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与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之间的矛盾

纳吉·艾雷克



　　切佩尔钢铁厂最早叫曼弗雷德·魏斯[1]工厂，后来改叫拉科西·马加什工厂，在1956年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在它广阔的厂区里，有四万人在各个工厂里工作。我试着把这些厂都列出来：机器厂、特殊机器厂、机器工具厂、散材厂、平炉炼钢厂、铸造厂、管道厂、轧钢厂、锻制厂、金属加工厂、电极厂、滚珠轴承厂、发电厂、煤气厂、焦炭厂（为铁路和厂内运输供煤）和中央行政机关。这个名单很不完整，因为还有好多属于厂区的独立的工厂、车间和单位没有算进去。厂区内的十八家独立工厂的业务，是由两个托拉斯来协调的，在最上面又有管理委员会。在革命期间，这种组织结构的许多特点都产生了影响。

　　第一个特点，就是十八个工厂全都成立了单独的工人代表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厂区里面，就有十八个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工人代表会。

　　现在有很多人问我——工人代表会是谁成立的？在钢铁厂里，是革命催生了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不是靠上面的命令组织起来的，也不是由外面的人组织起来的。它是在工作台上、在制造工具的机器旁边、在熔炉边上诞生的。这里没有诞生那种有名无实的工人代表会。在切佩尔，党和工会也提倡组建工人代表会，还向工人推荐了候选人。但是，这毕竟是一场革命，工人并没有理睬它们的建议。工人只把票投给了自己信任的人。名副其实的工人代表会是自下而上地、自我组织起来的，它们的组织与结构，都是通过自我组织而发展出来的。如果人们对最重大的各种问题没有产生几乎相同的观点、感情和热情，那么工人代表会是不可能成立的。在革命形势中，人民揭竿而起，是为了实现纯洁的理想，而不是为了一些琐碎的、局部的要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一致的思想和感情。

　　在切佩尔，没有一个工人代表会没有受到革命精神的感召。其它地方肯定也是这样。工人代表会从诞生之初，就成为了革命的代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革命的有组织的代表。在这方面，没有比“双重政权”状态能够更好地形容工人代表会的联合了。在11月4日之前，双重政权状态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在11月1日之前，工人阶级甚至不愿接受纳吉·伊姆雷政府，不断地用更新的要求来包围它。在俄国第二次入侵后，双重政权状态就完全显露出来了：一边是得到了群众的完全信任的工人代表会，而另一边是由俄国坦克撑腰的、根本不在乎群众、受到最公开蔑视的叛乱分子的“政府”。

　　我特地提到群众，是因为在11月4日之后，工人代表会不仅得到了工厂工人的接受与支持，而且还被工厂和车间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表，当作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首先是为全民族利益服务的机关。

　　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全国的工人代表会都是一样的——对于政治问题有着统一的意见。在1957年1月8日之前，也就是在切佩尔的各个工人代表会还没有停止活动，的时候——

　　·它们没有改变自己对革命的观点，它们在1月7日发表的辞呈中指出：“我们是在十月起义中选出来的，我们尊崇这次起义，它是匈牙利人民的神圣的革命。……”

　　·它们认为，民族独立与主权是最根本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绝不会跟任何人讨价还价。

　　·它们认为，俄国军队背信弃义的干预，以及将城市的整个街区夷为平地，是对人民的犯罪，它们怀着义愤，谴责这一暴行。

　　·它们裁决，凡是协助俄国武装干涉、同俄国人合作、企图复辟党的统治、并为这些目的而积极活动的匈牙利公民，全都背叛了革命，都是革命的叛徒。

　　·它们要求俄国军队立即撤离，并立即释放被俄国军队背信弃义地绑架的所有人。

　　·它们要求赶走通过叛乱上台、自称“工农革命政府”的那伙人，并由纳吉·伊姆雷的合法政府来领导国家。

　　·它们认为，由于党和政府机关过去一再证明了自己的无能、无知与不负责任；尽管党和政府有时出于善意，却根本没有进行管理的能力，因此，它们要求党和政府机关不得干预工厂事务。

　　·它们明确表示：引发革命的原因，是前一阶段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违背了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使人民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损害了经济生活，挥霍了国家财产。权力的犬儒主义与无能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再次重申：直到最后一刻，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都在坚持这个立场，把它当做自己的信念与信仰。它尽管有过无数次机会，却从来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在我入狱之前，无论是在切佩尔的所有工人代表会之中，还是在首都其它市区或外地的工人代表会当中，我都没有在这些问题上遇到过不同的意见。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由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成立的，所以它们本来应当相互保持联系，彼此相互通气，协调各自的立场与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切佩尔全体工人代表会——当然，首先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对它是怎么评判的吧。

　　我先从头讲起。

　　按照自我组织的规律，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10月25日或26日，就互相建立了联系。我只回顾一段插曲。10月26日，党和工会的领导还以为自己仍然能够影响事态的发展。切佩尔钢铁厂工会第一书记叫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派代表去开会。他甚至还宣布会议开始。接下来，他就被几支手枪指着。我不记得他是怎么抗议的了，但我记得他马上就被武装工人拖走，交给了警察。下一个想这么做的人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顺便说一下，切佩尔警察把他们关了起来，但到了晚上就把他们放走了。）

　　在26日的那次会议上，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当时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到了11月15日以后才这么叫。它当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有人说是叫协调委员会，有人说是叫代表会议，但“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是我们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最早提出的名字。）主席是伊雷什·贝洛（Illés Béla）。他是管道厂的工程主任。伊雷什是个真正的“干部”，他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出身。我听说他在苏联的什么大学拿了学位。在选举工人代表会委员时，根本没有人拿党员身份说事。在我们切佩尔，人们只看你是否诚实，能否坚持自己的意见，是不是一个有性格、有原则的人。

　　10月29日，报上登出了一个公告：钢铁工会的领导号召布达佩斯所有工人代表会在11月1日那天派代表去钢铁工会总部，参加工会的会议。我们的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派库尔查尔·拉斯洛（Kulcsár László）和我去参加会议，并要我们在会上强调，在苏联军队撤离之前，切佩尔绝不会复工，这是原则问题。

　　11月1日下午，会场里挤满了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原定的开会时间早就过了——可是谁也没出现。会场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人们发出了嘘声和喊声。过了半个小时，钢铁工会的“领导”总算来了。他们道了歉，说法律会议开得太久了。其中一个人（总共好像有十人还是十二人）开始说，工会正要实行工会代表制度，因为改善工会组织的时机已经到了。就在这时候，附近的楼顶上传来了枪声。我们的耐心耗尽了。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把这个自我任命的领导层赶跑了，他们原来站在讲台上的长桌边，桌子上还缠着红绸带。红绸带消失了，立在地板上的斯大林雕像也被打碎了，碎片丢到了讲台后面（雕像是石膏做的）。这一切不过几分钟。然后有人喊：“这里有切佩尔的代表吗？让他们来主持会议吧！”

