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革命与势力范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五章革命与势力范围

·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 失败了的革命（法国）
· 失败了的革命（意大利）
· 未经允许的革命：对法、意机会主义的批评
·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 疑问与推测
· 注释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囯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 1925年

　　引文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62—363页。引用者把原文秩序颠倒了一下，把原文中第一段变成了第三段。——译者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1]之间的四个年头，是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大战的主要战场——欧洲和亚洲。到1945年底，在这个刚刚经历了巨大动荡的世界上，在苏联国界之外有1,400万有组织的共产党人，而在战争前夕至多有100万人，在苏德条约期间还要少得多（虽然不能举出一个确切数字，但党员人数下降是很厉害的，特别是在欧洲）。^[2]
　　在这次普遍增长中有些党显得很突出，只有美国是显著的例外。这些党日后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除苏联党（近年还有越南党和古巴党）之外的一些敏感点。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
　　中共党员人数在抗日战争时期，由1937年的4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120万人，从而巩固了它作为伟大的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到1947年底，它已拥有党员170万人；就在同年夏季，大约比斯大林决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间略早一点，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转入战略进攻。内战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地平线上已升起了革命胜利的曙光。^[3]
　　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在后来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有共产党都是秘密进行活动的。除捷克党之外，它们的生存多年来一直是岌岌可危的，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缩减到只有几千个党员。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波兰党几乎被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毁掉了，这种清洗同样也损害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党，虽然程度稍轻一点。可是，到1947年，这些党的党员人数加起来却已超过了700万，政权或者已由它们掌握，或者已是伸手可及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党是两个主要的党。1943年，意共党员人数为5千人，1946年一跃而达200万人。法共则以较为平缓的速度增加，大战爆发时为30万人（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苏德条约期间保留下来），1946年约有100万人。这两个党都已成为工人阶级中举足轻重的大党，而且把它们的影响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界。它们都参加了1947年解放后的政府。
　　其他一些党在人数增长，尤其在政治影响方面，赶不上刚才提到的这种水平，但也有些情况值得一提：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七个欧洲小国中（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共产党党员总数由大战爆发时的不到10万人增至1946—47年的大约60万人。甚至连历来就很小的英国党，1939年党员人数总共不过18,000人，到1944年也达到了5万人。^[4]奥、芬、比、丹、挪等国的共产党还参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
　　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党员1935年为17500人，1945年为72500人），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是由于英国远征军最后在1944年12月进行干涉（这是同年10月斯大林丘吉尔签订的秘密协定所认可的），^[5]革命才未能取得胜利。1946年，希共又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到1947年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同时，这场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共产党也在法西斯恐怖下重新建立起来，并支撑着一场强大的游击运动。
　　在亚洲，印度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3年的16,000人增至1948年的9万人。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就已被打入地下，受到残酷迫害，最多只有1千名有组织的党员，而在1946年却赢得200万张选票和5个议员席位，1949年赢得300万张选票和35个议员席位（缺党员人数的统计）。差不多在所有亚洲国家都可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些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小组发展起来了，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建立了党。越南共产党开始进行它的英雄的战斗。在一些中东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共产党的影响也以较小的规模扩展着。伊朗共产党在1946年曾经短期参加过政府。
　　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在1939年总共只有党员9万人，到1947年差不多已接近50万。其中最突出的是巴西、智利、古巴的党，它们的党员人数在1945—47年间大约分别为20万、6万、4万。智利、古巴共产党有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巴西党特别寄予厚望。“巴西也许不久就会成为美洲的俄罗斯”。这是当时大家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前面已经说过，在战后最初几年中，美国算是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外。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超级强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难于渗透的。1944年，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决定把该党改组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并准备“谋求合作来确保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仅在这时，小小的美共才有过一次短暂的迅速发展。^[6]不过，即使在美国，虽然在共产党内发生了危机，而在劳工运动中却可以看到一种稍向左转的变化。尽管劳联拒绝参加建立世界工联，但美国无产阶级的另一个庞大的工会集团——产联，却和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集团一道参加了世界工联。
　　工会的一国规模的团结广泛地恢复了；随着1945年2月世界工联的建立，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工会的世界规模的团结也第一次得以实现。劳工运动激进化的另一个标志，是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势力的增长和赞成同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的加强。
　　在劳工运动力量和共产党组织得到发展的这个世界性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这个国家和社会，它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威望。苏维埃制度彻底驳倒了托洛茨基的悲观预言，它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变得更加强大了。全世界舆论一致承认苏联对击败希特勒帝国主义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苏联的军事胜利对各大洲的工人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和十月革命当年那种震撼世界的影响媲美。但也有一个差别。现在，苏联的形象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的体现，它对于与共产主义相距甚远的广大的社会阶层来说，已经成为维护一切进步事业、民族独立和国家之间和平的至高无上的旗手。各国共产党从苏联这种重新恢复并继续增长的威望中得到好处。除了它们自己在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外，这也是它们能够在这一时期中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产党人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最激进的工人运动团体，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充满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精神。苏联所显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增添了对社会主义斗争必然胜利的无限信心，不论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国家也好（如中国、希腊），在依靠苏联红军的保护而取得进展的国家也好（如东欧各国），或者在似乎是要走另一条新的道路，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器来夺取国家政权的国家也好（如法国、意大利），情况都是这样。共产党人都深信，任何革命斗争，不管是武装的还是和平的，都一定会得到这个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的坚决支持。诚然，英美合伙干涉希腊起义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这支不和谐的插曲还不足以使整个局面黯然失色。大家都了解，南斯拉夫正在帮助希共，而又有谁怀疑站在南斯拉夫背后撑腰的是伟大的苏联呢？国际反动派的一片叫嚣，不也正是如此说的吗？
　　总之，世界革命在经过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挫折之后，似乎又以不可阻挡之势重新路上了自己的征程。诚然，它暂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又一次停步不前了（不包括捷克和东德这一小块东方区域）。它所走的道路，又一次和马克思所描述的不相符。但是，难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那种惊人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左翼倾向的继续增强，以及英国工党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所有这些不都是社会主义即将闯入资本主义的摇篮的征兆吗？范登堡听到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据我看，世界都在朝左走哩！”^[7]
　　共产主义在这些年中所取得的真正的或者说明显的成功，自然有助于使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袖们出于辩解而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得到大发展的描述变得似乎有理了。托洛茨基提出的批评看来已经彻底破产了。面对着苏联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强大生命力、英雄主义和战斗素质，谁还能相信苏维埃制度是腐朽堕落的官僚主义制度呢？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战略含义、关于苏共的世界领导作用、关于在任何共产党内必须保持磐石般团结的结构作为提高战斗效率的最重要条件，难道所有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在共产国际时期所信奉的原理没有被“历史的判决”所充分证实吗？难道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举行莫斯科审判，树立斯大林式镇压的先例，签订苏德条约，强使革命运动系统地屈从于一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把共产国际当作祭品奉献给“大同盟”，所有这些不都是天才的斯大林英明地阐述了的“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吗？苏军胜利具有解放的含义，这就足以把渗透于斯大林整个世界政策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掩盖起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论点和决策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肯定”，给在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产党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肯定，在意识形态下面给老一辈共产党员提供了新的证据，使他们又可以成功地说明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正确的，从而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党”时期所养成的那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也便于使新党员迅速为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所同化，把传给他们的遗产当作公理接受下来。这样，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中形成的那种缺乏批判精神的教条主义精神状态，就传给了新一代的党员，而这些新党员如前引数字所示，构成了1945年以后各个党的绝大多数。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殖民地的解放、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会提出许多新问题来。可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却从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来年间那样贫乏。在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化达到了最高峰。斯大林被神化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共产党员的圣经。做一个好党员，无须用心去钻研马列著作，因为斯大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出来，把一切真正需要了解的东西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进了这本小书里面，使所有的人们，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能够心明眼亮地沿着这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各族人民的慈父”的这份珍贵礼物，从1945年以来曾以各种语言成百万册地印刷过许多版。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胜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供出一些新的理由，可用来为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强求一致的作法辩解，但大战和斯大林自己的政策却引起了一些起着相反作用的因素，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追求独立民族生活的愿望，还使他们对任何侵犯他们民族权利的行为都很敏感。共产党既然在反轴心国的斗争中起了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苏醒过来的民族感情的感染，重新提出民族的目标。同时，斯大林那种实际上以保全“大同盟”为指针的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降低社会革命的目标，甚至完全停止提出这些目标。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各国共产党及其新党员队伍的政治态度中，“民族的”和“爱国的”因素占据了不寻常的比重（不应忘记，新党员很快就在各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中占了大多数），而且常常带有公开的民族主义色彩。
　　对“民族主义”的这种强调，从逻辑上说，就包含着同斯大林制订政策所依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间发生矛盾的萌芽，但是，只要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这种结合还能够顺利地保持苏联和那些同希特勒作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时，这个矛盾还是被掩盖着的。一旦共产党例如在中国、南斯拉夫、希腊那样，要把自己的民族愿望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革命的民族政策将给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带来麻烦。
　　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正式得到认可的各国共产党的“民族化”，逐渐具有某些动摇斯大林的铁板一块的体系的特点。当时，所有的党（其中多数是忠诚的，也有少数是存心玩弄手腕的）都继续认为自己是受莫斯科领导的。它们并不怀疑苏共的领导作用和斯大林的一贯英明正确，但是由于事态发展的驱使，由于各国情势千差万别，它们也不得不按本身的利益行事，采取更多的主动。
　　不守纪律和“离经叛道”的头一批迹象出现了。中共表面上对斯大林要它和国民党达成协议的压力让步，实际上却继续坚持进行革命战争。1946年末，越共也开始了挣脱法国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这同样是和当时斯大林的政策相矛盾的。法共和意共则开始谈论它们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将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法国式的或意大利式的。在英国，在党内拥有相当一批追随者的白劳德，公开投向改良主义，终于在1946年被革出教门。但是，最使斯大林心神不安的却是他的欧洲营垒中所发生的事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形势是复杂的、矛盾的。斯大林式的铁板一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相辅相成，斯大林和苏共的威望和权威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但与此同时，离心倾向也开始增长，敌对态度也已出现，这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的团结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的反叛，在斯大林铁板一块的世界结构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暴露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各国土生土长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的对抗的性质。从反叛的南斯拉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遭到的彻底孤立，可以看出这种铁板一块的结构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控制仍然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反对南斯拉夫“异端”的斗争，产生的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一度还使这种控制具有更加咄咄逼人之势。
　　甚至在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大战中所形成的这种磐石般的团结，就已经经受了一次考验，它的来龙去脉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都较熟悉的。这就是1947年因反法西斯同盟发生危机而引起的所谓“大转弯”。这次危机暴露了斯大林政策从1941年以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实质——在国际范围内表现为对待“大同盟”的态度；在各国范围内，表现为大多数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可是，实行这次“大转弯”，并没有让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一向奉行的政策，对大战的这个决定性阶段和随后阶段的形势，对战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等等问题，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讨论。一切都是由斯大林及其亲近的助手作出决定，然后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而并没有人对这种办事程序提出任何异议，也看不出对苏联的观点和指令稍有偏离的迹象。
　　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就是这批指令之一。共产主义运动一夜之间就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中心，而它本身对建立这个领导中心却根本没有参与。一切都是1947年在波兰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有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派的代表参加，并按照斯大林的意旨，建立了由这九个党组成的新机构。^[8]甚至这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没有事先讨论过这次会议的议题——新的国际形势、在新形势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及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等等。
　　在以后章节中，我们将对这次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所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在讨论之前，最好分析一下导致1947年“大转弯”的过程。我们得从波兰会议不得不加以讨论的问题开始，尽管那次讨论是掐头去尾的，回避了斯大林的政策这一主要之点，也不愿意公开承认问题的实质，即法国和意大利革命的遭受挫折。不过，即使是抱着半心半意的态度，波兰会议毕竟不得不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避免地导致1947年局势的整个政治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同盟”所激起的美妙的幻觉烟消云散，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冷战，想要在欧洲通过和平的、民主的、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原来也纯粹是空想。

失败了的革命（法国）

　　很明显，在1945年的情况下，苏联红军驻在易北河上，只要法、意两国已形成的“革命的可能性”得到实现，那就意味着革命将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均势发生不利于美国这个唯一经过大战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急剧变化。因此，这种革命可能性的受挫，对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和1918—1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后果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1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世界将会怎么样呢，如果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1919—20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冲击中没有半途而废的话？如果1918年德国、奥国的革命得到成功，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后，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话？”^[9]这番话实际上对于1944—45年法、意革命的高潮也同样适用。季米特洛夫当然不会不把那些“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看作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冲击“半途而废”的原因。可是，现在又是谁在“半途”阻挡了1944—45年法、意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呢？
　　当时，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不只是无产阶级，正如陶里亚蒂后来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以及工人阶级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都站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级政党一边。这一点使我国的形势也像法国一样，区别于其他西欧国家。”^[10]换言之，在1944—45年之际，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停止前进，而它们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谁刹了车”，而在于“法共与意共的这种刹车行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着眼究竟是否正当？”要回答达个问题，需要对这两个党在抵抗运动时期和解放时期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一番分析，哪怕是浮光掠影的分析也好。现在我们就从法共开始吧！

苏德条约和法共

　　法共是以合法身份进入第二次大战的唯一共产党。它拥有30万党员，在工人阶级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是高举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参战的。希特勒德国，voilà L’ennemi！（这就是敌人）。党把谴责达拉第和法国右派的投降政策，作为反希特勒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极端反动的分子叫嚣要取缔共产党，因为他们把它视为同德国妥协的主要障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苏德条约这颗炸弹突然爆炸了，法共领导人简直震惊得不知所措。（自然，斯大林并没有把别的国家哪怕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放在心上。）法共领导立刻作出的反应是为这个条约开脱，说这是苏联维护和平的最大努力。不过，他们仍然充分支持加强国防，以抵御希特勒的侵略。1939年9月1日，法共议会党团一致宣布“全体共产党人都站到反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第一线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同一天，法共代表投票支持举借战债。^[11]
　　政府首先封闭了法共报纸，随即在9月26日取缔了法共本身。当时，资产阶级政党虽还没有一心一意准备投降，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只要继续坚持抵抗希特勒侵略的路线，并因此而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无能和背叛行为进行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政策和苏联政策之间划清界限，本来是可以利用自己遭到的迫害来恢复它的影响的。
　　可是，法共很快就无条件地向莫斯科看齐。它刚刚宣布法国应该支持波兰，而且对政府为支持波兰可能进行干涉而要求举债作军费一事投赞成票之后，却又出尔反尔，宣布“地主阶级的波兰不值得支持”，而且还欢迎红军对波兰东部的占领。党还用类似的理由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辩护。本来这两次行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针对德国的军事措施，但法共领导却抄袭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掩人耳目的辞令。莫洛托夫把英、法说成是侵略国家，把德国说成是最具有和平诚意的国家。法共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这样做不仅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而且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简直等于自杀。法共就是这样给了反动势力一个理想的借口，好让它来把自己打成背叛民族的政党。这使资产阶级得到双重好处：它既可以进一步孤立共产党，以便更易于进行镇压，又可以把自己的投降政策掩盖起来。
　　当民族陷入灾难，敌人的占领已经开始的时候，党依然坚持这种态度不变。它攻击维希政府，但自己并没有领导民族解放事业，也没有像南共、希共那样组织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它把民族解放的旗帜拱手让给像戴高乐那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苏德条约期间，法共这种一味听命于莫斯科的盲从态度，最终使它处于极不利的情势之下：第一，使它未能利用法兰西国家刚刚开始崩溃时的有利时机，把民族情绪的洪流引导到革命的方向去；第二，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动权交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第三，出于有上述两种因素，法共更易于遭到镇压。^[12]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党在此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法国当时面临的空前危险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一个革命政党所考虑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1941年3月散发的一份题为《向法兰西人民致敬》的政策文件中，把当时一些无关紧要的斗争说成是在准备着“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战斗，通过这场战斗，将产生人民共和国，产生新的法兰西，一个免于资本家剥削的法兰西，一个全体人民都享有面包、自由与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法兰西”。但是，在希特勒军队占领下的法国，侈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号召进行解放战争，岂非笑话！可是党仍在暗示：只要坚持反对维希政府的斗争，就能从中产生出一个“人民政府”。这份文件只字不提怎样组织反占领者的斗争，却号召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士把全部精力投到有条不紊地组织一条广泛的战斗阵线中去，要积极准备开展日常行动和群众运动，以便扫除维希那一小撮资本家，为我们的人民和人民政府扫清道路。
　　文件中所载的那个纲领的第一点就暗示，到了此时，民族独立可以由人民政府来谈判解决了：

　　“民族解放与释放战俘，为完成此任务，人民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和所有民族建立和平的关系。它所依靠的是法国人民的信任所赋予的权力，是其他民族的同情，是苏联的友谊。”

　　第二点宣称：

　　“建立法、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以纪念法国人民和法国共产党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鲁尔盆地，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而采取的行动。”

　　文件根本没有提到要使这种兄弟关系成为可能，就必须推翻希特勒政权。党的这种策略，除了意味着承认苏联和当时控制着欧洲的纳粹德国之间达成的那种长期的全球性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法共这种立场，难道不正好和苏联政府企图加强与纳粹德国妥协的立场紧密联系吗？正如我们所知，苏联的这种政策就连苏联历史学家也是直认不讳的。最后在这里提出一个细节是适当的，原来上引文件乃是多列士在莫斯科拟好了的。^[13]
　　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而奋斗，这无疑是法国处于历史危机的形势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应当选定的目标。但法共领导却把它当作一块“左”的招牌来掩盖自己执行的政策，即为了避免与苏联的政策发生冲突而摒弃了能够使这场危机得到社会主义的解决结局的唯一方针，即进行一场反对纳粹占领的民族的、反法西斯的、革命的战争。上引文件不仅没有号召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且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它是反对这个方针的。文件中说，法国人民“坚决摒弃一切战争贩子的号召，……决不参加另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4]

摒弃社会主义的选择

　　从纳粹士兵跨过苏联边界的时刻起，法共也跨过了把它和“战争贩子”分隔开的无形边界，把自己摆到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位置上。但很明显，它在采取这一步骤中的迟延和它以前政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收支平衡表上抹掉它一大笔资产。现在，经过两年“等待”之后，党终于批评了戴高乐总部的过于谨慎，因为该总部总是劝阻人们暂时不要采取武装行动。党号召立即进行武装斗争，并且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去组织这种斗争。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勇气，他们的组织才能，逐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急于要投入战斗的人们，又重新回到党内来了。
　　不过，从政治上说，党又陷入了与战争刚爆发时所犯错误恰恰相反的错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英、美被说成是法国人民的敌人，而6月22日以后，共产党的宣传立即停止了对现在已成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和同盟者的那些国家的一切批评。6月22日以前，戴高乐不过是伦敦的代理人，戴高乐主义被说成是“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和反民主的”运动。它的目的无非是要剥夺法国的“一切自由，如果英国取得胜利的话”。^[15]
　　6月22日以后，戴高乐自然成了盟友，对戴高乐主义的“反动、反民主的本质”的批判从法共的文件中消失了，不过党在一个时期中对这位将军仍持保留态度。1942年5月，莫洛托夫在伦敦同戴高乐举行了会谈，为了报答戴高乐保证支持俄国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位将军要求全体法国人民以及法属殖民地人民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主张。^[16]随后的几个月里，法共参加了伦敦委员会，并指派费尔南·格勒尼埃担任驻该委员会的代表。戴高乐在1943年1月10日致法共中央的信件中，表示他注意到法共已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法共必须服从戴高乐领导的原则。信中说：

　　“费·格勒尼埃来了，他带来了以你们的名义宣布的法共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决定，法共愿意把它创建和培育起来的英勇的非正规部队交给我，让我以法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调遣，所有这些，都是法国团结的象征，……我深信我所指派的代表将看到法共的领导人愿意进行合作以实现你们组织中已经存在的那种牺牲精神和忠贞不二的纪律。”

　　同月21日，《人道报》写道：“我们对这位首先提高了抵抗运动水平的戴高乐将军表示信任，这反映了法国人的感情”。^[17]2月份，原来被维希政府送押在阿尔及尔狱中的法共代表们就被释放了，而他们在1942年11月11日英美联军攻克阿尔及利亚之后还一直是被关押着的。同年6月——好像巧合似的，这日期正是在解散共产国际之后不几天——当时刚刚成立并把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废除了1939年9月达拉第宣布共产党非法的法令。以戴高乐和吉罗两将军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情况是再反动不过的了。按照杜克洛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编写的《抵抗运动史》的说法，它聚集着一批“由资产阶级派到这里来领取‘抵抗战士’的身份证以便确保其本身利益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法共领导用下述声明来欢庆“民解”的成立：

　　“全体法国人民都指望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动员法国在海外的一切资源力量和意志，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正在祖国土地上进行着艰巨而光荣的斗争的爱国志士们，把法国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反希特勒的战争。”^[18]

　　在这个阶段中，法共把参加“民解”看作是它的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它要求委员会接受一项纲领作为它参加的条件，这个纲领最进步的要求也不过是“推行民主的社会政策，以便调动法国的一切力量，鼓起全体人民参加解放战争的热情”。尽管这种一般性的宣言很难说是要求截高乐作出什么妥协，甚至还可能帮助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去取得抵抗战士身份证，但戴高乐却拒绝接受任何条件，正如他拒绝让法共自己指派而只能由他来指定法共参加“民解”的代表一样。这无疑是为了表明他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到头来，法共只好在戴高乐没有同意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参加了“民解”。^[19]
　　诚然，党在民族阵线中也同时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由党领导的逐渐积聚了相当力量的联合阵线）。党主张在国内抵抗运动中把一切不同的组织和派别都联合起来。1945年春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联合抵抗运动”把战斗团、义勇军和解放运动（即在地下改组过的法国总工会）联合在一起，并于5月27日成立了代表一切组织和派别的“民族抵抗委员会”。在筹建这个团体的商谈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当时抵抗运动中唯一有组织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开始，戴高乐不想让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政党派出代表参加“民抗”，但当他看到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他又转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这就是杜克洛的历史著作中所说的：“为了不让共产党成为唯一享有‘抵抗运动政党’头衔的党，〔戴高乐建议〕其他政治团体也应该有代表参加委员会。”把一些旧政党重新建立起来，既可以“加强戴高乐事业在盟国心目中的地位”，又可以“构成遏制共产党影响的唯一有效的障碍”。杜克洛继续说：
　　不过，这一切动议遭到抵抗运动各方面的激烈反对。维希政权已使许多政客声名狼藉，尽管各政党中也有某些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但除共产党外，没有其他任何政党能在地下重建起来，……抵抗运动强烈反对这些政党重新出现。
　　地下报纸《法兰西防卫报》写道：

　　“法共应该派代表参加解放委员会，这是天公地道的，因为它积极从事共同的斗争。但我们很难接受那些旧的政冶运动的代表们参加。”

　　这无疑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它提出了这场斗争究竟会有什么结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回到把法国推向民族灾难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去，要么建立一个以法共为领导的、用抵抗精神武装起来的、崭新的统一力量。这是向党提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党能够把自己摆到这一改革潮流的领导地位，引导它走向急剧变革法国社会的方向去。但是党在天平上把砝码加在“过去”那边，支持了戴高乐的建议。杜克洛对这一行动作了如下解释：

　　“事实上，从传统上说，法国的政治生活总是表现为一种兼容并蓄的广阔潮流。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特征。在法国，对政治的冷淡和对党派的谴责，往往成为反动势力手中的武器。鉴于这种情况，也鉴于民族斗争中实现迅速有效的团结的必要性，法共同意在让·莫林提出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民族抵抗委员会。莫林在向伦敦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法共这种谋求团结的愿望表示了赞扬。”^[20]

　　杜克洛之流所说的“特征”，确实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第二个同样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反动势力曾经不止一次地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无能。第三个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在杜克洛的辩解中被忽略了的，就是那些传统的政党，“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正好处于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一蹶不振的境地，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反动势力想要否定这些政党，而是新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抵抗运动中产生出来，于是反动势力反而要拼命抓住“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作为一根救命稻草。第四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后来的事态将会证明——是法共支持戴高乐的这个解决办法，实际就是为法国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伦敦委员会对它大加赞扬是理所当然的。在民族斗争中，确实需要迅速地取得有效的团结，但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这场斗争怎样理解，其次也要看斗争的方向，如果斗争为的是导致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复辟，那么，戴高乐所选择的、并得到法共支持的这种“团结”，无疑是再“有效”不过的了。南共如果也接受这种牌号的“团结”，——事实上，斯大林曾试图以此强加于它——那么，就会把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引导到复辟传统的君主制的道路上去。而欧洲唯一不是从划分“势力范围”造成的，而是不理睬这种划分凭自己的力量争取到胜利的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1943年，特别是1944年最初几个月中，统一抵抗运动的基层组织网在全法国有力地发展起来，而法共在其中占据着关键性的位置，从而有机会在组织工作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能否领导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并把它引向一场在法国获得成功的革命，并不仅仅取决于在抵抗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或者组织武装斗争的能力（法共也如西共过去所表现的一样，已经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这方面的卓越能力），甚至也不取决于在战斗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法共在这方面也同样是堪称表率的。（法共确实无愧于“烈士党”的称号，但遗憾的是，它并非同样无愧于“革命党”的称号。）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首先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需要党的领导层对实行这样一种革命变革具有坚强的意志。
　　全国性起义继之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使夺取政权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法国的大部分，包括巴黎在内，都是由抵抗运动的部队在群众支持下解放的，盟军并未直接干预。各地的解放委员会几乎都已成为权力机关，爱国民兵组织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群众组织。^[21]共产党是这个伟大的人民起义的中坚力量。它的威信和影响，不论在工会和工厂中，在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组织中，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或在抵抗时期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22]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当时形势是革命的形势。即使当时的事态还没有把这种形势的特点显示出来，但在群众心目中，法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维希政府和占领者的政权一崩溃，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和其他靠工薪收入的广大社会阶层，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法共身上。他们把法共和革命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和苏联联系在一起，而苏联的威望——这是当时形势中的另一个基本因素——在法国人民心目中达到了后来从未再达到过的高度。
　　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表明的，他很了解“战斗分子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相信法共想趁解放之机，领导抵抗部队夺取政权，而且在很久以后，事实早已证明不是如此，他仍认为法共有此意图：
　　乘战争混乱之机捞取好处，在民族抵抗委员会中拥有压倒优势（该委员会的成员除已投身于共产党的人之外，也许还有不少人容易受权力的诱惑），利用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迫害、所承担的损失、所表现的勇敢精神而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的同情，利用人民对无纪律、无秩序状态的忧虑来谋取他们本身的利益，最后，还宣称他们已归附于戴高乐将军来伪装自己，就这样，他们打算领头搞一场起义，像巴黎公社那样，宣布成立共和国，保证建立公共秩序和维护正义。而且他们还打算十分谨慎行事，除了“马赛曲”不唱别的歌，除了“三色旗”不打别的旗。^[23]
　　戴高乐归诸于法共的这种计划，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计划。法共手中握有哪些牌和怎么打这些牌的技巧，戴高乐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在这种形势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所应该关心的，不是提出一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抽象计划，而是要由抵抗运动，即真正的抵抗运动而不是伦敦或阿尔及尔的抵抗运动，来夺取政权。这并不是说要去直接反对戴高乐，但却可以逼迫戴高乐来反对抵抗运动。这并不是说要去同英美“解放”部队发生冲突，但可以把建立抵抗政权的既成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并且把在解放时高涨起来的民族情绪动员起来，反击对这个政权的任何进攻。在1944年的法国，这本来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戴高乐非常懂得这一点，可惜他不是法共总书记。
　　戴高乐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是巧妙地施展手腕。他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政权机构，并限制解放委员会的权力。他看到法共步步退让而并未作出多大反抗，就更有把握地前进了。他终于惊奇地发现，法共原来是伟大的“爱国”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党更能有效地提供合作，以重建“不朽的法兰西”。这个进程发展得很快。
　　在戴高乐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法共领导由于受到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和党内强有力的革命潮流的压力，奉行过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路线，既想捍卫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组织，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持坚决的群众行动，或提出对法国社会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的基本问题。1944年10月27日，杜克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爱国民兵组织必须继续警惕地保卫共和秩序，同时还应积极组织人民群众的军事训练”。他补充说，在每个地区，民兵组织应该包括成千上万的“公民战士”，并须置于解放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要有常驻的防区，要有武器弹药的储备。
　　第二天，戴高乐就用签署一项解散民兵的法令来作为回答。两名共产党部长虽然提了抗议，但仍然留在政府中。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了内部指示，要求继续保持民兵组织，不交出武器，并把武器秘密地储藏起来，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发动人民反击这种对抵抗政权的直接进攻，反击戴高乐的这种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意图。^[24]戴高乐玩弄着“先予后取”的把戏。11月6日，一项宣布赦免多列士的法令在政府公报上登出来了。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这一措施时写道：“多列士多次对我提出了请求。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实行这一赦免。我所想到的是过去的情景，后来出现的事态以及目前的需要。我相信让多列士回到法共领导岗位，实际上可能是利多害少的”。目前的需要是什么？按照戴高乐的描述，就是“剪除共产党的利爪”，“剥夺他们试图篡据的权力和正在显示的武装力量”。他对多列士归国的“好处”的估计是正确的。党的总书记11月27日回到法国。他的第一个主要口号是：“一个国家，一个警察机关，一个军队”。戴高乐评论说：“多列士从回到法国之时起，一直在帮助清除‘爱国民兵组织’的残迹。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篡夺政权的企图和一些过激团体的暴力行为。”^[25]
　　事实上，多列士一回到法国，党的各个组织就接到了解散民兵和交出武器的内部指示。多列士在1945年1月21日向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公然鼓吹解散民兵和一切“非正规”武装团体。他说：在对希特勒和维希的支持者们举行起义之前和起义之中，这些武装也许是正当的，但现在则应该由正规警察部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在同一报告中，多列士还鼓吹说，（就像1944年12月14日他在“冬季赛车场”的一次党组织主办的会议上作报告时鼓吹的那样）地方的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都不应该试图取代文官行政机构的职能。^[26]
　　戴高乐选择的赦免多列士的时间，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动机。这位将军正在准备访问莫斯科，如果他在莫斯科出现时，“多列士案件”还悬而未决，那将是十分尴尬的。另一方面，赦免斯大林的这位有势力的门徒，也将是再好不过的一份见面礼。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1l月1日公布赦免令，同月27日多列士抵达巴黎，12月2日戴高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这位将军的目的是想同苏联签订一个双边条约来加强他和英、美平起平坐的地位。经过一番吃力的讨价还价，他在这点上获得了成功。如果说赦免多列士使戴高乐和斯大林顺利地达成了协议，那么，法苏条约又使戴高乐和多列士顺利地达成了协议。1945年1月21日多列士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限制新的法兰西国家权力的恳切的议论，同莫斯科谈判的圆满结局不可能毫无关系。^[27]

重建“不朽的法兰西”

