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资本积累、帝国主义与战争：卢森堡和鲍威尔
1.罗莎·卢森堡和资本积累
1907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党的右翼虽然总是少数派，却越来越有信心用修正主义理论反对左翼；党的左翼相信经济崩溃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革命的政治观点。中间立场（在理论上）考茨基和希法亭占据。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考茨基的中间路线越来越右倾。于是，左派对阶级协作和社会和平进化幻想的批判，直接指向考茨基本人。
这时，党的左翼的最重要的理论领袖是罗莎·卢森堡。早在1898年，她曾先于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作了猛烈抨击，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经济崩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参见以上第四章）。这些早期的论战性文章，几乎完全缺乏分析深度。在接下来的15年间，卢森堡读书、辩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撰写文章，在柏林的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卢森堡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是一部在严肃的目的和学术基调两个方面都可以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相媲美的重要的理论著作。（1915年写于狱中的《反批判》，是卢森堡对自己受到的批评的答复，其中对《资本积累论》作了一个有意义的摘要，《反批判》更具有论战性。）但它也是进行政治干预的产物。1900年之后发生的事件，不仅没有动摇卢森堡的信念，而且明显地增强了她的信念。卢森堡的著作是为了科学地证明，考茨基国际和平与和谐的梦想是徒劳无益的。她重申，面对难以避免的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具有强烈的必要性。
卢森堡的中心论题是，重点指出考茨基1884年和1901年所坚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增长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一制度内生产出来的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量，必然要有这一制度外的消费者来实现。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强制性的开拓，改变了落后地区的经济，颠覆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从而摧毁了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出路。因此，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因为争夺经济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科布登主义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残暴的现代战争，这就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提供的选择。
尽管《资本积累论》是用来直接对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但其信息却是用密码传递的。在该书索引中看不到希法亭的名字，三次提到考茨基，但只有一次——大体上赞同考茨基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评论25——包含了实质性内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自己的分析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事实上，卢森堡同修正主义者一样，对马克思进行了公开的、正面的批评。她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酿成一种危险的幻觉，即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增长是有可能的。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剩余价值都被用于资本家消费，在扩大再生产中，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积累。简单再生产中的全部剩余产品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市场，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使用马克思的数字例子，卢森堡提出了一个两大部类经济模型，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它们之间存在以下比例关系：
在第Ⅰ部类的产出中，4000c1代表本部门消耗的、没有被用于和第Ⅱ部类交换的生产资料。同样，第Ⅱ部类的产出1000(500v2加500s2)，是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只有方框内的是用于交易的部分。第Ⅰ部类购买了第Ⅱ部类2000单位的产出，用于满足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品（1000v1+1000s1）的需求。第Ⅱ部类购买了第Ⅰ部类2000单位的产出，用于补偿它消耗的生产资料（2000c2）。从而，v1+s1=c2，或者用马克思的表示，ⅠⅡv+s=c。这里既不存在对任何一个部类产出的需求不足，也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下一期无法在这个水平上继续生产。
再看另外一个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的例子：
在这里，第Ⅰ部类对消费品的需求（1000v1+1000s1），超过了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1500c2）的需求。两个部类之间的均衡，要求产出有增长，也就是说必须有资本积累。马克思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500单位）用于增加下一期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同时，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留出剩余价值中的五分之一（150单位）用于同样的用途。马克思进一步假定，积累以一种能够使每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保持在原有水平上的方式，在额外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从而，第Ⅰ部类增加的不变资本为（∆c1）400，可变资本为（∆v1）100；同样的，∆c2=100,∆v2=50。s01,s02代表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得到：
同样，方框内是两个部类之间相交换的部分。在这里，由于1000v1+100∆v1+500s01=1500c2+100∆c2=1600，每一部类对另一部类的商品的需求量相等，每一部类的资本家都能够实现他们所在部类中工人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假定剥削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下一期的产出为：
在随后的各个时期，增长以同样的方式进行。4