　　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在短短几分钟里，这帮由上面空降下来的工会组织者，就跟他们的斯大林像一起，被自下而上地、自发组织起来的基层代表打了个粉碎；而基层代表——作为群众的代表——对于机枪的枪声更加敏感，却对怎样让工会给他们的会员证盖章不屑一顾。

　　我走到桌子前面。我一个代表都不认识。也没有哪个代表认识我。他们都没问我叫什么名字——虽然有三四个人检查了我的委任状。让我震惊的是，切佩尔居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威望。我那时还不理解，这会带来多么沉重的责任。

　　会上没有提到谁的名字。这个会是这么开的：他们叫我切佩尔，而我叫他们马沃格、唐斯拉姆[2]、MOM[3]……，这确实是一次没有名字的革命……。

　　好多人上台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大同小异，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个起草委员会，把我们的要求写下来。这些要求的要点是：只要俄国兵还没撤走，这个政府就代表不了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俄国兵留在匈牙利，我们就不会复工。我们决定马上派一个代表团去国会，递交我们的要求。我们选出了十六个人组成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由谁来当呢？——切佩尔！

　　我们去了国会。我们见到了蒂尔迪和纳吉·伊姆雷。我们通过广播发表了声明：所有人立即无条件复工。

　　纳吉·伊姆雷只用了几分钟，就让我们明白了：他的政府只存在于真空之中。到目前为止，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已经做了匈牙利人民要求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退出了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召开会议。……“你们要这六个老家伙去赶走俄国坦克吗？俄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进来。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复工，展示出工人阶级支持政府的决心，那么就会失去一切。”

　　十六个代表马上就明白了。经过短暂的讨论后，我们撤回了自己的要求，但我们坚持要求让莫雷泰尔·帕尔同时发表声明，宣布我们不是叛徒。他照做了。

　　在钢铁工会总部举行的会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协调各自的行动，并尽快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信息中心。……

　　但是俄国坦克打断了我们的活动。……

　　这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历史上的第一个行动。它发生在11月1日，在钢铁工会总部里。它的源头完全来自工作台。

　　第二天，在切佩尔，我们并没有被扔进火炉里[4]。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复工。也就是说，必须结束这种双重政权状态。政府找到了人民，人民也找到了政府。

　　在各个工人代表会之间建立联系——确切地说，应该是尝试这样做的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1月10日前后。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并没有派代表去唐斯拉姆参加引发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的讨论。切佩尔没有往那里派出正式代表。

　　切佩尔当时根本无法派人去参加。切佩尔一直在苦战，直到11月11日才失守。那里正在进行激战。坦克在火焰中燃烧。人们正在死去。切佩尔当时正遭受着来自盖雷尔特山、来自大瓦沙尔泰莱普（Nagyvásártelep）、来自空中的炮火，所以无法参加那次会议。……我现在还能记得打下俄国飞机时我们的欢呼声。

　　切佩尔被俄军攻占后，有两三天的时间，也就是在11月14日之前，切佩尔所有工厂里的工人代表会都没有开会。工人也没法进厂。我也没去厂里。虽然这跟我要讲的正事没太大关系，可我还是得讲一讲。

　　11月4日以后，我们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间。我们过得非常痛苦。我们茫然，麻木。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我们打开防空洞，让那些房子被炸平的人躲进去，我们从港口运来面粉，让面包师继续做面包——但是我们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知道，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国了。我们也知道，如果惹火了俄国人，后果是非常可柏的。我的朋友劝我躲起来。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住在佩斯，我家人住在外地。11月10日，我打算出去。我会说俄语；我或许可以穿过关卡。我还真穿过去了。俄国人在桥上拦住了我：“你前几天都在打仗，是不是？”我说：“不是，我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只好在发电厂干活，因为我是烧锅炉的。”

　　我得救了。彼得确实曾经不认基督；但他仍是“柱石”[5]。

　　我想跟家人一块逃到国外。但我还是留下来了。“我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哪怕只是烧掉头发这么小的报应都不该遭[6]。还是让那些不请自来的人先离开这个国家吧。”我在边境上掉头回去了。11月15日，我回到了切佩尔。

　　因此，切佩尔没有派代表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但是有个切佩尔的人参加了，他叫戴维尼·约热夫。对于戴维尼这个人——确切地说，是他起的作用——我得专门讲一讲，因为关于他的活动的描述是完全错误的。

　　戴维尼·约热夫从来不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不管是临时代表会的还是常设代表会的都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或许他是中央行政机关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唐斯拉姆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的。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切佩尔任何一个工人代表会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正式授权他当代表，切佩尔钢铁厂工人也从来没有正式授权他当代表——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

　　也许戴维尼是出于善意，自己跑去参加成立大会的。也许是他认识的哪个工人代表会委员叫他去的。他也可能是代表切佩尔的十八个工厂中的一个去参加的。我猜，甚至可能是伊雷什·贝洛叫他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只有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不管是临时性的还是常设性的）才有资格授权某人担任四万切佩尔工人的代表。它没有、也不可能给戴维尼·约热夫任何授权，因为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在11月11日到15日之间没有开过会。到了11月15日或16日才开了会。

　　就在这几天里，戴维尼·约热夫以切佩尔的名义参加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可能是因为大会认为切佩尔具有成为我国的领导力量的潜力，所以才把戴维尼选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这我还能理解。但我不明白的是：

　　·主席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在选举主席之前，难道在场的人就不知道检查一下他的委任状是否有效吗？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发现戴维尼表现得软弱、投机取巧、完全不称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切佩尔呢？最起码也要确认一下戴维尼能否代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吧？

　　·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在禁止戴维尼·约热夫在任何地方自称切佩尔代表之后，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同戴维尼·约热夫之前的言行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发表声明，解释清楚自己的立场、意见与希望，以及自己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我发现，在11月底，这些问题出现在了切佩尔的议事日程中，但我们并没并充分认识到我们肩负的重任。但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确实从这件事当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在当时并没有使我们加深对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信任。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都不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当作自己的上级机关，同样地，各个大型工厂也不允许政府部门插手自己的事情。切佩尔认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一个受权提出总的政治要求的机关，但在戴维尼事件之后，切佩尔就认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里混进了许多头脑发昏的冲动分子，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做出了好多决定。

　　我要特地强调，我说的这段时间，是指1956年11月13日到11月25日这段时间。我要讲的，就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上面已经讲过了，它的立场，还体现在这个事实上：它不同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关于进行48小时罢工的决定，而且我们坚决拒绝参加这次罢工，虽然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把是否参加罢工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不管怎样它都不能把决定权收回来）十八家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所以，是否参加罢工，最终是由各个工厂自己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为什么要拒绝参加这次罢工吧。

　　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罢工后的几天里——也就是在11月26日—21日之间——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形成了以下立场：