　　党除了有效地进行合作以消除解放委员会的“夺权倾向”和“爱国民兵组织的最后残余”之外，同时还把自己控制的抵抗武装部队，完全交给戴高乐分子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支配，并使之和法兰西的“伟大军队”融合起来。多列士从踏上法国土地之时起，就热烈地为建立这支“伟大军队”而奔走呼号。换言之，党把抵抗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一笔勾销了。另外，党把抵抗时期和解放时期所创立的新的人民政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加以普遍摧毁的同时，又投入了另一场争取恢复“不朽的法兰西”的战斗，即臭名昭著的“生产斗争”。这是在巴黎解放之后立即开始的。
　　1944年9月10日，伯努瓦·弗拉雄在对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工人们“在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大工业，保证它的充分恢复”。他解释说：重建工作“不应该使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受益”。但这个问题要“等到有朝一日征询人民意愿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时”，才能得到解决。到那时，“我们将会就消除托拉斯和以适当的方式把为全民族服务的经济取代托拉斯的统治，提出意见”。但是，就目前来说，工人们必须拼命干活，不必等待谁应该从重建中受益这个问题的最后表决结果。法国总工会的这位总书记也是法共的一位领导人。他建议工人们应该成立“爱国生产委员会”。1945年3月24日，他把这个报告提交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
　　当时，工人们的工资只得到些微增加，比“法国总工会”处于地下时期所提出的增长百分之五十的菲薄要求还要低，而物价却上涨了。弗拉雄在他的报告中说：“在这个时期中（从解放到1945年），工人们理所当然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如果说工人们虽有这种不满，而罢工实际上并未发生，那完全是由于工人群众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法国总工会及其积极分子们享有威信的缘故。”^[28]事实确实如此，党在多列士的领导下，曾经倾注全力向共产党员和参加总工会的工人灌输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在起初阶段，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德国尚未被完全打败，尚须为“战争作出努力”。但事实上，正如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演说中所暗示的，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而法国的武器生产对战争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当时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是法国工人的奋斗和牺牲所换来的结果究竟是“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巩固法国资本主义呢，还是建立一种“为民族服务的经济”？所谓“为战争作出努力”，在上面谈到的背景下，只有利于麻痹和瓦解能够强制实行第二种选择的势力。德国的战败并没有使这种“生产斗争”中止，反而使它达到了最高潮。
　　多列士找到了另一个并不特别新奇的理由，这就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像共产党人现在这样，每次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时所惯用的理由。多列士不止一次地说，工人们不应该提出过分的要求和举行罢工，而应该努力增产，因为给一个有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参加的政府制造困难，是符合资产阶级阔老们的利益的。多列士在1945年1月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比他的社会民主党的前辈和同辈毫无逊色，甚至走得更远：

　　“我们国家的致命危险在哪里？它在生产方面，……托拉斯及其代理人反对致力于重建和生产，这就说明，顶住托拉斯的这种反对，坚持劳动和生产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托拉斯及其代理人”当然并不打算反对工人们“劳动和生产”的愿望，多列士无法向党代会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根据，来支持他指控托拉斯具有这种意图的说法。可是另一方面，多列士作为党的长远目标提出来的“没有托拉斯的民主”这个概念，倒是很难使托拉斯高兴的。但是，托拉斯也用不着为此而过于烦恼，因为这个目标将要在尊重权威与保持稳定的条件下，通过议会的合法手段来实现。多列士在同一报告中宣称：“我们国家最有希望的前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一个具有广泛的民族民主团结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保证为权威和稳定提供最好的条件”。只有这样，“法兰西的伟大”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只有这样，生产才能顺利发展，而用多列士自己的活来说，“我们的物质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以及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是今天衡量法国伟大的尺度”。我们人民必须“为生产斗争而锻炼自己，正如过去为解放斗争锻炼过自己一样。我们的任务是恢复我国的伟大，是脚踏实地地争得我国独立的物质条件”。下面这段话，是针对党内外惯于用“革命词句”对党领导奉行的路线妄加批评的人说的：“我们必须同少数宗派主义分子的左倾观点作斗争。这些人认为我们大概已经放弃了革命路线。虽然他们还没有明说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法共中央在卓具远见的多列士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动派试图把工人阶级和民主人士中最先进的分子推向分裂人民的冒险事业中去的计划”。多列士在报告全文中凡是提到“革命”、“革命的”这些概念时，都只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他在元月份的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已经发展到了批评人们不该使用这些概念的地步，他转弯抹角地把这些概念和维希政府曾经用过的所谓“民族革命”的概念划了等号：
　　“我们共产党人暂时还不应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要求。我说这个话，是冒着被嘴上成天挂着‘革命’词句的人看成‘温吞水’的危险的！他们这种做法是颇为行时的，但是希特勒导演下的为时四年的‘民族革命’，已经提醒人们要谨防把某些术语抽掉其实际意义而加以蛊惑性的滥用。”

　　多列士用上了“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样一个词，号召人们“提高警惕，及时揭露和清除党内那些通常用左倾辞令作护身符的挑拨离间分子、捣乱分子、内奸、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29]
　　当多列士访问北方省的矿区时，“生产战”达到了最高潮。那里的矿工们不理睬法共和法国总工会发动的生产运动，仍不时举行罢工。多列士对参加罢工的党员大加训斥。他在1945年7月21日瓦齐埃矿区党员矿工集会上发表讲话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现在是把你们当作负责任的人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党中央的名义，以党代会决议的名义，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不赞成哪怕是最小规模的罢工，上星期日白求恩矿区那种罢工是在撇开工会而且同工会对着干闹起来的，那就尤其不能容许。
　　罢工结果，损失了三万吨煤，多列士惊呼：“这简直太丢人了，太可耻了。这给工会、给矿工的利益带来了莫大损害！”^[30]但在“瓦齐埃呼吁”一年之后，多列士却可以为已经取得的成功而暗自庆兴了：

　　“煤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日产量达到16万吨以上，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除苏联外，法国是唯一能以这样的成就而自豪的国家，……我们应该祝贺我们的不辞辛劳的矿工们！”^[31]

　　（读了多列士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法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工人们的中心任务只是把已经由他们自己控制的经济推动起来而已。）
　　同年12月，公用事业工人联合会决定组织一次警告性罢工，为此在“冬季赛车场”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筹备会。会上的发言人，甚至包括法国社会党的发言人，都一致坚持必须举行总罢工。唯独法国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亨利·雷诺表示反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总罢工将是一场灾难。把铁路交通断了，全国都得挨饿。”两天之后，多列士对内阁会议说，如果对这种不能容忍的压力作出让步，那是错误的。他还表示，财政部长的建议只须稍作修改就可以采纳。^[32]1945年这一年，法共是可以用现在古巴共产党的术语把它叫做“生产年”的。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年时，曾说：

　　“至于多列士，他即使在致力于推进共产主义事业，也在某些场合愿意为民族利益服务。他经常号召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最大限度的劳动与生产。我并不想去了解他的为人，只要有人为法国服务我就满意了。”^[33]

　　很快就清楚了，所谓“共产主义事业”并未得到多大进展，而法国或者毋宁说法国资产阶级，确实一直在得到很好的服务。
　　1946年6月，多列士感到不能不向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所支持的宪法草案在全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而6月2日立法选举的结果又清楚地表明了选民向右转的趋势。）：

　　“形势是严重的。法国富有的资产阶级在玩弄权术上经验丰富、本领高超。他们就是为了要造成这样的局势，甚至还想尽量使我们后退得更远，巧妙地轮番使用了他们的各种手段和代理人。在全国解放的时候，资产阶级还不敢直接向人民运动进攻，只是力图把它引入歧途，使之松懈，然后使之瓦解。他们阻挠抵抗力量的联合，并设法逐渐缩小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各广大地区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的影响。”^[34]

　　这番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
　　（1）解放两年之后，也就是法共参加政府两年之后，在法国真正取得进展的并不是在抵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运动，而是在解放后恢复了政治影响和增强了经济地位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多列士原来的策略是想让工人们勒紧裤带，更辛勤、更长时间地劳动，来抗击托拉斯，但结果反而使托拉斯加强了。怕危及“民族团结”而对群众运动施加种种限制，并对可能触犯法律秩序的行为决心加以约束，结果却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在法国复辟。怕吓跑中间集团而降低工人阶级的要求，结果反而使这些中间集团摆到右边去了，摆到资产阶级政党那边去了，而现在这些政党倒越来越坚决，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怯懦、软弱恰成鲜明的对照。多列士在他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想仅仅通过赢得议会多数来实现“新民主”的道路，通向的是“旧民主”最恶劣的形式，即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复辟。共产党的议会迷也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迷一样，正在自食其果。
　　法共领导企图把未能在法共和社会党的议会多数基础上组成两党联合政府的失败责任推给法国社会党，这种作法也是徒劳无益的。谁都知道，右翼社会党人除非受到群众运动的逼迫，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而多列士的领导却早已想方设法要把解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了。即使是忠诚地支持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左翼社会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也对这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前景，表示了理所当然的保留。诚然，多列士当时曾有几次提到可能要走一条与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法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话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为什么严肃的理论根据所证实。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予以推广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删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即红军和苏联政权的其他工具在这些国家所起过的作用。另外，法共对斯大林和他的教条百依百顺得如此露骨，以至人们很难相信多列士小心翼翼地玩弄异端的游戏，会比作出一种策略姿态有更多的意义。^[35]
　　（2）多列士承认“在全国解放的时候，资产阶级还不敢直接向人民运动进攻”，只是“力图把它引入歧途，使之松懈，然后使之瓦解”。这样，他就等于接受了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要求奉行一种进攻性的革命政策，俾使全国起义所造成的强大人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得以继续发展下去的论据。如果说，“富有的资产阶级”当时还不敢直接向这个运动展开进攻，那无非是因为他们感到了它的革命潜力。那么，又是谁“逐渐缩小了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各个地区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的影响”呢？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呢？还是多列士从莫斯科回国以来一直加以鼓吹并强制推行的政策呢？多列士在报告的另一部分再次提到“资产阶级势力的迂回战术，当他们在1944年8月还无力向人民直接进攻的时候，就用这种战术来遏制人民运动和转移它的方向，但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有了力量，可以公开夸耀他们这种战术了”。^[36]资产阶级的自夸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共产党的总书记奉行一种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迂回战术”如此合拍的政策，而且还赞不绝口，恐怕就不怎么合逻辑了。
　　尽管如此，多列士还是为解放以来的政策辩护，认为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出了点小毛病，那只是由于某些部门和职工会的工作没做好。多列士以一种世上少有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居然还批评“某些没有摆脱议会幻想的同志”，好像他对此毫无责任似的。但是，从这个报告全文来看，他这种批评的作用，不过是在表面上平衡一下他对左派的真正攻击而已。党内对现行路线的不满情绪已蔓延得如此广泛，多列士也感到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况，虽然想尽量加以缩小。多列士引述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扬恩地区某个党支部送来的一份决议，批评党的领导“一味在政府里讲合作，接二连三地作出让步”。另一个是上比利牛斯地区送来的一份决议，指责党的领导“与反动派合作，支持反民主的法令”。多列士呼吁全党起来坚决反对这种立场。凡是替这种立场辩护的人，都是不懂得“我们已成为一个政府党，他们这样作，是和党的总路线唱对台戏”。为了说服那些不顺从的同志，多列士提出了（就我所知还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下面这样一个不容置辩的特别重大的理由，而且以后许多年还一直用这个理由来为法共在解放时期的政策辩护。他说，批评我们这种政策的同志“甚至没有从美国记者李普曼那里得到教益，李普曼在《费加罗报》上写文章说：如果法共真的在法国取得政权，英美联军就会进行干涉”。^[37]我们回头还要再讨论这个初看起来如此颠扑不破的，至高无上的辩护理由。现在暂且以此结束我们对于法共被赶出政府以前所奉行的政策的简略回顾吧。
　　不论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严重形势”，还是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当然，这种不满情绪总归是可以很容易地用思想慑服和行政制裁等传统方法压下去的——都不足以使党的领导对其政策作任何改变。就在刚才提到的这次中央全会后不久，多列士发表了上面引述过的那篇讲话，极力赞扬矿工们用“血汗”换来的煤炭增产成绩，而党甘愿服从政府发布的冻结工资法令，因为它在政府中分享着部长职位。
　　不过，这个政策的最遭人非议之处，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篇幅中约略谈及的话，应该说是法共对于遭受法殖民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斗争所持的态度。自从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会晤戴高乐时承认了法属殖民地全体人民都应服从戴高乐的领导之后，法共的政策一直是要求殖民地继续留在法兰西联盟之内，但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形式上的独立。在这点上，法共只不过重新采取了它在“人民阵线”时期所奉行过的政策。多列士向党的十大（1945年6月）的报告中，把党的这部分政策表述如下：“要创造条件，在殖民地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和兄弟情谊的自由的联盟”。党维护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有分离的权利并不等于非分离不可”。
　　这样的殖民政策，是范科尔和其他在斯图加特会议上鼓吹“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第二国际领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的。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党同1947年以来法国历届政府镇压殖民地的所有勾当都牵连在一起了。在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区发生了使成千人丧生的野蛮镇压之后，^[38]共产党部长们仍然留在政府里，多列士在这次屠杀一个月之后召开的“十大”上，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

　　“我们讲民主，不能忘记民主的要求之一就是对殖民地人民采取一种胸襟更加广阔、兼容并蓄的态度。如同在阿尔说过的一样，我们说我们必须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合法要求，首先是为了这些苦难的人民的利益，其次也为了法兰西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经过上月的惨痛事件之后，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善食物供应，解除戒严状态，撤换维希政权所任命的官吏，惩办那些供养敌人两年之后又挑起一场绝食斗争的卖国贼。我们必须让那些在法国已不属征召之列的阿尔及利亚士兵们、军士们以及军官们复员，并遣送其回乡。最后，我们必须实施1944年3月7日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扩大实施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命令。”

　　结尾加了这样一句话：“民主的法兰西必须帮助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发展。”如此而已。法共并没有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存在。按照多列士的说法，阿尔及利亚人也像摩洛哥人、突尼斯人一样，在他们“形成”民族国家之前，都应该继续留在法兰西联盟之内。“我们曾不断地指出，北非各族人民的利益在于同法国人民结成联盟”（只要想想这个声明是紧接在上面引述的“分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分离的义务”这番话之后发表的，它的含义就更加清楚了）。多列士对不久前镇压叙利亚和黎巴嫩要求独立的人民的行为也表示了遗憾。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利的，但是提醒他们应该注意党对分离问题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列士谈起在这些国家进行镇压时说，“我们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我国在近东的传统威望和利益所遭到的打击。”^[39]
　　接着，1946年末，又出现了越南问题。当法国军队事实上在南越恢复了殖民政权之后（法共对此根本没有组织过抗议行动），法国舰队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发动了对越南人民的殖民战争。法共对此仍然无动于衷，甚至有一段时间——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不知是否应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越南捣乱分子”。不管怎样，反对越南人民的殖民战争居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了六个月之久，因为推行这场战争的政府包括有五名共产党部长，其中之一，就是担任内阁会议副主席的党的总书记。从1947年1月以后的四个月中，担任这个政府的国防部长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当三月份国民议会就为殖民战争提供军事信贷案投票时，法共的议会党团虽然进行了抵制，但法共部长们为了保持“政府团结”，却投票赞成，他们批准了给政府新任命的就地指导战争的高级专员的指示。^[40]按雅克·福韦的说法，杜克洛为了替保持“内阁会议团结”辩护，使用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他说，四大国（苏、美、英、法）会议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了，“我们的外长将在那里保卫法国的事业”。^[41]至于越南的事业，无妨稍等一等。
　　四大国会议开会期间，法国军队又用两年前在君士坦丁区使用过的方法，镇压了马达加斯加的起义。^[42]党仅仅提了几次形式上的抗议、并不过要求尊重被监禁的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议会豁免权而已。当时主要问题是要保持“内阁会议团结”，因为皮杜尔要在莫斯科会议上维护“法国的事业”，就必须能够代表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讲话，马达加斯加的事业，像越南的事业一样，也无妨等一等。
　　多列士和杜克洛如此珍视的“法国的事业”，在这里是具有十分明确的内容的，那就是战胜的法国对战败的德国所提出的要求。法共在和法国资产阶级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而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却十分僵硬。多列士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基于以下“原则”：“德意志民族应为他们追随希特勒进行灭绝其他民族的战争而承担重大责任……它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它必须付出代价”。
　　可是，其他“重大责任”，似乎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例如：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容忍凡尔赛和约和那些导致慕尼黑事件的政策的责任；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奉行促成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的政策的责任；斯大林奉行贻误1936年改变欧洲事态进程的伟大时机，使西班牙共和国归于失败的政策的责任，等等。
　　此时此刻多列士正焦虑不安，因为凡尔赛和约错误地提出向德国人索取现金赔偿，而当时如果要求“以实物，首先以德国劳动力作赔偿”的话，就会有效得多。法共要求把鲁尔国际化，把萨尔纳入法国经济。鲁尔的煤应该用来帮助法国经济的重建工作。这一切都应该用“对德国的长期占领”来保证。当然，我们也无须言过其实。多列士的爱国主义是很现实的。他解释说：“我们并不反对德国发展某些重工业。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知道不可能把德国降到原始部落的水平，但我们需要得到某种保证”。可是，另一方面，多列士始终坚持使用德国劳动力，毫无灵活余地。还在他巡视北方矿区时，他就建议要让德国战俘干更多的活。1946年12月15日《每日邮报》发表的他接见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尖锐地批评了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英国人对德国人一味心慈手软，不肯叫他们干活”。^[43]
　　多列士公开与斯大林的意见发生分歧了，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来还未出现过的事。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既与法国国内的革命斗争问题无关，也不是因法共对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任意摆布欧洲各国人民的命运，擅自决定法国应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种橫蛮的方式感到震惊引起的。原来分歧发生在鲁尔问题上。在上述接见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多列士公开承认了这点：“我们的苏联朋友说，‘鲁尔应由盟国共管’，我们说‘鲁尔应实行国际化’，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折衷方案。”
　　这场争论在几个月之前的另一次四大国会议上就已经爆发了。莫洛托夫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德国和把萨尔置于法国管辖之下。但法共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赢得了莱昂·布吕姆不无讽刺的赞扬：“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十分正当地利用了这次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确实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货真价实的，牢固可靠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如此根深蒂固，甚至经得起这次爆炸性的冲击”。^[44]其实法共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在防止德帝国主义复活的方法上有些意见不一致而已，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使在方法问题上，这两种立场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同对待这个问题所应持的国际主义的革命的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儿子毕竟在涉及民族利益的领域中第一次向老子闹独立性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是丝毫也不会削弱的。这种初露头角的法国“共产”民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的苏联“共产”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小的冲突种子，很快就被更为重要的争论所淹没了。
　　事情的真相是，“大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美帝国主义已经坚决地着手建立它对全球的统治。它给欧洲资产阶级撒下了美元的甘露，以换取他们的屈从。它还向他们提供了军事保护——当时它是原子弹的唯一拥有者——以防范“赤祸”。所以，当多列士和杜克洛正在作出慷慨的让步——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什么样的让步——以保持“内阁会议团结”，俾使皮杜尔能在“举国团结一致”的支持下去“保卫法国的事业”的时候，法国的这位外交部长却已和贝文、马歇尔就鲁尔煤的问题单独签订了一项协议。为了报答名叫“马歇尔计划”的救命甘露，法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对德国的要求”，并且坚决地投入美国集团的怀抱。但是，美国在慷概解囊之前坚持要把所有共产党人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中都撵出去。
　　这件事情干得相当干净利落，没有遇到严重因难。各国使用了不同的借口为执行新主子的命令打掩护，但结果看来倒是相同的。3月19日，斯巴克组成了一个不要比共参加的政府，5月5日，拉马第把法共撵走，同月30日，加斯佩里改组了他的政府，不要意共参加。
　　在法国，所用的借口是雷诺工厂的大罢工，当法国总工会和法共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法兰西的伟大”，一连三年推行“生产战”和反罢工政策之后，到这三年的末尾，落得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党和共产党部长们占多数的政府实行工资冻结。这样，工人们的意识中就不免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难道他们不可以自己起来干？总工会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其办法是赶紧在1947年3月提出一系列不大的要求，但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劝阻别人不要采取行动。4月25日，雷诺厂的工人们就参加了显然由托派分子发动的并立即得到社会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会员们支持的大罢工。在政府内部，法共被指责为罢工的煽动者，拉马第向国民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信任问题。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以及尚未参加罢工的工人们不断增长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法共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赞成延长冻结工资，否则就会严重损害它在工人中的信誉，也会进一步削弱已经卷入雷诺厂罢工的法共左翼的地位。正如拉马第想趁此机会以国内压力为借口来执行主子的命令一样，法共也不愿失去这次可以一举两得的良机。一方面它希望在政府中造成一次危机，因为这个政府正向屈从美国政策方面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法共领导认为它的态度将带来一次政府危机）；另一方面，它想刷新一下作为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形象。
　　第一个计划落空了。拉马第不过改组了一下他的政府，把法共部长们排除出去就完事了（这就证实了基本问题不是国内政策而是对外政策问题）。但是，法共尽管投票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却并不打算发动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在议会里，杜克洛反而使拉马第消除了对延长罢工的恐惧，他说：“现在只有傻瓜才谈论总罢工”。^[45]法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起劲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政府党”。它仍然认为皮杜尔、贝文、马歇尔关于鲁尔煤的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但并非不可挽回的插曲。甚至到6月下旬莫斯科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后，法共领导还死抱住“大同盟”将会继续下去这个幻想不放。当初亏得这个“大同盟”的赐福，它才当了将近三年的“政府党”。一直到九月底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时，法共还没有认识到已经到了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多列士当时总是不惮其烦地重复法共近三年来一直在抛出来的证据，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党”。他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其他共和党派小看了它的功绩。下面这段话是1947年6月8日说的，可作为例证：

　　“如果战前的总生产指数为100，则1944年为35，1946年底为90。第一次大战后的情况又怎样呢？1919年的生产指数比这低得多，仅为57，1920年为62，1921年为55，1922年为78，1923年达88。换句话说，多亏工人阶级的努力，国家在两年之内就已经恢复过来了，而在上次大战后，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结果，虽然那时困难要少些。
　　“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敢于把应该说的话告诉了工人阶级。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可是，当我们在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谈论团结的时候，现任劳工部长却说：‘团结起来生产煤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吗？’
　　“但是，在1914—18年大战之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与大战前比较，1921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为337，而工资指数为472。这就是说，工资的购买力增长了40%。这种趋势直到1925年金融危机时才发生转变。而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1944年10月，物价指数上升到291，工资指数上升到321，而1946年10月物价指数达到了851，工资指数只达到417。这就是说，与战前1937年相比，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已降低了50%。”^[46]

　　换句话说，法共从1944年到1947年在政府里努力进行合作所收到的效果，比1919—21年天蓝色内阁反动政府所干的还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而不利于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47]只要你想一想工人阶级在1919—21年曾进行多么勇猛的斗争，包括罢工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在1944—46年，却多么温顺地接受了法共灌输的那些反对罢工和努力增产的口号，你就不会对这个鲜明的对比感到奇怪了。法国资产阶级真是大大冤枉了法共。不难理解，年高德劭的加香为什么在法共十一大（1947年6月）提到多列士时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到底发了什么疯，竟把这样一位政治家撵走？”^[48]确实，只有对欧洲事务一窍不通的美国政客以及对美国政客百依百顺的法国政客才会这样“发疯”。

失败了的革命（意大利）

　　就党的总路线而言，意共在抵抗时期、解放时期和战后最初年代所奉行的政策与法共并无重大区别。这是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向各国共产党部署的、并在共产国际最终被解散一事上反映出来的这徉一条路线的意大利翻版。当然意共与法共在实施这条路线方面，存在一些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部分是由于意大利现存问题的客观性质，部分是由于意共及其领导集团的某些特殊风格所决定的。
　　意共对莫斯科必然也要服从，但从来就不像多列士领导下的法共那样百依百顺。意共是葛兰西和波尔迪加的党，这两位领导人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他们能团结一致，为在莫斯科中心面前保持该党的个性和自主权而斗争。即使陶里亚蒂把意共拉入了共产国际体系，这个传统，特别是葛兰西的影响，从来没有被磨灭。陶里亚蒂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复杂的个性，难于适应斯大林的模式。多亏他又具有善于周旋协调和施展谋略的高超个人禀赋，并且凭借他在共产国际中身居的要职，他才能成功地在服从苏联领导、满足（如他所见的）意大利形势需要这二者之间保持难以保持的平衡。在我们所考察的这段时期内，由于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和陶里亚蒂对意大利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协调一致，所以，保持这种平衡还比较容易一些。分歧是后来发生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内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现象。
　　苏德条约的签订和意共对共产国际立场的赞同，使它付出了代价。和社会党之间的工作协议告吹了。不过，这对意共的政策和意大利国内局势的影响，比之法共所受的影响要小些。意共已经在几年之前使自己适应于地下工作的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暂时还没有面临德国侵略的问题。在国内政策方面，它的路线一直保持着连续性。法西斯政府就是它的“维希”政府，而党的活动一直是强烈地反法西斯的。当意大利于1940年6月参战时，党指控墨索里尼政府“把人民出卖给德帝国主义”。1941年5月，党的另一个文件猛烈地抨击德帝国主义，并宣称英国和法国都不是意大利的威胁。党号召废除同德国缔结的条约，要求一切德国军队从意大利撤走。^[49]这就可以看出，意共在对待以德帝国主义为一方和以盟国为另一方的态度上，和同时期法共的态度是不同的。

萨莱诺大转弯

　　苏联的参战，使意共得以迅速恢复它同社会党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议（1941年10月），并且进而与反法西斯的“正义和自由”团（它不久就改名为行动党）达成同样的协议。1942年这一年，反法西斯的斗争主要在北意大利发展起来。1943年春，都灵的工人首先发难，掀起了强大的罢工浪潮，一直伸展到米兰和热那亚，参加人数超过十万人。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英、美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以及北部意大利的大罢工，使意大利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清楚地看到，已经到了必须干掉墨索里尼转向盟国寻求庇护的时候了。自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想先发制人，阻止以革命的方法来解决政权危机。所以，巴多利奥政府一上台就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在一份政府通告中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任何群众运动一露头就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军队要以战斗队形行进，就像面临敌人一样，不必发出警告，就可以用臼炮野战炮在一定距离之外开火。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空射击，而要像实战中一样对人射击。无论什么地方发生暴力行为，哪怕是孤立的行为，肇事者都必须立即就地处决。”^[50]

　　但是独裁者的倒台已经扫除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约束。一些反法西斯政党公开活动了。官办的工会转到了各地刚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联合委员会所任命的特派员手中，支持释放政治犯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工厂里选出了工人委员会，这是墨索里尼倒台后在意大利最初出现的一种民选团体。
　　这时，德国在意大利除已驻有七个师外，又赶紧调来18个师，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而巴多利奥政府却未采取任何防御措施。看来，国王和这位元帅，以及意大利资产阶级阔老们，都希望能够摆脱战争，以便专心致志地用法西斯国家机器来对付国内敌人。他们满以为，不论德国和盟国，都同样关心避免“赤祸”，所以它们大概都会同意采取这一行动。^[51]但德国人的反应却摧毁了这种希望。巴多利奥政府别无他法，只得逃往南部去寻求盟军的庇护，让德国人去摧毁北部和中部的反法西斯运动。同年9月9日，在宣布同盟国秘密订立的停战协定之后，国王和皇室，以及这位元帅与一大群显要的将军们和大官们组成的扈从队伍，没有作出任何抵御侵略者的安排就匆匆逃离罗马。一个月以后，巴多利奥才对德宣战，他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压力之下，于10月13日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大利便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德军占领区，它直到1944年春季还包括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而到同年夏季，就被压缩到北部一隅去了。另一个是盟军占领区，它的情况恰恰相反，6月初攻占罗马时，它只包括南部地区（前线就紧靠那不勒斯以北），到夏季却开姶向中部推进了。
　　1943年11月以后，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在北部地区开始显出其重要性。皮埃蒙特、伦巴第、利古里亚、托斯卡纳等地都爆发了严重的罢工。在北方意共领导机关的倡议之下，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包括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和行动党在内）的支持之下，于1944年3月举行了一次席卷整个德占区的总罢工。共产党和社会党发出了联合呼吁书。约一百多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是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欧洲德占区发生的同类罢工中最重要的一次。都灵的罢工坚持达一个月之久。在开展罢工运动和其它形式的群众斗争的同时，游击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44年夏季，加入各种战斗部队的已有十万人左右。隆哥对北意大利的局势曾作这样的描述：

　　“群众运动已达到如此的规模，许多地区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政权，一方面是法西斯当局，它越来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反法西斯的行政机关，它是非法建立的，但深得民心。除了这些存在双重政权的地区外，在整个纳粹占领时期，北意大利还有一些地区已完全从德、意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这些地区在游击武装保护下举行了自由选举，产生出民主团体来进行治理。”^[52]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前者更占大多数——是控制这个强大运动的核心力量，运动的主力是意大利工业地区的工人阶级，他们的革命精神受到许多非共产党历史学家和事件参与者的称赞。^[53]但是，当这种人民政权在北部工业区开始形成的时候，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新的政权机构也正在南部农业区酝酿筹建之中。
　　墨索里尼倒台后不久，左翼领袖们曾试图同巴多利奥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以便组织抗击德国占领的共同斗争。但是，国王和元帅跟纳粹明显有勾结，元帅又执行反人民的镇压政策，因此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在放弃罗马之后，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各派反法西斯力量并愿意进行抗击德军的顽强斗争的政府，已成为当务之急。
　　此时，“三强”已给予巴多利奥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他们1943年10月底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声明》中，泛泛说了几句关于意大利政治制度应该民主化的话之后，就明确地提议要让“一直反对法西斯的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们”参加政府。《真理报》11月12日发表陶里亚蒂的文章（他当时还在苏联，到1944年2月底才动身回国，3月7日抵达那不勒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声明所提出的措施，完全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些措施构成了一个纲领，我国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必须围绕这个纲领团结起来以争取其迅速实现。”^[54]无须指出，由丘吉尔、罗斯福的代表们所签署的这个“纲领”，其要害就是要在意大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各反法西斯政党认为巴多利奥政府是法西斯余孽，这是有道理的。“纲领”却要求这些政党同巴多利奥政府妥协，以开始国家的重建工作。
　　陶里亚蒂的立场，是紧密遵循“三强”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达成的安排的，它明显地不同于国内意共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1943年10月，意大利德占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有这样的一段话：

　　“工人阶级在目前事态中所担负的使命的职责，是要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以便通过这场斗争在意大利人民中赢得成信，使自己成为创建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力量。这就是党的方针。

　　（文件中提到应该注意避免两个错误。一个是把抵抗运动的目标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陷入“极端主义幼稚病”。）

　　“但是，另一个更为严重得多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方面的错误，即低估有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的力量综合体中的政治领导权的重要性，轻易接受巴多利奥和王室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利用被人误解的团结的名义而提出的要求。可以允许这些代表在反对法西斯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担任配角，但决不能让他们担任主角。”^[55]

