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政府与工人的对决
弗朗索瓦·邦迪[1]
卡达尔政府总是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工人政府，却不太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卡达尔·雅诺什在多次讲话中提醒自己的听众：他本人当过机械工人，他的对手不能说他是“资本家”或“地主”的代表。所有阶级都反对这个躲在国外强权的卵翼下的共产党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卡达尔始终与工人存在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这让他大伤脑筋。最激烈地反对政府的，始终是工人阶级。
在卡达尔政权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它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对付工人代表会。在十一月里，当它刚刚成立的时候，罢工仍是直接反抗占领军的斗争形式，但是通过罢工反抗占领军的人却几乎都无视了卡达尔政府。
11月14日的《人民自由报》对此只能表示惊讶——
“为什么还会有罢工？这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布达佩斯许多工厂还不能恢复生产，这应该由谁负责？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贴满了布达佩斯大街小巷的煽动性传单断言：继续罢工体现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团结一心……并非如此。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真诚的工人……想去上班。他们想上班，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自食其力，不只是因为他们善心大发，也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让捣乱分子得逞，国家陷入大乱，他们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罢工只会延迟苏军的撤离，推迟必将在我国发生的民主进程。”
然后卡达尔开始做出了多项承诺，保证会重新举行选举，会解散秘密警察，会让多个政党参加他的政府，不会迫害或监禁自由战士，等等……11月14日的《人民自由报》还发表了他关于选举的讲话：
“我们在选举中可能会遭到惨败，但我们还是要参加选举，因为这样才能让共产党重新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
因此，卡达尔当时只拒绝了那些与匈牙利的外交有关的要求，比如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和让苏军撤离。在谈到纳吉·伊姆雷时，卡达尔甚至说：“他也能重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第二阶段，工人代表会试图协助恢复生产，帮助国家重建。由于政府横加阻挠，原定于体育场举行的工人代表会全国大会没能开成，所以工人代表会在11月21日举行了为期48小时的总罢工。对于有青年人被驱逐到苏联的消息，政府发言人发表了几次自相矛盾的讲话，说明政府也不太清楚苏军的局部行动。
“布达佩斯出现了一些讽刺性海报，让共产党政府大伤脑筋：
‘匈牙利总理职位空缺，现诚征应聘者。应聘条件：具有重罪记录与苏联国籍。’或是：‘一千万法西斯分子依然在匈牙利逍遥法外。他们主要是前主教、前贵族和前霍尔蒂军队的军官，过去几年里他们伪装成工人，躲在切佩尔岛上的各个工厂里。’还有：‘匈牙利共产党急招党员。申请者达到十人以上，便会组织群众游行。”……
（《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柏林，11月11日）
《人民自由报》承认，这次罢工并不是由“恐怖分子”组织的，它表达了工人的不满，以及工人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面对着罢工的成功，政府便把大棒换成了胡萝卜，布达佩斯广播电台随即宣布，只有工人代表会才能说服工人复工。工人代表会“一定会得到政府各部门的全力支持”。11月15日，工人代表会提出了八项要求。但是，卡达尔在11月26日的讲话中，却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接受工人代表会的要求：
“向反革命势力的要求让步，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认为，老虎是无法安抚的，只有打死了老虎，才能让它平静下来。”
11月25日，在匈牙利国会里，发生了两个政权之间最具戏剧性的对峙。包括卡达尔、莫罗山和工业部长奥普罗·昂托尔在内的一批部长，与工人代表会的一些代表、技术专家、工厂经理与工会领导，于晚上七点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举行了漫长的讨论。奥普罗首先发言，他对复工的必要性进行了冗长的阐述：
“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有不少人觉得，生产、建设、创造新价值这些事是不受欢迎的，只有那些整天起草备忘录、写传单、写大段大段的要求的人，或是那些出于报复或奴性而急于编写撤职名单的人才受欢迎。一切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内部的罢工都必须停止……所有人都要表态，自己到底站在民主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站在反革命一边的人都可以滚蛋回家了。我们不需要墙头草和投机分子。所有人现在都必须上班，为人民的利益创造价值。凡是有心灵、有头脑、态度诚挚的人，都必须通过生产性的劳动证明自己……
[2]”
