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五章 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考茨基和希法亭 1.引言19世纪最后2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大国政治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自那之后，随着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建立，垄断不断增长，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盛行。世界贸易以远远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持续扩张，1870年至1914年之间，出现了从欧洲向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新定居地的大规模移民。与此相伴的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通过“争夺非洲”和在其他地方疯狂地掠夺殖民地，欧洲国家的海外资产从187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1913年的440亿美元。这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的新阶段的出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早在1875年之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一直存在垄断因素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尽管“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使得英国（特别如此）能够在整个19世纪一直扩张其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帝国。 然而，在政治上，没有理由怀疑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欧洲大陆紧随英国之后进行的工业革命，使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长达10年的和平和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让位于一个日益紧张的时代。欧洲逐渐加速的重新军事化，是摩擦日渐增多最生动的例子。1870年至1910年，英国、法国和俄国人均军备开支翻了一番，德国则提高了三倍；在之后的4年间，人均军备开支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到1914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3.4%，德国、法国分别为4.6%、4.8%，奥匈帝国和俄国超过6%。按20世纪末的标准，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刚刚过去的时代背景下看，军备开支的增加确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未来要发生战争，在1890年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战争的所有准备都已经具备。 这些发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从实用政治的角度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在保护关税、殖民扩张和军费开支增长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它对这些问题不作出抉择的难度也就越大。党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上的投票行为是公开的信息，甚至投弃权票（正当的理由是商业政策的细节和无产阶级无关），也会被它的敌人利用。与此相关的分析性论题，也不能轻易忽略。当时德国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政治扩张、军事好战和经济矛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新帝国主义预示着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新阶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对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来说有什么影响呢？如何描述新阶段的特征，它的结局将如何？同修正主义争论一样，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争论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在这一章，我们考察卡尔·考茨基和鲁道夫·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下几章讨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在第六章）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特别是尼古拉·布哈林和列宁的贡献（在第十三章）。 2.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论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很少能提供什么指导，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非常少，不仅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此外，他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许多相关的片断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在1914年以前基本上看不到。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恩格斯除了公开谴责保护主义并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裁军之外，没有为帝国主义分析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只是声称，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裁军是可能的。在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和帝国主义推动力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问题上，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提供什么见解，恩格斯的著作也全然没有。 那么，新扩张主义是否只是由反动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常态的偏离，而不是什么更为根本性的情况呢？这一立场，一直是爱德华·伯恩施坦所坚持的，这再次反映了诸如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和布雷斯福德等人的世界主义对他的影响。像霍布森一样，伯恩施坦为较为文明的人们把进步强加给文化落后的人们的权力进行辩护。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一致的，沙文主义在右翼中非常流行。伯恩施坦否认殖民政策和民族意识带来了狭隘的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与此相反，他认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认为自由贸易的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国际和谐也将会增加： 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将会加剧他们之间的敌对，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国家只是争夺有限客户的小店主，那么一个国家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只要看一眼发达国家之间商业关系的发展，就能说明这些观点的荒谬之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消费者；同样，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彼此间竞争的扩大而扩张……人们试图彼此征服对方的时代在欧洲已经终结了，而这种情况在亚洲也越来越变为现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国际法将成为主导的时代。