卢森堡认为，没有理由证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的发展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不断扩大的生产要求持续扩张的消费。这些需求从哪里产生呢？更具体地说，被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在我们的例子中，数量为500+150=650单位的社会产品）的需求的源泉是什么？对它的需求明显不可能由资本家或由现有的劳动力的个人消费提供，也不可能通过人口的增长导致的工人阶级购买力的增加来提供，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个增加本身作为增长着的需求的出发点，是不感兴趣的”。55这种必要的需求，也不可能由马尔萨斯和其它一些早期消费不足论者引入的由诸如地主、神职人员和公务员等构成的“第三者”阶层来提供，因为他们或者是从资本家的消费中，或者是从工资中（在税收和什一税是由劳动人民支付的范围内）获得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支出，只是资本家或无产阶级消费的转移。65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作为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的意义上，不同的资本家可以成为“彼此的客户”。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这就像建造了“在空地上自我旋转的旋转木马”，它在 “为生产而生产”。75（像我们以下将看到的，这是她的主要错误。）最后，
诉诸对外贸易实际上只是以未决的问题作为论据的诡辩：分析中包含的困难——完全没有解决——只是从一国转移到了另一国，隐含的困难只是被转移了。然而，如果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不是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而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对外贸易了：所有国家都是“本国”。85
如果考虑到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就会产生更大的困难。卢森堡改造了马克思另外一个算术例子中的数字，以使其能包含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提高，同时保持利润率不变。95在卢森堡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利润率的下降而是需求的缺乏。她从马克思的另一个模型开始：| Ⅰ: 5000c1+1000v1+1000s1=7000 生产资料 Ⅱ: 1430c2+285v2+285s2=2000 消费资料 |
每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都为5（第Ⅱ部类只是接近），剥削率为100%，共同的利润率为16.7%。同样，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第Ⅱ部类把差不多三分之二（285单位中的184单位）的剩余价值用于积累。卢森堡和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卢森堡假定积累的部分中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为6：1，而不是马克思假定的5：1。根据以上解释中所表达的精神，我们可以得到（虽然卢森堡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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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5000c1+428.7∆c1+1000v1+71.4∆v1+500s01=7000 生产资料 Ⅱ: 1430c2+157.7∆c2+285v2+26.3∆v2+101s0=2000 消费资料2 |
同样地，方框内的部分是两个部类之间相互交易的数量。第Ⅰ部类为了满足其现有的劳动力、计划增加的下一期的劳动力和资本家的消费，需要由第Ⅱ部类提供的1000v1+71.4∆v1+500s01=1571.4单位消费品，第Ⅱ部类需要由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1430c2+157.7∆c2=1587.7单位，用以补偿当期消耗和计划中的不变资本的扩大所需的生产资料。这两个数字不等。“如果这是积累过程的真实图景”，卢森堡推论说，“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在第二年将有一个16单位的短缺……同样地，消费资料将有16单位的过剩”，这种不平衡将会逐期递增。
卢森堡认为，无论是工人、资本家还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说的“第三者”，都不能提供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购买力。只有一个类型的消费者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些完全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费者。从而“在只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社会里，为了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资本积累导致的，它周期性地产生危机，并驱使资本不断扩大市场”。只有认识了这个矛盾，才有可能得出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分析无法揭示 “实现问题”的存在。它给人的印象是，资本积累可以不受限制地持续下去。从而放弃了“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客观论点……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不再是经济事件的反映，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历史必然。”《资本积累论》的密码很容易地被解码：在批评马克思的同时，卢森堡事实上不仅批评了修正主义者，而且还批评了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心”。
卢森堡继续指出，在现实中，资本主义是“通过不断地吸纳那些能够确保自身存在的条件来发展的”。资本主义首先攻击并破坏了前资本主义地区的“自然经济”，把商品生产引入其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被掠夺，劳动力被“解放”出来、被迫为资本服务，农业与工业和贸易之间发生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完成的，因为“如果资本依靠缓慢的内部解体过程，这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卢森堡通过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参见该书第27章）、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和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参见该书第28章）作出形象描述，阐明自己的观点。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展开的对“农民经济”或简单商品生产的斗争，工业与农业最终被分离开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引入。尽管这个过程，常常表现为一个由经济上占优势的大规模生产方法造成的和平的、渐进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农业与工业的分离过程，决定于诸如租税重压，战争，以及国家对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因素。因此，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属于政治权力和刑法的范围，而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在该书第29章，北美定居者、南非的波尔共和国为卢森堡提供了有效的例证。