然后奥普罗解释说，政府已经接见了几百个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团。他对工会理事会的中央机关表示钦佩：“它跟工人代表会不同，它是由党提名的干部管理的”；但他又恭维了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最近我同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举行了谈判。我得说，在工人代表会中工作的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帮助我们恢复了秩序、纪律与生产。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证明，我国领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恢复了秩序、正常生活与生产[3]。”
卡达尔在他的发言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为苏联在10月23日事件之后的干预辩护，并认为“不能把这当作是反革命”，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对事件的定性又彻底转变了。对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即“苏军撤离”，卡达尔的回答是，这个要求应当放在最后考虑，“首先我们要恢复秩序”。
波利·山多尔（他在几天后被捕）的发言，仍是对工人权力的历史性肯定。
“工人代表会是由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发成立的……我们非常清楚，工人代表会不能是政治组织。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完全承认政党和工会的必要性。但在目前并没有成立这些组织的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组织里……在匈牙利工人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会之前，在工人重新获得罢工的权利之前，我们不应、也不能谈论工会
[4]。”
波利·山多尔否认了工人代表会企图接管政府权力。他认为，十月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工人阶级独立于国家政权：
“我们认为，工人代表会将成为指导全国经济的机关，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以前的党同时是国家和工厂的主人，并且是唯一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我们不愿重蹈党的覆辙。不然我们就会倒退回起点了。我们要让工人代表会来指导国家的经济事务，而工会有权号召罢工，并处理一切与保护工人利益有关的事务。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点，我们将以健康的、匈牙利式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5]”
波利·山多尔提出了一个紧要的问题：“政府为什么不肯帮助我们恢复工人的斗志？”
“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成员来找我们谈话？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可以带武装的警卫员随行。难道他们以为，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会坐到半夜，甚至凌晨两点，恭迎政府成员大驾光临？
“我们知道你们很忙，你们还要参加国际讨论，但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国内问题，与匈牙利工农切身相关的问题，才是目前最要紧的问题，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其它问题都可以暂时放到一边。相信你们都很清楚，工人代表会在与罢工和工作有关的各种问题上负有什么样的职责和义务。……工人也都知道，留在自己家里的孩子很容易感冒，可是待在国会里的你们却不那么容易感冒
[6]。”
另外一位代表——他是切佩尔的冈茨厂的代表——指出：
“两周前我们已经同政府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卡达尔同志、奥普罗同志和卡罗伊同志参加过这些讨论——我点卡罗伊的名是因为他参加了每一次会议，却连一个字都没说过。政府保证会满足工人的要求。可是，政府至今没有做任何事情……
“还有另一个性质相同的要求——在工厂内组织武装的护厂队。这是因为，期待工人阶级采取措施，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卷土重来的不只有政府。工人阶级也想得到这样的保证：通过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保卫革命最初的、真正的目标以及至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不让任何力量破坏它
[7]。”
一位化学工程师（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位代表）抱怨说，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了空谈上：“现在部长们似乎都把时间花在接见代表团上，可是会谈结束时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召开会议的奥普罗部长在宣布会议结束时做出承诺：政府绝不想解散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但是政府却在12月9日下令取缔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南斯拉夫副总理爱德华·卡德尔也指出：“工人政府却害怕工人代表会，这是矛盾的。”
12月11日，两位最杰出的工人领袖——拉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与波利被捕，布达佩斯警察总局在12月12日晚上7点通过广播发表声明：
“12月9日，布达佩斯警察总局传唤了已被取缔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前主席拉茨·山多尔和该代表会委员波利·山多尔。由于以上两人未及时报到，已于12月10日发布了两人的逮捕令。此后，警方于12月11日下午早些时分成功拘捕了拉茨·山多尔与波利·山多尔。