伯恩施坦这种彻底的自由主义式的乐观主义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完全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观念。卡尔·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思想，在连续性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包括1914年以前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所表达的每一个重要观点的萌芽，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帝国主义模型的预见，他的思想富有成就但却存在严重的矛盾。早在1884年，考茨基就认为，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提，德国缺乏殖民地，这是未能和英国同时进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7世纪和18世纪，殖民地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获得销售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考茨基认为，后一种功能（实现功能）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工人得到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资本家的消费又不足以弥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因此，资本家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生产领域之外的市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资本家的第一个目标是国内的农民，但农民的购买力因贫困不断加深而受到限制。因此，“作为销售市场的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条件”。后来，罗莎·卢森堡对这个观点作了深入分析（参见以下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用类似的分析支持德国的扩张，他们这样做，要么是难以掩饰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要么是使用一个稍微有些迂回的观点，认为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事也将使得社会主义更快地来临。考茨基认为，法国占领东京(Tongking) （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译者注)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这一占领不会给法国资本主义带来任何持久的利益，相反，它会鼓励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竞争，与此相伴的将是，在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已经表现得十分很明显的那类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其结果将是“现代殖民体系的崩溃”，将“使当前的工业体系难以维持下去”，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出版于1892年，在这本广泛流传的阐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著作中，存在着对那种在本质上是卢森堡式的帝国主义分析的共鸣（参见以上第四章）。但考茨基先前充满胜利口吻的结论，现在变成悲观的论调。他认为，地区扩张对于市场增长至关重要，殖民政策鼓励了军国主义，将欧洲变成兵营。“要摆脱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状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要么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同盟”。后一个建议15年后再度出现，是以引起列宁愤怒的（参见以下第十三章）“超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参见以下第六章）。 考茨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毫不怀疑海外扩张对资产阶级整体来说是一项合理的政策。到1897-1898年时，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述“新旧殖民政策”的长文中，考茨基对建立在欧洲移居地上的“劳动殖民地”和掠夺大量的本地居民成为一种习惯做法的“剥削殖民地”作了区分。后者除了进口一些廉价的商品外，提供不了什么更多的东西。只有劳动殖民地能够为殖民国家的出口提供有效的出路，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已经表明，试图垄断他们的市场是徒劳的。前工业阶级（商人，高利贷者，国家公务员）能够从对殖民地的剥削中获益，但是工业资本家需要的是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在商人资本进行垄断并推行军国主义的地方，工业资本正在寻求和平和秩序（如英国），并开始积极反对殖民主义。考茨基把当前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回归和殖民地的掠夺，解释为反对经济发展的阶级的政治反动的产物。它是官僚主义者、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和“高级金融”者的政策，而不是工业资本家的政策。考茨基推论说，德国资本家没有从对非洲的殖民中获得任何东西，在中国也是如此。英国模式中的自由贸易要明智得多。 在之后的4年间，考茨基再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首次出版于1901年、10年后修订再版的《商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中，考茨基先于希法亭和列宁，指出了卡特尔的形成、工业资本家对贸易保护的需求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的增长之间的联系。这时，他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生产过剩背景下争夺市场斗争的加剧。考茨基认为，与早期的关税体制不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是永久性的。它的建立不是为保护幼稚产业，而是为了满足卡特尔化的国内市场能够获得高于国外市场价格的需要。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用于军备开支融资的需要，从而增加了对钢铁以及相关产品的需求，保护了德国资产阶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行保护主义（甚至是保护农业）和军国主义时的既得利益。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寻找新市场的竞争性扩张，导致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拟议中的国际关税同盟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们的成员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愿意进行和平合作。新兴工业化地区给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兴工业化地区带来的挑战受到最初的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金融支持，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很快就将受到冲击。考茨基认为，一旦世界上所有的农业区被牵涉进来，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只有社会主义的出现，才能够避免战争的爆发。 3.希法亭论金融资本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分析中存在的反复无常、缺乏系统性、常常自相矛盾的特征，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远不如在当时重要的问题上建立稳固的统一战线更有价值。不要忘记的是，在这些棘手问题上，历史没有提供什么可资借鉴的先例，而考茨基也不喜欢后见之明。最重要的是，他既没有受到过专业训练，也不特别擅长于政治经济学，从而无法进行严格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对于建立一个前后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来说是必须的。 对这一理论第一次作出认真分析的是希法亭。他在一篇早期的论述保护关税功能变化的文章中，超越了考茨基在《商业政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观点，指出： 在保护关税的现代体制中，资产阶级的行动似乎不再受不同的个体利益多样性的妨碍，他们的行动更加有组织、更加团结、更加自觉，他们使用有着巨大力量的政治（国家的、政府的）手段增加利润……并导向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为了对抗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资本消除了自由竞争，组织自身并通过借助国家力量把其组织放在能够增加其影响力的位置上，使它能够立即和直接地为剥削利益服务。
