，与这一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不正确的……这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需要扩大斗争阵线时再一次缩小我们的斗争阵线。[159]
　　因而，在1938年3月30日，当情况已非常明显（实际上，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几天，勃鲁姆已经和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态度取得一致以来，情况一直是这样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丝毫也不打算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尽管后者作了一切努力来“扩大”其政治要求；共产国际，通过何塞·迪亚斯的签字，继续幻想着法国、英国和美国将会帮助西班牙人民，从中得到自我安慰（并且把这种幻想散布到西班牙战士中间）。苏联历史学家现在都承认，“从1937年年底起，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美国、法国和英国之间〔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共谋是日趋明显的”。[160]并且反对《工人世界报》的谴责刊登仅十五天之后，英国与墨索里尼为在佛朗哥胜利后撤走意大利“志愿军”而签订了一个协议，在6月中旬，法国政府封锁了与西班牙接壤的边界；9月达成了慕尼黑协议。
　　同时，在迪亚斯的信中所主张的“扩大”表现在官方放弃革命内容（这种放弃只不过是承认实际的形势而已）。这种革命内容，在斗争开始时本来是有的。加勃列尔·杰克逊说得非常正确：涅格林受西班牙共产党支持的“十三点意见”，“向世界舆论提出了一种政权概念，其目的和方法都跟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的目的和方法相似。这是为了使西方政府确信它们自己与共和国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作的巨大努力”。[161]但是，那些“西方政府”，并不像共产国际，却从阶级角度看问题，而且看到最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西班牙资本主义代表，不是涅格林而是佛朗哥。“民主的”资本主义除非报之以彻底粉碎西班牙无产阶级，否则是不愿按所要求于它的那样去做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在几乎十年期间已经显示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缺乏历史生命力的共和国的垮台。那些“西方政府”也许会同情西班牙共产党和涅格林竭力描述的那个空想的西班牙共和国现实的图象，但是他们在组织上却不能接受隐藏在这个图象背后的现实，那就是，一有机会，革命的无产阶级随时都会东山再起。这出戏正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1936年西班牙问题的那些条件（并不是共产国际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不可避免这一理论教条）接近它的最终结束，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这里，对“共产主义”指的是人人当时对西班牙的着法，即具有与众不同而且不可改变的特色（简言之，西班牙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在1936年的下半年已经像大风暴似的席卷了整个半岛。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涅格林的十三点意见减少到三点，这种西共和涅格林所作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让步，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双方阵营中“所有西班牙爱国者”的“民族团结”。但这仅仅使最乐观的人相信共和国正濒于危境。“投降的党”一直发展到成为在共和国地区内一个最大的党。随之而来的是加泰隆尼亚的灾难性的崩溃，和卡萨杜的阴谋得逞，最后的抵抗终被粉碎。在最后的时刻，西班牙共产党不顾它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盟友，或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企图作出反抗，但为时已太晚了。[162]三年的一切牺牲和英勇事迹，随着政策的转变而毁于一旦。为了适应斯大林的国际战略，这种政策从内战的第一天起就放弃了西班牙革命现实的基本需要。
　　西共对这一战略的屈从，事实上，在充分发展战争后备军及发挥这些力量（这些力量能够创造奇迹）的主动创造性的过程中，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而每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都有这样的后备军的。在这一屈从所强加的范围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西班牙共产党在组织军队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并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战斗精神，加强了斗争的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等方面，如此等等。这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上面提到的充分发挥潜力，首先而且尤其要求无产阶级——决定性的革命力量，对已经开始了的决战必然能使它自身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点，在任何阶段都不应该有所怀疑。并且，这么想并不是对有关后一阶段的一种许诺，而是作为从7月以来，革命在发展中已具有的社会主义内容的证实和发展，作为这一内容到一种新的合法行动和各种新组织机构的转化——简言之，作为工人政权的建立。革命战争的其他一切内容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不应受到低估，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而且可以让无产阶级如此理解）尊重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规模的财产权，与小资产阶级中的非剥削阶层结成联盟，并与非无产阶级政治团体合作共事。由于战争的其他方面原因（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的、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政治团体随时准备参加斗争。在这个基础上，保卫民族独立方面（这是意德干涉使内战具有这一方面的特点）对无产阶级来说就可以理解为比传统的爱国主义更高的要求，即保卫自己的解放。
　　必须强调，认识到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高于一切，在各级重申此点，把它作为解决一切由战争造成的问题的出发点——这一切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群众自己已经把这一性质付诸实践了，任何退却，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群众的怀疑，削弱他们的士气，末了，还会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为了重建阿萨尼亚的共和国是犯不着作这样大的牺牲的。使得保卫马德里成为可能的那种精神，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如果说有胜利的可能性，那只能靠这种精神的传播和深入。但是那就需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府。这个政府在斗争目标方面将是不容置疑的，并将不屈不挠地坚决地解决战争所强加给自己的任务——组织军队、生产、军械及所需的军队给养等等，以及在由反叛的将军们控制下的地区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游击活动。这种游击活动，是那个只关心恢复共和党政府的秩序、被一心想仿效“西方民主国家”的阿萨尼亚、普列托及其同伙日益把持的政府根本没有想到过、也永远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恢复”政策所具有的政治特点是以战争进行的“传统”方式表达的。但是，尽管组织常规军，配之以大兵团的阵地战和运动战，在西班牙内战的特殊条件下，至为重要，游击斗争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游击斗争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管理机构而已。这一方面的缺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游击斗争对斗争的最终结局有相当大的影响。广泛的游击活动（在西班牙很多地区存在着有利于这种游击活动的条件），将不仅会大大加强共和国的军力和胜利的可能性，而且，万一“传统式战争”失败，它就可能为继续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创造根据地，这样，当世界战争到来的时候，便能与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抵抗力量合并。[163]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懂得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且卡瓦列罗主义者在策略上和组织上前后矛盾，这些，毫无疑问，是在内战形势下建立不可或缺的革命权威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但是，如果西班牙共产党（它对形势的需要有比较正确的评价）从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立场观点出发，而不是从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名义出发，批评过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卡瓦列罗主义”，那末，它就可能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的群众中间（包括他们的优秀的干部在内），遇到很大的反响。杜鲁蒂也不例外，因为战争和革命很快就教训了人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左翼社会党人的团体很快就懂得了需要有国家政权，还需要有军队、纪律等等。而且如果西班牙共产党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把它们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内容相矛盾的话，他们还会更快地懂得这点。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共产党人、左派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人和杜鲁蒂类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非常有可能统一成为一个庞大的革命党，或者至少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过程中紧密合作。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西班牙共产党就有必要无条件地把自己置于革命的范围内，抛弃一切教条主义的纲领。这样的一个党和政府，就必须是完全不受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控制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其他革命阶层所承认。
　　当然，如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实际政策是这样，那么以上条件一样都办不到。即使为了猜测起见，我们假定西班牙共产党已经采取了这种路线，鉴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联合反对，这么一个虚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形势就毫无疑问是令人绝望的。固然，它本来能够采用人民阵线共和国不可能采用的策略，因为后者受斯大林的政策所控制并受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束缚：通过它的范例和直接呼吁，它本来能够鼓舞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1936年的下半年，5月和6月运动的精神仍然在法国活跃着）。对付斯大林，他们本来可以实行同样的策略。如果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激起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劳工运动中也激起了极大的同情，那么，拒绝帮助西班牙无产阶级，就会给苏联在全世界工人中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而且，虽然斯大林的国际战略主要是建立在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如果没有国际劳工运动的支持，他就什么都做不成。即使仅仅是为了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他也需要国际劳工运动的支持——例如，为了确保与法国的联盟，并与英国达成一个非正式协定，他就需要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施加的“压力”。一个上述类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不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控制的共和国，而且，只能是设想成这样的——将掌握公开批评的武器，要是莫斯科政府拒绝帮助西班牙革命，莫斯科政府的行动就有可能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受到坦率的谴责。如果设想，在面临这种危险时，“莫斯科将会被迫提供武器，而且，价格也许更加公道些。”如托洛茨基所说的，[164]那倒并不荒唐。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后来的事态，特别是德苏条约和1948年放弃南斯拉夫革命的事件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下边的想法也并不荒唐：斯大林将作出公开的反应，指责我们的虚构的、非正统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因为他们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卡瓦列罗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人结成联盟，作为一种对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凶险的挑衅（在托洛茨基指导下由盖世太保组织起来的），为了阻止他们前来援助西班牙共和国——那合法的、宪法的、议会的等等机构。
　　我不打算继续做这种推测，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是要说明某些苏联历史学家自己已称之为斯大林对西班牙共和国的背叛的几个主要方面。[165]像西方历史学家一样，苏联作家们特别提到斯大林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足的。我刚才提到的假设，旨在力图表明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被这种“背叛”通过阻挠在共和国地区创造革命权力而断送掉了。这种革命权力本来可以大大增强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能力。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遵循斯大林的政策，在共和国里把支配权给了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势力，这种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势力一心向敌人妥协——而且令人恼火的是这政策根本不尊重共和党政府的合法地位和主权，而合法地位和主权，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眼中是共和党政府地位的基础。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在西班牙进行活动，正如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干的那样。最丑恶可耻的一起案件（虽然并不是只此一起）是谋杀尼恩，那是在西班牙式的“莫斯科审判”里利用他的计划失败之后。如G·杰克逊评论的那样：“尼恩一案对涅格林政府的信誉是一次强大的道义上的打击。在以恢复人身安全和公道作为坚守不渝的就职宣誓之后仅两个月，总理冒着像拉戈·卡瓦列罗那样的被摧垮的危险，被迫容忍共产主义的暴行，或者说被迫与人民为敌。”[166]这是个绝对正确的评论，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暴行”实际上不仅仅是攻击涅格林声誉的暴行，它是一种攻击共产主义的暴行。
　　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们所强调的斯大林的“背叛”方面也是符合以下事实的，抑制革命，强迫共和国屈服于依赖地位；这还不算，连军事援助都及不上佛朗哥的将军们从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援助，尽管大家知道，苏联的武器早已用西班牙银行的黄金预付清了。这一武器不足的问题非得到有关的苏联档案馆开放时才能最后弄清楚。只有到那时才能明确有几成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距离、封锁等等）还有几成是“有意的”不足，完全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看来，问题是这第二个因素无疑是确实存在的。要是不改变国际战略的话，斯大林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就不能超出和他那同“西方民主国家”联盟的政策相称的程度。而“西方民主国家”根本不同意苏联的援助使西班牙共和国在军事上有利。阿萨尼亚和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社会党成员马赛利诺·帕基奎亚），都十分了解这一点。在总统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了1937年8月13日与帕斯奎亚谈话的这一记录：“我想〔阿萨尼亚说〕跟通常设想的相反，苏联的合作有个限度，造成这限度的倒不是可能的封锁，而是英国的官方友谊。据我看来，苏联决不会为了帮助我们而严重损害他们与英国的关系或使他们在贯彻与西方交朋友的政策上所处的地位遭到损害。”“关于那点是毫无疑问的〔帕斯奎亚回答说〕，对苏联来说，西班牙事件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167]斯大林之所以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是为了使共和国能多存在一段时间，并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联盟体系的组织内部达到“西方民主国家”肯接受的让步解决办法，而不是为了使共和国获得胜利。
　　通过对这些事实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接受不可的。但是，当时在共产党人和许多非共产党的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看来，这似乎是一切能想象到的诽谤中最离奇可怕的一种诽谤。然而后来的事态足以表明：斯大林为了某种存在的理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革命，而且不仅是可能的革命，就是真正的革命也在所不惜。甚至当这种事件发生在紧挨苏联边境，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提供所需援助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时，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希腊的抵抗一例是足够明确的了。[168]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正是由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贯彻的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为了苏联存在的理由牺牲革命的例子。


殖民地的经验

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国际的政策


　　阴云密布的1939年春天，在佛朗哥进入马德里和希特勒进入布拉格以后，法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欧洲唯一保持独立的一个主要支部。此外，只有斯堪的纳维亚、英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等一些小党，它们虽然依然合法存在，但其政治影响微乎其微。所有其他的欧洲支部在遭受惨重失败以后，都已经转入地下。此后不久、法国党将遭受同样的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二十年期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猛然地把世界推入本世纪第二次大屠杀，是因为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背弃了革命的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革命使命本来应该由无产阶级承担的。因此，共产国际在它建成之时为本身制订的主要目标——使工人阶级不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并按革命原则把它从政治上和以工会形式予以组织——就未能实现。在这一方面，它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美国，连一个重要措施都未能采取。在英国也是如此，尽管英国当时停滞不前，可是因为它是殖民帝国，它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国。必须承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任务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共产国际登上国际舞台时，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状态是这样的话。可是，共产国际在德国也未能实现它的目的，尽管当初德国的客观条件十分有利。那里如果取得积极成效的话，本来可以使世界形势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共产国际在建立十七年之后，只有在法国这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保持实力地位。
　　然而，当我们从事后认识的有利条件来考察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想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兴起，到底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倒退的第一步，还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胜利？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国际并没有（差得远呢）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即，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党。共产国际的历史性失败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主要事实。我之所以把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批判性分析集中在最有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几种情况上，原因即在于此。但是我还得——即使是很简略地谈一谈共产国际在另一方面活动中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共产国际认为自从它创立起也具有重要意义的：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现有的记录给人的印象也并不很深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成员数目，除了中国以外，仍然是非常小的。在中国，我们以后会看到，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并不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1939年，在所有其他亚洲国家中共产党员总数还不到22000人。在非洲有5000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法国人及南非联邦的白种工人。在整个拉丁美洲共产党员总数为90,000人，[169]其中占相当大百分比的一部分还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吸收的新党员，当时拉丁美洲的那些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在实行一种与美帝国主义妥协的机会主义政策。这一数字上的劣势很确切地反映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代表的微弱的政治力量。民族解放运动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高潮，但除了已经提到的1937年日本侵略以后的中国之外，都是由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的）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的概念，虽然并不是与相应的欧洲的社会、政治范畴一致的，但却是传统的用法）。
　　共产国际在处理殖民地和对附属国的革命斗争问题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主要是由于直到那个时候为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这一领域里，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遗产是十分微小的，特别是在有关战略和战术问题方面。确实，在那些受欧洲资本主义剥削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联系这一概念，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已经指出了。那一年，他写道，太平天国的“可怕的革命”也许“比现有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更有助于促使欧洲革命的爆发[170]。他对在欧洲革命中“民族因素”和“农民因素”所起作用的观点和分析包含着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在研究二十世纪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将会提出的问题时，是可以采用的。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调查，也许有助于共产国际加深对各种社会的认识。这些社会就是革命的反帝运动准备要解放和改造的。但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题材的主要著作，直到1939年仍然没有发表，而以前已发表的那些著作，又被普列汉诺夫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作是已被马克思自己抛弃了的假设。1927年中国共产党失败以后，在苏联引起了对这一题材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受到了批判。[171]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受到欧洲殖民开拓的非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问题方面的贡献，是极为微小而且是间接的（这是必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生活的时代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包括了两种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沉重负担。第一种思想，战略思想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的革命必须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结果。第二种思想，最广义的一种文化思想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着欧洲化。
　　列宁从这一理论遗产出发，如我们在第二章里所指明的，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几年里，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正在东方出现新的革命力量。与第二国际里右派的殖民主义态度以及“正统”中心仅在口头上的反殖民主义相对照，列宁强调指出，西方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给这事业以坚决的支持，并且把它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看作就是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基础的一个因素。然而，直到十月革命为止，列宁仅仅是简略地提到东方的革命问题。[172]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清楚地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殖民地的解放只能与宗主国的工人阶级的解放连结在一起才有可能。不仅是安南、阿尔及尔和孟加拉的工人农民，而且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人农民，都只有在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推翻了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并把国家政权抓到自己手里以后，方能获得独立生存的机会。”[173]
　　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终于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的议题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其中第一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即使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有一线复活的希望——可惜由于红军进军到华沙前就停止，这希望也就破灭了）。第二，与西方的革命低潮相反，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一个相当高的高潮。第三，苏俄内部已经尖锐地出现了民族和殖民地的问题。再者，来自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已经开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出席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这一切情况，共产国际内部第一次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讨论在那些受欧洲资本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里革命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这场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两点：（一）应当如何评价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解放运动；（二）在这条战线上共产国际应当贯彻什么政策（战略问题、战术问题和组织问题等等）。
　　不久以后由共产国际召集并于1920年9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了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但有曾受沙皇迫害而在十月革命中得到解放的人民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而且还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各共产党的代表。在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殖民地问题几乎没有加以考虑，其理由以后自会明白。在1922年的第四次和1924年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对此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将力图把共产国际在这头五次代表大会和巴库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态度作一综合，然后再考察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方面的主要经验以及它在中国革命方面的政策。我准备把我的分析集中在上边提到的（一）、（二）两点上。

（一）对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评价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坚持的极端“欧洲的”观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部分的纠正。面对西方革命的退却，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过去更领会到保卫俄国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俄国革命是以亚洲正在进行着的反帝解放运动为代表的。亚洲各国共产党人，满怀革命热情并且意识到殖民主义迫使他们国家所处的难以忍受的处境，不同意他们的解放必须等到伦敦或巴黎的工人夺取政权之后。而且，有些亚洲共产党人公开声明他们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缺乏信心。他们当中在理论知识方面最有资格的人，印度共产党员M·N·罗易，捍卫了一种“亚洲”立场。这种“亚洲”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毛主义的预见。
　　罗易同志〔说这次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捍卫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东方革命进程这一观点。如果没有东方国家革命的胜利，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将化为乌有……。情况既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将自己的精力转到发展东方革命运动并将它推向高潮；而且把下列观点作为我们的基本论点，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罗易是根据以下假设提出这一观点的。他假定，欧洲资本主义由于从殖民地取得各种资源，因此有条件对欧洲无产阶级作出符合政治需要的经济上的让步。他在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论点中说：“欧洲工人阶级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秩序，除非把这一来源切断”。列宁反对过罗易的观点。他说：
　　“罗易同志断言西方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东方国家革命运动发展的程度和力量未免太过份了。尽管印度有五百万无产阶级和三千七百万无地农民，但印度共产党人仍未能在他们国内建立起共产党。仅这一事实就表明罗易同志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列宁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不顾西方的一些党（如意大利的塞拉蒂）的代表们的阻止，对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还是作了认真的修改。上述引证的罗易的论点，经过重新措词表达后终于被通过了：“从殖民地国家得来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支柱，只要后者不丧失这一额外利润的来源，那么，欧洲工人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是并不容易的”。[174]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革命是关键，它们构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是世界革命决定性的动力。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没有放弃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则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进程中担任头等重要的角色，而且不再使任何个别国家的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依附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条路线在后来的几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在列宁最后几篇著作中有一篇阐明了以下观点，即：世界革命的未来，归根到底是有保证的，因为像中国、印度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与苏联人民一道，组成了人类的绝大多数。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对殖民地革命的作用这一积极的评价，在共产国际的持续努力中，既没有在理论和政治思想上反映出来，也没有在实践活动中反映出来。“欧洲中心”的观点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和宗主国的共产党中继续占优势，有时还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罗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
　　“我已经得到允许〔就印度问题〕作五分钟的发言。这个题目即使花上一个小时都谈不完的，因此，我想利用这五分钟作一个有力的抗议。这次大会处理东方问题的方法纯粹是机会主义的，堪称是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做法，从东方代表们被允许说的廖廖数语中想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175]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合写东方问题的萨法罗夫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顾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民族的和殖民地问题几乎没有做什么……。更糟糕的是，共产主义的大旗被利用来掩盖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毫不相干甚至是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176]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片山潜代表日本共产党，对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表示遗憾，说他“几乎没有提到东方问题。瓦尔加同志的报告及论点也是不完整的，它除了欧洲和美洲以外，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对这次大会作了总结发言；E·瓦尔加作了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报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赛蒙抱怨荷兰共产党对殖民地问题不积极，并劝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更加重视殖民地。”沃尔弗代表墨西哥共产党说：“应该使欧洲无产阶级注意到在拉丁美洲各族人民有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的强大的盟友。看来共产国际对这一点还缺乏认识。”批评最严厉的是阮爱国（即胡志明），他指责欧洲共产党低估殖民地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在讨论革命的可能性和完成这一革命的手段时，在为你们即将到来的战争起草计划吋，你们英国和法国的同志们，还有来自其他党的同志们，都完全看不到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要点。这就是我为什么用我所能鼓起的全部力气对你们说，‘要注意啊！’”[177]
　　但是，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民族解放运动所作的高度评价转化为现实并不仅仅同西方共产党领导人的那种“欧洲的”观点有冲突。实际上，如果可能的话，并不仅限于共产国际在欧洲活动的情况，因为它的“殖民”政策是受苏联外交政策的考虑牵制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例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受到压制的，这可以由引自罗易的一段插话里看出。季诺维也夫的主要报告只是用几句一般的话语谈到东方的问题，报告集中地谈了欧洲的事务。然而，为什么在前一年开始的那种讨论还得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呢？那是有其重要理由的。在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期间，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孙逸仙在广州建立了基地并与苏联政府取得了联系。印度的反英联邦统治的斗争于1921年形成了惊人的巨大规模。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无数次集会、示威和大规模罢工浪潮震憾着整个国家。印度人在政府机关里停止了工作，联合起来抵制法院和教育部门，焚烧英国货物。几百万工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在许多地方，殖民统治行政当局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178]（这就是罗易所说的“即使花上一个小时都谈不完的论题”，而对于这样的题目，那次大会却只“给了五分钟”的时间）
　　简言之，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已经积累了反法西斯的丰富经验，也出现了需要共产囯际考察的一些新问题。土耳其的经验特别重要。1920年默斯达法·基马尔（基马尔，1881——1938，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代表，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向列宁提出要求苏俄政府给予军事和外交的援助，他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921年3月还和他签订了一项友好援助条约。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正经受着极大困难，但莫斯科还是给了基马尔一千万金卢布并送给他大量的武器。这一援助使土耳其能够胜利地对付协约国借助希腊军队进行的武装干涉。从反帝斗争的立场来看，这一切都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但是问题却被基马尔主义者的国内政策搞复杂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向苏联要求援助的同时，对土耳其共产党进行无情的镇压（土耳其共产党是1920年建立的），还残酷镇压正在为土地改革而斗争的农民运动。在苏土同盟于莫斯科签字前一个半月，基马尔主义者逮捕了四十二名最著名的共产党战士。其中十五人（包括党的领袖默斯达法·苏皮，一位负有重望的知识分子。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土耳其的）立即被处于绞刑，尸体被扔入海中。其余的则以“最大叛国罪”而受审。