资本主义毫无障碍地取得了对简单商品生产的胜利。但这里也存在着它最终垮台的关键：“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就不可能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在所有地方都赢得完全的胜利，资本积累必然停止，因为它无法再获得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去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出的矛盾行为的原因。”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概念是很独特的。它不依赖于正式的殖民化，同希法亭强调垄断的增长或银行支配地位上升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意味着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包含对资本落后地区——在那里资本曾经实现其剩余价值——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外债、铁道建设、革命与战争。”卢森堡提到1900年后向俄国、土耳其、波斯、印度、日本、中国和北非的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的渗透首先破坏了当地的农民经济，使得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越来越依赖于欧洲的资本（该书第30章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例，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描述）；然后，在这些迄今为止仍然落后的地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压力。这仍然是在暴力的背景下完成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及殖民地，通过战争与革命，获得资本主义自治。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解放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创造出一个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近代国家机器。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此类。
它们代表着“争取经济独立”的先驱。这就引出了卢森堡引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定义，即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在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野蛮粗暴”。其表现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对自由贸易的放弃，自由贸易“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史上的一个插曲”。表现之二就是军国主义，《资本积累论》以对这个主题的分析结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军国主义的特征。军事力量被用于征服前资本主义地区，它也是“资本主义各国争夺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的武器”。更重要的是，“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卢森堡重新回到再生产模型，考察了作为消费者的国家产生的影响。她指出：“从工人所得中勒得的税收，在被用于军需品生产时，就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新的机会”，必须说明的是，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中所作的推理不很容易理解。
2.对卢森堡的批判
即使是同情罗莎·卢森堡革命左派观点的著述者，对她的经济分析也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几乎没有人相信她试图证明的结论，即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积累是不可能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对卢森堡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评，资本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彼此互为客户，用于积累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需求，来自资本家意欲增加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卢森堡对这类观点持有的反对意见，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她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她同时也把对杜冈的批评用于反对布尔加柯夫和列宁的观点。仅仅建立在资本主义需求增长基础之上，不存在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利用的积累，将意味着“人类消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生产越来越成为目的本身”。卢森堡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她却错误地把持续扩大人的需求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目标。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无政府性，资本主义没有也不需要一种目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在个别资本家层面上，卢森堡同样是错误的。资本家是被利润而不是被对消费增长的关注所驱动，如果为了生产机器而不断增加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生产是有利可图的，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这种生产为什么应当被中止。把无限制的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和它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区分开来，当然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决定因素，但卢森堡对这一问题没有能作出详细说明。希法亭对垄断作为一个限制支出因素的分析，有可能为这样一种投资理论提供必要的基础，但垄断在卢森堡的思想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总之，卢森堡混淆了个别资本的需要（需求的外部来源）和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在卢森堡的分析中，还存在着三个更为严重的不相一致之处。首先，她对解释经济危机的比例失调论做了猛烈的批判，因为（她认为）这一理论接受的是萨伊定律，但她的批判据以建立的事实，她自己的解释也存在着和比例失调论类似的缺陷。26在卢森堡提供的存在生产率提高的资本积累的算术例子中，消费品生产过剩的数量和生产资料供给不足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卢森堡自己承认的）。从总量上看，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27第二，很难调和卢森堡对军事开支的分析和她对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第三者”的分析。如果资本主义从把对工人征税所得的收入用于资助军备中获益，为什么用于国家闲职人员或国教方面的开支，不会产生像军备开支那样的效果呢？很可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有很好的的理由，用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偏好于军事开支，而不是其它形式的国家活动，28但卢森堡没有对这些理由进行解释。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讨论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不相一致之处，同向前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的结果有关，如果这种出口被同等数额的进口抵消，那么出口就不会对需求水平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只有出口顺差才能造成需求的净增加，但这必然意味着资本向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输出（在不存在世界货币数量的增加时）。卢森堡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难题。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需求不足问题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但是资本输出只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才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即便如此，资本输出也没有产生像希法亭和列宁模型中所说的那种支配作用。在对资本输出的解释上，《资本积累论》比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内容更少。卢森堡的分析可以通过引入商品输出的间接影响来加以挽救，因为即使是在中性的贸易平衡的条件下，商品输出也会引致国内投资支出的增加然而，这并不是卢森堡的观点，这再次表明卢森堡缺乏投资理论。
