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二章 告别华盛顿
友好与外交
我在华盛顿的外交生涯里总共和六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其中没有哪一位表现得像罗纳德·里根那样更具有自相矛盾性。在我们看来，他重新挑起冷战、保持冷战、又反对冷战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他和他的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又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秘密策划结束这场冷战的时候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头脑里从不考虑具体的问题，而且似乎从未认识到只友好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解决争端的。他凭直觉办事但又不通过简单的途径，美国人常常认识不到他的性格的这一复杂性。他顽固地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对他本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以至对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现实也是这样。当通过某些神秘的过程使得他确信这个世界或者他周围的人已经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某些变化的时候，他将按照他的新的信念行事，这使他最终能够放弃他对冷战和主宰其后半生的同共产主义的斗争所承担的义务。
我认为总统和我本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他奇特的人际关系的最好例证。当舒尔茨1986年3月告诉他我被提升为共产党中央书记并将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时，里根吃惊地问：“他是共产党员？”尽管我们已经逐渐建立了私人友好关系，但总统显然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所有的苏联外交官毫无例外地都是共产党员，他提的这个问题肯定带有某种使人称道的感情色彩，但这个问题的本身也暴露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一般的政治家打交道。
当我从日内瓦返回华盛顿时，我们从他11月2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信中看到了他更多的这类举止，信是手写的，以此来强调它的机密和的确出自他个人的手笔。信中包含有一个请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下半年访美的正式邀请。这封信的内容十分广泛，在此我仅引其中数节。它们是从我们所存的俄文档案记录里译回英文的。
既然我们在国内都面临着使我们两国建立起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的任务，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就我们的会晤的一些想法告诉您……有些事情我想私下亲自转达：第一，我想让您知道我发现我们的会晤很有价值，我们已一致认为要讲实话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结果是我离开会议时对您的态度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显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未达成一致……是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话，您也在决心采取行动把我们的国家关系引向和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致——而这毕竟是所有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像在继续日内瓦的谈判一样，里根再次为其战略防御计划辩护，并把它同削减防御性核武器挂起钩来。他还把地区冲突说成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他说：
美国不相信苏联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但是我们相信您的国家利用和恶化了地区紧张局势，并通过向这些地区提供武器使紧张局势和冲突更加升级……我们双方都毫无疑问地要继续支持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两人都有许多顾问和助手，但是您知道，保持和平与加强合作的责任归根结底仍是我们两人的。人民期盼着我们的领导，我们不做，没有人能够做到。
12月5日，我同舒尔茨讨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这位国务卿一反常态，毫无拘谨而又不无幽默地说，里根受了一场教育。舒尔茨说，在里根当政的最初几年里，他认为苏联所有的声明都只不过是为了误导西方所搞的一种宣传，但里根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私人会谈之后改变了看法，他承认苏联领导人有很强的信念。对里根来说，这种承认意味着有了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有益的是，总统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得不倾听肯定掌握着最可靠消息的人为苏联的目的和意图做辩解，而这种辩解又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见，但里根已经开始承认其他观点存在的权利，而不能像他过去所经常做的那样将它们弃之一边。舒尔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件好事。像是在总结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国务卿引用了总统在日内瓦会谈刚刚结束后对他最亲近的助手们所说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可以和他共事。”
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来信的回答表达了他对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的期盼。他在信中主要探讨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解决办法，但在信的结尾处他明确表示希望总统把他的回信看成另一次炉边谈话。他说：“我们都想保持日内瓦会谈的气氛实实在在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认为在准备新的会谈时，互通信件将是最为重要的联系方式。”
圣诞节后第一天，我接到总统从加利福尼亚州打来的电话。他还没有接到戈尔巴乔夫的复信，却收到了我本人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表达了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希望。一阵寒暄过后，里根称我可以在准备新的一轮最高级会谈的工作中得到他的支持，他还请我转达他和他的夫人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良好祝愿，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会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当我告诉他戈尔巴乔夫给他的复信正在途中时，他打趣地问是不是好消息，我用同样的语调回答道：“是一封圣诞贺卡。”
