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一章 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 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1]。
——马克思和恩格斯 |
从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到奴隶占有制社会。——奴隶起义：斯巴达克。——封建社会的诞生。——农奴的地位及农奴反抗压迫的暴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农村演变的情况及农民的斗争。——封建的反动力量对贫苦农民的镇压。——农村“乌托邦”及土地法方案。——资产阶级的形包。——商人。——包买主。——商业资本及工业资本。——手工工场。——手工工厂和作坊及工厂的区别。——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封建社会中的工人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康帕內拉。——行会制度；师傅、帮工及学徒等级的解体。
没有现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在封建制度被摧毁以前，在法国是没有工人运动的。工人运动只是在推翻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同时必须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创造了工人阶级成长的条件，一八三一年悲壮和光荣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才是真正法国工人运动的起点。
然而，工人运动还是有很悠久的渊源。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祖先有一部分原来就是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农村雇工、贫苦的小农、帮工，还是已经成为手工工场的工人，他们当时都已经是身受剥削的劳动者了。他们也曾经为争取较好的生活——有的时候仅仅为争取生存——而进行过斗争。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所承受下来的遗产。在这份遗产里面，甚么都有：有团结和勇敢的传统，也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偏见。有些是当时的城市或农村的劳动者，有些是朝不保夕的独立小生产者，也有农村中的雇工和季节工人，除了双臂之外别无他物的赤贫的光臂汉，作坊帮工和早期手工工场的工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从而自以为是自由人民，实际上却并不自由。他们没有一个总的、完整的和自觉的斗争组织。这些劳动者处境很苦，他们常常起来反抗。但是，由于他们和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反对封建主，所以一般说来，他们是随着资产阶级走的，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但占有财富，而且具有组织的力量和文化。所有这些传统——好的和坏的，反动的和进步的——都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在提到法囯大革命时，恩格斯写道：
虽然巴黎的没有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短时的获取了统治权，（并且这么一来，便能够在
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趋于胜利）那末，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在那时的条件下，这些群众的（持久）统治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还刚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完全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出只是一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级，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
[2]
因此，在谈到“一般无产群众”的历史时，简单地追溯一下工人运动的起源并不是没有益处的。那怕仅仅为了提醒今日的无产阶级，使他们知道劳动者一贯地具有斗争精神，也不没有益处的。他们一向为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而斗争。他们多少有些觉悟，他们向来不承认压迫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
※ ※ ※
无论在甚么时候，人类一直是成群地在一起生活[3]。起初的时候，他们结成家庭和氏族。当他们的生活来源只靠打猎、钓鱼和采摘果实的时候，打猎的地区和猎获的野兽都是氏族的公共财物。因此，当时并没有敌对的阶级。分工仅存在于同一家族的各成员中：男人打猎，女人采摘果实，准备食物，或用兽皮缝制衣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根据斯大林对生产力所下的定义：
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
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
生产经验和
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物质资枓生产的
人，——这要求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的
生产力。
[4]
为了生产物质资料，人们彼此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在原始公社时代，因为财产是集体的，这种生产关系是合作的关系。
此后，人类学会了驯养动物。于是在游牧部落同其他部落之间出现了分工。耕种比采集食物是进了一大步，它保证了植物食品的经常供应，同时使存储食物成为可能。织布机发明了，人类开始使用金属，首先是铜，随后是铁。这样，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的劳动已能生产剩余的物质资料了。
一切部门——牧畜、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可以生产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品。
[5]
所以就产生了占有并利用剩余劳力的要求和必要性，这就产生了奴隶。在这个时期以前，人们捉到了俘虏时，不知道如何处置，一直是加以屠杀的。从那时起，俘虏变成宝贵的了。胜利者把他们留下来，强迫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最初的奴隶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中，产生了社会的最初的大分裂——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阶级。
[6]
同时，私有财产也现了，这就是牲畜和土地。手工业脱离农业，这造成了新的分工。这样就有可能为市场生产。当时还在原始状态的商业，已不再局限于部落之间了。奴隶占有制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原始公社在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推动下发生分化，让位给一个新的分成阶级的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
奴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工具已较完善，从而使奴隶的劳动可以增加生产。奴隶成为基本的劳动。占有奴隶的人可以随意使用他们，就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种“工具”。奴隶所生产的一切，都属于他们的主人。在奴隶所生产的价值已等于他的身价之后，奴隶所生产的价值除去了他的消费，都属于奴隶主，于是奴隶主的财富便日益增多起来。当时的国家是掌在隶主手中的。
奴隶占有制在罗马帝国时代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被凯撒征服后的高卢（古代的法国——译者），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和罗马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国家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着。这些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的产业当时通称为庄园。高卢—罗马的贵族拥有侍奉他们的奴隶和在田间劳动的奴隶。
奴隶们经常暴动，因为压在他们头上的制度非常严酷。同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他们彼此之间感到有密切的关连。规模最大的一些奴隶起义，都是在古罗马时代发生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斯巴达克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发生于纪元前七十三年。斯巴达克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在他的领导之下，成千上万的奴隶把自己解放了。斯巴达克战争历时两年之久，他打垮了罗马帝国几支大军之后才被击败。在第一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革命的劳动者团结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威廉·皮克的周围取名为斯巴达克团，就是为纪念古罗马时代的这次奴隶起义。
当时奴隶们虽然进行暴动，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能够建立起巨大的和持久的集体，形成真正的战斗组织。然而，在奴隶中仍存在着秘密团体，传播起义的口号，并把来自同一地区的奴隶们团结一起。
所以，当时的奴隶尽管非常孤立，受压迫，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承受加在他们身上的即成局面。他们的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就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成为奴隶占有制消灭的原因之一。
