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五、基安尔 与我同行的那些德国红十字会人员，认为马基雅洛伐尔需要的医药援助非常迫切，因而决定于当晚回至奥国边界，去传送这个消息。侥幸之至，我又找到了一个匈牙利人，他愿意将我送去二十里前面的基安尔，这一来，我去匈牙利首都的行程要暂时中断了。他的车是一辆福特牌老爷车，车身破烂，用铁丝绑拢来的，但汽车终究是汽车。当我们离开马基耶洛伐尔准备上路前，我们各自喝了一杯烈酒，那是他非法蒸溜的佳酿。在马基耶洛伐尔度过了一日，我渴望喝一点酒；纳基政府是很明智的，它早就禁售任何可以醉人的饮料，包括啤酒在内。去基安尔的路是黑暗而不平的，但看不见战斗，也听不见枪声。驻扎在基安尔——梭普浪郡的全体匈牙利军队都已转向了革命，苏军紧守营内，一无动静。苏联军队如何被弄成中立，那是我在后来听人讲起的。 大约在下午九点半我到了基安尔，住进了“红星”旅馆。市政厅外面的广场上拥挤着人群，他们站立着，进行讨论，我得用力地挤，才能穿过他们。市政厅是基安尔的国民委员会的所在地。“国民”这个词（注）这里并用以表示那个机关具有行施到本区以外的权力；这种委员会随便地自称为“国民的”或“革命的”。这些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网，遍布于全国各地；它们是非常一致的：不论就其自发的情形——就它们的组成；就它们的责任感；就它们对于粮食供应与社会秩序的有效组织；它们对青年中狂乱份子的抑制；它们中多数能用以应付苏军问题的智慧；以及（最后的但非最不重要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初次发生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来发生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有极其类似之处——来说，都是如此一致的，它们是武装起义的机关——由工厂、大学、矿山与军队选出的代表聚集而成，同时又是人民自治机关。它们获得了武装人民的信任，因此它们享有很大的权威。说在十一月四日苏军进攻之前全国政权就已经操在它们手上，并非夸张之词。 当然与任何一次“自下”产生的真正革命一样，这里发生着“太多的”说话，辩论，争吵，人们不停不歇地走动，口沫飞溅着，激动，鼓噪与沸腾。这是图画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却是那些平凡男女与青年——他们一向被秘密警察浸没在水底下的，现在则冒升到领导地位上来了。革命推动他们前进，鼓起了他们公民的傲气与潜伏着的组织才干，去在官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人家告诉我说：“你可以看见人民一天天在成长。” 这幅革命图画的两方面都能在基安尔的市政厅里看到。代表团有来有往，到处是喧闹杂沓声。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外面的阳台上，不断地有人在发表演说。头一眼望去，你也许只能看见旗帜，弹药带，挂在肩膀上的步枪，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横行直撞的人群；或者，你只听见叫嚣声、口角声、电话铃声不断，但是每一个房间里有其安定点：有一个或二个平静而耐性的人物，正在设法使乱糟糟的情形变成一点儿秩序，他们把事情弄出头绪，劝慰那些急不可待的人。这些人是非常需要睡眠的，他们又组织着，劝说着，建立一个首先为要防止饥荒与经济解体的机关。他们是领袖，其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现在终于发见了他梦想的革命了；另有一些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多数是不甚关心于政治分界的，因为全匈牙利现在统一于两个简单的要求，甚至六岁的孩子们都在叫喊着的。这儿进行着革命，它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那些著作价值是另一问题）中研究的，而是在全世界的众目之下发生于真实生活中的。这是一次有血有肉的革命，它具有种种缺点，矛盾与问题——生活本身的问题。当他们带我去会见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他们被推选出来还未足48小时）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悬挂着一幅列宁像，那时我差不多能够想象出列宁那支机灵的眼睛似乎闪烁着，以示赞同哩。 主席乔治·斯柴博，一位五金工人，穿着发亮的蓝衣服的高个子，纽扣眼里照例系上一条红白蓝的三色带。不过委员会中真起作用的人物却是副主席阿铁拉·雪盖底，代表国家农民党（这个党曾在长时期内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暗中盟友，几天之后，它易名为彼多斐党）的国议员，雪盖底的形象活像一个英国学者、背微驼，头发蓬松，叼着福尔摩斯式的烟斗，胳膊下面老挟着一支塞得饱满的皮书包，用迅速的、嘲笑的与赞许式的目光看人。在星期六与星期日这两天内，此人与斯柴博的主要努力是叫青年人中激昂份子平静下来。