善意的问候一直持续到新年。元月一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分别向美国和苏联人民互致电视祝辞。这是里根的主意，但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以此作为其新思维正在形成的象征性姿态：头号帝国主义分子被允许向邪恶帝国的人民们直接发表讲话。
当总统面对一系列的裁军建议时，他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建议仅仅用微笑和坐在火炉旁友好地聊聊天是不能作出回答的，需要对国家利益作出仔细评估并通过某种慎重的外交方式才能答复。
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之前的一段时间，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未请示上级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设想着手进行关于核裁军的最大可行性方案研究。无论是葛罗米柯和他的继任者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几任国防部长，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直到同里根会谈之后都还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次会谈之后，他们的计划才通过两个部的渠道转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当时他正离开莫斯科做短暂的休假。谢瓦尔德纳泽对它很感兴趣，但在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之前因怕被牵扯进去而一直犹豫不决。
这一设想的实质是，美苏双方拥有比现存核武器少得多的核武器才会有相对的安全，而且越少越安全，即便核武器已被削减到很少数量后也足以给敌方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竟被视为是超凡的，其原因仅在于它像许多的简单想法一样从来没有被尝试过。戈尔巴乔夫热情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尽管还需要他使用高明的说服技巧才能使政治局批准它。他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尼延科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国防部不太支持这一想法，但他得到了阿赫罗梅耶夫的支持，元帅的计划有助于缓和保守的军方的压力。不管怎样，这项计划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进展神速，不出一个月它就可以展示在美国人和全世界的面前。
1月15日，我会见了舒尔茨，交给他一封戈尔巴乔夫致里根的急电，电报的内容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我意识到同早些时候就此问题转达的信件相比，这封电报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尽力把这一点向对方讲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导致在下一世纪初最终实现全面彻底地核裁军的分阶段裁军的计划”，或者说2000年计划。这个计划很快传遍了全球。
这一计划为削减核武器——包括核弹头以及运裁系统——直至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制定出一个三阶段方案。它详细规定了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削减计划，禁止发展太空进攻武器，即“太空打击武器”。该计划还建议逐步削减常规武器。这个计划是苏联提出的第一个恰当而又实际的裁军计划。它将多种武器包括在内，还制定了适用于双方均衡裁军的具体时间表。它考虑到了美国的最新建议，为双方达成妥协提供了一个明显而又现实的基础，尽管肯定需要进行谈判。
舒尔茨得到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他提了一些问题，但对实质性问题未做评论。他显然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规划拿给专家看，并向里根报告他们的意见。
几个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透露了这个计划，强调在今后15年里要在这个星球上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这是一个能引发公众的想象力的简单论点。无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带有宣传的成分，但现实是美国政府不能对它不屑一顾。苏联第一次准备同意大规模地削减战略核武器，这不仅是里根长期所坚持的，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不得不认可的。里根在第二天回答关于戈尔巴乔夫计划的问题时，对苏联第一次提出彻底削减核武器表示满意。
几天后，唐纳德·肯德尔对我讲了关于他同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的一次谈话的情况。里根向他承认戈尔巴乔夫的计划震惊了整个白宫。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曾向总统保证，戈尔巴乔夫正忙于准备党代会的内部事务。现在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具体的，并且其中多处同总统本人公开提出的一些想法显然很相似的建议时，白宫绞尽脑汁也得给他一个答复。里根政府意外地发现它所面临的苏联外交在最为重要的核裁军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生机和随机应变，因而不能够将这些建议看成仅仅是宣传而搁置一边。
里根总统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他只是说美国及其盟国将“仔细审查”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他认为建议中有些部分在他看来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试图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上。这一谈判是在日内瓦进行的，但它已发展为一轮典型的相互谩骂。同时温伯格也以他一贯的极为消极的方式，公开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暂停核试验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美国政界也引起了一次小小的地震。当我把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副本交给国会山的领导人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1]竟出人预料地对我说：我们两能够而且应该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上取得一致，“到了我们做点正经事的时候了。”此人像大多数南部保守议员一样以其对苏联一贯的敌视而臭名昭著，然而这次他竟然邀请本州记者采访报道他同苏联大使的第一次会见，随后他又从南卡罗来纳州报纸上剪下一些友善的文章与照片送给我，这的确是那些天里发生的一件罕见的事。
民主党也开始担心被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联合和平攻势所孤立，这一攻势是从他们两人的最高级会谈开始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想查明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想法，因此决定访问莫斯科。行前他于1月23日拜访了我，并就我们对里根的政策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做法使里根在美国名声大震，缓解了美国人民对核冲突威胁的忧虑，削弱了蓬勃发展的反战运动，抵消了里根在国会乃至全国受到的反对。肯尼迪指出，里根连一项军备计划也没有被迫放弃过，相反他还继续促进那些计划的发展，以此作为谈判中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甚至不同意暂停核爆炸，在最低程度上表示他的善意。
