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
卫星国的革命
后来成为苏联防御屏障的东欧五国，在被苏军解放时，彼此情况很不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达，其他四国主要是农业国，而工业比重又各不相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居民虽然都是斯拉夫人，但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很亲俄，波兰人却大都害怕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文化上和种族上与俄国没有多少联系。除亲俄外，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一直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它在抵抗运动期间成为国家的主要政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虽比不上捷克党，却一直也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党员组织了游击活动，起过一定作用，到解放时，已成为最活跃的、组织得最好的一支政治力量。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则仍是在群众中没有多大影响的小党。捷克斯洛伐克经历过二十年的议会民主，而在这期间，其他四国则一直或者部分时间处于半法西斯专政的反动统治之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属于战胜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是战败国。还可以在各个方面举出许多重要的差别来。
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几乎是同时（1947—48年）取得政权的，又采取了同一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决定它们这样发展的不是国内因素。捷克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在国家解放的同时就取得政权，并立即在基本具备民主条件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H·里普卡说得很干脆：在捷克，不是人为地进行了革命，而是人为地推迟了革命。[1]保加利亚也有类似情况，它的具体条件不同，本来是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革命的。
波兰由于存在着各派政治力量，当时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左派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争取群众的支持。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苏联完全可以保护这三个国家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使之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便于他们开展活动，而只有他们的活动才能带来体现了人民意志的革命变革。
可是苏军在这三个国家中，以自己的意志取代了群众的意志。它接管了政权，让共产党人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岗位，如指挥军队和警察，掌握通讯工具等，起初以“民主的和议会的”形式掩盖政权的真正性质。拉科西后来承认，国家一解放，“党就完全控制了政治警察——国家保安局，这是我们能完全控制的唯一机构，而且坚决拒绝与按照各自的实力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分享控制权。”[2]拉科西还说，军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军队的人数削减到最低限度（只冇12,000人，而即使按照停战条款的规定，匈牙利也有权保有一支70,000人的军队），而且把它分散在全国。拉科西说：“原来为了使大部分军队处于共产党影响下，我们必须进行斗争，现在有了红军，这种斗争就不那么重要了……直到1948年，共产党接管了国防部，才开始加强匈牙利军队。”[3]可是拉科西从来没有解释过，共产党是怎样才能独家控制政治警察的，它又怎样在没有控制国防部并处于少数时（在1945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百分之十五的选票，跟它合作的其他党拥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其中小私有者党占百分之五十七）[4]实际上就取消了军队的。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共产党在最初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军队。
“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这是斯大林1936年答美国记者问时说的话。[5]时过两年，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地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就发生了这种“疯狂行为”，而这时又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了。1945年以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成了接受“输出的革命”的典型实例。这种革命是由解放者也即占领者建立的政权从上面来进行的，但并不是说，这个政权没有做许多改造社会的进步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革命的工作（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经济重建工作等等），也正是因为它做了这些工作，一度曾赢得工人群众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费伦茨·费伊托在《人民民主国家史》一书中写道：“1945—47年东欧国家完成的改革，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在所有民主党派比较积极、比较诚恳的支持下取得的成就。”[6]这位作者（不能认为他对共产党有偏心）又说，共产党影响的增长和组织的扩大，不能仅仅用有苏军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共产党员是完成这项工作最坚决、最活跃的力量，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倡导者。但是当人民越来越看清楚，共产党依赖一个外国的力量，处于莫斯科的掌握之下时，这些功绩也就黯然失色了。一些主要的决定，往往连不那么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莫斯科通过的，而不是在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或索非亚通过的，甚至也不是在布拉格通过的，虽然捷克享有比较大的自治权。
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因而“解放”把爱国主义的感情提到了新的高度。在布拉格和索非亚，人们是把斯拉夫人团结的口号理解为自由和有主权的人民团结。连那些对解放者深表赞同的人，也不会轻易地让一种即使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新的压迫，来代替旧的压迫。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波兰在1945—47年阶段，尤其意识到了这种重新获得独立的重要性，曾经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是如此。保加利亚虽然也属于这一类国家，但由于人民的态度亲俄，共产党又是个大党，因而为莫斯科另眼相待。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除了仍处于军警统治之下，还由于要在经济上交付赔款、负担苏联驻军的给养和其他费用而崩溃了。德国的财产，包括大企业和银行存款，全部转归苏联国家所有。[7]
