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三、十月革命的背景 不管1956年十月的匈牙利革命结果如何悲惨，却总与产生了苏联与共产国际的1917年10月革命一样，对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会发生同样深远的影响。因此，全世界工人运动就有责任去了解匈牙利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将10月23日突然发生于布达佩斯的起义简单解释为美帝国主义多年来图谋倾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结果，因此一笔抹煞其意义，那是错误的。无疑，美国人竭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无疑，匈牙利国内的亲美反动派，以及被派回到匈牙利去，利用这个局势的某些家伙，那是更竭尽全力想控制这个运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这是肤浅的与片面的解释。鉴于该项运动包括了全体90%的匈牙利人民，鉴于运动产生了如此顽强的群众性的英勇行为，而且，当我书写出这几行文字时，产业工人们还继续用强韧的罢工行动来公然反抗“工农政府”——谁能满足于这样肤浅的解释呢？ 当然，《工人日报》也不可能老是满足于将运动称之为反革命，说它是反革命在“黑暗的日子里举行的暴动”（见10月25日该报）。四天之后，连《工人日报》也不得不宣布说“反革命行为与人民的正义要求乃是造成局势的两个因素”。11月13日《工人日报》称它自己最早的看法为“荒谬的”，并且承认“有大量诚实的工人出来反对政府”，“为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独立而斗争”。11月16日，报纸且引了强诺斯·卡达尔本人论及“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的谈话。11月19日报纸上引用塞泼尔一个普通工人的话说： “西方不应该相信工人们的斗争是为的要迎回霍尔第或地主们与贵族们。我们不愿意将土地或工厂或矿山交还给他们。”
这些对于匈牙利革命原因的看法，是直接与库兹尼佐夫先生的意见相冲突的，这位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于11月13日对大会说，暴动是由法西斯分子与反动派领导的，又说这是“反革命派”举行的一次“吸血的狂宴”。这些看法和卡达尔本人11月19日的声明，即说它是“一次事先精密准备军事行动”，当然也是冲突的。显然这儿有深刻的意见分歧存在。一种观点是：当苏军第二次干涉的前夕，反动势力虽已积极活动（这事实是否可以替那二次干涉作辩解乃是另一问题），但起义主要仍然是一次真正的民众运动，是不满情绪的自行并发。另一见解则以为，暴动主要乃是一个法西斯派阴谋，是事先计划好的，它用尽方法要争取那诚实的、但被迷惑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援。卡达尔不能将这两种见解同时保有：或者是“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其中反动派的活动成分仅占次要地位；或者、是反革命派的“一次事先精密准备的军事行动”其中群众革命的成分是次要的。 说匈牙利革命就其起源与本质说，都是马克思时常称道的“真正人民革命”的一个实例，无论目击者的观察如何，这总是唯一符合于匈牙利历史事实的一个观点。自从1919年以来，尤其是从1945年以来，匈牙利历史的逻辑，使这样的一次起义成为无可避免，这好似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一样。匈牙利的十月革命早晚总要发生的，不管美国人是否竭尽全力来制造纠纷。人民不能在旧方式中生活下去了。 匈牙利历史上不曾有过民主，只有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那四个半月的反常时期，在卡洛里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之下，才算享受过一点点。跟着卡洛里伊政府之后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成立三个月后即被外国的军事干涉所摧毁，犯下严重的错误。诸般错误之一，便是它未能争取土地饥渴的农民作为同盟者；它不将土地分配给贫农与农业工人，而是将土地社会化了。这之后便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法西斯政制——前匈奥海军总司令霍尔第上将的独裁。霍尔第政制以白色恐怖开始，虐杀了成千的共产党与犹太人。