随后，舒尔茨于2月11日要求和我谈话，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私人谈话之一。他说他“要在总统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秘密渠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一些想法。总统想让戈尔巴乔夫知道对他的裁军建议还未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总统忽视这些建议，但他想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答复。舒尔茨略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个答复的内容，它强调了中程导弹问题。
舒尔茨所描述的上述想法在政府里別发了一场尖锐的辩论，辩论结果是：政府不要直接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可以从中选择那些看上去有吸引力的部分展开谈判，在谈判中不要将建议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同不太有吸引力的部分联系在一起。当里根的正式答复于2月22日送交莫斯科，它遵循了一种选择战略。总统欢迎分阶段核裁军方案，但又按照美国立场提出反建议，从而否定了这一方案。比如，他称赞戈尔巴乔夫销毁欧洲中程核导弹的建议，但又坚持在亚洲也销毁中程核导弹；战略核武器的削减必取决于苏联接受星球大战计划和单方面地削减常规武器；只要核武器是威慑武器库中的一部分，核试验就将是必要的。
在同苏联打交道时，美国政府显然没有严格的纪律和明确的指导方针，政府成员好像乐于表演一些小冲突去激怒莫斯科。在双方都宣布了间谍案件后，美国政府于3月7日责令在纽约的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量削减人员；3月13日，美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举行了一次显示其海军力量的军事演习；从政府高级官员口中不时地有反苏言论传出；5月27日，里根宣称他将不再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所规定的战略武器限度。
不仅苏联而且美国国会以及欧洲联盟都尖锐地批评里根的上述决定，舒尔茨私下也反对这一行动，但这个守纪律和唯命是从的模范在里根发表声明之后又转而支持里根的决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好像又滑到了不断冲突的道路上。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月初，我离开华盛顿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彻底地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间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它坚定地支持1月15日公诸于众的裁军计划。我对我国外交政策上的这些新思想感到非常满意。事先我得到一份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我欢迎我们政策上的重大改变，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我早就悄悄地提倡的。
这次大会除了给我们的政策带来了根本的改变，也对我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我不止一次地当过党代会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我每天参加二至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我拜访了外交部和其他各部，试图解决在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堆积的大量的官僚主义问题和政策分歧。我同我的朋友以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进行了不少私下会晤，他们都想听到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在我当苏联驻美大使的这些年里，我通过这种方式也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同样这些会晤对我也非常有用，因为我可以借此了解国内形势以及苏联领导层今后的打算，这对远在华盛顿当大使的我是至关重要的。
有这些事做，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也开始准备返回华盛顿。在党代会的最后一天，闭会前有较长一段休息时间，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选举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我绕着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散步以度过这段时间。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我返了回来，然而，我刚一走进会议大厅，戈尔巴乔夫的一名警卫就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们已找了我半个小时，总书记要紧急约见我。我跟着他走到主会场后边的戈尔巴乔夫私人办公室，他正在那里为最后一次会议做准备。离开会还有五分钟时间，敦促代表们回到会议厅的第一次铃声已经响过。
我们握了握手，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有一种意见”, 即我将被提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主管国际事务，因而需要我返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正是这种来历不明但又不能改变的党的意见在40年前宣告了我的外交生涯的开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坦率地讲，这种使人感到荣幸的任命对我一点也没有吸引力，我宁愿继续呆在国外，因为我非常喜欢大使的工作。我过去喜欢美国，现在也还喜欢。我喜欢我的工作相对具有的独立与自主，也喜欢同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享有很少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向总书记（接连共五位）和政治局表达我的意见和看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从苏联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对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大事和决定产生影响。最为糟糕的是，我所了解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实际上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无关，它主要是忙于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翼组织的合作与联系。我对此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没有考虑我的争辩，他说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大使来领导党中央的国际部是为了提高这一部门的威信。眼下这个部在外交政策上实际没做什么，尽管那本是它应该做的。说到同外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事，戈尔巴乔夫说：“你将有几位有经验的助手，他们做这些事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此还是让他们继续做下去。你的主要责任就是外交政策。”
