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第四部 新闻报道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兴亡”
这是工会日报《人民意志报》在1957年5月刊登的攻击——或者说嘲讽——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系列文章。
I
奥卡茨佛大街十五号。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夹在两条街之间。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总部。一般叫做有轨电车大楼。十月事件中最生动的一章就发生在这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里。
奥卡茨佛大街以前只是拉科奇大街的一条乏味的侧巷，但在十一月初战火平息后，它获得了新生。在有轨电车公司门前，挂着政府牌号的外国轿车排成了长龙。还实行了特别的交通管制，就好像在开国际会议一样。
还有许多人来来往往。一个又一个代表团来了又走了。他们根本不理睬宵禁。他们在夜里也照样谈判。他们同卡达尔政府谈判。他们同外地代表谈判。他们同外国记者谈判。他们同匈牙利记者谈判。他们同作家谈判。他们谈判，谈判，谈判……
与此同时……
机器都停下来了
工厂的烟囱“巍然”耸立。烟囱毫无生气，没有冒出表明生产正在进行的烟。没人在干活。机器一动不动。
工人代表会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活，这算什么事呀？或者说——他们还是关心工作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工作的反面：该找什么借口，才能不去干活，继续罢工呢……
人们在破碎的街道上走着。他们想去上班。但他们去不了。必须罢工！为什么？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但就是要罢工！“自由欧洲”电台，还有伦敦和巴黎，还有每一个我们并没有去问他们意见的人，都在对我们说：“匈牙利工人阶级正在殊死战斗。他们不会为‘苏联傀儡政府’工作。”“矿山没有产煤。机器停止了运转。一切都停了下来。一切。……”“因为英雄的匈牙利工人阶级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这些出主意的人跟英雄主义、跟匈牙利人民、跟工人阶级毫不沾边。
“合法”的组织！
不妨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怎么成立的？是哪些势力，出于什么目的创建了它？
11月4日以后，没有哪个公然的反革命组织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活动。所以他们就改头换面，以合法组织的面目出现，装出“我们是要社会主义的”样子，企图避开保卫公共秩序的保安部队的注意，为各种反革命思想张目。
在十月事件以前，有不少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消息在匈牙利流传，去年特别多。去过南斯拉夫的匈牙利工会代表团已经就他们在当地的经历做了几次报告。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该不该在我们的工厂里成立工人代表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大家都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代表会是在大不一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匈牙利，工会运动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南斯拉夫，工会运动还很年幼。
混战
在十月事件中——无论哪里都一样——一切都被颠倒了。早在10月24日和25日，所谓的革命工人代表会就成立了几百个。不光是工厂，就连机关，甚至是根本没有工人劳动的地方都成立了。
这成了一场混战。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十月底那段日子：大多数地方的工人代表会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毕竟大多数工人甚至都没去厂里。当时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只是在为自己夺取权力。
但是工厂，所有的工厂，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它试图组织工人代表会的民主选举，澄清工人代表会的职能及其活动范围。10月27日，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提出：“选举工人代表会。”
但在当时，工会代表和工厂委员会委员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捣乱分子赶出了工厂。个人原因不利于全国工会理事会的提议的落实。自我任命的工人代表会委员们争来斗去，不是为了控制生产，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当然，在每一个事例中，都有一些理智的例外。
向自由欧洲电台致敬
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又做了一次尝试：它邀请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在10月28日早上9点到国会去开会。总共来了三十个人。就在这一天，电台播出了呼吁书，号召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到建筑工会总部去开会。
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想让大家知道工人代表会的具体任务：组织生产并复工。
而工人代表会的主席们和他们不请自来的客人们，却在那天晚上做好了准备，就好像他们要去“阅兵”一样。他们照着当时的时髦，肩上扛着机枪，身上缠着子弹带，子弹带里还插着手榴弹，腰带上挂着枪套。有不少人都是这样打扮的。
大厅里充满了愤怒的喊声。主席团匆忙走上讲台。暴风骤雨般的争吵开始了。想讨论工作的人被轰下了台。……
就在那天晚上，新佩斯一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建议：
“咱们给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发个贺电吧。感谢他们有效地支援和帮助了匈牙利革命。”