由于共产党人一涉及到苏联的利益时，无法在表现爱国心方面与其他政治集团相比，于是他们就在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争执时竭力表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波兰共产党人要为失去东方领土辩护，不仅成了反日尔曼情绪的拥护者，而且在泰亨（齐钦）地区问题上与捷克人大争特争。捷克共产党人曾被迫把鲁特尼亚让与苏联，但在这次争端中与波兰人一样毫不妥协，而且在处理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时对匈牙利也寸步不让。（最后只好让住在斯洛伐克的五十万匈牙利人与住在匈牙利的不到五十万，但人数相当可观的斯洛伐克人进行“交换”。）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要为苏联吞并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借德苏条约之机实行的）辩护，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反对（在调整领土中每次都倒了霉的）匈牙利人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多布罗加问题上反对罗马尼亚人，在马其顿问题上反对塞尔维亚人（在铁托被革出教门之后），也抓住机会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莫斯科是这一切争端的仲裁者。这里显然缺乏一种美德——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8]
东欧变革的伟大“调节者”当然是斯大林的政策，它的目的是：把这一地区的国家组成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苏联的西部边境，并扩大莫斯科认为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地区。换句话说，要建立起那种能给克里姆林宫以充分的政治保证的制度。
当时斯大林想要把建立这种制度与试图同美国达成永久性的全球协议的做法协调起来。实权要由苏联信得过的人来掌捏。同时斯大林又要在表面上尽量做到遵守雅尔塔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协定等文件中规定的形式民主的原则。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措施是必要的，这不仅为了要铲除那些天生仇视与苏联结盟，尤其是仇视在经济上与苏联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也是为了创造亲苏集团的政权得以维持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但是，斯大林关心的，是使这些措施不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或一般的私营企业的进攻。
除由“大同盟”政策决定的上述因素外，还应提到另一个由苏维埃制度特点决定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制度不允许邻国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由劳动人民来组成并控制政治经济机构。而只有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才能迅速发动群众，教育他们，使他们摆脱旧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建立一道抵御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固屏障，从而给苏联提供最坚强的防御带。可是，无论是苏联式的官僚政治还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各党的领导集团，都担当不了这个任务。南斯拉夫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是个例外，但它从反面证明了这条规律，它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新特点的领导集团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形成了。[9]
上述种种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们决定了捷克社会主义革命的“延期”，并被哥特瓦尔德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所取代。它们决定了保加利亚的现实：政府虽由季米特洛夫领导，政权或多或少也掌握在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手中，但党所确定的任务却是“巩固民主议会制度”，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10]由于这些因素起作用，“民族民主革命”输送到了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这三个国家里，政权虽真正为共产党所掌握，但是它们缺乏掌权的政治基础，就不得不以虚伪的议会制度来装饰门面。共产党员不得不如同过去的反动政党那样，成天忙于选举事务。然而，即使用了这种办法，仍不足以把那些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匈牙利的小私有者党和保加利亚彼得罗夫的农民党引入“新的民主政体”的主流。需要在苏联警察的专门帮助下制造阴谋，以便理直气壮地镇压这些党派。议会制度很快成了一出滑稽戏，即使在五国中唯一实行议会制度真正像点样子的捷克，情况也是如此。
对共产党来说，东欧各国在被苏军解放后所走的道路，完全是一条新的道路。最为近似的经验——也是被人们看作“人民民主”的第一个例子——就是1936—39年西班牙共和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是在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非常情况下取得的，除此之外，它还不具备苏联军队在场这个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些年代里用马列主义原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所作的解释根本是一派胡言，因为只要一考虑或一分析苏联军队这个因素的关键作用，必然会对苏联外交不利，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战略“提供”论据。
扼要地说，“人民民主”理论的论据如下：一旦金融和土地寡头的政权被解放所摧毁，而它的经济基础也由于采取没收与国有化的措施而遭到破坏，工人阶级、小农与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中等资产阶级便可能进行长期合作，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国营经济成分继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降低，小农会逐渐地、自愿地采取合作的生产形式，最后整个经济将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阶级斗争仍在进行，但在民主议会制度之内进行，采取的是和平的、渐进的形式。
一旦工人阶级（即共产党）控制了联合政府，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的力量对比又使苏联能够保护走上这种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受帝国主义的干涉，这种发展形式据说就有了保证。苏联理论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它是苏联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国家的胜利所创造的“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季米特洛夫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他说：“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19年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现在“在许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为工人阶级与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合作问题。”[11]（“其他进步人士”，自然是指工业、商业和农业资产阶级，它们的政治代表参加了“民族阵线”和“人民民主政府”，即通常所说的“人民政府”。）这是1945—46年苏联和美国有希望达成全球性协议时最权威的观点。