　　1．我们不会抛弃革命的最初目标，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找出符合新形势的新策略，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匈牙利人民不能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把俄国人赶出我国。俄国人会继续留下来，野蛮地维持占领。如果卡达尔真的想让俄军撤离我国，俄国人就会把卡达尔也踩在脚下，让拉科西回来为他们效劳。西方的援助是指望不上的。苏伊士冲突使任何干预都变得不可能了。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让邻国弹冠相庆——铁托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2．我们必须尽量保住目前争到手的成果。各种政策，只要不影响工人代表会的存在，工人代表会就应该遵从它们。在目前形势下，工人代表会已经成为了民族整体利益的可靠代表，它们的存在可以保障民主的实施。

　　3．国家独立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我们必须要求把俄军撤离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但撤军只有通过长期的、激烈的游击战才能实现，这需要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因此，国家独立的要求，在重要性上确实高于其它要求，但在时效性上却不是。

　　4．必须立即复工。我们没有任何储备。工人和家属都要生活。继续罢工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损害团结，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罢工胜利的可能性又非常渺茫。坚持罢工，就会导致工人反对工人代表会。这样做只会对占领军及叛乱政府有利。

　　5．我们必须紧密团结，阻止报复。不能对那些要工作的人发号施令。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被抓走，就要用最公开的方式进行抗议，要求释放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相关的工厂应当停工，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让人获释，那么整个钢铁厂都要停工。（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许多事例里，某些工厂停了工，但是没有出现过需要整个钢铁厂停工的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采纳的最重要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立场写成书面文件，但在我们的声明和呼吁当中，都可以看出这些立场。

　　这些立场，是我们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之后才通过的。我记得，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11月16日，我们厂区的每一个工人代表会都讨论了是否复工的问题。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否复工的问题，是11月16日和17日的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切佩尔的政治立场逐渐成形了。

　　在争论中，有人非常坚决地提出了反对在工厂内恢复党的机关的要求。我们重申了十月底通过的禁止任何政党在切佩尔钢铁厂内部开展活动的决议。我们在十月禁止了任何政党在我们厂区内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我们明确表示，在厂里只能劳动，不能组织政党。厂内只允许开展对生产和工人利益有利的活动。我们通过的这些决定依然有效，只要工人代表会还能活动，就不允许任何党组织在切佩尔厂区内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基什·戴热（Kiss Dezső）、加尔法什·卡尔曼（Gyárfás Kálmán）和科尔布伊（Korbuly）——来到厂里组建党组织时，工人代表会在十八个工厂里举行了不记名表决。投票箱上画上了匈牙利国旗色（红、白、绿），选票上面写着这样的问题：你想让政党在厂里建立组织吗？——是或否。结果是一边倒的：所有工人——只有几票例外——全都选了“否”。

　　在那几天里，以及在后面的一段时期里，工人代表会处理了一些具体任务：

　　1．在被围困期间，切佩尔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伤。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和大量运输车辆，进行重建。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各个工厂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必须恢复生产。为此我们必须克服人们的麻木，战胜普遍的绝望情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人们带回工厂。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俄军坦克必须撤离切佩尔。

　　3．我们必须获得煤炭供应，让发电厂恢复供电，它一天要消耗两百车皮的煤。我们的煤炭储备已经见底了，只能勉强维持一两周。

　　4．我们必须找到粮食供应，提供给劳动力。商店已经空无一物，集中的食品供应体系也已消失。我们到处寻找粮食的卖家。我们到处寻找面包、面粉、食糖、肉类、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商。我们的卡车跑遍了全国，带着粮食回来。我们亲自安排了购粮和运输的工作，不过粮食的出售是由我们带进工厂的粮食店工人来进行的。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屠宰场，因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活牲畜。

　　5．我们必须做好安排，接收和储存粮食与其它货物，再把它们当作礼品发给工厂工人。全国各地都有卡车开进厂里，运来粮食、蔬菜、水果、肉类和活牲畜。科姆洛的矿工通过铁路送给我们27车皮的优质家用煤炭，还亲自护送这批煤炭，保障了切佩尔工人家庭的供暖。德布勒岑服装厂送来满满的两车童装，给切佩尔的儿童穿。送来的还有糖果、圣诞树、玩具。……随着这些而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代表团，他们来慰问、鼓励我们，还请我们给他们出主意。这些礼物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对我们来说，知道全国都在支持我们，比什么都更重要。

　　11月17日下午，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切佩尔的十八家工厂通过了结束罢工的决议，并要求我们的工人复工。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伊雷什·贝洛。中央工人代表会授权他和塞内切伊·盖佐（Szenecsey Géza）以我们的全体工人代表会的名义签发呼吁书，并通过广播宣读。他们在当天下午完成了这些工作。

　　11月18日和19日，切佩尔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把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原则立场传达给了各自的工厂，并着手开始恢复生产。

　　首先，必须重启发电厂，同时还要重启煤气厂。为此需要点燃煤气炉。只有一部分劳动力能够进来，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预计只有50%左右的劳动力能进厂工作。生产将会在20日——部分——恢复。

　　我们认为，修复在被围攻期间毁坏的国有财产，是最紧要的任务。不管哪个企业，只要做出同样的声明，我们都会立即全力相助。最重要的声明是布达佩斯运输公司做出的。钢铁工人开始全力地、不断地劳动。平炉和钢铁厂开始了生产，机器工厂和散材厂也恢复了生产。

　　到了21日，我们得到消息说，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罢工48小时。

　　我实在不愿去回想当时发生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里的激烈争论。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紧张的争吵。大家唇枪舌剑，气氛不断升温。

　　有人说，罢工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宣示力量是多此一举。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在匈牙利存在着双重政权状态。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甚至不敢把鼻子伸到街头，不敢下工厂。我们用不着证明这一点。我们不会罢工！

　　又有人说，是俄国人逼卡达尔上台的。他正在痛苦地等待，想把总理职位还给合法总理纳吉·伊姆雷。他正在同纳吉谈判。毕竟，在革命期间，卡达尔是支持纳吉·伊姆雷的。他以前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赞同纳吉。他不可能是叛徒。我们得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的立场能稳一点。我们不会罢工！

　　还有人呼吁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要求参加罢工。我们要让俄国人看看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不怕他们，我们也不依赖他们。我们要罢工！

　　也有人说，虽然我们承认罢工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罢工；但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搞罢工。就在前天，我们才刚刚恳求工人回来上班。他们已经上了两天班。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工人不是任我们摆布的棋子。我们不能罢工！

　　最后，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没有做出决议。它决定，应当由各个工厂自行决定是否参加罢工。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应当同自己所属的工人代表会商量，把中央工人代表会会议上的各种意见传达下去。传达之后，他们应当提出建议。

　　在听取了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的发言后——全部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也包括我在内，一一上台发言——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我们不参加罢工。

