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工人代表会对整个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拉茨·山多尔
（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拉茨·山多尔曾担任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本文便是对他的采访。）
问：在进入正题——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作用——之前，您能不能讲一下您在1956年11月以前的人生历程？您在那时候是怎么生活的，又是怎么想的呢？还是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吧：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答：我于1933年3月17日出生在霍德梅泽瓦沙尔黑伊。我父亲是个穷苦的农场工人；我妈出身穷苦牧民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八。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爸不要我了，我妈要去布达佩斯进厂打工，所以就把我交给了伊扎克[1]那边的奶奶带。1942年9月16日，我爸在顿河河谷阵亡[2]。所以我那寡居的奶奶就一直带我，到了1946年，我去了布达佩斯。她把我拉扯到了十六岁，在伊扎克，我得拼命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3]。
问：您去布达佩斯，是为了寻找您母亲吗？
答：不是。当时有人在村里宣布，在布多弗克开了一家学校，父母双亡或父母中一人身亡的儿童，都可以申请入学。所以，我没跟奶奶商量就报了名。1946年8月15日，也就是圣母节那一天，我到了火车东站[4]。我身上的钱刚刚够买去学校的电车票，可我上错了车，还迷了路。我到了马里奥贝什尼奥（Máriabesnyő），那里正在举行庆典。那是我对布达佩斯的第一印象——人潮涌动，歌声招展，我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参加庆典的人群中间。我迷了路，很想回伊扎克，可我根本没钱买票。幸亏我当时身上没钱，不然我恐怕就不会留在布达佩斯了。
问：您是直接进了贝洛扬尼斯工厂吗？
答：不是的。我先是当木工，给波洛切克·久洛（Polacsek Gyula）当学徒。我那时很瘦，只有35公斤吧，每天我都要用手推车把家具从布多弗克运到火车西站旁边的“大比尔”（Big Bill）家具商店，一天两趟。我只当了一年木工学徒，因为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医生不许我再干体力活。我就想找些轻一点的活来干，所以就当了制桶匠学徒。我们有二十五个人，都住在学校里——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都住在一起。1948年他们想关掉那所学校，但我叫大家继续待在一起。后来我还是得去找工作，得拼命干活才能喂饱自己，因为我是个无名小卒，谁也不会在乎我。谁也不会给我一块面包，我只能自己去挣。我想学会一门手艺，这样我就能做点小生意了。1948年我进了标准工厂，就是现在的贝洛扬尼斯厂[5]。我当了三个月的修理工，然后当了两年工具匠学徒。1949年我离开了培训车间，在莫约尔·康斯坦丁（Major Konstantin）师傅手下干活，1950年9月我出师了。1953年我入伍了。
问：请原谅我打断您，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建立新制度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还有厂里的工友当时是怎么过的？
答：想必你也知道，我们能切实地感觉到身边的每一点改变。我刚进标准厂时，车间里有两百人，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是个社会民主党员，他只有一个女助理。后来，在沃格勒和桑德斯被审判后，在两党合并后[6]，他们换上一个共产党经理，那个经理压根不懂业务，行政机关开始膨胀。当然，那些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技术工人也没有让车间就这样荒废下去，大家对臃肿的官僚机器也很生气。我们不能不支持他们，同时我们也能看见，拍马屁的人越少，工作就搞得越好。大家都有很多怨言，但最后还是把车间给改造好了——不过，老实说，这浪费了我们两年时间。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使我们进行了有力的反抗。
问：您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吗？
答：没有。哪个党我都没参加[7]。你知道，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就算在车间里，社会民主党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团结，是集体精神，是大家彼此关照，把工作搞好，相互照顾生活。换句话说，重要的是工人的觉悟。依我看，我们在1948年——然后在1956年又一次——错过了历史送给我们的机会，没能让工人自己掌握工厂。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问：我不会忘记的。但您说得对，我们不该这么急。您刚才说，“改造”车间花了两年时间。您和工友是不是觉得，有某个时刻，或者说某个事件，是事情真正发生改变的转折点？
答：有吧，不过——你瞧，这很有意思——这跟政局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那是1949年年底吧，有个工具匠被解雇了。你猜猜是为什么？你看，在车间里有个传统，每到中午，就让学徒出去找点东西，当午饭吃。那次有个小伙子被派出去找东西吃，可他只带回了一块干面包，派他出去的工人就把面包打落在工作台上，还用很脏的话骂他。他没做错——光吃干面包怎么干活？可他被叫走了，然后他们找了个借口，好像是搞什么煽动吧，就把他解雇了。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世道变了。
问：我们再谈一谈车间吧。您是不是在车间里认识波利·山多尔的？
答：没错，我是在调到工具工段后认识他的。我跟他中间就隔了一个工作台，午休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聊天。波利比我大十岁，他在1945年加入了共产党，车间里的工人，还有工会代表，全都很尊敬他。想必你也知道，我总爱说怪话，总是有点叛逆——但波利总会耐心地听我说，让我那种年轻人的鲁莽劲头缓解下来。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很叛逆，所以我得把活儿干得更好，别人才会容忍我。那个共产党经理想让我干脏活儿，挣得不多，又招人恨。他想让我当记分员，就是给人定劳动定额的活儿，但是波利和他的工友不让。他们跟经理说，我应该干别的活儿，我能干得更好。但我不该去给别人规定劳动定额。我在车间里做模具，冲压工具，别人有什么活儿搞不定时，都会交给我做——“这活儿山多尔干得挺棒，交给他准没错。”你瞧，我用自己的工作，争得了一点发牢骚的权利。你知道的，我不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因为那个经理说我“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可我的工资跟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一样高，因为我的产量是定额的180%[8]。
问：您在那个车间一直干到了1956年？
答：没有，1953年10月我被军队征召了，我被分到布达佩斯通信团当兵，我在那里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刚才我说过了，我“没有受过政治教育”。每到上政治课时我总是逃课，我不让他们影响我的看法——但在部队里逃不掉，只能去上课。我跟讲师斗嘴，我站起来问他们：“为什么要夺走农民的最后一头牛？”农民兄弟都支持我，因为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纳吉·伊姆雷发表六月讲话时，我理解了他的目的——让农业工作者摆脱最深重的苦难，让农业机械化，让劳动者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机会，结束农民的痛苦，结束国家保安局的统治[9]。这些事情我在部队里全都讲过，我觉得自己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
问：您是什么时候退伍的？
答：1955年10月我回到了贝洛扬尼斯厂。重新开始了无产者的生活。厂里的情况变化很大。一个又一个告密者被挖了出来，大家非常仇恨他们。好比说……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有个告密者就听我们谈话。后来他被调走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活。到了1956年夏天，我离开了II号车间，调到K I车间，当工具匠。
问：那时候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答：当然！那时候已经开过二十大了，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就是在官方会议上，大家也比较敢说话了，在自己人中间时，我们就说得更加大胆了[10]。
问：10月23日革命爆发的时候，您在厂里吗？
答：不在，因为我要切除扁桃体，所以我在10月5日住院了。但是因为我有血友病，他们不太有把握，所以到了17日才动手术。到了23日，格罗和皮洛什[11]的发言吸引了我，所以我就偷偷溜出佩特尔弗利（Péterfly）医院，到了街上[12]。我刚做完手术，还不能说话，但是，看见斯大林像被推倒后，我就能说话了。你现在恐怕很难想象，看见那座雕像倒地是怎样一种体验。那座雕像是以布达佩斯人民的名义立起来的，可是布达佩斯人民亲自推倒了它。在那一刻，广场上人人都是朋友。老约瑟夫被推倒后，他的靴子刚刚离开底座，就来了几辆卡车，叫我们都去广播电台，因为有人在那里中枪了[13]。能去的人都爬上了卡车。街道上挤满了人，两句口号在全城不断回响：“俄国人滚回去！”“让纳吉·伊姆雷上台！”一路上人太多了，我们没法赶到电台。我们在布洛迪·山多尔大街和博物馆环形路的路口上停了下来。下车后，我发现自己跟一个叫莫丽科（Marika）的姑娘在一块——她整晚都跟我一起，去哪里都在一块。在加尔文广场上，好几辆轿车和有轨电车都烧了起来。在角落里有一些士兵站着——是我以前那个团的，不过我没去找他们。到了十点左右，来了四辆匈牙利坦克。它们马上就被人民围住了，开不到街上，大家跳上坦克，质问车长：“你们算什么匈牙利人？培训你们的钱是谁出的？你们真要用坦克对付我们吗？”
问：您在广播电台那里待了多久？
答：半夜的时候我回到了医院。莫丽科跟我一起回去。其实是她劝我回去的，因为医生说我的伤口很容易裂开。对了，我被捕后，莫丽科看过我母亲，我在1963年释放后，我又跟她见过几次——但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她是个好姑娘，她爹是铁路工人，她在学校教书。你也知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她跟我结了婚，她就不能再当老师了。所以这事我一直不敢跟她提。
不过还是回到正题吧：半夜的时候我回到了医院。那时还没有多少伤员，因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听我说话。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的时候，我又溜出去了。我去了EMKE咖啡馆，就站在街角[14]。人们来来往往，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话。我说了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就是现学现卖吧。好比说，有辆坦克开过去了，我就说：“这些坦克是用我们的和平捐款建造的，可它们却朝我们开火。”我身边总围着一两百人。有几个人说：“该把他抓起来！”但其他人却鼓励我继续讲下去，因为我说出了真话。我跟他们说，推倒了斯大林像之后，我就能说话了。但是过了两三个钟头，我嗓子实在说不出话了，只好回医院去了。
问：第二天您又出去了吗？
答：当然，每天我都出去。到了28号我才回到家里，我家住在穆拉尼（Murányi）大街1号。刚才我忘了跟你说：1955年，我退伍以后，就买了个没有窗户的库房，跟我妈一起住了进去。28号，也就是星期天，我回到了家里。我在家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就去了工厂。打那以后，直到12月11日我被捕那天，我都没在床上睡过觉。就顺便跟你讲一下。到了29号，厂里有500号人聚集在会议厅里。大家都穿着便服；没换工作服，因为人太少，根本没法开工。我记不得是谁了，反正有人建议我们选出工人代表会。我记不起来是谁提名我的了。只能说我是被推上讲台的。最后选出了十五个人，组成了临时工人代表会。有人说应该让我当主席，但我谢绝了。我说我太年轻——才23岁——资历也不够，所以我建议让波利·绍尼[15]来当。你也知道，我觉得，要是当了主席，就会束手束脚的，要整天待在厂里，厂里又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员，我又不想跟谁吵。然后我就成了联络员，跟市区还有其它厂的工人代表会联系。
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当中，您还记得哪些人？