第二遍铃声响过，戈尔巴乔夫对我的新任命表示祝贺，然后就向主席台走去。
接下来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度过的。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中央委员会最高机构的人员组成时，我坐在那儿极力使我的思路保持清醒，我的名字上了候选人名单，我被选到新的岗位上，那就是我驻美大使工作的终结。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试图把我召回到莫斯科工作是在一年以前。早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问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要我做他的副手有何意见。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同美国官员的苴次会晤中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帮助他。我回答说那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这一委任，但我还是愿意呆在我目前大使的职位上，因为同外交部官员共事的前景的确不吸引我。戈尔巴乔夫大笑，接着说他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再也没有下文了。
就这样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必须回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告别，他同意了。4月初我飞往华盛顿时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职务的重要。按当时的规定，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有乘专机去国外访问的待遇，我同我的夫人就成了偌大一架飞机上仅有的两位乘客，我承认我感到很不安。
一连串的吿别
为了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轮会晤，我带去了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信，信中对最高级会谈五个月以来两国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进展表示忧虑。4月7日，就在我对里根总统做辞行拜会的头天晚上，舒尔茨请我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共进晚餐。
他们要我坦率地谈谈苏联党代会以后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态度。我告诉他们苏联领导层不能不对两国之间关于裁军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再次中断表示关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比它宣称的要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差太远。
这是我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同舒尔茨举行的最后一次私人会晤，他对里根政府再次不顾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做出的安排，没有积极地利用他和我这一秘密渠道表示了他个人的遗憾。“现在我看清了，”舒尔茨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才没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秘密渠道，上届政府的经验，特别是在安排最高级会谈时使用这一渠道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事实表明，他们继续采取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程序，总统自己提出了议程，最终也没有利用更加秘密和灵活的渠道做任何工作。
第二天我到白宫向里根辞行。天气非常好，阳光普照、暖意融融，全然不像1983年我拜访里根时那个阴冷的夜晚。这是一个穿礼服的正式场合，出席的人员有舒尔茨、波因德克斯特、唐纳德·里根、总统负责苏联事务的助手杰克·马特洛克以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珊·里奇韦[2]，我国大使馆参赞别斯梅尔特内赫和索科洛夫会见时也在座。在没有译员的情况下，我们同总统谈了一个半小时。
像在以往的重要会谈时一样，里根总统习惯地手持内容广泛的笔记说他想提一些建议。结果是他比他的助手们提出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建议，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国务卿在我见总统之前的头天晚上没有谈具体意见，显然他们已决定，所有要我转达给戈尔巴乔夫的美方立场的解释都由总统本人来做。里根称他决心改善两国关系，这一关系自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以来已通过增加接触和交往得到了改善。但同我们一样，总的说来他还不满意。他特别关注地区冲突，尤其关心以利比亚为根据地的恐怖主义和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
里根进一步说，各方都应为军备控制提出最实际可行的建议并共同寻求达成协议。他同意禁止核试验是最为重要的，但没有采纳戈尔巴乔夫关于就此召开一次特别首脑会议的建议。他提议先由专家就如何更有效地改进对核爆炸的检测进行讨论，并以此作为下次最高级会谈达成一致的基础。
里根接着提出了许多他认为是“理想的然而也是现实的目标”，他建议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削减战略武器的50%，进而消除中程核武器和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威胁以及研制在太空中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进攻性武器的威胁；禁止化学战；寻求达成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程序以及改善政治气氛以利于扩大经济和贸易合作。
里根为我们提出的时间表是在本年度就主要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这样才能使按计划在1987年召开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上谈判正式的协议成为可能，美方也能在1988年总统改选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批准这些协议，过了这个时间里根就得下台。此外，这些协议也将是对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建议的第一阶段方案的实施。他还说他准备以建设性态度和更加有效和可信的方法来削减中欧的武装力量。
里根平静而祥和地谈了这番话，如果有人对他执政期间同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共态度和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仍持怀疑态度的话，这种怀疑将被这次谈话记录所消除。他结束谈话时请我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期待着戈尔巴乔夫在年内的第一次访美，并希望他至少要访问一个星期，他允诺：“在他访问我国期间我将亲自陪同他。”