　　同年12月，莫斯科电台早已广播了陶里亚蒂的立场，这个党内文件居然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党的秘密刊物上，这伴事是耐人寻味的。这个时期中社会党的政策决不比意共右。甚至行动党都宣称抵抗运动的目标不限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56]
　　在意大利南部，意共、社会党和行动党领导了一场强大的反对国王和元帅的运动。1944年元月底，在巴里召开了各反法西斯党派的联合代表大会，并有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在1943年9月国王和巴多利奥逃跑之后在罗马成立的，它的地下总部设在罗马，直至解放。但它的实际活动是非常有限的）。^[57]行动党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得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支持，也得到“民解”代表的支持。这些措施包括：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建议把这次代表大会建成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议会，直到选出立宪会议为止，并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同联合国联系。可是，自由党人在本·克罗齐的领导之下，巧妙地玩弄手腕。这位哲学家虽然也承认国王是“法西斯佘孽的代表”，但强调行动党的建议只有采取暴力行动才能实施，而在有盟军驻在国内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向国王施加压力，迫使他退位。代表大会犹豫了，最后只是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却没有把自己建成一个全国性的议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发动人民群众。
　　不过，左翼政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丘吉尔2月22日发表演说，其中嘲笑了巴里代表大会反对王室和巴多利奥的决议。为了回敬，那不勒斯工人号召举行罢工。由于军事当局的反对，后改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只有左翼政党代表发言。大会是3月12日召开的。到14日，即反政府的激烈情绪达到最高潮时，巴多利奥突然宣布他的政府已得到苏联承认，并已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盟国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
　　这就是陶里亚蒂3月27日抵达那不勒斯时的形势概况。他抵达后就准备实施“三强”对意大利的政策。他对于左翼反法西斯政党，特别是他自己的党所奉行的政策苛刻地评价了一番。这是不足为怪的。许多年之后，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说：当时意共走得太远了，甚至“组织反丘吉尔的集会，并和其它反法西斯政党一道商讨不经政府倡议而由各政党倡议组织一次人民协商会议的可能性”，这样，它就走进了“一条危险的死胡同”。^[58]多亏陶里亚蒂一转瞬间就扭转乾坤，把党从这种难以自拔的被动局面中拯救出来，并把它领上了一条通向成功与民族团结的康庄大道。3月29日南部地区党的领导人开会，陶里亚蒂“挺身而出”，提议“暂且推迟有关政体问题的讨论，等到将来有可能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说。当前应当优先考虑的是各派政治力量要团结一致对德作战，也就是说，应立即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同一篇传记中还说：“起初大多数与会者都惊愕失措”，但陶里亚蒂“对他的提议作了如此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以致大家都无法反对了”。^[59]根据其它资料，当时有些老的领导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不过陶里亚蒂除了他非凡的辩才之外，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威望支持着他。他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谁比斯大林更了解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所在呢？如果说苏联竟然承认了巴多利奥政府，那无疑是我们的事业要求这样做。^[60]
　　意共政策的大转弯——后来意共历史上称为“萨莱诺大转弯”——使它终于能克服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抵制。国王维克多·爱墨虞限三世屈服于克罗齐和罗斯福的压力，作出了“牺牲”。罗马一解放他就宣布打算退位，并指定他的儿子温伯托担任摄政王。于是，妥协就更加容易了。但事实证明，民族团结政府仍然是十分难产的。在最后一刻，整个行动险些毁在自由党和行动党手里。幸亏陶里亚蒂“在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利扎迪、天主教民主党人罗迪诺和耶沃林诺的支持下，领导了一场反击；而为了找到解决这种局势的办法，陶里亚蒂不得不同意亲自参加这个政府”。耶沃林诺后来说，当然，如果没有提出宗教问题来的话，他本人也可能成了一个共产党人，他很欢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接受部长职位时表现的那种牺牲精神。他当时对陶里亚蒂说：“如果你拒绝参加政府，人们就会说，你把这个政府看作是一群傻瓜组成的政府，所以你才不愿参加”。^[61]他这番话是否指当时反法西斯领导人所热心担任的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还不太清楚。不过，这些领导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谴责国王和巴多利奥是法西斯余孽，还在谴责他们暗中破坏抗德战争，而现在居然同意在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之下，当国王的大臣，所用的名义则是要进行“战争的努力”来抗击侵略者和铲除法西斯的最后残余。那么，人们要求导演这个政治行动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看作是本阶级的代表和苏联的代表的人物，用他自己参加政府的行动来保证这个新政府确实是真诚地抱着民主和反法西斯宗旨的政府（新政府向国王集体宣誓后即将就职），是不为过分的。
　　受党的官方观点影响的意共文件和历史记载，把巴多利奥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说成基本上是意大利自己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陶里亚蒂指导的行动。但实际上，这是“三强”采取的行动，而且，据苏联的消息，这个主意的提出应该归功于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说得很清楚：“苏联于3月11日与意大利政府建立了直接关系，由于苏联的倡议，巴多利奥政府于1944年4月22日改组，以便接纳反法西斯联盟的六个政党的代表”。^[62]
　　从苏联的观点看，这个倡议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苏联的代表参加了意大利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三强外长莫斯科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盟国军事委员会（其中无苏联代表）。在外交上承认巴多利奥，就可以使苏联获得直接干预的机会。而巴多利奥政府经过“改组”，共产党人入阁，更增加了这种机会。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不是要叫意共采取一种能用革命办法解决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的战略，因为一当斯大林看清楚意大利将会被盟军“解放”，他就立即把这种解决办法一笔勾销了。问题是怎样在意大利棋盘上摆上几个能遏制盟国影响的卒子（在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上，意共受到日丹诺夫的严厉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对墨索里尼倒台后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运动缺乏一种全力支持的革命政策，而是由于他们未能阻止意大利加入美国集团）。当然，斯大林的这个改组巴多利奥政府的“倡议”如果得不到英美的同意，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只要想起，当时斯大林为了取悦于丘吉尔和罗斯福正在强压铁托与彼得国王达成modus vivendi（妥协），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之所以强压爱默虞限国王与陶里亚蒂也达成这样的妥协，就不足为奇了。^[63]双方玩的是同样的把戏。

由民族团结到天主教民主党的垄断

　　“民族团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共产党赢得了“革命党”和“秩序党”双重威望的光荣，开始迅速发展。但旧的统治阶级中的新生政治力量也同样迅速地，甚至更加迅速地开始组织起来。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可以充分利用左翼政党所提供的庄严的保证，这个保证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即宗教麻醉剂，同人们向往自由和民主的清新的愿望，甚至还同社会主义（当然是天主教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新生政治力量迅速发展，不断吸收法西斯余孽、旧的和富有经验的文职官僚阶层、更旧的和更富有经验的教会官僚阶层、旧的国家武装力量，等等。这无疑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发展，因为民族团结的阳光，即secondo risorgimento（第二次复兴）的阳光正普照着所有的意大利人，不问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如何。（只有法西斯分子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他们是罪有应得的，但只要他们乔装打扮一番，也仍然可以重新混进来。）
　　在罗马解放之后，民族团结政府由博诺米代替了巴多利奥担任政府首脑，借此表白一下它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精神。博诺米青年时代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1911年因持过激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被开除出社会党，1921年他在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几届政府中，曾担任过一届政府领袖。在陶里亚蒂自己修订过的传记中，对博诺米有过这样一段赞美的话：

　　“时间尽管过去了这么久，在他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过去时期的痕迹，他当年曾经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深知其中的问题和成功所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他旧时改良的可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情陶里亚蒂，以及他们二人之间为什么既保持极良好的关系同时又经常发生严重分歧的根源。他的主要过失就在于他过分关心旧的国家机器的命运和过分注重政府的外表形式。”^[64]

　　博诺米确实对旧的国家机器关怀备至，他有计划地用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建造成一个“崭新的”结构。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则漠不关心。他认为工人的职责就是发扬民族团结精神，克己禁欲，支持“战争的努力”。等到一旦敌人被打败了，炮声停息了，选民们说话了，那么，各个政党理所当然地写入其纲领并给以显著地位的rinnovament sociale（社会革新）目标就会得到实现。正如陶里亚蒂在回国后第一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工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做俄国人做过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要打败希特勒德国。而为了胜利地实现这个为陶里亚蒂奉为当时“一切革命任务中最革命的任务”，“我们就必须在盟军的后方保证维持秩序和纪律。”基本的社会问题将在召开立宪会议时研究。至于目前，党已经有了一个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其它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只要在“新民主主义”之下认真予以贯彻执行，就可以防止“一小撮贪婪、自私、腐化的人再次把国家的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并用这些财富来压制自由和推行违背民族利益的政策。”陶里亚蒂曾回敬那些指责党“放弃了革命”的人们说：“别来干扰我们吧！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总比你们懂得多一点”。^[65]当然，要在这方面教训这位曾经是“世界革命党”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人物，未免太不自量了。
　　应该公平地强调指出，党确实呼吁过要立即采取措施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境况和制止猖獗的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使少数人大发橫财而使埋头干活和打仗的人深受其害。但是，主要的投机商正如陶里亚蒂所指出的那样，却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大资本主义的势力，工业家、银行家、地主的庞大组织，都安然无恙。他们未曾遭到法西斯的破坏，他们正在试图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引到这样一个方向去：即不遵循民族团结的精神来为工人阶级服务，而是牺牲人民和民族来增进有产阶级的利益。”^[66]

　　在国家处于经济崩溃和混乱的情况下，要改善群众的生活境况，就只有对那些缺乏“民族团结精神”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坚决予以打击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正是民族团结政策所不允许做的事。当时职工会迅猛发展，南部出现了强大的农民运动，共产党、社会党和整个反法西斯左派正在日益发展壮大起来。但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就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不得超越某种界限，否则“政府的团结”——还有各阶级的团结——将受到威胁。因此，早在1944年底人民对博诺米政府的希望显然就已经破灭了。
　　巴塔利亚和加里塔诺合著的《意大利抵抗运动史》对意共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正确性从未提出过怀疑，但它却记录了大量的事实。该书指出：“在新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中，他们用来诱骗游击队员和广大群众放弃抵抗斗争的论据之一，就是人们对‘哥特线’以南刚刚建立的政府的希望破灭了。”（人们把紧靠佛罗伦萨北面的亚平宁战线叫做“哥特线”，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一直保持稳定。“新法西斯分子的宣传”系指德占区的墨索里尼傀儡政府“萨洛共和国”的宣传。）该书继续说：

　　“希望之所以破灭，主要是由于政府未能实现意大利人民除旧布新的愿望。博诺米政府应该是一个由“民解”和反法西斯党派组成的政府，用以取代忠于国王的将军们所组成的巴多利奥政府。不过，这些将军们，虽然是出于战败的激愤之惰，还是很乐意为抗德的军事努力作出贡献的。但他们在罗马的影响被那些老资格的国家机关官僚们和法西斯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所代替，达些人正在破坏“民解”的团结，并破坏这个政府本身，他们使政府的民主行动陷于瘫痪。”^[67]

　　其实，使政府的“民主行动”陷于瘫痪的，并非全是那些老资格的国家机关官僚们和法西斯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的影响。主要因素是聚集在天主教民主党背后的那些统治阶级。他们得到教会和盟军的整套行政机构的支持，自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加强他们对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政治控制，把广大群众置于更大的压力之下，使之无所作为，这样就可以预防在抵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那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在北意大利一旦解放时走上政治舞台。
　　同年11月，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发起了猛烈攻击，指控它煽动“暴力行动”、“骚乱”和“无政府状态”。^[68]博诺米提出了辞呈。经过一场困难的政府危机之后，第二届博诺米政府组成了。新政府继续执行前政府的政策，但取得的成效更加微小。社会党和行动党都拒绝参加新政府，共产党则同意和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一道参加。陶里亚蒂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按照他自己传记中的说法，这主要是个荣誉的和象征性的职位。但他认为，这样来解决这场危机是民族团结政策的胜利。他说，人们要了解这一点，只须记住一个事实就够了：制造这场危机的目的，是想组成一个没有“民解”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可是新政府的全部成员没有一个不是来自这些党派的：

　　“他们（反民主的力量）在他们试图发动的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彻底的惨败，而我们则在这个战役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民解’各党派，特别是其中最先进的政党，如果听任别人把自己从政府中撵出去，其结果就会把我们已经赢得的罕有的胜利成果拱手让给别人，就会把新的国家机构交付给保守的反动的势力执掌。”

　　遵循这一方针，“我们仍然忠实地奉行战争、民族团结和建设性民主行动的路线，这条路线将决定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本身的命运。^[69]
　　反民主的势力，如陶里亚蒂在此处描述的那样，是“一些怕见天日的隐蔽的势力”。当然，他们总是披着盟友、神职人员、自由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国家公务人员（包括文职官僚阶层、武装部队、警察）的外衣露面。他们在这个时期所使用的战术并不是要把工人阶级政党从政府中排挤出去。他们是有这点聪明的，他们懂得如果能有陶里亚蒂这样一位人物，以“荣誉和象征性”的身份在部长们中间出现，就会给予他们一个欺骗人民的绝妙的借口，凭着这个借口就可以继续加强他们在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中的地位。他们丝毫也不希望反法西斯政党“抛弃”博诺米如此小心翼翼地维护其完整的国家机构。（博诺米的部长们——也可以说是左翼部长们，因为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都以同样的宗教虔诚对待这个不可动摇的国家机构，尽管他们正在用一些本质上毫无区别的新的成员来使这个机构“恢复活力”——这些左翼部长们因此要么就向这个国家机器的死板的保守倾向让步，要么就让政府的团结遭到危害，而这种团结乃是神圣的民族团结大厦的基石。）保守的反动的势力的利益所在，正好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党在国家恢复足够的力量，渡过危险的政治危机之前，千万别抛弃这个仍然是属于他们的“新国家”，因此，第一届博诺米政府之所以发生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工人阶级政党和反法西斯左翼必须严格尊重在萨莱诺签订的民族团结的协议才行。但这是一件不好办的事，因为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自发的主动行动，一直是倾向于破坏这个协议的。
　　需要陶里亚蒂施展出纵橫捭阖的全部本领，需要他口若悬河地向意共和意大利人民作出充满辩证法的辩解，需要他利用在政界上层长期活动的全部经验，特别是意共的全部革命威信——它的反改良主义的全部纯洁性——才能够在满足政府的团结要求（特别是向盟国当局屈服的要求）与巩固同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对意共进行的恶毒攻击，诚如陶里亚蒂传记中所说的，显然是“极大的污蔑”。他们把煽动“暴力行动”、“骚乱”与“无政府状态”等等罪名加给一个经常向人们宣讲必须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党，一个在意大利人民中广泛传布对盟国的信仰，使人深信盟国具有争取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的党，一个在工人群众中努力唤起民族使命感，而且一再阐明这种使命不可与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相混淆的党——把这样的罪名加给这样的党，不仅是“极大的污蔑”，而且看来也实在毫无意义。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并无意要冒犯它的盟友，只不过想要它的盟友对人民群众进一步施加约束而已。譬如说，地方和省一级的解放委员会就已经表现出一种令人焦虑的倾向，急于要扩大他们的权力，事先不和政府商量就采取主动行动，总之，是要创立一种双重政权的局面。但这样做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而不是大家同意的应该在意大利遵循的道路。这种倾向随着北意大利解放时刻的临近而显得日益危险，因为北意大利有一支游击军，那里的解放委员会和工人政党的力量也非同小可。意共在这次政府危机发生前不久，曾阐明它对解放委员会的立场：

　　“不应该像某些当权者那样动辄把民族解放委员会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应该承认和扩大它的职能。我们应该避免任何双重政权，但必须保证一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积极参加到需要的有组织的努力中去。”^[70]

　　天主教民主党对意共的攻击和政府危机的爆发，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在意大利政局的发展过程中，把导致“双重政权”的倾向坚决遏制住，把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加”严格限制在政府划定的框框之内。陶里亚蒂在解决政府危机后立即高唱胜利赞歌，可是，他不久之后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次政府危机的事态意味着争取新型民主的运动受到了一次挫折，而这种新型民主乃是继续进行战争和保持民族团结所必须的”。^[71]
　　党为了能够在政府中继续呆下去而作出的政治让步，并不限于在哥特线以南的地区，在哥特线以北地区甚至作出了更加重大的让步。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意大利统治阶级和盟国最担心的事就是德国溃败后在北方可能爆发革命。
　　第一个旨在摧毁游击运动的行动，就是1944年秋季盟军停止前进，使德国人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得以在整个冬季放手去攻打抵抗运动。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命令游击队在开春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把武器埋藏起来，专心收听盟军总部的无线电广播就行了（这个命令在电台广播多次，德军司令部了解得一清二楚）。^[72]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简称“北民解”）和游击队总参谋部决定不理睬亚历山大的命令，继续进行战斗。不过，“北民解”还是遵循民族团结的路线行事的（北意大利的意共领导机关已经接受了“萨莱诺大转弯”，尽管社会党和行动党试图在“北民解”内部加以反对，但意共、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态度占了优势）。^[73]为了与盟军司令部和博诺米政府达成协议，“北民解”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首都，并于12月7日签署了一个叫做“罗马议定书”的文件。游击队承担了如下义务：在战争的指挥上服从英、美的指示，同意任命一位盟军“秘密军官”担任游击队的军事指挥官，全国解放前，游击队必须执行他的指示。前面引述过的《意大利抵抗运动史》对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解放运动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看来好像被迫作出了重大让步；其实，盟军只不过得到了游击运动“不会发动一场革命”的确实承诺，这场革命显然一直使他们忐忑不安。”

　　这本书的作者继续写道：

　　“其实，这不是盟军的胜利，而是意大利人民的胜利。“北民解”已经看到自己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北意大利的政府。……由于盟军的承认，博诺米也跟着承认“北民解”是自己在德占区的“代表”，于是在两个意大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局势是那些在南意大利已经组织起来的敌视抵抗运动的势力迄今力图加以阻止的。”^[74]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民主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民族团结这个强有力的原则的支持之下，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在“彻底击败”那些企图把他们排挤出政府的反民主力量之后，现在只凭“简单地确认”一下他们并无意发动革命这件事，就成功地使自己被承认为北方的“合法政府”。盟军和博诺米政府慷慨地允许他们在攻打德国人和墨索里尼支持者的战斗中行使其“合法政府”的权力，反过来，盟军又给予后者以充分的自由去摧毁这个“合法政府”和它的英勇的游击部队。
　　有关各方都在努力忠实地执行这个已经达成的明确的默契。德国军队在新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接二连三地向游击队发动攻势，而盟军则小心翼翼地遵守着默认的停战协定一直到来年春季。在哥特线以南，博诺米政府和各个反法西斯政党都按兵不动，不发动群众去反对盟军这种通敌的罪恶勾当。北方的游击队和战斗的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在1944—45年漫长而艰苦的冬季中抗击着法西斯的多次攻势。他们在这场考验中，不仅表明了自己确实是“合法政府”，而且显示了意大利工业区的真正力量。^[75]到1945年4月中旬，德国实际上已经战败，盟军这才在哥特线上转入攻势。游击队和工人阶级领头发起一场总起义，他们把反对当局的军事行动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在盟军到达之前，就解放了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国土。当时担任北意大利抵抗运动和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隆哥，对局势作了如下描述：

　　“在4月初，三十多万名游击队员在北意大利打响了战斗，他们在盟军到达之前，相继解放了博洛尼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热那亚、都灵、米兰、维罗纳、帕多瓦等城市以及整个威尼斯地区。游击队抢救了德寇准备破坏的工业设施和交通线，捕获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夺得了相当数量的武器。游击队所到之处，都建立了行使地方权力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处决了主要的法西斯头子。……盟军和盟国当局达到之前，整整十天时间里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直管理着北意大利的全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警察部队也都由未直接参加对德军作战的游击队所接管。”^[76]

　　就这样，在十天之内，北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已经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和大工业企业。他们拥有三十万名战斗员（这个数字还会迅速增长起来），并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缴获来的武器。在东部边界上，有南斯拉夫军队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在奥地利边界上，则有苏联军队。但同时也还有“罗马议定书”，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还有雅尔塔会议。隆哥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部分结尾是很简略的：

　　“当盟国当局带着军队抵达北方时，马上就开始把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的抵抗运动人员从重要的职位上撤下来，代之以旧政府机关的官吏。而罗马政府一俟盟军把全国管辖权移交给它时，也就迅速地把民族解放委员会委任的负责人员一概撤掉，代之以所谓的“专家”，也就是旧政府机关的官吏。”^[77]

　　有位苏联历史学家对当时发生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叙述：

　　“英、美军事当局在北意大利宣布了战争状态。它废除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切民主的安排，解除了所有受人民信任的行政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反动的官吏。它把没收的财物退还给资本家和地主。占领者还解除了游击纵队的武装，进而着手解散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78]

　　不过苏联历史学家的叙述删略了一件事，就是当时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中有一位苏联代表参加，而就我所知，苏联人不论在委员会内部或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占领者”在北意大利的所作所为提出过任何抗议。这位历史学家也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实：即意共是第一个鼓吹要解除游击队的武装的。陶里亚蒂以后提起过这件事。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45年12月）这样说：“我们大家是根据在党派斗争中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而联合起来的。这个协议要求所有的人都解除武装，我们已和游击部队一道为此目的采取了措施，我们是第一个执行这个协议的”。^[79]
　　北意大利的起义激发了人民的热情和希望。当时人们都说“南风”受到了“北风”的抵制——“南风”是指在反法西斯烟幕掩护下的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北风”是指千百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强烈愿望。在1945年这一年中，所有左翼反法西斯政党都已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共产党的党员4月为40万人，12月增加到170万人。社会党到年底已有80万人。行动党代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团体的观点，它的党员也约有25万人。即使是天主教民主党——这个党正如陶里亚蒂所说的，是一个合两党为一的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灵魂”的党——其左翼力量也在日益增长，特别是在青年党员中。把工人阶级内部各个政治派别联合在一起的职工联合会，它的会员已迅速发展到500多万人。在南方，农民和雇工的强大运动正在继续高涨。北方大工厂企业中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虽然不再被承认是合法的，但在群众起义的保护之下，仍在发挥其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已作好了战斗的精神准备。^[80]
　　尽管政府和盟军对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了多次清冼，并准备加以解散，但这些反法西斯联合组织，仍顽强地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左翼力量在地方和地区一级的组织中占据优势。他们不顾强制其缴械的一切企图，把许多武器收藏下来。他们无疑可以在原来游击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准军事性质的自卫组织。这完全取决于左翼反法西斯力量的意志。另外，当时国家面临的灾难性经济形势，也从客观上提出了要求——如果经济恢复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就至少应该如此——必须紧急实行激烈的结构改革，无情地打击大工业家、银行家、地主们的利益。这里还有个民族因素。新的占领者的殖民主义行径，也伤害了人们在抗击德国占领者斗争中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
　　这样，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来考虑，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左翼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同“反法西斯”右翼（即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的妥协政策决裂，转而采取进攻性战略，其中包括发动千百万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来支持一个先进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民主制度。“北风”象征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卫和加强在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得到4月大起义保护的多种形式的新的民主政权。行动党提出的口号——完成“民解”的革命——反映了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心愿，他们是乐意和工人阶级一道前进，为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努力的。
　　1945年6月，在“北风”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是由行动党最显要的领袖、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弗·帕里领导的，而意共领导则甚至对行动党人那种空洞的、稍带社会主义色彩的立场也认为过左了，它继续坚定不移地、一丝不苟地坚持萨莱诺大转弯所提出的民族团结政策。但意共如果不参加，要组成左翼联合政府和转向进攻性的战略，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些党员曾要求再来一次转弯，向左转弯，但他们被扣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按照官方的诊断，他们患了“幼稚病”，一点也不懂得“力量对比关系”。
　　可是这个时期和以后的意共文件，根本没有对这种“力量对比关系”进行过分析。意共把那种认定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观点，当作形而上学原理或数学公理加以运用（正如法共对待法国资本主义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一切政策都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无疑都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精确研究之上的。以后我们还要回头来讨论1944—45年间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此刻我们只简单地指出，对于陶里亚蒂领导集团来说，这种“关系”要求他们必须接受两项非接受不可的要求，否则就有给工人阶级和党直接带来灾难之虞。这两项要求，一是继续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右翼保持联合，一是避免与盟国发生冲突。（二者是互为条件的，因为如果与盟国发生冲突，就不可能保持同反法西斯右翼的联合，反之亦然。）
　　自从意共接受这个格局之时起，它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右翼，使自己陷入一种除了施加一点压力之外无所作为的境地。它曾要求过、坚持过、并提出过建议，但它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来发动当时国内正在酝酿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运动。1945年夏季帕里政府成立后，陶里亚蒂写道：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工人阶级要“坚持”发挥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和工人群众要求有机会使当前的民主改革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同时鉴于旧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破产，他们坚持要求在解决民主革命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方面，而且一般地说，要求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发挥他们的决定性领导作用。这就意味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解放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甚至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就要按照人民的愿望，获得一个解决的开端。这应当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81]

　　究竟凭什么魔术般的机制，使工人阶级要求民主改革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和坚持要发挥领导作用的做法会得到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的开端（亦即“工人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的开端”）呢？陶里亚蒂在这里或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过这个秘密。但到同年12月，他却说明了当时究竟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们的“坚持”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究竟是怎样实行的。他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说：

　　“在政府处于瘫痪的这种制度下，简直是寸步难行，因为每当必须在某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时，左翼政党尽管致力于拟定一个合乎逻辑的民主的纲领，但它们总是遭到恐吓讹诈，迫使它们向政府的颟顸无能屈服，甚至迫使它们接受反民主的措施，以求避免使国家陷于混乱的危机。”^[8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陶里亚蒂认为“瘫痪”只不过影响了“合乎逻辑的民主纲领”而已；反民主的措施已付诸实施，而民主的措施不过就是左翼政党作出某些决议和由这些政党的领袖们发表某些讲演而已。面对着恐吓讹诈——以联合政府垮台或盟国干涉相威胁——，意共和其它左翼政党都服服贴贴地听命于右翼的反动政策，并且接受了那些难于划入列宁认为革命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妥协。而按照一般社会危机中表现的逻辑规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坚定地站在群众前头的政党，那么，游移不定的中间集团就会滑到右边去。
　　帕里政府在12月发生了危机。当工人阶级还在“坚持”要发挥其领导作用的时候，资产阶级——它的新、老阶层已经重新联合起来了——在国内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把加斯佩里推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们所撰写的《意大利生活纪实》对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北风’遭到了决定性的挫折。所有的政治争论都集中到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个问题上。4月起义所造成的社会压力被遏制住了。‘北风’和‘南风’达成了妥协”。^[83]事实上，当时激动人心的争论主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4月以来政治斗争的中心，但各个政党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把那个问题抛开，而优先来讨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既对统治阶级危险要小得多，又很可以使南方人产生幻想。在这段时间里，摧毁和消灭各级解放委员会和抵抗运动的行动正在系统地进行着。资产阶级和盟国的真正权力中心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所谓“清洗”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共产党的总书记却以堪称楷模的官场才干在那里大当其司法部长。^[84]
　　1946年6月2日，选民们投票决定了实行共和制，同时也批准了天主教民主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萨莱诺会议期间，天主教民主党不过是参加巴多利奥政府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政党——而且远非最有影响的政党。经过两年的“民族团结”，它变成了意大利国内的领导党。在就宪法举行全民投票的同一天，也选举了制宪议会，天主教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800万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相形之下，共产党只获得430万票（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社会党只获得470万票（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八）。这800万张选票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一部分工人。这些社会群众之所以投票支持这样一个由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操纵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这个党在社会目标上与各工人政党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这个党却有一个优点，它能够把这些社会目标同教会和宗教协调起来。按意共某位领导人的说法，天主教民主党在制宪议会选举期间以这样一种面貌出现，即“具有一个符合天主教工人愿望的结构改革的社会纲领，而这个纲领实质上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纲领并无二致。”^[85]陶里亚蒂在选举结束之后也立即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承认共产党和社会党犯了错误，没有充分地把自己同天主教民主党区别开来。当天主教民主党人四处宣称“他们的经济社会纲领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并无区别”时，左翼的态度“仅仅是要求他们明确宣布一下他们拥护共和制就行了。”^[86]
　　但这已不是什么新情况了。自从墨索里尼倒台后，在整个1945年内，强劲的“北风”吹遍全国，而意共出于保持“民族团结”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热切愿望，帮助这个统治阶级的新工具大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意共把自己的“社会纲领”降低到只要求实行完全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斗争来争取这些改革的实现。这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党忽视了进行斗争来确立和扩大抵抗运动中诞生的新的民主政权，而这个政权本来是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开端的。换言之，意共的政策使天主教民主党的“经济和社会纲领”可以不必再接受群众的检验了。
　　诚然，制宪议会选举突出地表明了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合在一起所代表的广大力量。投票支持他们的百分之四十的选民，包括大多数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但是选举之后，这支力量在政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仍然不过是担任出色的配角，而不是明星。欧洲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位历史学家莫里斯·沃萨尔说得很对：“只要三党执政的政策继续保持下去，陶里亚蒂和南尼尽管有时表现不驯服，但基本上是向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人让步”。^[87]所谓“结构改革”再次被推迟了。据这位作家说，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人在选举之前曾达成协议，同意这次制宪议会的职权仅仅限于草拟和投票通过宪法。他补充说：

　　“总之，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好像从一开始两大群众性政党（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就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要让加斯佩里能够顺利地克服他在解放后一定会碰到的两个主要困难：即投票表决和约和表决宪法。尤其困难的是后一表决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拉特兰条约（拉特兰是教廷宫殿名。这里是指1929年墨索里尼和梵帝冈在拉特兰签订的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承认罗马教廷为自主国，规定天主教会在意大利享有一系列权利。——译者），……加斯佩里得到了意共和他自己的党的支持，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批准了和约；他还依靠这个多数，击败了社会党、行动党和许多自由党人的反对，使新宪法的内容里包含规定教会权利的实质性的东西，而这是与拉特兰条约不可分割的。这些权利包括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承认宗教婚姻的法律效力，禁止离婚，保障神职人员的年俸。”^[88]

　　“三强”强加于意大利的苛刻的和约条款，激起了舆论界的普遍愤慨。要不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严格听命于英、美，而共产党也同样严格听命于苏联，那么，和约的批准很可能会遇到严重困难。但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就好像果真有瓦萨所说的那种明的或暗的妥协一样。很难相信，意共之所以同意在宪法上承认教会的传统的社会作用，以及天主教民主党之所以同意在宪法的“社会内容”上作出让步，不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而达成的一笔交易。^[89]但这并不妨碍意共希望自己从对教会的让步——这是对意大利人民的宗教感情作出的让步，因而是正当的——中捞到好处，它满以为通过这种让步可以在天主教群众中赢得影响。同时这也不妨碍天主教民主党希望从宪法所规定的那些“社会”原则和条款中捞到好处，因为这些原则和条款能把意大利资本主义复辟装饰一番，使它具有一副人民性的、而且简直是社会主义的外表。^[90]
　　陶里亚蒂在意共五大所作的报告中说：“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在其第一阶段，将选出一个制宪议会。”在以后各个阶段中，应该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国”的体制下来取得走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而这种代议制是要求“一切改革的实施都必须尊重民主方式”的。^[91]但是，制宪议会实际上是象征着意大利统治阶级在推翻墨索里尼时刻已开始发动的一场巨大的政治行动的终结。《意大利生活纪实》谈到1947年新的局势时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革命和‘北风’遭到了遏制。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决地扭转舵把，指引航船坚定不移地朝着右方行驶，这样当然就排除了左翼参加政府的可能性”。^[92]
　　加斯佩里访问华盛顿之后不久，于1947年5月解除了共产党部长的职务。据陶里亚蒂传记的作者看来，加斯佩里的这个决定是很不公平的，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呆在政府里是“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因素”：

　　“陶里亚蒂当了司法部长，并没有像反动派预言的那样发生流血事件，而是颁布了一项大赦令，显著地促进了国内的和平安定……斯科奇马罗和佩森蒂当了财政和国库部长，里拉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变得坚挺了。古洛当了农业部长，唯一对他感到不满的是南方的显贵。因为对他们第一次采取了反对大土地占有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数十年来，即远在法西斯当政之前，人民所迫切要求的，甚至也是某些南方资产阶级所要求的。”^[93]

　　陶里亚蒂对加斯佩里这一行动作了如下评论：

　　“一个明智的和能干的政敌将不会把我们从政府中撵走。恰恰相反，他会相信我们自己所宣布的目标，而且会用激将法来使我们信守诺言。他会努力创造这样一种局面，使我们在此局面下处于被压倒的少数地位而无法摆脱，如果硬要摆脱，我们只会遭到摧毁性打击。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做到了这一点，就可算是明智的了。但加斯佩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甚至比庸人还不如。”^[94]