　　苏联政府难道应该帮助一个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另一方面又谋杀共产党人镇压农民运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吗？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政策应该怎么样？土耳其革命从一开始便以极端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一个严酷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苏联国家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对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政策）的界限及其内在的相互联系。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彻底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良好机会，特别是由于波斯、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事态的发展，在任何时刻都会造成类似的机会。不错，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考察了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但只是非常笼统地考察了一下，并且也没有像土耳其事件所提供的那样丰富的经验。为什么这个讨论没有在第三次大会上继续下去呢？为什么这次大会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欧洲革命的低潮上，而对亚洲的反帝运动的高涨连提都没有提一下呢？这只能解释成是（这显然是亚洲代表们的说法）“欧洲中心主义”精神的持续，尽管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即使这个因素确实起作用，可是还有两个事实足可使我们假定其中也包括“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一因素在内。
　　第一个事实是苏联在土耳其共产党人遭到屠杀以后，与基马尔主义者签订了条约。这一事实表明，苏联领导人多么关心保证有一种同盟以便确保自己南部国境的安全，保护高加索的石油和黑海的航行。如果要把这个问题交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去讨论，这就会招致与基马尔关系破裂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抗议在“三月行动”以后所采取的镇压德国共产党人的措施，但它只字不提土耳其共产党人遭谋杀一事。
　　第二个事实更说明问题。苏联政府几乎在同基马尔签订条约的同时，还同英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这两个国家都同意彼此不作任何敌对的宣传，而尤其是俄国，它答应不搞任何可能煽起亚洲人民干出不利于英国利益的行动。[179]如果三个月以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讨论是由列宁主持的）对于鼓舞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方法予以认真考虑的话，伦敦就会把它看成是对双方所达成协议的违犯。对英国资产阶级，如同对全世界共产党人一样，列宁不但是苏联国家的首脑，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首脑。而且决不该忘记，1921年对俄国革命来说是关键性的一个年头，这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苏联对外国资本的投资抱有极大的希望。苏联领导人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妥协上已达成关键性的第一步，他们难道肯把它抛弃吗？1922年12月，当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这些希望大部分都已成了泡影。热那亚会议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与德国签订的腊帕洛条约当时还生效。苏联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它的“西方战线”。怀有根深蒂固的反苏观点的英国，曾反对苏联参加关于土耳其问题的洛桑会议。一年半前使共产国际避而不谈殖民地问题的外交动机当时已不复存在，而这件事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但土耳其问题仍然是以使基马尔为难的方式处理的。
　　假如列宁时代苏联外交政策的考虑已影响到共产国际在殖民地世界的活动（达到我们所看到的程度），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斯大林时代强调这一因素的重要性稳步增长了。这一点我在后面要回过来再加以论述。虽然首先必须提一下另一个因素在一开始产生的效果，即，苏联领导人对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关的政策。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1917年2月和10月期间，这态度被有力地重申过，而且在夺取政权后，又立刻被重申过了：非俄罗斯民族及俄国的殖民地，都必须有权自由选择作为一个国家如何生存的方式，有自决权，直到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的权利。这是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要点之一。[180]它使大批受沙皇压迫的工人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这些被压迫的人民对克伦斯基及其一伙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感到失望——他们这种支持大大地帮助布尔什维克党人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这一点很快就转而对他们不利了。在许多国家中，“自决权”都成了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反动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等政治集团的旗帜，他们利用这个口号来赢得反对俄国中央权力的群众性的同情，而这个中央权力就具体体现在布尔什维克党人身上。在国内战争期间，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也企图在内战期间玩弄“自决权”这个口号。这个问题已由武力解决了。当时这场仲裁作出的决定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利。其所以如此，因为红军得到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的支持。（如在绝大多数人口是大俄罗斯民族那些地区，也许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强大的地区）或者就是因为即使在没有获得人口中大多数人支持的地方，红军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在格鲁吉亚和其他一些地区。这后一种实践（越来越与原先的原则立场相背离）使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要求党从党的纲领中删去承认民族自主权的条文，代之以“劳动群众的自决权利”。
　　列宁断然反对这一点。他说：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的“自决”，只能是他们自己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与之斗争的结果。如果一个已经成了压迫者的民族的无产阶级（例如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不予以充分的承认，那么，它就会妨碍这个分化的过程，而不是促进这个过程。他拿芬兰作例子。苏维埃政府曾经合理地承认芬兰的自决权，甚至使它脱离苏维埃俄国，因为，〔芬兰的〕资产阶级在欺骗人民，欺骗劳动人民，硬说什么莫斯科人大国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想压服芬兰人。列宁说：今后就得这么去做，他承认乌克兰和其他一些民族也许会形成他们自己的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场讨论是在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181]
　　“自决权”继续包括在党的纲领里——但再也没有像在芬兰那样地实行过。1921年，格鲁吉亚被红军占领了，尽管那里掌权的是经过普选产生的盂什维克政府，而且莫斯科曾与这个政府签订过一项条约，承认格鲁吉亚独立并保证不干涉其内政。但是那里有一个高加索油田要加以考虑：这是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至关重要的地区。同时，在一些穆斯林共和国及地区里（已经承认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治权”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从1920年起，斯大林（当时是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不仅对反动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而且对土著的共产党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发觉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热情，却在努力加强自己在民族基础上的地位。1922年夏天，斯大林主动促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形成。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那些非大俄罗斯民族仍然保持着的初步的有效的独立自主。自决（包括分离权）仍然包括在联盟的原则之中，但是已经设立起来的国家机构都取消了任何行使这一权利的实际可能性。
　　到底该怎样把列宁坚持在民族问题上的传统的原则态度不变与系统地和这态度相违背的实践一致起来呢？在我看来，这个时期列宁的著作和演讲的内容，对他来说，尽管由于反对白匪及其外国同盟军的革命战争的需要，那种实践不可避免，但是绝对不能使它制度化，因而成为党的永久态度。1922年下半年，当疾病使他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从外国得到的情况，连同组成“联盟”的计划，加深了他的担扰，他怕看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渗入党和国家机构与秩序之中。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斯大林的纲领的那一天（1922年12月30日）列宁写了个条子给党的领导，这条子是以下面这条有意义的自我评开头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来过问大家都知道的‘自治化’问题，就是大概正式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36卷中文版，第628页。——译者）虽然列宁服从这一既成事实，但他对这种新的国家机构是否合适表示怀疑。他说：“决不能预先担保，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只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而在其他方面则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性。”（同上书，第634页。——译者）这条子等于强烈地斥责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直接归咎于斯大林。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下流货和暴徒，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的侵害”。（《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页。——译者）列宁为这种局面可能对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斗争和共产国际的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而深感忧虑。“由于各民族机构同俄罗斯机构的不统一而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续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同上书，第634页。——译者）当然，这里指的“损害”是以在非大俄罗斯各民族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统一为标志的。列宁又说：“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其他民族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或不公正态度……（或发展到）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么，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182]
　　中亚细亚、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的穆斯林人民的问题特别棘手。这些人民（农民占压倒优势）在苏联统治下的领土上的总人口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在一亿四千五百万人口中约有二千五百万。严格说来，它们形成了沙俄帝国的主要殖民地。从1905年的革命以来，在他们那里也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就像早先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中东人民的运动一样。在夺取政权以后，人民委员会会议立即于1917年12月3日在一篇《向俄国和东方的穆斯林呼吁》一文中，告诉以前沙皇统治下的臣民：“现在庄严宣告，从今以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民族机构和文化设施，一律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地建立你们的民族生活而无任何障碍，这是你们的权利。”[183]但是，“障碍”却很快就出现了。沙皇的殖民化在这些地区特别在土耳其斯坦（拥有四百万穆斯林），采取了一种“阿尔及利亚”的形式：由俄罗斯殖民主义者（农民、也有一些工人），定居下来，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殖民主义者的心理。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罗斯心脏地区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在穆斯林地区的少数俄罗斯人马上就成立“苏维埃”，而且从它的队伍中吸收了许多“布尔什维克”，他们要在新的机构中接受领导的职务。来自190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左翼的当地共产党人开始发现他们自己与新的殖民主义之间有冲突。1920年，列宁派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萨法罗夫去考察这个问题。
　　〔几年以后萨法罗夫写道〕：俄国革命将有殖民主义者的特点，〔在土耳其斯坦〕是不可避免的。土耳其斯坦的工人阶级为数很少，既没有领袖、纲领、政党，也没有革命传统。因此它就不可能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在沙皇殖民主义统治下，俄国人有属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特权。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就带有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特征。[184]
　　得到农民中较革命的部分支持的当地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企图用以下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建立起真正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把穆斯林民族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共和国里，革命思想将考虑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认为在泛伊斯兰运动的反帝派中找到支持将是可能的；而且认为，一个穆斯林苏维埃共和国能够在亚洲和非洲的二亿五千万穆斯林人民中，为促进和指导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斗争而作出大的贡献。在上面引用过的字条里，列宁称之为斯大林对“社会民族主义”的“怨恨”大肆发作，来反对这种倾向了。我们谈到的那些地区的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受到粗暴的清洗，当地的干部都由“无产者”所代替（换句话说，主要由俄罗斯人所代替），而民族文化活动也遭到严密的监视。[185]
　　这一政策对于共产国际在东方的穆斯林民族中间的活动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所担心会发生的那样）。第一个很重要的障碍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些论文中所包含的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全面谴责。这一谴责也许不只是这一教义为苏联国家造成的内部问题的结果，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包括论文作者列宁自己）占优势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们不能理解和利用蕴藏在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反帝运动中的革命潜力。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坦·马拉克代表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烈批评了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全面谴责，说明这一运动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具有的革命的反帝的意义，而且共产国际所采取的态度已如何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以便把共产党人从农民群众中孤立出来[186]（这种孤立，虽然不是1926年末荷兰当局之所以能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战线”上最大的挫折发生在中东的穆斯林民族中间，发生在和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的穆斯林民族中间，决非偶然。领导土耳其、波斯、叙利亚、埃及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能够成功地利用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态度和穆斯林的无能之间的矛盾，这些穆斯林是十月革命把他们从沙皇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共声党人则被民族主义者宣传成是压迫部分伊斯兰共同体的一个国家的代理人。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甚至影响到今天，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共产党始终未能发展到超出初期阶段的水平。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于殖民地解放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起的作用，作了高度评价，而且这一看法在共产国际整个历史中从没有正式地改变过，但总是在它的论文和决议里以略有变动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因素一开始就使这一评价有所降级，并使它在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治运动上的具体表现有所缩小或歪曲。这就是：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共产党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战线上屈从于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利益；以及就苏联人民而论，从自决权直到并包括脱离苏联的权利成了一纸空文。
　　随着斯大林专政的强化，第二个因素相应地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而，由于这一点，另外两个因素的后果也就变得更为严重了。正是在人民阵线的时代，以“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看待殖民地问题的方法，在共产国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这种看法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暂时需要完全吻合。第三个因素也并非只充当减少十月革命的和共产国际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的影响的反面例子。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毕竟是共产国际的真正首领，他们对待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非俄罗斯民族的问题，特别对那些较“落后”民族的问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心理状态，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看待苏联边疆以外的殖民地问题的方法。这种思想状况使他们易于把殖民地人民，他们的解放运动，以及正在为扩大其影响而斗争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小组，都看成是历史创造力的从属因素。
　　世界革命必须由西方无产阶级担任领导，其中由俄国无产阶级掌握盟主权，而俄国无产阶级则由布尔什维克党充任领导。这一整套战略思想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提供了充分的教条上的借口。总之，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在斯大林主义的“隶属”的等级制度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处在阶梯的最低一级，这一点是变得日益明显了。

（二）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战线上的政策


　　当共产国际准备干涉附属国人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时，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主要的被压迫国家里，这种斗争已具有自己的机构、路线和领导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如第四次代表大会提纲所指明的，“起初，当地的资产阶级和知识界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拥护者。”而且，“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知识界把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引入反帝斗争的时候，其代表起初也带头参加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及其活动。”十月革命通过实践表明在一个落后的、半亚洲的国家里有可能推翻西方列强，因此它在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自己也认为这个新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盟友。然而，这次大会的提纲又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们，利用苏俄的政治权威，为了适应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披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外衣，——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总是意识到这点——以便使雏型的无产阶级社团不和一个阶级的直接任务联系起来。”[187]
　　对这种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既把苏维埃俄国看作是可能的盟友又披上十月革命的外衣以便在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范围内更好地建立起自己资产阶级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战线”上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如下几个不同的方面：（1）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国家）与这些解放运动（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之间的关系；（2）作为资本主义西方的革命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国际与依然还是这些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3）作为殖民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与一些运动应该维持的关系，过去在事实上共产国际是那些运动的阶级敌人。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两个提纲草案。这些提纲反映着明显不同的观点和迥然不同的结论。提纲对这战术问题作了探讨——就其属于制订长期政治路线的问题而言，本来可以被看作是个战略问题。第一个提纲是列宁草拟的，第二个提纲是罗易草拟的，[188]列宁对待这问题的方法优先考虑的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头两个方面。但是，罗易却更多地着眼于第三个方面。列宁认为，主要的事情是利用苏维埃俄国把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团结到自己周围来的客观可能性。因此，他相信：代表着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必须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罗易的观点是：“在未独立的国家里可以发现两种明显的分歧越来越大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起动，这运动具有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政治独立的纲领；另一种是穷苦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们为了自己从各种形式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群众行动。前者尽力设法控制后者，而且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及各个受其影响的党必须对这种控制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帮助殖民地的劳动群众提高阶级觉悟。”罗易不考虑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任何合作，他所持的观点是“首要的而且最必要的任务是组成共产党，这些党将组织农民和工人并且领导他们走向革命，走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不过，他承认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开始阶段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他还认为有必要逐步实现“包括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的纲领，诸如土地的分配等等”。他还说：“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革命的领导权将必然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列宁的提纲含蓄地承认：在将来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会保持在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手里，即使就世界范围来说，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将会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所掌握。罗易的提纲也承认这种国际水准的作用是属于西方无产阶级的，但是他认为必须不借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调停而直接依靠殖民地的被剥削阶级群众。列宁的提纲强调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见《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版，第235页。——译者）但是，从列宁的观点来看，这不会阻碍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联合，因为对列宁来说，农民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组成部分。问题是要给这一民主派指出更明确的革命方向。
　　列宁的整个战略思想是以两项假定为基础的。第一项假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的基本目的（如民族独立和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深刻程度，足以使这一运动和苏维埃俄国以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具有比较坚定的客观基础，尽管民族资产阶级是犹豫的。他的第二项假定是，假如殖民地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极弱的话，会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不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下边这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对这点是很说明问题的：
　　“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189]
　　这一声明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在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代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农民运动“建立关系”并予以“支持”的必要性，（列宁没有说“领导”，这显然不是口误），或者，换句话说，“支持”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的必要性。但是，与此同时，列宁怀疑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在殖民地国家形成。如果一个党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看是“无产阶级的”，那么，人们联想到其主要的特点是合乎逻辑的。
　　在罗易的提纲里却回避了这一难点。一方面，他认为共产主义先锋队从一开始就把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就在这提纲里，他也承认在殖民地里几乎还没有无产阶级，而广大的农业工人和少数轻工业或加工工业的工人都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政策而陷于无知。罗易在他的提纲里指出，“由于这一政策的结果，潜伏在每个附属国人民中的造反精神，仅能通过小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表现出来。”罗易用求助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给予领导权这一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使得他那个革命纲领和他的“亚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有点矛盾。他把教育、组织和动员殖民地被剥削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使命交给西方无产阶级。他认为西方无产阶级是无法在自己国家里进行革命的，因为从殖民地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使得资本家能够在这些无产阶级中灌输循轨踏矩的观点。
　　在殖民地缺乏创建一个足够坚实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列宁是根据事情本身在当时及其未来的实际（从他的革命理论的角度来看）来看待它们的。罗易的提纲集中在亚洲方面，它主观地表达了东方的革命潜力，但没有指明能够发挥这种革命潜力的途径和手段。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十年以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从严酷的实践中取得了经验，倒发现了这些途径。然而，有趣的是，列宁虽然在自己的提纲里保持西方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在他看来，在殖民地要建立这样的党是成问题的——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让民族资产阶级去领导解放运动——但他却怀疑，就附属国家而言，关于党的这种观念是否可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写的某些简短的便条中（这些便条直到最近才发表），我们发现以下的思想：他认为“把苏维埃机构和共产党（它的成员，特殊任务）予以调整使之适应农民国家的水平”将是必要的。[190]共产国际没有把这一建议贯彻下去。中国共产党要算是第一个响应者了。但中国共产党却不知道实际上它正是实现着这个任务。
　　第二次表大会对列宁和罗易草拟的提纲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对两个文件都作了修正。这样使两者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列宁同意凡是他主张支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处，应该写成，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列宁不得不向大会解释说，每一个为殖民地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运动都必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特点，假定占绝对多数的人口是农民，但它仍然有可能是改良主义的或者是革命的。为了表明对这个提纲所作修正的意义，列宁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191]时间和事态将表明要找到一只白色的乌鸦是多么难啊。要找到一个甘愿不妨碍共产党人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被剥削的群众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又谈何容易呢？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经验很快就表明苏维埃领导人并没有十分严格地按照这种条件去做。
　　这些提纲还规定了另一种条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是为共产国际本身以及为它的每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应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合并，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无产阶级运动仅处于萌芽的阶段。”它还宣称：“对那种把落后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披上共产主义色彩的企图必须进行一场坚决的斗争。”[192]
　　第二次大会批准了一项重要的理论建议，这是由罗易提出、列宁采纳的建议。这项建议的措辞如下：“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93]马克思生前已经对俄国作过一次类似的设想。[194]列宁根据前沙皇帝国最落后地区实现苏维埃化的初步经验，得出如下的结论：“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虽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进行的有殖民地国家的几个代表参加的讨论，完全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195]
　　这些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方针和指示的要点。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根据第二次大会以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所获得的经验，把殖民地革命的某些方面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与土地问题有联系的那些问题。这一更彻底的研究（连同亚洲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倾向于讨好帝国主义调和的表现）使大会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这次大会批准的提纲指出：在大多数东方国家中，“土地问题，在为从大国专制主义的枷锁下获得解放而作的斗争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土地革命（其目标在于征用大片土地），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这对于反帝斗争必定要起决定性的影响……。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就不能成功。”提纲还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事实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变得容易理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印度、波斯、埃及）对有关土地的标语的恐惧和尽可能把它们抹掉的迫切心情，都证明当地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封建资产阶级地主之间的密切联系，还证明前者对后者在智力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关系。”（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忘记”这一情况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
　　殖民地革命的这一国内特征，再加它的成功对帝国主义基础本身是一大打击，“这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势不两立”这一事实，暗示着“殖民地革命的客观任务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这一点为更进一步的结论提供了基础，即：“就斗争是采取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而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统治阶级是不能也不愿领导反帝斗争的。”从这些前提出发，第四次代表大会比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更坚决更强调的态度继续宣称：对于“殖民地年轻的无产阶级来说，为在‘反帝统一战线’内部赢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成为其领导力量而斗争，是必需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说法，只不过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倡的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联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但是，因为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巧赶在西方议论“工人联合阵线”的时候举行，所以，共产国际在殖民地的词汇方面，不得不对欧洲的说法有所参照）。
　　下述提纲中的一段，就总结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所要运用的战术：
　　“殖民地的共产党人诡称‘保卫’他们的独立的阶级利益因而拒绝参加反帝暴行的斗争，这是最坏的机会主义，这类机会主义只会影响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誉。同样有害的是那种企图以‘民族团结’或资产阶级民主派保持‘国内和平’的名义而脱离为工人阶级最迫切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的做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是他们为尽可能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而斗争，其目的在于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一是他们要组织工农群众为他们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里的一切矛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必须懂得：只有扩大和加强反对大国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革命领导作用；同时，另一方面，只有扩大和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扩大和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全人口中的半无产阶级阶层的政治教育，才能壮大反帝斗争的浪潮”。