从喊声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热情”的。许多人并不同意发电报。他们甚至反对发电报。但这样一来，就更难讨论工作的问题了。到了半夜，一个留着长发、背着机枪的年轻姑娘冲进大厅，大声宣布：
“这是叛卖！这个会是谁召开的？你们还在争论要不要复工，可是苏联人已经打过来了！”
然后就是一片怒吼：“叛卖！”“挑衅！”——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吼。主席团无助地看着这场骚乱。他们不难明白：只要说错一个字，机枪就会响起来。
II
所以，在建筑工会召开的这次会议不欢而散。他们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挑衅，阻止了复工。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事件。
一群群人不停用笔和打字机做出了新的传单。健全的头脑也被污染了。工人代表会在口号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当心！斯大林分子、拉科西分子正在混入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不要共产党参加。”反革命分子非常清楚，这场战斗的关键不在街头，而在工厂。所以他们逐渐把重心转到了工厂。当然，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已经当选为工人代表会委员的共产党员都被恐怖集团赶出了工人代表会和工厂。工厂里的工会组织者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有许多人都被反革命分子抓走了。没有人能阻止这股逆流。党——虽然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被打碎了。……
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大多数工人就算想上班，也没法到厂里去。运输完全中断了。
但是混入工人代表会的反革命分子却没有闲着。
枪声停息了——现在该到工人代表会说话了
有人出了个主意：让所有市区的全部工厂的工人代表会都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复工”的问题。在一些市区里，较大的工厂逐渐变成了中心。在新佩斯是联合照明厂，在第14区是电话厂，在第11区是贝洛扬尼斯厂，在第12区则是以匈牙利光学仪器厂为首的一些小工厂。第20区是第一个正式宣布——这是报纸报道的——成立了本市区的临时工人代表会的市区。
由于反革命分子疯狂的武装行动，工人代表会的问题在几天时间内暂时退居后台。在共和国广场围攻党部，野蛮地屠杀人民，提出要求；逮捕、监禁。……对于某些在最近的街角里紧张不已的人来说，“温和”这个字眼就已经足够了。单纯的义务兵、普通的过路人被杀害了。奋起自卫的人是可悲的！所谓的“真正的匈牙利人”，打着民族口号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怎么对待“国家保安局”的，很快也就会得到同样的对待。
在十一月初，击败反革命的战斗逐步平息了，工人代表会又活跃起来了。在秘密的谋划中——工人当然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谈的是要把谁赶出工厂，让谁当新的厂长、总工程师或其他领导，让谁当工会委员会的头头。而党呢？他们对这个字眼怕得要死，就跟狼害怕火一样。他们在许多地方扬言：不允许党组织在厂内活动。
不上班了——专门开“群众大会”
但是，班还是要上的，生产还是要搞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可以说意见纷纭。它让许多有原则的工人代表会委员连日夜不能寐。这些好心人带头号召新佩斯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11月10日那天去联合照明厂开会。他们想一起讨论的是：该怎么做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怎样帮助恢复交通，怎样组织本市区的粮食供应与分配。新佩斯的组织者们——在昂焦尔弗尔德各工厂的请求下——决定他们要主持会议，并邀请另外两个大型工人区的代表参加讨论。
当另外两个市区的代表来到联合照明厂的职员咨询处时，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发现，国内各大城镇，布达佩斯所有市区都派来了代表。还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团宣告入场。还有从切佩尔来的，从多瑙彭泰莱来的，从杰尔来的，从米什科尔茨来的。作家协会，还有“革命青年”也来了；天知道还有多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也来了。
就在这一天，第14区工人代表会刚刚同电话厂进行过讨论。讨论被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信使打断了。他宣称：新佩斯已经选出了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你们应当马上派代表团过去。也就是说，“有人”——背着这两个市区——正在组织全国大会。他们原本以为来的人有100到150人，没想到来了800多人。因此，会议改到工厂文化宫的会议厅举行。然而还是有好多人只能站在外面，听着扩音器广播会场里的讨论。
奥卡茨佛大街15号
对了。他们听着会场里的讨论，可是讨论的内容却跟他们原本来这里的目的毫不相关。争吵声震耳欲聋。他们开始把不同的要求列成清单。有几个人提出了经济要求，但是大多数人却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政治要求。
——我们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一个发言人大喊。
——俄国人滚回去！——又有一个人大叫。
——我们要成立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最后一个提议。于是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应该让谁来当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每个市区应该有几个代表。最后，从碰巧在场的人当中选出了22个人，组成了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联合照明厂首先建议，由于这里离城里比较远，所以在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代表的推荐下——据报道，这样就能让他获得相应的职位——应当把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设在奥卡茨佛大街15号。到了第二天，11月11日，整个布达佩斯的代表都到那里集合了。