卢森堡对落后地区被吸纳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帝国主义渗透并不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总是必然敲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死亡的丧钟。常见的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而且还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此，在许多落后地区，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只是被资本主义整合进世界经济中，而不是被消灭了。对卢森堡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解释也有反对意见。她完全忽视了帝国主义可能阻碍、延缓和扭曲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她设想的大规模的自治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幻想，她设想的充满侵略性和独立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则更像是一种妄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牵涉到复杂的依赖关系，吸纳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扎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资产所有权、技术垄断和债务，维持它们的控制。32 55本书的第二卷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此外，在卢森堡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布哈林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指出的另外一些不足。《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写于1924年，这部著作对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直截了当的反驳，这部著作很可能是苏联打算对左翼反对派攻击时使用的（参见以下第十五章）。布哈林认为，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非资本主义的外围，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它的功能只是实现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剩余价值。此外，布哈林还认为，卢森堡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努力寻求海外殖民地的同时，其本土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布哈林还指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崩溃即将来临的信念和她自己所持立场，在逻辑上也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属于“第三者”的范畴。
无论卢森堡的逻辑存在什么样的优缺点，她（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都是毫不含糊的。她强调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军事和国家力量的重要作用；强调军国主义和发达国家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的经济必然性；她否定了封闭资本主义体制中稳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在政治上，《资本积累论》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进行的激烈的、蓄意的挑衅，因为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右翼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都对消除危机的经济发展和避免战争抱有希望。就像卢森堡在《反批判》中讲述的那样，党的机关报对《资本积累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令人惊讶的是，希法亭对《资本积累论》并没有作出反应，看起来可能是他对经济争论失去了兴趣。考茨基迟来的反应，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当时，他把在《新时代》上对这本书进行评论的任务，托付给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理论家——奥托·鲍威尔。鲍威尔的文章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卢森堡的批判上，而且也体现在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贡献上。
3.奥托·鲍威尔的积累模型
鲍威尔的分析是从对人口增长后果的思考开始的，他研究了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资本积累必然发生的变化。这使得他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作出比较，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做出必要的调整，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缺乏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鲍威尔假定年人口增长率为5%，不变资本的使用每年以10%的比率增长。这既包含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本命题，也使得鲍威尔能够对卢森堡提出的对再生产的分析必须考虑技术变化的挑战作出回应。“此时”的鲍威尔，坚持剥削率保持不变，因此实际工资随着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联系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除了含蓄的暗示，在文章后面的论述中，没有放宽这些假定。
奥托·鲍威尔小传
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从事制造业的波西米亚犹太人家庭。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在庞巴维克的指导下），在那里，结识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鲍威尔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1907年至1914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O）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部前线被俘，在俄国度过了三年的战俘生涯。1918-1919年，鲍威尔任新奥地利共和国外长。之后的15年，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在1934年的陶尔斐斯政变中，被迫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鲍威尔放弃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中间立场，转向更加革命的立场。1938年5月，他再次逃离（到巴黎），3个月后在巴黎去世。
如果经济一开始有20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100000单位的可变资本，剥削率为100%，总量上表示的经济增长过程如下：