　　在另一段里，提纲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争取农民群众支持的必要性：只有那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殖民地革命的真正先锋队。[196]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那样，主要的矛盾在于：要完成如此复杂而巨大的任务的无产阶级，在殖民地社会里却是一个极其弱小的团体。确实，这是罗易自己的提纲所承认的。甚至在一些已经有过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在全人口中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整个说来是非常微小的。况且，这个工人阶级还是最近才形成的，缺乏革命传统，或者政治经验，而且文化水平也极低。绝大多数工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久就显示出他们的斗争精神。但是，如果它要承担起共产国际指派给它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品质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部分——至少，那些属于最现代化的企业的那部分——与人口中绝大多数处境较差的人比较起来，处于一种有特权的重要地位，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情况有助于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组织”倾向渗入工会组织。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如果其社会成分，按照欧洲的模式，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么它们就很难完成自己作为民族革命运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先锋队的使命。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创立的头几年里成立的殖民地的那些共产党，全部都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后来才有少数工人小组参加。而领导干部则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然而，共产国际却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的优势正是殖民地共产党的主要弱点；因而它主要关心的事是要把它们“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显然不可能设想一场殖民地革命会在一个主要由农民构成其士兵群众而由知识分子担任其干部的党的领导下进行到底。共产国际后来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文中的唯一令人清楚感觉到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够明确。在多数情况下对此问题予以回避。
　　除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以外，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论文反映出一种想要进行分析的认真的努力，这是由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两年半时间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是，由于这些论文用“包括高度复杂而纷繁的现实的一般公式来表达，而且提得过于抽象，因此仍然未能摆脱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主要弱点。罗易在自己的演说中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光是因为它们（东方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是落后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并且把这问题当一般问题来处理。但这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知道，不能把东方国家着成是清一色的整体，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在社会上，都不能这样看。因此，假如共产国际准备认真对待东方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东方问题对共产国际来说是比西方的斗争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197]
　　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里，对问题仍然缺乏区别对待。尽管有如土耳其和波斯革命等如此重要的最新经验，还有像印度和埃及那样重要的运动，但第四次大会仍然没有对这些经验作任何基本的分析。像共产国际的所有其他大会一样，这次大会首先致力于西方问题。当极端集中的世界党制度同民族多样性的事实在这里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一矛盾对于殖民地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就要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1924年夏天，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甚至更明显地偏向于欧洲的问题，因而这种做法像在其他几次大会上那样，激起了来自各殖民地国家的代表们的批评。曼努伊斯基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基本上完全谈的是因1914—1918年战后解决方法所造成的欧洲民族压迫的情况，此外并竭力赞扬苏联的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法。“在我们的宪法中有一项十分有趣的条款……说：组成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刻都可独立，并可以不受任何正式手续而单方行动”。[198]外国共产党代表所不知道的是列宁在1922年12月所作的批评，那时他担心这“有趣的条款”将会是“一纸空文”。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脱离的权利是否受正式手续的限制，这是因为这种权利是受一种没有什么正式形式的绝对障碍所限制的，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要行使这种权利是不可能的。曼努伊斯基不是真诚地分析苏联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外国共产党人本来是极有教育意义的），而是在作欺骗性的自我辨解。
　　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相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革新在于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缓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与这些资产阶级合作。罗易的观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由于苏联外交政策的轴心是与德国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因此苏联把英法帝国主义看成是它主要敌人的时期就在那时开始。斯大林认为，当时存在着一个反苏战争的严重危险，而英国正是新的反苏阴谋的幕后操纵者。面对着这一危险，斯大林就在敌人的“后方”寻求同盟者。他认为自己已经在西方找到了这些同盟者，就是那些工会领袖。这些工会领袖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激进化，因而对向苏联工会领袖表示友好感到兴趣。根据斯大林的现实主义眼光观察事物，在东方唯一可能的有影响的同盟者，就是与英法帝国主义有冲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如果说斯大林对西方共产党的革命能力抱有怀疑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1923年对德国共产党持什么观点），那么，他对那些“殖民地”共产党来说，是更其如此了，因为它们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小。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共产国际在整个亚洲有九个支部（包括埃及，但不包括当时实际上是苏联的保护国的外蒙古）。在这些支部中，中国拥有800名党员；爪哇2000名；波斯600名；埃及700名；巴勒斯坦100名；土耳其600名，还有日本和朝鲜均有非法的小组存在着，而印度，其共产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组织起来，而只有一些零星的小组，成员也很少。[199]
　　因此，斯大林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倾注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是不足为奇的。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下面这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1923—1924年似乎愿意把对苏联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利益的一个亚洲国家内的民族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场革命将反对当时对苏联安全危险最大的两个帝国主义，即对欧亚都是威协的英帝国主义和永远是苏联远东之患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孙逸仙（一个自称是俄国革命的热情朋友并为其解放事业向苏联政府求助的孙逸仙）及其政党——国民党的领导下，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统一起来的思想足以吸引斯大林，使他不顾其他教条上或政治上的考虑而最先考虑同以孙逸仙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把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提纲置之脑后。


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初，中国革命进入了危急阶段。由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于1926年夏天举行“北伐”，其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并把孙逸仙的共和制推向全中国。从1923——1924年起，孙逸仙在广州一带的地位已经巩固了，由于苏联的援助，他得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200]共和国的军队迅速挺进；于192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能够立足于长江沿岸的武汉了。它的势力已扩展到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十个省份。1927年3月，南京和上海解放。但是，由于共和国的军队继续前进，工农群众纷纷投入行动。罢工和起义随之而来，甚至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以前就投入行动或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之前，上海已经落在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人武装的手里了。工农群众运动声势是如此浩大并表现出如此特征（在有些地区，农民协会进行它们自己的革命，即土地革命，以致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列强惊恐万状。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派遣军队去加强它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基地，即臭名昭著的所谓“租界”；上海的银行家和买办在它们的帮助下还组织了反革命武装。
　　直到那时，共产党都是国民党的盟友，更确切的说，它组成国民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的成员是孙逸仙建立起来的党的成员。他们共同领导，尽管是占少数。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有能力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行到底的组织。它把国民党称为“四大阶级的政治集团”，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参加共产国际，蒋介石还成了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一年以后，1927年的4月到7月之间，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并且不遗余力地破坏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军队与上海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武装集团一道，对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发起了突然袭击。在几天之内，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包括共产党和工会的卓越领导人）惨遭杀害或被关入监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把“蒋介石政变”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倒戈，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右翼”走向反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仍然留在革命阵营里，武汉政府还在左翼控制之下。根据共产国际的分析，“左翼”在“四阶级政治集团”中占90%，并且是真正的国民党。起初，这个“左翼”的确是谴责蒋介石的政变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武装力量上和所占的领土上分裂了。武汉政府与忠于它的军队控制了中国的内地各省。同时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自己的政府，控制了沿海各省，并且把它在上海发起反对共产党及工农组织的恐怖统治扩展到他所管辖的所有地区。根据共产国际的分析，武汉成了“革命中心”，那里有两个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然而在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土地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尽管共产党尽力抑制这场革命。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叛变三个月以后，“左翼”国民党采取了与右翼“国民党”同样的态度，从党内和军队内驱逐出共产党员，并且对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战士进行屠杀和监禁。几个月以后，“右翼”和“左翼”谈判成功，承认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共产党和工会、农会都遭到破坏并被视为非法组织，其成员被杀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局面，试图组织一系列反击行动，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起义。到1928年初，一切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血淋淋的毁灭已成了既成事实。
　　蒋介石政变以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进行讨论。由于事变提出了一些新的议题，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1928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可是，在这次讨论中各方面在如下主要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一点后来不仅在苏联历史学家和西方著作家所写的历史中，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自己历史的说法中都得到了重申，即：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受的惨败不是某种力量关系的必然结果，而首先是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的结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切实证据。未被镇压的共产主义小组，将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农村地区，很快就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几年以后，这些武装力量就具有相当的规模了。事实表明：从那导致失败的政策很可能引出一种不同的政策。即使没有出现全中国规模的革命胜利的客观形势，如果中国共产党事先预见到国民党资产阶级的“背叛”（一年以前就已产生日益增多的预兆了），和未曾让他自己受到反革命政变的突然袭击，那么，它就有可能避开这场大灾祸。“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能在对工农群众更有利的地位上进行。[201]1927——1928年所作的分析未能把这个后来的证实考虑在内，但是研究现存的军队及其动力的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所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错误的必然后果。根据这一结论，问题就是一个决定这些错误的性质和由此产生的责任的问题了。
　　经过一年的讨论后，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是用下边这些话来总结共产国际领导的观点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你们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是事实。现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失败，是不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实行的错误策略的结果呢？或许当时与资产阶级实行政治联合的确是失策的，或许那是原罪，是基本的错误，它决定着其他的错误，并且逐步导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
　　布哈林是这样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
　　整个说来，不是主要的策略路线错误，而是中国采取的政治行为和在实际应用这一路线方面的错误。首先，在中国革命开始时，也就是与国民党合作时期，我们的错误是：我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不够。有时，我们党不是国民党的盟友，而有时是它的附属品。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客观形势发生的变化不理解，也不懂得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因此，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内一起前进，但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必须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变化……。第三，我们党有时候起到阻碍群众运动的作用，阻碍土地革命的作用，也起到阻碍劳工运动的作用。这些都是致命的大错误。这些错误自然促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失败。经过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这个党就果断地着手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这时候，正如经常出现的那样，有些同志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没有以慎重的态度准备起义，而是突出地表现了最坏一种盲动主义倾向和冒险主义。[202]
　　这里，我们只要补充两点根本的修正意见，就是对导致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政治错误的绝妙的总结。这两点就是：一、不单单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运用这条路线”的水平上犯了这些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所推行的“主要的策略路线”本身；二、当布哈林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应当读作“共产国际的领导”或者“贯彻了来自莫斯科的路线和指示的中国共产党。”
　　上边第二条改正意见的理由或多或少可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中心之间的那一类型的关系（像共产国际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支部那种关系一样）中自然而然地推断出来。这在1924年和1927年之间特别明显，那时候苏联政府直接干预中国的事务，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当时，在斯大林的监督之下，共产国际不只是决定“主要的策略路线”，它还密切检查这些路线在实践中应用的情况。通过大量专论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政治文献而公之于世的过去二十年间的事实，使我们得出如下的推论，即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保护”，与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们对西班牙党所采取的“保护”是很相似的。[203]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特别是推到总书记陈独秀身上，这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托洛茨基在自己1927年和1928年间的著作中，精辟地指出，布哈林列举的那些错误，不是简单的“运用”上的错误，而是由“主要的策略路线”产生的错误。关于所造成的错误的性质和对错误应负的责任这两个问题，这里只能非常简略地叙述一下最突出的一些事实。
　　国共联盟的形式和内容不是由这两个党讨论决定的，而是孙逸仙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特别是苏联政府的代表）之间直接协商的结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路线的文件就是由孙逸仙和苏联大使越飞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宣言。这一文件宣布：“无论是共产主义制度还是苏维埃制度都不能输入中国。”共同的目的应该是“统一和民族独立。”
　　苏联代表在与孙逸仙的代表谈判中，还决定了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形式。就两党联盟本身来说，孙是反对的，他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必须服从国民党的纪律。起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这一安排，说这将意味着拿党的政治自主权作抵押，并在群众中制造混乱。然而，中国共产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尽管不是没有强烈的抵制，还是同意了加入国民党。遵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国民党“应该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担任革命的领导。”[204]不言而喻，如此条件下缔结的联盟同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及第四次大会的提纲相距是何等的远。
　　孙越宣言显然不是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经济尚未成熟到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判断书，而且它还指出“苏维埃制度”也不适合于中国，这一事实是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的。难道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其它场合上没有说过苏维埃制度是完全适合于东方的农业国家吗？这篇宣言是个政治妥协，苏联领导人藉此再次向孙逸仙保证他们将不去谋求给“民族革命”加上社会革命的内容。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也这样做了。这个保证，特别关系到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幽灵老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头脑里出现。[205]况且，当时国民党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的帮助下，从1924年以后已改组成了一个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相似的中央集权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纪律的屈从，当然谈不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了。简言之，从1923年以后，“主要的策略路线”的实质在于接受和支持以孙逸仙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和在1924——1927年期间斯大林的声明中，谁都可以发现很多似乎同“主要路线”的实质相矛盾的系统的阐述（至少是形式上的）。但是，与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辩解相反，在中国采用的“实际路线”和“主要路线”根本没有矛盾，是“主要路线”实质的体现。
　　开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显然是以实用主义方式行动的。使中共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共产主义”因素与苏联政府同孙逸仙政府的联盟协调起来是必要的。在苏联领导人眼里，由于孙逸仙的政府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国民政府，这一联盟就变得异常可贵了。然而，一旦在实践中和政治领域中完成了这种协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不得不给它提出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上的理由。但是，从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党这一原则出发，要找出教条上的理由那可是不容易的。
　　因此，1925年5月，斯大林提出一种理论，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和革命派已经发生了分化。作为国民党一部分的革命派，主要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可以认为国民党本质上是“工人和农民”的党，它由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党这两股势力组成的政治集团来体现。斯大林说这样的一种政治集团是可以接受，也是合适的，“只要它不捆住共产党的手脚”，“有利于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几年以后斯大林选集出版时，这一节经过修改，有关国民党的部分全部删去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彻底表明，包括最反动的派别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自国民党成立之日起就是它的一个组成成分，而且事实上是这个党的真正领导者。“捆住手脚”的说法正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处境。[206]
　　“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可以说罪恶昭彰，使斯大林不得不立即改变自己的现点，对此，他自己当然是不承认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全会（1926年3月），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组成的革命政治集团”。1927年5月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解释说，应该把这一提法理解为“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农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还解释说，1925年5月他并不是说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党”，而是说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它成为这样一个党，说它有成为这样一个党的趋势。[207]
　　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使现实的国民党不能变成斯大林所设计的理想的国民党。但是，如果国民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作为“同情党”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提名它的新领导人（孙逸仙已于一年前逝世）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这又如何解释呢？斯大林在他1927年的解释中，“忽视”了这个细节，苏联在编纂历史时也从未再提到过。
　　正当莫斯科授与蒋介石这种荣誉称号时，蒋介石却对共产党人发动了首次进攻。1926年3月20——21日晚，他逮捕了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干部，软禁了苏联顾问，关押了大批广州的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并且派他的军队包围了工会的领导机关。这时蒋介石并不想真正消灭共产党人，因为“北伐”正在准备，他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他的目的是削弱小资产阶级“左翼”和“捆住共产党人的手脚”，以巩固他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一目的完全达到了。汪精卫——广州政府的领导人和“左翼”的领袖，不得不暂时流亡出国。5月15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的煽动下，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循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交出国民党中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共产党人不能再在国民党里担任领导职务；在国民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共产党员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禁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搞派别活动；中国共产党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提交国共两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审批。[208]陈独秀的反应是立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并且，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事宜。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受到《真理报》的严厉批评。在广州，苏联政府常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对蒋介石采取调停的态度（并且要中国共产党也采取这种态度），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屈服。陈独秀当时被迫按此精神发表了一篇文章。在1927年的大灾难以后，这篇文章被共产国际利用来谴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再次屈服于共产国际的纪律的同时，向鲍罗廷建议是否把苏联政府正运送给国民党军队的部分武器拿来武装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以便抵抗蒋介石可能发动的新的进攻。这个建议遭到拒绝。陈独秀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在解释必须执行这种策略时所说的话：“在当前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做国民党的苦力。”[209]
　　不久，“北伐”开始了。苏联军事顾问们起草作战计划并且直接参与作战行动，这对保证北伐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北伐）军事行动期间，蒋介石禁止在后方搞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位总司令的反革命态度及其独裁野心变得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为他们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迅速发展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这种群众运动部分是自发的，部分是出于地方共产党干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的义务。越来越多人想干脆脱离国民党，以恢复行动的完全自由。但是当在1926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提起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210]同时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充分地加强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1）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2）必须大胆地发展土地革命。在莫斯科起草这样一个决议容易，可是要在中国贯彻这个决议，看来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几乎所有国民党的领导人——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是军官、行政官员，还是党方人员，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与地产有联系，而且地产数量还不少。[211]在1926—1927年间中国的具体形势下，必须首先满足这两个要求中的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苏联顾问当场提出主要考虑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导缔结联盟的问题，以解决这个难题。中国党执行了他们的指示，于是正如布哈林后来说的那样，成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阻碍”。
　　蒋介石政变以后，共产国际依然进一步加强这条“实用的路线”。武汉政府中当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利用职权去压制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免搞得“过火”，破坏了同国民党“左翼”的团结。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把这种绥靖政策推向极端。在其他类似的事情上，决议说：“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须服从国民党当局的领导和支配，工农群众运动的要求不但要符合政府的法律和政令，而且还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或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那些决议。[212]这样，党本身就麻痹和涣散了仍由它自己控制的力量。十五天以后国民党的“左翼”就肆无忌惮地援引蒋介石的老例放手对武汉政府范围内的共产党人实施恐怖政策。
　　中国的事件恰恰发生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达到最激烈阶段的时候。蒋介石叛变前几天，反对派激烈地批评了在中国所推行的政策，预言它将导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蒋介石政变后这段时期，托洛茨基将这种批评推进一步，预言国民党“左翼”将投入反革命怀抱。在这场理论和政策的辩论中，斯大林的处境越来越狼狈：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非常明显地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就苏联国内的形势来看，事情也按着同样的逻辑发展，于是斯大林从辩论转变为镇压。在报刊上，在苏维埃机构中，禁止反对派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不久他们就被开除出党，并于1928年1月流放到西伯利亚。[213]
　　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叛变（我使用“叛变”这样的字眼只是为了方便，因为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他们并未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背叛的只是我们的想象”）不能像封住反对派的嘴巴那样，用这种快速的方法“压下去”。直到最后时刻，苏联党的刊物和领导机构还认为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党，把蒋介石赞扬得比中国党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好。在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也是这样。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采用两种方法：口头上说假话，行动上搞冒险主义。斯大林的路线被解释成一贯正确，“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早就预见到，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能力贯彻这条路线，在叛变发生时又毫无准备。因此，作为适当的处分，共产国际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换上瞿秋白。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直到1927年所遭到的一些灾难，统统用一个奇妙的公式加以说明：即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214]
　　第二个办法就是鼓励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人在它还能够控制某些有组织的力量的地方进行反击。中国共产党在同盟者叛变和共产国际批评的双重压力下，从心理上来说，本来也有这种倾向性。中国发生了几次“革命暴动”虽然都是短暂的，但是以适应莫斯科宣传的需要，也是以被用来作为“辩论武器”攻击反对派的。就这样，中国共产党连个过渡时期都没有，即以新的失败和新的牺牲为代价，从“右倾”机会主义转变为“左倾”冒险主义。最带悲剧性的插曲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组织的广州起义。[215]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广州起义正好发生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1927年12月），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努力遭到失败，中国党被破坏之后，共产国际以“盲动主义”的罪名撤换了瞿秋白。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化”，换上一个工人向忠发。但此人无力胜任，于是另一个知识分子——李立三逐渐成为党的真正领导者。李像陈、瞿一样，因忠于共产国际而被贬。1930年9月，他也以“盲动主义”的罪名被撤职。新的总书记王明，是由莫斯科直接派来抓党的领导权的，他担任这项职务直到1935年1月。后来，在红军开始“长征”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小城遵义第一次不受莫斯科的干预选出了新的总书记。
　　由于选举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种设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胜利。这种设想是1927年失败以来，江西“红色根据地”毛周围的一批人密切联系实际而逐步拟订出来的。在这些年内，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建立在同过去一样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在策略上显然具有“第三时期”[216]的极“左”和冒险主义的特点。一个接一个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的中国党的法定领导，几乎都遇到毛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毛集团在农村根据地日益掌握了实权——政治信念上的权威性和武裝力量。在农村根据地党得到发展，而在城市里则日益削弱。迄今为止一直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秘密活动的党的法定领导，在1932年10月，也不得不转移到江西根据地寻找庇护之所，此举显然也是为了逐毛而接收部队的指挥权。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地区重新恢复权威和控制的最后一次尝试，结果使革命失败得比1927年的灾难更惨。法定的领导面临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决定了一个死板的战略，结果使江西红军无路可走，只得向西北撤退。这次军事挫折无疑地促进了毛派政治上的胜利。[217]
　　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毛派路线能够长期“共存”并非只是由于毛是红军和江西苏维埃的领导人这种“职权”，肯定还有其它的因素，乍看起来，这两条路线之间的分歧，既不是理论性的，也不是根本性的。它们看来只是根据暂时的形势在策略上和有限的一些方面有所不同——譬如，城市中工人运动暂时遭到破坏，党就不得不主要依靠农村根据地，这种情况说明了“不成熟的”共产党人夸大农民的作用等的倾向。而更重要的是，毛从来没有明确地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所持的理论观念表示过不同意见。在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发展各阶段的特点等问题上，毛在正式场合都是站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边反对托洛茨基路线的。
　　这种理论观念主要就是斯大林把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的提法）的思想予以教条化：即把这种处方转用到中国舞台上（就像后来转用到西班牙舞台上一样），并加上一个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的内容，即反对帝国主义。它在1927年失败以前一直是斯大林主张同国民党联盟的理由。直至1927年的失败为止，斯大林都以这个不同特点来证明与国民党联合（以及这种联合所采取的形式）的正确性。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意味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之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更彻底地起进步的甚至革命的作用。因此产生了“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以及将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不像俄国革命那样分为两个阶段）的理论。这三个阶段有共同的反帝目标，但社会成份不同、各阶级所起的作用不同。在第一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倒向反革命，并暂时把城市小资产阶级拉了过去，导致这一阶段的结束。1927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限于农民，或者再加上小资产阶级。这个阶段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旦这个政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废除各种封建机构，继续进行反帝斗争等等——即可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218]
