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部 离开华盛顿之后
第三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继承下来的苏联是地球上的一个大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大国形象已失去其光辉，但它仍然强大和统一，而且是这个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在从1989至 1991仅三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政治前线已从欧洲的中心有效地东移到1653年时的俄罗斯边界，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联盟之前的边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苏联的消亡，其根源应主要从国内来找，在于我们的政治斗争，在于我们的不称职但又野心勃勃的领导人，还在于国内急剧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人民中的大多数没有参加而且至今也没能真正弄明白。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充满了戏剧性和灾难的日子有待于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但我只讲我所经历的那部分故事。
中央书记的生活
1986年3月，我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就任分管国际部的中央书记。我感到像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的一位代表拜访了我，他们向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成员不仅提供保安措施还提供一切服务。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书记，我得知为我配备了四名私人保镖，一辆内装无线电话的吉尔牌高级轿车，并且在索斯诺夫卡配给我一个国家所有的乡村庄园，叫它“松园”比较合适。这个庄园有它自己的职员：三个厨师，四个女招待，两个园艺师和一名警卫。
当我得知这个特别的庄园曾经属于闻名遐迩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时不禁大吃一惊。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授给他的。在赫鲁晓夫罢免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以后，朱可夫元帅就住在这里，直到他去世。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有大餐厅、客厅、图书馆和好几间卧室，甚至还有一间电影放映室。庄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一间桑那浴室，一个花房和一个果园。所有这一切比莫斯科水平的豪华还有过之。
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大约25位成员都能免费使用一个特别的飞行中队以供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旅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两条国内和一条国际“热线”电话，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位苏联官员取得联系，不论他是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之间还装备有一套专门的保护得很好的电话联系网。
政治局的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四召开，有时戈尔巴乔夫也召开紧急会议，所有的中央书记都出席这些会议，很少有例外。他们有权参加讨论，但无权投票表决。政治局并不经常采取表决手段，当总书记意识到即将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建议将有争议的问题拿到下次会议上再做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向持不同意见的成员施压，使其接受他的立场。
戈尔巴乔夫陶醉于言谈辞令，而且几乎就每一个问题高谈阔论，其结果是上午11点召开的会议要到晚上6点甚至到8点才能结束，每位想要发表意见的人都让发言。戈尔巴乔夫是位强有力的人物，通常控制着政治局的会议，长期下来便造成了没有人真正想同总书记发生对立的一种局面。当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正如他主持过的所有的政治局会议那样，他的观点以及他的逻辑都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像往常一样最终能成功地使政治局接受他的决定，尽管他不是一个独裁主义的统治者，而且还必须顾及到大众的情绪。他在政治局里没有遇到过直接的或者有组织的反对，然而有一个人，即鲍里斯·叶利钦，当时莫斯科党委会的书记，却能顽强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虽然他通常喜欢保持沉默，特别是当讨论的问题与他的权限毫不相干的时候。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对叶利钦持有某种赏识，因为正是总书记先前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
在规定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休会期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一起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大餐厅的大长桌上用餐，每个人只能从仅有的两种简单的食谱中选菜，自然食谱里不会有精心制作的佳肴，也没有烈性酒，只有菜加咖啡。人们的谈话将集中在新闻和当日的会议题目上。
政治局的会议不保留正式记录，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要秘密地做一些笔记。政治局的决定将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一个严加控制的官员名单中传阅以便落实和监督，这些文件都被保存在总书记的直辖部门里，锁在一个“特别的文件柜”中。
会议的议题总是出自于总书记自己的决定，政治局的要员们有权建议增加或改变议题，但很少有人这么做。要讨论的文件在会议前的一至两天里由中央委员会的总务部下发，这个部是在总书记直接管辖下的一个主要行政机构。
总务部在中央委员会机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是由总书记最亲近的人领导的，那就是阿·卢基扬诺夫[1]和以后的瓦·博尔金[2]。卢基扬诺夫是位有才智和友善的人，但博尔金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倨傲不逊、心胸狭窄的官僚，令很多人吃惊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博尔金显露出他的真正面目是他不仅参与了 1991年8月的政变，还在戈尔巴乔夫撤退到弗洛斯被幽禁起来的时候变成一位向他从前的恩人发布最后通牒的代表团的头子。博尔金先前每天都有机会接近戈尔巴乔夫，评论他的来信并向他提供有关的最新消息以及外界关于诺曼克拉托拉——是我们用来说真正治理这个国家的官僚领导阶层的字眼——的谣言。正是他提出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建议而后经戈尔巴乔夫审议和批准的。