III
虽然全国工会理事会的领导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还想重新同工人代表会建立关系。
所以他们直接跑去了“总司令部”，在过去几天里，这个地方已经出了名。他们走进优雅、精致的会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副耐人寻味的、生动的景象：
在大厅中间，放着一张很长的会议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就在桌旁“工作”。
“我们可以给你们五分钟”
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去找工人代表会委员。他们解释了来意。有几个工人代表会委员注意到了他们，最后有一个人，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想跟我们谈判？我们可以给你们五分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们不承认工会。”
“我们只用三分钟来告诉你们：工会从来不会问老板是否承认自己。我们用不着你们的批准，也能保卫工人的利益。”
经过这番简短却明明白白的唇枪舌剑之后，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人退出了会场。但有几个工人代表会委员拦住了他们，叫他们留下来。原本只给五分钟——最后却谈了三个钟头。
结果怎么样呢？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在一片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即使在这个“虎穴”里，他们的善意也是明显可见的。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次戏剧性地开始的“增加了解”之后，全国工会理事会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工人代表会的成分很复杂，又深受境外势力影响，所以这种关系很不稳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工会代表由于在某个问题上立场坚定，而被“禁止入内”。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由于某个工人代表会的委员的干预而得不到落实。
新的领导人
中央工人代表会开始工作后，才过了几天，拉茨·山多尔就粉墨登场了。他23岁，在他第一次介绍自己时，他说自己是贝洛扬尼斯厂的人，他跟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波利·山多尔是同事。由于波利有急事要办，他就代替波利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成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他带头污蔑政府、党、工会、共产党员和苏联。他在蛊惑人心时，总是用民族口号来掩饰自己，而混在会场里的闲杂人员就拍手喝彩。当鼓噪声慢慢减退时，有人大喊：
——让拉茨·绍尼当主席！他就是我们要的人！
前任主席——一个切佩尔工人——被罢免了。拉茨当上了主席。
争权夺利的斗争开始了。混入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公然的反革命团伙在形形色色的“革命委员会”中找到了忠实的支持者。作家协会的代表充当了思想导师。
——领导国家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任务，因为它是唯一得到全国公认的政权——这是作家协会的代表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
戴里·蒂波尔的提案，充分暴露了某些作家的真面目：
提案
——卡达尔政府的联合国代表团不能代表英雄的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这是戴里说的——所以我建议，应当由中央工人代表会提名一个委员会，在罗马同联合国的代表举行谈判。
戴里的另一个主意，让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某些委员更加浮想联翩了。
——我建议由中央工人代表会选出共和国主席（！）——这是戴里以作家协会的名义说的话。
作家协会的代表显然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主席会让符合自己口味的人组成政府。但是这些提案实在太容易看穿了，就连中央工人代表会自己都不接受。但是，有一个想法却继续在工人代表会中间传播，而且大多数人也确实在落实它。这个想法就是：工人代表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的唯一代表。而西方报纸，还有那些可笑地自命“自由”的电台的吹捧，让他们更加晕头转向。比方说，在11月15日，“自由欧洲”电台播放了下列报道：
“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下，匈牙利人民团结地、牢不可破地联合了起来。总罢工仍在继续，瘫痪了整个国家的生活。”
IV
以拉茨为首的一些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企图把“他们的权力”推广到全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11月19日提出，要在21日举行全国大会。
——我不同意举行全国大会——新佩斯代表弗泽科什宣布。
——为什么？——拉茨跳了出来——难道你在害怕什么吗？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如果举行全国大会，就会有几千人聚在一起，这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弗泽科什回答道。大会结束后可能会发生示威游行，到时候可能会引发新的枪战。
弗泽科什还没把话说完，以拉茨、舍贝什季恩为首的右翼分子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的吼声在整个会场里回响：“叛徒！”“卡达尔的走狗！”