随着“大同盟”和“小同盟”中冷战的开始和幻想的破灭，老季米特洛夫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四十年代如同在二十年代一样需要，并且承认“人民民主”虽不同于苏维埃制度，却同样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12]不用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按照苏联人的理解，就是取消无产阶级民主的任何伪装，就是共产党的专政，更确切地说，就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前者拙劣地模仿议会制，保留着多党制。
法共和意共在原来的策略因德国战败而失去根据之后，接受了这个观点，接受了它在1947年转变之前的最初形式，并用它来从理论上为它们参加大资产阶级政府作辩解。“民族团结”政府被看作是走向“人民民主”的第一步；国有化被看作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打击。一旦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通过普选控制了国家，国有化经济就开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将逐渐扩大。国家便不再为资本主义寡头服务，而转变成人民民主的国家了。这一模式自然与新的世界均势的思想有联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均势，按照雅尔塔精神建立起来的苏美合作终将获胜。如果人民的大多数选举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那么资本主义列强是会被迫尊重人民的意志的。
这样一来，这个在东方似乎是自行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通过抽掉那些使之有可能实现的因素之后，转移到了西方。各国党自我吹嘘，说它们完全靠民主和议会手段赢得了，或正在赢得对国家的控制，而且靠同样的手段保持着政权。
多列士1947年6月8日在法共塞纳省的会上所作的报告，就是一个例子。报告详细论述了这种“新型的民主”。多列士特别提到了波兰和匈牙利，提到了这两个要是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共产党连一天也掌不了权的国家。他声称，在这两个国家里，“人民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保持着“人民政权”，“并有一个根据多少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议会”。[13]
很难说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只是在欺骗战斗的群众，还是也在欺骗他们自己。不论是哪种情况，反正欺骗不了他们号召来同他们一起沿着新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政治集团。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之所以软弱无力，首先是因为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不符。这个新教条的框框，而且，东欧的事态在工人运动其他改良主义集团中引起的反应使得这种新改良主义越发软弱无力，更不用谈“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反应了。
我们不想在这里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评论。“冷战”实际上已经对此作了批判，因而这些思想一度不见露面，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才重新冒出来，而且这一回从理论上作了一番精雕细琢，大有发展了。等我们研究到这个时期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现在只需要指出一点：西方版本的“人民民主”学说，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种能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阶级的活动方面作出新结论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学说是以最为实用主义的方式制定出来的。它所依据的无非是官方理论界对世界力量对比的估计之类的“客观材料”，而这种估计很快就被事件实际发展进程证明是错误的。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被人不客气地赶出了政府，而它们并没有表示反抗。西欧并没有走向人民民主，反而朝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前进了，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在西欧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东方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了。受到超级大国美国鼓励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加紧反抗任何会缩小它的经济基础和增强共产党垄断地位的改革，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攻势，加上马歇尔计划散布的幻想，证实了人们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和解放时期所梦想的田园诗般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比，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上的脆弱性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西方的贸易。当国家着手重建时，人们就开始感觉到这种依赖的分量了。
例如，在捷克，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期间，从苏联的进口降低一半，对苏出口降低三分之一。同期从美国的进口增加两倍，对美出口增加一半。1947年第一季度捷克对外贸易中，苏联在进出口方面都占第六位。我们看到，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14]捷克政府根据这些情况，并由于它对国内和国际的发展趋势还存在幻想，因此1947年7月4日他们作出决议，参加为讨论马歇尔计划而召开的巴黎会议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1945年，苏联在波兰的进出口贸易中，各占百分之九十一和九十三。1946年，百分比分别降为百分之七十和五十。[15]当然，这种趋势与斯大林设想的卫星国体系的建立是不相容的。1947年7月8日，波兰政府还正在考虑去不去参加巴黎会议，莫斯科电台就宣布说波兰已拒绝参加。同一天捷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把问题给他明确地摆了出来：由于马歇尔计划的意图是要孤立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威胁卫星国体系的团结的其他倾向也在这时露头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尽管服从苏联，而且也许丝毫不想怀疑这点，但它们仍打算建立双边联盟，签订同盟条约。南斯拉夫成了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极。南斯拉夫计划建立巴尔干联邦，成立一个版图包括黑海到亚德里亚海地区的国家，由已表现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铁托来治理，这就足以引起斯大林病态性的猜疑了。[16]
这样，到1947年夏季，卫星国内部和西欧局势的发展以及华盛顿采取的新的公开的反苏路线，要求克里姆林宫彻底修订原来的政策，包括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东西方共产党的政策。有必要“拧紧螺丝钉”了。于是，共产党情报局就应运而生。
共产党情报局与苏联的“新策略”