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从第一年的2.00增加到第四年的2.30，利润率从0.333下降到0.303（在剥削率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下降）。每一年的净产出（即活劳动总量，或者v+s）的增长率保持5%不变。这是由鲍威尔的假定决定了的，由他的假定可知，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剥削率不变，因此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有着同样的增长率。总产出（c+v+s）以递增的比率增长，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为7.50%，在第三年和第四年之间为7.57%，更重要的是，鲍威尔称为 “积累率”（一定程度上具有误导性）的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也在稳步增长。举例说，在第一年，100000单位总剩余价值中的25000单位被留作积累，这使得资本家可以在第二年增加2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5000单位的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们收入中的25%用于储蓄和积累。到第三年，这个比率上升到接近27%，而且只要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增长得更快，这个比率就会继续增长。
接下来，鲍威尔转向了对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第一年，可以表示如下：
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中的四分之一用于积累，并把它们完全投资在本部类，可以得出：
通过对方框内部分的比较，可以发现第Ⅰ部类对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完全等于第Ⅱ部类对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需求（=90000）。但是这不能建立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在第二年将出现如下情况：
生产资料产出的数量与鲍威尔假定的不变资本（是235000而不是242000）每年增加10%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比，存在7000单位的欠缺，同时消费品的生产将会比必须的多出同样的数量（是195000而不是188000），第Ⅱ部类积累过剩，而第Ⅰ部类则积累不足。
鲍威尔提供的解决方法是，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Ⅰ部类，增加第Ⅰ部类的产出并相应地减少消费品的产出。在10000∆c2中, 5334单位投资于第Ⅱ部类中，剩下的4666单位用于第Ⅰ部类的投资；同样地，2500∆v2中的1333单位用于第Ⅱ部类，剩余的1167单位转移到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可以通过“或者自己建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厂，或者通过银行中介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家那里，供他们使用，或者购买生产生产资料的公司的股份”来达到这一点。当然，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的全部剩余价值被用于本部类。
从而，第二年有：
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拥有4666c1+1167v1+1167s1=7000单位的生产资料（除本部类的全部产出之外）。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第三年的情况：
〔注：数据有误。909952应为90952。。——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以及第四年的情况：
与第一年相比，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14.2%( 从2.40到2.74），利润率下降了9.18%( 从0.294到0.267）。第Ⅱ部类的有机构成提高了11.9%( 从1.60增加到1.79），利润率降低了7.01%( 从0.385下降到0.358) 。
鲍威尔的结论就是：“不仅在第一年，而且在接下来的每一年，两个部类产出的总价值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出售，总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卢森堡同志的假定——被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是错误的”。鲍威尔认为，并不是第一年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如例子所显示的）都可以在当年得以实现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资本家只是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购买他们扩大生产所需的新机器，那么由∆c1+∆c2所代表的那部分第一年的剩余价值将只能在第二年得以实现；但它最终还是被实现了。如果∆c1+∆c2所代表的商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地方出售的——卢森堡认为这是必须的——积累将受到损害，因为继续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将无从获得。“这部分剩余产品从资本主义市场退出，将不会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使积累成为可能，恰恰相反，它将使得任何积累都变得不可能”。
在对卢森堡的观点做出分析后，鲍威尔转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周期本质的思考。就这一问题来说，必须放宽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这一最初的假定。如果可变资本的积累比劳动力的增长慢很多，将导致失业。在这种积累不足的条件下，实际工资下降，剥削率上升。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积累率将增大。最后到达的一点就是，可变资本的增长超过劳动人口的增长。然而，随后发生的是暂时性的积累过剩。随着失业后备军的减少，实际工资再一次上升，剥削率下降，这个过程一致持续到不仅利润率而且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马克思描述的“绝对生产过剩”导致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积累受到严重的限制，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再次得到恢复。“繁荣、危机和萧条的周而复始，经验地表现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动地产生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资本积累反复地根据人口的增长进行调整”。
一旦从国际范围内考虑问题，国内人口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个关键因素。积累过剩可能会因其它地方存在积累不足而在一些地区持续发生。
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把它们每年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到国外，而且这部分剩余价值越来越大。例如：法国和英国。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引进国外资本并把劳动力输出到国外。如东欧的农业家。在一国内部生产性资本的扩张总是受限于可以获得的劳动力。
这就凸显了卢森堡错误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真理内核。尽管积累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可能的，但它也受到了限制。帝国主义有助于放松这些限制，它不仅通过扩张能够招募到新劳动力的控制区，而且也通过获取原材料、刺激有机构成超过平均水平的产业的发展，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为“庞大数量的商品”提供市场来放松这些限制。
鲍威尔否认他的分析是对帝国主义的辩护：