从表面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没有副手，但实际上他的副手是叶·利加乔夫[3]，这个人一直呆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直到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刻弃他而去。利加乔夫掌握着党的日常事务并由此获取了在全国实在的影响，正是他主持所有的书记处会议。
利加乔夫还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党的另一位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做他的副手。利加乔夫是个正统派，对他坚信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从不动摇。当我刚开始在书记处的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坦诚地告诉我，他尊重利加乔夫作为一个党的组织者的才干，这减少了他日常例行公务的负担，但就思想和文化发展而言，戈尔巴乔夫说利加乔夫根本不是一个“革新派”，因为他学到的全部理论差得远啦，然而他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党的思想纯洁。
利加乔夫的这些不足后来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利用，雅科夫列夫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把和总书记的私人谈话确立在一个高知识层面上，这使得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信得过的谈话伙伴并将他的思想渗透给戈尔巴乔夫。
这种行动的结果使雅科夫列夫得以控制了思想领域，并在他成为羽翼丰满的政治局成员和戈的最亲密的助手之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这一思想领域放心地交给了他。雅科夫列夫因此成了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
戈尔巴乔夫从不同他的任何一位助手保持太近或者太远的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抛弃一位原来的同事而置他于痛苦和失望的境地，当他下台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出来为这位前总书记和总统辩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不存在私人友谊，他们的家庭也不保持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成经常被克格勃跟踪和监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所致。我们只能在为全国的节日举行的正式集会上，或者在为高级外国嘉宾举行的晚宴上，或者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他们距雅尔塔很近的克里米亚的夏宫里举行的年度晚餐上得以见面。碰巧在疗养所休假的政治局成员和党的书记都能够接到邀请出席。
举行此类晚宴的地方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夏日行宫上为斯大林盖起的一所小房子里。宴会上的气氛是温和的，只有一件事情多多少少地搅乱了这种气氛，那就是大家轮流向总书记和他的夫人敬酒的传统，戈尔巴乔夫看来很喜欢这样，我们当中最年长的葛罗米柯总是第一个开始这一礼节。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主要在于他可以提名政府、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这种提名相当于最终的任命，因为没有人想要反对他，他尽其所能到处安插他的人。
政治局除了通过提名还讨论对内对外政策、工业发展以及党务等各种类型的冋题，只有军事问题不做详细的讨论，因为有另一个特别的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去做，这个委员会又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正因为如此，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了解在军事方面发生的事，这一点对于军事工业联合体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可以在暗地里向总书记极力施加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戈尔巴乔夫得以把高级将领们逐渐控制在手，他的这种做法是勃列日涅夫极少采用的。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
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负责人时，我对这个职位的职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部有大约200个职员，实际上负责全球的事务。我曾认为这个部在苏维埃外交政策上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很快发现它主要是同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以及激进的国际组织和群众运动打交道，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则由书记处的另外一个部办理。我惊奇地发现国际部确实同第三世界以外的苏维埃外交不相干，而仅仅是偶尔在诸如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一类国家中显现出其重要。这个部对我们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与谈判毫不关注，也根本得不到有关这些的一点儿消息，它还被挤身在军备控制方面以外。我查了多年以前通过的这个部的章程，发现它只同其他国家的类似的政党打交道，与苏联外交政策没有一点儿关系。
造成这种情况有历史的原因，苏维埃政府的初期，列宁就宣布过将奉行两种政策，那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在这两者不发生冲突的时候，将以同样的热诚去执行，但如果相互冲突，共产国际得服从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大批把世界革命放在首位的人转而信奉苏维埃的外交政策，然而这两种政策又总是同时存在和经常地混为一起，回忆以下越战时期我们同河内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某些政策是思想意识的结果，对它们的宣传不能为苏联的意图制造一种最好的形象，外国人很容易把一些全球阴谋或邪恶的扩张阴谋归咎于莫斯科的主人。
国际部按惯例地延续执行着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外交部则处理国家的外交政策。