答：西蒙·费伦茨（Simon Ferenc），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还有奥波托夫斯基·阿尔帕德（Opatowszky Árpád），是个引擎装配工。还有两个小伙子，才十八岁，充满活力，他俩虽然不是委员，却给工人代表会帮了不少忙：波洛格·约什科（Balogh Jóska）和塞尔维尼·伊姆雷（Szelvényi Imre）。塞尔维尼后来成了我的——应该叫个人助理吧。他负责跟市区，跟市区工人代表会和其它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联络。我要跟谁联系，就让他去送信，他还会帮我打饭。
问：你们一开始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我们还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决定要复工，还要组织护厂队。我们都觉得，革命胜利了，那就不该让经理来管事，应该让我们自己来管理工厂。护厂队负责保卫机器和原料，不让可疑分子混进厂里。到了下午，我弄到了两台收音机、一台录音机，我们就把不同的广播录下来，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我就绕着工厂，把装饰品——画像、星星、雕像之类的，全都弄倒了。我就说，谁要是没了这些玩意就过不下去的话，那就把它们统统拿回家好了，可是工人用不着摆上这些装饰品，也能把活儿干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指示”，我说的“指示”是带引号的，因为根本不用对谁下命令——该干啥，该咋干，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我还保护过一个国家保安局的人。五点左右的时候，我在街上走，有个穿皮大衣的年轻人过来问我叫啥名字。他说他不敢回家，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他是国家保安局的上尉，他妻子是俄国人。他是通信兵，如果我帮了他，他就会把28号收到的苏联密电写出来。我仔细想了一会。地下室里有几个密室，我可以把他藏在那里，然后再看他有没有诚意。我就把他带进厂里，给他纸笔，他就开始写。我把他锁在房间里面。过了几个钟头我又回来了，我看了他写的东西，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写的是俄军动员的数量、部队的调动什么的。我又把他锁在房间里面，出去跟几个工人代表会委员谈了一下。这份文件非常重要，必须交给纳吉·伊姆雷，让他了解这些情况。10月30日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我们去了国会——那是我头一回去那里。在纳吉·伊姆雷的房间门外，有三十来个人在等着。纳吉走出房间，问他们：“你们来干嘛？”他们就说：“申请建党。”我到现在还记得纳吉的回答：“你们瞧，我是共产党员。我不会组织其它政党。什么政党可以成立，得由内阁决定。”这时我抓住机会，解释了一下我带来的是什么，然后就把国家保安局上尉的那份文件交给了他。
问：请允许我打断一下，那份文件你们留了副本吗？
答：没有，就只有一份。你也知道，那是革命时期。我们没时间去做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过它可能被保存在什么地方——把它找出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工作了。总之，纳吉·伊姆雷回到了房间里，我就对外面那些人说：“你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明明有那么多更重要的工作，你们却只想着建党？”那里有两个《真理》的记者，他们后来请我去纽约咖啡馆，采访了我[16]。有一期《真理》上登出了这次采访。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对多党制的看法。
还是回到那个国家保安局上尉的话题上吧。我回到厂里后，看见几个人堵在地下室前面，想把他拖出去吊死。我就对他们说：“好啊，钥匙就在我身上，你们想吊死他，非毙了我不可，因为我已经向他发过誓，我会保护他，不让他出事。来啊，开枪啊！打死了我，你们就能吊死他了！”然后他们才冷静下来。我们给上尉的妻子送去了食物，他在地下室里又躲了几天。到了11月3日，我们把他交给了市区警察局。后来我听说他受到了审判。他被国家保安局开除了，至少他们没有让他回去。在我受审时，我要求让他出庭作证；毕竟我救过他的命。但法官认为这没有意义。也许真的没有意义吧。我不清楚。
问：还是讲一讲10月29日以后的情况吧。工人委员会里出了什么情况吗？
答：一直到11月3日都没出什么事，至少没发生什么大事。我们跟市区里其他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见了面。我们相互打电话，互相讨论。我住在厂里；睡觉的时候都是随便找个地方解决，扶手椅，桌子都行。女工在厨房里做饭。我们不缺吃的，因为农民送来了土豆、肉和鹅。这也是革命的故事之一：农民扛着大包小包，支援革命。有谁去找工人代表会的话，工人代表会都会预支工资。对了，11月3日，就是我们把那个国家保安局上尉交给警察局那一天，我们在城里转了一圈。我们发现街上一片寂静，就好像我们是城市的主人一样。我们去了波伊佐街，去了作家协会和苏联大使馆那一带。到处都是一片宁静，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打算在星期一复工，我们想知道城里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复工。你也知道，我去苏联大使馆看了看，这也不是巧合。怎么说呢，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俄国人真的会让我们享受自己的胜利。然后到了11月4日……[17]
问：你们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整个城市陷入了战火……
答：我们不是被惊醒的，因为我们根本没闭眼。我就知道3日那种寂静肯定不对头！我也不赞同莫雷泰尔那种自投罗网的做法——半夜里广播叫他们到苏军司令部去，他们就自己送上门了[18]。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四点过了一会吧，纳吉·伊姆雷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实在太凄惨了，你根本想象不出来！这个共产党员几乎是含泪乞求俄国人不要伤害布达佩斯，不要伤害这个小国，听起来简直让人心碎。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又用俄语广播了一遍：“Nyimanye，nyimanye！”——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19]！”过了一个半钟头，我们听见了第一声枪响。到了早上六点，到处都发生了战斗[20]。
问：您和工友们也参加了战斗吗？
答：我们没有，留在厂里的没有去参加战斗。我们总共只有二十个人，没有武器，只有一把手枪——去参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爬上工厂楼顶，看见炮弹和炸弹飞来飞去。我们都觉得又绝望，又愤怒。因为，就在我们刚要复工的时候，他们居然进攻了一个和平而宁静的国家。
问：你们当时能做什么呢？
答：在8日之前，什么都做不了。8日那天，我们在小型发动机与机器厂的会议厅里，召开了市区工人代表会会议。来了大概一百人。其实，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给人民一点希望。我们全都认为：工人代表会现在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前，因为我们都信任纳吉·伊姆雷，所以我们不插手政治。我们把他看作是革命的政治保障，但是卡达尔和他的同伙背叛了纳吉，背叛了革命[21]。那时人人痛恨卡达尔。没有谁愿意跟他站在一边——除了跟他一起拼凑政府的那一小撮人。我们认为，必须尽量挽救我们夺来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
问：在这次市区会议上，有没有人提出未来的政治纲领？您赞同吗？
答：我不记得有谁提出什么要求。在12日那天，我们在贝洛扬尼斯召开了市区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倒是提出了纲领。但我首先想讲的是，在11月8日，波利·绍尼和工厂经理贝雷茨·贝尔托伦（Berecz Bertalan）被带去了波贝多（Pobeda）的苏军司令部，在那里待了三四个钟头。我顺便说一下，在整个革命期间，贝雷茨都待在工厂里。他家住在盖雷尔特山[22]，他不敢回家——他觉得跟我们在一块更安全。（后来，他们在审判我们时，指控我们对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危险——算了，随他们怎么说好了。）贝雷茨跟绍尼关系很好，11月4日以后，他还劝绍尼跟我参加新党[23]。他说：“那个党正适合你们这样的人”——可是那时候我还在要求在厂里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呢！到了十一月底，他们甚至还说，只要我愿意放弃政治活动，就赏给我一套盖雷尔特山的别墅。
问：您能讲一下11月12日的会议是怎么进行的吗？来参加的都有哪些人？会议通过了哪些决议？
答：来的都是同一个市区里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我认出了不少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我当过联络员。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活跃。会议好像还是我宣布开幕的，不过我现在记不清了。我担心的是绍尼，毕竟他上有老下有小，还被俄国人抓走过一次。所以，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自己上。那时提出的政治要求有：让苏军撤出，让纳吉·伊姆雷政府重新上台，承认工人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等等等等。四五个代表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把这些要求列成一张单子，然后我们就在讲台上投票。这很重要，因为在14日那天，绍尼带着写好的纲领，去了联合照明厂，参加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24]。
问：您当时也去了联合照明厂吗？
答：没有，只有工人代表会的主席才能去。后来，在15日黎明，绍尼跟着代表团从国会回来后，他跟我讲了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事。我这才知道它成立了，是他告诉我的[25]。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工作的？
答：等一下！先别这么急，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讲。在14日晚上，冈茨厂的轧钢机操作工老纳吉·山多尔（Sz.Nagy Sándor）联系了我们几个工人代表会，叫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到科尔托伊[26]大街的钢铁工会总部开会，还说我们也应当派代表过去。
15日那天，我问绍尼，能不能派我去过去，因为我有种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吧。所以我就过去了。那个会议是在早上10点开始的，打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因为那种气氛太正式了。会场里有四百来人。主席台上的人，全都衣冠楚楚——都穿着白衬衫之类的——我们台下的人，全都穿着工作服。但我想，算了，先看看再说。我在后面，在会场后头站着。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但他讲了一大堆废话。他觉得工人在14日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是恶意的。于是我就走上前去，走到挨着主席台的两排椅子中间。我站在那个年轻人背后，等他一讲完，我就大声问他：你是谁，是干什么的，你代表什么人。结果他说他是大学生，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找他，叫他到这里来，还教他该讲什么。接着我就向大家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转过来，对着会场，介绍了自己，说我是贝洛扬尼斯厂的。我跟他们讲，这个会根本没必要开，因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在联合照明厂成立了。我说：“没必要成立一个对立的工人代表会，我马上就要退场了。有谁对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真正纲领感兴趣的，可以到奥卡茨佛大街15号去了解一下。”然后我就离开了会场，走到街上等待。过了十分钟，开始有一批人跟在我后面退场了。我就想，已经可以了，于是我就叫一个骑摩托车的，把我搭到奥卡茨佛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大楼[27]。