因为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积累——消费能力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自动地上升！——不受限制的本质时，我们揭示了积累受到的限制。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普遍危机的不可能性时，我们说明了积累的规律只能通过普遍的危机发挥作用，说明了危机造成的失业、工资的减少、大众苦难的增加、大多数工人日益增加的痛苦和愤慨。
从而，资本主义确实给自己带来毁灭，即使不是以卢森堡所假定的那种方式进行： 如果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可能的，它将会因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压迫性税收、灾难性的战争而引起工人大众的愤怒。如果它的扩张被阻止了，对积累的限制就会加剧，危机变的更加频繁，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具破坏性……资本主义将不会因实现剩余价值的机械的不可能性而崩溃，它将被它所激起的群众的愤怒所击败。并不是只有当最后的一个农民和最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都变成雇佣工人，从而不再提供一个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瓦解：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教育、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愈来愈强烈的愤怒，将会早得多地把它击溃。
4.卢森堡的《反批判》
鲍威尔的增长模型无疑是1914年之前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尝试进行的最成熟的宏观动态分析，它与现代哈罗德—多马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直到最近才被完全理解。鲍威尔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卢森堡的崩溃理论，并说明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增长是可能的。尽管他对《资本积累论》的批评是有力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鲍威尔自己的模型也未能经受住更加细致的审查。早在1929年，亨利克·格罗斯曼就证明了鲍威尔数值例子中所确定的增长路径，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已经被现代数学分析所证实。在经过32年的生产周期后，经济将会耗尽它用以维持给定的积累率提供资助的剩余价值。这是鲍威尔不变资本以两倍于可变资本的速度增加，剥削率保持不变的假设的必然结果。从代数上看，s1和s2上升的太慢以至于无法满足模型所要求的∆c1和∆c2的持续增加，积累的过程无法一直继续下去。从技术上看，鲍威尔的模型过于武断。稳定增长只有在鲍威尔提出的限定条件中，至少有一个被放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允许剥削率上升，从而可以增加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充分的灵活性能够保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确保这种可能性的最确定的方法是保持资本有机构成不变。50在不考虑鲍威尔本来意图的情况下，他的模型是一种和技术变革过程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都不是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理论。
然而，这种判断完全不会损害鲍威尔危机理论的声誉，他的危机理论只能用它自身的优点来加以评价。积累不足时期和积累过度时期交替出现的概念有着直观的吸引力，而且它的确引起了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避免了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理论中的许多固有困难的同时，提供了对周期性波动的解释。但是，鲍威尔的理论也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它没有考虑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波动。萧条时期总是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总需求不足以实现经济中的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时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把危机和实现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在文章的开始部分，鲍威尔的确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加和资本主义消费能力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考茨基式的暗示并没有很好地加以深入展开。因此，鲍威尔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是很不完整的。
这些批评中，很少有哪个是由卢森堡在她那明显充满愤怒情绪的《反批判》中提出的，她对鲍威尔提出的很多反对意见是不着边际的。她指责说人口变化不是资本积累的真正基础，积累可以在人口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就像当时的法国那样）；积累决定了人口增长率而不是相反。 卢森堡把鲍威尔对两部类之间比例失调的分析驳斥为“纯粹的欺骗”，并否认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会像鲍威尔设想的那样，购买保持均衡增长所需的4666单位的生产资料。这明显是错误的，卢森堡本来可以通过对平衡增长的可能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进行提问，通过对直到第二年进行购买之前一直保有第一年生产的商品存货的资本家的资金来源进行探究，表现的更好。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模型中的剥削率应当上升而不是保持不变，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使是在这里，她也因坚持在剥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有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损害了自己的理论。
在卢森堡对鲍威尔的批评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她自己的主张，“这一套学究式地炮制出来的令人发指的胡言乱语……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样的事在寻求科学知识时可能出现……（而是）当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耻辱，社会民主党的一桩丑闻”。5必须记住的是，《反批判》是在卢森堡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之后在狱中完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卡尔·考茨基而不是奥托·鲍威尔。卢森堡总结说，鲍威尔的文章代表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战术趋势的理论公式”，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心”而言，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小撮从中渔利的人心存不良的捏造”。虽然反对战争，但考茨基主义者拒绝接受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通向和平的唯一的道路的观点，他们认为能够使资产阶级相信帝国主义的终结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为解决它们的世界历史矛盾而进行的最后的对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进行的历史性妥协的乌托邦”。正是因为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持有这样的立场，才对他的政治经济学如此敌视。