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已显示出，奴隶劳动的生产力不够大。的确，奴隶只是在鞭挞的威胁之下才工作。他们对设法改进生产工具毫无兴趣，因为这种改进对他们本身毫无利益。而在奴隶主方面，他们认为增殖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量。因此，奴隶占有制只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一定的阶段。奴隶占有制造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把少数的不事生产的奴隶主和广大的被剥夺自由并被强制劳动的男女大众对立起来。奴隶占有制曾经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之一，现在它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奴隶占有制就消灭了。
但是，奴隶占有制并不是在各地区同时消灭的。在某些国家里，例如在殖民地，因为保持奴隶占有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利，这种制度保持了很长时期。因此在发现美洲（路易西亚那和巴西）及西印度群岛等地区之后，奴隶制度也带了进去。为了少数船主和种植园主人的高额利润，百十万非洲男女从本土被掠去，贩卖到美洲。在法国，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才把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废除掉。但是，在许多殖民地里，奴隶制度到今天还在种种不同形式（强迫劳动）下存在着。
我们当然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斗争和古代的奴隶起义相提并论。然而，尽管历史条件不同，两种斗争的精神却是一样的，同样是英勇行为，同样是消灭压迫与贫困制度的决心。
※ ※ ※
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解体中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依然是少数人即贵族封建主占有土地。只是土地已不是由奴隶，而是由自由农民耕种。但是，他们的自由仅局限于一点，即贵族封建主不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容许他们享有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但是他们和贵族封建主间的社会关系依旧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贵族领主的领地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自己保留的一部分，其次是租给佃户的一部分。佃户就是领地上的农奴，他们不能离开贵族舍给他们的耕地。贵族把他们和土地一起买进卖出。在一宗婚姻喜事或一场战争之后，一块领地从一个领主转到另一个领主手里，农奴就跟着土地一起转让过去。他们必须对领主服劳役，以钱和实物缴纳各式各样的贡赋，这就是所谓封建贡赋或领主贡赋。
农奴和奴隶一样，他们也不甘心忍受这种剥削制度。“土包子”、“穷光蛋”和“乡下佬”的起义标志着整个法国农民史。这些贫苦大众的不幸遭遇感动过像柏奴瓦·德·圣摩尔那样好心肠的诗人。他曾写道：
这些人养活着另外那些人，给他们衣食而自己却遭受着最大的磨折，雨、雪和风暴。他们忍饥耐寒用双手开垦士地，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人，另外那些人如何生存下去。
往昔有某些哲学家为奴隶制度辩护，正如现在有人企图为资本主义辩护一样。当时有人企图把农奴占有制说成是永恒不变和上承天意的制度，这是不足为怪的。冷斯大主教曾高高地从经坛上向农奴提出警告，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农奴们：你们应该永远服从你们的主人，且不要以他们的严酷和吝啬为借口。你们不仅应该服从那善良和温和的主人，而且还要服从那些并不是这样的主人。凡是鼓动农奴拒绝服从和实行欺诈手段的人，特别是那些指使农奴公开反抗的人，教会法规将处以破门之罪。
翁热地方的圣娄修道院有一个修士所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
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凡是反抗当权者就是反抗上帝的意旨。上帝以至妙至高的安排，使帝王、公侯以及其他受命君临的人物降生于人间。上帝委任他们，俾使小民服从大人，这是应当的。人有贵贱，或为领主，或为农奴，这是上帝的意旨，因此，领主必须敬爱上帝，而农奴必须敬爱自己的领主——正如使徒所说：农奴们，你们要以诚恐诚惶的心情来服从你们人世中的主人。
正如工人们起初憎恨机器，并为饥寒所迫一怒而加以砸毁一样，农奴们有时也由于受尽磨难而采取个别的报复手段——行凶、抢劫或暗杀。但是他们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集体暴动。这些暴动很难一一举例，只提出那些最典型的就够了。一零零八年，不列塔尼的农民曾为反抗公爵起来暴动。同一时期，诺曼第的农民也曾举行起义。下面引自一部古老史书的记事，其中就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理查公爵英年美德，而其治下却发生恶毒的扰乱，盖因全省各郡农民屡次集会，宣称决定采取目无法纪的生活。彼等不顾旧制，企图制定新法律以开发森林水利。复为确定该项法律起见，乱民集团各选代表二人，携带各项檄文，前往荒野之地举行大会。公爵得知之后，立即派遣拉乌尔伯爵，率领大批人马前往镇压农民暴行并解散其集会。伯爵立即奉命，擒获各代表及若干农民，断其手足后驱逐回乡俾使某他农民回心意转，并使之畏惧可能面临更悲惨之遭遇，而知所警戒。农民经此惩戒已停止集会，还乡务农。
这位小心谨慎的传记家是站在强者的一边的，然而他也不能掩饰下列这些事实：农民的贫困；在选派代表这件事中表现出来的农民的组织性；镇压的残酷。诺曼第的诗人罗伯·瓦斯[7]虽然是在这件事发生后一百年左右才写出他的长诗“诺曼第叙事诗”，但是从他借假诺曼第农民的口所唱的诗中，还可以充分看出当时农民的贫困和斗争精神：
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人，
和他们一样长着手脚，
身体和他们一般高大，
一样也会感觉到苦痛。
我们只需要有一条心……
对着一个骑士，我们有
三十、四十个农民。
此后每个世纪中，农民起义相继不绝：十三世纪发生的“收羊人”运动，特别是一三五八年规模宏大的“雅克团”起义[8]。当时正是百年战争时代，农民受到的痛苦比在和平时代更甚。武装土匪到处毁坏田地，并绑票勒索。一个亲眼目睹的人曾这样描写当时情况：
这一年，葡萄园无人种植、田地无人播种耕犁，牛羊无人放牧，教堂和民居倒塌败落，到处是一片战火的创痕和断瓦残垣。教堂打钟已不是欢乐地召集信徒举行礼拜，而是对农民发出报警，通知敌人即将来到，让他们赶快逃命。主要是一般农民，最为赤贫无吿，因为封建贵族使他们苦上加苦，夺去了他们糊口之计和可怜的生命……
起义是突然地爆发的。这次起义是自发的、凶猛的，就像是一个山穷水尽的民族从绝望中发出的集体反应一样。起义在五月从贡比涅开始，很快就蔓延到巴黎与亚眠之间的整个地区，并且找到一个同盟者——当时巴黎市首席法官艾丁纳·马赛。艾丁纳·马赛正联合巴黎的商人和小店户们一起在反对国王。这次“雅克团”[9]起义是很凶猛的，因为在这些贫苦的农民心里累积的仇恨实在太多了。当时的农民领袖是吉奥·喀尔。这个农奴的斯巴达克是一个退伍军人。记载上说：“他是一个有学问，会说会道，面目清秀仪表整齐的人”。暴动历时五星期。镇压非常残酷，所有封建领主都放弃了彼此的嫌隙，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农奴。当时曾有人这样记载：
至王囯最恶毒的敌人——英囯人，也不会像贵族对待农民那样残酷。
在摩城和克勒蒙·昂·波维西进行了两场大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牺牲了。起义领袖喀尔中了计，被骗到克勒蒙，受尽了最残酷的毒刑，最后被杀害。他被嘲弄地称为“农民王”，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环套在他的头上“加冕”，然后斩下首级。在瓦斯河、塞纳河与马恩河流域之间，所有村庄都被摧毁无遗。所有妇孺都惨遭屠杀。农民的子女们用不着会读书写字，但他们自然而然不会忘记这次大屠杀。在法兰西岛省和波维西省的草屋里，人们很久很久一直怀着愤怒的心情低声地谈论着这件事。所以，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农民杀害某些贵族并烧掉一些城堡自也不足为奇。这使我回想到巴贝夫[10]的解释。他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
各种毒刑、磔刑、苦刑、车轮鞭刑、炮烙、绞刑以及充斥各地的侩子手把我们风气搞得坏透了。领主们不但没有把我们变成文明人，相反地，使我们变成野蛮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野蛮人，他们正在并且将继续自食恶果。
这些由于贫困、绝望和饥饿而引起的暴动，遭到了野蛮的镇压，但是这些起义却并不没有作用的，它们促进了农奴制的崩溃。从十三世纪起，千百万的农奴得到了解放。这绝不是封建领主大发慈悲而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是他们由于惧怕，同时也是由于考虑到新的利害关系的缘故。当时必须避免这种起义，因为这种起义，和奴隶起义样，可能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构。同时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也必须使农民对耕种发生更大的兴趣，并使劳动方固定下来。因为农奴一有机会——战争、暴动和瘟疫流行，就逃亡到森林里或跑到人口又重新增长起来的城市中去。农奴制妨碍了农村中任何一步进步和任何一点新事物的发生。农奴不是用钱赎买自己的自由——因为封建领主需要钱，就是用暴力夺取自由。总而言之，在大革命的前夕，全法国只有一百万农奴了。服尔泰就曾为汝拉山区的农奴仗义执言过。
这并不等于说农奴制在法国已经完全消灭，封建统治已经灭亡。因为，农奴制度只不过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摆脱了农奴身份的农民依旧受着某些封建义务的约束。这些封建义务由于王朝加强了阶级税收政策而更加沉重，这种税收政策只针对着劳动人民，贵族（地主）和教会僧侣则不受影响。农民除了要满足封建领主的种种权利外，还要缴纳各色各样的赋税：所得税、补助税、酒税、关税、盐税。什一税还不算在内。这项税收一般并不归当地神甫掌握，而是由豪富的主教、有势力的修道院主持或既不管宗教事务又不周济平民的封建主享用。法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糙仍是封建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一直到法兰西大革命时期都不曾有过什么变动。因此，农民的斗争精神没有随着农奴制消灭而消灭。只要提一提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农民斗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太阳王”[11]在位时，农村情况更加恶化。
拉·布吕耶尔[12]曾写道：