　　托洛茨基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观念。他把“第一阶段”，叫做纯粹的孟什维克主义，并认为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把中国共产党变为国民党资产阶级领导的附属品，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关于“第二阶段”，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忘记了1917年的教训（这教训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可能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中间政权），还谴责他重犯了二月革命以后自己所犯的错误，忽视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对托洛茨基来说，中国革命只能是无产价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主要和直接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的事实，正如托洛茨基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起更革命的作用，而事实正好相反。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便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却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利益（托洛茨基已注意到问题的这一方面，虽然他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他指出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这是他的主要论点），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如果人们考虑到中国不发达的经济以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拴在现实土地结构上的那根脐带，就能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资产阶级更为软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世界帝国主义强大力量之间的对比，排除了中国资产阶级能凭借民族力量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任何可能性。“中国资产阶级是十足现实主义的，他们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懂得要坚决与帝国主义进行真正严肃的斗争需要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而革命群众运动高涨首先受到威胁的则是他们自己。”[219]
　　历史证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在通往胜利的道路及各阶级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是错误的。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和领导力量。他违背了自己的设想——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必然是软弱的——把欧洲的公式套到中国头上，这就使他低估了农民群众的作用。1927年失败后，他写道：“可以严肃地说，只有在掀起一个进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潮的条件下，土地革命才能有前途。”[220]在欧洲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通常先于农民的革命“高潮”。但是1927年以后，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却正相反，甚至可以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就不再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高潮”了。[221]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战略思想比之列宁生前最后一个时期的思想更为“欧化”[222]，这导致他作出了另一个还没有被历史所证明的结论，即除非革命在欧洲取得胜利，否则在亚洲也不能胜利。无疑他是低估了殖民地农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从而使他作出了这种假设。
　　不言而喻，托洛茨基的这些思想对毛不见得会有吸引力。低估农民运动的革命作用，把亚洲的革命从属于欧洲的革命，这些思想直接与毛的想法冲突。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更接近斯大林，而不同意托洛茨基。当然，托洛茨基并不否认在适当的时候有同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可能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方面，他的看法比斯大林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在这一点上，毛从来都不是“左派”。他谨慎地区别资产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是这样，就是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对占有大地产的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只要对革命运动有利，他随时准备妥协和联合。抗日战争期间，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方面他显示了熟练的技巧。他从来不同意将革命力量附属于任何同盟者，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也不同意将中国革命服从于外国的模式或外国的利益。在他“江西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早已意识到中国革命及其伟大历史使命的特点。因此，在“大联合”阶段他开始与斯大林的政策发生冲突。
　　尽管有上面所提到的分歧，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同样以欧洲的方式看待中国革命，这反映出产生于欧洲实验室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超越这些局限性的情况必将出现在湖南省，即使当时产生的过程还相当艰苦。因为欧洲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早已在中国革命的知识界中占领了一个牢固的市场（尽管这比西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占领中国的市场晚得多）。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确实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生动而完美地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现实“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也即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基本部分和动力进行了分析。这个“报告”从社会学、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世界。它描绘这个世界说，在一种地震般的冲击之下，一切都荡然无存——无论是与政治、经济权力有关的财产，或是家庭关系和祖传的习惯。这就是用大写字母写的中国革命，这个革命产生于这个社会的内部，同这个革命相比较，上海工人先锋队的英勇起义就要退居到应有的适当地位。湖南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和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早在一年前就写了另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虽然也很值得注意，但它显然拘泥于一种假设。他写道：“工业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但是，在湖南他尊重事实。毛以农民的谨慎（在他后来同共产国际路线的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不公开怀疑无产阶级的作用。他约束自己避开这个难点，并以雄辩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在于贫苦的农民群众。他说党必须重新考虑迄今对农民运动形成的观点，并号召全党坚决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要记得那时国民党已开始镇压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不惜一切代价与国民党联合的路线，正试图遏止土地革命。就在这时，毛写道：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23]
　　毛早已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他后来的整个革命活动期间始终坚持不殆。共产国际仍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教条。毛在他的著作中，一般很简略地屈从了这个形式上的公式，但他著作的内容，所反映的全部实践活动是忠于1927年的“报告”的精神的。于是农村的“红色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组织了基本上是农民式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打退了蒋介石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在同一时期内城市里的劳工运动却抬不起头来。共产国际面对这些事实还企图硬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理论纲领的范围。共产国际认为“红色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不成熟地实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等。而事实上在领导机构中工人只是极少数，除了不再是工人外，根本没起什么作用。但在这同时，共产国际力图促使形势变化，以便使现实适应自己的理论观点。它一再敦促中国共产党把力量集中到城市里去，把工人阶级斗争形式放在首位：罢工、游行示威等等。[224]但最严重的是，共产国际要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动用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去攻打城市。这种做法后果恶劣，将危及“红色根据地”的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1930年夏天，将江西根据地和华中各根据地的红军调去攻打这个地区的大城市长沙、武汉和南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这次作战行动，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0年2月的会议上得出结论说：“世界工人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革命的发展转变为革命形势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国尤其是人们注意的目标，因为“我们看到南京反动派的腐败，新的军阀混战的爆发，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具有有利条件。”[225]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议指出：“事变的发展表明：革命形势很快就将囊括整个中国，至少是一些主要省份。”并直接下命令集中力量加强红军，以便“准备接管一个或数个工业和行政中心。”[226]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在1930年6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宣称：“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世界革命的火山必在这里爆发。因此，由于当前世界革命危机的加剧，中国革命可能最先爆发，从而爆发出世界革命和世界决定性的阶级战争的火花。”[227]一个月后，中国领导人（主要似乎是李立三）所制订的计划付诸实践。但火山并未爆发。这次行动的结果不仅红军，而且所攻打的城市中力量很弱的共产党和劳工组织都遭到惨重损失。[228]
　　第二个原因我已经提到过，在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中老是体现出来：为了提供和保证无产阶级对整个革命的领导，迫切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革命基地。必须建立工人的苏维埃政权，至少在少数几个城市里要建立起来，以便领导农民的苏维埃政权，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既然这些城市的工人力量当时无力完成这一计划，农村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就必须支援他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法定领导的想法囿于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因此不能考虑城市中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实际情况。然而这个计划要求他们首先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就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来说，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掀起的罢工浪潮，没有主要城市中的武装起义，要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重视城市工作而指望农村包围城市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229]不须明说，这个批评是针对毛的，因为他不同意立即攻打城市的计划，并早已提出自己的策略，这种策略他后来在理论上加以发展：发展农村的革命战争，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而把包围和夺取城市作为长期的目标。
　　依照六月决议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制订的这个行动计划提出要举行一系列无产阶级起义性质的罢工，不仅在红军准备夺取的城市如武汉、南昌、长沙，也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进行。这一计划的“无产阶级”部分证明是一个大失败。在唯一的一个红军实际上占领了十天的中心城市长沙，即使在共产党人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大多数工人仍持保留和消极的态度。而且几乎在所有中心城市、李立三（及其高级顾问）的计划的主要成果是暴露了力量薄弱的共产党和工会的核心。结果这个核心遭到严重摧残，最后，共产国际在1927年失败后的这一时期的策略产生的效果与其目的直接相反：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政治重要性进一步减弱，以致几乎达到最低限度。
　　1927年、1930年和1934年的事件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破产的决定性阶段。1927年的事件决定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品的右倾政策的失败。1930年的事件意味着代替以前的政策的冒险主义和“极端无产阶级”路线的失败，这种路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1923年和1934年使用于欧洲的“阶级反对阶级”（主要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中国的翻版。而1934年的事件，即由于法定的党的领导所制订的军事策略，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江西红军遭到惨败，这使共产国际想控制革命战争指挥权的打算彻底落空了。
　　这最后一个插曲决定了中国党后来发展的路线，因为两种观念在前阶段只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相互对立，而现在公开冲突了。蒋介石对江西“红色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使这两种观念受到决定性的考验。虽然这种困境主要是在军事策略方面表现出来的，但毛派集团和亲共产国际集团所提倡的东西反映了他们各自对中国革命的总的观念。[230]遵义会议使毛派的观念在中国党内赢得了胜利。1935年底，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了一年的长途跋涉，在延安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篇章：抗日战争。但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中国篇章”实际上已经结束。就如毛在1943年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所说的：“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231]
　　1935年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政策不加干涉，肯定有另外的原因，而不只是因为毛集团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毛集团当权说明了中国党的新领导所采取的态度，但如果说共产国际并不反对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远东政策一致。的确，乍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不过是欧洲人民阵线在中国的翻版。但是事实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在欧洲这种政策事实上使革命的力量服从于“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毛蒋联合不仅没有妨碍革命力量的独立性，反而使后者增长其政治潜力和军事力量。对比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踌躇和软弱的态度，以及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党在前阶段，作为土地革命的党建立起来，而现在则作为最坚决，最彻底和最精锐的民族独立的战士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纲领和实践中将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使它在1946年至1949年当斗争再一次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不仅战胜了国民党及其美国后台老板，而且也战胜了斯大林重新干涉的企图。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和苏德条约之间，这段时期，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政策，同它在欧洲和美洲的政策一样，完全适应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目的——形成反希特勒同盟。
　　由于所寻求结盟的一些国家正是殖民主义的大国，所以这种适应就表现出削弱、有时甚至是放弃反帝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追求这种目的的革命方法令人无法接受。虽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谈到“反帝人民阵线”，实际上反帝战略已为反法西斯的战略所代替，如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宣称他们人民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德帝国主义了。还有，1937年多列士指出，虽然党关于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要求是“独立的权利，”但是必须记住：“分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分离的义务”“如果当前的决定性问题是战胜法西斯，那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就是团结法国人民，而不是采取有利于法西斯事业的态度——譬如，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置于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奴役之下，或者使印度支那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基地。”[232]在苏德条约期间突然停止执行的这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和战争刚结束阶段（当时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竟达到机会主义的顶峰。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有机会考察那个时期。此刻我只想指出，这一政策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中当然无助于加强共产国际的作用及其殖民地地区。正如我在开始分析本问题时所说的，共产国际直到解散时止，都未能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多数国家建立起牢固而有影响的根据地。它的根据地还同它诞生时那样，主要是在欧洲。


最后的行动


　　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转变”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因1939年8月苏德条约而作的转变更违背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或对它本身更不利的了。
　　自从1933年以来，法西斯主义，具体地说，希特勒政府，对欧洲无产阶级和人民已经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对此，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任何怀疑。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战略完全有理由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这并不是因为它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敌人，也不是因为它力图集中最大的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是因为它同这种目的背道而驰。它的几位主要顾问的机会主文态度（这种态度来自绝对服从克里姆林宫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抑制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潜力，使这种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革命力量要服从资本主义国家“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还要服从英、法、美等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从那时起，反法西斯阵线的革命潜力不仅不可挽回地妥协了，而且它的反法西斯锋刃也磨钝了。放弃反法西斯主义，回到宗教主义，回到共产国际直至1934年还在执行的极左路线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只能一贯地，也就是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当克里姆林宫领导发现自己的反法西斯斗争因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缩手缩脚，结果造成慕尼黑协定时，它毫不犹豫地与自己的头号敌人签订了一项条约；甚至还要求共产党人在这只“棕色野兽”为统治欧洲而大举进攻之时降下反法西斯的旗帜，以便使这个不体面的条约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苏联领导人在以苏德条约为标志的政策方面，的确做得太过火了，因为，由于该条约使那些遭到法西斯主义压迫和威吓的人民士气低落，实际上有利于德国征服欧洲。有关这方面的“贡献”，我只打算提及两个最有意义的例子。
　　条约签订后不久，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在向最高苏维埃作的一次演讲中，声称德国是“正在努力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和正在为和平而努力的国家，而昨天还在宣称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今天却赞成继续战争，并反对缔结和平条约。”莫洛托夫还非常挖苦地说，“他们的作用你们可以看到，正在起变化。”他接着说，“每个人都认识到恢复古老的波兰是毫无疑问的。”莫洛托夫提到的“和平”意思是承认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刚刚达成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协议。而且，说这种“和平”是纳粹德国计划的一部分，是虚伪的，因为它不仅同意奴役波兰，而且同意奴役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还同意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主义。苏联领导人比谁都清楚希特勒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他们宣扬希特勒有和平的愿望来欺骗那些即将成为希特勒主义侵略的下一批牺牲品的欧洲人民，还企图使他们丧失警惕。作用的确正在改变，只是现在是斯大林在扮演英法统治者所一直扮演的角色。在同一篇演讲里，莫洛托夫赞扬了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我们与德国关系已经彻底改善了。我们已经朝着加强友好关系，扩大我们的实际合作、从政治上支持德国为和平而努力等方面在发展……。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233]
　　将近一年以后，1940年8月，莫洛托夫再次向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当时，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莫洛托夫说：“法国人民现在正面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此后的任务是恢复，但用老办法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莫洛托夫回顾了德国军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提到了在所有德国的敌人中，“只有英国……决定继续战争”此后，强调了苏德条约在德国军队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这个由我国政府严格遵守的条约（当苏联的措施在我国西部边境线实现时），排除了苏德关系中产生摩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保证〔原文如此〕德国在东方平安无事。”在回答“外国新闻界，特别是常常推测苏联和德国之间可能存在差别的亲英派新闻界”时，莫洛托夫断言：“苏德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并非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苏联和德国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234]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苏德条约是不是斯大林在面对与德国结盟以及与“民主国家”结盟两种可能性时作出了慎重抉择而产生的，还是第二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如苏联历史家至今还认为的那样。这一问题一直是专家之间辩论的题材，而且非到苏联的档案馆对历史学家们自由开放的那一天，是不可能搞清楚的。[235]我只想提一个问题。假定苏联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结成一个针对苏联的集团，假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苏联政府于1939年8月除了与德国签订条约之外别无他法，难道这就能证明斯大林利用和实施这个条约的方式是正当吗？如果苏联领导人由于这个条约的缘故而不能鼓励欧洲人民向占领军进行斗争，难道他们真的就只能像我所引证的莫洛托夫在第一次演讲里所做的那样去欺骗人民并麻痹他们的斗志吗？抑或如莫洛托夫在第二次演讲中做的那样号召人民听天由命呢？对苏维埃政府来说，难道向法西斯主义侵略者保证条约可靠使他们确信“东方平安无事”以便鼓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吗？但是，从现在看来，完全有理由怀疑在这一态度背后是不是还有比战术性策略更难以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东西。在斯大林看来，苏德条约难道不可能是和希特勒德国作进一步安排的开端吗？有些已知的事实看来是能证实这种设想的。苏联历史学家尼克里奇提醒我们：在德国进攻苏联前夕，苏联政府曾准备与希特勒谈判以达成“一个新的、更亲密的协议”。而且，根据历史学家梅尔尼柯夫的记载，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期间，这位德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瓜分世界的总计划”，当时莫洛托夫的答复是一些具体的建议，要求把“直布罗陀海峡、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作苏联的势力范围。[236]如果我们根据从那以来发生的事件来考虑这两点线索，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实际上在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划分成“势力范围”以及苏联到现在还在奉行这一政策，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斯大林对待那个在1939——1941年时看来似乎是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基于类似的目的呢？这个假设如果得到证实，那么，它就能为苏联军队遭到德国“突然袭击”提供答案。如果这真的是斯大林当时的计划，真的是他认为历史将要按此发展的思想，那么，对他来说，现实就得符合这种思想，而他那些后来的盟友提供的特务机构的所有情报，连同所有关于德国进行备战的明显证据，统统得撇在一边，因为它们都同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这种观念有矛盾。[237]
　　众所周知，直到现在为止，为苏德条约和1939——1941年的政策辩护的官方主要论据是苏联必需赢得时间以便更有效地备战，并避免与德国单线作战。但是，事实证明，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实际上不得不单独对付由于在欧洲屡战屡捷而实力有所加强的德军主力。在这种形势下，又由于缺乏准备，结果苏联濒于失败的边缘。斯大林自己在1945年也承认此点。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根据苏德条约而采取的政策（如果不是条约本身）难道就是保卫苏联民族生存的上策吗？[238]
　　以后来的事实（即1941年6月22日以后）证明的论据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至于在1939——1941年间为条约提供的“理论性”论据则根据战争的性质而来，认为那完全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双方都是不正义的。可是，在1946年，斯大林却宣称“反对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一种解放战争，其中任务之一就是要重建民主和自由。苏联进入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只会增强——实际上的确增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和解放的性质。[239]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所作的修正，在苏联对战争史的说法上又得到纠正。现在是这么说的，这场战争从1939年9月到1940年法国失败为止双方都是帝国主义的，“双方”指的是轴心国和法英政府，但是战争初起时就那些受希特勒主义侵略之害的人民来说，就是那些“小国”（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等等）来说，是正义的——为保卫民族独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奴役而作的战争。而在法国垮台之后，即使就法国和英国作为国家来说，这场战争也是正义的战争。直到1948年的“冷战”开始为止，苏联官方的说法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在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战争结束期间，纯粹是为了求得解放的目的。当“冷战”开始时，提出修正说：上述列强，即使是苏联的盟国，从未停止追求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殖民主义的等等目的。[240]
　　无须分说，这一次又一次修改的说法都是与莫斯科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应时刻的关系状态相符的。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包含一点真理，这点真理在1934——1939年大肆宣扬之后，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期间却被隐蔽起来了。即是说，希特勒德国是欧洲人民的主要敌人，对付它的侵略而进行的战争，对这些人民来说，无疑地是正义的，必要的，是一场保卫他们民族独立的战争，而且，至少是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战争。[241]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这一性质，那么，怎么能证明苏德条约是正确的呢——而尤其是，怎么能证明那个瓦解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政策，一个连苏联的历史学家（例如斯菜士金）都公开指责的政策是正确的呢？
　　共产国际的领导立即自动仿效克里姆宫在1939月8月所作的大转变，这是在前几次“转变”中从来没有过的。乍看起来，共产国际在苏德条约那些年代发表的文件似乎是非常正统的，是遵循列宁主义路线利用战争引起革命的教导的。如在第一章里头所提到的，共产国际现在又一次大肆宣扬自从“七大”以来一直被抛在一边的世界革命的幽灵。季米特洛夫于1939年10月写道：“工人阶级有责任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结束这场战争，从而永远铲除产生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换句话说，铲除资本主义。[242]但是，却没有人号召人民去组织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纳粹德国和叛国投敌的卖国贼。这条新路线按其提出的形式，并考虑到1933年以来德国无产阶级已被摧毁，现在主要受纳粹的煽动的影响这一事实，除了进一步削弱受希特勒进攻的国家早已很微弱的反抗力量之外，再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实际的效果了。在与季米特洛夫的声明同时发表的共产国际的宣言中，主要的倾向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勃鲁姆受到公开谴责，而希特勒的名字却甚至提都不提。纳粹独裁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但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这么说：“他们并不是为各民族的自由而是为奴役各民族而斗争。不是为了从法西斯主义的手中拯救民主，而是为了让反动派得胜。”[243]共产国际在1940年5月1日和1941年5月1日的宣言采取了同样的路线。
　　简言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不再是主要的敌人了，那个角色已经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所取代了。而且，对后者进行集中攻击，就像在对“社会法西斯主义”进行攻击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在侵略苏联不到一年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柯伯兰尼格写道：“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一切形式进行一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情的斗争是它最重要的职责”[244]正如多伊彻所说的：
　　在那些不可思议的二十二个月被说成是力量均衡时，人们不可能看不到共产国际在无意中给希特勒提供的免费服务。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刚刚在1939年8月的条约上签完字，共产国际就取消了它的吹鼓手多年来召唤各国政府和人民参加的反希特勒的十字军。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所有煞费苦心提出的论据，都一概废弃了。俄国总书记在欧洲的追随者装出一付模棱两可的中立的姿势。现在据说，两个好战的阵营都是追求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工人阶级被号召起来抵制战争并为和平而斗争……。有时反战思潮很明显地有亲德的意想不到的转折，例如，1939年10日，共产国际响应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关于和平谈判的呼吁并谴责英法好战。这政策的结果特别在法国，仅仅是失败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它以来自下层的类似群众性的失败主义加深了腐蚀着法国上层社会的失败主义。[245]
　　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放过这一绝妙的机会以它们自己正在准备着的民族叛逆的罪行指控共产党，从而取缔了共产党。
　　这对欧洲共产党人来说是黑暗的灾难性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在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及欧洲大陆中部、南部和东南部其他独裁者的集中营里，听到了关于这个条约的消息。尽管他们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他们遭受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他们中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不论在监狱里的还是在监狱外的共产党人，突然间，发现自己被与群众隔离开了，连一个盟友也没有。在法西斯独裁的那些国家，代表共产党人的党的最高首领已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在受希特勒主义侵略威胁的国家中，共产党的最高首领已与民族敌人签订了条约，客观上起了帮助侵略者的作用。当欧洲各国相继遭到蹂躏的时候，共产党人发现了他们自己，正像一位写欧洲抵抗行动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处在“一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之下：即使他们尚未以叛国罪遭到本国同胞追捕而被送入监狱的话，他们在德国当局的手下随时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246]但是迫害还不是最糟的命运。共产国际所受到打击中最致命的方面在于：共产国际最需要反法西斯斗争的时候，在希特勒主义的大军团已经出动想要奴役欧洲的时候，它却已经放弃反法西斯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放弃反法西斯主义的政纲，不仅意味着抛弃从1934年以来尽管犯过各种机会主义错误仍然赢得的威望和影响，它还意味着一支革命力量的自杀，无论发表多少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况且，这种宣言不是真正要求革命斗争，而是要求“和平”；在那种形势下，这种和平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和平”。如果希特勒在胜利中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他决意巩固在欧洲征服的土地，利用苏联政府向他保证的“东方平安无事”，并利用斯大林的亲善来扩大他们两者之间划分“势力范围”所得的地域，那么，就难以相信斯大林的共产党怎么还能生存下来。但是，希特勒入侵了苏联，因此促使共产国际最后崩溃的战争的新阶段，才使欧洲各共产党有可能引人注目地得到复兴，并巩固它们的斯大林主义的特征。
　　1941年6月22日以后，为了使自己以数学上的精确度再一次适应苏联的战略和外交需要，共产国际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已被“遗忘”几近两年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独裁之间的区别，又被提高到把前者理想化的程度。“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策动战争的责任已一笔抹掉了。这些国家在和他们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的斗争中所追求的帝国主义自的已被掩盖过去了。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各共产党的公开宣传中是如此，而且给党员的党内“指示”中也是如此。而且，如我们已经在第一章里所看到的，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最后决议，以及同时发表的斯大林的声明，给人的错觉是轴心国的失败本身就足以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以及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各国之间兄弟般的合作。还给人以这么一种幻想，即这样一个理想世界能够与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共存。苏联的资本主义盟友都被美化了。根据共产国际最后两年中发表的文件来判断，阶级斗争，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都不再是世界发展的基本动力了。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似乎也注定有同样的命运。一个博爱的时代宣告诞生了。
　　在我上面引述的文章中，柯伯兰尼格着实幽默地对第二国际嘲弄了一番，他说：“事态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过程和苏联影响的迅速扩大正在加速第二国际的瓦解。执行委员会实质上已不复存在，尽管这一事实一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已经‘迷了路’。”不到一年以后，第三国际的政策跟第二国际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不到三年以后，第三国际就结束了生命，而第二国际反倒恢复了活动。这一切都十分合乎逻辑：既然世界已接近了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亲善的境界，改良主义的国际仍然还有点事情要做，倒是列宁的国际却无事可做，只好自己解散了事。