　　在罢工期间，我们的工人有8%—10%没来上班。各个工厂（比如发电厂）继续开工，几乎没有人不来上班。工程部门的一些工厂里，缺勤率为10%—13%。

　　我个人反对这次罢工。

　　就在这时候，政府发布了第25号主席团令，为工人代表会的选举和作用制定了规则。

　　各个工厂立即举行了常设工人代表会的选举。投票是不记名的，各个工人群体先进行讨论，再提名候选人。每个群体按照它们的人数，选出一到三名代表会委员。新选出的各个常设工人代表会在各自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各自的主席、副主席与书记，还选出了代表自己的工厂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一个工厂能有多少名代表，取决于这个工厂有多大规模、有多少工人。除了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之外——他们自动成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较小的工厂还可以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而较大的工厂还可以派两名代表。我记得，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的委员的总人数是867人。

　　在1956年11月25日前后，切佩尔钢铁厂（常设）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这样成立了，它由十八家工厂的代表及工人代表会主席组成。成立大会是由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伊雷什·贝洛和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塞伦切伊·盖佐[7]召集的。代表们出示了他们的委任状。伊雷什·贝洛主持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占领切佩尔的俄军司令阿布拉莫夫（Абрамов）上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冶金与机器工业部部长切尔戈·雅诺什也来参加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来的。

　　大会开幕后，伊雷什·贝洛宣布解散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并提交了他的提案——这是他跟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通过事先讨论之后起草的——给不同的领导岗位推荐了人选。选举是不记名的。选举结果如下：

　　主席：纳吉·艾雷克（30岁），机器工具厂卧式车床操作工。
　　副主席：巴奇·约热夫（Bácsi József）（30岁），管道厂旋工，代表各金属加工工厂；克雷盖尔·伊什特万（Kléger István）（约36岁），技术员，代表各工程工厂。
　　书记：库尔查尔·拉斯洛（约34岁），铸造工人，制模工。

　　代表们还选出了主席团。代表团由主席、副主席、书记与十八个工厂的代表组成，每个工厂有一位代表。书记没有投票权。

　　这次大会是在1956年11月24日或25日举行的。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决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还决定了关于生产与厂内日常生活的各项任务。

　　我们的政治立场跟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致，不过我们还补充了一点：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会与卡达尔团伙及政府机关谈判，寻求合理的妥协。我们重申：我们会向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参加它的工作，并支持它的政治行动——只要是我们赞成的；但我们不认为它拥有高于我们的权威，在决定是否参加它可能号召的任何行动之前，我们都要认真衡量利弊。

　　我想，我们关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还需要解释一下。然而这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现在很难描述我们当时的态度和意见，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让我现在的想法和意见影响到我的描述，我会尽量保证做到客观——甚至可能是热诚。我会尽量把理由和原因都列出来，当然我不可能重现当时的精神，因为我们那时就没有把这些都列出来。当时——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当作自己人，当作自己的机关和自己的代表；作为一个机关，它被我们赋予了保卫我们的政治利益的任务，它存在的理由，跟我们存在的理由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存在，那它也不会存在。但是，接下来该讲理由了。

　　1．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包括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在内，代表了这个巨大的工厂群的明确地组织起来的、泾渭分明的各种工人群体的利益，并领导了厂区的生活。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是在自身的独特形势下开展活动的。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并不是某种新组织的产物，而是从工厂自身的客观性质中产生的，作为一个组织，它享有完全的主权。867个工人代表会委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考验的钢铁厂工人。这里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的归宿，他们都希望这里变得更好。

　　2．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本厂工人的利益服务，保卫和代表本厂的工人。具体来说就是：本厂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代表什么，他们就怎么做。他们相信，不能拿本厂工人及其利益去冒险；不能带领本厂工人去参加后果难料的冲突。他们不得不拦住那些感情冲动的人，不让那些人参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同时又要给那些由于幻灭、麻木或恐惧而选择了消沉无为的人打气鼓劲。

　　3．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承担了许多只有它自己才能解决的重大任务。它必须重新组织生产、工资制度、原料供应与外贸。在人事问题上它必须做出决定并贯彻执行。它必须成立一系列委员会，分析各个工厂的情况，并为它们的未来制定计划。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中进行的：没有工人代表会的决定，所谓的管理层什么事都做不成。所有人——上至经理和总工程师，下至保卫人员——都在按照老习惯，等待上面的指示。即使是为了弄出提案，都得给他们下指示。这些都是非常清楚、非常尖锐的问题。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我们停止了对俄国的出口；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进出口企业，叫“潘诺尼亚[8]”；我们设计了获取原材料的新制度，以及为原材料支付报酬的新制度，还有新的工资制度，等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做出的。这需要专业知识，而我们不是专家。我们组建的各种委员会——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请来外面的专家（比如塞雷·米哈伊[9]），加强这些委员会的力量——负责对各种专业问题做出具体的提议，但我们有最后拍板的责任。

　　4．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当然不是孤立于国内其它地方的孤岛。我前面讲过，有几十个工人代表会找过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会相互交流信息。企业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切佩尔厂区——我们得到了造纸厂、布料厂、港口、毛皮厂、第25建筑公司的帮助——首都和外地的各家工厂的帮助，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从十一月到十二月上旬，我们都没有主动联络卡达尔团伙。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定期联络不同工业部门的领导，也包括冶金与机器工业部和财政部在内。我们只在专业问题上咨询过这些机关的意见，尽管它们得到的消息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们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它们等着我们提出建议。它们询问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其实，在那段时间里，给人民提供补给的各种难题，已经让政府部门焦头烂额了。

　　所以，我们的活动首先是经济性的。我们干得很卖力。我们对工人代表会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决定。我们相信工厂会一直处于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之下，而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谁控制了工厂，谁就能控制政权。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问过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意见；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该指望在这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有另外的活动范围。它是一个新成立的政治机关，在双重政权状态下，它代表的不只是工人阶级，还代表了办公室职员、知识分子，也许还代表了整个民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代表了我国的政治意愿。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准备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赞同这一举措，但我们对它的可行性还是有点怀疑。我们觉得，俄国人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机关成立，因为它一成立，双重政权状态就要结束，而且会产生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他们可以一直坚持一党制，直到他们不得不面对党的分裂为止。我们的意见并不只是根据思考得出的，而是根据以下这些具体事实得出的：

　　11月16日和17日，我们同阿布拉莫夫上校谈判，要求俄国坦克撤出切佩尔，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工人就不肯上班；在谈判中就提出了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未来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去找占领军总司令，并愿意陪我们一起去。

　　虽然这跟正题无关，但我在讨论中发现，我跟他上过同一期“射击”班[10]。我没有认出他，他也没认出我，不过，毕竟我们是同学，这缓解了我跟他之间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们之间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

　　在阿布拉莫夫的陪同下，说的更确切一点，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两个人去了俄军总司令部。我的同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克雷盖尔。接见我和克雷盖尔的是一位将军。我提出了工人代表会在我国的未来命运的问题，他对此的回答是提出了匈牙利面临的三种前途：

　　1．恢复经过考验的莫斯科体制，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2．由工人代表会来领导匈牙利的经济生活，但在他看来，这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因为它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尝试过。

　　3．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允许的。

　　在他看来，工人代表会应当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我们应当冷静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他们不反对工人代表会。这就是他说的话的要点。