——马上滚出去！——有人大喊。
——对待任何人都不该这样——第十三区代表波拉日想让狂热的气氛冷静下来。
——让弗泽科什说话，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没兴趣！
弗泽科什被禁止参加后面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于11月21日在体育场举行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
弗泽科什还没回到单位，中央工人代表会就给他的单位打了电话：我们撤掉了弗泽科什，重新派个代表过来，但不能是他那样的人。更糟糕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这叫做民主！
紧闭大门
复工问题出现在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议事日程上。但在会议上，这个问题是讨论得最少的。林格·伊什特万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复工和恢复生产的提议。他差点挨打。他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然后波波伊的人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各个工人代表会的活动的草案。这一次他们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当他们好不容易刚要开始交换意见的时候，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人闯了进来，大喊：
——街上发生了战斗，工人遭到了屠杀！
这对拉茨团伙来说真是再及时不过了。他们利用这个谎言，宣布以后再讨论和平重建的问题。
越来越猖狂的反革命分子不仅制造了种种困难，还公然宣战。他们的活动越加紧锣密鼓。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非常模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们垄断了跟政治行动关系最密切的一切行动。
在奥卡茨佛大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有少数几个委员，往往是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一人，能向西方记者介绍情况。但是，他们跟西方记者的谈话，从来不会在一般的“闹哄哄的会议厅”进行，而是“出于外交原因”，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进行，紧闭大门，搞得神秘兮兮的。
需要书记处的批准吗？为什么需要？
舍贝什季恩团伙不欢迎匈牙利记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为了阻止以波波伊为首的理智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波拉日、托特、沃尔戈、林格、科洛乔伊等人——向匈牙利记者透露消息，主席拉茨·山多尔下令：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只能通过书面形式向记者提供消息，而且必须事先得到书记处的批准。
书写和散发煽动性传单和抵制新闻界的呼吁书——不知为什么却不需要书记处的批准。写这些垃圾根本不需要批准，以至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大多数委员甚至都不知道——至少在被提点之前不知道——这些垃圾是哪儿来的。
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波拉日·约热夫的一次讲话，暴露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同境外媒体的关系：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结果发现他妻子通过收听境外电台，对他们这一天在奥卡茨佛大街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决定，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实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明白了舍贝什季恩团伙同境外势力的联系，就没什么弄不懂的了！
舍贝什季恩团伙一边抵制匈牙利媒体，一边又同地下反革命报纸《我们活着》的编辑接上了头。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找到他们经常出没的凯尔泰斯（Kertész）街艺术家俱乐部，找到了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厄尔西·伊什特万、索波·拉斯洛（D. Szabó László）和德热·山多尔（Dezső Sándor），请他们编辑工人代表会的报纸《工人新闻》。他们答应了。在第一次讨论时，他们在谈到创办报纸时，还加上了一个条件——“要等到政府批准才出版”。但是，当他们发现要过很久才会批准时，他们就决定出版非法报纸。他们甚至还在帕特里奥（Pátria）印刷厂印出了用于第一期的文章和报道。
在12月4日的《我们活着》上，加利和索波号召匈牙利妇女到英雄广场去游行。为此他们准备了一千份报纸。但是，他们跟舍贝什季恩团伙共同散发了至少几万份传单。这就是舍贝什季恩团伙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
V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意孤行,它的言行之间的巨大差异，暴露了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而且他们还在更加疯狂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们还改组了组织，结果他们在奥卡茨佛大街15号待不下了——因为地方太小了。他们可以搬到国会对面的农业部——但是拉茨团伙坚决拒绝了：“到了那里他们会把我们盯得死死的，傻子才搬呢。”