“在把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变为反革命的工具的过程中，以上两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竭尽全力，企图阻挠公共秩序、安宁与和平工作的恢复。
“他们领导了违法活动的组织，组织了煽动性的罢工，并利用被蒙蔽的青年制作反政府传单。他们企图威胁真诚的工人与技术员，还有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的正直的委员。
“以上两人在前几天举行了非法的全国会议，除了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之外，他们还让一些与工人代表会毫无关系的反革命分子参加了会议。他们借机号召推翻政府，并且不顾出席会议的真诚的工人与技术员的谨慎的意见，使会议草率通过了进行48小时煽动性总罢工的宣言。
“以上两人与颠覆性的‘自由欧洲电台’及西方报刊的记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了破坏匈牙利工人阶级与工农革命政府的良好名声，蓄意提供了歪曲事实的消息。
“鉴于以上事实，逮捕和拘留以上两人是必要的
[8]。”
拉茨和波利起初躲过了搜捕，但是，他们同意到国会去举行新的会谈。他们在进入国会时被捕，就跟莫雷泰尔上校在同俄军谈判时被捕一样，就跟纳吉·伊姆雷和他的朋友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时被捕一样。
这两位工人领袖的被捕马上引发了新一轮罢工浪潮。12月12日出版的《斗争报》[9]发表了该报驻布达佩斯记者发回的通讯：
“……今早走上布达佩斯街头的人，发现地铁不开了，公交车不开了，到了下午，只有75路有轨电车满载着乘客，穿过了英雄广场。然后，有轨电车也从街上消失了。有人跟我们说，有轨电车被人放了火。开往基什佩斯
[10]的有轨电车得到了军队的保护。我在布达佩斯看见一列火车在市内线路上运行，它开了出去，但没开回来。有人说这条线路的什么地方被人炸坏了……一些城镇爆发了示威游行。星期一中午，在艾格尔
[11]有两千人参加了横穿全城的游行。苏军装甲车出现在街道上，但后来又撤走了。游行继续进行，群众要求政府收回最近的决定。由于昨天又有人被捕，今天游行仍在继续。几千人聚集在苏军总司令部门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工人。工人获释后，示威群众就回家了……”
12月1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发表了路透社记者发回的报道：
“他们通过了决议，宣称政府仍在逮捕工人代表会的主席与委员，因此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在当晚零时到星期三零时举行罢工。据说，罢工是为了抗议卡达尔政府的‘反人民、反工人的行为’。这个决议还说：‘我们请求各国工会的全体会员同时组织声援罢工，支援正在为了生命与自由而在无畏地进行斗争的匈牙利工人。’”
罢工是从贝洛扬尼斯工厂开始的，被捕的两位工人领袖都是这个厂的工人。据12月1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报道，俄军直接镇压了罢工：“今天，在布达佩斯南部的切佩尔岛上的大型钢铁厂里，卡达尔政府的委员会和一批俄国军官（其中有两名上校）夺取了正式的权威……委员会宣布‘工人代表会再也不能代表切佩尔工人了……’”
在莫斯科，12月12日的《真理报》报道：“布达佩斯的形势变得有些复杂了。”这实在太轻描淡写了。全国都遵守了总罢工的命令；铁路停工了；政府为了不让外界得知罢工的消息，中断了国际电话服务。根据涌向奥地利的难民所说，在那几天里，政府仍在继续抓人、把人驱逐到国外。群众经常会介入，设法让俄国人放人。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朔尔塔戈里扬矿山。
12月9日19时，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发布了关于这起冲突的公告：
“不幸的是，他们的挑衅取得了部分成功。基什泰雷尼耶居民加尔·洛约什因散发反民主传单并在矿工当中煽动罢工而被拘留；苏波托克居民维奇安·蒂波尔也已被捕（他曾因对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叛乱而被判处12年徒刑）。他们被捕后，有人借此煽动示威游行，对抗警察，要求释放他们。煽动者强逼工人上街。当人群聚集在警察局和州议会门前时，反革命挑拨分子用冲锋枪向人群射击，并朝人群投掷手榴弹。这一挑衅导致大批人员伤亡，其中数人死亡。过去几天里，在托托巴尼奥、贝凯什乔波和波托尼奥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反革命挑衅行动……
[12]”
乘坐俄国装甲车的匈牙利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近百人死亡，其中有十名妇女。
解散工人代表会与宣布戒严，让政府与工人力量之间的公开的战争暴露得更加清楚，激起了新一轮罢工浪潮。12月10日，星期一，政府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护政权的人，立即接受政府的指挥，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进攻”。这是布达佩斯第一次完全停电，邮政服务完全中断。广播声称：“反革命罢工分子正在威胁工人。”部长莫罗山也说“被关押在狱中的作家恐吓了自己的同行”。
12月11日，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退出了联合国大会，抗议针对卡达尔政府的“无耻谰言”。12月31日，由霍尔瓦特·伊姆雷[13]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又一声不吭地回来参加大会，但继续抵制一切提到匈牙利的讨论。12月14日，有报道称俄军与匈牙利工人在米什科尔茨发生了流血冲突。