　　听了卡达尔团伙的发言后，我们猜测：工人代表会是有前途的，工厂也会有前途，工厂将继续接受工人代表会的领导。我重申一遍：我写的是当时的想法，也就是在1956年11月底和12月初的想法。

　　我们赞成创建全国工人代表会，但是——我前面讲过——我们对成功不抱多大希望。所以，当我们得到保安部队在俄国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阻止召开成立大会的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十一月罢工已经触及了他们的底线。

　　到了12月7日，我才听说——应该是听我们的代表说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又组织了一次会议，企图再次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还听克雷盖尔说——他负责同卡达尔的私人秘书长山多尔·约热夫保持联系——卡达尔团伙已经禁止这次会议举行。

　　我马上召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开会。我不记得讨论的细节了，但我确实记得会议几乎一致通过了决定。我们认为这一举动会威胁到所有工人代表会的生存。我们确认了力量的对比关系。在上层——是卡达尔团伙与俄军；在下面——是工人代表会与人民。难道我们应该投入斗争吗？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对这种斗争的结果产生怀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让布达佩斯又增加许多废墟。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什么也无法实现。我们最多也只能给西方提供绝佳的宣传材料，而西方早已抛弃了我们。所以，我们给我们的代表下了指示，叫他明确传达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的立场，并尽力阻止形势恶化。我记得清清楚楚，有几个人起身抗议——他们想要知道，在这个如此重大、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的问题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怎么能不先问一问切佩尔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呢？说得直白点就是：是谁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就以我们的名义做出决定的？

　　我好像记得，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那次会议，是在12月8日，在建筑工会总部开的。会议开始后，切佩尔代表给我们打了电话。他的大意是说会议准备号召总罢工。主席团正好在开会，就让我马上赶去建筑工会总部出席会议，作为四万切佩尔工人的代表，把我们的立场向会议解释清楚。

　　我马上带上库尔查尔·拉斯洛出发了。我们的两个交通员骑着摩托车搭着我们去了会场。但是他们说只有代表才能参加，所以不给我们进入会场。我跟他们说，我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去。我就把切佩尔代表叫出来。在走廊上，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会场里的情绪。我叫他去把拉茨·山多尔找来。

　　过了一会，拉茨·山多尔出来了。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靠在窗台旁边。我们共有四个人：拉茨·山多尔、切佩尔代表、库尔查尔·拉斯洛和我。我们谈了不到十分钟。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我的意见：罢工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明显有害，因为这是自杀。我还说：“朝庞然大物走过去，撕开衬衫，对着枪口大喊：开枪啊！朝这里开！——我觉得这太不明智了。他们真的会开枪。这赌注太大了。罢工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在这种双重政权体制下，全国人民都站在我们一边。请不要发动罢工！”

　　拉茨·山多尔回答说，他只是与会者之一，如果大多数人想要罢工，他也只能服从。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也不知道会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1986年12月5日—6日，在布达佩斯的一次会议上，我介绍了这些情况，虽然讲得没有现在这么清楚；拉茨·山多尔也出席了那次会议。我引用一下那次会议的纪要：“我向您——拉茨·山多尔——解释过，我认为罢工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会不会发生新的暴行？难道您想引来更多的报复吗？其实您的答复是说，有许多人赞成罢工，也有许多人反对；争论非常激烈，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您说不出这件事是好是坏。”

　　拉茨·山多尔的反驳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要对第一点做出答复，因为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在走廊上不可能有什么谈话，因为工人们正在关起门来的会场里争论，他们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已经决定要罢工，或者马上就要决定罢工了……”

　　我不知道——也不愿去猜测——拉茨·山多尔在那次会议上为什么要质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我的记忆力并不完美，我忘了很多事；可我没有忘记关键时刻发生的事件。我至少没有忘掉那些我认识到了其关键性的事件。当我跟拉茨·山多尔在窗台边谈话时，我不是纳吉·艾雷克，而是切佩尔，恐怕他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我对当时的情况记得一清二楚，还有能够证明这件事的人活着，但我并不想卷入庭审闹剧。

　　我从建筑工会总部回到切佩尔后，召集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开会。我把在建筑工会总部发生过的事告诉了大家，还解释了我的个人看法：照我看，由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的全国大会要宣布发动总罢工。我问大家，咱们该不该支持这次罢工。我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次罢工是个错误。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我们不会参加这次罢工。我们不想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次会议结束后，执行委员会又开了个小会。小会的主题是伊雷什·贝洛迟迟不能被任命为厂长。原来的厂长若菲涅茨·米哈伊[11]以典型的英雄方式消失了，所以我们要求尽快任命伊雷什·贝洛为厂长。（最后我们总算成功了。冶金与机器工业部让步了，部长切尔戈推荐伊雷什·贝洛为厂长，然后卡达尔团伙也批准了。）

　　同时，我们派去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全国大会一致决定举行48小时罢工。由于接到了朔尔戈塔里扬大屠杀的消息，他也投了赞成票。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屠杀工人是当局的挑衅，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就算全国大会没有宣布罢工，我们自己也会罢工的。

　　已经没时间重新把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全部叫回来开会了。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立即把他们的决定传达给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所以，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一开始决定不参加罢工，但是，由于收到了大屠杀的消息，执行委员会决定支持罢工，执行委员会马上把这个决定传达给了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然后它们也同意罢工。这就是报纸和广播在罢工的第一天都说切佩尔钢铁厂不支持罢工的原因。

　　然而，我们全厂都罢工了。只有那些持续性生产的工厂才没有停工，比如平炉就还在继续运转，因为要让它停下来，就会导致严重损伤。

　　在罢工第一天，我几乎成了猎物。每个小时都有人找我，要我对罢工发表声明。当然他们没有找到我。到了晚上，执行委员会开了会议，委员没有全部出席，我们决定，应当让我通过广播发表声明。这部分是因为广播一整天都在宣称切佩尔没有罢工，所以必须反驳它；部分是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解释切佩尔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的立场。声明写好了。广播电台的人到处找我的时候，我突然出现了，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国会。电台的演播室设在那里。这是晚上八点左右的事。

　　我不记得广播电台的政府专员叫什么名字了，但我确实记得，他给我写了篇稿子，叫我照着念，但我坚决拒绝了。他们就不让我播放我的声明。最后我只好把自己的声明用录音机录下来。很可惜，声明当中关于朔尔戈塔里扬大屠杀的部分被他们剪掉了，但他们播出了剩下的部分。我的声明的大意是：我宣布切佩尔已经罢工，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声明中，我还把叛乱集团称作政府，因为主席团已经下令，任命卡达尔为总理，而且这个主席团令也已经公布了。我当时愿意做出这样的让步，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不该这么做的。

　　两天的罢工进行得很扎实。然后，切佩尔跟各地一样复工了。拉茨和波利被捕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办法应付这种全新的局面。我们几乎是马上就体会到了这种新局面。我们切佩尔成了规模最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经承担起了领导作用。尽管经济任务仍然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却不能避免——我们甚至根本不想避免——承担政治作用。