最后，他们搬到了建筑工会总部，占了整个四楼。现在他们总算可以改组组织了。他们成立了几个部门：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新闻处、主席团、书记处和组织部。这一切只会加剧混乱。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规定不同部门只能依照整个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集体决议行动，但毫无用处。经常有人违反这个决议——特别是舍贝什季恩，他一个人包揽了新闻处和组织部。
制造恐怖
与此同时，工厂正在缓慢地——也可以说是自发地——重新恢复生机，但由于交通状况恶劣，生产恢复得很慢。煤炭也非常短缺，能量供应不足。有原则的、好心的工人，只能冒着寒风，顶着最艰苦的条件，进厂上班。在大多数工厂里，只有冰冷的车间，冰冷的熔炉在等着他们。但他们还是几乎每天都去上班：要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反革命分子也发现了工人渴望工作。他们很清楚，如果公开反对复工，马上就会让工人醒悟过来。所以他们就用了另一种方法：制造恐怖。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比方说，在加波尔·阿伦[1]炼铁厂，有人匿名给工人打电话：“马上放下工具，否则就会有人朝厂里丢手榴弹。”他们还会用这样的报道来让工人停工：“工人与保安部队发生了战斗。”而且他们还会说战斗发生在城里最远的市区。这些谣言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算的损害。中央工人代表会原本应当协助恢复生产，并为和平的劳动创造条件。
但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却只顾着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他们准备了无数的决议和新闻公报，散发到全国各地，他们甚至还在上面留下了这样的签名：“大布达佩斯与外省工人代表会”。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法，把自己打扮成得到全国工人承认的代表。
总会发生一些情况
很少有人谈到复工，或是工厂工人代表会的任务。只有少数几个头脑清醒的代表会委员，主要是波波伊和波拉日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坚持要求把这个重要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总会发生一些情况干扰讨论。
但是，一谈起党或工会，拉茨和舍贝什季恩马上就来劲了。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阻碍党和工会的工作。
比方说，在最后几天，他们为了工会问题，专门开了一次会。拉茨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工会的立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反对卡达尔政府。在他们澄清立场之前，我们不会承认工会是谈判对象，也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但是，拉茨还是不忘提到党。他说：
“我们要跟卡达尔团伙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想在工厂里建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削弱我们的力量。你们的任务就是全力抵制他们的这个企图。”
释放——杀人凶手？
听了上面这番话之后，不难猜出这次争论会得出什么结果。发言人们疯狂地攻击工会。第三区的代表建议：必须让工会明白，没有工人代表会，他们什么都不是。第十一区的代表的发言，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狂妄：
“解体工会的健康过程已经开始了。我们必须全力鼓舞和协助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必须全力推动工会尽快选举。”
马上行动起来！第十九区代表关于党的发言，集中体现了这种焦虑：
“卡达尔只要再发表一两次广播讲话，反对我们的阵营就会变得更加庞大。”
他们害怕党，害怕工会，害怕每一篇理智的讲话，因为这会缓慢但确实地暴露他们的反人民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又宣布工会与工人代表会没有任何关系，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悍然通过了一个决议：“工会必须按照行业进行选举。”正当政府、党和工会拼命使全国尽快恢复和平生产的时候，他们却在忙于这种事情。
但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些委员并不想了解这些努力。更有甚者，他们发表了多份传单，宣称政府没有满足“人民”（其实就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要求，所以阻碍了恢复生产。比方说，其中一个要求就是立即释放被捕的平民与军人。他们甚至发动了运动，要求释放犯有谋杀罪的女医生托特·伊洛诺[2]。我们现在已经查清了舍贝什季恩与奥贝尔朔夫斯基的联系，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他们的另一个要求是：政府必须承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工人代表会。
VI
12月7日,政府同工人代表会举行了谈判。根据波波伊的建议，他们决定由科洛乔伊、托特、波拉日、沃尔戈、科尔绍伊和朔尔戈塔里扬的一个矿工担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但是，当他们来到国会时，拉茨违反了约定，也参加了代表团。拉茨是谁派来的、他为什么要来，他们根本不知道。由于其他人早已了解拉茨的粗暴作风，所以他们不让他在谈判中发言。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就一些问题达成了一致。他们同意在下一次谈判中讨论那些仍然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代表团在晚上11点30分回到了建筑工会总部，然后他们就谈判做了汇报。凌晨十二点半左右，组织部的头头站起来说：
——我特此通知你们：我们将于星期六早上10点举行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们将讨论举行为期48小时的警告性罢工的问题。
郑重保证