斯大林按自己的逻辑对新的世界局势作出反应。现在他处于荣誉的顶峰，确信自己一贯正确，而且已经习惯于二十年来对苏联的国家和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用专制的方法。因此，他根本不可能考虑把推行了如此之久的政策和产生的新问题交给运动本身去进行批判分析。他站在奥林匹斯山之巅俯视一切，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履行一下手续，召开一次世界会议或代表大会，使预先作出的决议有个集体批准的样子，如同共产国际最后几次代表大会所做的那样。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他认为对他所提出的具体目的有用的共产党代表召来开会。他认为，除了苏联共产党外，再加上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资本主义世界两个主要的党，就可以组成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机构，担当起共产国际时期执行委员会的作用，把苏联领导决定的路线强加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此外，共产党情报局的组成成份是由两个非常明确的考虑决定的。为了回敬美国的攻势，斯大林的主要路线是使卫星国结成铁板一块，由苏联来控制，因此，卫星国的党被邀请到波兰举行秘密会议。其次，在当时的局势下，斯大林的主战场在欧洲，他要在欧洲达到两个紧密相连的目的：保卫卫星国不受侵犯；使美国无法实现其把包括西德在内的所有西欧国家结成一个由华盛顿领导的统一集团的计划。这就是西欧两个最重要的党出席了波兰会议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党因为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遭到失败，在会上曾经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来，现在会议给它们一个机会来弥补它们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让它们承担一项特殊任务：打乱美国在西欧的计划。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共产党，甚至连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当时正从事武装斗争反对美国干涉的希腊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邀请。
这些党未被邀请的理由很简单。斯大林的目的与当时“自由世界”政治家的看法相反，不是要开展世界性的革命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的战略目的没有变，只是策略变了。斯大林采取“强硬”路线，是想迫使华盛顿承认根据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以保证它们平分天下而划分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为了达成协议准备作出的让步，关系到殖民地世界，特别是远东。至于希腊，他早已放弃给丘吉尔了，如果再把它转到美国人手里，他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这些微妙的问题在日丹诺夫代表斯大林向九国共产党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都有反映。这个报告对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逝世之前这一段时期所遵循的路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1943年的决议决定了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前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一样，日丹诺夫的报告以及只是概述了报告主要内容的九国共产党的声明，决定了此后五年共产党的路线。1953年以后，共产党情报局实际上已停止活动（虽然它到1956年4月才正式解散），而且可以看出，为了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新转变，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又有了变化。
日丹诺夫报告的主要部分根本不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预言——在战后将会出现一个由“两个大国”满怀信心地合作的世界——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而只是说战后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的民主阵营”。[17]在帝国主义阵营里，“重要的领导力量是美国”，英法两个成员国是“美国的卫星国”。然后是一些起“支持”作用的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得到比利时和荷兰等殖民国家、土耳其和希腊等由反动的反民主的政权统治的国家以及中东、南美国家和中国这一类政治上与经济上依赖美国的国家的支持。”最后，帝国主义阵营还得到“各国反动的反民主的力量”和“昨天的军事对手”（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反帝阵营的基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这个阵营的“拥护者”，印度、埃及、叙利亚是它的“同情者”。“反帝阵营得到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兄弟共产党、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各国的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在这一阵营中，“苏联及其外交政策起着领导作用”。
可以看出，“阵营”一词首先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集团。没有组成国家的社会政治力量只能补点分量，起着次要的作用。每个阵营都是围绕着“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组成的，它有一个由领导国及其直接控制的国家构成的基地，并依靠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反帝阵营“基地”以外的共产党只是起补充作用的力量。它们在贯彻克里姆林宫制定的路线中实际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符合这个定义的。
根据日丹诺夫的表述，两大阵营的战略目标如下：帝国主义阵营要“加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而反帝阵营则要“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和新战争的威胁，加强民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反帝阵营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持久的民主和平”。
无论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还是九国共产党的声明，都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也不联系当前任务把这一斗争作为长期目标提出来。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共产国际解散后第一次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下定义。联系起其他意义深远的重要事情也没有提到来看，这种缄默就更不是偶然的了，中国内战和希腊起义是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正在进行中的两个革命行动，最有希望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报告和声明对此只字不提：不分析它们的深刻意义；不把它树为其他国家人民的榜样；也不要求民主力量支持中国和希腊战士。
考虑到美国直接插手中国和希腊的冲突，这种缄默就更是意味深长了。在日丹诺夫的长篇报告中，只有四行字提美国干涉中国和希腊，而且还根本不提两国共产党对此作出的革命反应。相反，他用了大量篇幅谴责马歇尔计划。他说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不援助陷于贫困的战胜国，却援助德国资本家……恢复帝国主义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权力，迫使它们放弃与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紧密合作。……以各种协定把与美国有联系的国家组成一个集团，并答应给欧洲国家以贷款，不过这些国家要付出代价，首先放弃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放弃政治上的独立。”
