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序言
加布里尔·库恩
1918—1919年德国革命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仍在争论不休：它真的是一场革命吗？问得更准确一些，这场革命是怎么结束的？直到现在，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此德国从帝国转变成了共和国。而另一方面，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在扼腕叹息：革命无产阶级的理想被叛卖了，共产主义者、激进工会组织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叛卖了，社会民主党同反动军队相互勾结，出卖了他们，为魏玛共和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
共和国宪法是在魏玛这个东部小城起草的，魏玛共和国便因它而得名；魏玛共和国试图贯彻议会民主制，然而它从来没能正常运转，反而在二十年代造成了法西斯组织的兴起，而在众多法西斯组织当中，纳粹党成了最强大的力量，最后在1933年夺取了政权，使德国——然后还有整个世界——陷入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惨剧。
与德国革命有关的诸多问题中，最吸引人的是：“假如……会怎么样？”假如成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整个世界就会免受纳粹主义之害吗？假如俄国和德国都成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会不会引发更多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在欧洲引发呢？或者说，会不会建立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制度呢？社会主义的历史会不会被彻底改写？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会不会产生一种官僚主义较轻、集中轻度较弱的社会主义样板？
一方面，纠结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意义。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另一方面，从历史过程中，从做了什么事和没做什么事而导致的后果中，都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它对于未来的战略制定大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之一。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第一部英文的德国革命历史文献汇编，里面收录的文献，都是由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所撰写的原始文献，他们分别代表了介入革命的所有激进派别。现在已经有了好几部关于德国革命的英文通史，其中一些非常优秀，值得强烈推荐——详情请参阅参考书目[1]。但是，这些史书大都是从共产主义视角出发的，受到了共产主义叙事的强烈影响，它们的记述几乎都集中在描写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斯同盟身上。尽管斯巴达克斯派确实在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政策在激进左派内部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挑战，在无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中，在某些地区，工会、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而且，虽然历史学家已经在他们的专著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理解和分析德国革命非常有用，但是，德国革命亲历者的第一手报告大都没有被翻译过来。因此，本书按照革命发展的时间顺序，编译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的第一手记录，希望能以此推动对德国革命的研究。哪怕是对德国革命史并没有大致了解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本书开头的词汇表与时间表、每一章节及每篇文章开头的背景介绍及注释，了解革命的发展过程，把本书当作革命的一部通史来读。熟悉这段历史的英语读者也能通过新的材料，了解新的观点与分析，加深他们对各种事件的理解，从而激励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
在革命期间，主要的激进派别有：
1．共产主义者，他们先是组成了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和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然后这两个组织又在1919年1月1日合并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19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左派为了抗议党继续支持战争的做法，脱离了党，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整个斯巴达克斯同盟都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3．激进工会组织者，其中最出名的是革命工长组织（Revolutionäre Obleute），他们几乎都是具有长期工会斗争经验、深受激进无产者信任的工厂工人。
4．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最出名的是古斯塔夫·兰道尔和埃里希·米萨姆。
各派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斯巴达克斯派虽然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集权倾向，对此进行了批评——这在罗莎·卢森堡的著作里表达得最为清楚——但它认为，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是保卫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制度的必要前提。大部分独立党员都对议会制做出了一些妥协，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武装冲突。革命工长组织从自身作为工会组织者的经验出发，拥护工人直接参与行政机关，他们批评斯巴达克斯派疏远工人群众、倾向于盲动主义。同时，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工长组织都把无政府主义者当作政治幼稚的空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拥护联邦主义，他们强烈批评斯巴达克斯派的集中制倾向，强烈批评革命工长组织只关注大城市的工厂工人。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遭到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攻击时，各个激进派别却都毫不犹豫地相互保护、相互尊重。比方说，1919年1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后，兰道尔在慕尼黑为他们写了悼词。米萨姆在自己办的刊物《该隐》上发表讣告，称颂李卜克内西为“革命之火”[2]。在建立苏维埃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方面，所有激进派别都是团结的。
虽然许多革命派和广大无产者都对苏维埃寄予厚望，但是，在当时的德国，苏维埃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人们对苏维埃的想象，来自俄国革命的榜样、工厂组织的经验和安东尼·潘涅库克的几篇文章。只是到了革命之后，奥托·吕勒、卡尔·普莱特纳和埃里希·米萨姆等作者才能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Alle Macht den Räten!”（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成了激进派在革命期间的共同战斗口号。