　　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立即同政府谈判。我们必须守住目前争来的各种成果；我们必须对逮捕做出反应；我们必须解救被捕的人；我们必须制定并运用新的策略。这一切，有点像是撤退时的后卫战。要拯救还能拯救的东西。要站出来坚持工人自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见卡达尔。代表团由四人组成：两位副主席、书记和我。会见很短暂。只有三十分钟左右。整个会见充满了不信任。卡达尔非常正确地质疑我们会不会为了巩固他和他的团伙的地位而工作；而我们则质疑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会见中有过这样的对话：

　　卡达尔：“你们是否承认我的政府的权威？”
　　我：“不承认，因为我们只承认纳吉·伊姆雷是匈牙利的合法总理。”
　　卡达尔：“那就把纳吉·伊姆雷带过来，给他坐这个位子！”
　　我：“又不是我把他抓走的。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应该想办法把他弄回来，让他担任他应当担任的职务！”
　　卡达尔：“你以为是我把他抓走的？你以为我想当总理吗？”
　　我：“这话你还是自己去对切佩尔工人说吧！”
　　卡达尔：“只要你能保证我在切佩尔的安全，我会亲自去跟他们说！”
　　我：“我怎么保证？我又没有坦克。我天天都去切佩尔，可是没人来找我麻烦。”

　　我相信，这已经足够证明这次会面的重要性了。卡达尔回避了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他的答复全是空话。谈到拉茨和他的同事时，卡达尔说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但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谈到工人代表会时，卡达尔说：“工人代表会是革命的产物，它们的职责是管理工厂，但它们不该插手政治。这不是它们该干的事。”他保证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不会被当作区域性工人代表会，而会被当作工厂内的工人代表会，所以不会按照解散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去解散它。在答复我们的一封信时，他还用书面形式写下了这个保证。

　　这些全都是障眼法。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来也是一样。

　　在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我们根据自己的印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达尔团伙在玩弄拖延战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想保住权力。至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能够保住权力，那就不清楚了。但是，当时卡达尔只把11月4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当作反革命，这却是事实；不过我们是在以后的会议上才讨论这件事的。

　　当时，卡达尔团伙似乎还不想消灭工人代表会，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为工人自治制度制定方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委员会的经历吧：

　　1956年12月19日，工会的日报《人民意志报》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政府已经成立了所谓的经济改革委员会，它具有政府委员会的地位，它的任务是起草法律，规范工人代表会的职能。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这个委员会里，这让我大吃一惊。除了我之外，被列入这个政府委员会名单的工人代表会委员还有：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克雷盖尔·伊什特万；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工人代表会主席波波伊·伊什特万；沃尔戈·洛约什（Varga Lajos）、林格·伊什特万（Ring István）和托特·伊姆雷（Tóth Imre），他们都是工人代表会主席，但我不记得他们是哪个厂的了。还有波拉日·约热夫。所以在这个委员会里，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共有八人。工会代表——其实代表的是政府——共有九人，为首的是加什帕尔·山多尔、弗克·耶诺和基沙奇·厄登[12]。他们统统都是工会高级干部。政府代表是奥普罗·昂托尔、佐特内尔·山多尔、苏尔迪·伊什特万[13]、科绍·伊什特万、彭格拉茨·卡尔曼[14]和科托诺·昂托尔（Katona Antal）。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马特罗（Mátra）区托拉斯总工程师赞波尔·米克洛什（Zámbor Miklós）；铜矿勘探公司经理杰尔科·雅诺什（Gyerka János）；还有三个经济学家——祖科尔·杰尔吉（Cukor György）、霍沃什·彼得（Havas Péter）和索特雷尔·托马什（Szattler Tamás）；还有律师加尔·蒂沃多尔（Gál Tivadar），最后一个是特勒克·雅诺什（Török János），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所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会议全都是在全国工会理事会总部里开的。

　　在第一次会议的第一个小时里，委员会里就形成了鲜明的几大阵营。最活跃的阵营是工人代表会阵营，它坚持革命的精神，并用提议、建议和意见对委员会发起了炮轰。令人吃惊的是，弗克·耶诺，加什帕尔·山多尔，还有另外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工人代表会的意见。另外一个阵营以科托诺·昂托尔和奥普罗·昂托尔为首，他们表现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拉科西派的观点。他们根本不能讨论一件事情的好坏；他们是一个蛊惑人心、掩人耳目的集团，依靠的是话术——确切地说，他们只懂得党那套话术——而不是逻辑。他们没有从1956年当中学到任何教训。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摆出了架子，就好象他们参加的是一场党员大会，他们是来给经过训练的党员做重要报告似的。夹在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是工会代表，他们知道工会现在只剩下了上面的头头脑脑，而在工厂里，工会运动已经破烂不堪了。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如此之多，成分如此广泛，不难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争论的。但对于现在要讲的事情来说，这并不重要。可是，我认为，根据这个政府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它的争论的性质，可以得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是：

　　1．在1956年12月19日，卡达尔团伙似乎还不能重建党的独裁。对于工人代表会提出的管理企业的要求，他们是很认真对待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政府委员会呢？

　　2．卡达尔团伙认为工人代表会是代表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的机关，工人代表会的存在与生存令他们大伤脑筋。不然他们为什么要任命工人代表会的成员参加这个政府委员会呢？况且这个委员会的任务还是让工人自治永久合法化呢。

　　3．这个政府委员会内部的两极分化，明确地体现了双重政权状态：工人代表会代表了革命，而政府势力则代表了复辟。但它还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会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由于它们相信工人代表会是有前途的，因此它们认为，能否维持自身的存在（也就是维持工会中央机关的存在），取决于工人代表会的立场，所以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判中支持工人代表会的代表——首先是关于工人代表会在未来的作用与重要性的问题。但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又支持政府代表，因为当时的工会的组织体制是由政府机关建立的，而政府又必须严格遵守党制定的路线。

　　4．在这个政府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一些人直接提出了对1956年民族起义定性的问题，还随之提出了关于后卫战的问题。所有把民族独立、自决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的人，都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革命，这就是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但是，那些企图维持自己的存在、保住自己的官位、维护自己在革命期间遭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人，那些害怕失去特权、遭到审判的人，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直白地说，对于那些代表民族利益、承担起了民族利益赋予他们的任务的人来说，1956年这场汹涌澎湃的运动是一场革命。而对于那些对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或未来毫不在意，把维护自己的特权当作最重要的任务的人来说，这是反革命。

　　当时我们并没有形成这么具体的观点，但我们都本能地察觉到了这些真相。当然，我们当时低估了那些企图复辟党的统治的人的重要性，只把他们当作滑稽可笑的人物。科托诺·昂托尔差不多每次出场都能逗乐我们。

　　当时，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也包括我在内——认为：党不可能恢复过去那种统治。我们对卡达尔团伙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复辟企图充满了轻蔑和奚落。我们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去相信党能够恢复过去那种一家独大的制度，工人代表会也不可能失去自己的有力地位。我们认为工人代表会是强大的、重要的因素。