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我刚刚进到一楼的会议厅门前，戴里·蒂波尔也来了，他是代表作家协会来祝贺的[28]。他是长者，所以先让他进去。我就在外面等着，刚才参加了科尔托伊大街那个会议的四百人也过来了。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讲了刚才发生的事，然后建议我们应当向那四百人做个报告，介绍一下中央工人代表会。因此，波波伊·皮什托[29]就让我们到四楼的大会议厅里开会，那里坐得下所有人[30]。他刚要说话时，两个俄国兵进了门。这次我还是坐在后面，所以我很清楚地听见了俄国兵打开机枪保险的声音。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弗泽科克站起来，向那两个俄国兵走去——但他们用机枪指着他，逼他回去[31]。空气简直要冻住了，恐慌的气氛一触即发。我心想：“算了，反正谁都走不了，干脆按照预定议程，把会开完得了。”于是我就站起来，我能感到枪口对着我后背，但我还是走上主席台，开始说：“就是因为走廊里有两个俄国兵拿着上了膛的枪指着我们，我们才更要讨论匈牙利工人的问题！”气氛平静下来了，那两个俄国兵也不见了。
问：您就是这样参加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吗？
答：也不全是。塞尔维尼来得比我早一点，他在楼梯上等我。他带来了11区的决议，所以我才能代表11区。（您也知道，每个市区有一个代表。）不过，说真的，讲完刚才那次发言之后，我已经迈出了第二步。第一步是在科尔托伊大街阻止了对立的工人代表会的成立。第二步，就是不顾俄国兵的威胁，挽救了局势。经过这些事以后，我就不再是个无名小卒了。我觉得吧，重要的是拉茨最坦率、最大声地说出了工人的要求，而不是比尔·洛麦克斯写的那些东西[32]。重要的不是说得有多大声，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件事还有另一个方面。过了一会，山多尔·约热夫也来参加会议了——他是卡达尔团伙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联络员——他说刚才跟俄国人出了点误会，他代表政府道歉[33]。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什么误会，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走廊里的人都被赶进了大厅，大楼也被坦克包围了。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
问：后来，您就成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
答：对，我给他们看了我的委任状，他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就参加了会议。对了，按理来说每个市区只有一个代表，但是实际上委员数量要多得多，不过每个市区只有一个代表有投票权。
问：当时波利·山多尔也在场吗？
答：不在。你看，我也知道波利更符合你们历史学家的心意。你们都说——至少在我看过的书里是这么说的——波利总想影响我，因为我性子鲁莽。可是，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波利，拉茨：我们都是一体的；至少在1956年是一体的。以前，在五十年代，他想管住我，都是为了我好。
问：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呢？
答：我们跟山多尔·约热夫谈了一下，我们都同意派代表团去国会。选了大概十个人组成代表团，我也在里面。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毕竟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不过我敢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我之前的两次亮相对此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跟政府会面的？
答：我们跟山多尔·约热夫说好了在晚上8点会面，可是卡达尔到了半夜才出现。在他出来之前，他们一直让我们等着。他想拖时间，等我们犯困了才出来。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你也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去国会——而且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很年轻，我并不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外头等这么久。他们叫我们进会见室，然后进来了几个政府成员——这时是八点左右——进来的是比斯库、里班斯基[34]、山多尔·约热夫、莫罗山这几个人[35]。他们进来的时候几乎没人发现，因为我们左右两边都坐着人，连珠炮似的问我们问题——你们想要什么？然后他们又像进来时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这样卡达尔就能事先知道我们要提什么问题了。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太多。等到半夜，卡达尔总算出来了。你也知道，本来我们说好了的，要把谈话内容通过广播直播出去，可是卡达尔一进来，马上就把桌子上的话筒推开，他说：“我不用这玩意也能说话！”他就这样撕毁了先前的协议。我觉得，既然他这么做，我们就应该马上退场——但是我们的主席戴维尼却没有表现出劳动者的本色。他绞着双手，忍气吞声，结结巴巴，苦苦哀求——换句话说，他表现得太低三下四了[36]。
问：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吗？
答：协议？根本没有！我会告诉你当时发生的事，但我得先讲讲别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是在总理办公室谈判的，在那里可以俯瞰玛格丽特大桥[37]；会议厅跟多瑙河平行。卡达尔把话筒推开后，戴维尼还在结结巴巴地哀求，这些无聊的废话已经进行了一个钟头，这时我们听见多瑙河岸边传来了枪声。我就觉得不说点什么不行了。我站起来跟他们说：“有人正在街上遭到枪击，可我们还在像市场上的大妈一样扯淡，这个房间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该负责！”卡达尔听了这话，立刻跳了起来，说他不能容忍我这么放肆。比斯库就劝他冷静：“别这样，卡达尔同志，他还只是个幼稚的孩子。”呵呵，我也许幼稚，可我说的是真话。然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谈判不欢而散。在休息时间，一大群记者和电台播音员包围了我们，还有一个也来参加会谈的矿工代表团，从朔尔戈塔里扬来的，我们谈了很多。这就是拉茨·山多尔脱颖而出、从无名小卒成为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的第三步——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问：休息时间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不记得谈判是不是又重新开始了，或是谈了什么。天亮时我们上了一辆轿车，我去了费赫尔瓦里（Fehérvári）大街70号，回到了厂里。早上8点，中央工人代表会举行了会议。戴维尼做了报告后，我就请求发言，我就把国会里发生的事讲给大家听。然后我提出了对戴维尼的不信任动议——我觉得他的表现有辱工人的身份——同时我还批评了整个代表团的表现。然后大家就争得很激烈。五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支持戴维尼，因为他们觉得他在谈判中争得了一点成果，但四十岁以下的人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立场。（想必你也知道，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街上的人，所有人，全都反对卡达尔团伙。）然后我们就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新主席，最后一开票，除了我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投给了拉茨·山多尔。这个结果吓了我一跳。我提出不信任动议，并不是为了当主席，但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觉得必须接受。副主席是科洛乔伊·杰尔吉；书记是波波伊·皮什托[38]。后来发现，波波伊以前好像跟箭十字党有什么关系[39]——不过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向所有人的良心呼吁：“这不是儿戏，而是事关所有人性命的大事，所以，如果有谁在1956年以前做过什么可能有损中央工人代表会声誉的事情，那他们最好自行退出，因为人们会用放大镜来检查我们！”不过戴维尼还是退出了，因为他觉得受到了冒犯。打那以后我们跟切佩尔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我觉得原因就出在这里[40]。弗泽科什·雅诺什（Fazekas János）也被罢免了。然后我在中央工人代表会里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强了，那种卑躬屈膝的作态也被抛弃了。
问：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领导层有什么想法？
答：首先，我们应当复工，让工人回到工厂里去。（这是第11区工人代表会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我想的跟他们一样。）要是让卡达尔团伙成了让工人获得工作和面包的人，他们就会借此操纵工人，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要是中央工人代表会能让工人复工，让工人回到厂里，就能进一步巩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各个工人代表会也应该进行重选。（卡达尔团伙老是说工人代表会是不合法的，因为选举它们的时候，工人并没有全都在厂里——说得好像他们自己是由大家选出来似的……）于是我们就在16日提出了这个方案，我们发了传单，叫大家复工，到国会去进行更多的谈判。我通过广播宣读了呼吁书；当时演播室设在国会大楼里面。奥普罗·昂托尔趁机建议，让中央工人代表会派三个人参加政府[41]。我就这样回答他：“你在想什么？你以为他们派我来这里，是为了拿部长席位讨价还价吗？！你不如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苏军什么时候才会撤离？纳吉·伊姆雷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回来领导政府？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承认工人代表会是合法的？”
问：你们跟苏军发生过摩擦吗？
答：你瞧，当时有许多人被驱逐了。我们有个营救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他们会定期到俄军司令部去，营救被驱逐的人。后来他们安排我们跟苏军司令格列别尼克将军会面。那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是在11月23日以后，在沉默示威以后，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有三个苏军历史学家来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他们是来了解我们的立场的，山多尔·约热夫陪他们一起来。
我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中午走上街去，看见这个城市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变得一片死寂，回来时都快哭出来了——要知道，这里的生活，哪怕到了晚上，也是丰富多彩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呼吁人们在革命爆发一个月的纪念日用这种方式示威。几天后我去了阿伊托西·丢勒[42]大街的党校，苏军司令部就在那里。那样子可有意思了：格列别尼克和其他俄国军官都在外套上别着科苏特纹章——你也该知道，革命期间人人都别着科苏特纹章——有人给他上香饼时，他把香饼退了回去，说他要跟匈牙利人一样吃面包。格列别尼克对我们很和善，我也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因为我不想扫了他们的面子。我去见他们，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加上他们背后的莫斯科——只能听到卡达尔团伙的一面之词。我想，我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然后别人爱怎么对他们说就怎么说好了。我们总算取得了一点进展，减少了被驱逐的人数，让宵禁的规定放宽了一点。后来我又去了两次苏军司令部。有一次我跟一个很高大的鞑靼人或蒙古人谈了话；第二次跟我谈话的是个矮壮的俄国人，我猜是谢洛夫[43]。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了。
问：对于建立全国性的工人代表会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答：全国工人代表会从来没能成立。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11月21日早上8点钟到体育场开会。他们也来了，总共几百人——但是体育场被苏联坦克围得水泄不通，连老鼠都钻不过去。我们就去了MÉMOSZ总部[44]，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所以我们有六七十个人就去了奥卡茨佛大街。在小会议厅里只有一两个外地代表，所以我们不能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但我一直希望，要是全国工人代表会能成立，我就不用当主席了。说真的，当时没有人想要争官位什么的；我们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不过，我们决定在11月22日—23日进行48小时罢工，抗议他们阻挠我们开会，抗议他们绑架纳吉·伊姆雷[45]。仅仅两天之前，我们还呼吁工人复工，但现在我们又号召工人罢工，这就体现了罢工呼吁的重要性。这再次证明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力量。