从全郡各地派来代表，要求拔给卡车，以便大规模地“向布达佩斯进军”。据传在当时的布达佩斯，匈牙利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斗仍在进行。如果“进军”实行，显然是愚蠢的。国民委员会与纳基政府靠着铁路电话保持联系，所以它知道苏军将在二三日内退出布达佩斯。带了步枪与自动枪的青年人涌入布达佩斯，将会妨碍纳基的微妙谈判。我眼看着斯柴博、雪盖底和每一个新来的代表团争论，说服他们道：他们的过分热心只能妨碍革命成功，而那几辆可以应用的卡车一定要用来运送粮食给布达佩斯人民。 国民委员会的这一态度，在基安尔并非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这一点，当时在当地的人都会承认。星期日下午，天主教徒在市政厅外面进行一次有力的鼓动。他们调集了约莫三千人（全城居民为六万六千人）来听一个教士演说。这个教士说：“我不是用教士资格，而是用一个匈牙利人资格来向你们说话”，他主张撤换国民委员会中的“妥协派”。在基安尔我遇见了第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红星旅馆的旅客接待桌后面有一个青年，他从我的账单上划去了“红星”这两个字，用粗大的字体改写了“皇家”；他用宏亮的声音反复地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在说到斯柴博，与雪盖底时，他说：“他们正企图安抚我们，不想动员我们。”不过基安尔的最大多数公民好像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委员会后面的，这是从他们自己工厂里选举出来的机关。例如，委员会发出号召，请大家帮忙将粮食装车，以便送去匈京，就有极大多数人响应。当我去访问那聚集与装载粮食的中央停车场时，看见组织工作做得效率极高，使我非常感动。 星期六夜间11点左右，有十几名各国的新闻记者来到了基安尔，雪盖底已经同意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坦然说出委员会对于纳基政府的广泛支持，“不过纳基政府还有好些事情没有说出来”，他说。委员会的基础是一种人民阵线。他们要求完全的独立与撤退苏联军队。诚然，纳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是干净而诚实的”。第二个步骤是要说服人民再度开始工作。 “哼，这全是共党的谎话，”坐在我后面的一人愤怒的美国记者嘀咕着，“这家伙正是走卒一个。”显然，美国报界所需要的是某种类乎“不断革命”的情形。 雪盖底告诉我们，基安尔的秘密警察是怎样被制服了的。普通警察与兵士转向到工人一边，合力向监狱进攻，释放了政治犯——其中有些人已受了好几年酷刑，为的逼他们承认是“间谍”。被释者还有少数小偷。有三个进攻者与三名秘密警察丧生，一名秘密警察自杀，另有三名被俘。雪盖底说：“他们的罪行将被审判”。 也是在基安尔，我首次遇见了一群共产党员，且能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他们是剧团和木偶剧团的成员，听说我在市上，他们便来找我，带我上他们的俱乐部去，请我吃饭。他们是极好的同志，关于过去几日以及过去11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其中一人，在1948年当情形开始不对的时候，离开了党，如今在新的自由讨论中快乐极了。我是从他们口中听到基安尔的苏军是如何被中立了的。据说，星期三，苏军坦克与装甲车巡行市井，青年们对它们做猫叫，掷苹果，有一个兵士已举起了枪，准备射击，但给他的同伴把臂膀敲下去。然后，俄国人退进了数公里以外的军营。星期五，传说苏军派出征粮队到附近农场征取粮秣，国民委员会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见苏军指挥官，提出如下建议：倘俄国人允诺不开入市内，不向人民开火，国民委员会愿意供应他们粮食。这个诺言，据我的共党朋友（他是代表之一）告诉，是被遵守了的。 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是瓦解了。但是星期日，当我在旅馆对面Ibusz（注）的办事处用英镑掉换匈币时，兑换处的职员却殷勤地替我翻译一张新地委——全由“纳基派”组成的——的宣言，它以显著地位登载在当地的早报上。写在头里的口号不再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是“为独立民主的匈牙利而奋斗！”地方党部的声明完全支持两大要求：取消秘密警察与撤退苏联军队。 职员看见我在他给我的表格上签的名字，惊异地望着我，说：“在我们党报上，这个名字我看见过很多次了。”停了一停，他又说：“作为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你对我们的革命有何感想？”我告诉了他我初步的印象。他便问：“你会把真相写出来吗？”“是的，”我说，“我会的。” （注）Navional 这个字，兼含有“国民的”与“全国的”等意——译者 （注）疑是官立旅行社或银行，因著者未用英文译出，只得存疑——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