　　我们不要再多说这些讽刺话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成为合唱队的成员。但无论是有计划的沉默，或是1943年的决议和斯大林的声明所表达的明显的意图，正如在第一章里所分析过的，都不仅仅是战争的阴谋；而是精炼地表达了一条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贯穿着各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政治力量的平衡，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大陆的那部分土地上得以保存。这一切我们在本书第二卷可以看到。
　　击败法西斯主义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在无产阶级和那些对同一目标感兴趣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力量（虽然与社会主义感兴趣的程度不同）之间建立广泛联盟，这一政策的必要性，今天在我看来（加上事后对此的认识），几乎是无可争论的。但制定和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无论在列强之间的关系方面，还是在共产国际的总的方面，抑或在每个国家内部斗争方面，都不是只有一种。斯大林选择的方法（他先前全部政策的必然继续）是不惜牺牲由于击败法西斯以及大陆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破产而造成的有利形势，以使苏美之间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持久化。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于1943年所说的各民族之间有和平的、兄弟般合作的世界，仅仅是把世界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加以划分的一种虚假的描述而已。



注释


〔说明〕本章注释之79、81、85、92、113、116、123、125、127中，引用的杰克·弗凡的书名未知是什么书，待查。——录入者注


[1] 欧·比亚特尼茨基：《战斗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者》伦敦现代丛书，1930年版，第5页。
[2] 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失掉了两百万张选票。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特勒主义的势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并且认为使希特勒掌权的政治风云不是由力量均衡所决定的。一些学者称之为“魏玛共和国的自取灭亡”，但把它称为德国劳工运动的自杀也许更确些。
[3] 托洛茨基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见《德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第375页。
[4]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36—137页和第370页。
[5] 同上书，第134页。
[6] 充分估计到改良主义领导人会持相反态度，该党总是故意提议举行总罢工。托洛茨基称该法为“最后通牒”。该党坚持不懈地向领导人也向群众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服从党的领导，并承认共产党自称承担的历史使命（见托洛茨基《下一步怎么办？》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最后通牒”部分。该书第162—170页）。
[7] 吉尔伯持·巴迪亚：《德意志共和国的终结（1919—1933）》，社会版，巴黎社会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88页。作者特别提到“即使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已成燃眉之急，上层也没有下决心团结一致。”（第63页）
[8] W·乌尔勃利希特：《德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出版，第455页。
[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96页。——译注。
[10] 1926年12月16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前首相谢德曼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结果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属于在野派。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痛斥德国军队秘密再次从事备战活动，并形成国中之国。在引证了大量有关情报后，谢德曼揭露德军总参谋部正特别利用一个叫做GEFU的工业公司，目的是在俄国建立一个军工业为德军服务。以下是他演说的摘录：
　　“GEFU的任务是在国外，即在俄国建立一个军工业。协议是以假名签署的。容克公司1922年3月14日签署的协议的中间人是哈斯将军。”（在右派那里产生了骚动，呼喊声：“卖国贼！”“恶棍！”“把他扔出去！”）“我们从一个绝对可靠的来源获悉”，谢德曼在一片逐渐增长的喧嚣声中继续说道，“从列宁格勒启运的俄国军火物资，分好几船，已于1926年9月底和10月到达。这些货船是斯太丁轮船公司的，船名叫‘古特堡’‘拉斯坦堡’和‘古尔堡’。港口的共产主义小组对此了如指掌（在左派那里传来尴尬的笑声）。这给边鼓吹世界革命一边武装德国军队的苏俄提供一付很不像样很不老实的模样（在左派议员那里传来打断发言的呼喊声）。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事态了。因为它跟建立一个真正共和、民主的军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军队需要彻底的改革。（中间派和左派报以掌声，右派起哄）转引自比诺斯·梅辛《德军史》第2卷，1938年巴黎阿尔本·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第371页。1964年新版，第2卷369—370页。
　　吉尔伯特·巴迪亚的《当代德国史》（在第1卷，第234—235页和相应的注释里）也充分证实了德军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对此提供了大量细节。参见A·封丹的《冷战史1917—1950》寒克与寓伯出版社出版，伦敦，1968年，第61页。根据多伊彻的看法，红军和德军的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35年（见上引《斯大林》一书，409页注2）。
　　苏联历史学家尼克里奇在其《1941年6月22日》一书中提到了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许多红军领导人在德国军事学院上过课，德苏军事领导人在这期间建立的关系使他们事后彼此通信。这就使德国秘密机构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制造假文件来诽谤红军领导人，使斯大林相信存在着一个以图哈切夫斯基和雅基尔为首的将军阴谋。后来消灭了苏联武装部队许多指挥的那场清洗运动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见V·彼得罗编：《1941年6月22日：苏联历史学家和德国侵略》1968年哥伦比亚（南卡罗莱那）出版，第131—135页）。
[11]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32页。
[12] 独立社会民主党（uspp）是1917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和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1月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共产党）。这个混合体的共同点是反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战争政策。克拉拉·蔡特金在大多数“独立党人”集体投向德国共产党发生于1920年末之前，就脱离了“独立党”。
[13]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76—177页。正像巴迪亚指出的，认为政府蓄意触发这次不成熟的共产党人起义是有道理的。
[14]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240页。
[15] 请看几个例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上（按：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1907年8月3—5日）——译者注），虽然经过1905年的分裂现已取得暂时的统一，来自布尔什维克派的九名代表中仍有八名建议抵制杜马。为了确保拒绝这个建议，列宁站到了孟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一边。十月起义前不久，鉴于他的主张在布什维克党中央遇到了阻力，列宁发表了一封信（“危机已经成熟”），正式提出辞呈，要求“保留自己在普通党员中搞运动的自由”，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一个党外杂志上，公开提出自己在起义计划上同列宁的分歧。1918年，以布哈林为首的莫斯科区域局发表了一个文件，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宣称党的分裂是势在必行。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16] 《列宁选集》第33卷，第247—248页。
[17] 1923年初，1美元值18,000马克，八月份1美元值4,600,000马克，而到11月份，1美元值8,000,000马克。换句话说，马克变得一文不值，货币的这种惊人贬值从物价的不断上涨得到反映。抗议、罢工席卷全国。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力量开始蠢蠢欲动。在希待勒党已经聚集一定力量的巴伐利亚，正在讨论“向柏林进军”问题。德共建立了无产阶级的自卫组织“革命万人大会”。5月1日，这些团体的25,000名成员在柏林示威游行。6月29日，德共举行“反法西斯日”。8月11日，柏林工人举行三天罢工。库诺政府辞职，施特雷泽曼组成了新政府，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新政府（在这以前它一直在野）。这种情况大大鼓舞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投入抗议的浪潮。新政府决定停止对占领鲁尔所作的消极抵抗。为了稳定货币，新政府（在英美资本主义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颁布了军事管制法，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把统治权交给军队。10月份，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在萨克森和图林根成立。但在德国，总的来说，运动开始趋于低潮。萨克森和图林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拒绝了共产党关于组织武装以抵抗派到这两省来“恢复秩序”的德国军队的建议。“秩序”确实得到了恢复，结果共产党的部长们从这两省的政府里被清洗出去。
[18] 托洛茨基于2月20日的谈话，刊登在1923年3月1日《曼彻斯特卫报》上。见德格拉斯编：《苏联外交政策文件》1953年伦敦O.U.P出版社出版，卷一，第375—376页。
[19] 转引自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霍利斯和卡特出版社，伦敦，1947年，第368—369页。
[20] 见《列宁全集》1957年中文版第33卷，第121页。列宁还这么说，他们准备做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但不是任何的、毫无止境的让步和牺性，……”他的理论总的意思是：为了保持和平，应该作出必要的栖牲，但这种牺牲决不能危害俄国革命已获得的根本胜利。
[21] 当时拉狄克是共产国际的德国问题专家。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24年），德国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讨论的范围如此之窄，以致美国共产党代表佩珀插话说：“恐怕这次大会专门成了德国的大会，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中欧的大会。到现在为止，离世界性大会太远了。”在这次会议上，拉狄克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形势的夸夸其谈，指岀：“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说，在法国和德国的一些重要中心，我们正赢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坚持那一点，那他就错了。这个错误加上我们左翼同志的想法，他们宣称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进行全面夺权的斗争……（打断声：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但一个人不可能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47期，第483页；第42期（1924年7月17日），第421—423页）。
[22] 布兰德勒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尽管我和萨克森同志们的反对，还是被接纳入萨克森政府。”（《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42期（1924年7月17日），第425页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要》，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社出版，1924年，第65页）。
[23] 鲁思·菲希尔《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48年，第316—317页。
[24] 吉·巴迪亚虽然拥护共产国际领导季诺维也夫的官方观点，批评布兰德勒的政策，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夺取政权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他的《当代德国史》的一个长篇注译中（第201页），他批驳了台尔曼和斯大林的言论（以前支持过布兰德勒的斯大林，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支持反对派的观点。这种变卦的原因是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正在支持俄国党内的反对派。斯大林的理由是：虽然在八月份夺权是不可能的，但两个月过后，就有可能了，因为“革命的浪潮已经高涨，冲破了社会民主党的阻力，工人们正开始大批涌向共产党”）。形势的具体情况表明反对的意见是正确的。萨克森的工人委员会拥护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总罢工的态度。汉堡起义正像台尔曼自己所描写的那样，甚至没有赢得该城大部分共产党员的支持。不仅如此，巴迪亚还指出：“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形成自己观点的台尔曼和斯大林都没有充分重视资产阶级的力量状况。尽管有慕尼黑和柏林之间的冲突，1923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比1918年的要强大得多。右翼党派的影响更大。尤其是现在有了像德国军队那样一个组织齐全的镇压工具，它在1918年12月是不存在的。”他引用了瓦尔特·乌布利希在1924年4月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表达的观点：“十月战斗（指汉堡起义）向党指明，在一小群英勇的共产党人任凭敌人屠杀之时，广大群众，包括正在罢工的广大工人群众，只会消极地站在一边，目睹这场斗争的话，结果会是怎样。”
[2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通过的关于“工人统一阵线”的论点明确赞同德国党所遵循的策略（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311—312页）。在1923年6月12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体会议上，季诺维也夫把德共称作是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劝告的模范党（《1923年6月12日共产国际主席团文件集》1923年莫斯科版，第29—30页）。
[26]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47期（1924年7月23日），第485—486页。
[27] 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包括如下：“大会还注意到俄共党内的反对派是得到波兰、德国、法国等党党内小集团的支持的，这表明在这些党内也有一种跟俄共反对派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142页）。
[28] 《使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英国共产党出版社，伦敦，1925年，第107—108页。
[29]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5卷，第32期（1925年4月16日），第423页。
[30] 鲁思·菲希尔上面提到一书（《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48年。——整理者），第20章和538页的注。
[31] 当时的共产国际书记之一汉倍尔特·多罗兹在他写的《“莫斯科的耳目”在巴黎》（1964年巴黎裘里亚德出版社出版，第256—259页）中透露了此事的详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德共内部出现危机。党在汉堡、威脱夫的书记从党的基金里盗用了2,000马克，而台尔曼要把此保密，禁止从事调查的军事人员泄露此事，否则要受到开除处分。党中央一致通过解除台尔曼的职务。这件丑事是由斯巴达克同盟参加共产国际创建大会的代表爱倍伦发现的。他在1928年是共产国际的财政审计员。斯大林唯恐德共的领导权落入布哈林支持者之手，召集了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也就是说当时在莫斯科的少数几个委员的会议。斯大林强迫常务委员会取消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为台尔曼平反，并公开批评德共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包括曼努伊斯基，贝拉·库恩和汉倍尔特·多罗兹本人当时正在高加索度假，后来才从《真理报》上获悉此事。
[32] 1919年末和1920年，在柏林有共产国际西欧秘书处，跟德共领导人紧密合作。它奉行的路线和莫斯科的不同，反映了德国领导人的影响，其中卢森堡分子的倾向引人注目。1920年1月，秘书处在其刊物中发表了一些关于共产国际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策略的提纲草案，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有不依赖布尔什维克自行决策的意图。它在德共创建大会上得到重申，包括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因环境因国家而异。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所遵循的规律一般跟俄国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所遵循的规律是不同的（乔治欧·卡夫诺的短文，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第122—123页）。
[3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34]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04页——105页。
[35] 这种倾向来自一些党派和团体。这些党派和团体虽然已跟第二国际断绝关系，但现在主要在组织和策略等问题上跟第三国际仍有分歧。“二十一个条件”大大促进了这种倾向的发展。迫使大批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具有这种倾向。1921年2月，这些党派团体的代表在维也纳聚会——其中数奥地利社会党最完整、最强大，显然其他一些组织在各自党内也有广泛的影响。与会代表八十人，代表十三个国家，他们决定不建立新的国际，而是建立一个“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其宗旨为“创立一个团结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见阿马罗·德尔·罗沙尔的《二十世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墨西哥1963年葛利雅波版，第149—152页）。
[36] 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314页。
[37] 在柏林会议上，除其他头面人物外，代表第二国际的有王德威尔得、麦克唐纳、威尔斯和胡斯曼；代表第二半国际的有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克里斯平、保尔·福尔和龙格等；代表第三国际的有拉狄克、布哈林、克拉拉·蔡特金、弗罗沙德、博尔迪加、片山潜、罗斯麦尔、什麦拉里、瓦尔斯基和斯托雅诺维也。塞拉蒂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该党不属于这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包括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如格鲁吉亚社会革命党的泽雷特里和左翼孟什维克的乌尔托夫，会议是公开举行的，有代表工人阶级运动报刊和一般世界报刊的记者参加，关于议程的详细报导很快发表了，因此不同倾向的工人阶级战士们能够充分了解讨论的内容。（以下引语摘自《第二、第三国际与维也纳联盟：执行委员会等会议的正式报导》，1922年伦敦劳动出版公司出版。参见J·布朗沙尔《国际史》第2卷，1967年伦敦纳尔森版，第246页。
[38] 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427页。
[39] 同上，第249—250页（重点号系我所加）。
[40] 同上，第309—310页。
[41] 保尔·福尔在代表第二半国际发言时说：“只有用理智的、道德的武器来处理工人阶级党派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用一个工人党派反对另一个工人党派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恶化这种冲突，才能组成一个真正的工人统一阵线。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机构陈述了以下事实：在苏俄，在共产党的独裁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各社会党派受到了恐怖主义手段的迫害，被夺去了生存的一切可能性，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由于军事占领而被剥夺了自主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机构认为恢复俄国各社会党派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恢复俄国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活动的自由，恢复格鲁吉亚劳苦大众的自主权，是整个无产阶级真正统一阵线的必要条件。”他警告说，“如果处决在莫斯科被判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会议就不可能召开。”
　　奥托·鲍威尔在代表第二个半国际发言时也宣称：“我们认为：在俄国，所有无产阶级和社会党派竟然没有正式公民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跟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苏维埃政策中一个最不能理解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党刚刚提出了统一阵线的口号，却又马上着手准备审判那些四年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即在公开内战时犯下的罪案，虽然他们完全知道这样做会给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阵线带来多大的困难。”
　　鲍威尔完全同意第二国际代表们提出的“道德条件”，虽然并不是采用他们所采用的办法，即系统地提出这些条件，并期望第三国际接受它们。“不管群众的政治信仰如何，先让他们在一起战斗。我相信，在这共同战场上的共同斗争中，同志感和团结感就会发展，直到没有任何无产阶级政党敢于反对实施这些道德条件，（维也纳和莫斯科都为之喝采）……不要问共产党人他们要什么，这些要求很快就会改变的。在莫斯科，他们一天变换一个立场。推测我们的同志要什么，是没有用处的，不管这种推测是多么有趣；问他们准备怎么办，这才是要紧的……我相信行动本身会提出自己的条件和要求。至于共产国际，我才不是个三岁小孩会去相信他们肯听我的呼吁，因为这是我作的呼吁。今天我看到报上说我是个卖国贼，被送到这里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讲法。我们对此是太熟悉了，决不会生气的。他们不会听我说的话，……但是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在向他们呼吁创造必要的条件时，我仅仅是道出了各国亿万工人的心声。”
[42] 苏联政府根据1920年2月7日签署的和平条约，正式承认格鲁吉亚共和国独立。三个月后，又签署了互不干涉条约。这和芬兰的情况相似，但是高加索意味着石油。1920年，布尔什维克决定用武装干涉这个干脆利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干涉于1921年2月11日开始，并与基马尔主义的土耳其2月15日从西南发起的进攻相配合，苏联政府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说这是应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求援而进行的（因此，1968年的侵捷行径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求援”的遥远先例）。
　　然而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马哈拉泽1921年12月6日送往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事实上这次干涉并不指望从格鲁吉亚劳动人民那里得到支持：“红军的到达，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的建立，外表上看起来跟外国人占领差不多，因为在这里谁也没有准备参加叛乱或者革命。当苏维埃政权宣布的时侯，甚至没有一个党员能组织行动或进行领导，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可疑分子甚至有时是由犯罪分子完成的。”（转引自大卫·马歇尔·朗《格鲁吉亚现代史》，威登菲尔德和尼可逊版，伦敦，1962年，第240页）马哈拉泽和其他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后来被斯大林指控为搞民族主义，最终被处决。
[43] 拉狄克把格鲁吉亚同爱尔兰、印度等国相提并论，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干涉解释为急需石油。至于第二国际各党1918年以来在一系列违反人民权利的事件中应负的责任，鲍威尔同意拉狄克的观点，但他还指出：“然而，我们承认格鲁吉亚事件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因为在这里，双方都有对所发生的事负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二是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打着红旗的军队去支持军事占领；还因为现在每当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提出抗议时，他们便讽刺地提到格鲁吉亚事件。”很可能那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甚至那些对俄国革命非常有好感的人所釆取的态度对列宁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做出了对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若干修正，而这些修正导致了他与斯大林的尖锐冲突。
[4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0—334页；第36卷，第634页。
[45] 参看同上书，第33卷，第293—297页。
[46] 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422页。
[47] 同上书，第2卷，第139页。
[48]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要》，1924年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社，第22页。
[49] 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139页。
[50] 同上书，第151—152页。
[51] 麦克唐纳政府于1924年1月组成，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它并没有实现选举时许下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诺言，如国有化之类。工会里一支左翼力量得到增强，表现了群众的激进化。在群众和一部分对苏俄出口感兴趣的资产阶级的压力下，麦克唐纳政府部分地实现了其在选举时许下的跟苏维埃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依法承认后者但并不互派大使。1924年年底，工党在大选中失败（自由党失败得更惨）。保守党政府上台，奉行激烈的反工人阶级的政策。群众的激进化加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显得更“左”，并且为了反对保守党人，英国工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决定跟苏联工会领导人谈判。英俄统一委员会便于1925年初建立。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会主义策略背后，应该看到苏联对外政策的利益。在这时期，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挫败英国新政府的反苏政策。斯大林在1926年7月俄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把英俄工会委员会的意义作了如下说明：它的任务是“组织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反对一般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说来，反对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65页。——译者）
　　1926年5月开始了在全部英国史中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斗争。在群众压力下，为了防止提出激进的政治要求，工会领导人宣布为期九天的总罢工。举国上下，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和类似的机构自发而起，有的竟成了临时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工会领导人着手谈判，以便结束罢工。形势日益紧张，政府准备动用军队，坦克都出现在伦敦街头。5月11日英国大法院法官宣布罢工为非法。5月12日工联理事会命令复工。矿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2月——这次总罢工原来是为支持他们而举行的——终于被迫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英国工人的大罢工唤起了国际大团结运动。苏联工会通过英俄统一委员会送去了大笔款项。可是英国工会拒绝接收。然而，苏联领导人决定保持这个委员会，虽然此时它的作用只是掩盖其英方成员们所遵循的投降政策罢了。在英方的主动要求下，该委员会终于在1927年年底解散，此时正值英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27年5月）。在1927年年底举行的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发言人批评有关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认为在英国工会领导人出卖总罢工时就应该跟他们断绝关系。布哈林回答说，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就国际运动上最尖锐的问题，战争问题（即干涉苏联的威胁）发生了分歧；也因为英国人自己正好痛恨这种分裂。”（《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28年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社出版，第236页）。
[52]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248页（重点号系我所加）。
[5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30—333页。关于列宁的实际立场，见列宁：《两种策略》，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91页。
[54] 见鲁思·菲希尔同书，第416—426页。
[55]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82页。
[56]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0页。
[57] 托洛茨基认为“第三时期”思想所指的转折“跟历史道路的实际转折是恰恰相反的”。这种“突然、直接的革命高潮”（第三时期）是跟英国、中国大失败后的客观形势，跟共产党在全世界受到的削弱，尤其是跟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商业、工业上的繁荣这一客观形势相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这个转折导致了冒险主义倾向，甚至导致了各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更大分裂（“共产国际的转折和德国形势”，1930年，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971年纽约巴斯芬德版，第56页）。
[5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页。
[59]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9卷，第40期（1929年8月20日），第848页。
[60] 同上书，第9卷，第51期（1929年9月17日），第1104—1109页（也见第59期，第1281页以后各页）。
[61] 同上书，第8卷，第53期（1928年8月23日），第942页。由于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上”的退却，陶里亚蒂成功地逃脱了其他“调停者”的命运。这种退却使他不得不作出重要的让步，比如接受 “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清洗意大利党内的“右翼分子”。塔斯卡（“色拉”，“罗茜”）是主要的受害者，但是葛兰西本人虽已身陷囹圄，却也遭受一定打击——这事尚未完全澄清（见G·菲尔里《安东尼奥·葛兰西》1970年伦敦NLB出版，第257—258页）。
[62] 《勃朗戈·拉齐兹文集》，第163—184页。
[63] 关于工厂委员会的事实是由托洛茨基在《下一步怎么办？》里提供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一书，第233页）。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百分比的材料，引自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会报告第167页）。斯大林在1928年12月的讲话见其《全集》第11卷，第314—315页。
　　莫里士·格鲁哉特《当代》，第190页上的曲线图非常有趣（《当代》是格鲁哉特编的《文明通史》的第7卷，1957年巴黎P.U.F出版社出版）。从1929年起，三条曲线表明国家社会主义（就党员人数和所得到的选票而论）的发展和失业者的百分比是完全平行的。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失业的增长总是荒谬地跟工作日的延长连在一起，而这样就加强了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特权”状况。跟失业者相对照，这些人形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基础。
[64] 转引自吉尔伯特·巴迪亚《当代德国史》卷一，第277页。
[65]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转折……》和《下一步怎么办？》，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书，第70页和第171页，“致巴布思反战大会信”，见1932年7月16日《战斗者》报。对德共来说，负责镇压1919年斯巴达克同盟的诺斯克和指挥血腥镇压1929年5月1日共产党人组织的示威游行的社会民主党柏林警察头子佐基贝尔，是典型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代表。
[66] 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转折……”、“唯一的道路”和“决定之前”，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书，第59、292、342页。
[67] 引号里的句子摘自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戈尼奥的一篇文章：《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共产主义手册》，1968年10月，第59页），戈尼奥忠实信奉斯大林主义编史者编撰的故事，把德共犯的错误解释为是“由于某些诸如海恩兹·纽曼等领导人的影响，他们反对台尔曼所维护的工人统一战线政策。”而且他竟在1968年补充说“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错误主张”。一条执行多年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竟然成了“错误主张”。戈尼奥提到的纽曼、雷曼尔以及“某些领导”中的其余人物所应负的责任既不比台尔曼的多，也不比台尔曼的少。然而在1933年这场大灾难后，他们却做了斯大林政策的替罪羊（如果台尔曼当时没有落入纳粹手中，他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跟其他在苏联避难的德国共产党人如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爱倍伦，负责党的军事情报组织的杰明堡一样，他们在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都遭到杀害。
[68] 托洛茨基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书，第95、96、113页。
[69] 托洛茨基《与蒙达·莫根的谈话》，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书，第263—264页。
[70] 见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合著的《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1965年莫斯科米什尔出版社出版。在第42—43页里，他们写道：“正像后来季米特洛夫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共产党人错误地坚持把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以为在这个危机中资产阶级找不到出路，而其必然结果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往往代替对革命在各国阶级矛盾发展基础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所应作的严格分析。”虽然在苏联历史学家有关这时期的共产国际的著作中，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但是著作却仅仅拘泥事实，没有看到（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不允许使他们去看）这个错误和共产国际建立以来就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状况的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
[71] “社会党国际一贯认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内战是它本身软弱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法西斯主义最宝贵的东西。社会党国际一贯相信，工人阶级队伍只有紧密联合，团结一致，才能充分行使工人的权力……社会党国际努力争取建立在坦率了解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鉴于他们所面临的灾难性的危险，我们呼吁德国工人以及全世界各国工人停止相互攻击，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要共产国际也有这个诚意，社会党国际一直准备就共同行动问题同他们进行磋商。”（引自裘利斯·勃朗沙尔《国际史》第2卷，1967年伦敦纳尔逊出版社出版，第391页，转引自《工党第33次年会报告》1933年第16页）。
[72] 见安妮·克里歇尔《工人国际》1966年巴黎P.U.F.出版社出版，第104页。
[73] 1933年工人同盟最先在加泰罗尼亚成立，在宣布成立的宣言上签名的有，社会党、其他加泰隆社会主义团体以及由其领导的工会、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农集团（该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是在一部分加泰隆共产党员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后成立的）以及左派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分子）1934年2月，西班牙社会党主动组织全西班牙的工人同盟，号召所有工人组织参加。
[74] 见雅克·弗威：《法国共产党史》1964—1965年巴黎菲亚德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121、134页。
[75] 维也纳《工人报》，1929年4月28日。
[76] 奥托·鲍威尔《在第二次大战中？》第142页，转引自保尔·斯威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6年伦敦丹尼斯·多博森出版社出版，第252页。
[77] 关于德国“革命社会党人”小组的参考资料取自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的著作第195页（《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1965年莫斯科米什尔出版社出版）。该书还提到奥托·鲍威尔的转向革命立场。还有其他例子可资参考，如：在波兰，左翼社会党人提出一份夺权斗争纲领，以及在1935年3月的波兰同盟代表大会上，四分之三的代表投票脱离第二国际。
[78] 见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同书，第55页。后来共产国际领导人承认不接受社会党国际1933年2月提出的关于对话建议是个错误（同上书，第50页）。
[79] 弗凡，同书第1卷，第135页。
[80] 同上书，第137页。示威游行过后几天，举行了在2月9日和12日跟警察搏斗中被害的共产党人的葬礼。社会党代表正式出席葬礼。《人道报》主编第二天写道，决不能把这看做是“统一阵线的实现”。他警告说：“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同志是被社会党代表投票赞成的子弹杀害的”（同上书，第138页），《人道报》记者在2月19日的该报上写道：“‘维护共和国’，谁会相信勃鲁姆的甜言蜜语？好像法西斯主义不等于共和国，好像共和国还不曾变为法西斯主义似的”。
