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二、马基耶洛伐尔 晨间时光已过了一半，边界上的横木给提起了，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停在海关前面。车子里坐的是德国红十字会人员与一个德国记者。车中装满了食物和医药用品，原来是马基耶洛伐尔镇里发生了事情。该镇位于大路旁，距基安尔有十分钟的汽车行程。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据报告说，那里有许多人受了伤。他们打算在马基耶洛伐尔卸下食品和药物，以后试图前往匈京，看看那边需要些什么。我请求搭车，他们同意大家挤挤，带上了我。不久，我们越过了基斯亚尔福特——匈牙利的“小平原”，这一带收割起庄稼的田野，单调而平坦得像我们英国的故乡霍特纳斯。这乃是我此次动荡不定的旅行中唯一足以慰藉的一个景象。几分钟后，车子走过海奇夏龙村，成年人注视我们的车辆，孩子们向我们挥手。不过四周围并没有好多人。马基耶洛伐尔的街道上却挤满了人。我们的车子立即给人家包围了，他们企图用德文、英文与法文和我们谈话。 这镇上充满了一种十分紧张的空气，仿佛发生了某种可怕的自然灾难。在我们英国矿区，当一个矿穴塌陷因而造成灾难，吸引群众到矿顶上来的时候，就会笼罩着这样的情绪。有些妇女在哭泣。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说话中，我们得知前一天此地发生过一次示威游行，秘密警察人员向示威者开了枪。死了80人，伤者一、二百。我们一定要看看那些被屠杀者的尸体。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市政厅去看看那正在开会的革命委员会呢？ 差不多在每一座房子上都并排地悬挂着匈牙利的三色旗与黑色的丧旗。在每一个人的纽扣上都系着一条红白蓝的三色带与一条黑色带。 革命委员会非常客气地迎接我们。它是在发生前一天事件以后成立起来的，不断的在开会，主要的讨论事项是组织粮食供应，并与县城基安尔的革命委员会发生联系。革命委员会的20个委员全部都是本地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流亡客的。其中有几位是共产党员，不过是普通党员而非党官。那么，党的那些官们又怎样了呢？人们告诉我们说：“党委书记是一个粗汉，不过他不是一个罪犯。我们叫他回家去，暂时在家里躺着吧。” 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是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这些人自从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为了某些理由，脱离了政治活动的。马基耶洛伐尔共有二万二千人口，差不多全属工人阶级，他们在1945年选举了一个市议会，让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占了多数，但在两党合并之后，人民自己的创意力，即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却被窒息了。关于他们自己事情，既没有被咨询过，也没有被吸收进去参加过。办党的头子们，只是发布命令来治理这个市镇。所以不管社会主义的宣传叫得多么响，人家总是感觉不到这个镇及那些工厂是属于人民的，或者那个党是人民的组织。党部门前竟会挂着这样一张告示：“非公不入”。人民的穷困能够有什么转变呀？职工会是一种骗局，他为党的傀儡所支配，其存在，不在于它能否保护与改进工会会员的工资与条件，而在于它必须动员会员们去为更高的生产而斗争。职工会不再是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工具了。马基耶洛伐尔本是一个贫穷的小镇，现在，化了一次社会主义的妆，那就是到处看见的红星、标语，列宁、斯大林与拉可西的相片，到处听到的同志称呼以及强迫举行的五一游行——这样一来，使那个贫穷更加难以忍受了。人家允诺过人民快有较好的生活了，而人民也充分准备合作来达到较好的生活。但是生活不但没有好起来，反而更坏了。镇上的人，从亲身的经验中得知党报和无线电中所宣传的都是假话。 这是革命委员会讲给我听的故事。那些老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见过战前情形内，因此他最热烈的斥责那在过去八年中强加于人民头上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们说：“这是八个年头的地狱生活”。 他们开始讲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了。在星期三与星期四两天，关于布达佩斯发生战斗的消息，便在工厂和街道上传开了。星期五，全镇沸腾起来。大约在早晨十点钟，人们自动的从各自的家里涌到了街上，举行了示威。他们不是武装的，在那个阶段他们也不需要武装。他们的唯一武器是红白蓝三色旗，以及偶尔出现的粗糙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全国起义的两个基本要求：“终止俄国军队的占领”与“取消秘密警察”。