人们看到某些强悍的雌雄动物散布于四野。它们被困在土地上受着风吹日炙，面目枯焦黧黑，但却不屈不挠地翻掘着土地。
试听一六七零年维瓦莱山里入的战歌[13]：
快有五六年了，
吝啬的包税人
[14]、
副包税人、分包税人，
这些与我们的幸福势不两立的人们，
对我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惊夺。
饿够了，哭够了，
农民们：拿起武器来血战吧，
向那些吃人的恶乌和盐吏
[15]扑上去吧，
必须和狼一起嚎叫，
对那些阿尔德什省的吸血鬼，
拿起你们的铁锹、铲子和锄头来
也去征收它们的税收吧。
勇猛前进吧，兄弟们！不要休息！
为了保卫我们的粮食，
在兰德那一边的原野，
飘扬着维瓦莱的旗帜，
上帝保佑陆尔
[16]和他的部下！
十七世纪也发生过很多次农民起义：一六二四年在盖尔西发生农民起义；一六三六——一六三七年，在法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各省都有过农民运动；一六三九年诺曼第的“赤脚汉”暴动；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年克洛堪暴动。这些起义的直接起因都是对包税官的仇恨和反对苛捐杂税。但是斗争开始后，农民打击了税吏后就转向封建领主进攻。一六七五年，不列塔尼的农民也爆发了起义（在杜阿尔內奈与贡卡尔诺地区之间）。他们当时的行动纲领如下：
“十四个教区宣布为争取本省的自由而联合起来，要求废除违反阿摩力克省
[17]自由权力的‘农贡’
[18]和徭役。要求贵族的女儿也可以嫁给平民。神甫将领工资而不得再征收什一税或受官俸。司法权将由居民选出的有才干的人士掌握。从三月一日至九月中禁止打猎。销毁所有鸽笼
[19]。农民有权把自己的小麦随意交给任何人磨面
[20]。"
不久之后，卡尔莱地区的农民起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时政府派遣了一万名军队对这一个省份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塞维尼夫人在谈到这些兵士的时候，曾以贵夫人的冷酷口吻写道：“他们以偷盗为乐，前两天他们把一个婴儿插在烤肉叉上[21]。”
在一个社会临近它的历史末日的时候，它的统治阶级一定是抓住政权不放，并且加强它的统治手段。大革命前夕的情况就是这样。缺钱用的封建领主企图恢复早已消失的封建权利。他们重新审订户籍册，即记载一切旧封建租税的文件。在大革命前夕，封建制度不但没有消灭，而且相反地变本加厉了。一些古老的习俗受到了侵犯，这些习俗曾能让贫苦的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例如允许老年妇女及儿童在田地里捡拾落地上的麦穗的拾取散穗权。在某些地区，田地四周圈上了篱墙，这就等于取消所谓“公共牧场制”，这种制度允许农民在收割以后随意在任何田地上放牧。牧场、森林等公产及其使用权为那些最贫苦的农民提供了一些补充收入，而封建领主们则得寸进尺地占公产为私有，并实行分配，而经常是自己覇占三分之一。这一切都威胁了贫苦农民的生存。
在同一时期，号称为重农派的经济学家主张改造农业：建立大型农庄[22]，废除旧日遗留下来的公产，把公产根据各地主所有田地的面积大小按此例分给他们，听任谷物自由运输。这些经济学家反映了大地主们的主张——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这些大地主，和过去英国的大地主一样，希望把资本主义形式带到农业生产里面来。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也要求在工业方面停止管制并废除行会制度。法国的一些大封建领主每年至少在领地上住一个时期。他们想重振家业，而当时却正是个好机会。人口的迅速增加促成粮食价格上升。小麦价格飞涨，据估计在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之间，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三。因此，生产小麦和肉类是投资的好方向。重农派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奎纳和古纳，这一派人的任务就是以他们的理论来为那些农业兼并的新手段张本，就像他们同时也为工业资本家吞并手工业张本一样[23]。
当然，农民中成分也不一致。当时有所谓富裕农民号称农夫，在巴黎盆地富饶的产粮区也有很大的农庄庄主。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很贫困朝不保夕的。那些从事农村手工业借以取得一些副业收入的农民则受到机器发展的威胁。所有这些贫苦的农民的生活都很悲惨，他们日常的食品就是硬面饼、面包、面粥或青菜——马铃薯当时还不很流行，有一点咸猪油，很少能吃到鲜肉。
农业佣工的生活还要艰苦，他们人数很多，特别是在诺尔省，此卡第、诺曼第、不列塔尼和巴黎一带。其中有些是长工，但大部分只有在农忙季节才能找得到工作。农闲时候，生活就非常贫困。他们一般都没有家，成群结队地流浪于全国各地，以讨饭为生。在日后工业发展起来的时候，首先被吸引到城市里去的就是这些人。虽然这些农村无产者成份并不一致，但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境遇；虽然在他们当中还没有任何斗争组织，但在季节工人里面曾经发生过罢工运动。他们“阴谋”（当时人的说法）争取较高的工资。在大革命初期，瓦斯省的一个商人曾记载道：种植者（即富农）“知道这些穷雇工大部分都是从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以外远道而来的，他们已经没有盘缠回家，所以是非找工作不可，种植者就随意出个工价迫使这些人替他们做活。”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反抗和罢工的人。罢工和不罢工的工人之间也常有殴斗。一七七二年一个法官发布的公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公告上写道：
收割工人及外来人众，一律禁止携带木棍、石块及其他武器聚集成群，并禁止擅离大路走向田野，扰乱及殴打任何进行收割的农人。如有违反，则处以枷刑并驱逐出境。
逻卒也往往出面干涉，常有伤亡。虽然如此，临时雇工的反抗使收割推迟几个星期的事情依然数见不鲜。这是农业劳动者悠久的斗争传统，下面我们还会经常碰到。
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时，我们决不能撇开一七八九年农民的情况不提。那时法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数达两千一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当时承受着封建制度最大一部分的重担的就是他们。
因此，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于农民的贫困而产生了一些广泛的乌托邦社会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农业、制定农业法令、公平分配地产，这些都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解救农民贫困而关心到的问题。这些乌托邦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一种希望，那就是想使所有农民都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阿尔尚松侯爵在他的日记中，就表现了这种心情。他写道：
应使土地仅为耕者所有，而耕者则仅应耕种本人力之所及的土地。
这也就是卢梭的理想，他曾写道：
假如我有钱……我就在绿荫复蔽、风景宜人的小山坡上买一所小小的农舍，白色的房子烘托着绿色的窗板。院子里养家禽，牛栏里奶牛供应奶品……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到：
“假如全法国都能分成小农户，那将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
卢梭的作品反映的正是当时小农的困苦。他在怀念农民的生活时，曾斥责奢侈的风气说：
奢侈的风气在城市中养活一百个穷人，可是在农村中却害死十万个贫农。富人和工匠为了不必要的享受而在手中流转的金钱，正就是农民所失去的衣食所需。我们的厨房需要调味的鲜汁，因此很多很多病人就连面汤都喝不到。我们的餐桌上需要美酒，因此农民就只能喝白水。我们的假发需要傅粉，因此很多很多农民就吃不上面包。
卢梭心目中的平等就是一种财产和生活条的平均。在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中，他要求每个公民所占有的土地加以一定的限制。囯家应有责任通过遗产法和累进税防止大产业的形成。卢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独立生产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
然而十八世纪的乌托邦思想中也出现了另一派别，主张财产公有。他们通常都以当时残存的一些公社传统如拾穗权、收割后的公共牧场制，公产等等作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代表那些离开了公产制就不能生活而变成小业主似乎绝无希望的人所抱的愿望。莫尔利就是这样想法的。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已经不应该再存在，他写道：
专横制度妄想永远让极少数人养尊处优，并且名之为富贵荣华，而使其他人等辛勤劳动。这种区别使前者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和贵族，而后者则对强制执行的义务感到憎厌和反感。总而言之，人们称之懶惰的恶习以及我们的忿怒不平都是从无数成见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成见都是我们大多数社会违反自然的不良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东西。这种腐败现象都是由私有财产制造成的。
[24]
在莫尔利所“梦想”的社会中，土地都归公有，一切产品都贮藏在公有的大货仓里。
换一句话说，当时反映农民困苦的理论家分成两派：一种是“分地”派，一种是“公有”派。不论哪派都空想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看不出有任何可以改造社会的力量。但是这些空想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重新出现，甚至在孕育它们的经济条件已归消灭之后还继续存在。它们虽然来自农民社会，但仍将使初期法国工人运动无可否认地带上了这些色彩。
到了一七八九年，这种乌托邦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已经与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当时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对立。
※ ※ ※
农奴制度之所以消灭，封建剥削之所以发生变迁，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必须找到大量的劳动力。在整个中古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都过着一种闭关自守的经济生活。当时的交通很困难，交换很稀少。每一块领地都必须自给自足，必须在当地制造并供应许多日常生活和耕种田地的必需品。农民必须制造自己用的家具——虽然做得很粗糙，同时必须制造自己用的农具：犁耙和铁锹。妇女则用羊毛来纺线织呢。