5.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思考
不管卢森堡的批评用于鲍威尔时有什么样的缺陷，这种批评对1914- 1915年考茨基文章中坚持的立场来说都是公正的。考茨基1914- 1915年的文章和卢森堡的《反批判》，是最后的也是重要的论述帝国主义理论的德国文献。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约七周前的第一篇文章中，考茨基一开始就反对思想领域中存在的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和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共存的流行趋势。考茨基论证说，这只是对在不存在帝国主义情况下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观点的同义反复。事实上，“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源自每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征服和吞并越来越多的农业区的压力”。考茨基认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帝国主义是至关重要的。稳定增长要有两个条件：除了人们很熟悉的马克思提出的第Ⅰ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还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后两个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无法跟上工业生产发展的步伐。由此导致的危机，表现为制造品的生产过剩和农业品的生产不足两种形式，后者表现为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这是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下降后，1900年以后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种争夺农业区的特殊方式出现的。世界和谐的自由主义梦想终结了，自由贸易被放弃了，因为工业区总是能够支配农业区。由于工业化是实现或保持国家独立的一个条件，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利用关税限制英国制造品的进口。英国对这种挑战做出的必然的防御性反应，宣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被用于在农业区建立铁路网，国家力量被用来保护这些投资；资本输入较多的国家（尤其是俄国和美国）本土的工业化开始了，这增强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可能的地区维持它们对其控制的决心。
迄今为止，很难在考茨基和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如果用“农业区”代替“前资本主义”地区，那么甚至是卢森堡的分析也可以整合到考茨基的分析中。直到文章的最后部分，考茨基才开始和卢森堡（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背道而驰。在这里，考茨基否认了帝国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持续获得原材料和资本投资的出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军国主义和战争并不必然符合除武器生产商之外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今天，每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都会向他的同僚大声呼喊：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资本家们受到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国内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财政负担的反抗带来的威胁，同时资本积累也因沉重的利税而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从而帝国主义在自掘坟墓……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卡特尔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取得胜利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对于超帝国主义，我们当然必须像对付帝国主义那样地同它作坚决的斗争，虽然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在另一方面，而不是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方面。
考茨基承认战争是可能的。因此，“帝国主义的神圣同盟”只能出现在全球冲突终结的时候。任何世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同盟就越有可能产生。
作为事后诸葛亮，人们很容易对考茨基关于战争可能避免的主张嗤之以鼻。然而，在考茨基写作的时候，存在着使人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正在缓和的理由。当时大国之间的结盟方式变得的越来越脆弱，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否定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必然性。战争爆发几个月后，考茨基重新回到这个论题，对修正主义者伦施和库诺进行了批评，他们披着卢森堡的外衣，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所以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反动的。考茨基认为这是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的误解，在《金融资本》中，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因此，有可能存在其它的政策选择，可以想象，当前造成战争的政策将会被新的政策取代，这种新政策允许“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共同的剥削”。这种超帝国主义政策将会削弱资本主义制度道德破产的趋势，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希望和新期望的时代”。一切取决于战争的结果。
第六章注释：
1、 N.Geras, ' Rosa Luxemburg: Barbarism and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82,1973,pp.17-37.
2、 89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1)pp.318-19.
3、 Ibid,pp.76-92,127-30, citing K.Marx, Capital, volume II(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1)pp.397-402(ch.20,s.2-3).See also M.C.Howard andJ.E.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Harlow:Longman,1985)2nd edn,pp.182-5.
4、 Accumulation of Capital,pp.114-19,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这里的符号，也是霍华德和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第185-190页中的符号，其中包含了一个一般性的代数解。
5、 Accumulation ,pp.131-33.
6、 Ibid,pp.134-5.
7、 R. Luxemburg, '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in K.Tarbuck(ed.)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Allen Lane, 1972) p.57;Accumulation,p.333.
8、 Accumulation,p.136.
9、 Ibid,p338.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11、 Accumulation,p.337.
