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悲剧》
译者前言
王凡西
前一看法的代表者是中共。是它，最坚决地强调了这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的。它说：因为“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见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个看法，所以中共竭力反对苏共领导“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结果，据中共自己说，苏共领导人正是“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才决心以大炮坦克去扑灭匈牙利的“反革命”的。（见1963年《红旗》第17期第11页。）
将匈牙利事件看成为“人民革命”的，不但是那些反共的民主派，而且有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所持的理由并不一致，但大抵都肯定了那次事件中的主力军，是不满官僚统治的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至于真正的反革命派，即企图恢复资本制度，甚或如中共所云，企图建立“法西斯统治”的分子，却还未起到重大作用。根据这个看法，他们斥责苏联的军事镇压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是违反了社会主义起码原则的一种暴行。
不同的看法，产生了如此不同的态度。
那么究竟是那一个看法对呢？这是一个牵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实问题。在这里，我不想也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却只想在事实方面，给读者们提供一点研究资料。
我想给读者们推荐一本书，一本由一位共产党员写的，关于那次匈牙利事件的目击记：《匈牙利悲剧》。这本书，给我们描绘出来的图画也许不是全面的，但是相当详实与非常生动的。它所作的叙述或者不能说是深刻与系统的，但无疑是忠实的与第一手的。
我们相信，只要不太固执派别成见的人，读了这本书，谁都可以做出正确的结论，谁都可以在上述的两种看法中知所去取。
著者彼得·弗莱雅，当时担任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记者，于事变发生时被派往匈牙利进行采访。他于10月27日，即于布达佩斯群众造反爆发后的第四日到达该国，于11月11日，即在群众被苏军彻底镇压大约一个星期后离境。因此，他是目睹了事变的全部经过的，在那半个月里，他不仅停留在首都布达佩斯，而且访问了外省城市；他不仅看到了工人与知识分子们的斗争，而且看到了乡村里农民们的活动。因此，他是接触到事变中的各个阶层的。
这样一种叙述，有关社会各阶级分子在事变中所起作用的整个过程的叙述，无疑大有价值：在当时是新闻价值，在事后则为历史价值。可是事实上，弗莱雅这些出色的现场报道却受到了他的委派者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斥责，它们为《工人日报》所拒绝登载。为此，弗莱雅向《工人日报》辞了职。不久之后，又因他将这些文章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被开除了党籍。
英共的这种迫害不曾使弗莱雅改悔或趋于消极，相反，却使他更加坚定，更向前进了。他首先将这些材料写成了一本书，即我们这里介绍的《悲剧》。该书于1956年12月出版，出版后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一个月之内就再版了。然后，他在思想上加深研究，由匈牙利斯大林主义的罪恶，由英国共产党的态度，悟出了整个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与罪恶，因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他于1957年5月起创办了《新闻通讯》，主编《劳工评论》，同时继续写了《匈牙利与共产党》一书。到了1958年，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参加了于是年11月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工同盟，次年又出版了一本新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这本书里，一些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见解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这些见解和影响在《匈牙利悲剧》里是显然存在着的），都已经脱去了。
《悲剧》的中文译稿完成于1957年。前面的一部分曾经交由当时出版的“热风”杂志发表，后因该刊停刊，译稿遂被弃置，一转眼，快要过去14个年头了。
然则，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往事早成陈迹，这部书还有出版价值吗？我们认为还是有出版价值的，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手史料，就译者浅陋的见闻所及，还不曾有比此书更加好的；
第二、《悲剧》不但能让人知过去，且能教人明未来。像1956年10月发生于匈牙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内外矛盾存在一天，同样的（自然有程度之差的）革命或“反革命”，就一定会不断发生。十五年来，小的不说，单拣那足以震撼一个统治，规模上遍及整个国家的大事件来说，已经有过不少次了。其中最典型化的则有1968年的捷克“自由化运动”与苏军的进兵捷克，其次便是1970年12月间波兰工人的斗争与戈慕卡的倒台。这些“事件”不管它们与《匈牙利悲剧》之间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在基本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它们都反映了苏联与各个“兄弟国家”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最后与最基本的、它们反映了各该国统治阶级层与被统治的劳动大众之间的矛盾。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上述四种矛盾（第三种比较小）第一次总的爆发，首先是被压迫与被欺骗的普通人民对共产党官僚的造反，其次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军事侵略的反抗，再其次，它中间自然也看得出资本主义世界要想利用匈牙利事件的企图。这几个矛盾错综交织，互相推助，互争雄长，以致在短短几天之内，使这个彼多斐和巴托克的故乡，用血泪写下了一首最悲壮的诗，用生命奏出了一曲极其感人的交响乐。同时，它又好像在实验室中进行科学试验一样，非常完备地做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如何起来革命的实验。这个实验，只要用以实验的因素不变，各因素之间的比重不变，其进行方式与实验结果大致也不会变。
在这个意义上说，捷克和波兰的事变固然早已由匈牙利实验预示出一切内因和外貌，便是中共政权下二十余年来发生过的种种大事，也都可以从那次实验中找到说明，甚至找到关系，它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可以从“悲剧”中预见轮廓的。
因此，《匈牙利悲剧》目击记的值得出版，理由就十分清楚了。
译者 197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