但是，不管里根安排的议程多么广泛和他的态度多么合情合理，他所提出的最高级会谈议程并未说明怎样去解决他所说的那些重要问题，而且也忽视了他所谓的太空防卫武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讨论的焦点问题。他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全面计划，而只是一个漏掉某些重要的问题的几个互不相干的方案而已。我所能对里根讲的就是向他保证他所说的一切都将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报告，并将向他做出答复。我向他重申戈尔巴乔夫建议的实质是要求停止尖锐的反苏言论，并敦促为最高级会谈做认真准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最高级别的“临时凑合会议”。
然而，里根总统表示，他意识到最高级会谈应有一个广泛的议程，他将亲自参与审定这些议程，这也许是谈话中他第一次做这样的表示。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根本没集中到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具体议程上，也分不出轻重缓急，最高级会谈的所有准备工作再次被留到最后一刻去临时安排。戈尔巴乔夫对这次最高级会谈抱很大的期望，因而越来越感到不安。当他们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发现只有一个议题，即核武器与太空武器问题，然而就这一个议题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双方心中都不打算妥协，一切事情都留待两位领导人自己去讨论和解决。他们失败了。
正式会见结束后，里根总统请我留下来和他私下谈话。他说看起来双方领导人都必须再推动一下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一种方法是加强不同谈判场合的谈判，特别是更多地启用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谈判，另一种方法是最终启用一条严格保密的渠道，这在准备日内瓦会谈中证明是有用的。但是里根对如何使新的渠道运作起来没谈任何意见。我即将返回莫斯科，他答应考虑如何恢复秘密渠道，但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后就再也没听到下文，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大使轮换的太勤——在此后里根剩下的执政期里和他的继任布什总统的执政时期，总共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换了四任大使。
总统把我送到我的车旁。他显然想通过这一最高的礼仪规格表示对我的极大关心。我们在前六年中发展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再次请我问候戈尔巴乔夫，希望年底之前在美国见到他，“我们有事情要谈，”总统说，并再次祝我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里根总统当时在白宫送我时的情景的照片，里根总统和我沿着一条从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穿过白宫花园的路走下来，我们愉快地交谈着，在我们的身后是同我关系最亲密的两位外交官——亚历山大·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列格·索科洛夫。
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私信中对“A.F.多勃雷宁多年在华盛顿担任苏联驻美大使时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为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良好的相互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赞赏；里根给了我一桢有他本人签名的我们同我们的夫人一起在白宫的合影照；理查德·尼克松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在我们认识的所有的大使中没有一位像您这样忠实地为他的国家献身服务40年……没有您的活动我们两国间不可能发展成现在的这种新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在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中发展到了顶点”；吉米·卡特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书，上面题有“赠与我的朋友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为我举行了一次极其丰盛的午餐会，出席午餐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的重要参议员：萨姆·纳恩[3]、克莱本·佩尔[4]、爱德华·肯尼迪、斯特罗姆·瑟蒙德、 约翰·华纳[5]、约瑟夫·拜登[6]和其他许多要员，随后他寄给我一封友好的私信。
还有许多其他的辞行拜会、会谈、午餐和招待会，我们大使馆也举行了一场告别招待会，出席这场招待会的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外交使团官员、政界和公共知名人士、商人、报纸专栏作家和记者，我在许多年中结交的朋友、熟人和在公务活动中所认识的人物都到场了。舒尔茨发表了一个热情的祝辞，我也做了告别演说。
不得不向每一位道别留给我的是些许的伤感，向我的大使馆说再见，结束我在华盛顿这么多年中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的经历和难以忘怀的印象使我感到难过，同所有这一切分开是件艰难的事。我在大使馆的最后一个晚上几乎没有合眼。在这个难以对付而又奇妙的国家毕竟当了 24年的大使，现在说再见不是那么容易的。
罗纳德·里根和苏美关系
在本世纪的后2/3的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苏态度可用一条不规则和波浪形的曲线来代表：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二次大战中巩固了苏美联盟；杜鲁门是冷战开始的象征，并在他任总统期间使冷战逐步升级；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任期将结束时寻求冲突的缓和；肯尼迪被迫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并开始谋求缓和；尼克松时期缓和得到了发展并达到顶点；福特在任期内表现得摇摆不定；到了卡特时期又采取了维持现状的做法，本来缓和的基础就摇摆不定，到了这个时期彻底垮下来；里根从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一任期是同缓和政策的严重危机连在一起的过渡时期。简言之，美国在70年代后对缓和的不满意逐渐地导致了 80年代初的冲突，但在此之后，我们两国关系中又出现了可能摆脱危机的迹象。里根在同苏联共事中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相比，或许还胜过他们。
罗纳德·里根天生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他奉行的前后不一的政策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他是战后我们两国关系中最不寻常的一位美国总统，我的同胞都把他看成是一位奇特而又带神经质的政治领导人。普通的苏联公民很难了解这个战争贩子和敌人是怎么转变成为一个同共产党的总书记在红场手拉手散步，并同苏联就限制战争武器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的友人，西方也很少有人能明白这一点。