据说，当时英国工党代表团调查研究了那些暴行之后，向霍尔第诉说：对白色恐怖负责的军官们未受处分，那个独裁者愤愤地回答道：“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是我最好的人！” 在霍尔第统治之下，40个富家实际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土地。三分之一的耕地则握于980名大地主之手。在九百万总人口中，113万农民是没有土地的。职工会被禁止，人数微少的共产党在极度秘密状态中进行工作，犯着在此种工作状态中最易犯的教派主义的错误。领袖们被监禁与屠杀了。在领袖中最出名的是：麦底耶斯·拉可西。他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过商业运输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后又改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长。拉可西从1925年到1940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在1925、1926年及1935年都受了审判。1940年，苏联政府与匈牙利政府谈判，将几面匈牙利历史性旗帜换取了拉可西的自由，从此他便住在苏联，直至苏军解放了匈牙利为止。拉可西的坚毅是不可否认的；不过从他1945年至1956年做匈牙利独裁者的记录看，却使人怀疑到：一个在监狱中度过了15个年头，然后在莫斯科又住了五年，整个时间远离了一般人民与普通共产党员生活的人，是否还能胜此重任。他将匈牙利人民带入了灾难，且使人民对他普遍的敬爱转变成了憎恨。当七月间，拉可西已经过迟地辞去匈共党第一书记职务之时，一位布达佩斯的共产党员对我说：拉可西所以会如此下场，乃“因他从来不对斯大林说一个‘不’字。” 要否认匈牙利在解放以后所完成的许多积极的成绩，那是无聊的。巨大的改建工作是执行了的，虽然时至1956年，第二次大战的后果仍旧看得见。土地改革打碎了地主们的产业，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饥饿。共有450万亩土地被分派给了40万农户。主要工业收归了公有。一直到1949年为止，生活标准都在提高。在教育、文化与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出色进步。工人们与青年们获得了休养的便利，而这些事，他们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 有了很多成就，这主要得归功于忠实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的劳动。其中有许多，总是做两份工作，每日工作14至16小时，每周七日，如是者常达数月之久，因为熟练工人奇缺之故。我认识过一个共产党员，当某一大工厂被国有化之时，曾经工作了三天三夜，中间没有睡觉。1947年5月1日，布达佩斯的人们在大街上大跳其舞。他们觉得生活是越来越美好了。 可是生活却并不越来越好。它开始变坏了。人家犯了错误，而且还犯了罪恶。共产党领袖们并不对人民守信。他们采用的方法并非是使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生信心，并非是信赖人民自己的创意，而是欺骗人民，是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人民蒙蔽起来，直至某些新的办法以既成事实的方式陈列于人民之前。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幸而我们有一篇很坦白的描写，是将匈牙利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全部过程加以斯大林主义理论说明的描写——这是拉可西于1952年2月20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党务学院中所作的演说，曾刊载于1952年二、三两月合刊的《社会评论》上。这就是那篇出名的所谓“切香肠”演说，它当时曾引起《孟却斯脱卫士报》的惊惶与抨击，同时由英共党的约翰·高兰加以辩护的。如果你想知道：当人民未曾准备好革命，因而没有广大的群众支持，仅仅在国家机构中有个立足点，仅靠政治诡计与阴谋的无限应用，以及背后依靠的苏联坦克，如何“自上而下”地来一次革命——看这篇演说真是再好没有的了。读了它，看见了匈牙利人如何被施以诡计，致使二三十年的政治发展压缩成为五年，你便懂得1956年10月23日起义的根源了。 拉可西承认，1945年的共产党并未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即使在劳动阶级中亦然。有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只在狭小的党圈子内提出来。他说道： “我们没有公然在党的面前提出，因为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标，即使作理论性的讨论，也会使联合政府中我们的伙伴们吃惊，且会使我们不仅争取小资产阶级，而且争取工人群众大多数的工作更为困难。”（见，英译本第八页）