　　陶里亚蒂的这番自白对于了解党的目标和宣言来说，确实说明了不少问题。他对加斯佩里的不明智行为破口大骂，未免有失彬彬有礼之风，不过，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当年杜鲁门不进行野蛮的干涉，加斯佩里完全有可能从意共的“民族团结政策”中捞到更多的好处。当然，如果不承认加斯佩里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来实现意大利资产阶级托付给他的任务，那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加斯佩里确实没有辜负意大利旧统治阶级对他的希望与信任。但是，能不能说，当现代意大利遭到空前巨大的民族灾难，当意大利资本主义遭到最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刻，意大利无产阶级对它的代表们所寄托的希望与信任，同样也没有落空呢？尽自己的力量来给创造“意大利奇迹”准备政治、经济条件，是不是一个革命政党应负的历史使命呢？
　　意大利工人阶级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不容低估的胜利。他们抛弃了法西斯主义而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抛弃了不合时宜的君主制，而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制订了一部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尽可能先进的宪法，采取了一整套社会改良措施。这些成就有点类似德国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但它却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里窝那分裂？”而在法国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图尔事件？”

未经允许的革命：对法、意机会主义的批评

　　在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法共和意共的政策受到其他七个党的代表们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政策。杜克洛和隆哥发现自己处于被告席上，审判员们指控他们搞“政府主义”、“议会主义”、“合法主义”以及其他具有“右翼机会主义”特征的种种“主义”。从杜克洛在会议期间的态度来看，法共领导人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另一方面，陶里亚蒂则想必已经猜到会出事。因为他曾嘱咐意共代表团说：“如果有人指责我们没有能够取得政权或者我们被赶出了政府，那么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把意大利变为另一个希腊，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苏联人的利益。”^[95]
　　事实上，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面临的是这样两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南斯拉夫人，他们的批评出自真诚的革命动机。第二种批评来自苏联人，他们之所以恼怒，并不是由于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政策导致了革命机会的丧失，而是由于这两个党已经表现出来被证明无力阻止它们的国家加入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反苏战略体系。斯大林甚至担心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官瘾太重，以致为了重返政府不惜向前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其他政党作出让步。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在发生了西方某历史学家形象地描绘为“把共产党部长们从窗口扔出去”的事件之后，多列士还继续把法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政府党，陶里亚蒂则提出了由左翼政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组成一个新政府的建议。^[96]而斯大林当时所需要的，却是要这些党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把法国和意大利并入美国集团的计划。苏联担任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审判官并不是很合适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在“大同盟”时期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那仅仅是因为热情过了头。然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建议要南斯拉夫代表担任主角来批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会主义，原因恐怕不在这里。据卡德尔和吉拉斯后来发表的声明来看，苏联人是“想在南斯拉夫党同法国和意大利党之间造成隔阂。”^[97]以后的事态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怎么说，苏联人采取这个步骤是受到两个更加强有力的动机驱使的。
　　首先，一切迹象表明需要谨慎。他们对于西方共产主义中这两个大党的领导人的反应没有把握，这些领导人已充分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发生冲突，是决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苏联人正期待着他们在反对美国计划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南斯拉夫党以其模范的革命行动而赢得了威望，因而是担任起诉人的理想候选人。此外，南斯拉夫领导人几乎不需要谁来推动他们这么做。在战争时期以及战争刚结束的时期，他们曾经多次敦促意共改变其政策。意大利革命遭受的挫折，对于南斯拉夫革命构成严重的危险，而同一时期美帝对希腊的干涉也已经在它的南面构成了威胁。
　　在叙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批评之前，有必要在这里插进来简要地谈谈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战后所奉行的政策的要点，以及它所遇到的来自苏联领导人的阻挠。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才能更好地理解南斯拉夫的批评的意义，也才能更好地欣赏苏联领导人在玩弄权术方面的技巧。南斯拉夫人曾经不得不在对抗斯大林的情况下开辟自己的道路，苏联人就利用南斯拉夫人的立场去纠正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会主义立场，而这种立场却正是斯大林路线的直接产物。当然，这种纠正是朝着斯大林的新的国际政策所要求的方向进行的，而其结果——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是从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此外，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经验（关于后者的经验只能顺便提及），才能圆满结束对意大利和法国革命遭受挫败的原因的分析。

成功的革命（南斯拉夫）和被扼杀的革命（希腊）

　　从德国占领的第一天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就制订并执行了一项把民族解放同国家的革命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策。^[98]这第二项目标不应推迟到战胜入侵者之后，而应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加以实现。随着每块国土的被解放，人民政权就在当地建立起来，这个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和抵抗战士直接参加下成立起来的各种团体。
　　这项革命方针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建立这种新的人民政权，而不在于纲领的激进。纲领虽然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但整个来说是温和的，它的近期目标是土地革命，而这项目标随着战线的向前推移逐步得到实现。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反法西斯的团结是设想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的：它所包括的是所有宣布既赞同纲领的目标，又赞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的一切政党、集团、派别和个人；它所排斥的不仅是同入侵者合作的人，而且还有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甚至还有要求采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政治结构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由于这个原因，解放战争不可避免地同时以反对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内战形式出现。开展这种规模的斗争，就要求具有与其革命胆略相适应的手段。光靠小股游击队活动，进行局部性的奇袭与同敌人拼消耗是不足以决定革命的命运的。这些只可以起到为大国的军队准备作战条件和支援作战的作用，如同在法国和意大利那样，但不足以使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所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建立一支革命正规军的问题，这支军队不仅能击败入侵者，而且还能够赢得盟国的尊重。这项工作虽然遇到了巨大困难，但还是完成了。这是南斯拉夫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99]
　　按照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些人的团结的逻辑来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政策似乎纯属冒险。事实上，这正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也就是南斯拉夫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持的观点。他们说，如果不团结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去反对敌人，岂不就意味着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推到敌人的怀抱中去吗？须知德·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以及他手下的切特尼克分子就是这样走上与敌人勾结的道路的，而他们本是“三强”承认的流亡在伦敦的王国政府伸向国内军务的一支胳臂（1942年1月，米哈伊洛维奇被彼得国王任命为国防部长）。这并不是因为这位南斯拉夫上校反对希特勒的决心和爱国心不如戴高乐或者巴多利奥，而是因为南共一开始就为实现法共和意共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其实铁托曾经多次试图同米哈伊洛维奇就反对入侵者采取共同行动方面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必须建立在保证实现群众的革命愿望的政治基础上，这对于彼得国王的国防部长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发生在以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解放部队为一方和以右翼势力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阵线（这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联合运动的名称）陷入孤立。事实恰恰相反，它孤立了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切特尼克分子，他们被迫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即维护旧社会的剥削制度，这正是他们想要以抵抗战士的英勇牺牲为代价而攫取的报偿。如果采取一项萨莱诺式的民族团结政策，就会把这些右翼势力看作是共产党人的同盟者（或者不如说，就会把共产党人看作是他们的同盟者）。
　　在解放区内，由于革命军队的增强和新政权的建立，迫使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与占领军进行暗中的——有时是公开的——勾结，而这只能使他进一步声名狼藉和陷入孤立。另一个后果是，伦敦的王国流亡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归附于它）丧失了它在国内的军事基地。同样，丘吉尔也丧失了地盘。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给“大同盟”带来了麻烦，并且由于这个原因，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盟国的领导人无法想象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竟会不接受莫斯科的指示而执行这样一项政策，因此他们不断地压苏联政府命令铁托向米哈伊洛维奇让步。斯大林试图满足他们的要求。尽管南共领导定期向莫斯科报告了解放部队和切特尼克分子之间存在的内战局势，但是苏联的宣传机构还是把米哈伊洛维奇说成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所有部队的指挥官，而对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阵线的作用以及解放区内出现的新型革命政权则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季米特洛夫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多次电告铁托，敦促他改变政策。下面引的这个例子就是1942年3月5日的一则电文：

　　“在研究了你们送来的全部情报之后，得到的印象是，英国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们怀疑游击运动已带有共产主义性质，其目标是实现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例如，你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突击队呢？肯定地说，当前基本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反纳粹势力，粉碎入侵者，争取民族解放。
　　“人们怎么来解释关于英国的支持者们正在成功地建立对付游击队的武装部队的说法呢？除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以外，难道真的没有值得你们在反对入侵者的共同斗争中与之联合的其它南斯拉夫爱国者了吗？
　　“说伦敦政府与南斯拉夫政府都站在入侵者一边，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里肯定有很大的误解。我们真诚地要求你们对你们的策略和你们的行动加以认真的思考，要求你们弄清楚，为了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有敌人的真正的联合阵线，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驱逐入侵者和自命的征服者，就你们方面来说，是否确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尚未做到，你们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告诉我们。”^[100]

　　他们还要求铁托“不要单纯从民族观点，还要从国际观点，从英、苏、美联盟的观点”来考虑他的斗争。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误解，本来就有两种全然不同的政策。一种是莫斯科的，根据这个政策，反对纳粹的斗争，除了争取民族独立，以及至多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之外，不应该再有别的目的。另一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他们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这种做法使他们的政策同法共和意共的政策相比，不是“民族性”少了，而是更具有民族性了。这就是南共取得成功的原因。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肯定是“从国际的观点，从英、苏、美联盟的观点”看待斗争的。但是这种“观点”不同于斯大林的观点，它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观点。正如他们很快就显示出来的那样，他们能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阴谋诡计采取机智的对策；他们获得了英、美的援助，同时又迫使英、美面对南斯拉夫革命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给伟大领袖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策略课——不过我们将在以后再来谈这项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文件，因为它告诉我们的内容要比南斯拉夫问题多得多。
　　莫斯科施加的另一种形式的压力，是拒绝南斯拉夫战士对武器和弹药的要求。提出的借口是技术性困难。当然这种困难是相当大的，但是，正如后来王国政府的档案移交到贝尔格莱德后所发现的那样，就在他们拒绝向解放部队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同一时刻，苏联人却在向切特尼克分子，提供军事补给品，并表示愿意向他们的司令部派遣军事代表团。^[101]解放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同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他们对解放部队发动了六次大规模进攻——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吉斯林分子、奈迪茨和帕韦利奇的军队，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进行战斗。
　　到1942年秋季，解放部队的实力已达到十五万名战斗人员，分为两个军，每个军各辖九个师（总计三十六个旅和七十个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在新近解放的波斯尼亚首府比哈奇开会，并且成立临时政府。莫斯科强烈地反对这个决定。这一次，南斯拉夫人让步了。但是一年以后，他们决定还是要干。1943年10月，当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时，铁托向三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通知它们，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既不承认国王，也不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它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唯一代表，并打算在各个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外长会议无视这份声明，并继续承认彼得国王的政府为南斯拉夫的唯一合法代表。于是，南斯拉夫革命者召开了第二次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全国大会，宣布正式建立新国家，来回敬苏、英、美三国。
　　当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开始对世界进行大瓜分来确定“势力范围”的时候，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齐集于波斯尼亚王国的旧都亚伊采，宣布废除伦敦流亡政府，判处彼得国王和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成员“永久流亡”（全国大会一致决定禁止他们以任何身份返回南斯拉夫）。至于选择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问题，留待战后去解决（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盟国面前很善于运用谋略，他们与意大利人不同，他们从巩固新的人民政权着手，把谈判放在以后去进行）。全国大会决定新的国家采用联邦结构，并且选举了临时政府。
　　当有关这些决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暴跳如雷。曼努伊尔斯基向铁托发出了一份电报，说“领袖”“极其恼火，认为这是在苏联背后捅了一刀，并且是一种反对德黑兰会议的举动。”原来从苏联领土上广播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立即丧失了自由，无法广播亚伊采会议关于禁止彼得国王回国的决定，由南共驻莫斯科代表起草的广播稿也被扣压了。^[102]
　　但是，在同一时间内，伦敦和华盛顿在当地了解到真实的力量对比、米哈伊洛维奇的不光彩行径和无能，以及解放部队的兵力等情况以后，决定向事实让步，并且试图与铁托达成协议。只有到这时候，苏联政府才承认了亚伊采会议的决议。莫洛托夫发表的一项声明把这种态度最明显不过地表达出来：

　　“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业已被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所接受。苏联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有助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举动。这些事件表明，南斯拉夫的新领导人已经能够运用卓越的方式去团结国内的一切势力。”^[103]

　　这种“卓越的方式”，实际上同莫斯科在两年半时间内一直企图强加于人的方式毫无关系。
　　苏联政府同时决定向铁托的司令部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而这也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做了的事情。在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南斯拉夫人终于开始收到苏联的武器，包括少数飞机，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3年底就已经开始向铁托运送武器。不过这种援助是要付出代价的。丘吉尔与斯大林双方，都在增强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迫使南共同流亡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丘吉尔为了铺平道路，安排了由被认为是“较为民主的”舒巴希奇来替换流亡政府的首脑博集达·普里奇，米哈伊洛维奇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英国政府还宣布中止对切特尼克分子的一切援助。面对来自英国和苏联的联合压力，南共领导人采取了对策。1944年8月，铁托和舒巴希奇达成了一项协议，为流亡政府与在国内建立起来的政府之间的合作进行准备，以便组成一个“混合”政府。铁托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我们之所以决定同意这个协议，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知道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另外，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的规模是我们的对手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104]
　　在11月底，斯大林会见了铁托，再一次压铁托接受彼得国王的复辟，并且向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是，他没有能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改变态度。斯大林问道：“如果英国在南斯拉夫登陆，你们怎么办？”铁托回答说：“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抗。”斯大林对达个气势豪迈的回答报以冷淡的沉默。
　　几天以后，举行了著名的丘吉尔——斯大林会晤，在这次会谈中，他们恬不知耻地擅自划分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没有跟铁托事先打招呼，便与首相阁下达成了在南斯拉夫均分势力范围的协议。^[105]在雅尔塔会议上，这项协议不仅得到确认，而且更加具体化了。1945年2月12日，驻在贝尔格莱德的苏联和英国的军事代表团通知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在2月10日的会议上，三国政府首脑已决定向铁托元帅提出以下“建议”：（一）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应立即生效，组成新政府；（二）这个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宣布以下两点：（1）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将吸收那些未曾以任何形式与敌人妥协合作过的南斯拉夫国民会议的成员，由此组成的新的政治团体应命名为临时议会；（2）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颁布的法规须提交立宪议会作进一步审批。^[106]
　　这些决定，特别是关于承担义务吸收那些在亲轴心的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下选举出来的1938年议会的成员参加临时议会的条款，在各派政治力量中间都激起了强烈的愤概。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又一次巧妙地施展了谋略。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需要把坚定性和谨慎行事结合起来，在实质性问题上不让步，但在枝节问题上妥协，以求赢得时间，巩固革命，首先是加强军队。特别是莫斯科从1944年年底以后对英国远征军发动的反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战争所表现的那种彻头彻尾的消极态度，更突出地道破了斯大林在铁托回答他那“如果英国在南斯拉夫登陆，你们怎么办？”的问题时报以沉默的不祥的含义。因此，南共领导决定“执行”雅尔塔“建议”，但是执行的方式既要使人民的军队无须放弃任何实际权力，又要使丘吉尔和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也能够抱有一点可能恢复旧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应该记住，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客们的一个重要团体（其中不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接受这个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在英帝国主义的最反动集团的支持下，他们从伦敦公开发出呼吁，要求派遣英美联军去恢复南斯拉夫的秩序。^[107]
　　南共领导所采取的策略，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1945年期间，南斯拉夫革命得到了巩固。当舒巴希奇和旧的统治阶级在“混合”政府中的其他代表们——他们还代表着根据丘吉尔—斯大林协议享有百分之五十的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现特洛伊木马计行不通时，只好辞去他们的部长职务。这时，英国人和美国人想再用在希腊采用过的办法来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已经为时太晚了。
　　如前所述，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给希腊事件以应得的重视。我们只能简要地记述以下事实。希腊的抵抗运动与南斯拉夫的运动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并同样在国内得到支持。在1944年末，它几乎控制了全国，但是希共领导没有用南共那样的坚定性去抵制莫斯科的压力。它对“民族团结”政策作了重大的让步，并且接受了和盟国达成的妥协，这一切都为英国军队干涉希腊抵抗运动创造了条件。1944年10月，斯大林—丘吉尔协议把剩下的事情都给办妥了，丘吉尔在1944年11月7日发给艾登的指示中骂道：

　　“依我看，既然我们已经向俄国付出了代价以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那么，我们就应毫不迟疑地使用英国军队去支持帕潘兹雷欧领导下的希腊王国政府。我充分估计到会同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适当的理由，就决不要回避这种冲突。”^[108]

　　英国军队和抵抗力量之间的战斗，从1944年12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12日才签订停战协定，并且导致了瓦尔基扎协议。这个协议后来被希腊党认为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无异于在英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面前屈膝投降”。^[109]
　　12月22日，丘吉尔在英国坦克的保护下进入了雅典，在一次同抵抗运动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他宣称——为了使他们投降——“英国进入希腊是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同意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当雅典人和英军作战时，他呆在被游击队包围的英国司令部里）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认可了丘吉尔的声明。过了两天，当王国政府和抵抗运动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英国飞机正在向雅典居民进行扫射的时候，苏联政府就任命了一名驻希腊王国政府的大使。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英国干涉军和抵抗武装之间的战斗刚刚停火，斯大林就赶忙宣布“我完全信任英国政府对希腊的政策”。^[110]
　　瓦尔基扎协议被英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利用来重建王国政府，并开始对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在1946年末，希腊共产党和其他抵抗团体决定重新掀起武装斗争，一场内战开始了。英帝国主义感到自己太虚弱了，无法应付这种局势，只好把它所扮演的警察角色让给美帝国主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宣布，美国正在承担义务“保护”希腊和土耳其，以此作为推行“杜鲁门主义”的第一炮。

南斯拉夫对法、意机会主义的批评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领导人把美帝在希腊的武装干涉看成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直接威胁。他们也同样看待美国插手法、意两国的军事所带来的法意政治局势的逆转。这就是卡德尔和吉拉斯在共产国际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批评法共和意共政策的背景。这些批评的确切内容虽然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后来南斯拉夫人泄露的情况，特别是从1957年出版的雷尔（他和隆哥一起代表意共出席了这次会议）的笔记来看，还是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一个梗概。此外，这些资料还可与已出版的会议报告和文件中间接提到的情节，尤其是与卡德尔关于南共活动的报告对照起来看。^[111]这些就是我们下面叙述的内容的根据。
　　南斯拉夫人感到，在反对纳粹的战争期间以及战争胜利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滋长了一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白劳德主义就是这种倾向的最充分的体现。按照这种观点，战争的结束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个和平发展和阶级斗争缓和的新时代的开始。南斯拉夫人暗示法共和意共的政策就是这种倾向的独特表现。它的出发点是相信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合法的和议会的道路去夺取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人所信奉的那种观点的翻版。法、意共产党人把他们所参加的政府看成是人民民主的开端，而按照南斯拉夫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共产党人还在信奉这种观点的时候，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的阴谋却已策划就绪。起初资产阶级感到自己还很虚弱，因此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组成政府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而共产党人本应利用这种形势去占据那些关键职位，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由于他们坚持那种认为同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就意味着人民民主的开端的理论，并且认为从这个基础出发，通过合法的和议会的方法，这种人民民主可以得到发展。结果，他们除了解除群众的武装和散布对天主教民主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幻想之外，一无所成。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本应认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蜜月是不可能持久的。这只不过是一场斗争，只有那些最有胆略、最有真知灼见和对议会联盟最不抱幻想的人，以及那些有本领赢得群众的支持去夺取政权的人，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南斯拉夫人说，在战争时期，我们同意大利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曾邀请他们研究我们的经验，研究使我们能够解放大部分国土和建立一支军队的方略。但是他们不愿意走武装起义的道路。他们说，为了避免形成南北分割的局面，必须抑制意大利北方的革命发展。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人只能在一部分国土上取得政权，而这将导致国家的分裂以及统一和独立的丧失。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不是通过建立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包括所有愿意真诚地参加武装斗争和参加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的一切派别在内的组织，自下而上地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而是错误地自上而下地组成反法西斯阵线。这个阵线的基础是各个不同政党，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在内，都享有同等的代表权，尽管其中有些政党是以限制或者停止武装斗争和阻挠国家的任何真正变革为宗旨的。已经公开发表的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活动的报告文本中，有下面一段话显然是针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

　　“有人断言，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实现人民大众对民主革命的要求，最终将会使某些社会阶层和某些政治集团同反法西斯阵线疏远。南斯拉夫共产党坚决驳斥了这些观点。要是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当初也采纳这些观点的话，它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或者说，人民的大多数就不会自愿拿起武器，像他们已经表现的那样忘我地战斗。他们之所以如此满怀热情地去战斗，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仅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他们对民主和社会的理想而斗争。实践表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革命过程的紧密结合，不仅不会削弱全国起义的斗争精神，反而会使起义对大多数人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112]

　　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了法共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允许甚至帮助解除抵抗力量武装和遣散其人员的作法。他们拒绝接受法共领导人关于战争尚未结束，任何反对戴高乐政策的坚决行动都将意味着同盟国对抗，从而就会引起英、美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的论点。南斯拉夫人坚持认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因为对苏联来说，最有效的援助应当是缩小美国在法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对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北方起义后几个月内所采取的政策，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卡德尔和吉拉斯还把希腊人的做法和他们自己的做法进行了对比，希腊人甚至在对德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用武力去反对英国人，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则是反对受到盟国支持的彼得国王政府及其切特尼克分子。南斯拉夫人批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抱的总的态度，他们批评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谴责英美的政策，这样就有利于帝国主义恢复他们的阵地。他们也批评了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对“民主”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改进”抱有幻想，以及他们在群众中散布这些幻想的做法。
　　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还因为没有积极支援希腊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势力自1946年年底以来开展的武装斗争而受到指责。南斯拉夫人断言，他们根本就不支持这种斗争，因为这两个党的领导认为，从人民力量的角度看，希腊的内战是一项失败已成定局的事业，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卡德尔说，法共和意共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希望在他们的国家内制造希腊式的局势，以便找到一个更好的借口来镇压民主势力和工人阶级队伍，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人害怕在法国和意大利引起类似的斗争，因为这对他们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威胁。南共代表团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研究一下向希腊人民的斗争提供积极援助的措施，但是他们得不到支持。
　　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法共和意共在1941—47年期间所奉行的政策的批评的实质性内容。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来判断，在与会的其他代表中，似乎只有哥穆尔卡一人的观点与南斯拉夫人相接近。他认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获得解放的时刻，是有机会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性变革的，而他们错过了这个良机。这位波兰共产党人说，“在入侵者被驱逐出去而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同时被摧毁”的阶段，对于“创立新的国家机构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或许“苏联军队所解放的国家比之英美军队所进入的国家”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不过，即使在后一类国家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积极地参加组织民族解放斗争，并且掌握着武装游击队的国家”（也就是说法国和意大利），也“很有可能缔造新的国家，实现根本性变革”。^[11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只是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后操纵，他们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即这两个党被驱逐出政府以后，也还是继续采取政府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它们各自政府的亲美政策。其它与会代表都跟苏联亦步亦趋。他们中间没有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来论述这些批评中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当然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从截然不同的观点提出的两种批评，而需要认真对待的只是由斯大林的代言人提出的那种批评。没有必要对于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根本性的分析，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赞同日丹诺夫所建议的“转弯”。隆哥和杜克洛作了点自我批评，泛泛地承认了他们两个党犯了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把政府斗争和群众运动充分地结合起来；他们承认没有及时地认识到美国新政策的目标以及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正是华盛顿这种新的反苏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答应积极开展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并且审慎地执行斯大林所坚持的新政策；隆哥和杜克洛作了这些事情之后，日丹诺夫立即结束了这场“讨论”，转入下一个议题。
　　苏联人在取得这些结果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兴趣去深刻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了。其他人也是这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充分理解这些问题，他们知道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暗含着对斯大林在“大同盟”期间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的批评，他们也都知道问题的这方面是个忌讳。隆哥和杜克洛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替自己辩护，并且指责南斯拉夫人是想通过批评他们来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的。但是，他们看到卡德尔和吉拉斯显然是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协调一致行动的，这样的“辩护”反而会使他们自食其果。隆哥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解释说，意大利党在战争期间的政策是听命于莫斯科的。但是在正式会议上，没有人脱离他所扮演的角色而自由行动，^[114]这就是由一方扮演替罪羊，而由另一方扮演起诉人和法官。
　　随着“大同盟”的破裂过程的加剧，莫斯科的政策和南斯拉夫革命利益之间的磨擦的根源似乎正在消失。在“三强”之间的蜜月时期，南斯拉夫人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被莫斯科看作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一旦伦敦和华盛喊开始它们的反苏十字军运动，这种精神就又突然地转变为一项“积极”因素。这个由游击队所掌管的、具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军队而地理位置又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斯拉夫，已成为斯大林开始构筑的欧洲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面对着杜鲁门主义所包含的对南斯拉夫革命的威胁，苏联的保护对于铁托及其同事们似乎也变得更加需要了。
　　不过，很快就发现这种政治性的结合的基础是脆弱的。南斯拉夫人的不妥协性，仅仅在符合苏联新政策要求的限度内才是对苏联有用的。但是，南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有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与苏联外交的目标并不一致；不仅如此，斯大林关于欧洲前哨基地的计划是与南斯拉夫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相冲突的。不过，在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南斯拉夫人与俄国人还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相反，利益还是一致的。在攻击法共和意共所奉行的政策时，对斯大林以往政策的不指明的批评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如果是有意的话，南斯拉夫人在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就会这么挑明）。这种批评的内容，只不过是客观地说明了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仅仅是斯大林的伟大战略的忠实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而已。
　　南斯拉夫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批评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避而不谈斯大林在“大同盟”时期所实行的政策这个关键问题。而不分析这个问题，就去阐明法国和意大利未能利用其一度潜在的革命时机的原因是达不到目的的。这项政策已在本书中多次提及，但是每次总是零零碎碎提到一些内容。在前面几节中，我们研讨了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简要地回顾了希腊局势，同时提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和忠告在这些地区所产生的特定的、地区性的后果。我们在探索导致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时，以及在本书第一编的其它章节内，也指出过斯大林这项政策的某些一般性特点。^[115]不过，我们尚未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而如果我们想要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过程有个全面的了解的话，那么，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下一节内，我们就来进行这种研究吧！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是以两项主要战略原则为基础的，这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过。^[116]第一项原则是在俄国革命所开创的世界革命运动受到遏制后，于二十年代后期制定的，它起源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项原则的内容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革命都必须服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第二项原则是在三十年代德国无产阶级被纳粹主义击败以后制订的，它是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丧失信心的结果。这项原则要求优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要求一切革命行动都服从于这种做法。第二项原则只不过是第一项原则在西方无产阶级无力发动革命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既然主要目标是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且认定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似乎都不可能进行革命，那么，唯一可行的方针就只有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角逐了。
　　按照这两条金科玉律办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斯大林对于西班牙革命和法国人民阵线所采取的政策。不过，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制订其政策时，才对它们加以广泛应用。当时，这些原则被推到了极端，甚至不惜采取骇人听闻的步骤同法西斯签订一项重要条约，而且压制反对这项条约的人民斗争，以便促成这项条约的实施。^[117]在纳粹军队入侵苏联领土之后，仍然是这些原则继续支配着斯大林的所有政策。在设想建立反希特勒联盟的方式方面，在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政治动机方面，在赋予战争的政治目标的内容方面，在给各国共产党布置任务方面，总之，斯大林在“大同盟”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的一切主要方面，都极其严格地遵循这两项原则。
　　在从1935年的法苏条约到雅尔塔协定的十年期间，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在其含义上也与列宁时代有天壤之别。在三十年代的后五年，它基本上意味着保持欧洲的现状，也就是说，维持凡尔赛和约的体系。到苏德条约时期，它就开始包括向外扩张领土、修改边界、吞并和夺取“势力范围”等项内容。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期间，这些新内容就完全占据着支配地位——至于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则要到许多年以后，在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才完全暴露出来。这项“至高无上的目标”在斯大林的政策中还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这就是寻求与美帝国主义达成永久性妥协，以便于共同控制世界。
　　从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开始致力于摧毁纳粹和日本帝国在一系列国家建立起来的、并企图向其他国家扩展的法西斯统治和民族压迫制度的那一天起，这场战争就具有争取自由的进步的内容。而且一旦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发展到同利用法西斯主义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一旦战争把无产阶级卷入到行动中来，或者他们掌握了武装，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话，它还可能转变为一场革命战争。但是，斯大林的政策，更不用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政策，并没有把战争的这种进步的内容真实地体现出来。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尽管发表过不少关于维护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宣言并作过不少许诺，但他们所追求的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目标（罗斯福的较为开明的立场并不能冲淡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那么，斯大林尽管也有过类似的宣言和许诺，他所追求的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目标，这个阶级已经取代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掌握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权。全体俄国人民的新独载者和以他为象征的保守的官僚阶级，在国内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之后，不可能再将革命带给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人民去争取他们拒绝给予苏联本国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不过是他的对内政策的反映而已。苏联的军队和盟国的军队一样，所履行的解放任务仅仅限于击溃法西斯统治和粉碎纳粹帝国主义，而在同时，他们却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压迫制度。当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时，他们所干的是支持资本主义，建立或谋求建立他们的世界统治，以及在不同的形式下继续维持殖民主义。当苏联军队来到时，他们所干的则是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由工人自己接管生产资料，而是由一个新的特权社会集团重新对工人进行剥削。这个集团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蛊惑和诳骗，废除政治自由权利，以及建立历史上最庞大的警察机构。苏联军人随同其武器装备一道带来了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统治和扩张的计划。列宁所担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重新出现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大诳骗