当然，很早就已经有专业的工匠，制造某些比较复杂的物品：如鞋匠、鞍匠、铁匠。他们经常住在城堡或修道院里——因为封建领主可能就是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也和农奴一样附属于领主。
但过了不久，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商业又重新出现。国王对其他封建领主的权力开始树立起来，那些抢劫行商的土匪领主，已被镇压得无法为非作歹。因之交换逐渐恢复。驿道、市场和市集又开始热闹起来。分工日趋明确。手工业者不复仅为领主及其农户服务，他们已经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和商人一起在镇上定居下来，这些小镇后来就变为城市。商人和手工者都出身于生活贫困的小百姓，大多数原来是农民，因而继续受着领主的管辖。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条件，同时也由于他们已经不像农民那样各自分散，所以就有可能团结起来。他们成立了城市组织，迫使封建主——贵族和僧侣——准许他们独立：这就是当时的公社运动。編年史作者吉倍·德·诺尚，曾叫道：
公社，这是一个多么标新立异和可憎的字眼啊！
有些封建领主由于经济困难，就让城市居民赎取他们的自由。但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是用武力来解放他们的城市的。有时国王也支持他们，因为囯王认为这个年青的市民阶级，可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来反对与王室为敌的贵族。
在城市內部，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各种社团，后来称为行会。手工业和商业每一种行业都组成一个行会。行会原来的基本目的就是保卫本行业，主要是争取有利的价格，保证商品的质量，和避免彼此的竞争。为此，它们制定了非常周密的章程，但后来这些章程的保持又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每一个作坊里都存在着同样的劳动组织。作坊里有师傅、工匠或帮工之分，最后是学徒。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东，这些人就是行会的领袖，负责执行各种章程。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简陋：师傅是作坊和集体工具的所有者（每一个帮工一般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在起始的时候，想成为师傅并不需要很多钱，帮工也能够上升为师傅。这种组织形式是在十一、十二世纪出现的。起初，封建主相当不喜欢这种组织形式，后来由于行会向他纳贡才行会的存在。
这种行会组织之所以能存在，正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简陋。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新式行会，那只是企图用行会这个字眼来故弄玄虛。实际上，在劳资联合的招牌下，这种行会工团主义只是把工人阶级出卖给最反动的那部分资本家阶级而已。所有最近的经验都无情地证明：墨索里尼的各种行会，希特勒的劳动阵线和贝当的劳动宪章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新行会主义的理论家曾把中世纪的行会制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必须记住，行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前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师傅在起始的时候也不能与资本混为一谈。马克思曾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数的劳动者，以致劳动程序扩大了它的范围，而以较大的量的规模来供给生产物。
[25]
可是早期的行会并不是这种情形。我们以后会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后来是在行会以外，并且是与行会对立的情况下发展的。
在城市里面，不久就出现了居民的分化。富裕的市民结成集团，这些人通常是商人，他们掌握了城市的领导权。随着商业的发展，他们的权力也日渐强大。在百年战争的大乱过去之后，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发现又开辟了新的商业道路。各种货物，如辛辣食料、糖、香料、宝石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远东到法国了。
当时的物价普遍曾涨。但是与某些历史家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是由于大量的金银从美洲勇到的原因。事实是，我们必须记住：
流通界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是决定于商品价格（货币价值保持不变动）的总和，而商品价格之总和则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
[26]
在整个十四世纪及十五世纪当中，物价是一直随着大量商品流通的增加而上涨。这种物价的上涨引起了贵重金属从美洲大量输入，从而使作为商品的白银加速跌价（生产白银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段减少）。这种物价的波动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但是商人却从中获利，行东们反而比不上他们了。
教会一直与封建的农村社会有着密切关连，它本身不很需要信用借贷，所以它一向谴责带息借贷。但是这无关紧要，商人们一手借出，一手借进，他们不是和教会敷衍勾搭，便是和喀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派联合一起。喀尔文认为“带息借贷”是“对共和国有利的而且是共和囯所必需的”。十六世纪的商人在他们则账本上很虔诚地写道：“账目清楚，可进天堂”。同时，教会也并没有坚持，教会的神学家们不久也就承认带息借贷是正当的。两个世纪以后耶稣会的神甫就以买卖人的口吻来谈宗教了。富人成为“上帝的账房”，并且由于他们能够对穷人施舍，他们就可以得救而进天堂。
亚森特·德·加斯盖神甫在一七六一年曾说：
耶稣自己就是你们的保证人。你们的资本是投放在他神圣的双手中和他崇高的头顶上。你们难道能够有比这样还更坚固可靠，还更有利的投资方向吗？这种资本永远也不会消失，它的利益将是永生不灭的。
[27]
商业资本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商业资本[28]虽然加剧了封建社会的危机，但是当时的商人并不是“有意识的革命者”[29]。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他们像手工业者一样在行会內进行活动。他们心目中所要取得的“自由权利”，是指特权、免税和执照。只有工业资本才是颠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的基础。商人则变成了包买主。
甚么事情使商人从事‘包工头’这种特殊的职业呢？只有一件，那就是，售卖价格虽然与他人相等，但可望得到更大利润这件事。现在，他有了这种前途了。因为他可以雇用那些小老板作事。一向来，生产者只能售卖他的完成生产物，在这个限制，生产上的这个因袭的限制，被打破了。商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所有者虽然还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但不复有原料了。他虽然保障了织布工人的经常的职业，但在反面，却能压低织布工人的工资，使他们提供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成为无给的。因此包工头就可以在向来利润之外占有更多的剩佘价值了。
[30]（译者：此处“包工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作包买主或包买商。）
下一个阶段就是手工场的建立了。
市场底发达，资本底积累，诸阶级底社会地位底改变，大批人手被剥夺了收入底来源，这一切对作坊底形成就是历史的诸先存条件。
[31]（译者：引文中的“作坊”，即手工工场）
手工工场之出现是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手工工场的法律地位如何，是否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国王，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使资本主义能够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手工工场与以前的作坊和今日的工厂都不相同。它和作坊不同的地方是它聚集了很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可以各有不同的手艺，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了制造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必须有这些不同的手艺通力协作才行。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曾被马克思以制造四轮马车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他写道：
一辆四轮马车，原来是许多种独立手工者（如车匠、马具匠、裁缝、锁匠、带匠、旋盘匠、缘饰制造工、玻璃细工、画工、漆匠、描金匠等等）的劳动的总生产品。四轮马车的手工制造业，把这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者结合在一个工场，同时协力来劳动。当然，一辆四轮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若同时有许多辆四轮马车在被制造，则在别部分还在生产过程较初的阶段中时，可以不断不有一部分在描金匠手中。
[32]
手工工场也可以把从事同样手艺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路易十四的首相科尔伯曾为发展手工工场费过很大的力气。他甚至想把所有花边女工都集合在一个“法兰西针织公司”里面，而且他也当真集合了五千人之多。一六六五年，一个名望·罗贝斯的荷兰人，离开本国来到法国的阿贝维尔城，开设了一家英荷呢绒手工工场。他取得了皇家特权。这种特权主要包括在亚眠城周围八十公里以內的专业权、免税权和他一家人自由信奉新教的权利。这个手工工场办得很发达，到了十八世纪已经雇用了将近一千七百名工人。这个工场进行各种工序，从接受原毛一直到织成呢绒成品止，有时甚至还带绣花。
很明显，当时的王朝政府是鼓励这种企业的。因为在国內制造成品可以阻止货币外流，同时也可以使数以千计的既无土地又无职业的法囯人民得到工作，虽然是一种艰苦而收入菲薄的工作。