问：你们联系过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吗？
答：没有，因为我们没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外交形势已经够乱的了，我们不想再添乱。但我们知道他们被绑架了。然后，到了21日，我们又去了国会……不过有些事，我刚才忘了讲：我在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里讲过，有不少人都说我太年轻，太鲁莽了，应该选别人当主席，而不是我。但是，我又重新当选了，所以我又去参加谈判了。我们在国会谈成了两件事：他们会发布法令，承认各地的工人代表会和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还会给我们提供办公地点。后来有一天，弗克·耶诺[46]带着法令草案过来跟我们讨论，因为内阁准备开会，他就写了这个草案。我们花了一整天来研究这个草案。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才把草案定稿，我们自己还留了个副本——但是，到了22日，政府公布的法令，却是原来那个没有经过我们审阅的版本[47]。
问：对于政府的草案，你们做了哪些修改？
答：工厂经理应当通过竞争上岗，工人代表会有权解雇经理——就是这类东西。但是，继续跟政府谈判显然是浪费时间——他们根本不理睬你，直接朝你脸上吐口水。对了，我现在明白了，这些“修改”其实也就是政府现在的纲领。
问：山多尔，我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它的实际效果……
答：得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很清楚，那不会是真正的工人代表会。
问：你们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办公地点的要求，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答：他们一开始想让我们去农业部办公，但我没答应：我们不是政府部门！当然，我心里想的真正原因是：如果我们在那么大一栋楼里面办公的话，他们就很容易监视我们。我挑了一栋昂德拉西[48]大街上的独栋建筑，但他们也知道，要是把那栋楼给了我们，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关在外面，所以他们就没给我们。最后，在12月3日，我们获得了多若·杰尔吉[49]大街上的建筑工会总部五楼的几个房间。
问：在颁布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后，又发生了什么吗？
答：11月25日，政府邀请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和各个工厂的经理去开会[50]。我当时在维斯普雷姆，参加一个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所以我没去，去的是波利·绍尼。他们捎信给我，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我坐着厂里的帕卡德（Packard）汽车去了那里。由于政府总是在耍我们，所以我那时心里很郁闷，我也坦率地跟他们说了。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工人代表会的会议。奥布多红星厂的工人捎信给我，说他们跟工人代表会出了点问题，因为代表会委员全是共产党员，所以工人要他们干的事情，他们就是不干。我就去了那里，把人都叫过来。我先对工人代表会此前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现在就选出一个你们想要的工人代表会吧。不到十分钟，选举就搞完了。然后我就从维斯普雷姆回去了，到了27日，又要跟政府开会。这次是我带团。他们把我们带进会议厅，里面有张圆桌，上面摆着饭菜。卡达尔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正在忙来忙去，上炒肝。我在靠墙的沙发上坐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便宜的香肠和面包，这都是塞尔维尼在早上塞到我手里的，我还自己吃了点零食。我不肯吃这顿饭，这顿饭是卡达尔团伙请的。这时候莫罗山进来了，他一来就叽里呱啦地说：“哎哟喂，是著名的钢铁工人！我们面包师正在烤面包，著名的钢铁工人却在罢工。穿着工作服的并不都是劳动者……[51]”可是谁也没理他，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到了11点，卡达尔进来了，我马上提出我的问题：“纳吉·伊姆雷被绑架了，工人罢工了，一些工人被抓走了……不知卡达尔先生对近来的形势有何高见？”他马上蹦了起来，说他已经无法容忍了。这次我没让他抢先提问；他没能事先准备好，脸上的假笑马上就消退了。然后，这次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问：你们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吗？
答：有的，在12月6日我们又谈了一次。但是，那时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了。共产党的组织已经大大加强，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力量也变得更强大了。我们设立了几个专项委员会：新闻与信息委员会，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组织委员会，由特凯·费伦茨领导；还有一个处理经济问题的委员会，还有其它的[52]。在28日，我们想出版《工人新闻》，主编是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53]。报纸马上要付印的时候，山多尔·约热夫打来电话，说我们如果出版报纸，政府就会认为这是敌对行为。我就跟他说：“那好吧，为了表示善意，我们就暂停印刷吧。”
所以我们只有一份油印的《新闻公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出了三期；最后一期好像是12月5日出的[54]。那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挺重要的。有个灰头发的人来找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给了我一份复兴计划，足足四十页，用打字机打的。这个计划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但也讨论了政治问题。我被抓走时，他们把这个计划从我的办公室里抄走了，莫尔纳尔·雅诺什在他那本书里，把它当成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经济纲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纲领，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纲领，但我们赞同其中的大部分意见，我们想发表它，对它进行讨论，但已经来不及了[55]。
问：这个纲领的要点是什么？
答：有一些要点，比方说，不赚钱的企业应当租赁给工人……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政府现在的纲领。
问：在你们同政府斗争时，你们还采取了哪些进一步的措施？
答：首先，他们费了很大劲，想让我们同工会合作。在10月23日以前，全国工会理事会代表团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根据南斯拉夫经验，写了一个关于工人代表会的草案。但我不想让工人代表会从属于全国工会理事会，也根本不想跟加什帕尔·山多尔扯上关系。在拉科西时期他就当上了工会领导。但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压力，硬要我们跟工会合作[56]。
另一个问题是两次示威游行：一次是妇女游行，另一次是12月6日举行的拥护政府的游行。顺便说一句，12月4日的妇女游行并没有得到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事先批准，因为许多人都说这是挑衅——他们会开枪，然后又把责任扣给我们。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次妇女游行最后搞得很动人，很漂亮，妇女和姑娘们朝着英雄广场上的无名战士墓前进。到了那里以后，她们从外衣下面取出国旗，把国旗高高举起，每个人都给无名战士墓献了花。最后无名战士墓变成了一座覆盖着鲜花的小山。鲜花堆得实在太多了，挖掉了苏联式国徽的国旗都可以立在花山上[57]。我们在《新闻公报》上高度赞扬了妇女，作为对此前没有支持她们的补偿。共产党搞的另外一次游行，发生在6日。他们在街道上前进，唱着歌，挥舞着红旗，在四点左右到了火车西站，昂焦尔弗尔德和新佩斯的工人刚好也在那时候到了那里——他们跟游行的人狠狠打了一架[58]。当时，也就是6日下午，我们正在国会，提交自己的备忘录。卡达尔团伙指责我们挑起冲突。我就说：“等一下！谁批准了游行，谁就该对这次挑衅负责！”这么快就有人举行了拥护政府的游行，而且还打着红旗！政府本来应该在第二天通过广播答复我们的备忘录，但是卡达尔团伙一个字都没说[59]。
我们打算在12月8日，召集各地代表，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这次会议是特凯·费伦茨组织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会议的安排，因为以前的教训教会了我们要多加小心。这次大会是在早上9点开始的，在运输工会总部举行。我没参加，因为中央工人代表会认为我可能会影响各地代表，所以不应该让我去主持大会。（我刚才忘了跟你说：有好多人都说我不够灵活，还总是惹怒政府，政府不肯跟我谈判了，所以我就在12月6日请求中央工人代表会再次选举主席——但我又一次当选了。）总之，这次大会开成了，但在10点左右，山多尔·约热夫打来电话，说政府非常反对这次大会，你们居然还敢开。我就告诉他，我正在办公室里，不知道这个会开了没有。然后，到了中午，又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电话：他们在朔尔戈塔里扬向工人开枪，打死了50多人[60]。我马上给正在开会的朔尔戈塔里扬代表打电话，问他认不认识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还有那个人是否靠得住。（我没有直接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我想先核对事实。）朔尔戈塔里扬代表说那个人完全可靠，我就给苏军司令部打电话，然后再打给政府，质问他们：谁该对这次屠杀负责？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走进会议厅，里面有几个人在问：“拉茨·山多尔在哪里？他怎么不在这里？”我走上讲台，解释了我没有主持会议的原因，又把朔尔戈塔里扬发生的事告诉了大家。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能感觉到。一个又一个人上台发言，然后大家一致同意举行48小时罢工。但是，为了避免代表们在回家路上被抓走，我们决定，直到12月9日上午8点才能公布这个消息。中央工人代表会还起草了写给全世界工人的呼吁书，请求他们支援匈牙利工人，争取免于恐惧的生活。世界媒体后来报道了这个呼吁书。结果，12月11日—12日的罢工，还有这个呼吁，就是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卡达尔团伙不肯跟我们谈判，反倒向我们开火，我们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你也知道，在我看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对整个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证明了这不是暴民叛乱，而是工人起义。
问：然后您就被抓走了……
答：对，我是在国会被捕的。11日那天，政府，或者说中央委员会，叫波利和拉茨到国会去。（当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其他委员已经被抓走了，中央工人代表会也被取缔了。我们在厂里躲了两天——他们不敢进厂抓人。）在11日那天，贝雷茨·贝尔托伦来找我们，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波洛尼奥州委书记——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请我们到国会去。我们不想去，跟他们争了几个钟头——我知道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并不想东躲西藏，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愿意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但我觉得待在厂里更好——既然我对他们这么重要，那就让他们自己进来抓我好了。最后我们还是跟他们一起去了。国会的过道上挤满了人，这跟往常可不一样，但在那时候，发生啥事我都不会惊奇了。贝雷茨跟门前的人谈了几分钟——以前可没有这种事——然后他向我们走过来，跟我们说，他得去申请通行证（以前从来不用通行证）。我就说：“好吧，我们就在这里等。”门开后，我看见大楼前面停着两辆黑色轿车。几个下巴内缩的年轻人下了车，开始检查人们的证件。我对其中一个人说：“我是拉茨·山多尔，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不用查身份了。”然后他说他们找的就是我——他们把我押上轿车。其中一个人用机枪顶着我。我就对他说：“用不着这样，我自己会走。”他就说：“少废话，快走！”——也就是说，国家保安局的派头又回来了。绍尼被押上了另一辆车，我们沿着玛格丽特大桥，一直开进了弗（Fő）街监狱。那天早上的景色真漂亮，阳光多么灿烂……