　　英美资本家和斯大林官僚集团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取自由和反法西斯的目的，但他们却不得不把“其他的”目的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用最高尚圣洁的理想掩饰最卑鄙无耻的行为的伎俩，同人类历史一样的源远流长；在这方面三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经验，而斯大林的经验正同他的两个杰出的同僚一样的丰富。他们立刻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分歧同原则毫不相干。他们三个总是在异口同声地颂扬这些原则的同时，又肆意践踏这些原则。他们的分歧来自天赋的贪欲，即想利用新的瓜分世界的手段，攫取最大的利益。当然，只要他们三位之中有一位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就会立刻把原则当作棍棒恶狠狠地挥舞起来，并且指责另外两个人企图违犯原则。但是，当他们达成了三方都满意的协议时，每个人就都用自己显赫一时的威望来证明他的同僚们的崇高目的。
　　在这方面，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遭到第二次全球性危机期间，他作为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象征，凭着在全世界工人群众中的巨大威信，给帝国主义代表人物帮了无法估价的大忙，在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不曾有过这样的好运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公开干预和苏联对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所订立的协定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千百万人产生了幻想，以为苏联的这些资本主义盟友和帝国主义盟友都是抱着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诚意的。各国共产党的宣传，除了极少数例外，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些党所奉行的联盟政策也是如此。为了使受害者百依百顺，以便于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集团大肆划分“势力范围”，拿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利益大做其交易，欺骗人民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947年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时宣布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并且把昨日的同盟国说成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他对这样一种急转直下的变化不能不作些解释。而仿佛就在前一天，斯大林还在那里表明他有信心同另一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谅解。（1946年12月，他把美国同苏联之间的范围广泛的协议说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18]五年来，苏联和苏共的宣传一直把盟国说成是可以与之共同建立一个正义、民主与和平的新世界的合作者。可现在，世界分成了两个集团，建立新世界的合作者变成了“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或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后者指社会民主党或欧洲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种情形不可能魔术般地突然出现在1947年的夏天。两个集团的划分和同盟国的这种转化必然是由来已久。因此，斯大林的代言人不得不炮制一种关于“大同盟”时期的新的说法。这种说法同样是骗人的，却透露了一些先前小心谨慎地掩盖着的内幕。现在，那些同苏联结盟的帝国主义强国的真实目的被揭露出来了，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追求的目的却继续被掩盖着。
　　九国共产党所通过的宣言说，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反希特勒的联合阵营中，在有关战争的目的和规定战后安排世界的任务方面，存在着分歧”。苏联打算向全世界各国人民保证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并把真诚地尊重民族自决原则作为行动指南。而美国和英国的目的却是“从市场上排斥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并建立它们自己的统治”。这些大国企图“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扼杀民主。”^[119]
　　1947年的这种辩解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说法是矛盾的。当时斯大林坚持认为三强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1944年11月，打败德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安排世界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亟待解决。这时斯大林提出了下述的论点——这一论点后来成了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的全部战略的关键——就是说，“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同盟，不是以偶然的、暂时的考虑为基础，而是以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为基础的。”^[120]如果西方两个大国在战争期间所抱的目的果真像共产党情报局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斯大林1944年的论点就是错误的，除非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的理解同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宣称的、并在共产党情报局宣言中所重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不这样假设，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斯大林在1944—45年间，在有关帝国主义列强的真正利益和战争目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还不致于如此粗浅。我们在下面考察他发表这一声明时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斯大林的论点确实说明了当时的现实，也会看到三大国之间的秘密协定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位慠慢自负的战略家的错误在于：他相信这些协定给苏联官僚统治集团同英美资本主义，特别是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建立的同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既然把1944年的国际形势解释为莫斯科的纯洁意图同伦敦和华盛顿的罪恶意图之间的矛盾的结果，那么，共产党情报局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它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群坏蛋竟能如此出人意料地迅速团结那些老资产阶级势力——也就是当年曾经引起战争，并且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在西欧扶植、赞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势力。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巴黎、罗马、布鲁塞尔的共产党部长们竟被轻而易举地撤换掉，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还会有从事新殖民战争的能力。换言之，它必须说明为什么全世界资本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仅仅在战胜法西斯两年之后就能够向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重新发动攻势。按照日丹诺夫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急剧的变化……，全世界资本主义遭受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工人阶级的威信和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无可比拟地提高了、扩大了……；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了。”^[121]但是，如果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被撤职的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部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部长呢？为什么采取主动行动来扩大反法西斯的胜利成果的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不是革命势力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的那样，在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采取的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就是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当作替罪羊。不过，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除了隆哥和杜克洛十分注意分寸地提到盟军的进驻妨碍了他们党的进一步发展之外，谁也没有认真回答这一严峻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的高潮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击之下，竟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低落了、衰退了。然而，日丹诺夫的报告以及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却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据日丹诺夫说，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不敢公开干涉苏联和民主势力，就是因为它们充分认识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同情完全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是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局势已在开始发生变化”。宣言在谈到战后时期的情况时说，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给自己“戴上了自由主义与和平的假面具，以便诱骗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落入圈套。”^[122]但是，宣言在指出这个事实时——没有这个事实，那么1945—47年之间的事态发展是无法解释的——却完全回避了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既然苏联领导人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群众”以及“大大加强了的”各国共产党和享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影响的”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么，这些领导人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制止帝国主义势力策划狡猾的报复计划呢？在法西斯主义刚刚被打败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些什么事情来阻止反动派利用自由、民主、和平的假面具去欺骗绝大部分群众，以便恢复元气，卷土重来呢？如果有可能引用斯大林在“大同盟”时期的某一句话，或者他的某一项指示，能够说明他曾经打算提醒世界各国人民注意这些帝国主义盟国的真正目的；如果在遵循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中，能够找到有关这方面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暗示，那么，很显然，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文件中，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一定会强调这一点，并把它当作无可辩驳的依据，证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并且竭尽了一切可能来遏制帝国主义的计划。可惜要找到任何一点点这样的资料，是根本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假面具”是十分重要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把自己装扮为民主的保卫者、法西斯主义的敌人、民族独立和公正和平的支持者，的确十分成功地欺骗了“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和许多自以为有经验的人。在全世界危急存亡之秋，千百万“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身受战争恐怖和法西斯暴行的冲击，都积极起来了，渴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制度。如果各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能提高这些人的政治觉悟水平，引导他们认识社会和政治的现实情况，并且及时让他们看到戴着那著名的“假面具”的势力正在如何追求着同人民大众的愿望完全不同的目的，那么，各国共产党就会在他们中间找到史无前例的革命潜力。然而，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不是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促使资本主义第二次总危机走向革命的结局这一点作为它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这样一种战略的决定性的因素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能是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他们的组织程度。这种战略要求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集中全部力量来调动这个因素。至于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或者利用各个国家内部的法西斯势力同“民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固然必不可少，不过，这终究只能作为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和人民力量的辅助手段。斯大林的战略，亦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所必须服从的苏联官僚集团的战略，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战略的基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是绝对地优先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是使人民力量的活动服从于这种要求。在同希特勒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期间，他们这种战略的表现是限制反法西斯的斗争，是把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拱手让与那些同德国敌对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反纳粹的几个强国结成同盟期间，这种战略的表现是限制人民群众的活动，不许越出这些强国所能接受的范围。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必然向人民群众隐瞒英美帝国主义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且同英美暗中勾结以欺骗世界各国人民。
　　但是，事情还不止如此。苏联领导人的根本目的是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并通过同华盛顿政府达成妥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要向世界各国人民隐瞒帝国主义列强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且还要担保帝国主义列强所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使苏联自己所公开宣称的目的能取信于民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也是证明三大强国的“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唯一办法。由于苏联自己已经开始采用帝国主义的方法，但为了保持斯大林官僚集团赖以护身的神话不被戳穿，又只得不惜一切代价来掩盖这一事实，所以，他也就有必要谎称英美已经抛弃这种方法不再使用了。
　　厄尔·白劳德的理论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不久抛出来的。其实，他的理论只不过是把当时苏联和共产党宣传中说得稍微含蓄一些的那套东西，用明确而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从下面引述的一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劳德1944年1月发表的见解同当时其他一些更显要的共产党领袖所阐明的观点，是有着共同的背景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向着明天的和平社会携手前进。”（白劳德）“我们在克里米亚这里所举行的会议已经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在和平到来的时候，必须保持和加强我们的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这种统一已经使联合国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斯大林在1945年3月签署的《雅尔塔宣言》）“民主主义的大国必须以保证各国人民获得和平与正义的方式来指导全世界的改组工作”。（1946年1月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
　　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是白劳德过分放肆地说了那些话之后，过了一年多斯大林才通过杜克洛来谴责他。（特别是有关放弃党这个“工具”的主张，这是他致命的过错）。比这意味更深长的是，这一谴责是斯大林受到罗斯福威胁之后立即（也就是在罗斯福死前不几天）提出来的，当时罗斯福曾威胁斯大林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在波兰政府问题上不肯降低要求，两国关系就会恶化。^[123]

“势力范围”的划分

　　人们至今还在议论着：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究竟是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还是“三巨头”在此之前的协议，抑或是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并在“冷战”期间正式确定下来的既成事实的恶果。在西方大国公布了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来往信件、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记录等等之后，莫斯科不得不公布的这一系列文件，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事实，只有苏联官方在这样的证据面前，竟然还否认这事。^[124]从目前所占有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大量资料来看，我认为这个尽人皆知的“划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47年初这一阶段中，通过一系列行动和决议而逐渐形成的。在“冷战”时期，欧洲的局势趋于稳定，这种稳定性迄今仍然是欧洲的特点。（第三世界的局势就完全不同。“三强”在那里推行的计划，由于遭到民族革命运动的冲击，大都已经破产了。）这种划分是一种借助于军事行动和外交协商、党派活动和特务工作才得以实施的政策。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时间是从订立德苏条约的秘密条款开始的。纳粹向苏联发起进攻以后，“三强”在相互协商时就立即提出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且又同样迅速地开展宣传来掩饰“三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目的。
　　当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从而解除了苏德条约对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活动的限制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认识到，同斯大林进行竞争，从政治上说已是十分迫切，因为斯大林在7月3日的讲话中宣称：“我们保卫祖国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里所谓“美洲”指的是美国）。在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名叫《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宣言中，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导人庄严地宣称：

　　“……他们的国家决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他们不希望看到同有关各国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一致的任何领土变更。
　　“……他们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愿意在其治理下生活的任何政府形式的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把主权和自治权归还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人民。
　　“……他们将恰当地注意到他们当前的义务，努力促使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同等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享有其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贸易和原料供应。”

　　他们还许诺了“这样一种和平，……此种和平将保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自由地度过他们的一生。”
　　地道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历史学家德波林在几年以后写道：《大西洋宪章》所树立的民主标志，是打算用来掩盖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的真实目的的。”^[125]对于斯大林和德波林之流来说，从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公布之日起，这一点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了。但这并不妨碍苏联政府于同年9月24日发表一份拥护《大西洋宪章》的宣言。姑且承认这只是为了获得美国援助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姿态，承认此时还不到揭露帝国主义真正目的的时候。可是苏联政府完全可以用最友好的方式向它的新盟国建议，即使仅仅为了集结最大多数的盟国去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也应该承认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或者至少应该许下这样的诺言。在当时这很可能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这正符合罗斯福的政策的方向。当然，罗斯福显然不是出于什么反帝国主义的感情，而只是为了使美国资本主义容易渗透到一向被视为欧洲的禁脔的殖民主义世界中去。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当着世界人民的面来稍稍考验一下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的“民主标志”。1941年12月斯大林同艾登的会见才使我们懂得了苏联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毫无疑问，斯大林把这位英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当作讨论瓜分世界问题的理想的伙伴，因此他并不打算向他隐瞒什么。他向艾登吐露了他对于改变欧洲地图的初步想法：为了补偿俄国所吞并的波兰领土，德国应该把东普鲁士割让给波兰，还有莱茵地区，也许还有巴伐利亚；奥地利可以允许独立；苏台德区将还给捷克；意大利法西斯所取得的“势力范围”应该让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来均分（斯大林希望从土耳其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如果法国不再作为大国出现，那么，英国不仅可以在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而且也不妨在布洛涅和敦克尔克保留军事基地。斯大林向英王陛下政府作出这样慷慨的让步，却只要求一件事作为报酬——英国应立即承认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签订的划分“势力范围”条约的秘密条款中所规定的苏联边界。他把此事作为他同意签署艾登所提议的英苏同盟条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解释说：英苏同盟条约可以包括两个公开的部分，一是关于战时的军事同盟，另一个是关于胜利后对欧洲诸问题的处置。除开这两个公开文件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秘密的议定书，载明英国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艾登援引《大西洋宪章》来反对这些建议。斯大林回答说：“我原以为《大西洋宪章》是用来反对企图建立世界统治权的人的，但是，现在看来，《宪章》的矛头好像是对准苏联了。”^[126]
　　安德烈·方丹在他的《冷战史》中评论这一发人深思的场面时说：其实艾登可以提醒斯大林，苏维埃国家所作出的第一批决议就是谴责沙皇的秘密外交，并且公布了沙皇所议定的一些秘密条约。当然，艾登是不会这样不老练的。他对于苏联外交如此直截了当地回到先前那种历史悠久的外交手法上去，只能表示欢迎。这种手法正如马克思多次指出过的，乃是老沙皇的拿手好戏。这是双方达成谅解的首要关键。当时斯大林对《大西洋宪章》的理解，事实上正好符合《宪章》炮制者们的观点。达个《宪章》是专门用来反对新来的世界统治权的追求者，并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压迫人民，也不反对过去沙皇帝国的人民继续遭受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统治。艾登之所以引用《宪章》，不过是政治论战中的故作姿态而已，其实这位英国大臣完全理解斯大林对《宪章》的严厉谴责，因为他丝毫也不关心芬兰的卡累利阿、波罗的海国家、东部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等地人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命运这一事实，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保卫英帝国主义在东欧的传统利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三强”之间关于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商从建立“大同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而且是小心谨慎地同旨在伪装这种协商以欺骗人民的公开活动同时进行的。艾登和斯大林对话后不久，联合国宣言就公布了。（1942年1月1日）宣言批准了《大西洋宪章》；当时在宣言上签字的不但有英国、美国和苏联，而且还有印度、巴拿马、海地、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其他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名字一列上，就可以雄辩地证明宣言的头两位签名者是忠于这一文件所宣布的原则了。我们这里不打算逐一叙述那些秘密协商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迟疑，三国又怎样对它们进行公开掩饰，以及与这些活动紧密相联的莫斯科所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我们将只限于指出其中的某些重要情节。
　　1942年5月，为期20年的英苏同盟条约签字了，条约中没有包括英国对苏联1941年边界的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要求，他们不过推迟提出要求的时间罢了。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可能是斯大林暂时作出这种表面上的让步的原因。但他真正的让步是在另一个领域，这可以从印度共产党执行的政策中看得很清楚。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一爆发，甘地和国大党就以如下的声明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印度在她本身被剥夺了自由的时候，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据说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即使俄国参战以后，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他们乘对英帝国主义不利的形势，加紧民族独立的斗争。可是，当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这一“列宁主义的”策略时，印度共产党却采取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它宣布支持英帝国主义去反对它的德国对手。1942年夏天，殖民当局开始采取残酷镇压民族运动的政策，他们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禁止国大党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却让共产党合法化，而这个党自从1934年以来一向是处于非法地位的。^[127]
　　同是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和戴高乐举行了会晤，这件事我们前面已经提过。^[128]为了不但报答英美的援助，而且也报答这位法国将军对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支持，苏联外交部长表示莫斯科将出面斡旋，说服法国抵抗运动和法属殖民地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权。此后不久，法国共产党就开始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前面已经考察过了——，即俯首听命于戴高乐，并努力保卫法兰西联盟。
　　在这一年中，苏联政府始终支持着英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工具，即流亡在伦敦的王室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苏联政府对铁托的敌后游击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革命政策，采取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的“民族团结”立场。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军事方面产生了明显好转的有利形势。这时，斯大林又开始在1941年边界问题上重新施加压力。3月，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同意在卡累利阿、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但他们还是坚持艾登的反对意见。罗斯福表示，他们也许不得不遇事都要作些让步，但必须以苏联的让步作为交换。^[129]美国的新闻界和官员们就公开提出这样的要求：斯大林应该提供更加明确、更加可靠的保证，说明他已经最后放弃了“煽动世界革命”的想法。
　　具有高度权威的《纽约时报》在1942年11月20日承认，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值得注意的进步：“斯大林提出的口号……并不是敦促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爱国主义、争取自由和保卫祖国的口号”。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认为是不够的。为了激起人们对同盟可能破裂而使朋友变成敌人的忧虑，《纽约时报》写道：如果今后还继续存在“一个受托洛茨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所鼓动的共产国际”，那么，希特勒德国就可能说服许多国家相信有必要加入反苏十宇军运动。
　　1943年3月9日，恰当地被看作是同苏联合作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如果俄国再次采取托洛茨基那种煽动世界革命的观点，那么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13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苏联人答应了这些要求，而这里也就无须再来重复本书第一编中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分析了。但是，解散共产国际所标志的并不是什么放弃“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观点（美国人把世界革命理论说成是“托洛茨基的”，是为了让收到他们这个信息的那个人更好办事，这是一种狡猾手段），而是放弃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经历的可怕危机引向革命结局的任何打算。当然，这种结局所必需的条件，事先是无法预知的。当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这些条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力量所采取的方向。可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所指出的方向，却意味着事先就把无产阶级和群众的奋斗目标加以限制，使这些目标降低到能为三大国的“永久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容的水平。而为“三强”所允许的具体和实际的规定，则完全是按照他们之间秘密协定的进程而作出的，根本不让人民有起码的表示意见的机会。如果把问题说得更确切些，这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纳粹占领下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则通过英美资产阶级）有相当充分的机会来影响西方两位领导人的决策，而欧洲的无产阶级，更不用说殖民地人民，却无法影响代表他们最高利益的那个人的决定。各国共产党唯一的机会，就是自行采取独立自主的革命政策。可是，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的奴仆，铁托是个例外，但他也不过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个道理罢了。结果，群众包括一般共产党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渐渐习惯于“大同盟”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习惯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靠阶级合作，习惯于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同资本主义宗主国进行协作。
　　托洛茨基在1936年评论1935年的法苏条约时，申述了列宁的思想。他说：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法苏条约，任何一位严肃的革命政治家都不会否认苏维埃国家的这种权利，为了不受敌人的侵犯，它可以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签定临时协定，以取得辅助性的支持，但是必须公开地明确地告诉群众，这种局部的、策略性的协定在整个历史动力的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为了利用两国之间，譬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局面，我们绝对不要把法国这个资产阶级盟国理想化，或者把暂时戴着国际联盟面纱的帝国主义大联合理想化。可是，苏联的外交，还有紧跟苏联外交步伐的共产国际，却系统地替莫斯科那些同床异梦的盟国涂脂抹粉，把它们说成是‘和平之友’，利用所谓‘集体安全’、‘裁军’之类的口号来欺骗人民，从而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代理人。”^[131]

　　如果托洛茨基没有被暗杀，他可能会看到三十年代那种把帝国主义“理想化”的做法近乎小孩撒谎，同四十年代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对群众的欺骗程度，也可以这样来类比。“大同盟”，披着“联合国”外衣的帝国主义大联合，还有同欧洲资产阶级结成的那种同盟关系，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仅能够解决击败轴心国的最紧迫的问题，而且还能够用来建立新的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正义，等等。这些最抽象的、毫无阶级内容的概念风行一时，以适应“理想化”的需要。
　　美国各家大报纸对解散共产国际迅速作出了反应，表示欢迎。它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一种“比斯大林格勒和邦角（突尼斯东北部一个小半岛，盟军于此获大胜。——译者）的胜利重要得多的外交胜利”。报纸的主笔们高兴地写道：“全世界又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托洛茨基的过时的愚蠢计划被抛弃了，马克思的梦想完蛋了。”《芝加哥论坛报》甚至说，“斯大林已经埋葬了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僧，他对那些追求尘世的天国，立志要闹世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们执行了死刑。”美国政府的喉舌《纽约时报》要求美国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紧接着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譬如要求莫斯科放弃对波兰爱国者的支持；要求南斯拉夫敌后游击队承认伦敦流亡政府；要求法国共产党参加“真正的祖国统一事业。”^[132]第一个要求是白费唇舌，因为斯大林不打算在“波兰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至于对南斯拉夫人的要求，西方仅仅在表面上得到了满足，虽然这不能怪斯大林，只能怪铁托。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参加所谓“真正的祖国统一事业”却满足了美国这家主要报纸及其后台老板的最不可告人的私愿。
　　历史的列车一旦失去了车头（马克思曾把革命比喻为历史的火车头），“三强”就可以畅行无阻地、平平安安地把它们的“永久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变成明确的决议了——只要这种野心勃勃的行动是处于那位“伟大的火车司机”的控制之下，情况至少就会是这样。
　　这个新阶段的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苏、英、美三国外长（还有蒋介石的代表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强调指出，只有保持三大国之间“最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最密切的合作”，才可能在战争状态一且结束时，维护和平，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福利。”
　　会议还规定了其他的措施，如规定意大利在推翻墨索里尼之后应该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同时规定巴多利奥政府应该向轴心国宣战。对于“三巨头”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来显示一下他们多么懂得运用《大西洋宪章》所提出的、并得到苏联承认的那些原则。他们一致同意战争一旦结束，就给意大利人民“最后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但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盟军当局不仅在有关军事指挥方面，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掌握着真正权力。在这一时期中——盟国预料将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事实上也的确持续达两年之久——意大利人民不过保留着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后选择政府的权利，可是盟国当局却行使权利来建立一种使意大利人民适应盟国的意愿的政治结构，从而防止在人民终于能行使其权利时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为了保证政治局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而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就是不顾主要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悍然决定让巴多利奥继续担任政府首脑。我们前面已经着到了陶里亚蒂怎样运用他的威望和政治手腕，在促使意大利共产党和整个意大利左翼服从“三巨头”的计划，促使他们走上《纽约时报》所怂恿的“真正的祖国统一”的道路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纽约时报》只提到法国共产党，因为那篇社论是在墨索里尼垮台前夕写的。）
　　苏联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也和它在“法国问题”上的立场一样（它支持戴高乐并使法国共产党服从戴高乐的领导），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时所作出的选择——其实在他同艾登的会谈中，我们已经可以部分地看到这种选择了。概括地说，他所选择的就是在西欧作出（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让步，以便保全东欧。既然他是以“瓜分”世界作为其战略基础，当然也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推行这种战略的手段是调遣军队，而不是发动人民群众。如果斯大林把欧洲的革命斗争作为一个主要因素纳入他的战略之内，那么，法西斯垮台以后的意大利局势将给这种战略提供最好的机会。例如1943年春季震撼北部意大利的罢工浪潮和那年夏季无法压制的群众运动，就清楚地表明了意大利的社会危机即将转变为一场革命危机。以后几个月中，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巨大影响下，敌后游击运动迅猛发展，敌占区上百万工人举行震撼人心的总罢工，都进一步证实了革命危机即将到来。^[133]
　　以盟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以意大利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唯一真正的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这一斗争究竟是像在南斯拉夫那样有助于加强意大利社会危机中的革命因素，还是相反，冲淡这种革命因素，这主要取决于意大利社会中的进步力量所采取的方向，但苏联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施加巨大影响的。即使斯大林严格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宣言所规定的范围，他也可以拿有必要充分调动一切抗德力量作理由，不仅在秘密协商中，而且公开要求立即承认意大利人民——在抗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作出如此辉煌榜样的人民——享有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主权，要求承认意大利人民有权立即在解放区，并且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在更加广泛的地区，选择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机关，也就是说，运用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权力来选择政府。斯大林满可以这样说：“只有这样，只有当意大利人民知道他们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够把他们在战斗中的士气，把他们的干劲和主动性提高到最高的水平，从而对盟军的军事行动作出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对意大利人民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就会向欧洲其他各国人民表明三大国的诚意，鼓励他们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们可以告诉德国人民，如果他们像意大利人民推翻墨索里尼那样推翻希特勒，三大国将会立即承认新的民主德国的独立和主权。”这样的立场将使苏联赢得意大利真正的民主爱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有助于揭露伦敦和华盛顿政策的欺骗性。这样一种态度对于欧洲其他各国人民也将发生同样的作用。可是，斯大林在“意大利问题”上却帮了盟国的忙，而意大利共产党又帮了斯大林的忙。
　　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在对待戴高乐的态度和对待解散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上一样，斯大林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确保对德战争的胜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盟的破裂。苏联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说法不断重复着这一理由，而西方各国共产党领袖们更是应声虫似地用这个理由同时为他们自己的政策辩护。既然这种辩护关系着斯大林一直到战争结束时的全部政策，那么，还是等到我们逐一揭露了斯大林向他的两大盟国那种帝国主义的反动目的所作出的全部让步之后，再来进行分析吧！
　　当外交部长们一旦清除了障碍，作好了准备，“三巨头”就可以亲自到德黑兰去举行会晤了。下面是这次会谈联合公报的一部分：

　　“我们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一起审议了未来的问题。我们将谋求一切国家——不论大国和小国——的合作和积极参加，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和我们自己的人民一样，都真心实意地致力于消除专制、奴役、压迫和迫害异己等现象。我们将欢迎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参加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

　　既然斯大林亲自签字作出了这个庄严的诺言，简直可以说已在着手建立一个最终将废除专制、奴役、压迫、迫害异己等现象的和平民主的世界大家庭了，那么，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又有什么理由怀疑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诚意呢？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大同盟”体系中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就有了更强有力的根据。因为只要战败了德国，一切问题都会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所以，当前的主要工作就只是把那些同赢得战争有着切身利害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利害关系——的一切人们的努力汇集和联合起来就行了。这样，在意大利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在盟军司令部的最高指令之下实现统一和集中呢？如果到了战后人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按照预定的安排，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罢了。在人民大众的意志面前，凡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一切利益都将靠边站。不管怎样，这是当时“三巨头”所许下的诺言，又有什么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能够抵挡“三巨头”的主宰一切的意志呢？
　　“三巨头”在向全世界公开重申他们的大公无私的目标的同时，却在德黑兰会议上秘密地继续完成他们的艰苦的任务——就是详细规定实施这些目标的具体方式。为了向斯大林让步，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把寇松线作为波兰和苏联的边界；为了补偿波兰的损失，于是把德国领土远至奥德河一线划归波兰。斯大林接受了这种让步，不过仍向他的合伙者们表示，他将乐于把柯尼斯堡及其周围的地区据为己有。丘吉尔并不反对这种安排，因为波兰人将会非常乐于用他们的普里佩特沼泽地，换取西里西亚富饶的工业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苏联需要一个不冻港，这是非常自然的、合乎情理的。罗斯福还特别向斯大林指出，他可以重新获得旅顺和大连。这两个海港本来是沙皇从中国夺来的，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又被日本从沙皇手中夺走了。至于被苏联占领的芬兰领土，斯大林则拒绝放弃。丘吉尔毫不客气地提醒他，1917年苏联曾经宣布它是拥护建立一种“不要割地和赔款”的和平的。斯大林“笑嘻嘻地”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正在变成一个英国保守党人呢！”^[134]至于德国，“三巨头”一致赞成肢解这个国家。他们集中讨论了瓜分徳国的方法。不过，德黑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表面看来，这似乎纯粹是一个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美国人赞成把第二战场开辟在法国。按照苏联历史学家德波林的说法，这是因为美国想要在西欧树立自己的势力，削弱英国的地位。英国人则建议把战场开辟在巴尔干半岛，因为按照这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人想要保卫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阻止“苏联的侵入”。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他的巴尔干计划，“但是苏联代表团指出这个计划同尽快打败德国人的任务毫不相干，实际上是别有用心”。^[135]但从德波林本人后来更加详尽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现有的德黑兰会议纪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苏联代表团事实上根本没有提到什么英国人的“别有用心”，他们仅限于从军事效果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赞成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所提出的唯一理由，他们得到美国人的全力支持。不过，不论第二战场开辟在法国还是在巴尔干，斯大林始终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的政治选择作为指导思想，他希望这种选择能一箭双雕：既可以使他在东欧获得行动自由，又能有助于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打败德国和日本以后，这种矛盾将使帝国主义强国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他希望被战争严重削弱了的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同渴望取代他们的地位来剥削全世界的美国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深。
　　斯大林为了能在东欧放开手脚地干，在西欧向他的盟国所作出的一些主要让步中，最伤天害理的莫过于在西班牙问题上的让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贯坚持他们在1936—1939年所奉行的对西班牙的政策。罗斯福在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正当盟军在北非登陆之际，写了一封信给佛朗哥，他在信中把自己称为“你忠诚的朋友”，并且“向他保证他用不着害怕美国。”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策略手腕，而是表明了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丘吉尔1944年5月24日对英国下议院所作的恬不知耻的声明也是这样。声明说，西班牙的内政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情。
　　从结成反对希特勒联盟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默认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西班牙政策，苏联政府1941年9月24日关于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到西班牙，而且在苏联的任何战时文件和斯大林的任何公开声明中都没有提过。不仅这样，从1941年底斯大林企图着手改变欧洲地图的斯大林—艾登会谈起，经过德黑兰和历次外长会议，直到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三强”间的协商的记录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西班牙：这就是说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一直是动不得的。
　　然而，在欧洲事务中，斯大林很少遇到像佛朗哥主义那样的问题，在政治上有如此充分的理由足以采取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去对待。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人民在三年的斗争中是第一个起来抗击轴心国的人民，也不仅是因为佛朗哥主义是轴心国武装干涉的产物，而是因为这样一个极简单的理由：佛朗哥是在同苏联交战，“兰色师团”是入侵苏联领土的敌军的组成部分。所以，苏联向佛朗哥的西班牙宣战，并且坚持要求流亡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应该像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的流亡政府一样，被承认为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样两件事是会赢得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公众的支持的。
　　但是，在大战期间，斯大林不肯稍许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他丝毫也不想保证在打败法西斯之后，也让曾为此而浴血奋战的西班牙人民得到一点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班牙仍维持着法西斯独裁政权，这是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最为明显的恶果之一。波茨坦会议在苏联倡议下，通过了把佛朗哥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不值一顾的决议，但这也不足以解脱苏联对这个政权在轴心国垮台之后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所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第二战场的问题吧。1941年6月以来，斯大林一直坚持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把这一点说成是取得对德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确确实实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解散共产国际的直接目的，本书第一编第一章谈到过，实际上就是为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斯大林在盟国对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我们分析过，这种让步还掩盖着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计划。1944年5月1日，斯大林发布“五一节命令”，再次坚决声明：只有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才有可能打败德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他对“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联合行动的决议”“准时”付诸实施赞不绝口。斯大林说：“决议贯彻得卓有成效，这是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巩固的显著标志之一”。^[136]
　　各国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亦步亦趋，三年来也为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大叫大嚷。无怪乎共产党的报刊要为盟军登陆大吹大擂：“全人类天天祈求、日日想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137]1947年以来，“大同盟”垮台后，克里姆林宫为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要求所迫，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事实充分暴露了在开辟第二战场背后的秘密打算），不得不来戳穿自己编造的神话。于是，苏联历史学家获准透露这段历史了，当然他们的批评仍不得涉及可能使人们就莫斯科在“大同盟”时期的政策提出批评的那些难堪的问题。现在还流行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可归结为下列三点：
　　（一）英、美在欧洲方面军事行动的策略的中心思想，就是尽可能让德国与苏联两败俱伤，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盟国的军事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能以雄厚的实力进行干预，强制签订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对苏的军火和食品援助，严格控制在使德国不能取胜而德苏决战能拖延到“时机一到”所必需的限度之内。
　　（二）1943年，英、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及1943年春季和夏季苏军进一步给敌军以重创后，德国的厌战情绪日益明显，而苏联却越战越强，武器制造和人力动员方面如此，军队的士气方面也是如此。同时，德占区抵抗运动的规模使英、美领导人惊恐万状。“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再拖下去，战后美国的地位就有大大削弱的危险。英、美领导人深威有大力改变政策的必要。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就这么做了。”^[138]会上，丘吉尔力图保住英国的利益，要求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但美国强迫通过了符合它的利益的决议。决议通过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立即动身去德黑兰。在德黑兰，英国首相又把他的巴尔干计划提了出来，但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态度一致，主张在法国登陆。
　　（三）1944年头几个月，“已经可以看清楚，苏联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打败纳粹德国，解放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139]此外，“法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转变为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起义的趋向，使世界反动派深感到不安”。伦敦和华盛顿似乎看到了这种前景，最后拿定了主意，于是盟军抱着“阻挠西欧国家民主化，切断苏军通向西方的道路”^[140]的唯一目的，在诺曼底登了陆。
　　苏联关于这段历史的说法是以对西方文件的扎实分析作根据的，而且为美帝国主义派军队踏上欧洲大陆之日起执行的政策所证实。苏联历史学家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之所以能尊重事实——撇开这种须经“党的审查”的说法必不可免地带有的简单化和宣传的成分不算——，是因为1947年以后，莫斯科毋需继续就这段经历伪造历史了。相反，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倒需要说明真相了。从此，苏联历史学家又能够用上阶级利益这个可靠的工具，说伦敦和华盛顿军事上政治上的决策是受阶级利益支配的。话又说回来，假如认为英、美制定策略是出于有意加强苏联并使欧洲工人政党掌权，那也真是荒谬绝伦了。
　　1943年底和1944年初，认为苏联只凭自己的力量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力量就能够打败德国和解放欧洲的，不仅仅是苏联人。1943年11月，罗斯福就说过：“俄国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到明年春天就可能没有必要开辟第二战场了。”^[141]1944年5月，罗斯福的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在一份分析当时力量对比的报告中提出，如果“大同盟”破裂，与苏联打起来，那么，美国是打不败苏联的，至多只能保住英国。“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卷入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之中。”^[142]这里必须估计到这个情况：美国那个时候正处于与日本交战的艰苦阶段，而苏联由于1941年签订了苏日条约，得以使远东战线平安无事。
　　因此，开辟第二战场并不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是打败德国的必要条件，而是预防西欧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危险的必要条件。这只不过是在欧洲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方面，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斯大林是在“大同盟”开始形成时期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从那时起，他一心想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和苏联的宣传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言论——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无非是鹦鹉学舌——不是向欧洲各国人民说明，他们的解放首先必须是自己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这是他们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不把南斯拉夫建设民族解放军和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树为榜样，鼓励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解放运动走那条道路，而是在人们中散布幻想，说什么英美军队执行的是解放的和民主的使命，助长那种把武装的抵抗运动看作是辅助的、次要的力量的倾向。
　　这种态度随着战局对苏军有利而更加坚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声明中，语气最坚决的不是1941年，也不是1942年的声明，虽然当时苏军处境最困难。1943年春，恰好与解散共产国际同时，声明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烈，到年底就更强烈了。语气最强烈的声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包括在1944年5月1日“五一节命令”之中的那一次。在“命令”中，斯大林宣布苏军准备把侵略者从祖国领土上赶出去之后，接着说，要完成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任务，必须“苏、英、美三国共同努力，由我军从东边出击，盟军从西边出击，一同歼灭敌人”。斯大林坚持认为：“无疑，只有这种联合的打击才能彻底摧垮希特勒德国”。^[143]
　　这番话等于是在盟军登陆前夕向西方各国共产党建议（或者说，发出命令，因为这出自斯大林之口）：抵抗部队的一切行动以及民族的一切政治目标都应服从英、美军队的行动和目标。正是这条戒律——我们看到，法共和意共在实践中是严格遵守了的——导致希腊共产党在瓦尔基扎投降。
　　一方面斯大林坚决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说这是打败德国、解放德占区的人民所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他又从思想方面找理由，强调他要求欧洲左派服从盟国是正当的。他说：“大同盟”越来越团结一致，“三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各国人民是可以信任它们的。随着联盟内部的矛盾加剧——日丹诺夫1947年追述过这个问题，苏联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以后也都说明过这一点，而按理说，既然对德斗争是唯一能使联盟维持下去的有力因素，一旦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在望，联盟内部的矛盾不可能不加剧——，随着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的发展，斯大林加大了蒙汗药的剂量。
　　1944年10月9日，苏军开始越过苏联国境，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推进。这时，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划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达成协议。一句话，斯大林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愿意怎么办，丘吉尔“悉听尊便”，只要斯大林让他在希腊可以为所欲为，在南斯拉夫可以当半个家。^[144]“各族人民的父亲”慨然接受了这笔交易。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讲话中，把“三大国”的团结一致吹得天花乱坠，而且预言这种团结的寿命是很长的。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最清楚不过地亮出了这个观点：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联盟，不是出于“偶然的、暂时的”动因，而是以“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为基础的。斯大林说：自然，不时会出现些分歧，但是