这就是说：你不要叫工人信任你。跟他们玩点手段，欺骗他们，使工人与你的同盟者不知道你的真正目的。这办法自从1945年11月国民大会举行选举以后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在那次选举中，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占17%，社会民主党占17%，小有产党占了56%。拉可西又说： “我党利用选举结果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我们要求副总理与内政部长的职位。这个内政部职位，经过若干拖延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第19页）
获得了内政部的控制权以后，就可以“揭露”小有产党的诸领袖的“罪状”，并予以“革撤”了。 “在那些时候，这办法被称为‘切香肠’策略的，利用了这个策略，我们将小有产党的反动一片一片地切去……我们消除了敌人的力量。”（第22页）
真的，“敌人”中之一，倍拉·考瓦克斯，就被“削到”了苏联九年，罪名是阴谋恢复旧制度。拉可西将1948年6月实行的工人阶级二政党的合并说成是“共产党的胜利与社会民主党的完全失败”（29页）。接着他透露了共产党如何夺到军队、警察与国家公安部队的情形。这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完成的，他说：“因为我党在那些机构中也有坚强据点，所以战斗便更为激烈了……当1948年秋天，我党拿到了国防部，这才能开始了国防军的有力发展。”（32页）然后，拉可西转过来谈到公安警察的事情，这一段演说若从后来发生的事变看，那是有很大兴趣的，他说道： “有一个职位，为了要拿到它，我党从最初一分钟就努力以求的，而且从不肯依照联合政府中各党力量比例来分配位置的，这便是国家公安机关。……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将它保持在自己手里。”（33页）
这是拉可西亲口讲出了如何将一个并非共产党的而是一小撮斯大林主义者的统治强加于950万匈牙利人头上的情形。这个样子的建设社会主义，便无法不使共产党腐化；这个党里原本有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忠实的工人，如今却让成千成万的升官发财主义者涌进来，被他们淹没了，这批分子一见加入共产党就能获取肥缺，便争先恐后攀上这辆乐队车了。为要对党内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实施独裁，党内便得取消自由讨论与批评。不同意见者成了牺牲品，如果他们固执己见，立刻会被秘密警察收拾去。为了自己的忠诚而付出高额代价的一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乃是拉迟洛·拉席克。1949年，当拉席克被以叛国罪受审时，我是临场旁听的。跟在场的其他所有共产党新闻记者一样，我相信法庭上提出的罪证，与拉席克及其他被告所作的冗长与详细的供词。现在，事情大白，那次审判具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与最首要的，就是要替苏联领袖对铁托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攻击供应武器。那是根据《拉席克审判案》的证供，铁托才首次被称作“法西斯”。一串荒唐的情节被编造出来，它一直回溯到西班牙内战，而且牵涉到了法国的“第二局”，英国的情报部与美国的秘密机关。哲姆斯·克鲁曼也主要是根据了《拉席克审判案》，写出了他那本名叫《从托洛茨基到铁托》（1951年出版）的书。这本书在本年（1956年——译者）四月间（太迟了！）停止流通，可是克鲁曼却仍旧主管着英国共产党员的教育工作。第二个目的，对内的，就是要用这审判来消灭匈牙利党内任何反对拉可西及其斯大林派同道们的残余。在匈共处于秘密工作时期，拉席克是匈共的领导者，他得众望，辛勤与忠实。对于拉可西的领导才能，他是怀疑的。因此他必须被清除，给不同意见者一个可怕的榜样看。 当本年七八月间我在匈牙利时候，人家曾经告诉我，拉席克，是怎样被弄得招供的。法卡斯的儿子给他上了酷刑。然后，当软化过程已使他容易对付了的时候，人家说，有一个苏联的共产党员，一个“贝利亚人物”就来告诉他，说苏联需要他有一篇供词，作为反对铁托的武器。说他如果同意做这一件重要的政治工作，他（虽然政治上业已死亡）会被安置在苏联度其余生，他的儿子会授以良好教育。他同意了。