其后果是越来越积极的殖民政策，以及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对生产过剩产生最强烈的刺激”。这并不是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是在他的重要著作《金融资本》出版时（出版于1906年，差不多是在实际完成后四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以对马克思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的说明作为开篇。希法亭把信用解释为使没有被用于生产性目的的“闲置货币”保持其最低数量的一种手段。在节约资金使用方面，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商人失去了大部分先前所拥有的影响力，银行作为产业信用提供者的作用日益突出。银行信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从提供短期融资（希法亭称之为“流通信用”）转向为长期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资本信用”或“投资信用”）。除了直接的偿付能力外，银行对公司的长期前景越来越感兴趣。信用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发生了重要变化，利息份额的增加是以牺牲企业利润为代价的，这反映了在整个经济中银行力量的不断增长。 事实上，希法亭认为，典型的“产业资本家”已不再是业主经理，而是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使得公司的扩张“摆脱了个人财产的桎梏”。17 55大企业对投资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合伙人所拥有的资源。银行把资本动员起来，通过获取股份把信用扩展到生产性企业。现在的股东实际上是货币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红利收入更像是利息支付，而不是企业利润。希法亭注意到，利息率总是低于生产性资本的利润率，并说明了这种差异是如何为公司的发起人提供获得巨大资本收益的机会的。 希法亭以一个非公司化企业为例。该企业有100万英镑的生产性资本，平均利润率为15%，从而，年利润流为15万英镑。如果该企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未来的股东要求的股息率将稍微超过利息率（希法亭假定它为5%）。加上一个小的风险溢价，股东要求的收益率为7%。在收益率为7%时，13万英镑年收益（允许每年有2万英镑的董事费和其它支出）的资本化价值为130 000/0.07=1857143英镑。这是投资者打算支付给新上市公司的价格总额。股份的价格和生产性资本的价格之间的差额（857143英镑）作为“创业利润”，归公司发起人所有。用代数表示为： P＝100Y／d－100Y／r Y是企业的收益，P是创业利润，d是平均股息，r是利润率。创业利润“既不是欺诈，也不是补偿或报酬，而是一种特殊的(sui generis)经济范畴”。希法亭分析中的缺陷是明显的：他把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异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对它的来源或它持续存在的原因进行解释。“创业利润”在希法亭的分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他所主张的在利息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趋于下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将缩小从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差异中获得资本收益的范围。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创业利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十分典型的是，银行在资本动员方面的优势表明，正是它们主导了公司的上市活动，银行通过股份资本的形式得到回报，并持续增加它们在生产性产业中的股份。股份公司的增长，扩大了已经存在的资本集中的压力。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银行业内部，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的趋向，它最终将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这些发展，对已经因许多产业部门固定资本需求增长而受到严重削弱的自由竞争，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银行发起建立卡特尔、托拉斯，并展开以压制竞争和提高它们投资利润率为目标的合并活动。这些垄断性收益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然后用于购买更大的生产能力，去巩固卡特尔。价格协定越安全，银行增加其在相关产业股份的激励就越强。希法亭对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了总结。首先是“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其次是产业资本家独立于货币借贷资本家的古典阶段；最后是金融资本时代的到来，他把金融资本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对此《金融资本》用了大约225页的篇幅作出论证）。 在《金融资本》第15章，希法亭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最后”阶段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特征。垄断通过把利润从竞争性产业转向卡特尔化产业，侵蚀了劳动价值论的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产生了大企业利润系统地高于小企业利润的二元经济。两个部门的投资都减缓了： 在卡特尔化产业中，是因为卡特尔最为关注的是限制生产，在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是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威胁了进一步的投资。因此，一方面可用于积累的资本量迅速增大，另一方面投资的机会却减少了。这个矛盾要求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资本输出中被找到了，尽管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得资本输出成为紧迫的事情。
从根本上看，卡特尔化不存在绝对界限。设想一个覆盖整个经济的巨大的卡特尔的存在是可能的，它把价格转化为“单纯的计算方式”，组成 “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两极分化将达到顶点，因为 在若干大资本联合体手中财产积聚和集中，表明它们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问题，获得了它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同时，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随着金融资本自身的发展而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
接着，希法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一个冗长而且复杂的分析，这部分的两个核心论题是：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可以采取或者也可以不采取消费增长和生产扩张之间联系失败的形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关于比例失调，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然而，这两个危机的原因之间存在的确切联系，仍然是不清楚的。在金融资本条件下危机的具体性质问题上，希法亭对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作了让步。信用的发展和银行资本的集中，扩大了危机传导的风险，削弱了商品的投机。因此，货币和银行危机不如以前的阶段严重。25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危机是否因卡特尔的增长而有所缓和，希法亭的立场与卢森堡和考茨基的立场相一致（参见以上第四章）。卡特尔阻碍了重建繁荣所需的价格和产量调整。它们加剧了比例失调，并“把危机的重压，转嫁到非卡特尔化产业”，而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危机的严重的破坏性。 这里的分析和《金融资本》最后五章中的主要论点有些冲突。在这里，希法亭对他所称作的“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作了分析。他认为，关税的功能已经发生变化，从对幼稚产业的临时性的扶植，转向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以及剩余产品在海外侵略性的倾销提供永久性的支持。