罗纳德·里根的这种自相矛盾很值得探讨，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里根对核武器充满了梦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根深蒂固地暗藏着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要最终消灭核武器。他的这种梦幻和深藏不露的信念又是如何被最终证明比他发自内心地反对共产主义更加强有力的呢？
里根刚上台时，不管他的经历如何，莫斯科在选择缓和还是对抗的政策上是毫无疑问的。苏联领导层显然更喜欢70年代的缓和政策，这在苏联公众舆论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80年代的前半期，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面临的不是要选择缓和或者对抗，而是里根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我们将如何面对这种政策的挑战。尽管在里根的第一任期里苏联领导人接连更换，莫斯科仍继续为推动缓和进程和削减军备而努力，并始终批评美国拒绝接受缓和、军备控制和谈判的做法。里根政府公开而又急切地选择对抗不要缓和，谋求军事领先不要军备限制，苏联那个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是对里根的好战姿态作出反应的需要，这些行动远远地超出了西方所能接受的限度。
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对里根总统的总的心理和他对苏联，特别是对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由于他在我们内心的形象毫无疑问是反苏的，因而更增强了我的这一兴趣。引起我的注意和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对苏联宣称的敌对政策同他与苏联领导人和我在私下接触中所做的或所讲的明显地不协调，而这些事完全不为美国大众甚至政权机构所了解。
比如：里根在公开场合显不出一点自相矛盾，我也真诚地希望如此。他攻击苏联是邪恶帝国，用相当贬低的言辞描述苏联领导人，然而不一会儿又私下秘密地给苏联总书记写亲笔信，表示他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和更好的苏美关系以及和世界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者的首领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些愿望是真诚的，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敢相信他自己充分地意识到或注意到他的那些肆意的反苏言行，这种言行常常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恶意的，无疑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一切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又能够很协调地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对那些矛盾没有过多地想过，也不太关心苏联领导层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阶段中，莫斯科把他的行为视为一种顽固的敌对行为，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和保证，相反却把这些信息与保证当成是一种欺骗和宣传手段。甚至里根在第一任期快结束时私下试探苏联领导层对可能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看法时也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怀疑，认为他是在为竞选连任而采取行动，因而否定了里根的想法。
从1984到1986年，里根政府从它开始的那种对苏毫不妥协的公开敌对态度一点一点地逐步改变到小心地试着开始进行外交对话。里根在1984年重新竞选总统的几次演讲中都强调要同苏联既对抗又对话。他私下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他开始懂得把外交政策只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是危险的。他对苏联采取了军事力量加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对策，因而他将主要外交政策改变成为实力加谈判。1984年9月，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美国恢复了它的力量……我们准备同苏联进行建设性的会谈。”在里根重新当选和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对话增加了。排除了当时的一切干扰后，他们于1985年在日内瓦进行的面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新的一轮缓和进程，先前的缓和进程已被卡特，后来又被里根毁坏了。
里根总统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对他的对手和专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其谜底就是他们明显地低估了他。事实证明，里根总统比最初表现出来的更加深沉。不可否认，里根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也不愿意仔细地考察两国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有关武器谈判的事。或许他思想上的偏见有时妨碍他做出合乎实际的估计并使他前后说法不一，但他还是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幸运地办成了事。他率直的个性也帮他躲过了许多麻烦，他可以当之无愧得到美国人所赞美他的绰号——“特氟隆总统”。
里根被认为是有天赋、有鉴别力和乐观的人。他的想象力促成了像战略防御计划那样的重大设想。他巧妙地展示他自己的形象，并使亿万人为之倾倒。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己的信心和有潜质的天赋办事的，而这并不一定是出自智慧和知识，而往往出于他的自信与性格。他把复杂的问题用极其简单的口号去强调说明，并避过专家直接和亿万人民群众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他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操纵公众舆论来为他善意的或邪恶的目的服务。他常常因尝试使用一种最简单原始的方法而受到指责，这种方法可以省却他对问题做恰当地、洞察其中奥秘地分析研究。这些指责多半都有道理。