德国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苏维埃思想的模糊；欠缺共同的组织和战略；欠缺革命经验；社会民主党内的反革命倾向；德国反动势力依然强大——特别是在军队内；工人和士兵历经多年苦战已经精疲力尽；媒体的宣传；保守主义在许多阶层中盛行；缺乏根基扎实的国际主义，等等。读了本书收录的文献，读者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想法往往是幼稚的，行动是草率的，还犯了大量的战术错误。同时，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又是非常动人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观察和洞见对革命理论具有重大价值，无论地点和时间；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可以学到许多教训。我相信，这一切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这些文献的历史价值。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编译本书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中东爆发的一系列革命与起义——发生了。许多阿拉伯革命派面临的问题，与近百年前德国革命派面临的问题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史上所有革命派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暴君下台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样促成真正的权力交接？我们该怎样建立政治机关与经济机关，真正地改变管理社会和管理生产的方式？军队和警察的作用是什么？人民的真实要求、需求和利益是什么？我们该怎样保障民主成果与社会成果？我们该怎样保卫革命？我们该怎样阻止反动势力浑水摸鱼？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从群众起义转为群众性地建设新社会？我们怎样从一个激进的时刻转为长久的激进主义？这些问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本书不包含任何答案，但是许多报告与评述可以帮助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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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译成英文。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是例外；还有关于威廉港起义的“伊卡洛斯文件”也是例外，它最初就是用英文写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著作都是重新翻译过的，主要是为了使其中的术语能够和全书保持一致。全部翻译工作均由加布里尔·库恩完成。
本书收录的文献，都是由革命的目击者和积极参加者撰写的。有些是在革命期间写的，有些是在革命失败后写的；有些是记述，有些是分析。它们的作者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都直接参加了革命。
本书的章节是根据革命发展的时间顺序，依照当时最重要的地区而划分的：威廉港和基尔，是1918年10月底发生水兵起义的地方，这次起义引爆了革命；柏林，是首都，自然也是活动的中心；布伦瑞克，是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巴伐利亚，是最著名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鲁尔河谷，当地的工人在1920年3月揭竿而起，反抗卡普的反革命暴动，并将这次反抗变成了无产阶级最后一次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尝试；福格特兰，当地的“赤匪”领导了反抗资产阶级秩序的英勇斗争，直到1921年才被镇压下去。1921年，福格特兰最富有魅力的起义领袖马克斯·赫尔茨被捕后，克服一切障碍、赋予德国革命以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不断尝试就最终结束了。直到1923年，德国激进工人仍然不时发动起义，但这些都是孤立事件，再也没能发展成为1918年那样的群众运动。
每一章节、每篇文章前面都有简介。还附有时间表和词汇表，可以让读者更容易地了解各个重要组织、人物、报纸和词汇。其它解释放在注解内。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对文中出现的人物提供介绍，在必要的时候，为了让读者了解情况，也对地名提供了介绍。除非特别说明，否则一切注解都是由加布里尔·库恩加上的[3]。
文献中的词汇都已尽量译为英语。在译为英语可能导致误解的情况下，保留德语原文，并加上注释。某些情况下会保留非常特殊的德语词汇，并在后面加上英译文，圈在小括号之内。德国名字和书名的英译文放在原名后面，圈在中括号之内[4]。
对于德国革命史上的一些重要词汇，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比方说，Rat有“council”和“soviet”两种译法[5]，Volksbeauftragte有“people’s delegates”和“people’s commissars”两种译法[6]。总的来说，我尽量避免采用会让人联想到苏联政治制度的英文词汇——比如“soviets”和“people’s commissars”——因为同样的词汇放在德国，背景和意义就大不一样。有时候必须采用不同的译法。比方说，在革命期间，既有Staatskommissare（国家专员），还有Volkskommissare（人民委员），又有Volksbeauftragte，因此，必须分别把它们译为state commissioners、people’s commissioners和people’s delegates。
当时的德语作者，不分男女，都有笼统地使用阳性词汇的倾向。由于对历史文献进行现代化的净化会导致许多问题，所以保留了原来的词性。
在本书的编译工作中，为了适应当代英语读者的习惯，可读性被放在了第一位。当意译比直译更有可读性时，我就会选择意译。无需多言，当我认为意译可能有损原文的意义或内容时，我就不会采用意译。
本书能够出版，同样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应当向他们致谢。除了PM出版社诸位同仁之外，还包括了斯德哥尔摩工人历史档案库与图书馆（Arbetarrörelsens arkiv och bibliotek）的一批优秀工作人员：沃尔夫冈·艾克哈特（Wolfgang Eckhardt）、特奥·潘特（Teo Panther）、马克·哈尔菲尔特（Mark Haarfeldt）、克里斯·希尔特（Chris Hirte）、拉尔夫·克莱因（Ralph Klein）、蕾吉娜·万佩尔（Regina Wamper）和西格贝尔特·沃尔夫（Siegbert Wolf）。
[1]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中译者没有翻译参考书目。——中译者注
[2] 《该隐》（Kain），1919年1月，这篇讣告题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英译文收录于埃里希·米萨姆，《摆脱了国家的社会与其它著作：政治读物》（Liberating Society from the State and Other Writings: A Political Reader），奥克兰，PM出版社，2011年，第117—119页。——编注
[3] 在中译文中，加布里尔·库恩加上的注解一律标为“编注”，而中译者加上的注解一律标为“中译者注”。——中译者注
[4] 中译文采用了中文译名+（德文原词）的形式。——中译者注
[5] council可意译为“代表会”，soviet可音译为“苏维埃”，中译文采用“苏维埃”的译法。——中译者注
[6] people’s delegates意为“人民代表”，people’s commissars意为“人民委员”；中译文采用“人民全权代表”的译法。——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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