卡达尔接见了多家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向他们解释说：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卷入了政治”，并“提出了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因此，自然而然地与国家政权发生了冲突。”卡达尔得出结论：“因此，我们现在反对成立区域性的工人代表会。”12月11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人民自由报》对此发表了评论：
“我们完全相信，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当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对形势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由于过去几年里的浮夸与罪恶，由于言行不一，这部分人无能为力。在由此导致的局面中，就连真诚的人也找不到道义基础，无法挺身而出。此外，这部分人现在仍处于守势，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受到沙文主义口号与假民主口号影响的群众……如果仅仅为了暂时安抚工人的情绪，就把政权交给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那就会是完全不理智的，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彻底背道而驰的……”
卡达尔还表示，他不明白工人为什么要求多党制。
“……有些人要求我们允许所有政党自由活动，并把这一条列入了工人的要求。劳动者居然衷心地、积极地、热情地渴望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活动，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多党制问题必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个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能参加我们的政治生活。有个最近来过布达佩斯的外国游客跟我说，他见了许多人，他们全都对他说，他们拥护社会主义，这让他感到很惊喜。我对他说，关键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是怎么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也说他们拥护社会主义——但他们拥护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匈牙利人民亲身体验过那种社会主义，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人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不要共产党。但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就等于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
（科苏特广播电台，12月11日）
布达佩斯十多家工厂爆发了罢工，切佩尔钢铁厂的工人为了声援其它工厂的罢工，并争取释放拉茨和波利，也举行了静坐罢工，总罢工似乎不可能结束了。工人领袖向卡达尔发出了最后通牒：“必须立刻释放一切被捕的人，必须让一切被驱逐出境的人返回匈牙利。必须在六个月内用质量更优秀的匈牙利设备替换苏联设备……”据伦敦《泰晤士报》（Times）（在12月17日）报道：“最后通牒中还给出了一张表，列出了得到满足的要求的数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如果警察和军队在48小时内撤出矿山，产量将会恢复到正常的25%；如果被捕者能在下一个48小时之内获释，产量就会再上升33%，依此类推，所有的要求被满足时，产量就会达到100%……”
匈牙利的《人民意志报》报道，84000名矿工中，有20000人确实离开了工作岗位，剩下的人当中也有四分之一以上没来上班。
政府继续使用恩威并施的政策。它取消了工厂里的斯塔哈诺夫工作制，承诺给矿工新建一万套住房，并将重新把3月15日定为国家节日（在口头宣传中，这一天是1848年革命的纪念日，它被解释为下一次大起义的先声）。12月18日，工会宣布废除集体合同，按照原来的集体合同，工人必须完成一定的产量；还许诺给技术人员提供新的好处，比如出国旅游的自由。伦敦的《泰晤士报》在12月29日报道：
“这家报纸﹝《人民自由报》﹞……建议，让包括美国和俄国在内的技术先进国家在布达佩斯开设技术信息中心。”
但是工人们仍然在想念十月的成果。卡达尔的报纸不得不经常提到这些成果。以前每个工人都有一份“秘密档案”，由各个企业的人事部保管，十月的成果之一，便是废除了秘密档案。12月18日的《人民自由报》讨论了这个问题：
“不知有多少人瑟瑟发抖，夜不能寐，只因想到了档案，猜测档案里会有什么内容，而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观察权势滔天的人事部主任是否还会回答某个人的问好……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没了人事部和个人档案，工厂和机关仍然工作得好好的，没有理由指望重新恢复人事部和个人档案。可惜的是，必须经历这些悲剧性的事件，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不过迟到总到不来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正式承认：拉科西时期最受人痛恨的机关能被撤销，完全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缘故；在工人眼中，这个机关象征了特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侵犯。下面这段话暴露了“工人阶级政权”与具体的工人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的薄弱：
“矿工、金属工人、非技术体力工人与技术工人，由于私藏武器、手榴弹、冲锋枪等罪名，而被判处了长期监禁。……我们的法庭大声宣判了重刑。这些工人被送上了被告席，跟逃避所有公民义务的流浪汉、皮条客和普通刑事犯坐在一起，而他们被判刑，仅仅是漫长的苦难之路的第一步。虽然从1956年开始，我们的监狱已经比拉科西、弗尔科什、彼得