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采取类似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由银行组织的资本输出，银行提供了避开外国竞争对手设立的关税壁垒的唯一方法。这既没有给考茨基对商业政策的分析增加什么新内容，也没有使希法亭对自己早期著作作出什么新的发展。更具原创性的部分——从某些方面看，是整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2章，希法亭在这里分析了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之间的联系。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大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因。对于大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国际卡特尔。然而，这和各个国家的卡特尔要求增加竞争的强大压力相抵触，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国际卡特尔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 其结果就是经济关系日趋政治化。资本输出扩大了市场，有助于熨平危机，同时也增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但是，工资的增长受到从落后地区获得雇佣劳动的限制。这可以通过暴力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实行强迫劳动，并通过从有劳动力储备的地区移民来克服。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国家某种程度的干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支配，成了资本输出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输出逐渐增强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希法亭推断，“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标”，这就是：“（1）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2）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排除国外竞争；因此（3）把这一经济区变成为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区。殖民野心引发政治冲突。希法亭指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和它的经济区规模相对较小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强了德国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增加了“诉诸暴力解决”的可能。但是，也存在相反的趋势，最明显的是英国和法国在德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促进三个国家的资本家形成共同的利益。一切都取决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希法亭认为，“作为一项规则，力量差距越大，发生争斗的可能性就越大。” 希法亭对最终结果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预测，只是预计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动荡。“除了帝国主义政策外，资本主义在政策方面别无选择”。资产阶级已成为反自由主义者和反世界主义者，他们赞同扩大国家权力而且反对科布登和平主义。军国主义、压迫、种族主义和寡头统治：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32 55“金融资本，在它成熟的形态上，意味着经济和政治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的集中达到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大企业、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支持帝国主义。只有无产阶级和生活变得更不稳定的领薪的“新中间阶层”和专业工人反对它，因为只有他们能从提高工资和扩大国内市场政策选择中获益。金融资本 使得一国资本家大人们的独裁统治，同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同它做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金融资本》以这些煽动性的文字结束。4.对希法亭的反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把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奥地利党的理论领袖奥托·鲍威尔认为，在精神上，《金融资本》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恩格斯的著作，认为读《金融资本》就像是在读马克思的另一卷《资本论》一样。鲍威尔宣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新的敌人发起攻击，希法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考茨基把《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资本论》的最终完成，认为《金融资本》不仅证明了马克思的方法，而且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出了增补和修订。 事实上，《金融资本》被证明是除《资本论》之外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举例来说，难以否认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每个重大主题都是《金融资本》中通常的显著的特点。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金融资本的关键概念，垄断对自由竞争的取代，资本家对自由贸易的否定以及对支持他们建立的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越来越多的依赖，对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以及它们造成的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强调，最后是希法亭末日论式的腔调。所有这一切，在列宁用简洁的语言、不那么深入的分析加以说明的帝国主义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布哈林也非常倚重希法亭（参见以下第十三章）。事实上，几乎后来所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借鉴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希法亭似乎是自马克思以后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而且间接地与资本输出）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对比例失调的分析和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详细考察，既刺激了罗莎·卢森堡在后来提出与希法亭存在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又推动了——与希法亭对劳动力供给是正在扩张的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的关注相关——鲍威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的出现（参见以下第六章）。 因此，《金融资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图景：使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著作黯然失色。考茨基和恩格斯只是重述了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对自己的著作中真正新颖的东西极少作出很好的阐述。希法亭不仅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分析和新的词汇，而且尝试着进行综合。不过，《金融资本》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没有提供一个单一的、前后一致的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也没有对危机和发达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矛盾之间的联系进行清晰说明。他既没有提出一个经济崩溃的理论，也没有明确地否定这一理论的存在，在《金融资本》中，尽管可以找到他后来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危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萌芽（参见以下第十四章）。