12、 Ibid,pp.350,347.
13、 Ibid,p.325; ' Antikritik', pp.61-2,76.
14、 Accumulation,p.336.
15、 Ibid,pp.368-70.
16、 Ibid,p.396.
17、 Ibid,pp.416-17.
18、 Ibid,pp.419,444-5.
19、 Ibid,pp.446,449.
20、 Ibid,p.454.
21、 Ibid,pp.455-67.
22、 Ibid,p.464.
23、 Ibid,p.136.
24、 A.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p.67.
25、 J.Robinson, ' Introduction' to Luxembure, Accumulation ,pp.19-21; M.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i(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p.191;M.Kalecki, '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in Tugan-Baranovski and Rosa Luxembure', in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33-197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48.
26、 Accumualtion of Capital, p.324;Antikritik, pp.75-6.
27、 Accumualtion of Capital,pp.337-8;cf.M.H.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5)p.268.
28、 W.A.Darity, Jr, ' Kalecki, Luxemburg and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1979-80,pp.223-30;M.Kalecki, '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in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pp.138-45.
29、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p.270; Kalecki, '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pp.152-3;G.Lee, ' Rosa Luxemburg an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Economic Journal, 81,1971,pp.847-62.
30、 J.Robinson, cited in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p.270,n; E.Patnaik, ' A Note on External Market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conomic Journal ,82,1972,pp.1316-23.
31、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p.72.
32、 G.Lee, ' An Assimilating Imper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1972,pp.345-60.
33、 N.I.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n Tarbuck(ed.) Imperialism,pp.151-270.
34、 Ibid,pp.245ff.
35、 Ibid,p.248.
36、 Ibid,pp.260-4.
37、 O.Bauer, ' Die Akkumulation von Kapital', Die Neue Zeit, 31,1913,pp.831-8,862-74, cited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Histrory of Policitcal Economy, 18,1986, pp.87-110. On Bauer and his ' Austro-Marxist' colleagues see M. E. Blum, The Austro-Marxists 1890-1918: A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
38、 Bauer, ' Die Akkumulation',p.93, adapted from Table 1.
39、 Ibid,p.94.表4是这一段所有数字来源的基础。
40、 Ibid,pp.98-100.
41、 Ibid,p.98.
42、 来自Ibid,p.96.的表7.
43、 Ibid,p.100.
44、 Ibid,p.103.( orginal stress deleted)
45、 Ibid,p.107.
46、 Ibid,p.107. ( orginal stress deleted)
47、 Ibid,p.109.
48、 Ibid,p.110.最后一段结尾处出处不明的引用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马克思。
49、 H.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Leipzig: C.L.Hirschfield, 1929)pp.99-109,117-25,179-90; Z.B.Orzech and S.Groll, ' Otto Bauer' s Scheme of Expanded Reproduction: An Early Harrodian Growth Model', Histro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1983,pp.529-48; see also Chapter 16 below.
50、 M. Bronfenbrenner and M.Wofson, ' Marxian Macrodynamics and the Harrod Growth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6,1984,pp.175-86; L.Samuelson and M.Wolfson, ' Expository Marxism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yna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986,pp.65-85.
51、 See for example M.H.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s Tradition(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7)pp.113-14;P. M.Swee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pp.147-55;M.Bronfenbrenner, ' Das Kapital for the Modern Man', Science and Society,29,1965,pp.419-38.
52、 Bauer, ' Akkumulation', p.48.
53、 Antikritik, pp.81-2,113.
54、 Ibid, pp.91-4.
55、 Ibid, pp.98,108.
56、 Ibid, p.135.
57、 Ibid, p.108.
58、 K.Kautsky, ' Der Imperialismus,' Die Neue Zeit, 32,1974, pp.908-22;Kautsky,'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33,1915, pp.33-42,71-84,107-16,138-46.
59、 ' Der Imperialismus',p.909,original stess deleted.
60、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section appeared as ' Ultra-Imperialism ' in New Left Review, 59,1970,pp.41-6.
61、 ' Der Imperialismus',pp.920-2.
62、 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tery in Europe, 1848-1918(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pp.518-20.
63、 ' Zwei Schriften', pp.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