问：他们把波利和您关在同一个地方？
答：是的，但过了几天，他就被放走了，到了三月才又把他抓起来。我应当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人：他们对他说，只要他愿意做出对我不利的口供，就放他走——但是，尽管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小孩在家里等着他，他却坚决不肯这么做。他们判了他十二年。
问：您在弗街监狱关了多久？
答：九个月；然后我被转到莫尔科街（Markó utca)监狱。我在那里的囚号是50—834。（你可以用这个号码去买彩票——没准能走好运呢！）我在弗街监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睡了两天——从10月28日开始我就没在床上睡过觉。第一个审问我的人是卡绍·山多尔（Kása Sándor）中尉——我把什么都跟他说了，就跟我现在什么都跟你说一样，我没什么好否认的。然后有个叫伊兹雷尔（Izler）的人——别人都这么喊他——继续审我。他还把一张五一节游行的照片塞到我鼻子底下，对我说：“得了吧，拉茨，识相点吧，工人要的是什么？你正在这里烂掉，而工人却在鼓掌。”我还在单人牢房里关了一个月。我有时间去反思革命，因为在革命期间我根本没空去想这些事。
问：您得出了什么结论吗？
答：有啊，还不少呢，但最重要的是，我深信，就算他们把我们全毙了，革命也已经成功了——因为革命已经证明，他们要用多大的力气，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把革命给打垮！反正，我相信自己准会被枪毙的——虽然我从来没有整过谁，也没有拿走别人一分钱——因为我做的事太招国会里那些共产党的恨了。他们还会放我一条生路？我才不信呢。在受审的时候，还是在判决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革命。这些都写在庭审记录里面。毕竟，死亡不是我的敌人，因为我是个信教的人。
问：山多尔，我还有些事想问问您。我经常听见有人说——不过，老实说，我也听见过相反的说法——在1956年有人提出了反犹口号……
答：你瞧，根本没有这回事；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见工人讲过。当然，当时人们非常痛恨国家保安局，痛恨机关，而国家保安局和机关里面有不少犹太人——但是，只要是国家保安局的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会遭人痛恨。而且我还能给你一长串犹太狱友的名字，他们要比其他人好多了呢。你看，只要一个人能干好自己的活儿，只要他是一个够格的人，我就对他没意见。这就是我看人的标准。比方说吧，我们厂有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是计分员——他人很好，因为他从不瞎指挥，让我们自己干好自己的活儿。第一个跟我讲起裴多菲俱乐部的人，也是一个犹太小伙子[61]。其实，在11月6日那天，他还叫我跟他一起逃到西方去。他说他叔叔一定能帮我搞定这些事；但我没去，因为我的事只能在国内做。总之，年轻人站在我们这边，站在革命这边。年纪较大的人就不那么积极了——以前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糟糕的回忆。但是，更理智一些的犹太人，应当对1945年以后的局势负一点责任——在那些曾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回来了的犹太人中间，有些人把自己挨过的那些极端手段，又用在了其他人身上。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犯了过错，不等于别人都是有罪的。
问：您是什么时候被判刑的？
答：1958年3月17日，正好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无期徒刑。他们原本想搞个大审判——把他们抓去的工人代表会活动家，总共86个人，统统送上法庭。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分开审判了——这应该算是侥幸，因为在这种大型作秀审判中，至少有十个人要被判死刑。所以，受审的就是拉茨、波利、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奥波德·拉斯洛和梅什特尔·恩德雷——这就是对工人代表会的审判[62]。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是怎么逃脱了绞刑的。判决之后，我们提出了上诉，但是，后来有一天，波利·莫丽科[63]接到了一个电话：“绞架已经为工人代表会活动家准备好了；识相的话，就叫他们撤回上诉！”
你要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得先弄明白：按照革命后的新法律，就算检察官没有要求加刑，只要被告上诉，法官仍然可以加刑。我们原本一个被判了十二年，一个无期，但我们上诉了。莫丽科接到这个电话后急坏了，因为她根本没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山多尔。当时他们根本不让任何人见我们，就是亲戚或律师都不给见。有人给她出主意，叫她去跟他们说，她要把小孩让给别人抱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不让她见山多尔了。于是莫丽科总算见到了山多尔，她对他说，如果他同意，她就把小孩交给别人抱养。山多尔一听，气得脸色发白，他大发雷霆，朝她大骂：“你这贱娘们！你怎么能这样想！”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这么重的话。然后莫丽科就很慢地、很平静地跟他解释：“山多尔，你必须理解，明天你可能就不在了……”看守听见这句话，马上中止了会见。他们拖走了山多尔，但他向莫丽科大喊：“多谢，莫丽科，谢谢！”莫丽科也对他大喊：“你们五个都要当心哪！”所以，在下一次开庭时，检察官问我们是继续上诉，还是接受原判，我们就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撤回了上诉。法官原本可以把我们统统吊死的。当时法官可以随便判决绞刑—— 你也知道，这总是取决于最近有哪些人为了什么目的，去走访了政府。
问：他们后来又把你关到哪里去了？
答：瓦茨（Vác）的国家监狱。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那里去的——这也值得说一下。他们把我一个人关进囚车，我身边还坐着一个武装警卫，紧紧挨着我。换了别的时候，他们总是让警卫和囚犯保持距离。半路上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加油，他们叫我把车上的空油罐递给他们——车门就在我面前敞开着。你也知道，我猜他们正等着我逃跑，那样他们就可以毙了我。我们总算到了瓦茨，我被关在一楼。过了几天，他们让梅奇·伊姆雷（Mécs Imre）跟我作伴——我跟他一起上过科技大学。他也被判了无期，不过原判是死刑。所以，我们两个都是二十五岁，都被判了无期，就在牢房里坐着，但我们还是没法真的相信自己要被关上一辈子——心里就是不愿相信。我记得，伊姆雷教过我数学。他给我出过一道题，我到现在都记得：“蜘蛛如果要从牢房的一个角走到对角，它该怎样越过墙壁，才能走出最短的路线？”我忘不了这道题，是因为，你也知道，牢房里没有蜘蛛。哪里有人生活，哪里就有蜘蛛生活，可是牢房里没有。
问：您在瓦茨待了多久？
答：一直待到1960年4月，那时我们搞了绝食。我得讲一下，我得到了特殊待遇。他们不让我干活，尽管我本来可以在纽扣厂派上大用场，可他们却用最严厉的监管措施对付我。在1960年，只有一小部分“干部”获得了特赦，那次绝食就是在特赦之后发生的。听起来这好像对那些获释的人不敬，可是，在那次特赦中，确实只有那些名气大的人才能获释[64]。但是，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抗议，不是针对那些获释的人，而是因为我们，我们这些仍被关在牢里的人，还没有获释。那次整个监狱都自发进行了绝食。他们指控老比波·皮什托[65]和根茨·奥尔皮[66]是这次绝食抗议的幕后组织者——他们说比波和根茨企图在监狱里颠覆国家，颠覆人民共和国[67]。不用说，到了绝食的第三天夜里，他们把我们从牢房里拖出来——我们连动一下喘口气的力气都没了——塞进六辆囚车，塞得满满的。我那辆囚车的车顶上有个针尖大的洞，太阳出来时，我们当中有个人设法从那个洞望出去，看见了我们经过的城镇。那是米什科尔茨。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他们没准要把我们驱逐出境，那可就糟了。不过，车子最后还是在停在了沙托洛尔亚乌伊黑伊[68]监狱的停车场，每一辆囚车上的人都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跟我关在一起的有老比波·皮什托、梅雷·费伦茨[69]、塞尔·耶诺（Széll Jenő）、莫里安·皮什托[70]，还有另外几个人[71]。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乎跟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日子过得非常糟，过了很久，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们叫我们十六个人列队，带我们出去。他们要用锁链把我们锁在一起，我就叫他们不要上锁链。我说：“我们是工人，我们愿意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我们被判了刑，我们认了。我们不会逃的。”——可他们还是把我们都拴起来了。他们给我们上铐时，我们就用最大的力气，唱起了《国际歌》，他们把我们拴成一列时，我们放声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吓得看守们到处乱转，最后，被锁链拴在一起的我们，一边高唱，一边被看守押上了囚车。囚车经过城里时，我们不停地唱，直到上了大路才停下来。
问：你们被带到哪里去了？
答：去了布达佩斯， “收藏家”中央监狱[72]。他们的玩具工厂需要工具匠，就让我们去那里干活。对了，我挨了罚，他们不让我从外面买东西吃，也不许别人捎东西给我，所以狱友们就给了我一点东西吃——都是从他们的嘴里省下来的。这种环境让我很憋屈，所以我就给监狱长写了信，跟他说，既然要我干体力活，那总得让外面的人给我捎点吃的呀。我都饿得皮包骨头了，还怎么干活？难道要我去抢别人的？我得到的回答就是——严格限制口粮，三十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天里，只给你吃一半的饭菜，接下来的一天里只给水喝。就这样过了三十天，他们又不让我干活了，而且还把我跟奸细关在一起。直到1961年他们才让我干活。我们要从信封上取下邮票，卖给集邮者，而且还得先把邮票分类，放进小袋子里。在取下邮票的时候，我趁机跟老比波·皮什托谈了很多话。后来他们又调我去木工车间。我又惹了点麻烦，因为他们想把我的工作量定为生产标准，但我不肯干。毕竟我当过木工学徒，木工活干得比别人都好——所以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被关在中央监狱的时候，我还干了一件事：上完了八年级。在1956年，那时只上过七年学的我，保卫了匈牙利工人的事业，而在监狱里，我得到了梅雷和利特万·杰尔吉[73]这样的老师[74]。我被放出去以后，1967年我在夜校完成了学业。我原本报的不是夜校，而是班基·多纳特[75]技术学校，但是他们说上面有命令，不能录取我。我还想上大学，但这辈子看来是没戏了。他们只会让我进监狱，不会让我进大学。
问：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
答：1963年大赦了，我在3月28日被放出来了[76]。我想回到贝洛扬尼斯厂，可他们不让。我找了大概25家大工厂，没一家要我，最后我在一家私营工具装配店找了个活儿干。当然，装配工不是我的老本行，但人总得吃饭嘛。后来，在8月3日，电信合作社录用了我，让我当工具匠，然后我就一直干到现在，不过，从1979年起，我就只是外包工了。
问：您是为什么变成外包工的？是因为您的财政状况改善了，还是……
答：你瞧，还有一个理由。首先，我家住在伊扎克。我回伊扎克看我姐姐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奥妮可（Anikó）。1973年10月23日，我跟她在马加什教堂结了婚，我们生了两个孩子：奥妮可八岁，绍尼六岁。我妻子在伊扎克继承了一套房子，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安了家。另一个理由是我跟工段的头头闹翻了。这事很复杂——原因是我以前要干两份活。一个是到外地的分社去修理设备，另一个是修理厂里的仪器。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出差，跑了两天，回来一看，我的工作台被人占了，我的东西都被清了。我就去找工头：“谁教你这样对待工人的？你把工作环境搞成这样，我还怎么干好自己的活儿？”过了一个月，他给领导写信，说他再也用不着我替他干活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还有，我在1979年觉得，世道开始变了——我想我应该退下来，给别人让路了，因为他们给我抹黑，给我泼脏水，我就担心，要是继续待下去，等到真的有什么发生的话，那可就不妙了。所以我就在菜园里种地，我还有个小小的大棚温室呢，我还在地窖里种蘑菇。我是怎么变回农民的，这件事也挺有意思。合作社里有个女秘书，我不太喜欢她，有一天，我坐电车上班时，碰巧和她坐在一块了。我来不及避开她，就跟她面对面坐着。她拿出报纸，拆出一半给我看。我在报上发现一条广告，说农业大学能教人怎么种蘑菇。我报了名，上完了课，我就是这样变回农民，在土地上劳动的。我能喂饱自己，再也不用为了奖金去求人了。