　　共产国际以及所属各国支部几乎没有吸收德国的经验教训，还可似从另一个例子——只不过是千万例子中的一个——即从1934年3月23日《国际新闻通讯》（西班牙文版）上关于马德里印刷工人罢工的评论里得到证明。那次罢工使西班牙首都报纸瘫痪了好几天。罢工是由社会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会对那些极端反动的雇主们的挑衅性行为给予有力的回击。《国际新闻通讯》写道：“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挑衅，社会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不能装得完全无动于衷。于是，正像某些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竭力要使工人们相信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在群众面前裝出一付假象：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敌人’，在‘社会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真正的冲突’。”
[81] 弗凡同书，第1卷，第143页，在这事发生几星期前，多列士被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到莫斯科去解决多里奥特事件。雅克·多里奥特几个月来一直主张有必要跟社会党达成协议，并且已经在自己的大本营圣·丹尼斯开始实施这一同盟政策，尽管共产党领导人（他自己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相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痛斥多里奥特的态度，并且授权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他不服从，就把他开除。但是几乎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开始转变立场。毫无疑问，这是执行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在多里奥特被开除以后没几天，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就开始执行他曾主张推行的政策。
[82] 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同书，第307——309页。激励该书作者的精神可以被认为是苏联合法出版物中允许存在的“反斯大林主义”精神。
[83] 封丹同书，第79—80页。
[84] 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9、267—270页。——译者
[85] 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的《世界史》第9卷，1962年版，第301——302页，弗凡在同书卷1，第144页引用巴尔柔在代表会议上的声明。
[86] 托洛茨基《法兰西何去何从》1936年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第12页。到1934年5月底为止，法国共产党一直反对跟激进党或类似的政治团体达成任何协议。5月15日《布尔什维克》手册激烈攻击左翼社会党领导人马梭·比伏特，指控他要把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纳入“左翼”资产阶级营垒（转引自丹尼尔·盖林《人民阵线，流产的革命》一书，1963年巴黎裘里亚德出版社出版，第75页）。
[87] 多列士：《人民的儿子》，1960年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第102页。多列士写道：“就在南特会议的那个早晨，我收到了由一位兄弟党领导人转递的要我放弃人民阵线的方案和想法的劝告。我回答说，几分钟内我就要登上开往南特的火车了，在那儿我将发表演说，号召激进党参加组织人民阵线。我这样做是政治局授权的。”（雅克·杜克洛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陶里亚蒂称为“那个兄弟党的领导人”）多列士继续说：“过后不久，我见到了斯大林，他祝贺我党追求团结的果敢政策，并强调说这是跟列宁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他对我说：‘你找到了一把能打开未来大门的新钥匙’。如果当时斯大林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那么自从这把钥匙发现三十多年来它似乎并没产生多大效果；然而，它在打开法苏互助条约的‘大门’方面，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这条约几个月后就签订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当时颇带嘲讽的暗示也许就是指它。”
[88] 《议会辩论》，巴黎1935年，第1038页。
[89] 《多列士文集》第9卷，第17页。多列士自己强调“客观”，而我强调“相同”。
[90] 同上书，第26页。
[91] 《文集》1935年7月2日。
[92] 弗凡同书，第1卷，第165—166页。
[93] 《第七次代表大会……》第591、589—590页。见德格拉斯同书，第3卷，第375页和第374页（重点号系我所加）。
[94] 《第七次代表大会……》第553页。陶里亚蒂（‘爱尔柯里’）在大会上作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报告时提到这是法国和美国的立场。英国尽管是个殖民帝国，当时却并没有遵循一条“和平政策”，因为它正试图怂恿德国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然而，“如果我们记得1914—1918年的战争主要是由于英德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引起的话。……那么很显然，像1914—1918年那样的问题还会出现，不过这一次形式会更激烈。”（《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407—408）。
[95] 同上书，第410页。
[96] 同上书，第426—427页（重点号系我所加），“例子”在第428—430页。
[97] 同上书，第430—431页。
[98] 同上书，第492—494页及603页。
[99] 引自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著作第144页（重点号系我所加）。
[100]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559页。
[101] 同上书，第125—126页。比较上面提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99页。
[102] 列依布宗和希丽尼亚著作第119页，《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51页。
[103]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25—126页和138—142页。代表大会对法西斯主义所做的分析不是建立在对其历史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错误地看成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所引的这个定义也有模糊法西斯内部的矛盾的倾向，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到城乡小资产阶级所起的特殊作用。城乡小资产阶级不仅不满足于做金融资本的工具，而且努力想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各阶层取得政权。关于意大利的情况，请看这些不可多得的好书：罗伯特·帕里斯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史》（巴黎1962年马斯倍罗出版社）和安格罗·塔斯卡的《法西斯主义的起源》（1967年巴黎格里马德出版社出版）。塔斯卡这本书的早期版本由阿·罗西译成英文，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18—1922》（伦敦1938年米舒恩出版社出版）。关于德国情况，见先前引过的吉尔伯持·巴迪亚的《当代德国史》的全部书目提要，自从我这本书的西班牙版出版以来，出现了尼科斯·普朗查的重要著作《法西斯主义和独裁》（巴黎1970年马巴比罗出版社出版）。
[104]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93页。
[105] 同上书，第223页。多列士上面提到一书（《多列士文集》），第9卷，第133页、143页。
[106]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44页、第147页。季米特洛夫提到在进攻阶段的情况下有可能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和其他党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参加的工人统一阵线的联合政府；但他指出，不能把这样的联合政府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根据苏联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一党制下存在。工人统一阵线的政府应该为转到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因此，这就意味着统一阵线里的其他党派团体在为自我消亡作好准备。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原则之一。它在人民阵线时期阻止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不同革命倾向组织的统一将起最大的作用。它在西班牙和法国产生的效果尤其坏。
　　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工人统一阵线联合政府和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之间所作的区别是相当含糊的。总的来说，后者的组织成分要更广泛，有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参加，而且即使是在反法西斯斗争的防御阶段，它也能成立。有必要强调指出：代表大会并没有研究资产阶级党派或团体参加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过，它却确实把法国共产党支持一个激进政府的政策当作是人民阵线的政策的范例。
[107] 在我看来，在全部描写这时期的著作中，乔治·勒仿克的著作特别有用。《人民阵线史》（1965年巴黎倍尔特出版社出版），《人民阵线：1934—1938》（1965年巴黎P.U.F.出版社出版）和《1936年6月》（1966年巴黎裘里亚德出版社出版）。尤其是《1936年6月》，书中包括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左翼思潮的观点在丹尼尔·杰林的《人民阵线：失败的革命》一书中得到阐述。而法国共产党的观点除其它著述外，见《多列士学院档案》第3—4期中关于《人民阵线和莫里士·多列士的行动》一文以及雅牙·桑巴兹的《人民阵线》（巴黎社会版）。
[108]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227页。关于农村的不满，见勒仿克的《1936年6月》一书第37—41页。除了提到的因素外，还必须加上全国性防御来自德国的重新出现的危险的反应，因为它在当时是有利于反法西斯主义的。
[109] 勒仿克《1936年6月》第22页。
[110]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218页。
[111] 勒仿克，同书，第25页。
[112] 分别转引自丹尼尔·杰林在《人民阵线：失败的革命》的第104页和勒仿克《人民阵线》第59页。
[113] 弗凡，上面提到一书，第197页。A·克里格尔《法国社会主义与政权》一书（巴黎1966年EDI出版，第117页），以及乔治·勒仿克《1936年6月》一书第130页。托洛茨基在6月9日写了一篇题为《法国革命已经开始》的文章（见《法国何去何从？》1936年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第149—155页），在这篇和在这期间写的其它文章中，依我看来，托洛茨基夸大了当时形势的革命性质。因而在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固然，莱翁·儒霍紧步莱翁·勃鲁姆的后尘，一再向资产阶级保证这不过是纯粹的经济运动，没有超出严格的法律范围。工人们在罢工期间确实正在接管工厂，对老板及其职员进行控制。”但是人们对这一可悲的“细节”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占领工厂这一行动”超越了“严格的法律范围”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以为这种占领就能使工人掌握工厂的所有制和行政机构，却是非常可疑的。这个运动的弱点正是在于对工厂的占领实质上是消极的，它并没有变为对生产、管理的真正控制，也就是说它没有变为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的基础。
　　要系统地研究这个运动的实际发展，工人的要求，各工会、各党派、雇主以及政府的态度等等，请参看勒仿克《1936年6月》一书。
[114] 勒仿克《1936年6月》一书第228页。
[115] 同上书，第125、第128页，
[116] 弗凡上面提到一书第1卷，第198页。
[117] 多列士的讲话发表在1936年6月13日的《人道报》，“人民阵线不代表革命”这一口号来自一群著名党员写的三卷本《法国共产党史》，其中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反斯大林路线，于50年代被开除，而另外一些则设法留在党内，继续进行反对活动（同书第1卷，巴黎1960年伏里达出版社出版，第191页）。这些人还出版了一个名为“联合”的公告（现在重新命名为“共产党人联合论坛”）。以后我将称之为《法共史（联合）》。这本书引用的这时期的另一口号，叫做：“我们并不打算攻击私有财产”。
[118] 见1966年第5期《新民主》上关于人民阵线的讨论，引自安德鲁·波目尔的话，见第42页。
[119] 下列数字表明了发展情况：在1932年的大选中党获得794,883张选票。在1936年的大选中党获得1,487,336张选票。三十年代的党员人数统计如下：1933年为28,000人；1934年为40,000人；1935年为86,000人；1936年为280,000人；1937年为328,647人；1938年为320,000人；1939年为300,000人。以上数字摘自安妮·克里格尔的《法国共产党人》（1968年巴黎锡易出版社出版，第31页和第299页）。此书对研究法国共产党贡献极大。
[120] 托洛茨基犯了按1917年俄国革命的公式来解释和预言法国形势的发展这一（已成为传统的）错误。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之后便是暂时的停顿，反革命势力将会进行反扑（如1917年7月—8月间的情形），接着就是革命力量的决定性的进攻。关于需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他写道“即使在法国已有一个庞大的革命政党，这个战斗组织也不可能跟党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运动的范围比党的范围要大得多。这个组织也不能和工会划等号，因为工会只包括整个阶级中为数不多的那部分人，而且它是掌握在最反动的官僚手中。这个新的组织必须和运动本身的性质一致。它必须反映斗争中的群众，必须表达他们日益增长的愿望。这是个直接代表革命阶级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发明任何新形式。历史上已有先例可循。车间和工厂会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将聚集一起，共同精心制订斗争计划，以领导这场运动。也没有必要为这样的组织想一个新名称，它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托洛茨基是乐观的，满以为事态会依此发展，因为在第一个高潮中，新的“领导人在工厂和工业中涌现出来”，“在革命的气氛中，群众迅速得到了再教育，干部很快地被推选出来并经受了锻炼。”（见《法国何去何从？》中的“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一节。同书第154—155页）托洛茨基把法国形势看成和俄国1917年的形势—样充满革命性，但事实远非如此。而且，他还更进一步低估了法国工人阶级在工会和政治党派中所占的比例程度——这比例要比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在工会和政党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他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法国共产党和工会的政策不是革命政策，但革命工人的主要核心却在这些组织中，并且对自己的领导人充满信心。最后，和托洛茨基的断言相反，1936年的法国在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发明创造”的。
[121] 1936年6月13日《人道报》。
[122] 我已经提到过共产党反对在人民阵线的纲领里写进“组织改革”，然而，作为对社会党人的一种让步，在纲领的前言中还是加进了一段含糊其词的话说，为了最终把国家从“工业和金融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必须用更深谋远虑的措施来充实纲领中提出的要求。5—6月间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为党给这些抽象公式加进具体内容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但是共产党领导已下定决心不干任何可能破坏党和激进分子的相互了解、因而危及法苏条约的事。
[123] 勒仿克《1936年6月》第140页。弗凡同书，第198页。
[124] 《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66年莫斯科布洛格雷索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41页（转引自考莱特·奥德里的《莱翁·勃鲁姆：正义的政治》，1955年巴黎裘里亚德出版社出版，第122页、第126—127页）。
[125] 引自弗凡同书，第1卷，第203页。
[126] 引自多列士1936年10月4日在王子公园的讲话。上面提到一书第12卷，第233页。
[127] 见弗凡同书第1卷，第221页。后来《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是这样描述保尔·里那德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赫里欧政府和赖伐尔政府期间（1930—1932年）曾历任财政部长，殖民地事务部长和司法部长；人民阵线的敌人；1938年4—11月任达拉弟政府的司法部长，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任财政部长。他拥护慕尼黑协定，参与制定直接违反工人社会利益的特别法令，为1939年9月对共产党的镇压作好准备；战后他与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来往甚密；等等（第36卷，1955年版，第302页）。
[128]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0卷，第21期，（1930年4月30日）第393页；第23期（1930年5月15日）第423页。1930年局势的发展，特别是1931年4月君主制的垮台，使共产国际的领导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129] 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实例，它表明用于建立一个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型”的革命政党的方法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第三国际成立时，西班牙工人阶级内部有两大思想派别：马克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领导下的工会中，（这些工会都归在总工会内）以及在有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工会中（这些工会都归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革命力量占优势。十月革命对两大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国劳工联盟中的多数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总工会的多数都公开表态支持加入新的共产国际。很明显，全国劳工联盟加入共产国际（它加入了，但很快又退出了）是缺乏基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分歧。但是两者之间合作和磋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至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要不是那“二十一个条件”，它也会加入共产国际。总之，当时的条件十分有利于在党内造成一种强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
　　然而，当时非但没有努力发展这一进程（类似于促使造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进程），相反却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盟分裂的情况下，急于决定成立西班牙共产党。绝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仍旧留在他们原来的组织里，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新党应该对已经严重分裂的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的进一步分裂负责。这分裂不是运动本身的必然结果，不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西班牙革命进程的独特条件下存在的政治斗争必然结果，这是盲目搬用其它国家的教条和方法的不可避免的恶果。西班牙共产党孑然一身，却还自以为是掌握了西班牙革命的钥匙。这些钥匙不必到西班牙革命的实践中去寻找，已为他们提供现成的钥匙。这就使其更加孤立。这样，党就失去了本来在西班牙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可以得到的活力。党成了仅仅是现成公式的传声筒。
　　始于1924年的共产国际的宗派分裂（这与西班牙共产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期间转入地下的时间刚好相同）使勉强创立的西班牙支部错误更进一步恶化。苏联党内的斗争也在西共党内引起严重反响，其中一些最优秀的领导人支持托洛茨基路线。到1930年，党员人数已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1922年约有10,000人）。
　　1930年，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组织之一加泰罗尼亚和巴里利克岛地方联盟从西共分裂出去，随后与（独立）“加泰隆共产党”联合组成“工农集团”。后来，这组织于1935年与以安特鲁·尼恩为首的左派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分子）联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关于该党成立的具体过程请看彼德罗·保内特在1965年12月《战斗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的主要工业地区加泰罗尼亚连建立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组织都无能为力。
[130] 西共领导人采取这条路线是经共产国际代表的同意的。据当时党的总书记乔寒·布理约在《两次大战中的欧洲》中透露，这两位代表是哈姆勃特——多罗兹和拉巴德（1945年墨西哥城爱迪西昂尼斯卡斯提拉出版社出版，第135页）。但是莫斯科却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西班牙领导人身上。1931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西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该党的错误。其首要错误是没有掌握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特性，没有起到西共在这场革命中所应起的领导作用。除了其他以外，该信还指示成立“工农兵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发挥“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保证将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量”的作用。信中说，“西共必须利用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派领导人疯狂反对成立苏维埃这一事例，来揭露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本质。”这信件（在1931—1932年它成为西共的行动指南）中最明确的指示之一是：“共产党在任何倩况下都不能跟在何其他政治力量缔结条约或结成同盟，即使是临时性的”。
　　正像我们所看刭的，共产国际纠正西共宗派主义错误的方式有点特别。1931年4月以后，在西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冲突，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冲突变得越来越尖锐。西班牙领导人一旦体会到自己原先立场的荒唐性，就釆取一条新的路线，在某些方面，这条新路线接近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革命的最早的分析，显示出对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的独立态度。代表中的最重要人物柯多维拉，俨然像位党的总书记——而事实上，在共产国际未派高级官员来接管之前，直到内战时止他一直是总书记。在桑儒诺将军发动未遂政变时（1932年8月10日），这场冲突酿成了危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号召“保卫共和国”，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称之为：“机会主义”。不久，布里诺（总书记）、阿丹姆、维迦和特里拉（西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被指控为搞“机会主义”宗派集团，先是被逐出领导集团，后来又被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就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西班牙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与在工人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阶段之间，不可能有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其唯一任务是消灭“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39年前的西班牙革命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见“西班牙革命”（1931年1月）和“西班牙革命及其所面临的危险”（1931年5月），这些文章及其它论述收集在《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1973年纽约巴斯菲恩特出版社出版）。在上述第二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直接任务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不仅如此，在第二阶段，这场斗争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基础上发展，而且主要是在民主的口号下发展。”
[131] 在选举中，西共在全国获得400,000票，1931年7月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得到60,000票。在1933年8月选举中，总共有选票8,711,136张，其中社会党约得1,800,000票。
[132] 从1934年10月起，政权就落入了由勃鲁克斯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吉罗伯尔领导的西班牙右翼独立团体所组织的联盟手中（西班牙右翼独立团体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党派团体所组成的集团）。工人和共和党人反对十月起义以后的镇压（30,000名政治犯中有几人被开枪打死）和勒鲁克斯党的腐化所举行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右翼独立团体及激进共和党这一联盟的危机。共和国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怀着组织一个大的中心党的希望，以为时机已经成熟，要求自己的心腹、政治家波德拉·伐拉达尔出来组织新政府。由于波德拉·伐拉达尔在国会得不到多数票，国民大会便宣告解散，重新举行选举。像阿尔卡拉·萨莫拉和他的同僚一样，吉罗伯尔及其追随者对新选举并没感到不快，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获胜（虽然他们更希望由自己出来组织选举）。然而，获得选举胜利的不是其他，正是在人民阵线名义下的左翼同盟，这就使这一切努力都落了空，一个新局面出现了。
　　人民阵线由阿萨尼亚和玛蒂内·巴里奥的共和党、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总工会、共产党、工团主义党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组成。其纲领实际上就是阿萨尼亚共和国的纲领。在卡瓦列罗追随者的压力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曾经建议土地、银行国有化，工人控制工业，但共和党人反对这一做法。他们甚至反对社会党人提出的另一建议——失业保险金。所有基本问题都被回避，即使纲领中所规定的一些细小的改革，也非常含糊其词。正像社会党历史学家安东尼·拉马斯·奥立维拉所说的：“这里一切都是模棱两可，每派对此都抱着一种含糊、回避的态度，（《西班牙史》，墨西哥城出版，第3卷，第240页）不仅如此，人民阵线条约还规定只有共和党才能发号施令。仅仅这一点就足够引起内战，而事实上，内战已经在局部开始了。
[133] 陶里亚蒂的“西班牙革命特点”见《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6卷，第48期（1936年10月24日），第1294页。陶里亚蒂写这篇文章时内战已经爆发，不过他提到的“阶段”也包括前一时期。内战中，陶里亚蒂在政治指导方面，甚至在西共的实际领导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跟他在一起的有保加利亚人斯迭潘诺夫，匈牙利人格隆，阿根廷人果多维拉，当然还有杰出的苏联军事政治“顾问”。
[134] 在2—7月期间的选举宣传和政策声明中，西共对两个“次要阶段”做了明确的区别。在1936年2月9日的发言中，何塞·迪亚斯说：“让大家都明白，政府必须执行最低纲领，只有实现最低纲领，才能为以后西班牙民主革命的发展创造条件。”（何塞·迪亚斯《三年的斗争》，1947年图鲁兹纽斯特罗·普伯罗出版社出版，第70页）选举胜利后，党严格遵循支持政府、尊重已经实施的妥协这一路线，同时向共和党人施加压力，要他们迅速执行“最低纲领”。实际上，这条路线把政治主动权完全让给了政府；政府不仅能够，而且确实抵制了这种压力。阿萨尼亚政府在镇压反革命阴谋时缺乏“坚定性”，而在这方面却证明为“异常坚定”。谈到这个关键性问题时，何塞·迪亚斯在6月1日的发言中说：“同志们，我必领强调，政府是不可能自动去做的。毫不容情地彻底扫除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群众斗争是唯一的保证。我希望如果政府明白我们在这方面是意志坚强，始终不渝的，那么它就会好好教训这些共和国和工人的敌人，（同上书第161页）这是向群众散布幻想，因为根本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在打算“好好教训”一下军方阴谋家。
　　这条政策的根本弱点在于它没有满足形势的急切需要。即使政府真的把“最低纲领”付诸实施，根本问题还是依然如故。权力，这个能防反革命阴谋于未然的决定性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只有以革命工人阶级为首的新的统治权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党一边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边却又缚住他们的手脚，以便保证“群众斗争”和对政府的全面支持协调一致。例如在6月1日的同一发言中，何塞·迪亚斯宣称工人们利用罢工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正确的，但他又说：“然而，动不动就罢工，不认真考虑有没有不求助罢工也能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和革命都没有好处。”（同上书，第165页）
[135] K·L·梅达尼克：《国民革命战争中的西班牙无产阶级：1936—1937年》（1960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64—65页）。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写道：“在整个西班牙中部和南部，阶级仇恨的火药味随处可闻。”（《西班牙共和国和内战，1931—1939》普林斯顿，1935年，第218页。）要找出一个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是很困难的。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多洛雷尔·伊巴露丽主持下的委员会编纂的《西班牙共产党史》。其中写道：“从政治和历史的观点来看，1936年2月16日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西班牙民主革命向和平、合法、议会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960年巴黎社会版，第113页）在该委员会后来编著的《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66年莫斯科布洛格雷索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这种观点不再出现。不过它说，如果遵循西班牙共产党主张的道路，“有效地，迅速地执行人民阵线的纲领，釆取强有力措施剥夺反动派作恶的能力，挫败正在准备中的军事叛乱阴谋”（第86页），内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幸的是，不管共和党人也好，改良主义社会党人也好，或者卡瓦列罗社会党人也好，对西共的主张都置之不理。然而，对共和党和改良主义社会党又怎能希望它们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来？至于卡瓦列罗分子，为什么西共从不向他们建议一条独立行动的路线呢？《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的作者们回避了这个根本的问题：由于其内在的特性，已经取得选举胜利的联合政府不可能完成粉碎武装反革命这个迫在眉睫的革命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应当有一个不同类型的联合政府，需要一种不同的战略——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联合政府（西共、左翼社会党、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利用共和党政府软弱无力去夺取政权的战略。如果西共遵循这条路线的话，那么即使由于左翼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拒绝而使计划遭到失败，至少西共可不用对这次失败承担历史责任。但是，既然政策如此，西共对事态的发展必须负相当大一部分责任。
[136] 1935年年底，改良派利用拉戈·卡瓦列罗的一步错棋，设法控制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权。拉戈·卡瓦列罗由于次要问题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然而，左派势力在随后几个月继续增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本应在1936年夏召开，但由于左派在地方组织选出的代表中占大多数，因而为了延期召开这次大会，以普里托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采用了种种卑鄙伎俩。
[137] 从1936年4月开始，卡瓦列罗分子办了自己的日报：《光明报》。4月，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通过了一个表示左翼基本立场的决议。决议说：“无产阶级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而必须用各种方式保证夺取政权，以便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过渡阶段，政府的形式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1936年5月1日，青年社会党人身穿军服，列队游行，打的标语是：“要工人政府”，“要红军”。总工会紧紧处于卡瓦列罗分子掌握之中，在1936年2月到7月之间，其成员数高达一百五十万，其中包括强大的农工联盟的几十万农业工人。
[138] 见何塞·佩拉兹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1951年图鲁兹全国劳工联盟出版社出版，第116页）。该书第111—136页描述了1936年5月萨拉戈萨代表大会，并且写出了关于“联盟中自由意志论者的共产主义概念”的纲领全文。在这纲领中，关于把社会组织起来实行“自由意志论者的革命”有详细说明。但是大会没有一项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怎样防止迫在眉睫、昭然若揭的反革命叛乱的危险。
[139] 何塞·迪亚斯在1936年4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这个单一的党必须建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过的七个要点之上。而且由于左翼社会党同志已经接受了这七点，我们很快就能达成协议。”然而他又说这个新成立的党必须加入共产国际，而且提到左翼社会党的“某些同志”对共产国际表示某种不信任。“有些同志对共产国际的这种不信任感必须消除，因为显而易见，无产阶级的单一的党只能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国际。”（《三年的斗争》第143页）真正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条件对像拉戈·卡瓦列罗和左翼社会党其他领导者这一类人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团结实现了，这只是因为双方领导人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建立单一党的另一严重障碍是由于对革命性质看法不同引起的，因为在跟资产阶级共和党派合作的问题上，西共的路线与其说是靠近左翼路线，还不如说是靠近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良派路线。西共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构成了更进一步的障碍，因为就西班牙革命性质而论，卡瓦列罗等领导人的观点更接近托洛茨基，而不是共产国际。然而，按照西共的观点，“为了加快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必须对托洛茨基堕落派展开无情的斗争，因为它的基本作用就是瓦解无产阶级运动，有组织地阻碍、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把无产阶级拖入反对苏联，反对胜利的社会主义，反对世界革命的堡垒的十字军阵营。”（何塞·迪亚斯1936年6月1日的发言，见上书第176页）而在那时，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竟还是西共在人民阵线里的同盟！
[140] 在已经提到的《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这一著作中，西共承认在关键时刻，资产阶级共和党政府不仅在法西斯叛乱面前束手无策，而且军事叛乱分子每取得一个胜利，都跟共和党当局有重大关系。”工人阶级是人民斗争的中流砥柱。他们使这斗争充满战斗精神和坚强决心。他们行动的主要方式是：政治性的总罢工，以共和党政府不得不认为合法的革命的首创精神建立人民武装，袭击军营，跟法西斯叛乱进行武装巷战，这些斗争方式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些斗争，共和国才能经受住法西斯的军事叛乱。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群众不能够，或者不知道怎样去克服统治阶级在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下的消极态度，他们就会遭到失败；而如果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被及时识破，如果他们通过种种办法获得武器，并且主动向叛乱分子进攻，他们就会取得胜利”（第175—176页）。
　　假如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早在几个月前就被“识破”，结果该会如何呢？如果工人阶级不是在军事叛乱分子采取主动后才去进攻军营，而是先开始夺取事实上在2月16日就已经在其手中的国家政权，然后再用这个政权去组织对军营的进攻，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141] 《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集第385页。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在我已经引用过的他的书中一清二楚地分析了苏联的观点，他所说的几乎跟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多少有点不谋而合：“如果西方国家看到自己面临着法西斯主义扩张的威胁，因而愿意同苏联人合作保卫一个合法地选出来的政府的话，那么这种集体行动本来可以防止希特勒上台以来法西斯主义那些接二连三的胜利。正因为牢牢记住这一点，所有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文献都强调共和国的内阁全是由资产阶级组成，而共产党在国会的代表却寥寥无几……在八、九月之间，苏联人也装模作样地停止运送武器，即使在当时“不干涉计划”看来也不大可能阻止法西斯国家对叛乱分子的援助（参见杰克逊同书，第258页）。
[142] 梅达尼克同书，第103页。
[143] 在三十年后写成的《西班牙的战争和革命》中（第1卷，第256页）的这一段，很好地总结了自1936年以来西共做过的分析和其采用过的宣传路线。这条由共产国际直接授意的路线，为了想让西班牙革命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竟然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作用理想化。比如，陶里亚蒂讲话时引用了阿萨尼亚的这些话：“‘当大部分军队撕毁誓言，背叛了共和国，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放弃保卫共和国，在新的暴君面前奴颜卑膝吗？不！我们必须给人民保卫自己的可能性！’”陶里亚蒂继续说：“共和党的小资产阶级同意用严厉的办法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答应给工人农民发放武器，并且支持组织人民法庭。这些人民法庭行动得力，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时代的‘公安委员会’相比，毫不逊色。”（陶里亚蒂同书，注133，第129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44] 陶里亚蒂写道：“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独特性在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分裂，农民群众投入武装斗争相对来说比较缓迈的步伐，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民主党那些仍在起作用的，表现为希望跨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使西班牙人民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增加了一系列额外的困难。”（陶里亚蒂同书，注133，第129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45]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卡瓦列罗分子，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革命政府。根据H·拉巴塞尔（《西班牙：政治的熔炉》巴黎，1939年版，第98页）和克拉拉·刚巴莫（《共和党人眼中的西班牙革命》，巴黎，1937年版，第143—145页）的观点，在八月底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盟和总工会领导人会议上，这计划已开始具体化。当时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由拉戈·卡瓦列罗主持的政务会，不仅有全国劳工联盟和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也有共产党、社会党、无政府政治组织的代表参加。唯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被排斥在外。阿萨尼亚一获悉这一计划，便威胁着要辞职。但决定性的干涉却是由刚刚抵达马德里的苏联大使罗森堡做出的。他指出这一举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后果，那就是使西班牙的朋友失去关于共和党政府的“合法性”的论据。他建议应该建立一个也以拉戈·卡瓦列罗为首的政府，而不是工人政务会。在这个政府里，应有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也应有资产阶级共和党的代表参加。只有用这办法解决危机，苏联才能进行援助，比埃尔·勃兰内和爱弥尔·特米姆在他们的《西班牙的革命和内战》一书中对所发生的事件就是作这样的描述（1972年伦敦法伯兄弟出版社出版，第199—200页）。