　　“令人惊讶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分歧是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一次三大国照例都能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加以解决。有点分歧无关大局，要紧的是它们并未超出三大国团结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而且最终都能根据团结的利益来加以解决。”

　　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有理，提到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讨论以及新近关于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机构的讨论，接着他又说：

　　“最近在莫斯科与英国政府首脑丘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举行的会谈，是联合国阵线巩固的更为明显的一个标志。会谈是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145]

　　这次会谈极其无耻地秘密完成了对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瓜分，斯大林给予丘吉尔出动英国海陆空三军反对希腊人民的“自由”（斯大林11月7日给艾登电报中的用词^[146]）。这种秘密外交中无视一国人民民族自决权的典型事例，竟然被斯大林——选择了十月革命节这样的场合——说成是三大国团结一致的最明显的证据。
　　英国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干涉激起英美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包括伦敦《泰唔士报》在内的主要报纸都表示反对。工会、几乎全体工党议员以及一部分自由党人都谴责这次行动。丘吉尔所提出的信任案，在下院615名议员中，只有279人投了赞成票。根据罗斯福儿子的材料，罗斯福对英国的做法也大为愤慨。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重申美国支持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反对任何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147]
　　这一切说明，政治形势特别有利于苏联表态支持希腊民主派。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阶段，像丘吉尔所采取的那种公开的反动行动，只会引起最广泛的反感。而苏联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却享有巨大威望，何况当时的军事形势也是再有利不过的了。10月，苏军已抵达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德军残部不得不撤离希腊半岛，因而半岛就完全处于抵抗部队的控制之下。在比雷埃夫斯登陆的英军仅有一片立足之地。如果没有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秘密协定，一小部分苏军的队伍就可以继续南下，直指雅典，与英国远征军“会师”。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再由莫斯科发表类似斯退丁纽斯所发表的那样的声明加以支持，一定会粉碎丘吉尔的计划。但是，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一项军事或外交行动来保卫希腊的抵抗运动，不仅在英国坦克与飞机扫射雅典居民的三十多天里一声不吭（这简直是犯罪！），反而还向希腊共产党施加压力，让他们同意在瓦尔基扎投降——这远非力量对比的不可避免的结果。^[148]
　　正当丘吉尔把大量的坦克和飞机投入反对希腊抵抗运动的小战场时，冯·龙德施泰特在阿登突破了盟军的防线，英美军队面临又一次敦刻尔克撤退的危险。^[149]（英军于12月5日开始向雅典进攻，徳军在同月16日向比利时进攻，两次攻势都一直进行到次年1月中旬。）1月6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他提前发动原定1月底发动的攻势，以解盟军在主战场之围。斯大林完全可以提出质问，为什么盟军不在亚平宁战线出击，为什么不把在希腊反对希腊人民的装甲师和空军调到亚平宁战线去，盟国在那里展开攻势还可以得到活跃在德占区的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么做，反而立即答复应吉尔：即使东线气候恶劣，难以动用飞机和大炮，苏军也即将提前发动攻势。斯大林的电文如下：“请放心，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盟国的英勇部队。”^[150]五天之后，苏军果真在长达二百公里的战线出击，根据古德里安将军的回忆录说，终于迫使希特勒“只得在西线转为防御，以便把部队调往东线。”^[151]
　　苏联官方历史解释说，斯大林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早就知道——希腊事件可做证明——盟军在西欧登陆是为了“完成它们自己的处理德国的帝国主义计划；拯救那支反动的军队，使它不致全军覆没；阻挠西欧国家民主化；切断通向西方的道路。”^[152]斯大林知道，12月8日，即冯·龙德施泰特强大的攻势展开两天之后，英军不是从希腊开往意大利，在亚平宁半岛出击，以解盟军的阿登之围，而是相反，从意大利开往希腊。^[153]斯大林知道，西线已不是对德胜利的必要条件了，从1944年初就不是了；他知道，苏军在欧洲抵抗运动的配合下，完全可以决定最后的命运。但斯大林为了帮助“盟国的英勇部队”，毫不犹豫地让苏联承担更多的损失。因为在气候恶劣难以动用飞机和火炮的条件下发动攻势，并把西线德军的一部分吸引到东线来，必然产生不利后果。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决定毫不含糊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使英、美军队能更快地向德国心脏地区推进，同样也使希腊抵抗战士遭到更多的攻击，并让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盟军有更多的行动自由来对付抵抗力量威胁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任何行动。
　　重复官方说法的苏联历史学家为斯大林1945年11月7日的决策辩护说，苏联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无私地、光荣地、始终不渝地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给盟国以必要的帮助。”^[154]如果我们抽掉“无私地”和“光荣地”这两个词，那么，辩护士的这段话倒把斯大林行动的真实意图一丝不差地和盘托出了。斯大林确实是“始终不渝地履行”他对帝国主义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同样“始终不渝地”不履行对欧洲革命应尽的义务。
　　不过，除了像上面所引的这类含混的、寥寥无几的话外，苏联官方历史没有说明促使斯大林1945年1月7日作出决定的直接原因。联系斯大林整个政策——“承担的义务”——来看，一般的原因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当时一定还有些考虑对作出决定也起了作用。苏联历史学家没有透露当时的想法，仅仅有所暗示。他们强调说，德国在阿登展开攻势有其特殊目的，它要以突然袭击来教训盟国，让它们懂得与德国单独媾和是有利的。^[155]斯大林的“慷慨”行动很可能是为了向盟国表明，与苏联结盟，苏联对英、美实现其在欧洲大陆的计划能提供如此慷概的帮助，这对它们的好处该多大呵！换句话说，斯大林想避免单独媾和的威胁。我们将会看到，一旦问题涉及到已经商定的苏联“势力范围”，他是不惜孤注一掷的。为了避免单独媾和的可能性，他准备作出让步，不过这种让步只能影响英、美“势力范围”内的而不是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利益。
　　当2月初“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谈时，瓜分欧洲的工作早已在扎实进行着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内容外，1944年就在德国划分占领区的重大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很容易就为雅尔塔会议所认可。毫无疑问，“三大国”都认为这不过是临时安排，而且符合各自对待德国的长期计划。据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看来，易北河一线满足了苏联安全要求的最大奢望而有佘。（恩格斯有过犀利的预见。他在1853年写道：产生泛斯拉夫主义神话的俄罗斯扩张主义不达到它的“自然边界”是不会满足的。这个“自然边界”约莫是从但泽或从斯德丁施特延到的里雅斯特一线。^[156]另一方面，英、美资本家自然也满意了，因为他们抓到了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
　　关于欧洲的其余部分，虽然“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划定，还必须要解决西方盟国在苏联控制的地区内“分享部分势力”的问题。斯大林通过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方式，在英、美控制的地区内占有“部分势力”，同样，罗斯福和丘吉尔虽然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在这些国家占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立足点的念头。例如斯大林——丘吉尔秘密协议就有关于“势力范围”和“分享部分势力”的条款。希腊必须成为英、美绝对控制的地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苏联控制的地区。但是，在英、美的附庸希腊王国的机构里，希腊共产党也应有百分之十的“势力”。如果他们当时满足于这个小小的百分比，丘吉尔也就没有必要用炸弹来使他们就范了。一旦协议的条款显示了力量——仅在雅典，人民解放军就有一万三千人阵亡——一旦希腊共产党人在瓦尔基扎协议中同意全国的民族人民解放军解除武装，那么丘吉尔遵守他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并不反对根据协议让希腊共产党在以乔治二世和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象征的民主制度中合法占有分配给它的一席之地。
　　既然丘吉尔十分严格地遵守答应了给斯大林在希腊占有的百分比，斯大林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里也得照办不误。雅尔塔会议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具体要解决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对南斯拉夫，“三巨头”仅限于明确建议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157]与以往几次会谈一样，雅尔塔的难题也是波兰问题。
　　斯大林把波兰看作是保障苏联安全的防御体系的中心环节，因此新的波兰国家必须在一切领域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保证。可是，真正亲苏的力量在波兰十分软弱。苏德条约期间，斯大林把波兰当作敌国，把波兰人民当作敌人。他无所不用其极，因而产生了可以预料到的致命后果，激化了波兰民族主义的、传统的反俄情绪，这种情绪只有波兰人对德国的恐惧感才能与之相比。甚至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团体也没有逃过斯大林的打击。^[158]因此，波兰主要的抗敌力量以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在1939年，这些政党就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西方同盟国承认它是波兰的合法政府。
　　因此，斯大林为了保证波兰成为一个他所需要的，绝对亲苏的国家——防御体系中的可靠环节——对民主的发展不能作丝毫的让步，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他只得依仗权势，采取措施，建立一部由苏联保安机关严格控制的国家机器，对军队和警察尤其要这样控制。为此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摧毁有组织的抵抗武装。这支武装很强大，为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所操纵。这批领导人由于政治目光短浅，1944年在华沙举行了条件不成熟的起义，这就使斯大林的计谋更容易实现了。德国军队对波兰民族抵抗力量做到了不久之后英国军队对希腊革命力量所做的事，^[159]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波兰人民对波兰进入俄国防御体系持敌对态度这个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斯大林的“安全”要求准备大大让步，但坚持要在新波兰“分享部分势力”，而且坚决要求波兰应表面上保持民主制；他们两人都受到舆论的很大压力，因为战争一开始，舆论就同情波兰的事业。他们终于在雅尔塔说服斯大林“扩大”在克里姆林宫拼凑而成并由苏军安置在华沙的临时政府，让流亡政府所支持的几个头面人物参加进去。新的临时政府应尽快组织大选，通过大选产生正式政府。
　　西方“两巨头”一回到各自的首都，立即获悉他们的东方同僚丝毫不打算实行上述诺言。斯大林坚持只限于同“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愿意真心实意同苏联合作的人”^[160]商讨组成新的波兰政府的问题。在确定波兰政府成员候选人的思想中对苏联友好和真心实意的程度方面，谁又能比得上斯大林本人呢？斯大林理直气壮地要求他在这方面所提的条件必须得到承认，而这一步就有使西方在波兰的“部分势力”大大小于苏联在希腊的“部分势力”的危险。西方两位领导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最后一批电报中，有一份几乎毫不掩饰地警告斯大林说，任何“把华沙现政权稍加打扮继续保存下去”的解决方案，都可能导致“大同盟”的破裂。^[161]丘吉尔也同时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类似的电报。
　　当时恰巧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纳粹与西方同盟国单独媾和第一次大有实现的可能，联盟破裂的危险似乎更加现实了，但斯大林仍不为所动。3月中旬，盟军最高司令部与德军最高司令部双方代表在瑞士秘密谈判。谈判开始之后，西方大国无疑怕对方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随即照会莫斯科，为谈判找个借口，说是讨论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可能投降的问题。苏联政府要求参加，英、美予以拒绝，莫斯科就更加疑心了。4月3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罗斯福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是4月1日发出的），声称确悉西方通过在瑞士的会谈已经“与德国人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西线德军司令官凯塞林将军将为英、美军队敞开防线，任凭它们往东调动。作为交换条件，英美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战条件。”斯大林接着说：因此，“目前的情况是：西线德军实际已停止对英、美作战，同时，却继续对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162]
　　几天之后，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1941年，杜鲁门曾向《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说，他认为德国和苏联两家谁看起来能打赢，美国就应该支持谁。^[163]因而形势就更加紧张了。但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仍不让步。4月24日他给杜鲁门和丘吉尔的电报中，恬不知耻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三巨头”互不干扰，各自去决定在它认为对它的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国家里建立怎样的政府：

　　“另一情况应当估计到：波兰与苏联接壤，而不与英国和美国接壤。
　　“……你们显然不同意说苏联有权要求波兰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联不能同意波兰存在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我不知道希腊是否建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也不清楚比利时政府是否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这些政府时并没有跟苏联商量，苏联也不要求干预这些事情，因为它懂得比利时和希腊对英国的安全有多重要。我不理解为什么讨论波兰问题时就根本不考虑考虑苏联在安全方面的利益。”^[164]

　　在外交战线上斯大林为在波兰取得丘吉尔在希腊享有的那种“自由”而奋斗，同时他又命令苏军和保安机关开始有步骤地消灭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抵抗力量。他不惜采用种种卑鄙的方法。例如，苏军当局邀请抵抗力量的主要军政领导人进行友好会谈，答应采取保卫措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是，他们一到预定的开会地点，立即全体被逮捕，并被秘密押送到莫斯科监禁起来。几个月之后，在苏联军事法庭上，他们受到审判，被指控为对苏军进行破坏活动，判处十年徒刑。许多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也都这样遭到逮捕，而且不经审判即被处决。^[165]
　　我们将会看到，如果事态发展危及到莫斯科对历史注定属于苏联防御体系的国家的控制，那斯大林就会孤注一掷，即使“大同盟”破裂也在所不惜。但是，与此同时，多列士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解除了抵抗部队的武装，使共产党服从戴高乐的领导，据说是为了使联盟不致有破裂的危险。就是这个借口断送了好端端的抵抗运动，意大利北部蓬勃开展的抵抗运动，也是以此为借口向盟国缴了械；希腊共产党人也因此而同意民族人民解放军解除武装。斯大林为了维护他所控制的苏联防御体系的主权，不怕冒与盟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他同时又坚决认为，英、美“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人，都应该把任何可能引起同样冲突的革命活动，看成是犯罪行为。如果这种革命活动招来了英、美的武装干涉，那就休想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只要西方干涉不影响到苏联的防御）：希腊就是前车之鉴。
　　有关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和分享“部分势力”问题，除涉及德国、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外，雅尔塔会议未作详细讨论。（必须指出，关于德国，会议不仅划定了占领区的边界，而且对肢解德国也已达成协议，并组成“三国委员会”进行研究。）^[166]至于其他欧洲国家，三大国就“他们认为当形势要求”共同进行干预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达成了协议。实际上，会议确认原来一切有关瓜分欧洲的协议都继续有效。
　　但是，雅尔塔会议讨论的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一份秘密条约草案规定，一俟欧洲敌对行动结束，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日本战败后，“因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而遭到侵犯的一切原属俄国的权利”将予以恢复。苏联要收复萨哈林岛及其邻近岛屿；中国将旅顺港租借给它，大连成为国际港；中东和南满两条铁路由中苏合营。一句话，苏联要把沙皇在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时获得的军事基地和租界全部收回。而且还要添上原来属于日本的千岛群岛。三国外长在雅尔塔也谈到了英、苏在伊朗瓜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讨论了莫斯科想分享一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的愿望。
　　因而，雅尔塔会议是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掩饰这种瓜分、并把“三巨头”打扮成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守护神的大骗局的高峰。包括几百万共产党员在内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所签署的庄严声明深信不疑。声明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在克里米亚会晤，重申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维护和加强目标与行动的一致的共同决心，这种一致已经使得联合国在这次战争中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三国政府对我们的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神圣义务。
　　“只有我们三国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继续加强合作，增进了解，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可靠的、持久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将保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自由地度过一生”。

斯大林机会主义的破产

　　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几周内的所作所为，多么出色地表明了他们保持“目标与行动的一致”的“共同决心”，以及他们怎样“继续加强合作，增进了解”，以建立“可靠的、持久的和平”。西方大国谴责斯大林不尊重有关波兰的协议。斯大林谴责西方大国与德国单独谈判。导致紧张局面的新因素与日俱增。丘吉尔表现得特别猖狂。他极力想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他本人昨天还吹捧为英勇而忠实的盟友的苏俄，实际上是“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德国投降后第四天，他写信给杜鲁门说：“苏军前线铁幕已经拉下。我们不知道后面在干什么勾当”。他建议罗斯福的继承人逼斯大林作出新的让步，否则美军就不撤出根据雅尔塔协议应包括在苏联占领区之内的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167]（由于德军让了路，美军在苏军之前到达，占领了这片土地。）
　　丘吉尔这种神经质的猖狂态度，反映出当时英国地位的虚弱。英帝国主义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在巴尔干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在中东的利益，的确是面临“致命的威胁”。它威胁到英国对外政策经久不变的前提，即维持欧洲的均势，防止任何一国在欧洲大陆称霸。英国经过战争大大削弱了。它在财政上完全受美国支配。军事上远远不能与其他“两大国”相匹敌。不仰仗美国的保护，英国在苏联控制区分享“部分势力”的愿望就有落空的危险。丘吉尔还怕两个“超级大国”对全世界的安排达成协议，而不考虑甚至损害英帝国的利益。正如同苏、美之间有矛盾一样，美、英之间也有矛盾，斯大林还真指望着这一着呢。这就是丘吉尔在外交上不放过最小的机会来破坏苏、美关系的原因。
　　英国与法国一样，主要希望能保住它的殖民帝国，而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目的却是要摧毁一切阻挡它进行世界扩张的障碍。罗斯福理想主义的实际含义不过如此而已。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几个月，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庄严宣布：“今后不再需要什么势力范围、联盟、均势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特殊安排了。在不幸的过去，各国才要凭借这一切来保障本国的安全和促进本国的利益。”^[168]这个开放的，而且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世界，是美国超级资本主义的理想世界：这是它庞大的工业机构——其生产在战时增长了一倍——梦寐以求的市场，也是足以容纳它积累起来了的大量资本的投资场所。不应把世界分成许多个势力范围，只应有一个世界性的势力范围，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罗斯福及其同僚把与苏联的合作也包括在他们对未来的设想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工业为苏联的恢复提供帮助，对两国都有利，而且会在苏联的政治教育中有所反映。因为有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支援，“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个国家会顺顺当当地归并到罗斯福的世界中来。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表示的善意，例如解散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遵循“民族团结”的政策，拉美共产党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这一切鼓舞了罗斯福及其同僚，使得他们相信Pax Americana（美国强制下的和平）是有生命力的。不过，斯大林的Realpolitik（强权政治）的其他方面与罗斯福的观点是矛盾的。上面提到的斯大林在4月24日文件中提出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原则尤其如此。根据这个原则，“三巨头”对各自认为关系到它安全的那些国家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斯大林从1939年起，就已在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等地实施了这个原则。在这方面，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允许把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墨西哥等国算作例外情况，因为这些国家恰好关系到“伟大的美国民主”的安全。但是，一涉及保障“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或“英帝国主义”的安全的目的，他的理想主义就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了。
　　然而，美国领导人认为，斯大林的Realpolitik（强权政治）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方面，眼下还不足以构成绝交的理由，甚至也不足以构成放弃同苏联政府达成基本妥协的尝试的理由。他们盘算着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第一，从1943年起，美国领导人明白他们要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了。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确比美国落后，但在欧洲大陆上显然拥有军事优势。在雅尔塔会谈时，美国将军们知道，一且与苏联发生冲突，苏军可以直捣大西洋岸。^[169]他们还知道，除军事优势外，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德国战败后，苏联军事力量大部分都不受牵制了，而美国大部分军事力量却还在太平洋作战。1945年初，华盛顿认为有必要把在欧洲作战的部分兵力调往太平洋，因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继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参战即使不是必不可少，也是求之不得的。（美国领导人担心在华作战的日军到时候回师日本，使美军的决战更加困难，损失也更大。）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驱使美国政府要在远东寻求莫斯科的谅解，那就是中国问题。华盛顿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巩固蒋介石政权，因为只有通过它，美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才能得手。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也能本着法共和意共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忠诚和谦让的精神，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继续合作，那么，美国的这番事业取得成功就会顺利得多。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斯大林大力相助。因而在1945年上半年，在原子弹爆炸和日本投降以前，美国政府就在迫切谋求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虽然波兰问题和其他东欧问题使两国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有上述种种因素，杜鲁门及其班子虽然具有反共的本能，却也不得不采取与莫斯科和解的政策。这些因素也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1945年春季和夏季欧洲的全面力量对比多么有利于那些内部条件也很有利的国家采取大胆的革命策略。万一英、美对革命运动进行军事干涉，苏联在军事上和战略上都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以对革命运动果断地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从斯大林的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战略上和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莫斯科承认为英、美“势力范围”的地区内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应当利用来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欧洲的防御体系和它的其他要求（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在土耳其的利益，等等）。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欧洲缓冲区已是既成事实，它在军事上已经无懈可击。不过，斯大林的目的是要美国承认这个事实，使之成为他同美国就全世界的问题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协议的条款，美国信贷和工业得按照罗斯福的班子当年定下的计划帮助苏联恢复经济。但进行这种帮助的条件是要避免苏联在政治上依赖美国，而且要有助于美、苏两家共同主宰世界，不能让美国在政治上一家独霸。
　　作出不去利用西欧和南欧以及中国所存在的革命可能性这样的决定，在解散共产国际时期，还可以解释为不过是一种策略，现在可是个实质性问题了。现在一看就知道这是货真价实的让步——由于革命已成为现实的危险，这种让步对美国人就更加宝贵了——，是对美国承认苏联的欧洲防御体系和它的其他要求所给予的适当的补偿。斯大林为了能与美帝国主义真正瓜分世界——这就是雅尔塔宣言中所说的“可靠的、持久的和平”的真正意思——，打出了所有这些牌，再加上这位伟大战略家手里总拿着的一张牌，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是这么算计的：一旦日本和德国都打得趴下了，那么在需要进行世界扩张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力求保持昔日殖民帝国的英、法、比利时、荷兰之间，矛盾自然会日益激烈。
　　7月17日召开波茨坦会议时，战略与军事上的形势仍然对苏联有利，会议的结果仿佛是朝斯大林所设想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美国人大致在波兰问题上让了步——接受了斯大林的无足轻重的让步——而对于苏联圈内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小心翼翼地提了提抗议。
　　然而，会议前夕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斯大林的设想的客观前提和世界政治的整个发展进程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7月16日，美国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沙漠试验成功。转瞬之间，美国就不再需要苏联帮助它来对付日本了，广岛（8月6日）和长崎（8月9日）的遭遇即将说明这一点。东京于8月14日投降。根据雅尔塔的秘密协议，苏联至迟在德国失败后三个月必须对日宣战，8月8日是最后的期限。到这一天，苏联并未履行这一义务，但莫斯科对此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雅尔塔协议规定，1905年被日本抢去的基地和租界“归还”苏联一事必须由蒋介石的中国国民政府批准。中国人拒绝批准，到8月8日仍未同意。这一下正好符合斯大林的心愿，因为这样一来，他在与美国谈判时手里又多了一张重要的牌——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态度。但是，广岛事件证明了新武器的威力。于是斯大林不再等待蒋介石批准雅尔塔协议了。8月8日下午五点钟，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不仅雅尔塔会议所规定的领土，而且加上整个满洲以及“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都落入苏联之手。
　　原子弹的垄断成了华盛顿执行政策时可以利用的一种特权。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宣布，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170]美帝国主义时来运转，朝世界霸权迈进了。但它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美国将军们心里很明白，原子弹虽然可以使许多苏联城市变成广岛，却难以阻止苏军从易北河向英伦海峡推进。斯大林回答丘吉尔在福尔顿的演说时警告说，“对东欧进行新的军事讨伐”的干涉者不会有好下场，“我们确有把握地说，他们会被打败，就像二十六年前被打败一样”。^[171]华盛顿认真估量了这次警告，因而杜鲁门并没有听从有些人的主张去向苏联挥舞原子弹，迫使它退回到边界线，而是采纳了凯南的所谓“遏制”政策。
　　然而，斯大林认为与美国取得谅解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1946年9月，他说，“我不相信真有爆发新战争的危险。我并不认为原子弹真像有些政治领导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有那么大的威力。原子弹是专门吓唬‘弱者’的，它们不足以决定战争的结局”。此外，“垄断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我深信国际合作远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换句话说，原子弹不能根本改变力量的对比，至多也不过构成暂时的优势；因而出路仍然在于取得谅解。
　　一个月以后，有人问到美、苏关系是不是更紧张了，斯大林坚定地回答“不是”。1946年12月，罗斯福的儿子问斯大林，美、苏有没有可能合作，他回答说：“当然有可能。不仅可能，而且这完全是在属于可能范围内的唯一明智的道路”。据斯大林说，苏联乐意与美国达成包括大力发展贸易和向美国借款在内的长期经济协议。作为苏联方面的主要贡献，斯大林明确提出“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172]
　　实际上斯大林认为中国还是他手中一张极其重要的牌。日本投降后，他曾压中共与蒋介石达成协议，^[173]1945年12月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协议：“有必要以民主力量广泛参加国民政府机构和结束国内骚乱为基础，建立一个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所谓“民主力量”指的是共产党人；“国民政府机构”指国民党及其军队，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将合并到这支军队中去、“国内骚乱”指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这基本上就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民族团结”方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保证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使国家可以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于是蒋介石倚仗着美国飞机、技术人员和美元在1946年向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到1946年底，蒋介石及其保护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斯大林与罗斯福儿子谈话中所说的“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这句话，是有非常明确的含义的。这就是说，要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压力，以便能找到一个可满足苏、美共同利益的解决内战的方案。可是华盛顿却以为斯大林在耍两面派。谁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自主的道路呢？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在1946年4月发给中共少数领导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毛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苏、美可能妥协。不过他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他接着说，“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根据中文本的注释，毛在这个文件中批评了“一些同志”，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美蒋集团的进攻。^[174]他所说的“一些同志”，我们不妨理解为1945年12月三大国达成协议后支持斯大林路线的人。
　　在召开波茨坦会议和宣布马歇尔计划之间的两年中，由核保护伞和大量美元所维持的“遏制”政策开始奏效。在希腊，恐怖的镇压迫使共产党人又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法国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得到迅速恢复，而工人阶级的运动——我们已经谈到过——失去了立足之地。莫斯科不得不从伊朗北部撤军，它要求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海岸建立军事基地一事，并没有如愿以偿。在远东，日本成了美国的保护国，苏联人根本无法插手。不过，西方盟国在德国对苏联计划的打击才是最厉害的。莫斯科没有达到四国共管鲁尔区的目的，否则它就能对西方盟国在它们占领区内的实际权力大加限制，并为苏联进一步扩张“势力”直至遍及整个德国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斯大林过分相信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是软弱的，过分相信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默许的美军短期内会从德国撤走。可是，有了核保护伞的杜鲁门，尽一切力量使西德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堡垒。）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了。它为美国人进入希腊和土耳其、统治中东和东地中海，并接管英国在这些重要战略地区扮演的警察角色提供了口实。华盛顿通过马歇尔计划，为德国经济力量的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使欧洲资产阶级政府俯首就范的任务，而且为美国的工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巴黎、罗马和布鲁塞尔对这位大施主的命令是迅速服从的。共产党的部长被撤了职，“以民主和议会的合法手段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被粗暴地制止了。华盛顿认为，美元的魅力可能还会使有的人民民主国家上钧。马歇尔计划起初曾大受波兰和捷克政府的欢迎，说明华盛顿的想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设想斯大林会在这方面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
　　1947年夏，斯大林发现自己居然落到了苏维埃国家自列宁以来一直力图避免——而且成功地避免了——的境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反苏集团。1947年的情况还多了一个特点，即反苏集团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形成的。这对斯大林所谋求的“和平”，即按苏、美世界性协议认可在全世界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和平”，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也是那种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弃革命斗争和进行阶级合作为基础，以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合作保证一国“和平地建设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和平”的彻底破产（1946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观点：“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175]
　　战后，斯大林依然实用主义地照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大战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所起的作用来看待新形势。我们指出过，在那两段时期，斯大林战略的基础就是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可能性，都要服从这个战略基础。从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苏维埃国家利益这一观点看来，这种战略是极其有效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性大危机之后，即法西斯主义失败和德、日帝国主义垮台之后，无论在资本主义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都不可避免地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虽然斯大林的政策加以遏制，大部分共产党也跟着执行这种政策——共产国际的“遗嘱”中所总结的政策——，但这种新的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革命浪潮，仍使各国的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驱使它们撇开国与国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联合起来，抵挡革命的威胁。
　　结果证明，斯大林关于德、日一旦战败，美国与欧洲殖民国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世界事务中占重要位置的预言纯属无稽之谈。斯大林执行强行遏制革命运动的政策并不足以保证大西洋两岸的资产阶级不被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精神所吓坏，却足以挫伤这种精神，以致却使在这种力量最强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国和意大利），它们也无力使政局发生根本变革，甚至无力阻止这些国家变成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各国共产党屈于从斯大林的策略，终于事与愿违，得出的结果与原来为了说明这种策略正确所作的预计相反——保障苏维埃国家安全的策略反而威胁了它的安全。