后面这一条理由是曾经黎塞留肆无忌惮地提出过的。他曾说：
“任何政治家都一致认为，如果人民的生活过于舒适，便无从使其安分守己。”
他毫不犹豫地把百姓比作“长时期休息比劳苦更为有害的习于重载的骡子。”[33]
若干手工工场可以算是国有工场，例如哥伯林和波维的织毡工场，肥皂工场（先在卢佛宫，后来在夏乐宫），布勒斯特、土伦、罗什福尔和拉森纳的兵器工场。可是，即使是国有工场，国王还是可以把经营权交给私人，该私人还可以得到场长的称号和许多权利，如豁免捐税、豁免关税，豁免过桥税等等。国家不仅拨土地给他，而且还可以付给他四分之三的建筑费。此外，场长在政府的帮助下、保证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加上对工人们肆无忌惮的剥削，这对场长来说显然是一笔好生意。另外一些皇家工场把当地的若干制造商联合在一起，如奥勃松的织毡业就一个例子。此外比较通行的是那些由国王赐给特权的一些特殊商家。除了这些所谓皇家工场之外，我们还棏谈一谈一些私营工场，这些私营工场有的属于私人，有的属于合股公司。
现在我们已经谈到了最基本的问题，因为要创办这样的企业，必须有很大的资本。所以，当时出现了许多彼此联合一起共同建立并经营一家手工工场以分享利润的资本家。对资本家来说，把工人聚集在手工工场里劳动，不但可以提高生产而且还可以减少开支（这是同一般的作坊比较来说）。不过开始时候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本。当时的师傅不过是些手工业者，他们手里没有这样的资本，因此有时由商人，有时由那些经营农业、剥削农民而致富的贵族们拿出钱来。
可是，工人的集中带来了工人彼此之间的分工。工人变成了一部分工作的专业者，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只是以往所做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他所举的制造四轮马车的例子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明：
专门在四轮马车制造上被使用的裁缝、革匠等等，渐渐失去了在原手工业全范围内工作的习惯，并渐渐失去了这样的能力。
[34]
劳动效率当然是提高了，生产力也增加了，但是工人却变成一个机器人，很快地习惯于迅速并正确地作某一种固定的工作。
手工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手工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温室似地，助长他的部分熟练。
[35]
训练这样一个工人当然比学习全面工作要快得多，因此，这种工人的工资就更加菲薄了。于是在手工场中出现了工人的等级。有些工人作很细致的工作（这里特别可以看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歧）。另外一些工人只作些无需乎技术的粗工，这种工作是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做的，于是妇女和儿童大批被吸收入手工工场。同时工具本身也在演变。工具和工人一样，也走上了专业化和适合于固定工序的道路。所以手工工场与作坊之不同主要就在于：手工工场把工人集中在同一个企业里，它属于一个资本家，或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家集团，同时它实行分工。
但是手工工场在许多方依然保持着手工业作坊的面貌。虽然工具已经有专业化的倾向，但是工作母机还不存在。主要的动力还是人力。工人们依然得用手工操作，并且一切依赖工人的技巧。和行会一样，工场手工业也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则。科尔伯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规则。如果我们现在把关于呢绒制造业的法令序言读一遍，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精神依旧是和行会章程的精神一致的。该项法令的序言中说：
近几年来，呢绒、哔叽与其他毛棉织品在长度、宽度、拉力及质量方面，曾有很多欺骗行为。我们要尽可能纠正这些现象，并使所有同一种类的产品，不论在何处制造，都有统一的名称和质量，以便增加王国內外的销路，避免购买人上当受骗。
科尔伯并曾制定“手工工场总经纪人”制度。这些总经纪人的职权很像行会中的行东。他们负责检查条例的执行情况。
这就是手工工场的历史地位。它的诞生改变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同时，在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上看，它同手工作坊比起来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进步。
但是，市场对工业品的需要比手工工场生产能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机器的出现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手工工场本身的存在也为这个新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手工工场当时已经能够制造复杂的机器所需的各种零件。工厂，即现代化大工厂，已将起而代替这些手工工场，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影响很快就波及法国。
工业革革命的特点首先是一系列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在纺织工业——纺纱和织布——方面，特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要把纱织成布，织工必把纱交织起来，就是说把一根纬纱横穿一列绷紧的经纱。这个工作以前一直是用手工做的，工人拿梭子把纬纱穿入经纱。一七三三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机，使梭子自己动作，以后织布过程就快得多了。但是接着又发生了缺纱的危险，因为细纱还是用手摇纺车来纺的。织布业既然需要很多纱，而纱的用途眼看还要扩大，于是纺纱机的发明就应运而生。此后，各种发明接踵而至，因一个生产部门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一定会影响另一部门。到了一七七一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发明机器织布机。不过，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工作母机的诞生。工作母机是“一个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之后，便用它的工具，和以前的劳动者，作同样的工作。”[36]
这个进步是在棉织工业方面开始的，因为通过商业关系之扩大，远方的棉布——印度布或白洋布——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了，而欧洲资本家（特别是当时的英国资本家）觉得用美洲产量日益增加的棉花来织布是有利可图的，同时，人们也会了染布和把各种花样印在布上的技术。毛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也先后机械化起来，和棉织工业相抗衡。
纺织工业的变革，带动了冶金工业的变革。织布机起初是木制的。这就有两种不方便：一方面木制织布机容易损坏，另一方面，木机太脆弱，因而不能转动得太快。铁本来可以作为更坚固和更耐用的原料，但是太贵。当时用木柴炼铁，而森林日益在減少。因此，有人就想用煤来炼铁。但是这样的作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拥有森林的地主们唯恐失掉生财之道，于是起而反对资本家。最初用煤炼出的生铁质量并不高，很脆。于是人们就想把炭的成份从生铁中分解出来以成纯铁。后来发明了搅炼铁的方法（把生铁和某些铁的氧化物混合在一起，使些氧化物的氧吸收生铁中的炭），才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此以后，就可以生产坚硬的铁和钢了（这种方法从一七八四年起就在英国采用了）。
可是，用什么方法使这些新发明的机器转动呢？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用人力，后来又用水力，所以许多工场都建筑在河边。这时候，新发明机器的质量已经相当高，而可以用的动力则很不够，两者之间已是不甚相称。然而，当时大家已经知道蒸汽机的原理。法国人德尼·巴宾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已经发明了这项原理。但是他是新教徒，所以被驱逐出境，卜居于英国和德国。一六八七年，他发表一部回忆录：“新式车水机器的构造及用途”。一七零七年，他发明了第一艘汽船。但事实上，巴宾只是一个开路人，因为在他发现蒸汽机原理的时候，当时生产工具发展得还不够到需要强大动力的程度。相反地，到了十八纪末叶，在工业上利用蒸汽的力能已经很感迫切。一七七五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成第一架蒸汽机。起初，主要在矿山里才用蒸汽机，这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火力抽水机。人们用它来排除矿里的积水，以便开采一直遭水淹没的煤田。
用蒸汽为动力的各种机器将使资本家增加利润。归根到底，只有利润才是推进技术改革的原动力。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37]
“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出现，以及手工工场转变为工厂的事实，都可以用追求利润说明。
无容置疑，英国当时是比法国进步。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规橂宏大的殖民地商业，已经很快地发财致富了。大地主没收了农民的土地，把他们逼得离乡背井，同时为手工工场和工厂造成了一支立刻能用的劳动后备军。十七世纪的各种变革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得到了政权。在法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发生较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一直要等到一八三零年的革命，它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早期的征兆则自从十八世纪就可以看出来了。
※ ※ ※
无产阶级是与工厂同一时代诞生的。只是从这时候起——即从工业革命起，才谈得到工人运动。
然而，当时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而只有许多在城市和乡村中的作坊和手工工场里作工的男男女女。我们在上文所加以区别的生产力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曾给这些劳动人民带来悲惨的后果。
从十二世纪起，人们已经谈到工人的贫困生活。这种情况在纺织工业中尤为显著。当时为商品市场生产的纺织工业，还不过是具有手工业形式的早期工业。克莱第安·德·特尔瓦在一一七零年到一一七五年这一时期中为丝织女工写的一首诗，就是证明：