一句话，日丹诺夫认为，马歇尔计划就是华盛顿拒绝给苏联提供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所寻求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这个计划表明美国的政策对卫星国的团结是个威胁，表明美国想要建立一道屏障，阻止苏联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扩大其影响。这么一来，斯大林动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盟国反对“奴役欧洲的计划”的真正动机倒看得清清楚楚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强调了落在法共和意共肩上的特殊任务：“它们必须高举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假如法共和意共能“起来领导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事业的力量，那么奴役欧洲的任何计划都是不能得逞的”。
在国际共产生义运动的历史上，除了1943年那个解散共产国际和标志着放弃为欧洲的灾难寻求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决议外，很少有什么文件像日丹诺夫的报告那样，如此明显地反映出世界革命斗争是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所说的目的和应该优先考虑的“战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斗争的形式问题，对待作为革命形式之一的武装斗争的态度问题上。对中国和希腊内战只字不提（只有两行谈越南解放战争），不仅是因为斯大林想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作出让步，而且也是因为要根据保持和平这个“战后时期的根本任务”来行事的缘故。日丹诺夫说，苏联“关心的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伴”，而“条件之一就是国外的和平环境”。日丹诺夫报告前不几天，维辛斯基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苏联政府认为在现在的局势下，任何战争都势必发展成为世界大战。”[18]因此，局部战争是“苏联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基本任务”的严重威胁。因此，希腊和中国进行的革命战争，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反帝斗争方式。它们有使苏联卷入另一次冲突的危险。日丹诺夫报告不提这种战争，希腊的战士没有从苏联得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援助而终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取得了胜利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异想不到的事，那么，他们的胜利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而且是不听斯大林劝告的结果。要是听了斯大林的劝告，他们就会同蒋介石和美国人妥协了。
应当保持和平，这无疑是经过六年战争之后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严峻的现实很快就表明，苏联也许需要它所要求的和平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民则需要有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奴役的战争，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这是他们的“基本任务”，不管为此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至于说，任何局部战争必将发展成世界大战这一临时拼凑起来的教条，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事态发展会表明它是站不住脚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一点也不想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它们为了达到局部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装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不过如此而已。但是这个教条是有用的，可以用来为投降勾当和机会主义行径辩解。
斯大林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三件法宝中的其他两件是“民族独立”和“民主”。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事业的力量”。日丹诺夫在痛骂那些不顾“民族尊严”为美国人效劳的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时，努力向欧洲的资产阶级说明美国的计划对它们利益的威胁。他对他们说，美国资本家假意支持你们去反对莫须有的共产主义威胁，实际上是试图接管欧洲的市场，把你们从殖民地赶出来。这说明存在着一种共产党应当充分利用的可能性，就是说，一部分理解到它的金钱利益与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的崇高理想之间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可能和共产党人一起来反对美国人的贪婪计划。这就是日丹诺夫分析的实质。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使第三件法宝——民主——不带过激的色彩。如果过激了，公开建议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会证实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也就恰好证明美国政策是正确的了。因此，斯大林的新路线又一次引人注目地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如同前一时期为了不打乱“大同盟”而把这一远景取消一样。
显而易见，斯大林依然坚持他当权以来所实行的战略的基本原则。他在1947年为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政治路线，仍把利用帝国主义内部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放在首位，而不把利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放在首位。既然欧洲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和对于美元前途的担心掩盖了前一种矛盾，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开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击败赞成美国计划的中间派的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为此就得与前阶段的做法相反，鼓励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这条路线的战略目标是要与受到美国扩张威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重新建立民族团结，建立一个保卫和平与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的阵线”。这条路线自然不涉及卫星国的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下章将会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加快了，甚至采取了行政和镇压的手段，以及让完全服从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权的方法，来加速这一过程，以便使“反帝阵营”的这块“基地”成为铁板一块。
采取这个战略的用意是要击退美国的攻势，让苏联有时间在原子武器方面赶上美国，最终达到建立新的世界均势，迫使美国接受斯大林所寻求的大妥协的目的。宣布反攻本身可能就会促使美国人进行思考，从而迅速地改变政策，这种可能性也是考虑在内的。在这方面，日丹诺夫的报告颇具匠心，为的是要华盛顿看到紧握的拳头下那只伸出来的手。