这个通知让不久之前还在同政府谈判的人——除了拉茨之外——全都大吃一惊。他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样会让政府误会的——他们抗议。我们刚刚还在跟政府谈判，并且保证会遵守法律，现在又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事。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似乎要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了。但是，有人揭发出来，几天前就有人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邀请信。这件事曝光后，还在动摇的、有原则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也开始醒悟过来，发现有人在无耻地利用他们的良好名声与善意了。
还没到早上8点，就有一些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露面了，这更加暴露了星期六的大会的不正常。有人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能不能取消这次大会？到了这个时候，再争论也没有意义了。到了9点钟，电话铃响了：政府代表想跟一些人谈谈一些重要问题。一些人想知道要谈什么问题，就让组织部的头头去接电话。
——据我们所知——政府代表说——你们正在准备举行全国大会。我们不能允许，况且这也违反了我们昨晚的协议。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组织部的头头回答说——根本没谈过这事。我们正要召集布达佩斯几家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过来开会，向他们汇报我们同政府谈判的结果。我向你郑重保证。
“让所有人都用不了煤”
这次谈话结束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得到了警告。波波伊集团最终决定：不能让拉茨和他的同伙上台发言。他们已经无法阻止大会召开了，那他们就要控制讲台，尽量让他们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比方说，他们就不同意让整个国家的生活再中断两天。
到了十点，建筑工会的文化厅里挤满了各地的代表。门口的身份检查完全流于形式。不管是谁，只要说自己是某某工厂或企业的代表，就能进去。会场里喧嚣不止。有人高声向邻座灌输最新的谣言。谁也不认识其他人，所以任何人都能畅所欲言。到了十点半，有些人开始烦躁了：大会怎么还不开始？十一点刚过，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进入了会场。一些人走上了主席台，一些人坐在下面。所有的门都关上了。这次非法的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大会主席团成员科尔绍伊向大会简要地汇报了他们同政府的谈判结果。他还汇报说，有一些问题他们尚未作出决定，他们会在不久之后再次同政府谈判，尽量解决这些问题。在他的发言快结束时，他邀请代表们对他刚才讲的内容发表意见。随即爆发了一场雪崩，头脑最清醒的主席团成员也没法阻止。先是有一个自称朔尔塔戈里扬矿工的代表——后来发现他当过地区公证人——站起来说：
——让所有人都用不了煤！让全世界腐烂吧！让所有人都用不了煤气或电力！要是政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那干脆就让所有人去死算了。要是中央工人代表们不支持罢工，它就屁用没有！
切佩尔代表昂布鲁什·洛约什（Ambrus Lajos）说：
——从面包房的伙计到发电厂的司炉；救护车、医生、消防队、面包师……统统都要停工！
“我们可以坚持……”
来自切佩尔植物油厂的科洛乔伊·杰尔吉想让发言人们理智一些：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很难说出口——他开始说——‘我们不该谈判，应当罢工’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讨论罢工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要对九百万人负责。
但是，这句警告没有奏效。“留着胡须的铁路工人”（铁路工人代表梅什特尔·恩德雷）接下来说：
——我以铁路工人的名义赞同罢工。国家正处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可以坚持进行这次48小时罢工。
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基调。由于拉茨没有坐上主席台，几个代表就开始大喊：
“拉茨在哪里？”“他被抓走了吗？”他们对着主席团破口大骂，叫拉茨出来讲话。他就出来说话了。他大步走上主席台：
——我的匈牙利同胞们！这些人——他指着主席团成员们——在昨天同政府谈判时，不许我发言。
VII
然后他大骂政府成员,接下来他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谈判，而是罢工。我们必须用武力宣示自己的力量。苏军已经接到命令，不能开枪。保安部队大都站在我们一边。剩下的人，我们总能对付过去。现在正是时候，趁着罢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这番话不无效果。外地的一个代表跳了起来：
——拉茨·绍尼说得对。我们不需要谈判。你们需要多少武装人员，尽管说。
猛敲大门……
当然，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在他们的发言影响下，气氛开始冷静下来。他们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不要让医生、急救人员、消防队、电力与煤气工人，以及食品工人的工人罢工。到了三点钟，眼看就要通过一个决议：他们不举行48小时罢工，而是在工厂里举行一两小时的静坐抗议。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像以前一样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情况。有人在猛敲大门。……
——“马上开门！”有人大吼。
代表们开始窃窃私语：准是保安部队。但进来不是的保安部队——只是话务员——他拿着一张纸条走了进来。他在寻找朔尔塔戈里扬的代表。他跟朔尔塔戈里扬代表悄悄讲了几句。拉茨跳了起来，跑向他们，从话务员手中夺过纸条。然后他大喊：
——你们为什么要说悄悄话？所有人都有权利知道一切。
他的声音充满了整个会场：
“我真诚的匈牙利同胞们！他们在朔尔塔戈里扬向工人开枪了！有几百人倒在血泊中。可我们还在争论要不要举行两天罢工！”