疑问与推测

　　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是“自由世界”的卫道士，他们对指出斯大林借以获得卫星国并达到其世界战略目的的种种“诡计”津津乐道，同时又把罗斯福的政策理想化。因此，他们的判断缺乏客观性，而且也是忘恩负义的。如果说“自由世界”在危机中没怎么伤元气的话，这无疑应归功于斯大林。说历史当初可能走上另外的，而非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这种假设确实是无法证实的。说斯大林（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军的总司令）要是把欧洲革命列入了他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之一，那么革命肯定已经取得胜利，争论这种问题是白费唇舌。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斯大林借忠实执行他的政策的西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具体帮助，对于解决美、英资产阶级领导人从1939年起就面临的难题，即如何在打败劲敌德国的同时，使欧洲资本主义的心脏能避免爆发革命的危险，是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的。
　　从本书的第一编，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在欧洲造成革命形势。他的这种看法太乐观了。这种乐观主义源出于他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看法，即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能力已经衰竭等等观点。不过，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导致爆发欧洲规模的革命并不是过分的幻想。这倒真有可能，而战争一爆发，资产阶级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可能性并不出自托洛茨基所设想的那种情况，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达到极限（他在这里重复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错误分析），而是资本主义为“重新调整”其结构、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方法造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是，它同时又引人注目地展示，这个制度作为整体仍具有生命力，在工业、技术和科学结构方面仍有巨大潜力，有操纵群众并使之服从该制度得以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准则、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的能力；在战争中尚且如此，战后就更是如此。这次战争证明，旧的统治阶级有其政治才智和耍花招的本事，这是它们几百年来经验的结晶。正如1914—18年的战争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大规模上表明，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还要继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垂死挣扎而又拖延不死，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获得时间和机会，以便把这种情况纳入人所共知的分期方法的框框之中。它最初宣称，随着1914—18年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病人还活着，便说什么两次大战之间只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之后，随着1939—45年战争的爆发，开始了第二阶段。1960年又断定说第二阶段已经结束，“第三阶段”开始了。究竟还有多少“阶段”呢？）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其生命力，但不排除它还有一些僵化的环节，它们与以德、日、美三强（尤以美国为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发生尖锐的矛盾。老牌的英、法资本主义对大片殖民地和南欧、东欧落后地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三强发挥其扩张的潜力。英、法资本主义的切身利益虽已受到威胁，却并不打算不争即让。美国资本主义在近边的拉丁美洲大有扩张余地，它进入英、法殖民地也比较容易，因而，看起来这还不是一个会引起战争的问题。但是，对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说来，唯一的出路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进行战争。
　　对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争夺市场、殖民地和原料的战争；与第一次大战一样，同时它又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向新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在新阶段上执牛耳的三大国不仅看中英、法的领土（加上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地），而且还看中苏联的领土。美国试图同它未来的受害国结盟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它的两个强劲对手则想采用军事征服的办法来作到这一点。这对美国来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很大好处，但双方的目标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
　　经历过1917—20年日子的各国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怕的规律现在又必然发生作用而带来的危险。由于苏维埃国家、苏联军队和共产国际的存在，这种危险性就更大了。战争爆发时，欧洲的革命运动已经遭到失败，在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中，革命运动都只得转入地下，这是事实。但是，群众对这场新屠杀所产生的后果将作何反应呢？幸存的共产党小组难道就不会利用这种形势吗？1917年时，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者毕竟也是不多的呵。
　　各国资产阶级都根据本国形势来看待这些未知数，因而看法各不相同。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一被击败之后，就表现得十分自信。它认为只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采取同样的手段就可以摧毁欧洲其他国家革命的种子。日本资产阶级的看法极为相似，因为它也已经使国内的工人运动处于瘫痪状态了。美国的基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它通过改良主义措施“溶化”无产阶级的程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它是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来迎接战争考验的。英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1926年的大罢工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工党至少还能提供一点算是靠得住的保证。法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它显然是个最薄弱的环节。除了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已经过时外，无产阶级很激进，这从1936年的社会骚动，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影响又已扩展到大批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之中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法共在人民阵线阶段虽表现出堪称模范的温和立场，然而仍不足驱散资产阶级的疑虑。它们拿不准这是法共的权宜之计，还是党有了根本的变化。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在法西斯统治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否牢固，却不得而知。看起来，意大利的形势显然不像德国那样稳定，但也不像法国，并没有法国共产主义那样的不安定因素。
　　除工业资本主义地区外，许多地区都有可能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出现革命危机的形势，如在亚洲的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东欧和南欧的落后国家等。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除苏联参战之外，最严重和最明显的威胁莫过于法国可能在法西斯失败（以及苏联取胜）的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法国革命行将标志一个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过程的开始。英、美资产阶级深知这种危险性，这对它们的全部政策以及战争期间的一切战略计划和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到战争后期，当时已成为欧洲头等军事强国的苏联，摆出一付稳操胜券的姿态，使人感到它无所不在，这种影响就更加厉害了。在这段时期，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已形成一般强大的力量；意大利显然很可能爆发革命；而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
　　在两个基本目标上，美国和英国的意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国都认为有必要打败它们的对手，而同时又使资本主义和工业的欧洲不致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自然，它们也一致认为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先发制人，阻止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爆发革命，或者把革命镇压下去。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上，它们的意见可能不同，但就目的本身来说，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首先表现在殖民地问题上，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英、美两国在最重大的目标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再加上濒于解体的大英帝国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构成了美、英联盟的牢固纽带。麻烦的是，它们的两个主要目标相互矛盾，因为打败纳粹德国是欧洲革命的必要条件，可是，反法西斯战争本身必然会引导欧洲大陆各国人民走向革命。在太平洋战争中，特别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美、英联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在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心目中，远东问题不如欧洲问题尖锐。他们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革命运动成功的机会，是估计不足的。
　　鉴于有必要防止在欧洲出现革命，美、英政府自然就不得不去谋求与德国妥协。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它们为此曾全力以赴，直到战争爆发。但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它认为，如果能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取得胜利，就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能把欧洲革命推迟一段时期，又能为将来的扩张奠定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德国帝国主义的计划，对英、美两国来说，是一个威胁，不亚于欧洲可能爆发革命的威胁，甚至比这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美、英联盟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必须打败德国，为此，两国不得不探索另一条道路，以便既能打败德国，又能把法国资本主义保存下来。这条道路就是：与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达成广泛的协议。在人民阵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说明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态度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苏德条约。为了支持这个条约，克里姆林宫曾毫不犹豫地强迫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战略，不过，还不能完全下结论。与德国签订条约，这是苏联处于弱者地位时的行动，不足以预言它处于强者地位的做法，比如说一旦纳粹被打败，它成为强者时的做法。但美、英除与苏联达成协议外，别无选择，虽然它们走这步棋时又非常谨慎地要使苏联在同德国作战当中遭到极度削弱。
　　我们看到，事件的进程将说明，华盛顿和伦敦所希望的妥协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就使它们能够克服在欧洲的两大目标——即既要打败德国，又要阻止欧洲大陆爆发革命——之间存在的矛盾。它们在亚洲就没有那么顺当了，但这倒不是斯大林的责任。
　　从1943年起，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四个国家中，显然有可能出现革命的结果。同时看得出来，德国即将战败，而且苏军将在击败德军中起重大作用。1943年夏，苏军又在各条战线迅速展开了全面进攻。这一年，英、美大部分报刊纷纷发出警告，英、美联盟领导人要求解散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明确接受不进行革命的政治路线。这一年，斯大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不影响他的战略目的和政治目的，相反还可以用作他与盟国进行重要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拒绝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希腊共产党人犹豫不决，到1944年，终于对莫斯科作了让步，后来证明，这种让步是致命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无条件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与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观点在人民阵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向新改良主义的转变恰好一致，而两党的领导集团就是由一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组成的。因此，他们不反对斯大林的路线。从此，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形势就像俄国在1917年的情况一样。当时要是列宁的《四月提纲》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会通过某种途径巩固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会爆发，而历史学家和革命者就至今仍会在革命的可能性是否真正存在，列宁是否是个左派冒险主义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像他们对二十五年之后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争论不休一样。^[176]
　　争论在继续，毫无解决的迹象。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说明，历史研究者看到了这种美好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使法、意资产阶级及其美国保护人在那些年感到恐惧的，并不是一些幻觉。1943年开始的危机，是诞生于Risorgimento（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迄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是法国从巴黎公社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民族危机。1940年的民族灾难使法国资本主义的虚弱突出地暴露了出来。国家已崩溃，取代它的是为占领者效劳的傀儡政府，战争的灾难由于可耻的失败和被德国人占领而越发深重了。
　　造成所有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清楚的，这就是过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腐败无能的议会政治，殖民寄生性和技术落后造成的。人们对统治阶级及其政治集团不信任了。应对这场灾难负全部责任的就是他们。但是，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局势最严重的方面是无产阶级和社会其他阶层明显向左转，这反映出它们看清了危机的原因和责任所在。为什么群众不顾共产党1939——41年期间执行了荒谬政策而仍然迅速地转向共产党呢？为什么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能获得领导地位呢？原因就在于：群众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阶层表达了群众的仍然比较混乱的思想的主要倾向。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根本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
　　意大利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法西斯政权对民族危机的责任是同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责任密不可分的。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在他们专政的十五年里，表现出没有能力克服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主要弱点与南部的不发达状态，却把国家引入殖民冒险和帝国主义战争。而法西斯专政本身又证明了由复兴运动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能，以及这种无能所造成的后果。意大利半岛上的统治阶级，组织过两种形式的政府，都失败了；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强大的令人生畏的群众运动明显左倾；共产党的力量有惊人的发展，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趋势，一种要求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趋势，而且比在法国反映得还要尖锐。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如此实在地向资产阶级制度挑战的真正的运动。工人群众、知识分子、整个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发人深省的示威运动，要求建立新经济，新国家，要求新的社会阶级来进行统治。共产党如果没有丧失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能不考虑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吗？共产党能放弃这样的机会，不把这次实际的运动以事实进行的批评提高到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的水平吗？
　　必须把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充分研究客观形势与一般的经验，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起对革命变革的明确愿望；制定战略策略，把能够实现这一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做好准备，以达到主要目的：由支持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而不是由共产党来夺取政权。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法国和意大利在1940——45年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个过程是否能以革命的胜利而告终，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没有关系，除了行动过程本身，是无法对它作出回答的。只有行动，再加上其他因素，才能创造有利条件，创造使决定性步骤即夺取政权成为可能的力量对比。（1917年4月时，谁也不能保证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条件一定会形成，连列宁也不能。四月的政策不是决定十月具备这些条件的唯一因素，但是，没有这个政策，夺取政权的条件不可能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斯大林的直接指导下，身在莫斯科对党的总路线进行遥控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居然在美、英成为苏联的盟国之时，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法、意两国，目的是要恢复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结果。
　　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放弃共产党人一直认为并继续认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无论从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都需要比较有分量的解释。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理由（包括了不时提出的另一些理由）可归结如下：（1）希特勒德国的胜利意味着苏联的毁灭，意味着欧洲工人运动在一个时期内被压垮；（2）因此，主要目标是必须战胜德国；（3）保证反希特勒联盟的巩固，是保证能打败德国的主要条件；（4）提出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必不可免地会触犯西方盟国，也就会威胁到胜利的可能性；（5）因此，现阶段不可能考虑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推理看起来无可争辩，似乎是一般常识的产物。只有死硬的极左分子、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不可靠的分子（用多列士的活说，就是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才会怀疑这种起码的真理。大多数积极的共产党员，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员，出于什么动机，接受了这种常识范围内的逻辑，上面已经谈到了。开头两个命题当然是不容争辩的，而推论出四、五两个命题的第三个命题的论点，却不是完全不可争辩的。这个命题的论点是：反希特勒联盟——应理解为英、美与苏联的联盟和德国在欧洲的资产阶级对手与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联盟——是胜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观点根本不考虑战争过程中，在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基础上，可能形成新的力量对比，而这种联合是保证能打败德国并能打乱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的。拒绝采取有助于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创造可能性的政策，说明a priori（预先）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承认，到1943年底和1944年初，这种可能性即将成为现实，盟军登陆也不再是打败德军的必要保证了。盟军登陆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西欧爆发革命。假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采取的不是当时那种政策；假如他们也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那么，这个目的能达到吗？
　　自1941年以来，南斯拉夫便把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付诸实现了。南斯拉夫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占领者及其走狗，次要打击目标是盟军。当战争还在进行时，盟军就试图为恢复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权，为使该国重新依附美英帝国主义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南斯拉夫的战略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的效果，比起那种试图以简单的常识来论证的战略来，毫不逊色。因为南斯拉夫解放军反对占领者的活动远远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规模。而那种根据简单常识制定的战略，倒是与为它辩护的主要理由大相径庭，并没有在反对占领者的战斗中取得最大效果。为了避免与西方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相矛盾，法共和意共不容许民族解放战争具有革命的内容。这样做，实际上不仅大大方便了盟国和资产阶级去恢复资产阶级制度，而且它们本身也就无法去动员人民中的反侵略力量了；因为这些力量只有有了革命的热情，有了为争取社会解放、争取工人政权而斗争的自觉性，才会行动起来。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法、意两国共产党怎样使自己、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左派力量服从西方盟国和资产阶级抵抗派的领导，而盟国和抵抗派的政策是要把参加抵抗运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戚少到最低限度。说起来，“民族团结”政策更广泛因而也更有力，但实践证明，比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创造的革命的民族团结政策来，它要狭隘得多，软弱得多。
　　几乎无需解释，对抗的形式以及对抗与一致行动之间联系的方式，将随欧洲和其他地区甚至每个国家战争的发展而异。最主要的，就是斗争应该是政治斗争，尽可能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在对革命力量不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南斯拉夫人懂得对抗与一致行动的辩证法，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把公开的政治斗争与联合行动结合起来，把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武装斗争与跟王室政府和盟国的谈判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才智提供了人们学习的范例。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创建革命的军队，同时却能使英国这只老狐狸自以为能通过谈判得到用武力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甚至设法让西方盟国在苏联供应武器之前就对他们供应武器。
　　对意共和法共来说——姑且假定它们有志于采取革命政策——问题当然不在于套用南斯拉夫的战略，而是要制定出有自己特点的对抗和一致行动相结合的计划。不过，南斯拉夫的例子毕竟指出了这种战略的一些主要条件。第一，就要使工人阶级和左派反法西斯力量形成一个独立的运动，有自己的纲领和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第二，一有条件，就要在反帝斗争中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并鼓励群众直接参加新政权。还有一些方面也很重要，这在有关南斯拉夫斗争一章中已经谈到。难道法国和意大利在当时形势下真的就不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吗？
　　意味深长的是，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法共和意共的领导人，面对南斯拉夫的批评，连想都没有想要去说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他们回避要害问题，说什么如果他们试图夺取政权，英、美军队定会进行干涉，加以阻止。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南斯拉夫并不是批评他们没有去夺取政权，而是批评他们早在1941年就开始推行一种旨在预先就放弃这个目标的政策，一种确实是为了达到相反的、恢复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的政策，一种屈从于资产阶级盟国的政策。英、美军队干涉的危险性是1944年夏季才出现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法国共产党在前三年采取一种政策，让工人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好准备去进行战斗，以社会主义来结束资产阶级法国的空前危机呢？为什么法共让抵抗运动受戴高乐领导，受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制度的束缚，而不去支持并领导运动中反抗它们的倾向呢？为什么法共眼看着戴高乐恢复他所代表的旧政权而不一开始就通过抵抗运动来创建以工人群众为主要基础的新政权呢？许多迹象表明了革命潮流的深度（这时群众相信共产党是革命党）。非共产党历史学家承认，尽管那三年法共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解放运动却使工人阶级和人民武装力量在许多地区很容易夺得政权；群众心向共产党，并支持社会党左翼的运动，支持工会和其他组织。现在回头去看，这些迹象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前一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政策，那么，运动的思想水平和战斗精神势必要高得多，实行根本变革的愿望也要强烈得多。但是，即使从解放后几个月内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出发，当时要把运动引向革命目的，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这正是法共领导人一直回避的问题。对来自左翼的批评，他们总是回答说，纵观全局，当时并不存在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现在依然这样回答^[177]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党采取了一种蓄意使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根本不可能形成的政策，不仅使共产党、而且使抵抗运动的所有革命派都无法夺取政权。他们的政策好比是消防队在火刚烧着时就立即采取的灭火措施。在解放巴黎和德国投降的时期内（约一年时间），除了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谁也休想阻止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当年戴高乐要解散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抵抗运动创造的双重政权的雏形）时，法共完全可以组织罢工，占领工厂，举行群众性示威和采取其他行动来回敬他。它完全可以鼓励解放委员会转变为工业中由工人权力机构所支持的直接的群众政权机构。当时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推动这样的运动，并鼓励左派在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下团结起来。政权问题只有结合一种旨在加强群众运动、消除对戴高乐主义和盟国的幻想（党自己在前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幻想）的政策来考虑，才有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法共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它与戴高乐合作来消灭抵抗运动；它对工人阶级说，为了要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勒紧裤带；它压制了（或许比这更厉害）法属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它散布和平道路即议会道路的幻想；它继续美化盟国。这是法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传统的改良主义与民族主义政策的一种新形式。
　　在意大利，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用陶里亚蒂的话来说，^[178]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基础崩溃了，而且爆发了主要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意大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这时，共产党要采取一种把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1944年陶里亚蒂在那不勒斯登陆时，就有必要在两种政策之间作出抉择。反法西斯主义与国王，巴多利奥以及盟国之间的冲突，不很明确地把这种必要性反映出来了。一种政策力图使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左派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制、传统的右派和盟国；另一种政策却力图缓和这种矛盾，使左派和右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盟军当局的统一指挥下，打着“首先赢得战争”的旗号，紧密团结起来。前一政治路线可能使葛兰西提出过的新的“历史集团”组织起来，后者即“民族团结”政策则到头来会方便旧的统治阶级去完成它们的任务，最后会导致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恢复和现代化。
　　能够揭穿墨索里尼垮台后就已经很明显的旧的统治阶级诡计的，不是“民族团结”政策，而是“阶级”政策。这个政策会向群众揭示出哪些力量是真正为意大利从社会和政治上获得新生、获得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力量，哪些是抱着让意大利屈从于新帝国主义的目的，而为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卷土重来效劳的力量。“民族团结”政策并不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会让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它只给予工人阶级这种幻想。真正的控制权是在别人手里。工人阶级要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阶级，必须在行动上把民族解放问题与南部和各岛屿的土地革命问题，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而陶里亚蒂的战略（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革命中采取的战略如出一辙）恰恰在真正的运动、社会政治结构的严重危机与群众的觉醒等因素都趋向于把这些目标结合成一个统一的革命过程时，把这些目标分割开来了。在从盟军登陆到北方起义的两年时间里，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农民群众为争取土地而斗争，而且反对在北方伟大无产阶级运动中已经出现的争取导致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倾向。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就是抑制群众运动，以免分裂联合政府并触及英、美军事当局。
　　具有自己的纲领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群众运动，才是最终能够阻止传统的政权逐渐复辟的唯一力量。盟军驻在意大利自然要求意大利人采用不同于南斯拉夫所采用的，主要是政治对抗的方法。但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左翼，可以把英、美军事当局的驻留以及它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提高由于进行了解放战争而唤醒了的民族意识的生动教材来加以利用。为此他们可以要求意大利的主权得到充分和无保留的承认，要求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政府机构，以及英、美军事当局保证不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
　　意共没有能采取一种推进土地斗争和其他革命变革的战略，主要障碍并非出自意大利的局势，而是出自意共领导对于莫斯科所制定的路线的屈从态度。要是采取了那样的战略，双重政权的基础就能扩大，盟国和右派在政治上就会更加孤立。这种战略能够开创工人阶级政党和左翼反法西斯力量的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能够把北方的无产阶级大起义和南方的革命运动联结起来。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听从了季米特洛夫于1942年3月传达的斯大林的指示，那么，它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的。
　　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不止一次地用希腊的例子为他们的政策辩护。可是，只要希共领导人顶住了苏联的压力而不投降，即使斯大林令人震惊地背叛了他们，希腊抵抗运动的这场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们当时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并有一支善战的人民军队作后盾。一年半以后，他们又在更加不利得多的条件下奋起斗争，得到的外援与美国的大规模干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居然坚持三年之久，实际上到1948年才结束。如果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希腊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向斯大林屈服，那么英国远征军的处境就会是非常狼狈的。
　　1945年头几个月，德国即将战败，苏军加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的数量可观的队伍（当然还有南斯拉夫解放军），与西欧盟军相比，占压倒的优势。美国给太平洋战争拖住了，很难说还要拖多久。这正是抵抗运动的民主和改革思想深得人心的时候。如果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转为进攻，支持建立工人和整个左派的政权，提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变革的纲领，（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或“苏维埃”纲领）结果会怎样呢？西方会干涉吗？罗斯福和杜鲁门会接过希特勒的衣钵扮演欧洲左派的主要敌人的角色而承担政治后果吗？从军事观点看，他们能试一试吗？（这种危险性不可忽视，正如1917年德军干涉的危险性不可忽视一样，德军的确进行了干涉，并几乎摧毁了俄国革命。很难想象革命会是平平安安的，不遇到任何危险。不过，1944——45年的情况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当时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可能对革命进行干涉，不如说是十月革命举旗人的军队很可能不介入革命。希腊的情况就是达样。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希腊情况本身就表明，在当时形势下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多么困难。）
　　对过去可能发生或可能不致于发生什么事的推测和疑问就谈到这里吧，雅尔塔会议在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决定了历史。斯大林为各国共产党制定了法律，除了不发达国家中几个未来的离经叛道分子表示反对外，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共产党人的新改良主义跟“大同盟”的步调一致了。
　　我们开始分析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时，曾经指出过一个对他的战略影响最大的因素，现在回过头来扼要谈谈。苏联官僚制度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它的国内政策。苏联领导人清洗了十月革命最优秀的代表；破坏了无产阶级民主，多年来剥夺了人民政治生活的权利；宣布贫穷和警察专政的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苏联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破坏了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的源泉和国际主义的阶级觉悟的源泉。他们干了这种种勾当之后，也就无法再说什么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具有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性质了。这种情况与上面分析过的其他理由（出于路线考虑，有利于“大同盟”维持下来等）都挂不上钩，因为无论如何那些理由都是深受国内形势的影响的。因此，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循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从他们的思想上的骗人把戏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所培养成的那种社会意识出发，只能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卫国战争。希特勒主义首先是胆敢侵犯“伟大的俄罗斯”（苏联新国歌就是这么称呼的）的传统敌人即条顿族的另一副面孔，而不是德国工人运动和西班牙革命的掘墓人。有一次斯大林在接见哈里曼大使时说了句老实话：“他们不是为我们而战，是为祖国俄罗斯而战。”^[179]
　　在几百万思想闭塞的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脑海里，斯大林的神话是与沙皇的神话、与传统的爱国主义、光荣的过去交织在一起的，它是一种复活了的宗教。斯大林和他的党巧妙地、千方百计地利用这种爱国主义移植到新国家中来，总是像宗教仪式那样，在每一个场合都要把列宁抬出来，来提高新的列宁的威信。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从战争的国际主义目的着眼，对于资本主义盟国所宣布的战争目的，即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和民主，增添任何新内容。
　　更确切地说，他们倒是加进了一个因素，不过不像是革命的，甚至也说不上是进步的因素。这就是号召斯拉夫民族团结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号召除了当时能起到把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反对传统的敌人即泛日尔曼主义的作用外，显然是为将来能建立一个防护地带作好思想上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欧洲又在经历第二次灾难性的战争。这清楚地说明，国家的疆界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和平不能持久，是无休止的敌对冲突之源。1914—18年大战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应为欧洲成立社会主义联邦而斗争，1923年共产国际继承了这个思想，^[180]难道不是到了应当号召欧洲无产阶级这样做的时候吗？可是斯拉夫思想代替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斯拉夫人必须联合起来；欧洲各民族可以留在各个国家的疆域之内。
　　有关斯大林政策的这些方面，其他作者尤其是艾萨克·多伊彻详细研究过，^[181]这里不再赘述。多伊彻提出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定会结束俄国革命的孤立状态，但斯大林害怕苏维埃制度与工业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主义互相渗透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这会使与世隔绝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受到威胁，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与世隔绝已不仅是这种制度受到的客观影响，而且发展成为这种制度得以存在下去、统治阶级得以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了。以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多伊彻的观点。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竭尽全力使苏联社会与外界隔绝，不仅与西方，而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隔绝。“俄国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真正接触——自由旅行、自由交换意见——极易成为俄国内部动乱的又一根源。因此，斯大林必须要有两块‘铁幕’，一块把俄国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隔绝，另一块则使它的势力范围与西方隔绝。”^[182]
　　我们已经看到，多灾多难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克服许多障碍才能通过四十年代这次大危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那是因为缺少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到了五十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需要有一个既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又不受“社会主义祖国”影响的党了。
　　随着1945年德国投降，为“民族团结”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不存在了，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继续进行合作，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为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需要新的理由，而且不能只是或主要不是策略上的理由，来为这种行径辩解了。
　　原为应付对被苏军解放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政权下定义的急需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学说，便被用来适应这一需要。矛盾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比反动力量组织得好，而且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相比，显然占优势”^[183]的地方（引自苏联历史学家的话），千方百计地避免了革命的爆发，而在东欧各国，革命却得到了鼓励。鼓励东欧革命与阻止西方革命，为的是同一个国家的raison d'état（国家利益）。防御地带显然是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下一章将论述东欧的革命，革命中产生的学说，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学说为西欧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辩护的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南斯拉夫的革命，其他东欧国家被苏军解放后开始的革命过程，以及卫星体系的形成，苏联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西欧共产党力量的加强——这一切使共产党员（如本章开始谈到的，当时做着美梦），而且不仅是共产党员，无法认清欧洲革命的挫折对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严重影响。不久以后的中国革命和旧殖民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作一回顾，那就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在它影响最大的当口——也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条件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时刻——退出历史舞台，对以后世界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共产国际思想衰败的最糟糕的、最严重的后果，也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遇到危机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

注释

^[1] 俄语“共产党情报局”的缩写，该局成立于1947年9月。

^[2] 这些数字和后文所引的共产党员数目，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来自前几章曾提到过的布·拉齐什著《欧洲的共产党》。该书的材料引自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文件和苏联一批作者合编的《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是一本论述国际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专著，由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苏共高级党校曾用作教科书，全书共三卷，这里引用的是1966年版第三卷的材料，时间从1939年起到1955年止。后面再引用这本书时，将用《革命运动史》这个书名。

^[3]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76页，88页（1937年和1945年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第4卷。

^[4] 按国别来说，增加的数目如下：

奥地利	16,000	（1935）	150,000	（1948）
丹麦	9,000	（1939）	75,000	（1945）
挪威	5,272	（1933）	45,000	（1946）
瑞典	19,000	（1939）	48,000	（1946）
芬兰	1,200	（1944）	150,000	（1946）
奥地利	10,000	（1938）	33,000	（1946）
奥地利	17,746	（1939）	47,513	（1944）

　　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员数目，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人数很少，而到了1945年11月，该党却已拥有10万以上的党员了。

^[5] 见本章注144。

^[6] 引自白劳德1944年1月4日给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文系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图卢兹版，1945年第3期第27—28页所载雅克·杜克洛：《对于解散美国共产党的意见》。白劳德在1944年5月22日给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学会消除昔日的鸿沟与偏见，使积怨甚深的仇敌亲如兄弟。我们必须跨越政党之间旧有的界线，把过时的阶级对抗抛在身后。我们必须清除新政支持者和旧政支持者之间的积怨，使美国的爱国者比目前团结得更紧，（《我们的旗枳》墨西哥版，1944年第7期第33页。）由于执行了这样一条极端改良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才得以使党员人数有所增加——按照美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材料，党员人数达几十万人——，并对一些大工会有一定影响。1945年4月白劳德路线受到莫斯科的谴责——其原因以后再谈——，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重建美共，但许多党员没有再回到党内来，党很快就失去了在工会中的地位。

^[7] 《参议员范登堡的私人文件》，伦敦，哥兰奇公司，1953年，第219页。

^[8] 所谓“秘密”，就是说没有预先宣布举行这次会议，会议的讨论是严格保密的，讨论的某些内容从来没有透露过。但后来有些参加会议的人同斯大林或者同他们自己的党闹翻了（例如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的E·雷阿尔），把会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10月初，会议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公报，宣布举行了会议，后来又公布了某些经过适当修改和更正的报告文本。

^[9] 《季米特洛夫选集》，巴黎，社会出版社，第195页。

^[10] 《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社会文化出版社，1951年，第22页。

^[11]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1卷第236页（见本书上册第四章注117）。马塞·加香9月6日给他的参议院全体同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我们重中，法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将来也是站在消灭〔希特勒〕这个穷凶极恶地威胁着和平的罪魁的战斗前列。一切适龄服役的法国共产觉议员在莫里斯·多列士的率领下，已经参加部队作战了。”（同上，第237页）。这本书还描绘了苏德条约在党内和在党的最亲密的同盟者中间所引起的混乱和狼狈的情况。例如，皮埃尔·科特在报刊上写道，斯大林“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同盟者……甚至工人们也对他们的共产党员同志埋怨苏联的背叛（同上，第231页）。

^[12] 还有两种因素助长了镇压，这就是党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进行二十年的公开活动之后，缺乏地下活动的准备；而后来战败以后，又由于苏德条约而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也许占领当局会对党的活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1941年5月，党印制了一种明信片，打算寄给希特勒派驻维希政府的大使“奥托·阿贝茨阁下”，明信片上印好的文字如下：
　　“阁下：
　　“法国共产党员议员们，由于反对战争，由于从1939年10月以来一直坚持主张除非经过议会讨论不得拒绝任何一项和平建议，因而被当作德国间谍来惩处，被判处了总计达数百年的徒刑。
　　“他们中间有下列人员被囚禁在阿尔及利亚的加雷监狱，还面临着被放逐去撒哈拉荒野的威胁。〔以下是被囚禁的议员名单一份〕”
　　接着，是一份“为了执行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使命，一直被迫处于非法状态的议员”〔多列士等人〕和囚在巴黎桑特监狱的议员的名单。这份材料接着说：共产党议员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二十年来在坚持反对可恶的《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莱茵区和鲁尔区的斗争之后，现在又在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为此而遭受监禁之灾。
　　“这是可耻的、不公正的行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
　　“阁下，请行使您的一切权力，使他们早日获释，这是您的责任。
　　“如果您办不到，那么人民将奋起反抗，誓必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无须加以评论，但有一件事特别奇怪，就是居然有人劝说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在明信片上签名并写上自己的住址——这也是根据《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记载。签名的人由于听从了这一劝告，以致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同上，第50页）
　　幻想德国占领当局会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党的另一个例子，是企图合法地出版《人道报》。法共党史的有关卷册中对此事曾有详细的描述（第2卷第20—28页）。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企图隐瞒这一事实，直到最近出版了雅克·杜克洛主持编写的抵抗运动时期的党史之后，他们才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解释了企图把《人道报》合法化以及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类似行动，认为这只是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之下，曾经希望看到希特勒占领下的国家能够允许共产党从事合法活动。”（第2卷第23页）。

^[13]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59—61页、68页。但注12中所提到的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时期中的正式党史（《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出版社，1967年），并没有谈到这一文件，也没有谈到《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中所提及的其它一些文件和事实。

^[14] 出处同上。

^[1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60页。

^[16] 安德烈·方丹：《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1917—1950年》，伦敦和纽约，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1968年，第195页。

^[17]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34，136页。《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谈到了党同戴高乐的代表早在1942年夏天，即在戴高乐—莫洛托夫会谈后不久，就开始接触了。但这本书没有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戴高乐给党的领导的信件虽然公布了，却被删掉了一段话，即戴高乐表示深信共产党对他也会恪守党内生活中那种“忠诚的纪律”的。书中也未提及费尔·南·格勒尼埃发表在《人道报》上的文章。

^[18]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34—236页。

^[19] 参阅雅克·福韦：《法国共产党史》（前几章提到过此书）第2卷第127—128页。照这本书的说法，党终于参加了政府，但没有从戴高乐那里取得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让步。《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对让步只字不提，从而含蓄地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如果有过任何让步的话，书中一定会提到的。