很清楚，目的不是要攻击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而是比较温和的，即阻止资本主义的扩张，仔细琢磨这个报告，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报告不讨论殖民地革命问题，工业化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或美国的阶级斗争问题，原因就在这里。）接着，日丹诺夫暗示，专家们也一听就明白：在德国这种扩张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利益是不容的，在那里需要就优先承认苏联利益达成协议。至于别的地区，斯大林的发言人只是指出，有的为美国人统治（日本和拉丁美洲），有的他们想要统治（英、法、荷三国的殖民地，中国、希腊、土耳其等），根本不提苏联对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也毫不关心那里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例如，就拉丁美洲来说，日丹诺夫报告中藏的谜底，几个月后由莫洛托夫的声明和盘托出了。莫洛托夫在回答美国关于国际紧张局势是由苏联在东欧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一谴责时说：“大家知道，美国也在推行一种加强与邻国——例如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彼此都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那就什么都好办”。
日丹诺夫不提希腊和中国的革命战争，等于以外交方式强调，苏联对美国在中东和远东的利益持赞同态度。它进一步暗示，1946年12月斯大林提出的“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20]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有个条件：美国要放弃统治欧洲的要求。日丹诺夫坚持，“在遵守互惠原则和已签订的协定的条件下，苏联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他接着说：“谁都知道，苏联一直忠于并将一如既往地忠于它所承担的义务。苏联表示愿意与人合作。”换句话说，根据雅尔塔、波茨坦等协议，苏联仍然可能与美国合作。接着日丹诺夫对一种说法作了重要的澄清。他说：“苏联政府从来不反对利用外国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作为加速经济重建的一种手段”。苏联政府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这种贷款“不应成为债务国的重担，也不应导致债权国对债务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奴役。”换句话说，只要马歇尔计划经过修订，不组织敌视苏联的集团，也不破坏卫星体系的团结，那么，对这个计划来说，大门仍然是敞开的。
当时，亨利·华莱士（曾任罗斯福时期的副总统）周围的美国自由派完全懂得日丹诺夫报告中密码式的信息。他们力图使舆论界人士相信，应当接受斯大林合作的建议，但遭到可悲的失败。[21]美国统治阶级觉得它们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使世界接受Pax Americana（美国强制下的和平），或者换个说法，以有利于它们的方式来改变战争造成的势力范围的划分了。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
日丹诺夫的报告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后者乍一看来，仿佛是1943年被埋葬的“红色拉撒路”（圣经上的一个人物，死后四天耶稣使之复活。——译者）的复活——在资产阶级各界人士看来，是对“自由人民”的威胁。（“杜鲁门主义”曾宣布过，美国出于利他主义，把保卫“自由人民”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把上述两件事看成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宣布进攻。帝国主义领导人既然拒绝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同他进行全面谈判，那就最好要使人们相信上述说法。要把全世界保守势力纠集起来由美国控制，“赤祸”倒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
其实，斯大林的新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苏联在中欧、东欧和远东已经取得的阵地，同时使反苏集团无法巩固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发挥其“支持”反帝阵营“基地”的作用，用日丹诺夫报告中的话来说，它们的任务是“领导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计划进行抵抗的运动”。这种新的“抵抗运动”只有一个纯属空想的战略目的，那就是创建一种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抵御华盛顿谋求“霸权”野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这就使新政策带有一定程度的“进攻”色彩，它使用激烈的词句来谴责美国的政策及其社会民主党“走狗”，而这种词句通常是用来掩盖思想的贫乏的。（这使人想起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骂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日子。）此外，开始使用参加政府提供合作的时期几乎已被遗忘的斗争形式——罢工、示威，甚至与当局对抗。但是政策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并不仅仅由所使用的策略来决定，激烈的词句可以为任何政策服务，而更多的时候给任何政策都帮了倒忙。
西欧的罢工运动从1947年秋季开始日益高涨，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结束（之后，显然低落下去，但意大利除外，1950—55年是它的高峰时期）。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表明，面对雇主和国家的进攻，工人阶级采取防御行动了。工人阶级力图反对合理化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这些措施对五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是起了促进作用的）。[22]各国党鉴于又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主要努力在于动员群众反对为美国政策效劳的“第三种力量”的政府，就力图去领导而不像1945—47年那样去阻碍劳工斗争了。共产党力图使劳工斗争与“保卫和平与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反对马歇尔计划和禁止原子弹运动结合起来，但收效不大。
1947年秋，罢工浪潮席卷法国，参加的人数超过两百万。由于罢工运动发生在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发表决议之后，政府认为遇到了“共产党的阴谋”，因而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它动用了后备部队八千人，解散了它认为不可靠的保安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付工人阶级。在不少城市里，工人与镇压队伍发生冲突，结果四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好几千人被捕。
当然并没有什么共产党的阴谋；不过是认为自己仍然像三年前那样处于革命边缘的资产阶级的一场虚惊而已，不过是法国共产党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因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评之后表现出感到痛苦而已。法共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莫斯科表示：只要苏联政策需要，它是能采取强硬路线的，即使法国的局势不宜于那样做也在所不计。它力图使罢工具有政治色彩，并迫使法国总工会领导违反其中社会党一派的意愿提出，运动的目的包括“反对马歇尔计划所体现的经济统治计划”和“反对在我国有帮凶的新的战争挑衅者”[23]的斗争。这些口号在罢工群众中引不起多大反应，在其他居民中更是如此。谁能相信不久前法共自己称之为法国的伟大同盟者的人，同苏联一起维护各国人民的和平与独立的战士，一夜之间竟会变成要来奴役法国的万恶的战争挑衅者呢？为什么伟大同盟者的美元就不能帮助法国千疮百孔的经济得到恢复呢？直到不久以前还把恢复法国资本主义当作工人阶级的第一项任务的，难道不正是法国共产党自已吗？