　　1956年12月30日，为了再次同卡达尔团伙谈判，我们开了个会。我们让克雷盖尔·伊什特万主持这次会议，会议认为，我们在谈判中的目标，应当是迫使一直躲躲闪闪的政府暴露出真面目。卡达尔似乎愿意接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共有19人）。我们仔细准备了一番，就过去了。

　　我前面讲过，当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会都派代表过来找我们。他们实际上把我们当成了中心；他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鼓励，又请我们给他们提建议，出主意。在这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决定，现在正好有一些外地代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带他们去国会，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跟卡达尔团伙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山多尔·约热夫的手下并不知道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为了给我们办理进入国会的通行证，他们问我们要名单。我们给了他们名单。名单上面有8到10个人是切佩尔的执委会委员，剩下的都是外地工厂的代表——都是从科姆洛、德布勒岑、托托巴尼奥等地过来的。

　　我们被带进了猎人厅。卡达尔和莫罗山进来了。他们坐在桌子后面。莫罗山坐在我旁边；卡达尔坐在克雷盖尔旁边。代表团坐在我们面前。我们握了手，但在相互问候的时候，两边都有人在小声嘀咕。卡达尔单刀直入，就好像在扮演一个戏剧性的英雄似的：

　　“你们这些切佩尔人，把我当成什么了？这是你们的信，你们瞧瞧，你们居然连点礼数都没有，连名字都不签！”他非常生气，简直要大发雷霆了，把我们的信揉成了纸团。

　　其实，在这次会见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准备找他澄清一些重要问题。我让秘书处用打字机把这封信打出来，但他们打出来后没找我签字。我当时不在，可这件事又很急，所以交通员就直接把它送出去了。

　　我就说：“我没签字吗？把它给我，我马上签。”

　　“没必要了。我已经明白你们对我是怎么想的了！一个工厂”（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可我现在记不太清了）“有一天给我写信，叫我给他们的卡车送去四个轮胎；不然他们就没法送货了。”

　　我们为了这种小事花了至少十分钟。对卡达尔来说，当他在1956年12月30日同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谈判时，这就是最重要的国内问题。当然，我知道他在耍什么花招——他这是在回避严肃的问题。他讲了半天，就是不讲国家大事。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记住——这一切统统都是反革命。至少11月4日以后的是反革命。”要到一月，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才全都成了反革命。“你们不明白，苏军向你们开火，是为了保卫你们的利益！……”

　　我无语了。我这辈子听过许多无耻的、扯淡的话，可从来听过这么赤裸裸的。然后又轮到莫罗山说废话了：

　　“纳吉同志！听我说！告诉我，难道还有什么社会制度比社会主义更好吗？”

　　我就说，“我不知道。”

　　“那就对了！凡是跟社会主义作对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照你这么说，难道以前是社会主义吗？难道拉科西—格罗制度是社会主义吗？你以前也坐过他们的牢，难道你就是反革命吗？照我说，以前那叫法西斯独裁。那是暴政，要推翻暴政，阻止暴政复辟——那就是革命。把权力交给人民，那就是革命。把权力从人民手中夺走——那就是反革命！”

　　我本来会继续跟他这样毫无意义地吵下去，但卡达尔打断了我们：

　　“够了，久里[15]！纳吉同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现在还有更紧要的问题。”

　　我就问：“什么问题？”

　　“我们得达成协议，为以后的合作做好安排。”

　　“好吧。你们很清楚我们的目的，可我们并不了解你们的纲领。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讲给我们听听。”

　　“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党名改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干嘛不继续用以前的名字？”

　　我不想再跟他扯下去了。显然，对卡达尔团伙来说，革命就等于党，国家就等于党，匈牙利人民就等于党，党就是这一切。卡达尔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民族团结！我们必须为此团结起来！”

　　我就说：“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民族已经团结起来了，证据天天都有。你肯定也能看见。我可以把切佩尔钢铁厂全体工人集合起来，你可以自己走到他们面前，跟切佩尔工人解释一下你说的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

　　谈判持续了一个半钟头，我们得到了两个有价值的消息：

　　1．工厂将继续由工人代表会领导。
　　2．政府很快就会公布纲领。

　　我们百感交集地回家去了。回家路上，我又回想起了卡达尔在以前的谈判中——当我问他有什么纲领时——曾向我保证：

　　“我们还没有时间去制定纲领。当我坐着第17号坦克从索尔诺克前往布达佩斯时，难道我有时间去写纲领吗？”

　　可现在他却说：“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还能是什么？”

　　我想来想去：莫斯科的人准是没有教他们该怎么说，除了党的老一套话术之外，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跟这种人谈判等于对牛弹琴。他们不是领袖，只是跟班。可我们总不能跑去莫斯科，问他们我们该怎么准备吧。

　　我思来想去。卡达尔这人是怎么回事？他的童年并不令人羡慕；他一路艰辛，爬上了政治领导阶层；在当内务部长的时候，他眼睁睁看着他最亲密的同志拉伊克·拉斯洛被诬陷，被处死；他在1951年5月被捕，坐了好几年牢，时刻等着脖子上的绞索勒紧；他曾是纳吉·伊姆雷最亲密的合作者，当过纳吉政府的部长；他亲手在退出华沙条约的声明上签了字，还宣称如果俄国人进攻布达佩斯，他会第一个出来战斗；他是在走出建筑工会总部时被绑走的，绑走他的是一个警察上校，叫绍什（Sós），后来当上了警察专员；然后他被带到莫斯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总理”。换句话说，难道卡达尔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话？不可能！

　　我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反正这也不是我的任务，不关我的事。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1956年12月30日那天，我能跟十一月中旬见过的那个俄国将军说上话，他还会说他支持工人委员会而不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吗？他还会说他不相信党的统治会恢复吗？恐怕他会给出不同的回答。

　　第二天，1956年12月31日，我就谈判的情况向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作了汇报。我不记得我具体是怎么说的，但我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并说出了我的意见和结论。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引起了卡达尔的注意的：如果他们继续顽固地玩弄拖延时间的花招，并拒绝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工人代表会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他们就会迫使我们要么搁置自己的行动，要么自我解散。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把工人代表会的存在和废除征粮制度当作自己的革命成果，并且当作是自己的政策的核心内容。他们不断地强调这一点，达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破坏工人代表会的政策的落实。我认为，他们应当三思而行，因为要是我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们了，他们获得的那一点点非常不牢靠的信任就会遭到进一步动摇，人民可能会用武器来表达自己的不信任。

　　我讲到这一点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位代表打断了我——这很少见——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说要辞职吗？”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考虑过辞职，但我只把辞职当作一种可能。工人代表会不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我是不会辞职的。

　　我万万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就到来了……

　　据《匈牙利编年史》（第4卷，第1085页）记载：“1957年1月1日—4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