问；您对工人现在的处境怎么看？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答：我很难回答。我们刚才谈了多久，我就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把我的想法准确表达出来。不过，还是长话短说吧：我觉得，工人现在的处境，要比1945—46年那段时间更让人沮丧，因为战争促成的团结，还有不少其它的问题，都没有按照对匈牙利工人有利的方向发展下去。1948年以后，当局没有帮助工人培养和提高觉悟，我觉得这是最最可耻的。它反倒建立了告密制度，破坏了工人的团结，而工人的团结本来可以成为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权的起点。到了1956年，工人没有像以前那样上当，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坚决站在革命一边，并坚决保卫革命，直到耗尽能量为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匈牙利建设没有剥削的自由社会。我认为，匈牙利工人在1956年的行动，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因为他们是自己做主的，而不是被别人操纵的。
当工人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体面地把工作做好，那就更难。如果工人的心情受到了影响，不管原因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家庭的，都会马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种社会组织，照顾和保护全体工人，毕竟是工人在建设、生产和创造。你瞧瞧吧，现在的体力工人，根本谈不上活得体面——可是，没有了他们，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另外，我们还应当尊敬那些善于思考的人，而且，就算有人冒出了当局看不惯的念头，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问：您对波兰工人运动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我无法回答。不如说，我不想回答，因为这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现在的环境不允许我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说出来。而且我也不敢说我的判断就一定正确。同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菜园里一边锄地一边想的，那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可你如果了解全部情况，又从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你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不过，我想你应该猜得出来，我的心属于哪一边。
问：您出过国吗？
答：没有。1963年以后，我办过三次护照，每次都被拒绝了——他们在文件上写着：“刑罚依然有效”[77]。
问：您申请过赦免吗？
答：没有。你瞧，又不是我自己要他们判我无期的，所以我也不会求他们赦免我。
问：如果可以的话，您最想去哪里？
答：印度，日本，岛国。因为在那些地方，多少还保存了一些人的天性，比欧洲人要好。普通人也更有人情味。我不喜欢西方，因为我看不惯西方。在1956年，还有在签订特里亚农条约的时候，短视的西方都抛弃了我们。因为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在特里亚农条约中遭到了惩罚——打那以后，在选边站的时候，哪边好像能够治好我们的伤痛，我们就选哪边[78]。到了1956年，他们又轰炸了苏伊士运河，简直就像是故意让苏联放手镇压我们——这又一次证明了西方的目光短浅[79]。
问：刚才一直都是我问您讲，让您说得太多了。最后您自己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答：过了二十年，终于有人来找我，让我讲一讲那些曾对我国的未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是因为，不管我们谈的是不是1956年革命，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跟1956年同样严重，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它们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有几个年份，是全世界都知道的——1956，1968，1980——它们全都证明了匈牙利人民在1956年是正确的。它们还证明了当时掌权的那些政治家对于这些事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尽管这些事件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事件。现在已经是1983年了，可是到了现在，我还在担惊受怕，不能公开地、自由地、真诚地说出1956年的一切，那些我参加过、领导过的事情，这是极大的罪过。我知道，谁也不能当一辈子革命者，但我也知道，只有忠于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神圣思想，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问：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代表《言论》，祝您幸福长寿。
本文是西拉吉·山多尔（Szilágy Sándor）在拉茨·山多尔五十岁生日对他的采访，首次发表于匈牙利地下杂志《言论》（Beszélő），第7期，布达佩斯，1983年。现在这个英译文首次发表于《聚焦东欧工人》（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伦敦，1984年。
[1] 伊扎克（Izsák）是巴奇—基什昆州的一个城镇。
[2] 在1942—1943年冬季，俄国战线上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在顿河河谷伤亡惨重。——原注
[3] 在布达佩斯南方约11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凯奇凯梅特，伊扎克就是那里的一个村子，人口约有8000人，直到现在，拉茨一家仍住在伊扎克。他出生的霍德梅泽瓦沙尔黑伊是匈牙利东南部一个大城镇，离塞格德很近，也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原注
[4] 圣母玛利亚升天节，又叫丰收圣女节。——原注
[5] 贝洛扬尼斯工厂位于布达佩斯的第11区，即凯伦弗尔德（Kelenföld），以前是美资的布达佩斯标准电气公司（Budapest Standard Electric Company），生产电气设备。——原注
[6] 1948年6月，两大工人政党——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将两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此之前，由凯特利·奥诺（Kéthly Anna）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派由于反对合并，已经被开除出党了。这次合并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吞并了社会民主党，到了1950年，原先支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被新党开除了，他们的领袖索科西奇·阿尔帕德（Szakasits Árpád）和莫罗山·杰尔吉也被捕了。
1950年2月，美资的标准电气公司（后来改叫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几名管理人员被指控犯有破坏经济与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美国公民罗伯特·沃格勒（Robert Vogeler）和英国公民埃德加·桑德斯（Edgar Sanders）被指控为领导了破坏与间谍活动的美国特务和英国特务。沃格勒被判处15年徒刑，桑德斯被判处13年徒刑。
1950年，由于当局强行提高产量，导致了工人的反抗，工业冲突激增，造成了工资上涨和生产力下降。对此当局以诈骗、怠工和进行反苏活动的罪名，逮捕了几百名社民党工会活动家，监禁了几千名工人。——原注
[7] 拉茨这里指的仍是两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原注
[8] 按照共产党引入的计件工资制度，能够超额完成劳动任务的工人就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他们的成绩被用来刺激其他工人提高产量。这种做法最早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原注
[9] 纳吉·伊姆雷在1945年出任农业部长，推动了战后的土地改革，他在1953年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独裁者拉科西·马加什，出任总理，并受权发表了名为“新路线”的改革纲领。
纳吉的改革纲领中有一条，就是限制国家保安机关的权力。
但是，拉科西依然坐拥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在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倒台后，纳吉·伊姆雷在1955年3月被免去了总理职务；拉科西重掌大权，“新路线”的各项政策都被中止了。——原注
[10]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错误与罪行，并在整个苏联阵营推行去斯大林化，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原注
[11] 皮洛什·拉斯洛（Piros László，1917年5月10日——2006年1月13日），时任内务部长。
[12]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学生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宣布支持刚在波兰上台不久的民族共产主义者哥穆尔卡的改革措施，并呼吁在匈牙利进行同样的改革，成立新政府，改换党的领导层，让纳吉·伊姆雷重新上台，匈牙利革命由此爆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袖的应对方式，给形势火上浇油。内务部长皮洛什·拉斯洛通过广播宣布禁止游行，但是后来又撤销了禁令。可是，到了晚上，劳动人民党领袖格罗·埃尔诺又在广播中谴责示威群众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言论加剧了群众的逆反情绪。——原注
[13] 学生认为，位于城市公园边缘的斯大林像是“暴政与压迫的象征”，他们的要求之一就是拆除斯大林像，这个要求也是匈牙利工人群众在10月23日晚上最先落实的要求之一，他们经过多次尝试后，终于推倒了斯大林像。同时，另一批群众集结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大楼外面，要求电台广播学生的十六项要求。守卫电台的保安警察在清场中向群众开枪，这是革命中的第一次交火。——原注
[14] EMKE咖啡馆是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家著名咖啡馆，位于拉科齐大街和列宁大道的路口。——原注
[15] 即波利·山多尔，“绍尼”（Sanyi）是“山多尔”的昵称。
[16] 《真理》（Igzság）是革命期间最激进、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它的编辑是两位青年记者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和加利·约热夫（Gáli József），协助他们办报的还有一批青年作家与大学生。从10月25日到11月7日，《真理》一共出了十一期。革命失败后，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加利都被捕了，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
纽约咖啡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周围有几家报纸的编辑部，它是最受匈牙利作家和知识分子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二战后它改名为“匈牙利亚”（Hungária）咖啡馆，但人们仍然喜欢把它叫做“纽约”咖啡馆，这个名字一直叫了很久。——原注