法共并没有做到使罢工具有政治色彩，反倒给莱昂·布吕姆提供了极好的论据，证明共产党自动服从苏联的政策，因而他要求各搞各的工会运动。[24]几个月后，工人力量总工会作为社会党的总工会建立起来了，拉走了五十万法国总工会的会员。12月9日，法国总工会在主要经济要求一项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命令复工。一年之后，矿工又举行罢工，政府采取了派军队占领煤田、大肆逮捕等同样的对付办法。政府如同1947年秋季那样，指控共产党听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命令，准备夺取政权，不过这次是由内政部长、社会党人朱尔·莫克出面。[25]指控法共夺取政权，虽然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但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以多列士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在苏联封锁柏林的高潮时刻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的情况下，给政府制造最大的困难，让美国人忐忑不安。矿工的罢工有经济上的理由，也给法共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而他们力图延长罢工时间，甚至当许多工人开始赞成复工时，他们还力图僵持下去。[26]1944—45年时，怀着高度政治热情的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的先进团体走的；当时无产阶级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多列士却号召矿工和其他工人不要动用自己的力量，而要跟资产阶级合作，进行经济重建工作。到1948年，群众对社会振兴已经失望，对政治采取消极态度，多列士倒反而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讲过的话，对矿工们说：“现在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27]日丹诺夫说这话的时间是1947年，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变了。多列士重复这话的时间是1948年，这时政治形势越发倒退，矿工的罢工处于孤立状态便足以证明。1947—51年间，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利润在法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百分之三十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八，工资收入则由百分之四十七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三。雇主和国家的进攻之所以能得逞，根本原因不是工人阶级在这时期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是共产党在1944—45年无条件地实行斯大林的政策，过低估计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意大利共产党也服从通过日丹诺夫表达出来的斯大林的新政策，但不像法共那样机械。意共努力推动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但并不强制事情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也看到了政治潮流有利于右派，正如天主教民主党人在1948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的选票和绝大多数席位一事所表明的那样。此外，与法国党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人有社会党多数派同他们团结一致，虽然敌视共产党人的社会党少数派逐渐在得势。
1948年7月谋刺陶里亚蒂的事件立即激起了群众的反击：八百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使国家瘫痪了两天，给人的印象深刻。党内好几部分人提议把罢工转变为起义，但是党的领导——遵循陶里亚蒂失去知觉前的劝告——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冒险主义。他们也可能是对的，但是七月总罢工不由得使人回想起意共领导面临1943—45年那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不去利用的力量，该是多么的强大。
与法共一样，意共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争取和平与禁止使用原子弹运动以及反对马歇尔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的运动上，但它还能采取一定的严谨态度来观察意大利的特殊问题，虽然仍保留前一段的改良主义观点。陶里亚蒂在早期情报局谴责铁托之前——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想同情报局保持一段距离。1948年1月，他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即使提到时也强调指出，共产党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欧洲各国民主运动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相同的。”他还说：“现在，我们在〔情报局中〕与其他党之间自愿的兄弟般的合作是一种协商性质。”
西欧共产主义的两个大党多少还经得住“冷战”的危险和屈从苏联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其它小党则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共产党在本国解放后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一下就丧失了。西班牙共产党受到佛朗哥专政的严重打击。这个政府在美国的公开保护下，加强了对整个工人阶级和民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希腊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尤其是没有苏联援助——而美国人则大力支持王室政府——的情况下，被迫于1949年8月放弃武装斗争。拉美的党和非洲的一些党也受到严重的报失。
后面有一章还要回过头来分析“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问题。在对这一阶段作出总的评价之前——这一阶段除了上面提到的挫折外，也包括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越南胜利的序幕——，我们将依次分析三方面的形势，其中包含着对于了解当时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道路十分重要的事件、倾向和现象。这就是：苏南分裂，它对其他共产党的影响和卫星国的演变情况；中国革命的胜利；“冷战”期间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任务的著名的“和平斗争”。
注释
[1] H·里普卡：《布拉格政变》，巴黎普隆书店，1949年，第33页及以下1页。1946年5月的选举，捷克各政党和西方政府都认为完全是正常的和自由的。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赢得捷克全国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八。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赢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300名代表中，有115名共产党人，55名国家社会党人（贝奈斯），47名人民党人，36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余为各小党成员。1946年7月，新政府在哥特瓦尔德领导下组成。