但是他驾驭事物的力量的确来自于他的能力，我始终搞不清楚他的这种能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出自他的天性，然而这种能力却把他外在的方法简单同内心坚信他的观点正确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有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知道这些观点依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并通过他自己顽固地坚持和坚强的决心能够使他的意见得以实现。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中程导弹的零点选择方案，当他第一次提出要在欧洲把中程导弹统统都清除掉这个建议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想法立得住，连美国人也不相信，它看起来过于偏袒美国的利益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所接受。但是里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顶住了苏联通过外交谈判、向西欧公众施以宣传压力和长期激烈的公开争论等阻挠美国部署导弹的企图。事实又一次表明，在美国部署导弹的压力下，莫斯科逐渐地修正了它关于总的战略均势的观点，也修正了它关于限制核导弹谈判的态度。总之，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接受零点方案也适用于它自己的SS-20s导弹，承认这一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合适的方案，尽管这意味着数亿卢布被浪费掉了，因为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出了发展导弹的草率决定。
这个例子也不能被说成是军备控制的大失败和里根重新武装政策的大胜利，事实上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卡特和里根没有再增加武器，因而也没有促使苏联力争保持核均势，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会使我们两国都付出无数的军备开支并将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正常化的寻求，同时使军备控制发生逆转。但当里根1983年宣布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苏联的战略家抓住时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我们意识到在战略均衡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许我们过分估计了星球大战的军事意义，一旦除去这层面纱让我们再一次对形势做出思考会使我们更加接近军备控制。
里根坚持要求在核武器削减过程中进行核查也对联合控制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要信任也要检查，俄语中用“Doveryai no proveryai”这一成语来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但里根此后再未用俄语重复使用过这一成语。联合控制体系对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的莫斯科领导人来说始终都是一块大绊脚石。
让我们再来看看销毁战略导弹的问题。里根有时和公众一起分享他的没有战略导弹的世界的美梦，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他的随从当中最亲密的人认真地对待过他的意见。他的呼吁被当成是豪言壮语而不屑一顾，然而除去宣传的内容这确实就是豪言壮语。正如以后大家都知道的，里根真的说到做到。当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某种条件下他赞成两国都清除他们所有的远程核导弹时，这一说法让全世界有机会认识到里根其人，也大大地出乎他的欧洲盟国的预料并令它们不快。里根盲目地确信战略防御计划不是一件讨价还价的小事情，戈尔巴乔夫又毫不让步，这两者使他们不能就主要核导弹的削减问题达成协议。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被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弄得忧虑不安，这种忧虑远远超过了因里根意外地同意大规模削减核武器而带来的鼓舞。然而到了雷克雅未克，戈尔巴乔夫不再去顾及这些情感，认为他能够并将同里根一起共事。他认为里根是一位能够做出重大决定的人。当我们回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告诉了我这一点。
认真地研究一下里根的政治生涯就能看出他基本上是注重实效的，而且比他讲的那些要人们相信的话更具灵活性，这对解释他改变他的对苏政策有帮助，不管是他最喜欢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大多数的反对派都认为他的这种政策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
我认为他在总的思想观念上没有重大的改变，有些改变是逐步地接受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这个现实世界上已经发生了的重要的变化，单方面的对抗有违时代精神这些事实而渐渐地形成的。 再有，他意识到了他坚定的反对态度将有损他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说到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使美国在它的历史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不管最终付出多大代价，他的重新武装计划使他在谈判桌上能自信地面对苏联人。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认为里根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和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那些人仍坚持认为里根的上述做法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里根的第二个任期正巧是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位，没有戈尔巴乔夫冷战不可能结束。然而，假如里根能够看得更远一些并能推测出苏联的真正动机和同意那些已经摆上谈判桌的裁军条约，那么无需把沉重的军事开支包袱加在美国人身上就能结束冷战。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四次最高级会谈成了双方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逐渐改变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在这一改变中都发挥了作用。里根，接着是乔治·布什在改善我们两国关系中更为有力。就是在那个时期冷战结束了，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这时比缓和的最初几年还要好。多疑的苏联领导人开始相信，通往国际安全的路是由与美国签定大量的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协议来铺成的，国际合作的机会之窗已经大开。随后苏联在1991年的不多几天里就分裂了，这是外国干涉或影响的结果吗？真的像里根政府的支持者依然相信的那样，邪恶帝国是被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最终搞垮的吗？
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中，也就是在冷战还在继续，军备竞赛直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仍在持续的情况下，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假如军备竞赛的压力仍然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政治局或者鼓吹强硬军事政策的其他人都会得到来自军工联合体和全国的更为有力的支持；如果苏联领导人把美国的军事集结描绘成对苏联民族生存构成威胁时，苏联人民会做出反应，我对此毫不怀疑，用我爱国主义的理解来说，因为所有的俄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之恐怖记忆犹新；苏联是个集权主义国家，政治反对派的出现是不实际的，更不要说能够获胜。就军事开支对民用开支相关的是非曲直展开一场辩论，尤其对被认为是危及祖国的事辩论是不切实际的，苏联人民会勒紧裤带并把这视为民族生存战争的一部分。