当他被带出去处决时，他的嘴里给塞了东西，塞了一块木头（这是他妻子裘利亚作了证的），这样他就不能把真相泄露给兵士们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把我怎样？” 螺旋钉的最后一转是将拉席克的儿子从他母亲的监护下弄走，改了姓名，让不相识的人去管养。 本年九月，拉席克，及同时被处决的另外三个共产主义者被恢复全部荣誉，加以改葬，那时参加仪式的有二十万的布达佩斯公民。可惜《工人日报》没有登载这件并非不重要的事件。不然的话，该报的读者们读到10月23日起义消息时，就不会如此意外了。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部的腐败，并不限于升官发财主义猖狂与恐怖。党的整个教育，并不基于自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与反教条方法的学习；而是按照匈共党确定的教本强制的吸收。它使工人们成了鹦鹉与陈腔贩子。党员们去上党课并非为了自愿，只是因为到了时候（每周一的下午六时半至八时半）不去不好罢了。儿童教育也是一样糟。八月间，人家开始把教课书作一次长久性需要的修改：旧的本子也确实是太怕人了。成天说斯大林是永不犯错的天才还不够，他们再告诉孩子们说什么是俄国人发明的，什么又是俄国人发现的。俄文常是学校中所教的唯一的外国文。 对于任何俄国事物的乱捧乱读，盲目与机械地抄袭一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这种风气扩展到任何一个方面。作家、艺术家与作曲家必须严格依照斯大林同志这个艺术导师所定下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诸原则，去写作、绘画与作曲。科学家们只要去学习他们俄国同道们的成就，并加以通俗化就好。一个生物学家如果不赞成李森可，或者一个心理学家发觉巴夫洛夫的学说并不足以解释人的意识的所有方面，那他便有祸了。当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斯大林同志发表了《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仅有匈牙利的语言学家开个大会来讨论这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贡献是不够的，历史学家、数学家与地质学家也必须召开大会，讨论如何将这一贡献应用于各自的研究范围。无怪革命者要把红星撕下来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维持友谊，对解放者所流的血深表感激是一回事，卑躬屈膝地去舔人家的皮靴却是另一回事。 不过比此种机械地搬用苏联方法到匈牙利来更坏得多的，乃是那猜疑与恐惧的气氛，以及那整个可恶的公安机关。当苏联发现了“医生阴谋案”并且逮捕了犹太医生之时，匈牙利也照样来一个“医生阴谋案”并且逮捕了犹太医生。那个诊治匈共理论家约瑟夫·雷佛的心脏病专家，在好几星期内被禁止与其家人作任何联系，为的是怕“敌人”因此发现雷佛的所在地而加以谋杀。这位专家为自己的生命担心，因为，倘若雷佛突然死去，秘密警察人员如想捏造一个谋杀罪名来控告他，真是再方便不过的了。 秘密警察是全体人民的压迫者，连共产党都受他们压迫。这一批人是用地道的斯大林主义的模型塑造和训练出来的，完全缺乏政治的了解或一般的人道，他们可以犯最不可告人的罪恶。在布达佩斯的英国领事馆中，我遇见了一个奥国人，一个面颊深陷的瘦子，他想进来避难，可是被拒绝了，因为他不是英国人。这时候，他却心脏病突发，倒在领事馆的进门厅间里。此人虽然先后在苏联的匈共的秘密警察手中挨了好多年苦，可不曾变成为愤世嫉俗的人。他对那些曾经虐待他的恶人并无特殊怨恨。由于病得太重，受苦太久，他甚至想恨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将自己的身体给我们看。俄国人曾用棉纱燃着来灼伤他的臂，可是当他被移交给匈牙利秘密警察后，人家却将他的生殖器钉在桌子上，用鞭子抽它。 那些秘密警察有如此作为，怎么能怪得男女工人要在布达佩斯街上一见就加以射击呢？又怎么能怪得群众把这些人的尸体成批地绑起来，倒悬着，加以唾骂呢？私刑处死是不对的，暴乱群众代行司法也是不对的，那是非常不对的，不管起因为何。但因每一个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都有自己的一篇经历，添加到这篇对秘密警察的控罪中去，又怎能叫布达佩斯的公民们将自己的愤怒仅以提出衷心的抗议为限？如果，公民中的某一些人，在布达佩斯而非外省的行动过了份，找出几个党的官员来泄恨（正如他们已经做的），那到底该由谁负责呢？这里用不到美国训练的亡命客或明真蒂的主教来煽动人民的。正是拉可西，法卡斯与吉罗老早就已经煽动他们了。所以，布达佩斯共党总部内党的官员们之被报复的暴徒所杀，也应该由拉可西，法卡斯与吉罗负责，犹如他们应该对“拉席克被迫害案”负责一样（注）。 