　　《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第2卷，第45—46页）否认了全国劳工联盟和总工会的这一阴谋。“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描述，拉戈·卡瓦列罗组织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盟，阴谋推翻希拉尔政府，事实上，这些描述是不真实的。”然而，这些作者们又说：“但是，拉戈·卡瓦列罗不断攻击、批评希拉尔政府却是真实的，特别是在8月底，当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如：阿拉奎斯特恩、巴雷巴，或多或少公开地散布过这种想法：为了使拉戈·卡瓦列罗掌权，为了建立‘工人专政’或‘工会政府’，有必要消灭共和党的部长先生们。这种思想多少跟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托洛茨基思想有共同之处。”这几乎等于肯定了他们起先否认的东西。
　　西共党史对罗森堡和他的顾问组的干涉只字不提，但米哈伊尔·柯尔左夫在《西班牙日记》（1957年莫斯科版第77—80页）中对他跟拉戈·卡瓦列罗的谈话内容的描绘令人对这次干涉的真实性及其意义毫无怀疑的余地。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以为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和其主要政治同伙之一对同一方面施加“压力”的话，那是太天真了。毫无疑问，克拉克·刚巴莫关于全国劳工联盟——总工会的阴谋竟然使阿萨尼亚威胁着要辞职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无论如何，阿萨尼亚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只字未提。
[146] 《西班牙的战争和革命》第1卷，第259页。
[147] The“Cuaderno de la Pobleta”（1937年）和 the pedralbes日记（1938—1939年）是阿萨尼亚《回忆录》中的一部分。直到1968年才由墨西哥城绿洲出版社出版（作者死于1940年），对西班牙在内战后的历史性的重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它们表明阿萨尼亚实际上起的作用比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要大得多，尤其在涅格林政府成立之后。他的基本路线——对此无论涅格林还是普列托都同意——是集中在两个紧密联系的目标之上：尽可快地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和叛乱将军达成协议，一个需要得到列强同意的协议。1937年8月31日在会见普列托之后，他把那天跟涅格林和希拉尔的谈话作了记录。他还写道，“我再次回顾了我先前表达过的观点：为了和平，为了共和国，为了一个能够保证西班牙不出现独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条约。在主要问题上维护共和党制度的同时，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为了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的和平。在这些会谈中我们必须充当合作者的角色。在争取和平这个总愿望的基础上，必须把形势所要求的东西告诫法国政府。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协议（《阿萨尼亚文集》第4卷《政治与战争的回顾》第761页）阿萨尼亚这里提到的会谈是指涅格林利用各国联盟的会议，准备在日内瓦同各国代表，首先是英法代表会谈。9月30日他会见了内阁。他写道：“我告诉他们开大会时不要忘记这个政府，由于其所体现的政策，是由共和国总统撑腰的。对我来说，这个政府意味着我们已经结束了无政府状态，现在每个人有义务懂得道理——我们先是说明道理，如果这还不够，那只能借助法律的威力。在政府的总政策中我看到唯一错误是它进展得不像所希望的那样快。我强调需要坚决恢复被篡夺的国家的机能和职责。我再三向政府说明我决心不签署任何旨在使这种篡夺合法化的东西。”（同上书第807—808页）
　　在《回忆录》中，阿萨尼亚多次提到西共对他的政策的良好反映。1937年5月31日，当时拉戈·卡瓦列罗刚刚被撤换，由涅格林接任政府首脑，阿萨尼亚写道：“有人告诉我，共产党对我很满意——特别是迪亚斯，尽管在危机的那个下午我是那样地批评了他。他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呣！如果由我负责二十四小时，谁都可以想象结果会怎样。总之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如果迪亚斯当时知道幕后真正发生什么事，他应该得到晋升。”（同上书，第606页）阿萨尼亚在前几页描写的有关的场面，是他为寻求解决拉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而召集的由人民阵线各党领导人参加的大会。所谓幕后活动，是指共和党人和改良主义社会党人的计划，他们想让共产党看起来要为拉戈·卡瓦列罗的垮台负责。卡瓦列罗提出作为接受新政府首脑职务的条件是他必须同时负责作战部。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并不同意这点，但是却说，如果共产党人也接受的话，他们就接受。阿萨尼亚对形势作了总结：“如果你们都同意工会分子应该参加新政府，有些是因为他们支持它，有些是因为他们要服从它或听从它，而拉戈·卡瓦列罗正是唯一的、工会分子能接受的首相——那么有必要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就是如果政府不能成立，原因就是共产党人在拉戈·卡瓦列罗要控制作战部这个问题上不肯让步，而拉戈也寸步不让。”（同上书，第601—602页）西共没有“让步”，因而它为成立这个没有总工会或全国劳工联盟参加的政府负责。西共对卡瓦列罗在作战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却同意让普列托去负责。据阿萨尼亚《回忆录》透露，普列托当时就跟共和国总统心心相印，认为需要寻求一个阿萨尼亚称之为“五大国（英、法、俄、德、意）条约”所保证的妥协的和平。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权保留共和形式的同时，向法西斯主义分子作一些让步这个基础上的。阿萨尼亚和普列托很清楚这条路线跟苏联政府的路线不谋而合，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正式同意拉戈·卡瓦列罗的要求，却一点也不冒风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决不会同意这些要求的。
　　“胜利政府”——这是西共对涅格林政府的称呼——事实上负有执行阿萨尼亚计划的任务。要执行这个任务，所要做的是抵制而不是“赢得”。原来阿萨尼亚、普列托跟涅格林之间产生的冲突跟这政策的基础无关，而仅仅是由于在1938年中期，特别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虽然阿萨尼亚和普列托都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但涅格林却觉得抵抗活动可以坚持下去，以便把西班牙战争跟他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联接起来。
　　1937年10月13日，以伊巴露丽为首的西共领导代表团拜访阿萨尼亚，以便告诉他西共不同意把政府从瓦伦西迁到巴塞罗那，阿萨尼亚对这次会见作了这样的描述：“这帮人的代言人巴茜奥娜莉亚，谈到了这次迁移可能使公共舆论产生混乱。顺便她还说，她的党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很感兴趣。她认为她觉察到社会党人有走向独裁的趋势。在政府所在地迁徙这件事上，首相（涅格林）独断专行，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计划，他却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甚至在内阁讨论这个建议之前，就已经动手在巴塞罗那寻找合适地点。内阁十五天没开会了。他们反对任何独裁。虽然在他们自己纲领里就有无产阶级独裁。我边笑边说：‘我想你们已经暂时推迟实现无产阶级独裁那个小玩意儿了吧？’‘是的，总统先生，因为我们都是有常识的人’。”（同上书，第819页）
　　在西共协助下，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失去了实际行动的能力，这时，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就变成了限制共产党在各方面（国家机器、军队、工会等等）地位的政策。如果西共曾经有过暂时推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念头，那么跟共和党人紧密联盟的改良派却并没有打消恢复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念头，因为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48] 卡瓦列罗主义的惨重失败应归咎于它的政策不明确，或者毋宁说是由于缺少政策。在西班牙内战这种情况下，中间立场是保不住的。要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名义下，在改组、加强共和党的基础上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坚决对付那些主张并企图发展“自己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要就是采取坚定路线，建立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战争的革命权威。卡瓦列罗分子想处处讨好（附带提一下，凭他们领导人的个性要这么做并不容易），结果是处处跟人争吵。随着共和党地位的恢复，他们就逐渐成为完成这种恢复的严重障碍。
　　卡瓦列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这不仅来自西共、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而且也来自斯大林本人（他对西班牙内战从来不袖手旁观，而且总是直接插手）。在1936年12月21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联名发给拉戈·卡瓦列罗的信中，后者得到了一些“善意的劝导”：“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应该被吸引到政府一边……共和党人不应被排斥在外，恰恰相反，应该把他们拉入政府，使他们跟政府亲密起来，要说服他们跟政府一起处理日常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要保证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和他那帮人的支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克服犹豫不定。这样做是必要的，是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把它看成是共产党的共和国，因而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公开干涉，而这种干涉对共和制的西班牙乃是最大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很可能事实会证明议会道路在西班牙比在俄国是更有效的革命发展的办法。”（德格拉斯编：《关于苏联外交政策文件》之三，1953年伦敦OUP出版社出版，第230—231页。西班牙原文以及卡瓦列罗的答复见《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第2卷，第101—103页）
　　对这个控制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供应并掌握了它的黄金储备的国家领导人所作的“善意劝告”没有必要作什么解释。卡瓦列罗实际回答说人家劝导他做的事，他都已经做了。这等于是说，这种劝告是不必要的。他还提出异议说：“为了答复阁下的建议，必须说明不管国会制度将来的命运如何，这里找不出对它热心的捍卫者，即使在共和党人中也找不到。”这段话以及他说的斯大林所建议的事都已做了，是不可能使收信人感到放心的。
　　接着斯大林又加强了对他的压力。1937年2月底，他又一次给卡瓦列罗寄去了劝告，这次可是非常紧迫的有必要立即进行团结共产党和社会党，对此，卡瓦列罗拒绝了。（战争结束时阿拉杰斯特恩透露了这一点。他的说法见前面提到过的佩拉兹的书，第2卷，第375—376页。梅达尼克证实说：“卡瓦列罗再次拒绝了西共和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要求他立即团结这两个政党的建议。”他没有提到斯大林，却把佩拉兹的书作为自己引证的出处。见梅达尼克同书第293页）
　　面对卡瓦列罗顽固拒绝充当共产国际支部一个听话的书记，斯大林只得除掉他，这是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不听话的书记们共同的命运。我们巳经看到，这个行动是在1937年5月底完成的。
[149] 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他们关于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观点是合法的，除了这个问题外，他们跟战争要求格格不入这一现象变得十分明显。对此，实践经验所提供的证明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即使那些对全国劳工联盟的社会措施最表同情的作者，经过分析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失败。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试图正视战争而言，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基本设想。由于他们不想放弃这些设想，想要把它们付之实施的企图，便极大地妨碍了解决直接面临革命的、最恼人的问题——即消灭以西班牙将军及其外国同盟者力代表的反革命，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独裁的权威，最大限度的团结，以及暂时牺牲改善物质生活的希望，等等。这个任务不论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权威，或者是资产阶级权威都能够完成。但是没有权威却不可能完成。西班牙革命的悲剧在于它既不能建立一个像俄国内战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也不能建立一个像1793年法国革命时期那样的资产阶级雅各宾专政。
[150] 关于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起源，见注129，西班牙内战开始之时，刚好是“莫斯科审判”开庭之日，这是不谋而合。8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判处死刑。由于痛斥斯大林迫害布尔什维克老赤卫队员的罪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成了这位独裁者的死敌，后来又成了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死敌。11月，为了保卫马德里西共迫使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从政务会开除出去。社会党人阿尔巴告诉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领导人说：罗森堡否决了他们的意见。（见勃兰内和特米姆的同书，第239页注30）11月28日，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给报界送去了一张条子，把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说成是“出卖给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就被从总委员会开除出去。12月17日《真理报》这样写道：“就加泰罗尼亚而论，清洗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已经开始，这场清洗运动将像在苏联那样进行得轰轰烈烈。”（引自休·汤姆斯《西班牙内战》，1961年伦敦爱和斯波提斯伍德出版社出版，第363页）换句话说，这是要求从肉体上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分子。西共报纸发起了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不可控制分子”的运动，谴责他们象法西斯一样是“人民的敌人”。（在西班牙，不可能像《真理报》那样公开提到无政府主义分子。）1937年3月5—8日召开的西共中央全会决定消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并把它作为一项具体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在何塞·迪亚斯的报告中，他说：“谁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不可控制分子’……我们的头号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对它我们必须集中所有火力和人民的所有的仇恨，但是对于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这些伪装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那些像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分子，那样把自己隐藏在假革命词句之下，以便更好地充当敌人在我国的代理人的人，我们也一定严惩不贷。”在同一报告的后面，他又说：“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不可控制分子”，是人民的三大仇敌，不仅必须把他们从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中，而且要从所有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清洗出去。”（何塞·迪亚斯《三年的斗争》第322—324页。摘要见《共产国际》英文版，第14卷，第4期（1937年），第1006—1007页）这一运动逐渐激化，终于在巴塞罗那五月事件中达到了高潮；政府的军队（主要是西共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以及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根据一个德国文件，西共断言（这断言他们从未收回过）：要为这些事件负主要责任的就是在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操纵下的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领导人。然而正像勃兰内所正确指出的，西共援引的文件事实上根本不能确定这些“代理人”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而不是其他组织在起作用。无论如何，要不是首先形成导致冲突的形势的话，任何个别“代理人”或一群“代理人”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勃兰内——特米姆同书第286、294页，注40）而这种形势已被莫斯科指使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思想政治运动所造成。依我看，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当时的论点对这次针对自己的挑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此，它自己也一清二楚。1937年3月14日尼恩说：“虽然现在的形势比革命初期略为不利，但力量对比的情况是这样，无产阶级现在可以不借助武装起义就能夺取政权。”（1966年7—8月《战斗报》转载）这纯属无稽之谈。无产阶级各派———一些卡瓦列罗分子，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以及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在理论上同意尼恩的观点，但他们除了企图用武装斗争去反对西共军队（以及同西共抱相同政治观点的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夺取政权之外，别无他法，而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按照尼恩的看法，就是要在共和国内部引起内战。然而共和阵营里的内战既不能保住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保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只能加速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胜利。只看到共和国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而不考虑到“其它阵营”，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1937年9月28日，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涅格林政府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半民主性的障碍；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虽然不十分可靠，也不是经久不衰——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个通向法西斯主义道路的障碍。明天或者后天，西班牙无产阶级也许可以冲破这个障碍，去夺取政权。但如果它今天帮助谁去摧毁它，不管这种帮助是如何消极，那结果也只能对法西斯主义有利（“一般极左分子，特别是不可救药的极左分子”见《西班牙革命（1931—1939）》，托洛茨基同书，第296页）。这种目光敏锐的判断完全适合1937年3月的形势，而此后不久托洛茨基的另一些判断就不那么目光敏锐，而且同这种判断有矛盾。尼恩的错误也许——至少部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所处的引人注目的受困局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错误方便了斯大林的罪恶计划。在血腥的五月之后，开始了举世闻名的粉碎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最后阶段。（除了最近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外，还可参见1967年6月《战斗报》上的璜·安德拉德写的调子温和的文章。）至于我，我只想补充一句，那就是镇压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尤其是恶毒谋害安德里斯·尼恩，是西共历史上最见不得人的一页，因为西共成了斯大林秘密组织犯罪的同谋。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毫无疑问，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也像所有世界共产党人一样，被莫斯科制造的弥天大谎搞得晕头转向。然而这并不能解除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自从1956年召开苏共二十大以来，十四年过去了，可是西共仍然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或者协助澄清这些事实，即使我们假定——根据我的看法，这也许就是原因——西共领导人不能对众所周知的事实再提供任何补充，他们至少应该要求苏联共产党把其独占的情报公之于众。尼恩的事件属于西班牙历史，而不仅仅是属于苏联历史。
[151] 勃兰内——特米姆同书第232页。
[152] 在1937年3月向西共中央全会作的报告中，何塞·迪亚斯（《三年的斗争》第326页）提供了有关“共和党政府统洽省份的249,140名党员的社会组成情况的资料。这个数字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50,000名党员。党的社会组成情况如下：87,660名产业工人；62,250名农业工人；76,700名农民；15,485名来自中产阶级；代表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的有7,045名。”（报告的摘要见《共产国际》第14卷（1937年）。以上引文见该书第1007页。在原文里，几行以后，迪亚斯说，他的数字不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45,000”多名成员。这里的“农民”，必须理解为中小地主；“中产阶级”，必须理解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小工商业主等等）在249,140名成员中，据说有131,600名正在“前线战斗”。根据梅达尼克（同书第278—280页）的说法，1937年春，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军队是在西共控制之下，士兵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党员。上述的百分比可能有点夸大，但以下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150,000名党内工农业无产者的大多数是在军队里，而且他们都还非常年轻。梅达尼克写道：“1937年初到达西班牙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也许是共产国际代表斯捷潘诺夫）写道：‘共产党基本上是个军事党’。”（同上书，第280页）他继续写道：“与此同时，必须承认除了加泰罗尼亚外，共产党在后方争取工人群众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尤其是在农业工人方面……在后方和工会中，传统的影响仍然有利于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同上书，第280—281页）加泰罗尼亚是否可以作为例外，是值得怀疑的：1937年春，那里只有45,000名左右党员，而它的主要发展对象是在个体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等当中。
[153] 卡尔·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英文版第1卷，1908年伦敦克冈·保尔出版社出版，第23页。
[154] 何塞·迪亚斯《三年的斗争》第350页。
[155] 见注150。在注150中提到的迪亚斯的报告中（这报告虽由迪亚斯宣读，但其主要内容却是由当时监督西共的共产国际小组起草的）是这么说的：“在苏联，发现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这些被告社会主义祖国的卖国贼，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即将受无产阶级法庭审判。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报纸之所以肆意谩骂苏维埃政权，是因为它发现了他们代理人的阴谋。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也只能用法西斯主义分子的语言为他们的朋友辩护。1937年1月24日的《战斗报》——仅引该报的一期就够了——就有下列声明：‘莫斯科正在准备新的罪行。今天的俄国处在个人独裁的官僚统治之下，连最基本的工人民主形式也已荡然无存。如果国际无产阶级无权知道正在俄国发生的事，那就不能要求它去保卫俄国的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再多引下去呢？我所谈到的已足够证明法西斯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丘之貉。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和无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和任何尊重诚实的倾向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我们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这是因为他们是混入反法西斯主义队伍的敌人的代理人。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劳工运动的一种倾向，是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是肆无忌惮的反革命集团，只能算是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最近的莫斯科审判雄辩地证明，这个集团的首犯托洛茨基，就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同上书，第323页）
[156] 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盟这两个工会中心拒绝参加新政府。其后几个月，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良派领导人终于把卡瓦列罗分子从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了下来，使它参加了新政府。一年后，稳健派也同样攫取了全国第二联盟的领导权，再次参加了新政府（1938年4月）。
[157] 在1937年11月对西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的报告中，何塞·迪亚斯说：“拉戈·卡瓦列罗政府垮台之后，出现了一种旨在成立一个反对人民阵线的集团的趋势。这个集团的核心是失败了的卡瓦列罗集团，它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下，一边跟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相勾结，一边企图把全国劳工联盟拉入一种反政府政策……拉戈·卡瓦列罗集团也反对人民阵线。这使其分裂政策和失败主义政策更为完整。因而这个集团成为阿桑西奥将军和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保护人，决不是偶然的。它跟阿桑西奥，以及托洛茨基奸细分子的勾结是其政策的组成部分。”（《三年的斗争》第416—417页）
　　虽然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萨尼亚和普列托分别占据共和国总统和作战部部长等要职，西共却把火力集中在拉戈·卡瓦列罗这一倾向上，并用其曾经攻击过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党的同样的“论据”攻击它。
　　与此同时，为了讨好西共，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改良主义领导人分别在自己内部和总工会内部进行反对卡瓦列罗分子的斗争。1938年8月16日《红色阵线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坚定有力的决定”大加赞赏，因为这一决定指示“所有党组织釆取适当步骤保证所有战斗人员的团结一致，决不容忍任何倾向或派别的形成及发生作用。”（《三年的斗争》第470—471页）
　　拉戈·卡瓦列罗作为政府首脑倒台不久，西共就向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加靠拢，并于1937年8月17日同它达成共同纲领。）
[158] 在1937年11月的西共中央全会上就已经提到了“虽然60％的党员在前线，但党在前线的工作软弱无力”这一严重情况（《三年的斗争》第433页）。在同一会议上还提出：“我们必须跟（党内）犹豫不决现象作斗争。我们必须跟那些甚至在会议和全会开了之后还暗示——虽然有时非常间接——自己不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的人作斗争。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我们的党和政策必须履行的责任缺乏理解，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新党员……但也有其它一些入党很久的党员同志在犹豫不决，并且含沙射影地说他们自己对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自然会给党的团结带来前所未有的危害（《三年的斗争》第439页）
[159] 迪亚斯同书第461—463页。在他提到的1937年11月的报告中，迪亚斯确实谈到了“所有民主国家能够联合起来的范围”即“对付这场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的防御范围。”在西班牙战争开始一年半后，一份西共的文件竟然谈到“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这点表明这份文件有非西班牙人参与写作。
[160] 《世界史》，莫斯科1956—l962年版，第19卷，第349—350页。
[161] 杰克逊同书第453页。
[162] 1939年3月初，西共领导人试图接管中央地带的主要指挥权（在加泰罗尼亚失守后，共和国所占有的全部地区），那里还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和资源可供继续抵抗。但是卡沙多在马德里的起义，海军从卡塔赫那的逃窜；而且最主要的，全体居民的总的态度，使西共的计划流产了。
[163] 只要读读何塞·迪亚斯在《三年的斗争》里面的报告和文章，就足以了解在敌占区展开游击战争这个问题是如何被彻底放弃了。失败后，西共领导阶层认识到这是他们的主要错误之一。但很显然，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跟其它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党遇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如普列托那样的社会党人的不理解和抵制。跟在其它事情上一样，在这件事上为了保住联盟，党又向他们屈服了。
[164] 托洛茨基：《西班牙的教训》，见《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一书，第319页。
[165] 1966年2月16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马列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有苏联历史学家，包括军事历史专家等出席。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亚力山大·尼克里齐的《1941年6月22日》一书，该书1965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们将有机会在有关德苏条约时期的共产国际问题方面提到它（尼克里齐指出斯大林对红军在苏德战争第一阶段遭受的失败负有责任）。这本大受苏联读者欢迎的书出版不久，就成了斯大林主义分子猛烈攻击的对象，到最后成了禁书，其作者也遭受非难。然而在2月16日的讨论会上，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尼克里齐。而且在讨论中，还涉及了其它问题。发言人之一斯奈哥夫顺便说到“斯大林背叛了西班牙共和国、波兰和各国共产党人。”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会议上代表官方观点的德波林，在波兰问题上猛烈地回击了斯奈哥夫，在西班牙问题上却哑口无言（见V·彼得罗夫所编《1941年6月22日》一书，第260页）。
[166] 杰克逊同书，第404页。
[167] 《阿萨尼亚全集》第4卷，第734页。在这里要详细分析苏联对伦敦强行提出的不干涉政策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很明显，在1936年8、9月以及10月的上旬，在德国、意大利践踏这一政策的同时，苏联政府却接受并严格遵守了这个政策，这就使西班牙共和国不能利用自己最初对叛乱分子的优势。何况，一般说来，参加玩弄这个“不干涉”把戏，就已经意味着把援助共和国的问题摆到了于共和国不利的地位。
[168] 1944年底，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希腊抵抗运动实际上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政权，而且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英国远征军的干涉使政权重落希腊反动派的魔爪，而斯大林对此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先探讨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政策，然后再探讨对希腊内战的政策。
[169] 《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B·波诺马廖夫等著。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1967年，第338页。
[170]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页。马克思的见解是根据这一原则：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体系；英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洲的巨大市场；自1850年就开始膨胀的英国工业生产。到1853年几乎要进入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同书，第4页）
　　恩格斯在1857年写的一篇文章（《波斯——中国》）把正在中国进行的反对洋人的战争称为是“民众战争”，并预言“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22页）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从他们著作里人们得到的总的概念是这些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正因为这个阶段加快了“东方专制”的基础——小农社会——的瓦解，马克思在看到殖民地残暴、非人性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积极、进步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从欧洲文明这个三棱镜去判断非欧洲的文明。他们不仅从社会经济观点，而且也从文化观点出发，把欧洲化道路看成是落后民族走向进步的道路。
[171] 见莫利斯·哥德里埃《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纲要》（巴黎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出版，第5、24页）。
[172] 见第二章列宁把东方革命在世界革命战略纲要中所置地位的有关部分。至于第二国际对殖民地问题的讨论，见在阿姆斯特丹（1904）和斯图加特（1907）大会上的辩论摘要（这些摘要载于斯图亚特·R·舒拉姆和海伦娜·卡耶尔·唐高斯的合著，《马克思主义和亚洲（1853—1964）》第125—133页）。
[173]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43页。
[174] 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151—152页和160页。大会投票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见德格拉斯同书第1卷，第139—144页。
[175] 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187页。
[176] 同上书，第193页，萨法罗夫这里提到的信是法国共产党Sidi—bel—Abbès（阿尔及利亚地名，西迪比尔阿贝斯，系奥兰省首府）支部写给共产国际的。1922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北非民族解放运动发出了一个呼吁。Sidi—bel—Abbès的共产党人在信中抗议这一呼吁，因为它赤裸裸地表达了殖民主义观点。信中说：“处于他人保护下的民族，有些像现在这样能够实行自治，有些却还不能。如果说共产主义的道义要求前者获得自由的话，那么它更应该不让后者陷于悲惨的命运，它强烈地要求我们像仁慈、公平的导师那样为他们服务。如果说一个埃及王国的主权是必要的，那么一个野蛮人的国家的主权却是要不得的……”。信的执笔者们认为：“呼吁书的第五段（指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5月发出的关于法属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呼吁书）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群众的起义”，在目前，也就是说在母国革命胜利之前，是非常愚蠢而且危险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形势观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联盟，不愿意在共产党历史的审判面前，使自己成为这一愚蠢行为的同谋。”（同书，第196页）这封信在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再被援引作为某些西方共产党人殖民主义精神的典型例子（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要》同书第191页）。
[177]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49期（1924年7月24日），第500—501页；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200页。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曼奴伊斯基严厉批评了法国和英国共产党人。关于前者，除了提到著名的Sidi—bel—Abbès（阿尔及利亚地名，西迪比尔阿贝斯，系奥兰省首府）来信之外，他还另举一例：“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的编辑们在刊登呼吁书时，（共产国际致法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呼吁书）故意删掉了‘致殖民地人民’这几个字。”对英国共产党人他说道：“在我们细读过的英国共产党跟殖民地关系的文件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英国同志从来没有明显地，毫不含糊地要求把殖民地从英帝国脱离出去。”（《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要》同书，第191—193页）
　　然而，当他谈到斯大林对待苏联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政策”时，曼努伊斯基便马上从批评转入赞颂。可是正如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的，这种政策，大有批评的余地。萨法罗夫提到的“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怀有戒心和敌意的沙文主义思想”，在共产国际里有其代表，他们比Sidi—bel—Abbès（阿尔及利亚地名，西迪比尔阿贝斯，系奥兰省首府）的共产党人更危险。
[178] 见《世界史》一书第8卷，第440页。
[179] 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40页。
[180] 1917年5月，参加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为列宁起草的以下的政纲辩护：“俄罗斯的人民，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也不会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愿意也不会把任何一个非俄罗斯的（非大俄罗斯的）民族强制地拘束在俄国的境内……这就是说，大俄罗斯人不再用强迫手段控制波兰、库尔兰、乌克兰、芬兰、阿尔明尼亚以及其它任何一个民族。大俄罗斯人向一切民族建议结成兄弟联盟，并根据每个民族的自觉自愿而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迫来组成共同的国家。……大俄罗斯人应当……让这些民族和其它一切民族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愿意是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还是愿意生活在同任何一个民族结成的联盟国家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3页。——译者注）。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的著名的“关于和平的报告”中说：苏联政府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犯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的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他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必须由“自由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决不能对有关民族施加丝毫压力（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227—228页。——译者注）。