令里根那些执着的追随者伤心的是：里根奉行的对外政策所导致的苏联国防开支的增长并不是击垮这个邪恶帝国的“稻草 人”。我们并没有如这个世界上像卡斯珀·温伯格一类人所相信的那样使自己在军备竞赛中破产，苏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应仅仅是在防御费用中有了一点相应的增加而已。纵观里根担任总统时期，苏联防御费用的增加也对我们的经济衰退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超出前些年国防开支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经济上的麻烦是由于我们内部政策的矛盾、低投资以及缺乏创新造成的，这也正是西方在世界银行或是其他部门的经济专家现在所相信的。
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是个历史的笑话，特别是对于里根的崇拜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如果不是里根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放弃了他对苏联的敌对立场转而采取一种更富建设性的姿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不会发动他的改革和推行他的“新思维”，相反，戈尔巴乔夫将会被迫继续采取他的前任延续下来的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而这种政策就是为了保卫苏联反对美国。那样的话，谁又能知道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冷战和里根总统对苏联和它的经济和内部问题没有产生影响，事实上确有影响。但把在苏联而后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巨大变化看成是为符合美国利益而上演的一出戏也是没有意义的。把苏联一个国家的改变归咎于美国的一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夸张和实在的历史错误，更不要说这种改变是有决定意义的。苏联的命运是由我们国家内部来决定的，这其中我国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所有强权的瓦解都是由于内部矛盾而不是由于外部压力造成的。没有人贏得了这场冷战，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场冷战的结局是我们双方取得了共同的胜利。
[1] 詹姆斯·斯特罗姆·瑟蒙德（James Strom Thurmond，1902年12月5日——2003年6月26日），1933—1938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议员。1942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诺曼底战役。1947—1951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期间参加了民主党。1954—1955年任预备役军官协会主席。1964年退役。1954—200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7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95—1999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7年、1995—2001年、2001年任临时议长，2001—2003年任临时名誉主席。2003年1月3日退休，同年6月26日去世。
[2] 罗珊·莱珍妮·里奇韦（Rozanne Lejeanne Ridgway，1935年8月22日—— ），美国外交官。1976—1977年任海洋和渔业事务助理国务卿。1977—1980年任驻芬兰大使。1983—1985年任驻东德大使。1985—1989年任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助理国务卿兼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美方首席谈判代表。1989—1996年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
[3] 小萨姆·奥古斯都·纳恩（Samuel Augustus Nunn Jr.，1938年9月9日—— ），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1968年期间服役于海岸警卫队。1962年毕业于埃默里大学。1969—1972年任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1972—199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95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97年退休。2001—2017年任核威胁倡议联席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4] 克莱本·德·博尔达·佩尔（Claiborne de Borda Pell，1918年11月22日——2009年1月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4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岸警卫队，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西西里岛战役和解放意大利战役。二战结束后从事外交工作。1961—199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8—1981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87—1995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97年退休。
[5] 约翰·威廉·华纳三世（John William Warner III，1927年2月18日——2021年5月25日），1945—1946年、1950—1953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1953—1956年任美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法律助理。1956—1960年任美国法院检察官。1969—1972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72—1974年任海军部长。1979—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99—2001年、2003—2007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2009年退休。
[6] 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1942年11月20日—— ），1965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1973—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95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2001—2003年、2007—200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2009—2017年任副总统。2017—2021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2021年起担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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