在秘密警察厅内，有盖世太保式的酷刑室，其中备有皮鞭，绞架与摧残人们肢体的刑具。那里有狭小的惩罚笼。有成堆从外国寄来的信件，是截留下来检阅的。那里有偷听人家电话的录音机的电池。那里有留作秘探、奸细的妓女。从这些年青的野蛮人（构成为这个人民民主国家一支铁臂）尸体上所得的文件中发现，他们每月受薪：普通人员为三千至四千伏林；官长九千至一万二千伏林。此数等于工人平均工资的三至十二倍。此外还得加上奢侈的配给住房——而成千成万的布达佩斯人，却局处贫民屋与地窖中。 1953年三月斯大林死后，匈牙利有过一些改变迹象。1953年7月5日，英姆雷·纳基就任总理，对人民的愿望作了某些让步。拉可西退至后台。在经济计划上校正了一些错误。消费品，特别是粮食的生产予以较大注意，重工业方面稍稍减低。人民开始呼吸得自由了一些儿。但这样的情形没能延续下去。新路线不久放弃了，而这被放弃的方式，不但是重重地打击了公论，并且提供了又一个证明：证明那对于匈牙利人民有最重大意义的诸问题的决定权并不操于布达佩斯的诸公，而操于莫斯科巨头之手。马林可夫辞职；赫鲁晓夫起而代之。莫斯科撒了把胡椒，布达佩斯便大打其喷嚏。1955年4月18日，匈国民会议投票一致决定，撤去了纳基的总理职务，接着又被扣上了无可救药的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拉可西砰的一声回来了。能够满足人民要求的那个政策，却遭到了匈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冗长决议所谴责。从种种迹象看来，这一决议都是在克里姆林宫中起草的，并借大棒方法强加于那个不愿与不安的匈共中央委员会。 匈共中央的不安是早就有了。作家中间早已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受命要无微不至地、按照俄国作家方式改造自己。斯大林主义者受权给伊斯脱文·考瓦克斯，要他使作家们就范，他在1955年11月开发表的那篇演说，其巴结与“正统”的程度，即使是日达诺功夫复生，也会羡慕地称之为“杰作”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这篇臭长演说简直是愤怒极了。 然后，1956年二月，联共党第20次大会召开，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他那篇指斥斯大林罪恶的有名报告。报告出来不久，其主要内容便成了公开秘密。匈牙利全国展开了热烈讨论。可是拉可西仍旧在位，恰似斯大林的铜像仍旧屹立在市公园的旁边一样。要求拉可西去职的声音越来越公然喊出来了。但这不是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问题。匈牙利人民逐渐体会到：拉可西的去留问题所以迁延不决，乃因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中对它发生了不同意见。人们在猜想，哪一巨头站在哪一边，但只是猜想而已，更确切的消息便不知道了。人们所确切知道的唯一事情，只是：当拉可西64岁生辰那天，他从苏联共产党那里接到了一个并非泛泛的贺电。 把事情搞起来的乃是知识分子，首先是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目今已很出名的彼多斐俱乐部（这是青年团体经济办的，纪念那参加1849年匈牙利独立战争的这位革命诗人）开了一次通宵会议。到会人数约有六千，在会议中，人们提出了一连串关于民主化与知识自由的强烈要求。会后，这些人散到街上去。另外还有些会议，其中一个是拉席克的遗孀上去作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她的丈夫被恢复荣誉是于三月底由拉可西宣布的。所谓宣布，只是当他在外省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顺带一提”而已。拉席克夫人提出抗议，反对把如此忠贞而屈死的共产党员这样简单的恢复荣誉，她要求在党的历史上，还给他以应有的地位。（当时，流行于布达佩斯的许多讥讽之一是：“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何分别？基督徒相信有死后的种种；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有死后的恢复荣誉。”） 知识分子中的激动，最初（6月22日）受到党报的欢迎，却很快受到了莫斯科真理报的怒斥。因此，匈共党报赶紧登载6月30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谴责“阴谋行径”，“反党观点”，“动摇分子”,“充满挑拨性内容的文章”与“散布混乱的图谋。”七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米高扬参加。