游行队伍有五千人，包括了老年的男女，铸铝工厂的年青如娘们，怀抱孩的女工们与学生们。他们唱着匈牙利国歌，行过市中心，这是1945年以来第一次自发的示威游行。他们是完全和平的，只当他们发见一枚红星的时候，就把它弄下来——这也许可算是唯一的非和平事情了。这并非表示他们要恢复资本主义。它只是表示了匈牙利人要求终结苏军占领，要求除去那些代替面包塞进人们喉咙去的苏维埃标志，要求不再叫喊那些代替真理硬送进人家耳朵中的空虚的口号这个愿望吧了。 群众是心气和平的，队伍行进，经过秘密警察的总部，看见一枚巨大的红星耸立天空。他们就喊了起来：“把红星拿下来！” 那答复却是一声粗厉的号令，嘎嘎的机关枪声。走在前列的人们给扫倒了；受伤者发出尖叫声。 事前不曾有警告，不曾宣读过“暴乱法令”，因为匈牙利根本没有这种法令。放枪时，甚至并不先向空中发射，或故意射得高出于人们的头顶。指挥秘密警察是约瑟夫·斯德夫可中尉，两挺机关枪暗架在总部窗后，专拣群众最密集的地方喷射子弹。秘密警察还抛掷了手榴弹。开枪时间延续了四分钟。受伤者想爬开去，他们的背脊上又中了子弹。受害人中有男女成人，有学生和工人，有儿童，甚至有十八个月大的婴孩。 现在是无论什么力量都制止不住群众了，他们奔赴各军营，向兵士们诉述这个故事。兵士们毫不犹豫便打开了军械库，将武器交给了人民。人民拿了武器就进攻警察总部，那是一场可怖的战斗。战斗中，有一分队的四个军官被杀，另一军官被俘且受了私刑，还有两个受伤，给送进了医院。其中一个人当夜里死了，另一人，即斯德夫可中尉则还躺在那里。群众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院方交出斯氏，使他受简短的审判。 我们听了这一故事之后，革命委员会坚请德国记者和英国记者走到外面阳台上，对群众讲话，然后再邀我们到坟场去，亲眼见见停放在那里的暴行受害者。传译员预备好了，我们面对了几百人的群众，他们是兵士、工人、学生与妇女。德国人简单地说，药物援助已在从西德运来的途中。我不晓得说什么话才好；我心里充满了太多的话，有更多的事想做，可是当时我只能对他们说，关于匈牙利发生的事情，英国人还看不到什么可靠的消息，我的职责就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消息告诉他们；只要那消息一经传播，我相信药物援助也会很快从英国送来的。那一天，在市政府的阳台上悬挂着黑色丧旗，拂着我的面，也拂着下面站着的一些人的面，他们的面孔被无可形容的悲伤所笼罩，在我的眼睛中疑惑成了灰色的一团。在那一天我许了愿，要将他们的真相告诉人，我是企图遵守这个诺言的。如果那天被邀请到阳台上的不是我，而是坎培尔——《工人日报》的主笔，或米克·培内脱——该报副编辑，或乔治·巴修斯——英共党的助理书记（他们这几位决定不登载我关于马基耶洛伐尔事件的报导的），不知他们会对该市人民说些什么话。他们会提及“反革命”的警告，以此侮辱人们的悲伤吗？或者他们会对人家做一篇关于“白色恐怖”的小小说教吗？他们多半会用《工人日报》在该次可怕惨案前一日所写的社论腔调，即用高傲的与全知者似的腔调对人家演说吗？ 那篇社论中有这样的话： “过去几天内发生于匈牙利的事情，并非反对独裁政府的民众暴动。它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企图，要想用非民主的暴力手段，去推翻一个正在进行重要建设的政府。”
当他们像我当时那样被邀请去参观死难者的时候，他们会如何描写他们呢？描写成法西斯匪徒吗？反动分子吗？反革命分子吗？这一点我倒是很想知道的。他们带着我们，沿着一条植树大道，缓慢而静默地行进，走向市坟场的那座小教堂和停尸房。数百人跟我们一起走；途中，我们看见更多的人从那边回来，他们已经在尸体中认过了亲人、爱人或朋友，或者已经对死了的工友或同学致了敬。有些面孔是严峻的，另有一些则因哭泣，而扭曲着，当我们抵达教堂与停尸时，连我自己也哭了起来。吊唁者给我们让道，轻轻地拥我们来到前列，这样让我们能够好好地看看，以便报导我们的所见。尸体成行摊放着；干血凝结在衣服上。有些尸体的胸口放着几小束鲜花。那里有几具少女尸体，年纪不会大过16岁的。有一个约莫六岁大的孩子。18个月大的婴儿尸体已放进棺材，由布轻轻地覆盖着。实行了11个年头的“人民民主”之后，竟弄到这样地步：保安警察是如此地远离人民，如此地不得人心，如此地恶毒与强暴，竟然用武器来对付一个无防卫的人群，屠杀那些被说成是国家主人的人民。 我不要再听什么，不要再看什么。但是我没有法儿不闻不见。我站在坟场入口处几小时，被一天人群围困着，川流不息的传译者走近我，用英文或法文替我作翻译。只在那一天内，我一定是和一百以上的人谈过话了。显然他们都是劳动者。所有的人差不多讲了同样的故事。对每一个自称为暴行目击者的人，我都提出了疑问点。我不愿相信人家所告诉我的事情，但他们各人所讲故事，在每一个重要的细节上却都相符合。特别是我绝对地确定了一个事实，即游行者是不带武器的，后来他们所获得的枪枝乃是兵士给他们的。我提出的疑问所获得的答案，完全令人信服。 群众又对我讲述了他们在这小小工业市镇里的生活情况，讲述了他们悠长的、愈加紧迫的穷苦，这穷苦没有改善的指望；讲到了他们对于秘密警察的仇恨与害怕。有一人说：“我一月赚七百伏林”。另一人说：“我只有六百个”（注）。他们穿得很不好，妇女们拼命想打扮一下自己，结果却只让人看出了华贵的可怜的影子。