[17] 有那么几天，革命似乎胜利了，苏联似乎准备接受一个更加独立的匈牙利政权，但是，才过了几天，苏军就在1956年11月4日凌晨向布达佩斯大举进攻，用坦克和步兵镇压了革命，推翻了纳吉·伊姆雷政府。——原注
[18] 1956年11月3日，匈牙利政府的代表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就苏军撤出匈牙利的问题举行了谈判。匈牙利代表团的团长是革命英雄、国防部长莫雷泰尔·帕尔将军。早上的谈判在匈牙利国会进行，晚上的谈判在位于布达佩斯南边的特科尔（Tököl）的苏军司令部进行。但是，就在午夜前不久，匈牙利代表团与纳吉政府中间的联系中断了，包括莫雷泰尔将军在内的整个匈牙利代表团都被苏联保安部队逮捕了，而指挥这次行动的就是苏联克格勃头目伊万·谢洛夫将军。——原注
[19] 拉茨·山多尔不但听错了，而且还猜错了意思：他听见的应该是“внимание”，意为“请注意”。
[20] 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0分，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通过广播宣布：“苏军已于今天凌晨入侵我国首都，誓要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激战。政府坚守岗位。我特此向我国人民和全世界通知这一事态。”在播放纳吉的讲话之前，电台先念了一句：“请注意！请注意！”——原注
[21] 卡达尔·雅诺什在战前是共产党地下领袖之一，1951年他被拉科西政权监禁，1954年纳吉·伊姆雷上台后释放了他。1956年11月25日，他被任命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取代了斯大林主义者格罗·埃尔诺，在10月底，他正式解散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56年10月31日，他被纳吉·伊姆雷任命为国务部长，他在11月1日的广播中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光荣的起义”，“推翻了拉科西政权”，“实现了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还号召匈牙利人民与全体民主力量帮助巩固纳吉·伊姆雷政府。但是，在1956年11月4日，他摇身一变，成了“工农革命政府”的领袖，请求苏军粉碎革命，推翻纳吉·伊姆雷政府。当时的绝大多数匈牙利人都把他当成将国家和人民出卖给俄国人的叛徒。——原注
[22] 盖雷尔特山（Gellért-hegy）是横跨布达佩斯第1区和第11区的一个居民区。
[23] 卡达尔·雅诺什在1956年11月1日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卡达尔继续以这个党的名义进行统治。但是，在11月1日成立的筹建委员会当中，除了卡达尔之外，其他人——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卢卡奇·杰尔吉、科帕奇·山多尔、洛雄奇·盖佐和多纳特·费伦茨——全都被卡达尔新政权逮捕、审判、监禁或处死了。——原注
[24] 1956年11月14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新佩斯（布达佩斯北部的一个工人区）的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宣布成立。——原注
[25] 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它就派出了一个以波利·山多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国会，向卡达尔提交了自己的要求。第二天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登出了卡达尔的虚情假意的发言。——原注
[26] 科尔托伊·奥诺（Koltói Anna，1891年6月13日——1944年10月17日），本名泽勒·奥诺（Zeller Anna），工会活动家，在1918年革命中曾当选为切佩尔工人苏维埃委员，革命失败后被判处两年徒刑。获释后担任社会民主党的妇女组织者，并发起创立钢铁与金属工人协会，并任钢铁与金属工人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书记。1944年被箭十字党杀害。
[27] 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先把办公地点设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奥卡茨佛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大楼里。——原注
[28] 戴里·蒂波尔是作家，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四十年代末期受到拉科西政权的批判，在1956年以前的前几年里，他成为了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领袖之一。革命失败后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九年徒刑。——原注
[29] 即上文出现过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工人代表会主席波波伊·伊什特万，“皮什托”（Pista）是“伊什特万”的昵称。
[30] 波波伊·伊什特万是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的代表，他从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之初就担任了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原注
[31] 弗泽科克·雅诺什（Fazekak János）是新佩斯的一位代表，他原来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后来被罢免了。——原注
[32] 请参阅比尔·洛麦克斯，《匈牙利1956》（Hungary 1956），艾利森&巴斯比（Allison & Busby），1976年，第154页。1981年，匈牙利一家地下刊物将它翻译成匈牙利文，拉茨读的就是这个版本。——原注
在《匈牙利1956》里，洛麦克斯是这样描写拉茨的：“……拉茨·山多尔只有二十三岁，他是年轻一代工人最活跃的代表，在他身上既有彻底的诚挚，又充满了活力和果断。他比波利·山多尔更激进一些，他鼓吹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后来当选为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同上。）——中译者注
[33] 山多尔·约热夫曾在1951年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卡达尔政府任命他为政府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负责政府同中央工人代表会之间的联络。1957年他当选为改组后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书记处里担任了分管党与群众组织的部门首长。——原注
[34] 里班斯基·罗贝尔特（Ribánszki Róbert，1933年9月18日——2015年4月19日），生于矿工家庭，1950年参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6年11月7日被调往部长会议书记处，担任卡达尔的私人秘书。1958年2月调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与群众组织部工作。1963—1966年前往苏联党校学习。1966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1970年改任切佩尔区委第一书记。1976—1983年任驻华大使。1984年改任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书记。
[35] 这些人是卡达尔领导下的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比斯库·贝洛是新政权的死硬拥护者，他在1957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出任内务部长。莫罗山·杰尔吉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后来也成为了新党的政治局委员，并在1956年11月4日成立的卡达尔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里班斯基·罗贝尔特从1956年11月7日起担任卡达尔的私人秘书，一直当到1958年6月。——原注
[36] 戴维尼·约热夫是切佩尔钢铁厂的代表，他原来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11月14日晚上那个代表团的团长。他还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但在11月16日，由于中央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所以他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原注
[37] 玛格丽特大桥（Margit híd）是布达佩斯市内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
[38] 化学工程师科洛乔伊·杰尔吉是切佩尔的代表，他当选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科洛乔伊和波波伊似乎比拉茨更加相信卡达尔在谈判中的诚意，对于通过谈判与政府达成妥协也抱有更大的希望。——原注
[39] 箭十字党是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在1944年下半年曾统治匈牙利。——原注
[40] 切佩尔位于布达佩斯南部的切佩尔岛上，它是布达佩斯的主要工业中心与工人居住区，在历史上被誉为“红色切佩尔”。11月4日以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与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发生了多次冲突，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从一开始就更加赞成复工，当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在11月22日—23日发动罢工时，又遭到了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反对。——原注
[41] 1956年11月3日，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布成立时，奥普罗·昂托尔是当时在场的少数几个政府成员之一。在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里，他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又在卡达尔政府里当上了工业部长。——原注
[42] 阿伊托西·丢勒（Ajtósi Dürer，1427—1502），即老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匈牙利金匠，著名画家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父亲。
[43] 伊万·谢洛夫将军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头子，他负责全盘监督镇压匈牙利革命的行动。——原注
[44] MÉMOSZ是匈牙利全国建筑工人协会（Magyarországi Építőmunkások 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的缩写，它是匈牙利的建筑工会。——原注
[45] 1956年11月4日，苏军向布达佩斯进攻时，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家人，进入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卡达尔给南斯拉夫当局出示了保证书，承诺保障他们的的人身安全，然后他们便自愿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但是，他们刚一离开大使馆，就被苏军扣押在马加什弗尔德（Mátyásföld）的苏军司令部，第二天又被强行转移到罗马尼亚。——原注
[46] 弗克·耶诺（Fock Jenő，1916年5月17日——2001年5月22日），1932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2—1954年任钢铁工业部长，1955—1957年任全国工会理事会书记，1957—1961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1967年任副总理，1967—1975年任总理。
[47] 1956年11月22日，匈牙利政府在党报《人民自由报》上公布了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案。弗克·耶诺是卡达尔的早期支持者，曾在1955—1957年任匈牙利全国工会理事会书记，1957年出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在第一次经济改革期间，他于1967—1975年出任总理。——原注