[181]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9页。——译者注）这里列宁正在就新党纲的草案问题同布哈林辩论，但斯大林从1918年1月起就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他向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在说明了“乌克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集团如何利用自决原则来实现其本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后，继续说：“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译者注）
[182] 列宁的这个名为“民族问题或‘自治’问题”的文件被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长期扣压，不见天日。因为它于1956年才在《共产党人》杂志上首次发表，所以没有被列入《列宁全集》第4版的原定计划内。它载于《全集》第5版，以及第4版的增卷，第36卷。（这最后一段引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中文版，第634页。——译注）
　　列宁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危险的预见性痛斥，在党的领导阶层所产生的反响不得而知。根据列宁没有参加的第十二大（1923年4月）的议程来看，反响是相当大的。在关于“党的事务，国家事务中的民族因素”这个报告中，斯大林竭力让人相信他采取了跟列宁同样的立场。他提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时的措词也似乎要使人相信这一点。但是只要详细分析一下斯大林的这一报告，就可以看到他的主攻矛头是对准“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些代表并没有受骗，正像斯大林自己提到的，在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笔记和文章”时，这些代表们力图保证这个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布哈林甚至建议把“地方民族主义”这一点从决议草案中删掉，以便集中火力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斯大林已经牢牢控制了党的机器，大多数与会代表对他完全忠诚，因而试图把列宁的警告付之实施的努力依然无效。
[183] 德格拉斯编：《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伦敦195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版，第16页。
[184] 萨法罗夫：《革命与文化》，1934年塔什干版第1卷，第10页（转引自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32页）。在巴库代表大会上，面对来自亚洲各国的外国共产党人，土耳其斯坦党组织代表团以及其他苏联穆斯林民族代表团对他们所在地区的形势提出了有力的，直率的批评。比如，纳布塔比可夫在发言中说：“我们这些东方人……相信我们思想的领路人，相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其他同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这次大会上说明我们的要求，你们必须倾听穆斯林工人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呼声。如果你们听了这个呼声，那么在东方贯彻社会革命的伟大原则中，国家政权就更容易完成其任务和目的。我们要求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而不仅仅是在纸上……众所周知，东方和西方有天壤之别，它们的利益也迥然不同，因而，在东方生硬地搬用共产主义思想只能遇到阻力。所以，如果我们要穆斯林世界的四亿人民采用苏联制度，那么非要有一些特别的标准不可……我们土耳其斯坦人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拉狄克同志或其他革命领导同志。他们应该亲自来看看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地方当局到底要干些什么，因为他们的政策驱使工人群众离开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么说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在土耳其斯坦前线跟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战的流血牺牲中，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同整个俄罗斯的工人群众连在一起。必须停止谴责土耳其斯坦领导人有沙文主义倾向，因为我们的工人的流血牺牲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土耳其斯坦群众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战斗。一方面要反对国内罪恶的毛拉，另一方面要反对地方欧洲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都不知道土耳其斯坦的真实情况和这三年来土耳其斯坦所发生的事。我们必须坦率地大胆地说并描绘出土耳其斯坦的真实情况。这样领导人就能看清了……我们说：撤掉你们那些反革命分子，撤掉你们那些散布民族不和的异己分子，撤掉你们那些在共产主义面具下为非作歹的殖民者！”（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174—175页）
[185] 苏尔丹·加里耶夫，这次清冼中被除掉的穆斯林民族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助手。关于苏尔丹·加里耶夫的理论、政治观点，见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35—36、178—180页。
[186] 这里是堂·马拉卡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关于泛伊斯兰教，说来话长。我先谈谈我们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经历，在那里，我们和伊斯兰教徒合作。在爪哇，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由许多贫苦农民组成的联盟，叫萨尔卡伊斯兰。1912年到1916年之间，这个联盟有一百万人，也许是三百万或者四百万人。这是一个自发的、革命性很强的无产阶级的庞大同盟，直到1920年我们还一直跟这个联盟合作。我们这个由一万三千名党员组成的党走向国民议会进行宣传。1921年，我们终于使萨尔卡伊斯兰接受了我们的纲领。它走向村庄，鼓动管制生产，宣传这样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贫苦农民，归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宣传的内容和我们共产党宣传的内容完全相同。只不过有时名义不同。然而，由于对萨尔卡伊斯兰领导人批评不当，1921年出现了分裂。政府通过其代理人利用了这种分裂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来反对泛伊斯兰教。政府代理人对这些纯朴的农民说，共产党人不仅要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而且要毁灭他们的宗教。这对一个纯朴的穆斯林农民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为他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不愿意再连天国也一同失去。这正是这些纯朴人民的心情，而政府的鼓动家和代理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而，我们之间产生了分裂。”（会议主席曼努伊斯基：“你的时间到了。”）“我是从印度来的，我花了四十天才到达这里，”（掌声）“萨尔卡伊斯兰教徒相信我们的宣传。用俗话来说，他们的“肚子”跟我们在一起，而他们的心却仍然向着萨尔卡伊斯兰教——向着他们的天国，而这个天国，我们是无法供给的。因此他们抵制我们的会议，使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宣传下去了。”后来，堂·玛拉卡解释道，泛伊斯兰教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含义：“目前泛伊斯兰教意味着所有伊斯兰民族的兄弟友爱，以及不仅意味着阿拉伯人民的解放，也意味着印度人，爪哇人和所有其他被压迫伊斯兰人民的解放。这种兄弟友爱就叫做反对英、法、意资本家，最后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正像我们愿意支持民族战争那样，我们将支持这二亿五千万非常积极、精神饱满的受帝国主义列强支配的伊斯兰兄弟的解放斗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7期，第6—8页）
[187]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387—388页。
[188] 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70—276页。罗易草拟的提纲以及大会讨论后的修改稿见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编的上书第150—163页。
[189]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
[190] 《列宁全集》，英文版，第42卷，第202页。
[19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表明罗易和其他殖民地民族代表所表达的观点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使他改变了原先的若干想法。比如，从下列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页）
　　在斯大林时代，这些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和罗易的提纲被搞得无影无综，而列宁原来的提纲草案却得到推崇。比如，斯大林可以满怀信心地依靠这些原先的提纲来为其追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辩护。
[192] 德格拉斯同书第1卷，第143—144页。
[193]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译者
[194]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这个关于俄国的假设。它可以，例如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前言里找到。即使这个假设只涉及到俄国，但在1920年左右当革命正在亚洲方兴末艾的时候，其理论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要走这条跟欧洲不同的创造性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非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胜利不可。
[195]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5页。——译者
[196] 德格拉斯同书，第385—389页。
[197] 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190页。在这次讲话中，罗易进行了趣味盎然的分析，试图确立一种在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提纲上所没有的鉴别方法。
[198]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要》第195页，《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54期（1924年8月4日），第573页。
[199]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4卷，第57期（1924年8月12日）第607页。
[200] 1921年4月7日，二百名1913年选出的议会代表聚会广州，决定组成全国性的共和政府，以跟反动的北京政府抗衡。北京政府实际上仅仅是1911年革命后割据中国的无数反动军事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军阀”中的一个。广州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新政府首脑，号称中华民国总统。1922年6月，孙中山被一个军阀撵走，不得不逃到上海。1923年孙中山重建政权。由于跟苏联达成了协议，得到了武器和军事专家，他才得以在广州一带巩固下来，并建立了一支效忠于他的军队（见雅克·奎勒马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49年》伦敦1972年米修恩出版社出版，第5页，第77—78页）。
[201] 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党的领导阶层经过长期讨论之后）对1927年的失败作了如下解释：“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见《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956—957页。——译者）雅克·奎勒马兹经过严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虽然他更强调在当时的形势下，整个客观条件不可能导致胜利。看来，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不可能赢得胜利是一回事，而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卢西安·比安古基本上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革命的起源》伦敦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哈洛德·艾萨克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1938年）最先系统地分析了这时期的中国革命以及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遭受的失败所应承担的巨大责任。
[202]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28年，第4期，第733—734页（重点号系我所加）。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期（1926—1927）布哈林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虽然这时他已经隶属于斯大林。
[203] 到目前为止，在毛派领导人出版的他们的党史的各种版本中，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做任何批判性的分析，把他们肯定占有的情报和文件予以保密（虽然有些相关文件只是在苏联档案馆内才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他们不仅不批评，而是像其他共产党那样，总是以辩护的方式提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冲突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认为在他们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斗争中，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同时正式承认斯大林犯的“一些错误”——有些跟中国问题无关，有些是特别针对中国革命的——是非常“有益”的。在1963年9月1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题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文章中，说道：“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第8页）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有正确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和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人一样，不应该——从历史角度说，也不可能——推卸他们对自己的党所犯的错误承担应有的责任，即使这些错误是由于严格执行莫斯科路线而造成的。但是，当这一态度被用来回避根本问题时，就有其极端有害的一面。根本的问题不是斯大林的个人责任，或是某个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责任，而是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制度的责任——一种机构的责任。这种机构使各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要求一律服从苏联的利益，而苏联的劳动人民对此却根本没有权力做出抉择，因为这个权力被一个官僚阶层所垄断，而这个官僚阶层本身又隶属于个人独裁。事实上，毛派领导人，特别是毛本人的历史功绩在于，在1927年的惨重失败后，他们逐渐做到使中国革命运动摆脱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控制。然而，如果他们决定通过客观地批判地分析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起的作用来丰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那么，这一功绩就会更大了。目前要作这样的分析，其障碍之一，毫无疑问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为这样做必须批判性地修改一系列毛表达过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在近期内表示，正像K·S·卡洛尔所说的：“否定毛泽东这个中国革命的创始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著作只会丰富而不会贬低。”（K·S·卡洛尔《中国，另一种共产主义》，1967年伦敦海纳曼出版社出版，第142页）在描写他的中国之行时，卡洛尔按“中国人今天的观点”，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发现，他们今天的“观点”，就是对一些基本的方面置之不理。
[204] 见奎勒马兹同书第77—78页。这段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的文字，取自G·D·H·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第2部分，1958年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第783页。柯尔提到一张孙中山亲笔写的便条，其中他同意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同上书，第782页）。
[205] 1922年1月，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在彼得堡举行的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会上他们断言，只有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全国重新统一后，土地改革才能完成。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共产党代表意见不一致（奎勒马兹同书，第71页）。
[206] 见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226—227页，斯大林的原话引自1925年5月22日的《真理报》（“更正的”说法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4页）。
[207] 《斯大林全集》第9卷，英文版第250—251页。德格拉斯同书第2卷，第227页。
[208] 奎勒马兹同书，第99—100页。
[209] 引自陈独秀1929年12月由于他坚持彻底讨论所发生之事而被开除出党后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信。这封信不仅有其历史的重要性，也颇能引起人的兴趣。1930年11月15日到1931年2月1日，这封信在纽约的《战斗者》报用英文分期连载。
[210] 斯大林同书第8卷，第328—329页。1926年6月，中共中央全会决定“要求恢复自己的地位，并以正式的两党集团来代替目前在国民党内的这种屈服的地位。”但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因此它未能付之实施（哈洛德·R·艾萨克《中国革命的悲剧》，196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二次修订版，第103页）。
[211] 在注209提到的信中，陈独秀解释说：共产国际指出他们没收大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但不准动用国民党军官的财产。然而，“湖南、湖北的资产阶级、地主、督军和乡绅，没有一个不是当时那些军官的本家、亲戚，或是老朋友。所有的地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们的庇护。”在卢西安·比安古那出类拨萃的研究中，中国革命的这一侧面，即资产阶级在各级同土地结构紧密联系，得到了异常清楚的阐述。
[212] 引自奎勒马兹同书第137页。
[213] 在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中，详细分析了中国问题在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多伊彻客观地指出，反对派当时很晚才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虽然从1924年开始，托洛茨基就多次重申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国民党，但直到蒋介石叛变前不久，他才真正想方设法地来解决这一问题。何况，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就中国革命应该遵循的战略问题还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批评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国民党。然而，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胜利这一点他们和斯大林基本上是一致的。
[214] 陈独秀和李大钊一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人。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享有威望，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襟怀坦白，总是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结果还是服从。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他当作党的失败的替罪羊时，他断然不肯接受，这主要也是出于知识分子坦白的襟怀，他那封致党员的信（见注209）是这样开头的：“自从我和同志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来，我认真执行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其他国际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惨败。虽然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功不抵过。当然，我不应当仿效某些古代中国皇帝做些虚情假意的忏悔：‘吾民之罪乃孤之过’，把招致失败的所有错误一人承担。然而，我也不愿仿效某些领导人的态度（这样做太可耻了）——只是批评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却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有一段时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虽然对下面说法仍抱批判态度：“即使反对派的旗帜也不可能是‘张天师’的化身（张天师是道教之魁，有袪魔降妖之法。”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判了十三年的强迫劳动，1942年死去。雅克·奎勒马兹（同书第46—51页）对陈独秀在建党以前的思想、政治发展作了传记性的叙述。
[215] 奎勒马兹同书第161页。广州起义是直接由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德国人海思兹·纽曼和前格鲁吉亚共青团领导人比素·罗明那兹组织的。这两人当时都是斯大林的心腹，但这并不能拯救他们在1936—1938年间的清洗运动中被处决的命运。
　　“左派”国民党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不久，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一事件比作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所蒙受的打击，而且认为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不一定是两个月，也许是半年一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那时候，斯大林说：“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的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抗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22页）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失败说得无关紧要，从而为其当时对待“左派”国民党的政策辩护。他想把后者的叛卖行径比作是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背叛行经，指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是一样的。既然作出了这一预见，斯大林不得不尽力用事实来证实它。这就是1927年底出现那项终于导致广州起义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原因。
[216] 见注57及其提到的那一段。
[217]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它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围攻……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红军在敌人前赌后追中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218] 这里我总结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中，请特别参考《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二关于中国》（《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99—207页、第298—325页）
[219] 见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57年版，第174页。然而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并没有排斥在一定情况下跟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可能性和合适性。
[220] 同上书，第195页。
[221] 即使在1924—1927年这时期，也不能说工人运动的发展是走在农民运动的前面。早在1922年，在广东东部，农会组织和动员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见奎勒马兹同书，第88页—90页）。
[222] 这不仅仅是因为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看到了亚洲革命走在前面从而为欧洲革命打开道路这种可能性，而且也是因为他更为赞赏蕴藏在东方农民群众中的革命潜力。
[2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3页。
[224]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8年2月）（原文如此。这次全会应为第九次全会。——译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农民游击队的自发行动“只有和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联系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全国性起义胜利的起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0年11月的一封信中强调说，红军“不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红军的社会组成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必须改造成一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军队”。同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说：“在完成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任务中，党应该扩大发展罢工运动，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打经济战。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同时，党必领努力开展政治罢工，逐渐发展到在所有工业中心或几个工业中心组织总的政治罢工。”1932年8月的另一决议又详细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路线上、组织成分上，而且在一切领导机构中发挥工人的作用上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得到保证。”（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243、245、246页。又见：德格拉斯同书第3卷，第135页）
[225]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0卷，第21期（1930年4月30日），第393页；第22期（1930年5月8日）第408页。
[226] 舒拉姆和卡耶尔·唐高斯同书第244—245页。
[227] 奎勒马兹同书，第197页。
[228] 在上海、武汉、天津——均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共产党组织的人数最多时分别为：2000；1000；500（同上书，第201页）。
[229] 同上，第197页。
[230] 这个问题需要详细分析，这里不可能做到。实际上，所有研究中国革命的人都强调1924—1927年间城市无产阶级的突出作用和其在1927—1949年期间几乎完全消声匿迹两者之间的强烈对照。多伊彻，哈洛德·艾萨克和其他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影响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共产国际不谋而合——在我看来，都有夸大无产阶级在第一阶段的作用的倾向，而把其在第二阶段的消声匿迹解释为主要是受1927年失败和1927——1934年间的错误的影响（托派作家责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斯大林主义分子责备中国共产党）。他们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俄国的进程作了极为牵强附会的类比。比如，多伊彻写道：“在中国，社会力量的分布跟苏联的大致相似：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但城市工人是革命的推动力量。”（《尚未结束的革命：1917—1961》，1967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82页）卢西安·比安古认为工人阶级处于少数这种情况，并不会先天地使它不能构成“巨大的革命力量……而由于它集中在少数几个同时也是国家主要政治中心的工业中心，所以它就更是如此（在类似的情况下，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在1917年比好几千万德国农民起到更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安古同书，第83页）依我看，这些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是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上海却并不同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中国，没有像彼得堡、乌拉尔、乌克兰等地工人那样在重工业方面形成的工人阶级的核心，而仅仅有一个新近出现的工人阶级，主要受雇于轻工业和运输工业。中国不具有像俄国那种一推翻中心政权就能使无产阶级少数派获得政权的现成国家组织，而俄国却正是这样，布尔什维克一成为彼得堡的主人，十月革命就使他们掌握了政权。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而这些城市与其说是中国社会的神经中枢，还不知说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像毛泽东所正确评价的那样，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脊柱的社会。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只占这个硕大无比，没有定形的社会主体的百分之零点五。即便如此，1927—1933年在共产国际的唆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城市中心所遵循的冒险主义政策，无疑地更加重了1927年失败后的工人阶级的流血牺牲（根据中国工会的报告，1927年有38,000名工会会员牺牲：25,000人死于战斗，13,000人被屠杀。见奎勒马兹同书，第226页）。
[231] 见《毛泽东同志5月26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载1943年5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译者。实际上，共产国际确实企图继续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政，但未达目的。此点可在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史关于中苏冲突的上下文中得到证实。
[232] 多列士同书，第14卷，第281页。
[233] 1939年10月31日的讲话，见《苏维埃的和平政策：V·莫洛托夫的四次讲话》，1941年伦敦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出版，第28、31、32页。
[234] 同上书，第71—73页。
[235] 安德鲁·封丹在他的《冷战史：1917—1950》同书第116页中，把仍在流行的关于这一事情的不同看法相提并论：“人们仍然围绕苏联这时期的真正意图争论不休……”他认为“二十年来一直流行的两种解释——一种是斯大林试图跟协约国达成协议，但并没成功，另一种是斯大林早就和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都是值得争议的。”就我而论，在这个谜还未根据不可辩驳的文件水落石出以前，我倾向于认为斯大林的基本“意图”是选择一个能使他不参战的办法，使观战的时间尽可能长些。这就是为什么1939年外交活动的结果取决于希特勒走哪条路。
[236] A·尼克里齐的书（见注165）透露了在德苏战争初期红军遭到惨败的原因。这就使作者考虑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斯大林下令的三十年代末期的大清洗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条约期间跟德国的关系等等。尼克里齐对斯大林并没显示天生的敌意，但是，在该书出版时检査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作者根据文件，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后者的责任。在注165提到的讨论会中，多数与会者支持尼克里齐的观点，反对德波林和其他官方代表的立场。这次讨论会的报告在莫斯科“秘密”流传，终于传到国外。它和尼克里齐的书一道被收入V·彼得罗夫的同书。尼克里齐的书出版不久，就遭到勃列日涅夫之流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诅咒，他们的大肆攻击在1967年达到高潮；作者被开除出党。许多苏联学者在文章中反对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新扼杀。
　　除了其它证明苏联政府愿意延长跟德国的条约，并使之更密切化的事实外，尼克里齐提到了塔斯社1941年6月14日的声明。该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准备谈判签订一项“新的、更密切的条约”，如果说有关谈判到目前尚未开始，那是因为德国领导人不肯合作（第200—202页）。梅尔尼柯夫的来稿在第256页上。尼克里齐既不肯定也不驳斥梅尔尼柯夫的话。他只提到在希特勒——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苏联代表拒绝了苏联应该参加德、意、日三方条约的建议（第148页），对莫洛托夫的反提案只字未提。正像梅尔尼柯夫所说，这种事是禁止谈论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德波林，这次讨论的官方立场的发言人，也承认斯大林“对德苏条约寄予了过大的希望。”（第251页）
[237] 尼克里齐的研究表明德国在准备侵略苏联的事实，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本人，是知道的，不过被完全理解错了。尼克里齐在书中引用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希尔格对斯大林态度的概括印象：“一切迹象表明他认为希特勒在玩弄一个诡诈的把戏，在其威胁性的军事行动后面紧跟着会突然提出对经济，或者甚至对领土特许权的要求。他似乎相信在这些要求提出来时，他自己能够就它们跟希特勒进行谈判（G·希尔格和阿尔弗雷德·G·梅尔《水火不容的协约国》1953年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第330页）而且，根据苏联军事领导人的证明，尼克里齐说，这确实是红军最高司令部的看法，当然这个看法跟斯大林的看法如出一辙。
[238] 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隆重庆祝胜利的大会上，斯大林在其“对俄国人民的祝辞”中承认了苏德战争初期那种“危急的形势”。他说：“我们的政府犯了许多错误；1941—1942年间我们的局势非常危急：有时军队撤退，有时没有出路，要是换了一个民族，它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使我们失望了，滚吧。我们要一个能跟德国缔结和平的政府……’然而俄国人民并没有这样做……多亏这个，多亏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见多伊彻《斯大林》第465页）斯大林本来应该加上，既然我们已赢得了胜利，我们会研究这些错误的。这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后，正像尼克里齐一案所证明的，研究这些错误仍然是要担风险的。
　　尼克里齐自己的结论是：虽然条约本身是必要的，但斯大林在1939—1941年的政策是错误的。另一个参加讨论尼克里齐那本书的历史学家斯列兹金说：“1939年的条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这一条约寄托任何希望，尤其因此停止反对法西斯主义，那就是犯罪。而这正是斯大林下命令要做的。”（V·彼得罗夫同书，第258页）
[239] 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斯大林区选举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6年2月的讲话》，苏联新闻手册，1946年，第4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240] 苏联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几经更易，他们的文章简直可以编成一本荒谬绝伦的文集。当然，只是在二十大以后斯大林1946年的定义才开始被彻底重新审议。1957年党的《共产党人》杂志社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的报告见《国际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指导》1958年第9—10期，第9—32页。新的官方定义见1960年版《苏联共产党党史》，著者：Б·H·波诺马廖夫等（英文版第557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下卷，我将论述机会主义的哄骗手法。苏联和共产党在1941—1947年期间那些关于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目的的文件，就是以这种机会主义的哄骗手法为特征的。
[241] 革命力量当然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这一“最低限度”。它们本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二次全面危机，一有可能，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政治和组织条件。民族的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受到了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这一事实，给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性机会，就是在革命力量的领导下，团结和动员非常广泛的社会阶层。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遵循的政策不允许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利用这一机会；而在第二阶段，他们企图把革命力量的行动限制到如上所述的“最低限度”——维护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242] 德格拉斯：同书第3卷，第495页，1936年季米特洛夫写道：“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打击每时每刻必须目的明确，力量集中；对侵略者的态度必须和对被侵略者的态度不同；对任何混淆法西斯国家和非法西斯国家的企图必须予以揭露。”（1936年5月1日，见《季米特洛夫文章演说选》1951年伦敦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出版，第173—174页）这是共产国际在苏德条约签订以前的一贯立场。苏德条约签订以后，共产国际就出尔反尔，开始“揭露”任何想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法西斯国家和非法西斯国家的意图。
[2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宣言。德格拉斯同书第3卷，第446页。
[244] 丁·柯波列尼格《战争与第二国际的崩溃》，见《共产国际》（美国版）第9期（9月）1940年，第599页。后来引用的那一段见595页。
[245] 多伊彻：《斯大林》第458—459页。为了证实多伊彻的言论，可以注意到法国共产党（这不过是许多类似事实中的一个）秘密印刷并发行了五万册莫洛托夫1939年的发言，其中几段我已引用，在这几段中，莫洛托夫支持里宾特洛甫的“和平”建议。（《法国共产党史》第1卷，第261页）在1966年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学家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强加在欧洲各共产党身上的政策，实际上起了阻碍这些党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作用（见Z·波拉·华尔基讨论会报告1967年第2期）。
[246] 享利·米歇尔《欧洲的秘密运动》，1965年巴黎P.U.F.出版社出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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