他们向我谈起秘密警察人员，说：“他们是畜生，是野兽，是将自己出卖给了俄国人的动物。”“他们自称是匈牙利人，可是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人用机枪扫倒了！”“你瞧吧，我们不会让一支这样的猪猡活着的。”他们问我，西方将怎样援助他们。有些人则干脆要求西方帮助他们武器。 我为了一个理由并不将他们看成反革命者。如果共产党执政11年之后，劳动人民却因不能忍受而激动，向西方要求援助，这到底是谁之过呢？如果美国人的罪恶是应用了《互助安全法案》在此地培植反革命，那么拉可西们与吉罗们的罪恶该要大到一百倍的，因为他们供给了一片沃土，使美国人撒播的种子得能成长起来。 大量的人流，通向医院方面，那里正集合了一大批群众。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要求院方将斯德夫可中尉交出来。那位德国记者和我被放入了医院，在里面我们遇见了院长太太与一个会说法国话的女人，她是志愿来帮助看护的。来到此地，我才第一次对于受伤者有了比较确定的数字。送到这个医院来的共有80个伤者，其中11人业已死去，此外大约又有80人被送去基安尔城的医院。如果要想挽救这些人的性命，据院长太太说，万分迫切地需要血浆和其他药物，因此，她认为必须终止医院外面的纷扰。革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院长，要求将斯德夫可移交给人民。 几分钟后，院长让了步，同意交人。我们看见，有四个人抬着一张抬架，出现在医院空地的小屋之外。抬架上躺着斯德夫可，他身穿蓝衬衣，他的双腿用毛毯覆盖着，头上绑了纱布。他贴近我的身体被抬过，近得让我可以触到他。他是完全清醒的，他充分明白人家会如何对待他。他的头猛烈地向左右转动，口边满是唾沫。当群众看见抬架走近他们时，他们发出了嘲笑、愤怒和仇恨的咆哮。他们攀上了铁丝篱笆，吐他口水。骂他“凶手”。他们用全力推压那扇双重门，冲破了它们，蜂拥而入抬架被丢到地上，群众扑向斯德可夫，踢他，踏他。在这次私刑处死的行动中，人家告诉我，那些被杀害者的亲人们是首先动手的。事情迅速完结。他们拖了死尸，用绳子缚住了足踝。倒悬在列宁大街的一株树上，挂了一个短时间。十分钟后，医院外面只留少数人了。稍后，我发了第一通不被刊载的电讯如下： “经过11年共产党领袖们的不断错误，国家保安警察的野蛮暴虐，普及各处的官僚化与腐败无能，‘乌龙’百出，不依法律的任意举措以及谎话连篇，匈牙利的政制已被引向到整个的崩溃。这不是一次由法西斯与反动派组织起来的反革命。这是一次全民起义（其中参加的有下层共产党员），它反对那个伪装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警察独裁——由苏联武力支持的警察独裁。”
这个电讯是我在那次最激动人的经验直接冲击之下写成的，但我并不想撤回其中一个字。该电讯其余的大部分，伦敦始终不曾收到。因为打了20分钟之后，长途电话线给割断了。在最初的十分钟内，对面就有三个不同的人向我发出各自矛盾的训令，关于我应取的“路线”的。米克·培内脱坚持要我听他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中读一长段引文。我是听够决议案了。我已经看到恐怖与愚蠢的11个年头将匈牙利带领到了什么地方。我要把朴实无华的真相，不管它是多么地令人痛心，告诉《工人日报》的读者们。但是《工人日报》的读者们是不能被告知这个真相的。在我发出那一个电讯的次日，他们在《工人日报》上读到的只是：“反动匪帮”如何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打死共产主义者”。这报纸随便地承认了一下：“某些报告说，被杀害者只是那些被证实为前公安警察的代表们。”再过一天，《工人日报》的封面版上便只字不提匈牙利。“我是匈牙利发生革命后从外国来的第一个共产党记者。我毫不迟疑，要把这些恐怖事件的罪责完全放在包括哀诺·吉罗在内的领导了匈共11年的那些人的双肩上。他们原本可以将这个国家造成欧洲人民民主的杰出榜样的，而他们却将它画成了一幅对社会主义的可怖的讽刺画。他们培植和训练了一支秘密警察，用以磨难那些敢于对种种不平开口抗议的人——不管他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这支秘密警察原本说是保护人民的，可是在最近几个可怕的日子中，竟将枪炮射向了人民。” 多年来，我用了文字和演说，同时在我心里，反对了英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所犯的罪行。10月27日，在马基耶洛伐尔，我可发了誓：从今后我要用同样的热情与力气，同时去反对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所犯的罪恶，这些罪恶污损了一个高尚的与合乎人道的事业。 （注）六百伏林（Forints）若依官价汇率，约等于18英镑，依旅行兑换率，则仅合九英镑。革命以前，匈牙利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为九百至一千个伏林——约等于25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