^[20]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41—242页。

^[21]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286—328页）详细记述了这次全国性起义的情形，清楚地表明法国大部分国土是通过“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人民群众”的战斗而得到解放的（第329页）。艾森豪威尔虽把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支持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比作15个师的兵力。这种估算，还只不过考虑了抵抗运动配合盟军反攻的那一部分武装力量，而没有考虑四年来的敌后游击斗争和政治攻势对占领军的士气和实力所产生的日积月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着的。同时，这种估算也不能反映出紧接在盟军登陆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政治反抗行动的作用。

^[22] 雅克·福韦在论述解放前夕法国共产党究竟代表何种力量时说：“党是法国领土上各种抵抗运动中最强大、最坚韧不拔、和唯一力置遍及全国各地的抵抗力量。”（《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59页）。安德烈·方丹谈到解放运动本身时指出：“当时各地的政权已经在它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了。”（前引书第197页）

^[2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团结》，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55年，第292—293页。

^[24]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6页曾提到杜克洛的讲话。这部书里对此事的报道是由当时担任重要职务、而又绝非“左倾”观点的党员所写的，报道毫不含糊地表明：当时党的领导承受着许多党员和一般人民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他们要求党的政策具有进攻性质。各地解放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坚持要求委员会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1944年10月来自法国南方40个省、区的解放委员会代表齐集在阿维尼翁开会，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地方委员会“在城镇和乡村召开群众爱国大会，解释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并制订适合地方情况的详细计划。地方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活动都须经过人民群众批准。”12月9日和10日，塞纳河区的地方解放委员会在巴黎维勒旅社举行会议，他们响应南方的倡议，建议爱国大会应该筹备一个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大型的政治团体会议。后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但党的领导所执行的总路线却使这一行动夭折了。因为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那样，这条总路线要求解放运动绝对服从法国中央政府的领导。

^[2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251页。据这部书的作者们说，多列士对于戴高乐回忆录中这些说法和许多其它的说法，从未加以驳斥。

^[26] 《多列士全集》第20卷第181—182页，第187—188页。

^[27] 戴高乐对他的莫斯科之行是这样解释的：“为了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为期一年的喘息时间，以便把局势控制住，我不得不去莫斯科签订一个协定。”（福韦引文，见前引书第148页。正如福韦十分准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可能是他去莫斯科的唯一理由，但无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找不到证据来证实福韦这样的观点：多列士在抵达法国时，是赞成加强解放委员会的权力、保留国民军等项主张的，只是在戴高乐会见斯大林之后，他才改变他的路线。事实上，多列士一到法国（甚至在他回国之前在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时），就为了给旧资产阶级民主国的复辟开绿灯，而支持放弃抵抗运动和解放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权。他回国后，立即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一个国家，一支警察部队，一支国防军”，就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页）。鉴于当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精神状态，在这个国家里，小心行事是必要的。多列士虽然一开始盛赞解放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坚持委员会要服从新的国家机关：这就是1944年12月14日他在冬季赛车场集会上讲话的要旨。他借助于戴高乐—斯大林协议，使这条路线更加强硬起来，在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终于以一种明确的最终的形式宣布了这条路线。

^[28] 关于伯努瓦·弗拉雄的报告，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62—264页。

^[29] 见《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57页、100页、118页、127—129页；第20卷第183页。

^[30] 《多列士选集》，1966年，第2卷第399页。

^[31]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41页。

^[32] 这是福韦的说法，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72页。

^[33] 见前引戴高乐所著书。

^[34]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05页。

^[3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又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两党之间关于团结问题的协商是这样叙述的：1944年11月社会党公布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声明：“社会党庄严地重申它在地下斗争时期曾向法国共产党提出过的团结一致的建议。”此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了解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个备忘录，为社会党—共产党的团结作好准备。可是，法国共产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建议，却表现出一种死板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同他们为了和戴高乐搞好关系并参加法国政府而作出的原则性让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甚至坚持在同社会党订立的团结宪章中应该包括这样一段话：无条件地赞成苏联的立场，并且承认联共（布）拥有最高的权力。总之，他们要求社会党人变成效忠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同上，第2卷254—255页）。

^[36]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207页。

^[37] 同上，第132页。

^[38] 据本章注2《革命运动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书中所载数字为4万人。该书作者在谈到法帝国主义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没有提到法国政府中有共产党部长参加。

^[39] 《多列士选集》第2卷第351—352页。文中提到的阿尔是指法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战前在这个城市举行的。

^[40] 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4—195页。《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3卷第31页曾提到要让“越南的捣乱分子”对战争负责的打算。众所周知，越南的独立和宣布在全国领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是1945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是在当年夏天开始的。法国军队借口解除日军武装而登陆，重新占领了西贡，并迫使共和国当局转移到农村。1946年整整一年中，法国当局不断进行挑衅，并迅速采取一些旨在复辟殖民统治的措施。炮轰海防造成了6千人的死亡，这就标志着转入了公开战争。

^[41] 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5页。

^[42] 1947年3月29日，为了镇压马达加斯加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挑起了流血冲突。这个岛上的居民在许多地方用暴动来回答殖民者的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几位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四名参加法国国会的议员，被判处死刑。

^[43] 《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63—64页（1945年6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选集》第2卷第452页；《全集》第23卷第10页、115页。

^[44] 《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9页。莱昂·布吕姆的话，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85页。在同一页上，还提到1946年7月17日《共产主义手册》上的一篇文章，批评社会党人在处理德国问题的态度上竟优先满足“国际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在目前这一时期，首先要从法国民族的立场来解决问题”。

^[45] 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8页。

^[46] 《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121—122页（在法国共产党塞纳区委会大会上的讲话）。

^[47] 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9页。

　　原文缺注^[48]——译者。

^[49] 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巴黎，马伯乐书店，1961年，第109—110页。

^[50] R·巴塔利亚：《意大利抵抗运动史》，都灵，埃瑙迪出版公司，1955年，第83页。

^[51] 参看巴塔利亚和加里塔诺合著：《意大利抵抗运动简史》，罗马，团结出版社，1965年，第36页。

^[52] 隆哥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报告，见《各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年，第227—228页（这本书在以后引用时，将名为《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53] 譬如说，可以参考亨利·米歇尔《欧洲地下运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47—48页。在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陶里亚蒂谈到这一时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1943年3月，都灵工人为了反对残酷的剥削和法西斯战争政策，开始举行罢工。我提醒你们，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是由共产党人准备和组织起来的，是由以马索拉同志为首的意大利本国党内核心组织的同志们所领导的。这次罢工对于法西斯政权是一次致命的打击。7月25日，这个政权终于崩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旧基础包括军事组织也随之瓦解了。这时，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就开始了。人民掌握了主动权，把国家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组织、建立了一支军队，选出了领导人，为拯救他们的国家免于毁灭和灾难而进行战斗。不错，当时带头的、站在战斗最前列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老战士和新战士。”（陶里亚蒂：《为自由与社会主义奋斗的三十五年》，见《意大利共产党手册》，国际部，1965年，第14—15页。）

^[54] 陶里亚蒂：《抗德战争中的意大利》，在1943年11月12日《真理报》。原文引自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陶里亚蒂选集》第1卷第274页。陶里亚蒂在该文中没有提到在三大国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将掌握在同盟国军事当局手中。意大利人民须待战争胜利后才能行使民主选举政府的权力。

^[55] 引文见皮埃特罗·塞基亚所著《抵抗运动阶段中菲亚特公司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载《社会主义史杂志》，1964年，第22期。

^[56] 莱利奥·巴索在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墨索里尼垮台前不久在米兰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马凯西同志（一位意共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文件，竭力向资产阶级保证社会秩序不致发生任何混乱，（甚至关切地安慰工业家们说，反法西斯政府将赔偿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我对他宣读文件时局促不安的神情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听完之后，朴实地评论说：‘我们天主教民主党人现在可比共产党人还要左得多呢！’”（莱利奥·巴索：《抵抗运动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

^[57] 从德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时起，意大利就有三个全国性的解放委员会。一个在北方，一个以罗马为基地——它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权威，而实际上并不能控制中部的解放运动，另一个在那不勒斯。

^[58] 马切拉·费拉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第339页。这本书是根据陶里亚蒂同作者的谈话和意共的有关文件编写的，并经陶里亚蒂本人校订和改正。因此，书中所述应视为陶里亚蒂对我们所讨论的事件的意见。

^[59] 同上，第340页。

^[60] 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对陶里亚蒂的论点曾予以某种抵制的事实，是苏联共产党外事部门的官员们在情报局刚刚成立、并在会议上对意共的政策大张挞伐之时透露出来的。

^[61] 见注58所引书第350页。

^[62]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9卷第86页。苏共高级党校所采用的现代史教科书中，对这件事甚至叙述得更加明确：“应苏联政府的请求，意大利问题协商委员会（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组成）通过了一项决定：由巴多利奥元帅组成一个包括所有反法西斯党派代表的政府。”（《现代史》，第二部分，莫斯科，1959年，第582页。）

^[63] 关于斯大林向铁托施加压力的简略情况，见下面关于南斯拉夫革命的部分。

^[64] 见注58所引书第362页。

^[65] 陶里亚蒂：《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策》（1944年4月11日的演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24页。

^[66] 陶里亚蒂：《向民主前进！》（1944年9月24日演讲），同上，第74页。

^[67] 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92页。

^[68] 见注58所引书369页。

^[69] 同上，第369、371—372页。

^[70] 同上，第369页（重点是我加的）。

^[71] 《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见本章注54）第1卷，第379页。

^[72] 见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89页。

^[73] 同上，第91页。

^[74] 同上，第202—203页。

^[75] 敌人利用严冬气候，出动大批军队企图包围高山上的游击队，切断其与供应基地的联系。游击队决定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向山下平原前进。这种“向平原”（“pianurizzazione”，来自平原“pianura”一词）的战术，效果很好，它增强了可用于工业中心和大工厂武装斗争的部队。

^[76] 隆哥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228—229页。

^[77] 同上，第230页。

^[78] 《现代史》第538页。

^[79]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66页。

^[80] “管理委员会”是根据起义前不久北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指令成立的。它是一种代表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团体，其任务就是协同政府特派员和厂商一道来管理工厂（见注76所引隆哥的报告）。

^[81] 《再生》1945年5至6月号（重点是我加的）。

^[82]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99页。

^[83] 马切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意大利生活纪实（1944—45）》，罗马团结出版社，1960年，引文见1964年《国际研究》第44—45期的该书第7、8两章的法译本，第205页。

^[84] 陶里亚蒂从解放到1946年6月2日选举任司法部长。该部的主要任务是清洗与处罚法西斯活动分子。党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是集中力量打击上层，打击真正的罪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很难这么做到，因为资产阶级势力与盟国千方百计破坏清洗。党对这种破坏也并没有认真去进行斗争。甚至像莫里斯·沃萨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历史学家都指出来了这一点：“如果说清洗是敷衍了事的——的确如此，特别在南部尤其严重——，那部分地是由于盟军施加影响与右翼自由主义集团进行反对的缘故，但还要归因于被任命来进行清洗的人物，首先是相继担任这项职务的陶里亚蒂和南尼所表现的过度的迁就，他们也许意识到，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由清洗而空缺的职位，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填补。几次大赦做了剩下的事情，让罪大恶极的民主的敌人，例如瓦莱里奥·博尔杰塞王子和欧洲新纳粹运动领袖之一的外交官安富索，得以重新出头露面。”（M·沃萨尔：《基督教民主主义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56年，第275—276页）。

^[85] 埃米利奥·塞雷尼：《反对派的高峰》，都灵，埃瑙迪出版公司，1948年，第60页。

^[86] 《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463页。

^[87] 前引沃萨尔所著书第275页。“三党执政”指的是主要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组成政府的制度。

^[88] 同上，第274、276页。

^[89] 陶里亚蒂的两位传记作家承认，“宪法中加入社会内容是同一部分天主教民主党人士达成协议的结果”（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9页）。

^[90] 意大利宪法中最“进步”的社会原则有：“意大利是一个基于工作的民主共和国”（第一条）；“共和国有义务消除经济与社会障碍，这类障碍通过实际上限制公民的自由平等，妨碍人的充分发展，以及所有工人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第三条工人有按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取酬的权利；无论如何，这种报酬都应能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过自由而体面的生活”（第三十六条）。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些载入宪法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意大利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指向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第128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代表意大利上层资产阶级与梵蒂冈的党在迫使共产党部长退出政府之后六个月通过的。对一些条文特别是第一条进行研究之后，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内容”，同1931年的西班牙宪法的情况一样，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的，因为“工作”与“工人”这两个词，不加区别地用于工人与资本家、劳动农民与大地主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1950年巴黎《政治科学全国基金会手册》所载的一组关于意大利宪法的论文，把这种意义不明确的说法很清楚地作了分析。

^[91]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115—117页。

^[92] 巴黎《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第228页。

^[93] 同上，第227页。

^[94] 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8—389页。

^[95] E·雷阿尔：《与雅克·杜克洛一同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被告席上》，巴黎普隆书店，1959年，第4页。

^[96] 同上，第l35页。

^[97] V·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社，1953年，第304页。

^[98] 以下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与斯大林的干涉的简短分析，主要根据卡德尔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活动的报告（《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41—69页），德迪耶尔的书（《铁托谈话录》），以及费伦茨·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年，第1卷，第66—69页。我也注意到了以本章注2所提到的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的说法。苏联的说法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旨在改变南斯拉夫革命路线的干涉，但含蓄地承认了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对的。
　　1964年出版的《国际研究》第44—45期，是一期研究从解放到“冷战”开始那段时期的专刊，其中载有关于法、意、匈、保、捷等国的论文，但对南斯拉夫一字未提。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法国共产党不愿提及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榜样，它同法共所奉行的政策一比较会太令人难堪了。

^[99] 卡德尔在（上面的注所提到的）报告中说，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游击队司令部就开始挑选最好的战士和最好的队伍，组成不固定在某一地区而能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行动的战术分队。这批队伍以后成了师和军团。这支革命正规军就纪律、作战经验、战斗力与作战方式来说，都有别于游击队，尽管游击队还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两种斗争形式的结合，是南斯拉夫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南斯拉夫人民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比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敌人弱。德国人经常动用精锐部队，包括意大利、保加利亚与其他外国军队，为占领者雇用的一些傀儡政权的军队，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

^[100] 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第175页。

^[101] 同上，第179页。

^[102] 同上，第207页。

^[103] 同上，第208页。

^[104]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79页；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20—224页。

^[105]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情况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2—235页。关于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划分 “势力范围”的情况，见下面注144。

^[106]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7页。

^[107]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83页，

^[108] 引文见巴齐尔·达律瓦斯：《希腊：从抵抗运动到内战》，载《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丘吉尔的电报刊载在该杂志的第268页上。值得指出的是，法共的这份杂志援引丘吉尔关于斯大林让他“在希腊享有行动自由”的说法，而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一点也没有提出怀疑。

^[109] 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该党于1944年和1945年初所犯错误列举如下：
　　“（1）1944年5月签订的黎巴嫩协定。根据该协定我们作出了不能接受的让步，实质上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富裕的寡头复辟旧制度、阻碍希腊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
　　“（2）卡塞塔协定。它将希腊武装部队置于英国斯科比将军统率之下。
　　“（3）党的领导对英帝国主义者及其雇佣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十二月战斗缺乏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准备。
　　“（4）瓦尔基扎协定，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妥协，等于向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反动派投降。”（《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希腊文本，巴黎1961年，第99页

^[110] 引文见安德烈·凯德罗：《希腊的抵抗运动》巴黎，拉丰出版社，1967年。

^[111] 见本章注95和注98，参见E·雷阿尔所著的书、卡德尔的报告以及德迪耶尔所著关于铁托的书。卡德尔的报告虽未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名，但它捍卫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明显地是对其他各国党的批评。这种间接批评与雷阿尔注中的直截了当的批评，说法基本相符。

^[112] 卡德尔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52页。

^[113] 哥穆尔卡关于波兰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9页。

^[114] 关于杜克洛与隆哥对南斯拉夫批评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日丹诺夫“支持”这种批评），德迪耶尔作了如下的描述：“杜克洛和隆哥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态度的反应是不同的：杜克洛很恼火，并且气忿地拒绝和任何人说话。会后他躲进公园，独自坐在一条长椅上，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两条碰不着地面的短腿。隆哥则相反，他要求见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更加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批评。至于意大利共产党战时的政策，他说，那是奉莫斯科之命干的”（《铁托谈话录》第305页）。

^[115] 本书上册第6—16页。

^[116] 见本书上册“斯大林与修正主义者如出一辙：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人民阵线的经验教训”两节。

^[117] 见本书上册“最后的行动”一节。

^[118] “文件记录与研究”（《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6页）。1946年12月21日埃利奥特·罗斯福会见斯大林元帅的情况，见1947年1月22日《每日邮报》。

^[119] 九党声明，《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6页。

^[120] 斯大林：《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时谈话、命令及答外国记者问》1941年7月3日—1945年6月22日，（以下简称《战时谈话》——译者）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46年第112页。

^[121] 日丹诺夫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12—14页。

^[122] 《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页和22页。

^[123] 苏联外交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杜鲁门1941—45年的通讯集》伦敦，1958年，第2卷，第202页（斯大林1945年4月1日接到罗斯福私人的密电）。安·方丹提到了罗斯福的这个电报（前引方丹书第236页）。（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译者）

^[124] 正值戴高乐将军重申他对雅尔塔会议划分“势力范围”的著名立场时，美国国务院于1968年8月2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说克里米亚会议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都没有讨论势力范围”。1968年8月25日—26日《世界报》发表了雅尔塔各项协定的全文，想以此来支持国务院的观点。这项协定像三大国所有的公开协定一样，目的是向各国隐瞒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真相。要达到此目的，协定一方面在明确提到“划分”哪些地方的时候含混其词；另一方面对会上所订的秘密协定不置一词。第一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在涉及南斯拉夫的时候，说三大国一致建议铁托和舒巴希奇将他们之间（上面已经提到）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但只字不提这个协定一方面是斯大林，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南斯拉夫暗中施加压力后强加给南斯拉夫的，要南斯拉夫接受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商定的在南斯拉夫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的条款。波兰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这样。奇怪的是，共产党人竟会像国务院那样来看雅尔塔的或“三巨头”其他会议的正式协定。例如，塞尔季奥·塞雷在1968年5月4日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和E·拉季奥尼埃里为团结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一本涉及“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官方报道的书所作的序言，居然都是这么看问题。

^[125] 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61年，西班牙文本，第214页。

^[126] 艾登：《估计》，伦敦和纽约，卡斯尔出版社，1965年，第296页；参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79页。

^[127] 《国际工人运动史》，苏共高级党校教科书（见注2）第43—44页。

^[128] 同上，见本书第14页。

^[129] 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2页。

^[130] 引文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433—434页。

^[131]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伦敦费伯公司，1937年，第189页。

^[132] 引文见前引布鲁埃所著书第434—435页。

^[133] 陶里亚蒂关于这一时期意大利群众运动、游击队活动以及国家危机情况的描述，见注53。

^[134]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8页。斯大林开的玩笑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卷第72页。“各族人民的父亲”不知道他自己说得多对。

^[13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1页和399页。德波林的描述根据的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据赫尔说，在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主张由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苏联人闯入”这一地区会严重威胁“英国和美国的利益”。赫尔：《回忆录》，伦敦，霍德与斯托顿公司，1948年，第1231页。

^[136]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111页。

^[137] 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1944年6月30日社论。

^[138] I·马斯基：《第二战场问题》，在《国际研究》第9—10期，巴黎，1958年，第239页。

^[139]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7卷第181页。

^[140]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

^[141] 据罗斯福的儿子的记述，总统是在开罗会议上同英国首相的一次谈话（1943年11月22日）中说了这种看法。（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到的》，纽约，迪尤尔、斯隆与皮尔斯公司，1946年，第156页）。

^[142] 美国国务院：《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9年，第539页及以后几页。

^[143]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页。

^[144] 当然，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一般都适当地考虑了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条件的外交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用尊重各国的独立、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之类的话来加以装饰。可是，有时也说得直截了当，下面这段话就是这样。这是丘吉尔叙述他同斯大林1944年10月9日的谈话。他说：
　　“谈事务的时机到了，于是我说，‘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事吧。你们的军队现驻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儿也有权益，使命和代理人。我们之间不应该在小事情上闹矛盾。就英国和俄国来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控制权，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百分之五十，你看怎么样？’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便在半片纸头上写了下来：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	90%	（获得美国同意）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他国家	25%

　　“我把这半片纸推过去给斯大林，他当时已经听完翻译。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就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勾，表示同意，又递还给我们。这个问题没等记下来就全解决了。
　　“……随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用铅笔划过的那半片纸摊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如果我们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显得太随便的话，不会被认为是太玩世不恭了吧？我们把这片纸烧了吧。’
‘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前引丘吉尔所著书，第6卷第19页）。
　　讨论第二战场时又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英国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由于同样可以理解的原因，坚定地反对这一点。双方都提出了取得军事效果的论据，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哪个地区仍要归自己控制。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俄国人从未否认丘吉尔的话。安德烈·方丹指出（见前引书第246页），俄文版的“三巨头”秘密通讯中删去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此电直截了当地提醒俄国人关于1944年10月商定的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事。但是，俄文版却收有一份丘吉尔1945年4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文中说：“我还要指出，南斯拉夫事件的处理过程不符合按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划分我们两国的利益的协定。”对丘吉尔的这种抱怨斯大林在回电中没有予以反驳。

^[145]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111页。

^[146] 见本书，第68页。

^[147]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20页。工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着眼于即将来临的选举，才反对利用希腊事件。工党击败了丘吉尔之后，在希腊仍然遵循原来的政策。美国领导人已准备把英国人排挤出希腊，以便取而代之。

^[148] 解放前夕，民族解放阵线的队伍中，男女合计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方丹描述了雅典战斗之后说：“人民军离胜利只有一发之差了……圣诞节〔丘吉尔〕亲自飞抵雅典，不知这样一来他本人倒注定了人民军暴动的失败。人民军那天确实已准备炸掉大不列颠旅馆——英希军事参谋部和帕潘兹雷欧‘政府’所在地（这个‘政府’最多不过在那个建筑物以外几百平方英尺的范围内有管辖权），接着要利用爆炸引起的混乱发动总攻。由于丘吉尔的到来，也由于他同意同人民军的代表协商，人民军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前引书第216页）。真正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是希腊共产党迫不急待地想要同丘吉尔和解，这样来适应斯大林的政策。

^[149] 据苏联历史学家说，德国的计划是要占领盟军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安特卫普港，切断并打垮盟军的这支精锐部队，以至使盟国的进攻计划落空。

^[150]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295页。

^[151] 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将领》，伦敦约瑟夫公司，1952年，第393页。

^[152]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苏联历史学家当然使用能提供证据证明这实际上是盟国的目的的秘密文件，以及这些事件中英、美的一些主要当事者的回忆录。但是，苏联历史学家把这些材料拿来只不过作为旁证而已。苏联官方历史所作分析实际是基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战时所熟知的事实与行动，还有当时根据英、美领导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对这些事实与行动所作的解释。例如我们常常援引的德波林与I·崔可夫少将合写的书，就是对官方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见该书的西班牙文本。）
　　该书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有关于盟军1942年在北非、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作战计划的分析。分析表明，只要把美国报刊查阅一遍，稍作研究，就可以透过这些计划看到这两个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第344页上提到美国在北非登陆之后“支持纳粹德国的走狗法国反动派”。第350页上提到瓦尔特·李普曼1943年的文章，文中提出一个想法，要把“大西洋共同体”作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工具。第354页上提到，根据当时公开的消息，伦敦和华盛顿政府公开庇护法国。第395页上把盟国军事当局在南意大利解放区建立的控制描写成殖民地制度。第399页上解释说，苏联代表团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反对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计划，是因为计划的真实目的——正如德波林在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解释的那样——是要“把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强加给这些民族，并重建反苏防疫圈”。正文中关于盟军在诺曼第登陆的真实目的那一段引自该书第425页。第474页及以后几页上对英国干涉希腊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反映了“英国军队占领希腊引起全世界民主舆论的极大义愤”的情况。（我们可能注意到这里忽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德波林只字未提苏联报刊和苏联官方文件是如何反映这次普遍的义愤的，如果他能引述这方面情况的话，他是一定会引述的。）

^[153] 斯大林一定知道在意大利的盟军往希腊运送部队的情况，因为雅典有苏联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紧挨着英国远征军司令部。

^[154]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5页。

^[15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1页。

^[156]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157] 见本书第67页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8页。

^[158] 前引F·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57页。这里详细描述了以下情况：“1939年东波兰刚刚被苏军占领，就被迅速而又残酷地纳入苏联轨道：镇压所有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政党，逮捕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和农民党党员；除监禁和拘留了二十五万波兰士兵外，还流放了一百二十万波兰公民。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波兰流放者获释，但其中二十万人已失踪了。1941年获释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再次被捕，其中有两个是犹太社会党——崩得——的主要领导人亨里克·埃利赫与维克托·艾德勒。波兰西部被纳粹占领后，这两位领导人一直在东部避难。1941年他们接受苏联政府关于组织一个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并把一份章程草案呈送斯大林。莫斯科于1941年10月疏散后，他们被送往古比雪夫等候斯大林的回音。12月3日他们被捕，然后被处死。

^[159] 前引书第56—57页详细叙述了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抵抗运动的重要性。1944年8月1日，遵照流亡政府的指示，抵抗运动发动华沙起义，其目的显然是想在苏军（已迫近华沙）到达之前解放首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机构。起义期间苏军抵达华沙郊区的维斯杜拉河对岸，他们只炮轰德国人而不发起进攻，虽然与抵抗运动的起义共同发起进攻定能将德国人打败。华沙人民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后，被迫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投降。苏联人以技术上的理由来为他们的这种消极态度作辩解。

^[160]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47页。

^[161] 同上，第2卷第202页；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6页。

^[162]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2卷第206页。

^[163] 引文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9页。

^[164]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31页。1944—45年冬，比利时的抵抗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65] 见K·S·卡罗尔：《去波兰的签证》伦敦，麦吉本与基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166] 这是议定书的第3条。该计划后来放弃了。

^[167]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页。

^[168] 引文见罗伯特·墨菲《行武出身的外交家》伦敦，柯林斯公司，1964年，第259页。

^[169] 见本书，第97—98页。丘吉尔在他5月12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俄国人能够在很短的期间里打到北海和大西洋水域，如果他们想那么办的话。”（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244页）。

^[170] 《泰晤士报》，1945年8月10日。

^[171] 斯大林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我们的旗帜》1946年第5期。）

^[172] 《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1951年）》，《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3—7页。

^[173]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31页；前引吉拉斯所著书，伦敦，1969年，第141页。

^[174] 前引《毛泽东选集》第4卷。

^[175] 《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年—1951年）》第4页。

^[176] 1968年巴黎“五月事件”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法共一个党员向《人道报》写信提出他的看法说，如果党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反对和害怕美国干涉而退缩了，1944—45年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见1969年1月24日《人道报》上刊载的马塞尔·韦里尔的文章）。《人道报》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萨特与《明镜周刊》记者谈话时也论述了这个问题，（1968年迪迪埃把谈话记录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发表，标题是《共产党员害怕革命》）据萨特看，1944—45年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让步，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发动革命”（第14页）。
　　1965年在意大利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讨论全国人民阵线的政策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有限。莱利奥·巴索决不是一个极端分子，可是他认为雅尔塔协定使革命难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结果。他说，“1945年之后，在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解决办法。直到如今我还认为，假如在抵抗运动以前或以后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没有接受一系列使复辟易于进行的妥协条件以保证反法西斯的团结，它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种使运动大大前进的解决办法的”。（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第17页）。

^[177] 法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彻底的文件是政治委员会1952年10月3日就安德烈·马尔蒂和夏尔·狄戎事件通过的文件（《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10月）。与这两位党的领导人争论，源出对抵抗运动时期以及解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看法上的分歧。马尔蒂和狄戎（狄戎曾是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认为党推行了机会主义政策，坐失了良机，这是争论的中心。法共领导用老办法把讨论压了下去，甚至对马尔蒂加以诽谤，把他开除出党。狄戎虽留党内，但政治生命结束了。政治委员会的文件中有如下内容：夏尔·狄戎最近在德朗西的一次会议上说：指控我们想在去年5月28日夺取政权是可笑的，因为1944年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但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要信守诺言。夏尔·狄戎这样说，没有解释1944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并不具备这一事实，反而暗示党背着工人阶级和人民许过什么愿。　　政治委员会接着作了解释：
　　“1944年8月，战争尚未结束。联盟可能破裂，资本主义强国可能纠集在一起来对付苏联。在最后一分钟以战士身分来到法国的美国人，由于害怕苏军向西方推进得太远，如果能得到一点借口，就会毫不犹豫与欧洲的希特勒、亚洲的日本结盟，以便纠合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对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法国本身而言，虽然党的影响有很大增长，但若不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而走上别的道路，它立刻就会孤立起来，结果只能是惨重的失败。戴高乐就会找到借口用英、美军队摧毁工人阶级，与贝当达成协议，接过盖世太保的衣钵，干罪恶的勾当。
　　“党的英明而有远见的政策不允许这样做。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冒险主义者。”接着又说，“各国党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它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合理政策的试金石。”
　　既然本书目的就是针对这些论点作出回答，因而这里不必多谈。但必须指出政治委员会进行论战的几种手法。
　　（1）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在1944年8月夺取政权的问题。其实，即使要等到1945年4月才夺取政权，谁也不会着急，因为到那时，联盟破裂的危险不存在了，而且夺取政权还可以与意大利北部的大起义相配合。不过，1944年8月党就应当加强和扩大由于解放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换句话说，为在适当时候夺取政权准备条件。
　　（2）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么夺取政权，要么继续打德国人，似乎进退两难。可是，假设夺取政权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这只能是意味着对德战争的结束而不能把对德战争转变为保卫新政权并使希特勒主义彻底失败的人民革命战争呢？而且，最重要的，为了继续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难道只能像党的领导作的那样，使自己屈从于戴高乐和美国人的权威，解散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使解放委员会纯粹成为一种摆设，而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3）政治委员会提到联盟破裂，盟友变敌人的危险，似乎罗斯福与希特勒和日本之间，与戴高乐和贝当之间的联盟，在1944—45年的形势下，已是十分容易办到的事了。这样说，只看到了党有孤立的危险性，没有看到美国人和戴高乐有孤立的危险性。
　　它说：“对苏联的态度是共产党的试金石”，这倒是无意之中泄露了它政策的奥妙所在。正是苏联，至少也是斯大林不让多列士去探讨解放以后革命有爆发可能的问题，哪怕稍稍探讨一下都不行。

^[178] 见注53。

^[179]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塔罗宾所撰《从共产党方面看冷战的根源》一文中所引，载《外交季刊》1969年7月号，第685页。

^[180]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先锋出版社，1936年，第68—73页。

^[181] 多伊彻：《斯大林》，第十二章。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未完成的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中说：“蕴含着巨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国际性内战在世界大战内部展开。可是斯大林主义仍死死抱住传统安全、raison d’etat（国家利益）和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不放。斯大林主义把这次战争看成是1812年那样的又一次卫国战争，而没有把它看成是欧洲的内战。斯大林主义并没有用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对抗纳粹主义。斯大林本人认为这种思想并不像外国干涉时期那样能鼓舞军队的斗志，感染或瓦解敌军。他鼓励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欧洲抵抗运动只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不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第73页）

^[182] 多伊彻：《斯大林》，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66年修订版，第549页。

^[183] 巴甫连科与V·克涅任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1962年（俄文版）。引文引内《国际研究》，1964年，第44—45期刊载的该书第十三章，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