《金融资本》中没有任何毫不含糊的预言。他对资本输出的分析不够精确。很难判断他认为的资本输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是克服外国关税壁垒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利润率的）差异，是卡特尔化导致的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还是因为高度发达的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除了这些分析方面的缺陷，还有就是希法亭在历史层面上论证的困难。希法亭太容易从他自己的德国经验出发进行概括。1914年之前，德国银行拥有的经济力量，只相当于（不完全）当时美国的银行，即使美国银行，具有这么大的力量的时间也不长。相同的情形在英国和法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英国和法国，希法亭提到的特殊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并没有主导产业生产，经济力量的集中远不是那么明显。对希法亭的这种反对意见，几乎立即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提了出来，他在对《金融资本》的评论中，指责希法亭虚构了诸如“资本”和“资产阶级”等概念的本质，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唯一拥护者。伯恩施坦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过度的简化。不仅金融资本的概念完全和英国无关，即使是在德国也存在被希法亭掩盖了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德国工业中的大量的竞争性部门，巨大的西门子集团以及许多金融资本家，都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伯恩施坦推论说，资本家继续显示出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科布登主义不仅远远没有破产，而且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旗帜。 如前所述，卡尔·考茨基赞同《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对它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考茨基在发表评论时，也提出了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和危机理论的最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表明，他的思想和希法亭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消费不足论又一次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尽管——如考茨基承认的那样——它在《金融资本》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40 55考茨基使用马克思再生产算术模型，说明均衡增长是无法独立于消费增加的。马克思的算术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支出有明确的增加：具体地说，马克思的模型要求资本家消费支出的增长要比工人的更快（如果允许剥削率越来越高的话，这一点的真实性就更不容置疑了）。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承认马尔萨斯是正确的，尽管马尔萨斯用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一般说来，资本家的确会从雇佣更多的非生产性劳动力（比如佣人）中受益，但个别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往往生活更加节俭。因此，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远慢于其它商品上支出的增长。对军事开支的经济学分析与此类似。考茨基认为，虽然士兵的购买增加了消费需求，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矛盾。竞争迫使资本家降低工资，但他们又迫切需要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军备开支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只要军国主义是由来自利润的税收的财政支撑的，资本家就将抵制它。结果就是长期的消费不足。 考茨基强调的第二个方面的观点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协调问题。他认为，这种协调和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三个部类之间的平衡一样重要。农业在两个方面确定了工业增长的限度，它既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制造品的消费者。考茨基坚持认为，寻找新市场是大规模海外扩张的首要动机。这里也存在着矛盾。在开始阶段，新市场是向欧洲的制造商开放的。然而，这些市场后来因为农村人口的下降遭到破坏，农业区的工业化最后进一步减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的市场机会。资本主义越是积极地寻找新的消费者，它就越是趋于迅速地消灭它自己的购买力来源。 因此，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和希法亭的截然不同，希法亭怀疑消费不足论，没有对军事开支纯粹经济方面的含义作出任何说明，忽视了农业和工业的平衡问题。然而，两人都同意把金融资本看作是必然出现的“最野蛮和最暴力的资本主义形式，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都是如此。如果这个短语确实有什么意义，那么其意义（如希法亭间接提到的“敌对利益……的暴力冲突”的迫近）就在于，除非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到来，否则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这一场重大战争的必然结果。一直到1909年，考茨基仍然在静静地等待着日益迫近的战争： 1891年时，恩格斯仍然认为，即使可能引起革命并且可能使我们过早取得国家政权的战争爆发，它对我们来说也将是极大的不幸。自那时以来，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今天已是如此强大，它可以更加自信地思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
很典型的是，三年后考茨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战争对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在当时的社会体制框架下，和平和裁军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向资本家展示他们最佳利益之所在，这的确是他们的最佳利益。当工厂主发现他们也可以从对工作日长度的法律限制中获益时，可以说，上个世纪已经给出了类似的教训。两个新情况使考茨基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首先，考茨基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战争的真正恐惧随着战争可能性的增大而增加。他越来越把战争看作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东西，而不再把它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前兆。46还有第二个不那么可信的理由。当殖民问题来到前台，沙文主义展示了它对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控制时，在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Hottentot election）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势。党的重心开始向右转，到1912年，为了在和平和裁军问题上形成选举联盟，党的领导人正在秘密接触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考茨基这时开始批评党的左翼，左翼（他相信）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当时的体制下军国主义不可能受到约束，这如同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消除雇佣劳动关系一样。考茨基公开指责这种类比是荒谬的。党的左派混淆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军国主义和殖民竞争，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扩大市场，创造剩余价值）。像工作时间过长一样，军国主义的发展确实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考茨基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强大的政治运动去克服它。