[48] 昂德拉西·久洛（Gyula Andrássy，1823年3月8日——1890年7月18日），匈牙利政治家，1867—1871年任匈牙利首相，1871—1879年任奥匈帝国首相。
[49] 多若·杰尔吉（Dózsa György，1470—1514），农民起义领袖。
[50] 这次会议是在匈牙利国会举行的，正确日期应为1956年11月25日。——原注
[51] 在二十年代初，莫罗山干过送面包的活，后来当上了食品业工会的领导。他总是喜欢吹嘘自己是工人阶级出身，却绝口不提他还当过几年芭蕾教练的事。——原注
[52] 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是匈牙利光学仪器厂的代表，也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新闻与宣传委员会。特凯·费伦茨是工具匠，他是第14区的电话厂的代表，他负责领导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委员会。——原注
[53] 革命期间，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是《真理》的编辑，在1956年11月—12月间，他继续出版地下报纸《我们活着》（Élünk）。他与中央工人代表会密切合作，中央工人代表会打算出版的报纸《工人新闻》就是由他编辑的。他在12月5日被捕，在1957年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原注
[54] 其实《新闻公报》总共出了三期，分别在11月27日、11月29日、12月5日出版。——原注
[55] 这本书是指莫尔纳尔·雅诺什（Molnár János）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A Nagybudapesti Központi Munkástanács），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ai Kiado），1969年，第119—121页。当时有很多人提出了改革国家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案，可能有一些人把他们的方案提交给了中央工人代表会讨论。——原注
[56] 加什帕尔·山多尔从1954年起担任全国工会理事会总书记，1957年被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原注
[57] 在1946—1949年间，匈牙利国旗由水平的红、白、绿三道色条组成，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旗上加上了苏联式的国徽图案。在1956年革命期间，人民挖掉了国旗上的国徽，在国旗中间留下了一个空洞。1957年以后，匈牙利国旗又改回了1946—1949年间的图案。
[58]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了三天的特别会议之后——革命失败后的第一次——才过了一天，在1956年12月6日下午早些时候，一小批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举行了拥护卡达尔政府的游行，他们打着红旗在街上前进，并且得到了匈牙利警察和苏联军队的保护。在城里的几个地方，游行者与群众发生了冲突，警察进行了干预，向人群开枪。匈牙利官方宣布有数人死亡，50人被捕，并谴责这次事件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所为。地下革命报纸认为警方应当对伤亡负责，并谴责了这次挑衅性的游行。——原注
[59] 中央工人代表会为了同政府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它把自己的基本要求写成了备忘录，提交给政府，并要求政府公开答复——但政府一直装聋作哑。——原注
[60] 朔尔戈塔里扬是匈牙利北部的一个小城，位于诺格拉德州煤矿区中央，几周以来，当地人民在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下，一直在同卡达尔政权作斗争，阻止卡达尔政权在该州行使权力。12月7日，州工人代表会两位领导被捕，12月8日，当地有几千名工人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逮捕工人代表会领导，苏联坦克和匈牙利保安部队向群众开枪，导致80多人死亡，至少200人受伤。——原注
[61] 1956年初，在落实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共产党青年组织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讨论这些问题。它很快就变成了公开批判拉科西政权的多方面政策的论坛。——原注
[62] 1958年，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几位领导人接受了审判。除了拉茨和波利之外，另外的三名被告是：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他是作为自由战士的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并在营救被驱逐者的委员会里工作；奥波德·拉斯洛，第3区的代表，他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一起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闻部工作；梅什特尔·恩德雷，他是铁路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原注
[63] 波利·莫丽科（Bali Marika）是波利·山多尔的妻子。
[64] 在1960年的特赦中，确实只有那些名人能够获释——主要是前共产党人——比如作家戴里·蒂波尔和哈伊·久洛；纳吉·伊姆雷的政治合作者霍洛斯蒂·山多尔（Haraszti Sándor）、多纳特·费伦茨和雅诺西·费伦茨，还有陆军将领瓦洛迪·久洛（Váradi Gyula）。同时获释的还有前秘密警察头子弗尔科什·米哈伊、弗尔科什·弗洛迪梅尔（Farkas Vladimer）和佩特尔·加波尔（Péter Gábor）。但是，大多数普通工人囚犯仍然没有获释。——原注
[65] 即比波·伊什特万，“皮什托”是“伊什特万”的昵称。
[66] 根茨·阿尔帕德（Göncz Árpád，1922年2月10日——2015年10月6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44年获法律学位。1945年参加独立小农党，担任总书记科瓦奇·贝洛的私人助理，并担任党报《世代》（Nemzedék）编辑。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共产党排挤而失业，当过金属技工、水管装配工和农学家。1956年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新建的匈牙利农民联盟（Magyar Parasztszövetségben）的活动。革命失败后，于1957年5月被捕，1958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1963年7月获释。此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并将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译为匈牙利语。1988年参与成立自由民主联盟（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1990年3月——2000年8月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67] 比波·伊什特万被普遍誉为二十世纪匈牙利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与散文家，在1956年11月3日成立的纳吉·伊姆雷最后一届联合政府中出任国务部长，他到1957年5月23日才背部，但在195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根茨·阿尔帕德是作家、翻译家，他是国家农民党（后改为裴多菲党）党员，曾与比波密切合作。——原注
[68] 沙托洛尔亚乌伊黑伊（Sátoraljaújhely）是匈牙利东北的一个城镇，距离米什科尔茨82千米。
[69] 梅雷·费伦茨（Mérei Ferenc，1909年11月24日——1986年2月23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8年高中毕业后，前往法国求学。193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在索邦文学院获得心理学学位。1934年返回匈牙利后从事教育工作。1945—1948年担任布达佩斯心理学研究所（Fővárosi Lélektani Intézet）所长。1950年受到批判，被单位开除后，依靠翻译为生。1956年平反，在匈牙利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任职。1958年10月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63年7月获释，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1986年逝世。
[70] 莫里安·伊什特万（Marián István，1924—2004），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小城。1940年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二战结束后进入匈牙利军队工作。1956年10月22日协助学生组织了23日的示威游行，并在革命期间协助组织学生革命军。1957年3月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963年获释。
[71] 梅雷·费伦茨是共产党员，也是著名心理学家，在革命期间担任学生革命委员会顾问。塞尔·耶诺负责纳吉政府同广播电台的联系。从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他们秘密出版地下传单《匈牙利人》（Hungaricus），因此在1958年被捕。莫里安·伊什特万上校曾帮助学生组织了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并在革命期间协助组织学生民兵。——原注
[72] 布达佩斯收藏家办公室（Budapesti Gyűjtőfogház）是布达佩斯第10区的一所监狱。
[73] 利特万·杰尔吉（Litván György，1929年2月19日——2006年11月8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46—1950年在布达佩斯帕兹马尼·彼得大学学习。1947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并参与成立匈牙利民主独立运动。革命失败后被捕，1959年被判处六年徒刑。1962年获释。1963—1971年在中学教授历史。1988年参与成立自由民主联盟。
[74] 利特万·杰尔吉是一位青年历史教师，由于卷入了《匈牙利人》案件而在1958年被捕。在1956年3月，他是头一个公开要求拉科西下台的人。——原注
[75] 班基·多纳特（Bánki Donát，1859年6月6日——1922年8月1日），匈牙利机械工程师，发明家。
[76] 在1963年的所谓“大赦”中，1956年以后被捕的政治犯大部分都获释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犯没能获释，他们要么背着谋杀、叛国或间谍的罪名，要么是因为1956年以前的罪名坐牢的。在这次大赦后，仍有几百名政治犯被关在牢里，许多人直到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才获释。——原注
[77] 拉茨在被判处无期徒刑时，还被处以剥夺公民权（包括申请护照的权利在内）的附加刑，尽管他在1963年的大赦中获释，但他的罪名并没有撤销，所以这项附加刑依然有效。——原注
[7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库恩·贝拉领导下，匈牙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8月，霍尔蒂·米克洛什将军推翻了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右翼独裁。1920年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后，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还失去了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大量匈牙利人。——原注
[79] 1956年10月29—31日，就在匈牙利革命似乎已经胜利的时候，以色列、英国和法国联合进攻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苏联领导层最终决定入侵匈牙利，粉碎革命。——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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