织金线，织丝线，
女工费尽心和眼。
人人依然穷彻骨，
肘后和胸前，
衫子破得像花边，
背上油腻一大片。
细脖子，苍白脸，
饿瘪肚子受熬煎。
我们再听一听她们自己那种缓慢和凄凉的歌谣，这是劳动的歌谣也是苦人的歌谣：
手中织绫罗，
身上穿破衣，
衣破常露体，
无食腹常饥。
工钱拿到手，
果腹仍难提。
顿顿硬面饼，
晨少晚更稀，
…………………………
咱们穷断脊梁骨,
靠咱工钱发财的
一个个坐享其成。
咱们白天干活
干到更深夜又静，
累极了敢歇歇吗，
皮鞭子可不容情
[38]。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就是那么凄惨的两个世纪！
然而，这正是那个被人称颂为善良公正的圣路易时代，也就是工人们创造哥特式艺术杰作的时代，然而那些传记家却要把他们形容成粗鄙野蛮的人。工人的起义和残暴的镇压标志着这两个世纪。骚动首先从小行业开始，继而波及制造出口货的企业。在某些弗兰德城市里，毛织工人必须住在城墙的外面，晚上城门即紧闭，以便大商人能安心休息。一二八零年，依普尔发生一次猛烈的织呢工人暴动，六个法官当场被杀死。十个被捕的罢工工人因而被挖掉眼睛。通过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方式，暴动不仅蔓延到全部纺织业地区，如布鲁热、杜亚、土尔內等地，而且还波及罗文、卢昂、加恩、奥尔良、冷斯、贝西尔和土鲁斯。这些都是很壮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运动。他们在极端贫困和经常受欺辱的生活中找到了掀起运动的理由。他们这些运动的普遍性和彼此配合的情况，证明其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些运动具有真正的起义性质，但是它们却较接近同时代的农民起义，而和现代的工人运动比起来还是不大相同。除了这些运之外，还有地区性的和限于某一行业的罢工运动。“罢工”这个名词当时不存在，但是人们已经常常提到“达克昂”。当时一个法学家对“达克昂”下了如下的定义：
“工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彼此答应、保证或同意不再为原来的低工资劳动，而擅自增加工资；彼此议定不接受低于他们所要求的工资，而决定对不守信义的帮工进行惩罚或威胁。这样为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同盟即是‘达克昂’。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违反总的利益，而且也将永远不会有好的工艺品制造出来，因为各个行业的工人都将争取不合情理的高工资，而共同利益决不能容忍无人制造工艺品。”
十六世纪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的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发现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內部初露头角，广大人民为资本的初步累积付出惨重代价，工商业的发展促成政权开始集中和封建分子反抗政权集中（因为政权集中仅仅有利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即国王）等等都交织在一起。这是各种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刻画一个理想社会的美景的时代。乌托邦这个字本身就是在一五一六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他的“乌托邦”一书时产生的。当然，莫尔是英国人，他所引用的一些情况都特别与英国有关。但是他的论证对当时的法国也是同样适用的。他以何等的大胆批判和揭发当时的贫困现象！社会秩序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富人们、贵族们、特别是贵族地主们的优裕生活，同时它也开始保证那些财阀和银行家的优裕生活。法律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而制订的，而劳动者的命运却比畜牲还不如。这种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既然当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阶级能够推翻压迫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托马斯·莫尔自然只能把他的读者引向一个未知国，他把这个未知国名之为“乌托邦”。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有这个国家才真正的可以称为共和国，因为一切财产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会同集体利益相抗衡。那里只有懒汉和游手好闲的人才不齿于社会。人们每天的工作只有六小时。由于没有人强占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生产是绰绰有余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没有区别。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文化水平并致力于科学研究，因为必须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来提高精神生活”。
意大利修士托马斯·康帕內拉所想像的乌托邦比此更要大胆一些[39]。他也主张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他也想像一种不复成为奴役的劳动，他说：
在太阳城里面，有用的劳作、各项工程、科学和艺术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均分给全体公民去作。每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就够了。
[40]
然而，不仅如此。康帕內拉对科学和人类的发明创造力抱有无限的信心。他预言人类将能够在天空中自由航行，而且用某种镜子就可以观察星球。保尔·拉法格曾写道：
康帕內拉的乌托邦是所有乌托邦著作中一个最大胆、最彻底和最美丽的理想国之一。谈到他的哲学共和国组织方面，他把人类彼此之间和妇女儿童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详细地加以规定。他甚至细致地谈及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他以最自由的精神对待和处理当时的和在十九世纪仍存在的各项社会问题。
[41]
因此，我们很可以了解，为什么托马斯·康帕內拉会受到当时反动分子的仇视，以致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也可以了解为甚么儒勒·盖德虽然考虑到历史条件的不同，却依然有一天（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众议院中高呼道：
“我们不否定，而且将永远不否定以往那些共产主义者。你们可以漠视巴贝夫主义者，把我们和柏拉图的共和国、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內拉的太阳城看做一脉相承，而我们对所有这种伟大的过去，却引以为荣，作为我们的传统。同我们上古时代的传统一样，我们要求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所有曾用手和脑为公共的福利和幸福而斗争的人们的理想。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理论见解，只有用阶级斗争才能解释。恩格斯曾对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就其关键所在很清楚地揭露出来：
从其发展时起，资产阶级就带着它的对立体以俱来：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当中世纪的行会的行东发展成为近代的资产阶级时，行会的工匠及行会以外的零工，也以同样程度转化为无产者。虽然整个的说，市民阶级在和贵族斗争中，曾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同时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可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的先驱者之阶级，也已经爆发了本阶级的独立运动。
[42]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社会发生动荡的深刻原因。帮工对师傅的斗争，帮工同师傅联合起来对商人进行的斗争，都是当时的社会性质的斗争。
在行会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比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说得更清楚了：
商人把很多往日的独立劳动者降为计件加工匠，然后又降为单纯的雇工，这样，他们动摇并威胁了整个社会结构。这已不仅是师傅与工人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而是在手工业阶级本身里面已经出现并且将日益加深的一道裂痕。一五五七年，翁德舒特的一些师傅自称为“可怜的无辜之人”，并以辛酸的口吻埋怨那些大包买主使他们失去独立并陷于贫困。在法国北部的许多城市中也发生了同样的冲突。如果用虽然有些过分但也符合事实的话来说，工业小资产阶级已面临走向无产化的危机。
[43]
此外，行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可能不被生产力的变化所动摇。在大多数的城市中，帮工排斥出本行的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城市的市政机构里，“机器和出身微贱的人”也被排斥出去。帮工已不可能上升为师傅，即作坊主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师傅费”提高了很多。如果要在巴黎成为一个造锅师傅的话，一个师傅的子弟只要付出十个苏[44]，而一个在巴黎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却要付出八十个苏。一个外工——即在外地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则要付出二百四十个苏。当时，上升为师傅必须提出一件“操作”，这种制度已经十分普遍，特别是完成这种作品所需的费用越来越多。从一五六五年开始，“杰作”制度已经具有强迫性，有时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两年多的劳动才能完成。同时，为了使“杰作”日趋昂贵，使用黄金白银等贵重原料又变成了一种风气。而且除了原料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费用。下面是十六世纪末叶，亚眠一个候补药剂师开业时的各项花费：提名时的酒会；考试时的宴会；在进行考试期间，他必须供给四个监考人的午饭和晚饭；宣布考试结果的那天晚上，必须宴请全体评判人；等到“杰作”及格并隆重地送到巿政厅去的时候，又得大排酒席，这一次不仅必须邀请全城的药剂师，而且必须邀请他们的妻子、全城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和已故同行的妻子等等。自然，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行会章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礼物要送。