卡特尔的成功表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两个世纪以来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真实的东西，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真实”。如果北美铁路公司同意不发动价格战，那么为什么德国和英国之间不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呢？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站在了一起，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灾变论者。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左翼对考茨基分析的反应。 第五章注释： 1、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pp.114-15; M. Barratt 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p.111-12, 127, 137, 171, 185-6. 2、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p. xxvii-xxxiv. 3、 M.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Longman, 1985) 2nd edn, ch.14; E. J. Hobsbawm, ' The Fortunes of Marx' s and Engels' 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 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82) pp.336-7. 4、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5、 E. Bernstein, '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 10, 1909, pp.620-1, 623, cited by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131-2; ' Zusammenbruchstheorie und Kolonialpolitik', in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ur Soziale Wissenschaften Dr John Edelheim, 1901) pp.218-48; ' The Growth of British Exports' Contemporary Review, 84, 1903, pp.775-87; ' German Professors and Protecttionism', Contemporary Review, 86, 1904, pp. 18-31. Similar views were expressed by Parvus, Die Kolonialpolitik und der Zusammenbruch (Leipzig: Verlag der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Aktiengesellschaft. 1907). 6、 R. J. Geary, ' Karl Kautsk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70, ch.5; J. H. Kautsky, ' J. A. Schumpeter and Karl Kautsky: Paralle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Midwest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 5, 1961, pp.101-28. 7、 Anon [K. Kautsky], '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56-64.(We grateful to Dick Geary for bringing this article to our attention.) 8、 Ibid, p. 157. 9、 A. Ascher, '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i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 1963, pp.282-302. 10、 '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63-4. 11、 K.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W. Norton, 1971; first published 1892) pp. 101-4 12、 K. Kautsky, ' Aeltere und Neuere Kolonialpolitik', Die Neue Zeit, 16, 1897-8, pp.769-81, 801-16. 13、 K. Kautsky, Handelspolitik und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Paul Singer, 1911, 2nd edn; first published 1901) pp.33-5, 38-9, 44-8, 93-4, 98. See also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07) chs 27 and 28. 14、 R. Hilferding, ' Der Funktionswechsel des Schutzzolles', Die Neue Zeit, 21,1902-3, pp.279-80. 15、 Ibid, pp.277-8. 16、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pp.94-5, 103-4. 17、 Ibid, p.123. 18、 Ibid, pp.109-12, 114. 19、 bid, pp.103-4.希法亭的确提出长期股息收益率的下降是由于风险溢价的降低引起的。 20、 Ibid, pp.142-3, 180. 21、 Ibid, pp.186-92, 223-4. 22、 Ibid, pp.225-6. 23、 Ibid, pp.228-35. 24、 Ibid, pp.239-66. 25、 Ibid, pp.288-94. 26、 Ibid, pp.296-8. 27、 Ibid, pp.309-10. 28、 Ibid, pp.311-14. 29、 Ibid, pp.318-26. 30、 Ibid, pp.331-2. 31、 Ibid, p.366. 32、 Ibid, p.333. 33、 Ibid, pp.364-5, 370. 34、 O. Bauer, ' Das Finanzkapital', Der Kampf, 3, 1909-10, pp.391. 35、 K. Kautsky, '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9, 1910-11, pp.764,770-1, 883. 36、 Finance Capital, p.315; cf. Bauer, Nationalitätenfrage, pp.396-7. 37、 Finance Capital, pp.244-56, 282-4. 38、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 93. 39、 E Bernstein, ' Das Finanzkapital und die Handelspolitik',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2, 1911, pp.947-55. 40、 Kautsky, ' Finanzkapital', p.874. 41、 Ibid, pp.801-4. 42、 Ibid, pp.839-46. 43、 Ibid, p.768. 44、 K. Kautsky, The Road to Power (first published 1909; cited from 1910 edition)in P. Goode (ed.)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79. 45、 K. Kautsky, ' Der Erste Mai und der Kampf Gegen den Militarismus', Die Neue Zeit, 30, 1911-12, pp.100-5. 46、 G.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Pitts 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177-8. 47、 I. Petit, ' Kautsky et les Discussions Autour du Problème de l' lmpérialisme dans le Parti Sociale-Democrate Allemand de 1907 à 1914', Revue d' Allemagne, 1,1969, pp.325-37. 48、 Kautsky, ' Der Erste Mai', pp.1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