[14]那个时期好了不少，但狱中生活依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应当对这一切负责的不是凯斯特尔茨
[15]的矿工，不是凯奇凯梅特的体力工人，而应该是那些领导过他们、把他们引入这种困境的人……
“在这种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10月23日事件爆发了。在战斗的日子里，人们可以发现，工业中心以极大的韧性，顽强地保卫——不是保卫反革命或革命——而是保卫
他们自己的革命……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在这场宏大的人民起义中，出现了各种各样企图破坏工人阶级政权的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工人却对此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工人阶级政权，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觉得匈牙利政权是真正的工人政府，所以他们摧毁了这个政权的一切标志，挖掉了国旗上的国徽，拆掉了建筑物上的红星。”
（《人民意志报》，布达佩斯，12月19日）
工人代表会仍然认为自己是工厂的真正主人。失去了自由工会的支持，被剥夺了政治责任之后，它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保卫工人生活的责任。卡达尔指责它们浪费了货物与设备，将货物与设备在黑市上出售，导致国家的产品流入了黑市。就连民主的伪装也被扯掉了。12月8日的《人民自由报》报道，工会书记处原本已经决定要举行选举，但工会领袖现在却收回了这个决定。
为了抗议政府的胡乱插手，切佩尔钢铁厂工人代表会辞职了，并号召附近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也跟着辞职。卡达尔政府把这打成了“挑衅行为”，并派民兵前去把守工厂的大门。
两名工人被民兵枪杀，切佩尔的机关职员遭到大规模枪击，引发了多次示威游行，留在布达佩斯的最后一批外国记者目睹了这些游行。关于行刑的传闻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东柏林的共产党报纸《新德意志》（Neues Deutschland）评论说：“法西斯分子趁机煽动了多次游行，均已被警察击败。”12月13日，对于“煽动罢工”者，可以适用死刑。各州首府都成立了特别法庭，由一名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组成，司法部长内兹瓦尔[16]宣布：“这项法令将继续生效，直至真诚的工人揭露一切反革命煽动分子和破坏分子为止。”
同时，为了扩大执政基础，政府继续进行谈判。但是，人气颇高的小农党领袖科瓦奇·贝洛在12月14日宣布退出政界。向其它政党的领袖（但是不包括社会民主党）求助，只能进一步暴露出卡达尔的孤立。
曾目睹切佩尔工人高喊着“打倒卡达尔！纳吉万岁！”的口号举行游行的自由世界的媒体记者现已被驱逐出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约翰·麦科马克（John MacCormac）、《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莱蒙德·赫尔哈格尔（Raymond Hörhager）、国际通讯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印度记者艾默里·雷（Emery Ray）和路透社记者迈克尔·维格尔（Michael Weigal）均已被驱逐出境，而为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工作的匈牙利记者莫尔通·恩德雷（Marton Endre）和他的妻子也已经得到了出国的签证。莫尔通从维也纳发回了报道，发表在（12月25日的）《纽约时报》上：
“……卡达尔先生为了获得人民支持，开始同纳吉先生接触。自从苏军在11月4日发动偷袭，迫使纳吉先生下台后，这位被放逐的总理就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内避难。纳吉先生偷偷传给西方记者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告诉全世界，他不会同卡达尔先生接触。
“另一位回绝了卡达尔先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杰尔吉教授。他不肯出任教育部长，宁可跟纳吉先生一起流亡。但是最狠地拒绝卡达尔先生的还是工人。本报记者曾在切佩尔钢铁厂和多洛格
[17]煤矿的几百名前共产党员谈过话。他们会参加卡达尔先生的新党吗？答案几乎全都是不会。知识分子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共产党的报纸上满是哀叹：
“从一开始就支持复工、反对罢工并把罢工当作蠢事的工人被开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绝不能让真诚的工人——无论是否党员——被开除，却把嗓门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留在工作岗位上。”
（《沃什人民报》〔Vas Népe〕，1月6日）
一位《人民自由报》记者采访了布达佩斯电器与线缆厂，并报道了厂内的党的生活：
“工人代表会反对党的组织工作。它阻碍了党在厂内争取活动空间的活动。它不邀请党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它甚至不承认党的存在……他们开除和迫害共产党员，并且迫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当地组织在实质上转入地下……”
（《人民自由报》，1月23日—24日）
工人不肯与党合作，就被说成是“恐怖统治”，而作家的沉默——他们的宣言仍在工厂里传播——就被说成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在12月31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放了卡达尔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当着布达佩斯第21区的党员的面，公开攻击了工人代表会的自治，尽管他曾一再保证不会触动这种自治。