议席分配的情况与力量的对比是不相适应的。解放时各地成立了地方和大区的新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叫做民族委员会，其中除了不同政党的代表外，还有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贝奈斯政府在布拉格成立以前，就已承认民族委员会是合法的机构。1946—47年，三个大区的民族委员会的主席是共产党人，163个县民族委员会中128个，11,512个地方民族委员会中6,350个是共产党员领导的。此外，共产党控制内政部、工人民兵、大部分军队以及部队领导人，它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H·里普卡的说法确切地表明了上述事实（选举和民族委员会的详细情况摘自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于1947年9月向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作的报告）。
[2] 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第107页，引自拉科西1952年发表在匈牙利共产党理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3] 同上，第108页。
[4] 同上，第107页。“在匈牙利，苏联当局对待经济问题很苛刻，对待政治问题表现出开放和宽容。事情的发展过程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苏联当局认为匈牙利这个国家不在他们的安全区域之内，因而想证明他们愿意尊重雅尔塔协定的安排，虽然这种安排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行不通的”。（106页）选举后，随着苏美关系恶化，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46年12月，小私有党的领导人被指控为阴谋反对政府。该党在议会中占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议席。当它的议会党团拒绝放弃总书记贝拉·科沃奇的议员豁免权时，苏联当局直接进行干涉，指控他“阴谋危害红军安全”，于1947年2月把他逮捕，参见同书第194页。
[5] 斯大林：《和美国路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1日），载《斯大林文选》上册第73页。
[6]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27页。
[7] 根据费伊托援引的估计，罗马尼亚已偿付给苏联赔款十亿美元，还将偿付九亿五千万美元。1946年匈牙利总产品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偿付赔款。有关赔款和建立联合公司问题参见费伊托著作第136—137页、154—157页。扬·马尔切夫斯基的《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与经济发展》（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232页）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8] 有关波捷泰亨的争论参见前引费伊托著作，第114页；有关匈牙利在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参见同书第116—117页、第127—128页。
[9] 战争开始时，铁托这位领导人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本国领导党的工作和解放斗争，与莫斯科仅限于通过电台联系。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的态度。他过去的经历、他所参与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以及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是有影响的。从这方面来看，德迪耶尔所写的铁托传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虽然书中还有令人遗憾的“个人崇拜”的痕迹。
[10] 1946年季米特洛夫出任政府首脑时说：“当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或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是巩固议会民主”。（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6页所引）
[11]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向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作报告时引用了这个材料。报告已收进情报局成立大会会议文件汇编（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西班牙文版，第185页）。
[12] 季米特洛夫：《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8年12月19日），西班牙共产党“我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今日保加利亚》，参见该书第52页。
[13] 《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133页。
[14]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80页。
[15] 同上，第179页。
[16] 同上，第1卷第4章。
[17] 引自日丹诺夫报告的正式文本，这一报告与九国共产党的声明以及代表的报告汇编成《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一书出版（参见第五章注52），以下引文都引自该报告，着重号是我加的。
[18] 维辛斯基的发言稿采自法国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刊物《工人世界》1946年9月25日刊载的西班牙文本（着重号是我加的）。
[19] 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电，1948年5月9日（见1948年5月11日《泰晤士报》）。
[20] 参见本书第113页。
[21] 5月13日苏联报纸刊登了亨利·华莱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华莱士认为要达成协议的重大问题。斯大林于5月17日发表一份由他签署的声明，作了答复。声明对华莱士的信大加赞扬，称之为最近以来力求“加强和平、使国际合作正常化、保证民主”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斯大林说，华莱士提出的纲领可以作为协议的基础。在华莱士倡议之前，美国国务院曾擅自采取措施，试探过苏联的意图。5月4日至19日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互换过照会，均指责对方应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这表明了它们之间分歧的程度。这次斯大林的声明和苏联的照会反应了莫斯科对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强烈愿望。这条注释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刊登在1948年5月13、20、27日《我们的旗帜》上。
[22] 参见《革命运动史》（思想出版社）第2部分第421页，注2。
[23] 《法国总工会全国联合委员会决议》，1947年11月14日。
[24] 参见法国社会党出版物《人民》，1947年12月24日。
[25] 参见J·福韦《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212页。
[26] 正式的《法国共产党史》（巴黎，1964年）明确承认党曾采取这一态度，而且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一部分罢工者想要结束这次运动。罢工渐渐成为少数人的事了，这就导致宗派主义的错误。坚持继续罢工，这使法国总工会的矿工遭到孤立，他们罢工八周之后才复工。（第51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7] 引文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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