相反地，师傅的儿子和女婿却可以享受种种便利。他们不必花很多钱就可以承继父亲或岳父的家业。如今，这条上进的路也已经断绝。贫苦的工人将永远贫苦，永远作工人。他们没有办法再当师傅。
在那些所谓没有行会控制的自由行业里，这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而且更迅速的变化。其实，行会制度并不能统治一切。许多行业，许多地区不受行会的控制。往日中世纪的工人在这些自由行业里还可以变成老板，现在，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信贷制度的发展，想作老板必须有资本，至少也得有一笔小小的资本，而工人就没有这笔资本。此如说一个印刷工人，他从工资上积蓄下来一些钱怎么也买不起印刷机、字盘、活字、油墨和必要的纸张，他雇不起帮工，也做不到先垫钱等那些书印好卖出去后才收回钱来。
可怜的学徒们，他们的境遇比帮工还要坏，他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社会变迁的牺牲者。
我们只看一看十六世纪的那些闹剧，例如“裁缝闹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学徒已经成为“加夫罗什”[45]类型的人物了。年青的艾索贝学裁缝手艺的，他很调皮，决心尽量戏弄下他的师傅，而且他的手段都很巧妙。可是这些玩笑里面隐藏着多少辛酸的眼泪啊！学徒吃得很坏。当他的师傅责备他吃得太胖的时候，艾索贝回答说：
“这大概是饿胖了
……我在你家一星期没见
有人在灶上烧锅。”
有一位女顾客拿来一只竹鸡，并且指明一定要分一些给小听差吃，师傅就说艾索贝有胃病，如果吃野味就会丧失性命，所以只能吃面包和白水。当然，在戏里面，师傅最后是被人痛打一顿，引得一般观众哄然大笑。
当学徒不再被当作听差使用而能作为一个工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工资可拿或是只拿一些很少的工资。这种风气愈来愈流行。因此，学徒同工人之间发生直接的竞争。工人常常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学徒，可是实际上却与学徒毫不相干。学徒在师傅家受剥削，如果逃出师傅家，自己家里又养他不起，而工人受了穷还要拿他出气，所以学徒是当时最最不幸的人。后来还得经过很多年的工人斗争，成年工人才知道自己和学徒是一家人。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还可以看到帮工虐待学徒。至于资本家呢，他们一出世就知道使劳动人民彼此对立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以上说明十六世纪是一个罢工和工人暴动的时代。在历次罢工中，里昂印刷工人的罢工最具有典型性[46]。在那时候，工人已经提出具体的要求：改善“面包、酒和副食”那部分实物工资，改订工作时间（当时曾有帮工从凊早两点钟工作到睌间八点钟）并限制学徒的数目。这一次罢工是在一五三九年爆发的。罢工工人组织得非常出色。他们筹集了一笔“公共基金”作为救济费，同时成立一支工人队伍以便纠结后来人们所说的黄色分子，并于必要时和警察对抗。事实上，里昂的乱事一直到一五七二年方才停止。
当时全法国的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王朝采取了凶暴的手段来阻止罢工动动的发展。敕令和规则一道又一道颁布出来。由于里昂的罢工运动，弗朗索瓦一世曾以上谕禁止任何师傅进行彼此间的联盟，同时也禁止帮工彼此联合。该项上谕禁止：
“任何行业的师傅、帮工和佣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任何大小集会，从事任何垄断行为。同时，禁止任何帮工、工人假借联络同行兄弟或以其他借口聚众结社，禁止互通消息介绍工作或唆使辞掉工作，禁止以任何方式阻挠师傅选择本国工人或外国工人。帮工工人如有违犯，将处以罚金一百里华。”
事实上，政府是依然准许师傅自由联合的。全国城市中警察法规所压迫的无非都是工人。第戎城的工人必须从事本行手艺，否则限十日內出境，过期则处鞭刑。巴黎禁止面包匠
“集会，佩剑，携带短刀及其他可以用来殴斗的棍棒，除在礼拜日及其他节日外，禁止戴帽、穿着大衣及长裤。只有在礼拜日及节日才许穿戴白色、灰色或其他颜色的衣帽。”
他们在工作日必须穿衬农和短裤，不准戴帽穿长裤，以便易于辨认，并使他们平日无法离工出门。
同门会和兄弟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产生的新组织。其实这些组织是在十六世纪以前就有的。它们的起源无疑是很悠久，不过大家知道得不太清楚。当时的同门会是带有宗教性质的，除了同行中人组成的同门会以外，还有其他的同门会。总之，每一个同门会都供奉一个圣者，逢到该圣者的节日，同门会便举行出会等宗教仪式或宴会等世俗庆贺。起初，师博和帮工都参加同门会。但不久，由于行会制度的发展，师傅和帮工开始分别成立自己的同门会。帮工的同门会往往收集互助基金，成为救济互助的团体，有时也发动罢工。总之，它们时常与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压迫它们的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它们屡次被禁止，但是每一次都重新建立起来。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大革命的前夕，它们的重要性和活动范围已大不如往昔了。
反之，兄弟会所起的作用则较为重要。它们的起源几乎无人知道。传说最早的兄弟会是在纪元前一千年建造耶路撒冷庙的工人组成的。没有问题的是：很多兄弟会的标志和仪式都是从营造业方面发源的。如果当时没有大批工人参加劳动，中世纪的那些建筑物都不可能建起来，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当时许多许多精通手艺的石匠、瓦匠、木匠和玻璃匠，都在姓名失传的营造师傅指挥下从事劳作。那时候的手工业者和艺术家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能够产生出很多现实主义的雕刻作品，却都要归功于他们。当然，教士们也曾提供一些主题，他们手抄本中的着色工笔画也曾被教堂的集锦玻璃用作蓝本。但是工人的作品都常常不受本题的拘束，而且在有关圣经史的作品中，简直说不清有多少人物和场面是从日常生活中脱胎来的。这些都是城市和乡村中日常生活的形象，而大部分工人正就是从农村来的。
这些是中世纪聚集工人最多的场所，真正的工人组织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工地上产生的。如果人们了解到，当时宗教传统的力量是如何沉重地压在人民的身上，那么工人在建造萨罗门庙的人里面找出了传说的袓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些劈开红砂石，以鬼斧神工修成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石匠们曾经组成秘密社团。那末在其他城市中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总之，从十六世纪起，兄弟会越来越多，而作用也越来越大，这种发展和上述那些巨大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兄弟会反对师傅垄断行会，同时也反对行会本身，所以它们只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们也建立了“周游法囯”的制度。行会本来是地区性的组织，只在一个城市里扎根，但是，由于工业发展，工人须到外地去寻找工作，于是就发生了工人在法国各处游行的必要。工人们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城市，盘缠如果已经用完，而工作要等待若干天之后才能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可怕了。于是兄弟会就成立了这种形式简单的互助组织。“周遊法国”以全国分成若干歇宿站：如巴黎、里昂、波尔多、土鲁斯、蒙贝利埃、拉罗舍尔、南特、都尔、布洛亚、翁热、奥尔良、内维尔、尼姆等等。每到一个城市，帮工可以在一位女居停掌管的帮工客店里歇宿、烤火、用餐。店里还帮他找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他就等领到了工资再偿还女居停借给他的钱。如果任何工作都找不到，他就领一份盘缠再到别处去。后来，兄弟会逐渐发展为一种斗争组织。十七和十八世纪中的很多次罢工就是由它们发动起来的。因此，它们引起了老板们的仇视，时常遭到封闭，但是封也是白封。一七三零年，蒙贝利埃的地方长官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谴责兄第会，说他们组织团体是
“专与制造家具和造房子木工的师傅作对，阻止某些帮工到某些铺子去做工。”
这位官吏虽然声势汹汹，可是王朝政府却不得不迁就事实。一七八三年，王朝政府明白指出：
“取消各城市中工人女居停的习俗是危险的。此则一方面，这种习俗比较容易使工人循规蹈矩，因为女居停有些像工人的保人，并且对他们的行为可以供给一些有用的线索，另一方面，她们习惯于借一些钱给工人以资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救济，工人们时常会挺而走险。”
君主政权对工人们的这种关怀似乎是很奇怪的。其实，问题是在想办法避免工人“挺而走险”，同时，也可以利用女居停作眼线。
不管怎样，兄弟会在法国工运的起源上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的。因为，别处虽然也出现过兄弟会，但在法国则特别发达。赠送盘缠或旅途救济都是工人互助的表现。现代的工会运动还保存着这种传统。我们研究法国总工会史的时候还会碰到这个问题的。现在法国工人斗争的词汇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兄弟会中吸收来的：例如把老板加叫做“猴子”，车间叫“盒子”，工人团体叫做“同门会”，不参加组织的工人叫做“狐狸”。所以兄弟会的确起过进步作用，但为了了解它的性质，绝不能照现代反动派那样去评价兄弟会，因为这些反动派的企图是要把它复活起来，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对抗。我们必须知道现代工人的政治和工会组织乃是工人阶级从更高的觉悟中吸取了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因为兄弟会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带有很明显的反动成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分析的一样：“当时的无产阶级是分散于全国各处而为互相竞争所分裂的人群。”
工人之间的竞争对于培养阶级觉悟和建立总的组织来说是一种障碍。我们通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兄弟会可以体会出当时这种竞争的情况。那时候的兄弟会分成了好几种对立的帮口：