“……刚刚辞职的切佩尔工人代表会以前一直在为反革命效劳，而不是为工人服务。工人代表会是在革命期间成立的，但是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混了进去。我们在原则上接受这些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但它们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卡达尔强调指出，必须重建党，凡是可以重建党的地方，都要尽快完成党组织的重建。“因为没有了党，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存在。”在十月和十一月的事变中，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党内出了叛徒……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月2日）
莫罗山在2月2日扬言：“我们正在组织一支坚强的警察队伍，足以粉碎任何叛乱的企图，我警告你们，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把工人武装起来。”不难想象布达佩斯人民会对这种自吹自擂报以何种嘲讽。
其实，政府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怎样解除工人的武装。
摘自：梅尔文·J·拉斯基[18]
《匈牙利革命》
伦敦，1957年 |
[1] 弗朗索瓦·邦迪（François Bondy，1915年1月1日——2003年5月27日，瑞士记者、小说家。
[2]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昂托尔·奥普罗在国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3] 同上。
[4]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的《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波利·山多尔在11月25日的国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5] 同上。
[6] 同上。
[7] 请参阅收录于本书第一部中的《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冈茨电气厂工人代表会代表在国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8]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的《逮捕、监禁、戒严、恐怖》一节中的《拉茨·山多尔与波利·山多尔被捕》。
[9] 《斗争报》（Borba）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
[10] 基什佩斯（Kispest）是布达佩斯的第19区。
[11] 艾格尔（Eger）是匈牙利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也是赫维什州（Heves megye）首府。
[12]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的《逮捕、监禁、戒严、恐怖》一节中的《政府关于采取紧急措施的声明》。
[13] 霍尔瓦特·伊姆雷（Horváth Imre，1901年11月19日——1958年2月2日），生于工人家庭。1918年参与创立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1920年获释，1921年因参与重建共产党而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1922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3年返回匈牙利，重新参加地下工作。1934年11月被捕，1944年秋季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1945年获救后回国。1946年担任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1948年任匈牙利驻柏林大使。1949被调往美国，1951年任匈牙利驻美国大使，1953年任驻伦敦大使，1956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56年7月至1958年2月任匈牙利外交部长。
[14] 彼得·加波尔（Péter Gábor，1906年5月14日——1993年1月23日），本名埃森贝格·本雅明（Eisenberger Benjámin），生于犹太裁缝家庭，青年时也当过裁缝。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红色救济会大会，并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招募。1945年1月担任布达佩斯警察总局政治部主任，此后担任国家保安局局长。1952年被撤职，1953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获释。
[15] 凯斯特尔茨（Kesztölc）是匈牙利北方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
[16] 内兹瓦尔·费伦茨（Nezvál Ferenc，1909年2月7日——1987年11月26日），出身鞋匠家庭，二十年代末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曾多次被捕。1945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6年12月——1966年12月任司法部长。
[17] 多洛格（Dorog）是匈牙利北部的一个城镇，距离布达佩斯38千米。
[18] 梅尔文·约纳·拉斯基（Melvin J. Lasky，1920年1月15日——2004年5月19日），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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