我于7月16日到达匈京，我的朋友们就告诉我说：“你来得正好，恰好赶上一个很微妙的政治局势。就快发生大变动了。等着听大消息吧。”两天后，消息出来了。拉可西辞职，那个对破坏“社会主义法理”负主要责任的法卡斯将军则被贬成普通党员，旋被开除出党。有两个曾在狱中以“铁托分子”罪名渡过一些日子、后来又被恢复荣誉的人——卡达尔与马洛山（一位从前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员）进了政治局。这诚然是一个大消息——消息之大，竟使柏林的《德意志新闻》都不敢相信自己驻匈的记者的报导，必须打个电话到匈共党报《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去证实一番。不过实质上这次变动是一种妥协，从下面三个事实中可以看出的：1，新任第一书记为吉罗，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2，英姆雷·纳基，为人民与忠诚的共产党要求回复领导的，却未曾恢复党籍；3，拉可西仍保留很大权力——此事从一二日内所发布的一项声明中可以证明：这证明一方面将法卡斯贬降，另方面却将纳基的一个姻亲同样处理。后来调查结果透露：此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讨好行为，是由拉可西独自下令进行的。政治局并不知情或同意。 这种的妥协是不能解决任何矛盾的，即不能解决那存在于匈牙利人民的愿望与莫斯科、及本国的斯大林派之间的矛盾。一位非常机灵、消息灵通而又聪敏的匈牙利共产党员，他为了坚持要独立思想，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人，因而早就被解除了有些势力的地位。他对我讲了一些东西，因而使我对局势有一个极其符合现实的估量。他说，党的领袖们是一般地被人仇恨的。党本身是腐败的，在全体70万党员中，至少有半数是升官发财主义者。凡是表示了不同见解的共产党员，或已被贬降到不足为害的职位，或被恫吓至闭口不言，或遭监禁，或被谋杀了。他说：“我不愿意用‘谋害’这个词。因为一个人为了他不曾犯过的罪名而遭处决，那只能叫‘谋杀’。谁负此责者，谁应受到惩罚。换句话说，我称拉可西与法卡斯为凶手，如果这二人不加以公开谴责，党不将他们公开审判，那么人民是不会满意的。除非党能够这样办，它在人民眼中是信誉扫地的了。人民不会听我们的话。”我的朋友说，假使举行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没有外国军队临场，而且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西方与苏联都不会来占领匈牙利的话，那么共产党倘能获得1945年的票数（即17%）就已是绝顶幸福的了，据他个人估计，共党只能够得10%或12%。 他说：“我们要面临一个道德问题。将一个违反大多数居民意志的政党统治强加于一国之上，究竟如何才能说是正当的呢？即使你说是‘客观需要’从我们那可爱的所谓‘历史必然’出发，又说党是代表了国家与人民之‘最佳利益’，都难得到辩护吧？说它与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我则说它是大国的利益——有关，因而必须如此，怕也不能因此说是正当吧？” “那么，按照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 我问他道，“难道一定要，或应该回复到资本主义吗？” “不，”他回答。“最大多数的匈牙利也不愿见时钟给倒拨回去。但每一个共党的出面领袖都失了民心。只有英姆雷·纳基除外。他现在站在党外，据说，不给他若干保证，他不愿意回到党内。” “解决之道是将纳基捧出来，作新人民阵线政府的领袖，回复1954年的新路线，以此试行团聚人民在政府后面。我的意思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不是傀儡政党的拼凑。我们的党将在长期间坐在后面席位。党的前途，匈牙利的前途，都有赖于纳基与人民阵线政府了。” “没有他们，”——他加重了语气来说——“匈牙利将面临灾难。” 这次谈话是在八月五日，星期天。当我回转伦敦时，便向《工人日报》的同事们谈起这番话，此后，我那朋友在警告中提出的认为是必须采取的防患措置是采取了。但采取得太晚，那时布达佩斯已经在开枪放炮了。在第一个阶段上，它不能及时认清民众的情绪。在每一个阶段上，党都落在事变之后。 广大群众参加了拉席克的重新安葬仪式，应该算是一个警告的。但领袖们是盲目的。最后干出来的两件盲目行为，乃是：吉罗在10月23日夜间的广播，（此时示威业已开始，）以及那形式上由英姆雷·纳基，事实上是由吉罗与黑奇陀斯所请求，而开到的苏联军队。吉罗与黑奇陀斯是自始至终的斯大林主义者。 （注）据查尔士·柯次说，布达佩斯党总部内被杀者中，有40人是秘密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