一、萨罗门门徒，自称“阿尔卑斯山人”，这里面有木〔注：字迹模糊，可能是“木”——录入者注〕匠、锁匠和石匠。
二、雅克大师的门徒，或称“贪吃汉”，或“守分”工匠。
三、苏比斯大师的门徒，“守分”工匠的另一派系。
这种种名称本身倒无关紧要。到是那些关于自己源流的神奇附会，以及各派别间的分裂。却说明着工人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他们一方面固然反对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以为工人之间也必须彼此倾轧，才能保障本行业的生活权利。帮工彼此对立的斗争曾经是非常激烈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比方说，一七三零年，在克鲁平原的阿里与沙龙之间就爆发了一次真正的械斗，交战的一方是萨罗门派的帮工，另一方是苏比斯派和雅克派的帮工。结果双方都有伤亡。兄弟会的团结可说是很动人的，但是这种团结毕竟没有能够扫除各行业的闭门主义思想。
兄弟会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还继续存在一时。一直要等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才归于消灭。机器的发展廓凊了不同行业的闭门主义思想，阶级利益就超过了狭隘的行会利益。
机器使各种劳动间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资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趋一致了。
[47]
于是，兄弟会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尽管有人拼命想延长它的寿命或使它复活，结果无非徒劳无功。今天还遗留下一个工匠组织联合会，它只有几千个会员，这些会员大部分都是从事手工业的人。一八三零年以后，兄弟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法国无产阶级不应当忘记，尽管兄弟会有它的弱点和矛盾，但它曾标志着无产阶级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本章就劳动人民自起源到十八世纪的历史描出了一个轮廓，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法囯工人阶级的情况。
[1] “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九页。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页。
[3] 这里只能作一个很简短的介绍。读者可以参阅让·巴比：“政治经济基本原理”，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二版。让·弗莱维尔：“打开锁链的人们”，第六章，巴黎社会出版社。
[4]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译文引自“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零七页。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五五页。
[6] 同上书，第一五五页。
[7] 诺曼第诗人瓦斯逝世于一一八零年。其主要作品有“不列塔尼叙事诗”和“诺曼叙事诗”。
[8] 梅利美著：“雅克团起义”，一九四六年法国图书馆版，安德烈·福热隆插图，阿拉贡序。
[9] 当时贵族封建主看不起农民，管他们叫“雅克·朋”，即“乡下佬”。因之当时的起义就名为“雅克团”，即雅克们的起义的意思。——译者
[10] 巴贝夫是法国革命家，生于一七六零年，一七九七年为反动送上断头台。后文将详细论述他的事业。——译者
[11] 太阳王就是路易十四。——译者
[12] 拉·布吕耶尔是法国作家，生于一六四五年，死于一六九六年。——译者
[13] 见腓力斯·盖夫著：“伟大世界的反面”，巴黎一九二四年版，第三四五页。
[14] 包税人、副包税人和分包税人是包收捐税的财阀。
[15] 盐吏是收盐税的官吏。
[16] 安东尼·德·陆尔是起义领袖。
[17] 不列塔尼的古名。——译者
[18] 封建领主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方式。农民必须将农作物一部分贡献给领主。——译者
[19] 当时只有贵族有权养鸽子。鸽子啄吃农作物，农民不准赶打。——译者
[20] 封建主对农民的另一种剥削，即农民磨面必须出高价到领主的磨坊去磨。——译者
[21] 鮑里斯·波尔什涅夫：“法国在投石党（路易十四时代的內乱——译者）以前的人民起义（一六二三至一六四八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法译文见“思想”杂志第四十及四十一期。
[22] 在百科全书中“杀物”拦·奎纳写道：
“负担不起必要支出的小农经营方式已经日暮途穷，而富农经营的大农庄在维持及修缮方面费用较少，从比例上看，大规模经营较小规模经营花少而利润高。”见“人民古典文选”中“百科全书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23] 参考马克思著：“经济思想史”论及重农派部分。巴黎哥斯特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一集。
[24] 莫尔利：“一直被忽略或认错了的自然法典，或自然法则的真精神”（一七七五年）。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四页。
[26] 恩格斯：“论资本论”，三联书店一九五零年，第七七页。
[27] 参看格罗杜森：“法国资产阶级精神之起源”，第一章，“教会与资产阶级”。“法兰西新杂志”（一九二七年）。
[28] 为了便利读者阅读起见，有必要作三个注释于此：
中、起初，资本首先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任何货币必需是资本。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货币，在古罗马时代也有货币，但是当时既无资本，也没有资本家。
“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四九页）
若要货币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必须经过运动而产生出新的价值来，这就是说，产生出剩余价值。
乙、若要货币能起资本的职能，必须找一种能够制造出比本身卖价更多的价值的商品。这种商品就是无产者的劳动力。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遇到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力，第二个根本的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不能出卖有本人劳动在內对象化着的商品，都必把那种只存在于他本人活身体內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所以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这所谓自由，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他当作自由的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处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对这些东西，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至一七九页）
这就产生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历史必要性，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农奴），或通过封建贡赋附属于建主，他们没有自由“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处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页）
丙、资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取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由生产劳动（工业或农业）中创造出来。商人（商业资本）和放债人（生息资本）就是要取得劳动创造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一个总公式的矛盾”，对这一点作了具体论证。）
[29] 恩格斯：“论资本论”，同前版，第一四六页。
[30] 恩格斯：“论资本论”，同前版，第一五二页。
[31] 马克思：“哲学底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九五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四零三页。
[33] 引自亨利·奥塞著：“黎塞留枢机主教的经济思想及措施”，巴黎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四五页。
[34] 马克思：“资本论”，同前版，第四零四页。
[35] 同上书，第四三五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同前版，第四五零页。
[3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一二页。
[38] 在保罗·艾吕霞的“古诗今译初集”中，读者可以看到这首感动人心的诗歌（皮埃尔·西格斯出版社，第一集，第二零至二一页。
[39] 康帕內拉生于一五六八年，死于一六三九年。
[40] “诗意的太阳城——一个哲学共和国的形象”，引自最新译本。巴黎伏兰书店，一九五零年版。
[41] “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月刊。一八九五年九月号。
[4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页。
[43] 科奥纳尔：“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行会”，法兰西新杂志，一九四一年版。
[44] 法国旧币名。——译者
[45] 加夫罗什是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巨作“悲惨世界”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成为革命时代勇敢、活泼的巴黎穷孩子的典型。
[46] 亨利·奥赛：“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工人”，巴黎一九二七年第五版，第一七七及二三四页。
[4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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