　　我们对这次会议一无所知。我想，除了那些始作俑者之外，也不可能有谁了解这次会议的内幕。但在1月6日，“工农革命政府”公布了纲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英勇牺牲的人们，这就是他们对你们的定性。你们不是英雄，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叛国者。你们玷污了伟大而神圣的国际主义信念。你们是囚徒和罪人……

　　在这个基本文件里，根本找不到“工人代表会”这个字眼。无论是谁，只要不认为把布达佩斯轰成齑粉是神圣的事业，只要不把占领匈牙利当作神圣的解放战争，谁就是敌人，是反革命分子。

　　这就是结局。如果我继续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我就成了同谋。因为“对罪恶默不作声的人也是同谋。”

　　1957年1月6日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工厂，回到家里。我写了辞呈。我是这么写的：

　　“在被匈牙利人民视为神圣的革命的十月民族起义期间，我，纳吉·艾雷克，被切佩尔机器工具厂工人选为该厂工人代表会主席。他们赋予我的任务，是为了过上自由、民主、免于恐惧的生活而奋斗。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像光天化日一般，证明了我无法完成他们赋予我的任务。而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完成他们赋予我的任务。由于我不能、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职务，交还给选出我的工人们。纳吉·艾雷克，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

　　1月8日，我向执行委员会宣读了我的辞呈。会场一片死寂。然后他们要求暂停会议。我答应了。十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克雷盖尔·伊什特万以执委会的名义，做了简要的讲话：“我们也应当辞职。应当修改辞呈，把‘我’改成‘我们’。”我们修改了辞呈。在对词句做了一些小修改之后，我们在签名处把我的签名换成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我立刻召集中央工人代表会开会。我宣读了辞呈。会场一片寂静。他们要求暂停会议。十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贝克·昂托尔（Beck Antal）代表其他人讲话。在我被选为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之后，他当选为机器厂工人代表会主席。贝克·昂托尔说，中央工人代表会不能接受执行委员会的辞呈；必须得到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一致同意。我们商量了一会，决定下午两点重新开会，然后我宣布推迟会议。

　　下午两点，我重新召开了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会议。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宣读了他们的决定：全体工人代表会委员已经辞职。

　　在切佩尔钢铁厂里，867名工人代表会委员已经辞职。我们再次修改了辞呈，把签名改成了：切佩尔钢铁厂十八家工厂全体工人代表会委员。

　　我们用打字机打出了两份副本。我们让书记库尔查尔·拉斯洛处理后事，并准备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9日，把原件递交给卡达尔团伙，另一份存档保留。

　　1月9日，我到机器工具厂上班，我对厂长莫尔沃伊·洛约什（Morvai Lajos）说，1月11日我要去参加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提出辞职。

　　但是，在此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不少人来找我，要我把辞呈的副本发给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工厂，他们也要马上辞职。我没答应。切佩尔备受尊敬，但其它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也有自己的耳朵和脑子——他们应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决定。我没有答应他们。这是错的吗？的确是。

　　我说不出为什么这是错的，但是，到了1月10日，我们的辞呈已经广为人知。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辞职的消息：《自由人民报》谴责了我们，《人民意志报》对我们表示遗憾。西方电台认为我们的辞职意味深长。许多工人代表会也随之辞职了。

　　1月11日，我参加了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向他们报告：我不再是切佩尔工人代表会主席了，并辞去了政府委员会中的职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月11日晚上，我在回家路上被人塞进了一辆汽车，我的囚徒生活开始了……

　　我认为自己死定了，因为我被指控为1月11日发生在切佩尔的示威游行与暴乱的幕后主使。当时已经实行了戒严。事实就是事实——切佩尔工厂的工人造反了，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机枪声淹没了工作时的噪声……

布达佩斯，1988年9月26日
Szivávány,第27—28期，芝加哥，1989年




[1] 曼弗雷德·魏斯（Manfréd Weiss，1857年4月11日——1922年12月25日），犹太裔工业家。

[2] 纳吉·艾雷克说的“唐斯拉姆”（Tungsram）是新佩斯的联合照明厂在战前的名字。纳吉·艾雷克在这篇文章里用的都是这个厂的旧名。——编注

[3] MOM是匈牙利光学仪器厂（Magyar Optical Muvek）的缩写。

[4] 这里化用了《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座金像，命令全国人民都要跪拜金像。有人进谗言，说有三个犹太人不拜金像，尼布甲尼撒大怒，命令手下把这三个犹太人扔进火窑，就在这时上帝显灵，保护这三人不受火伤。尼布甲尼撒见状大骇，下令任何人今后不得毁谤犹太人之神。详情请参阅《但以理书》第三章。

[5] 这里又化用了《圣经》里的故事：彼得曾三次不认耶稣（请参阅《马太福音》26：31—75）；但彼得仍是教会的“柱石”之一（请参阅《加拉太书》2：9）。

[6] 这里又化用了《路加福音》第21章里的一个故事。

[7] 这位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的姓名在上文叫塞内切伊·盖佐（Szenecsey Géza），在这里不知为什么又变成了塞伦切伊·盖佐（Szelenczey Géza），由于缺乏资料，无法查明他的确切姓氏，只能按照英译文的原样翻译。

[8] 潘诺尼亚（Pannonia）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历史地名，大致包括现在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西北部、斯洛文尼亚北部、斯洛伐克西部等地。

[9] 塞雷·米哈伊（Szele Mihály ，1896年11月29日——1972年2月10日），匈牙利冶金专家。

[10] “射击”培训班（Курсы «Выстрел»）是苏军步兵营、团级指挥员与政工人员的培训课程，每期一年，培训地点在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Солнечногорск）。

[11] 若菲涅茨·米哈伊（Zsofinyecz Mihály，1906年5月20日——1986年4月30日），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45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49年6月任重型机器工业部部长，1950年12月任采矿与机器工业部部长，1953年7月至1954年10月任冶金与机器工业部部长，1954年至1956年任切佩尔钢铁厂厂长，1957年至1962年任冶金与机器工业部副部长。

[12] 基沙奇·厄登（Kisházi Ödön，1900年6月24日——1975年4月22日），192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金属工会的活动。二战期间曾藏匿了许多犹太人。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45年至1948年担任匈牙利金属工人自由工会副总书记和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并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支持社会民主党同匈牙利共产党合并。1952年9月被捕，被判处八年徒刑。1955年获释。1956年8月平反后重新担任全国工会理事会副总书记。在1956年革命期间不赞成重建社会民主党。1957年5月—1963年3月任劳动部长，1963年—1975年任主席团副主席。

[13] 苏尔迪·伊什特万（Szurdi István，1911年11月17日——1987年6月4日），本名弗里耶德·米克洛什（Fried Miklós）。194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50年至1956年在轻工业部工作。1964年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6年担任国内贸易部部长。

[14] 彭格拉茨·卡尔曼（Pongrácz Kálmán，1898年10月11日——1980年1月15日），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47年担任冈茨机车厂厂长。1949年担任布达佩斯市长。1963—1970年担任共和国主席团委员。

[15] 即莫罗山·杰尔吉。“久里”（Gyuri）是“杰尔吉”（György）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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