星期一前一个字都不许说！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愤怒的喧哗。毫无疑问，所有人都会投票赞成罢工两天。没有人知道这是谎言，朔尔塔戈里扬秩序井然[3]。接到这个假消息后，他们经过表决，决定让国家的生活在12月11日和12日再次中断整整两天，让全国人民遭受新的苦难与牺牲。
拉茨——无视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闭幕，并做了这样的发言：
——我命令，为了避免政府采取措施破坏罢工，在星期一早上八点之前，谁都不能走漏风声。我向在场的外国新闻机构的代表请求：在星期一早上八点之前，请外国电台不要播放关于本次大会的任何消息。
罪人应当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在星期六的“秘密”大会上决定进行两天的罢工，这让有原则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在星期天早上碰面，试图通过发表某种形式的“反宣言”来阻止灾难发生。他们的人数很少，只有八到十个人。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几位委员也参加了这次讨论。
这一切并不容易。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沦为了破灭的幻想的受害者。他们已经在半梦半醒之中连续度过了混乱不堪的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他们身心俱疲，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现在有谁能明白呢？但是，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因为他们无法让这些极度紧张、沮丧的人发表取消罢工的声明[4]。可是现在却急需取消罢工。各市区和外地的几百名代表已经带着消息回去了，正在组织毁灭性的的48小时罢工。必须尽快想点办法。
这次讨论一直拖到晚上八点钟，却毫无成果。然后匈牙利广播电台播放了政府取缔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和其它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声明。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在场的前工人代表会委员感到灰心丧气。他们似乎松了一口气。
前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六位委员被捕了，因为他们犯下了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勾结境外势力，犯下了反人民与反国家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22名委员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工作。关于这些人，我们已经讲得太多了。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愿回想起他们生命中这段风波不断、压力巨大的时期，或是对其发表评论。但是，其他人却学到了教训：敌人迟早还会露出他们沾满鲜血的爪子，甚至还会拿我们的口号当幌子，就像以前那样。
他们学到了终生的教训：利用关于社会主义与拯救世界的漂亮话，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去进行自杀性的罢工，对人民与工人阶级一点好处都没有。
现在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的职工又能在奥卡茨佛大街15号度过自己的周末了。挂着国内外车牌的轿车已经绝迹了。道路上再也不会回响起代表团的脚步声。十字路口也没有装甲车守卫。一切都很平静。劳动。和平。这就是和平。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可敬的、平凡的人们对和平是如此渴望，如果政府没有采取霹雳手段，消灭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之类的煽动中心的话，和平就不会到来。
罗德诺蒂—托洛伊（Radnóti-Tarai）
《人民意志报》，1957年5月5日—17日 |
[1] 加波尔·阿伦（Gábor Áron，1814年11月27日——1849年7月2日），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的民族英雄，在率军抵挡俄军时牺牲。
[2] 托特·伊洛诺是一位青年医生，参加了一个地下小组，这个小组帮助治疗1956年11月4日后负伤的起义者，还制作和散发地下传单，她在1957年2月受审，被指控谋杀了打入他们小组的国家保安局特务，然后被处决了。跟她一起受审的其他成员有：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和加利·约热夫，他们是地下报纸《我们活着》的编辑，还帮助中央工人代表会出版《工人新闻》。详情请参阅：《革命的起因、发展与结局》（A forradalom előzményei,alakulása és utóélete），巴黎，Magyar Füzetek，第224—225页。——原注
[3] 朔尔塔戈里扬发生血腥屠杀的消息并不是谎言。1956年12月11日的《人民自由报》对此做了报道——虽然它将其归咎于“反革命分子”。事实上，有8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制造惨案的是苏联坦克和匈牙利保安部队。欲知详情，请参阅比尔·洛麦克斯，《匈牙利1956》（Magyarország 1956），布达佩斯，Aura Kiadó，1989年，第115—116页，里面收录了42位死者的名单，这些名字是根据肯策尔·乔波（Köczöl Csaba）在匈牙利的调查而找出的。——原注
[4] 其实，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这些“可敬的”委员当中，有四人——波波伊、科洛乔伊、沃尔戈和克雷盖尔——在1956年12月10日/11日发表了关于罢工的声明。请参阅本书第一部中收录的《卡达尔·雅诺什与已被取缔的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部分委员的讨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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