我与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件事的荒诞无稽，而后他请我起草一个新的章程来反映他的新政策。我于1986年5月交给他一份附有章程草案的详细备忘录，他很快就批准了。章程中除了与外国的左派政党保持传统的关系之外，我还作了另外一些改变，即在“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上和所有国际关系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要维护和执行党的路线，也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为了强化本部的新机构，我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准许将外交部几位外交上的重量级人物和专家调过来，包括格·科尔尼延科，他曾是葛罗米柯的副手并继续做到葛的接班人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的第一副手，格·科尔尼延科成了我的第一副手。我还把丘尔金调到我身边，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以后也当了副外长。另外我还调来了一些军备控制谈判方面的专家。
1986年，戈尔巴乔夫强调坚持“日内瓦精神”的重要性并宣布了“到2000年建立无核世界”的裁军计划，他想同里根进行第二次会晤并对此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和缺乏耐心，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之间有不下25封信件来往，这对他们的私人关系给予了积极地推动。戈尔巴乔夫对前一次最高级会谈为他做的大肆宣传颇感欣慰，但这一次他想得到的是一次有重要成果的会议。他在1986年 上半年几次在政治局提到这一点，但并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日程是哪一些，尽管星球大战还经常作为通向胜利的潜在阻力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986年2月底，他向他的一些助手透露：“也许是到了不必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的时候了。美国正在指望我们也准备建立一种像战略防御计划一样耗费巨大的防卫系统，同时希望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而贏得这场军备竞赛。但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说，假如我们想破坏或是抵消掉美国的战略防御系统，我们只需花费美国计划所花费的十分之一。”
这事实上是戈尔巴乔夫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证和磋商而得出的结论。但在我们的军工联合体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逐渐地开始改变他与科学家磋商后得出的看法，直到最后坚持要里根从战略防御计划撤退作为关于裁军的新的一轮最高级会谈召开的先决条件。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我们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的花费将超过5000亿卢布，他问他的同事们：“我们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但军方极力地劝他相信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在未来的核冲突中将会对美国拥有第一次核打击的优势，这种观点却促使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派。
直到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时，政治局还没有做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决定。我也正在那儿休假，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决定向里根建议在这个秋季举行一次会晤，会晤地点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某地，可能在伦敦或是雷克雅未克，主要的议题是核裁军。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在提交到政治局讨论之前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
我支持了这个意见，但询问戈尔巴乔夫究竟他想和里根讨论的核裁军具体的是什么内容，他回答说如果里根总统放弃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将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里根会放弃他最中意的战略防御计划项目，但是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坚持这一点。谁知道呢？他有点犹豫不决，也许里根最终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作为交换他将会得到想要的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如不能实现这一切的话，戈尔巴乔夫仍然指望他关于核裁军方面的激进主张能够让他赢得全世界的注意。
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见了里根，之后各自都极度失望地离开了。
这次会晤是相当引人注意的，因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确有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的可能。里根出人预料地接受了这个大规模地削减核武器的想法，甚至同意在10年之后完全销毁核武器。但是他拒绝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承担义务，这个条约有可能妨碍他推行星球大战计划。戈尔巴乔夫极力想说服里根缓解一下他的立场，但未成功。
有一段插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深夜结束了他们冗长而又激烈的会谈，在他们离开会议大楼时因未达成协议而默默无语地走着。走到总统的轿车前时，他们停下来相互告别，我碰巧就在旁边因而做了临时翻译，在那个寒冷的冰岛之夜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话。
戈尔巴乔夫用一种他无法隐藏的抱怨语调说：“总统先生，你错过了这个唯一能载入史册的机会，这位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总统为核裁军铺平了道路。”
里根阴沉地回答：“那对我们两个人都适用。”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里根长时间保持沉默，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和他坐在同一辆车上。里根后来告诉我，总统最后打破了沉默说：“唐，我们差一点就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了，真是太遗憾了！”随后他伸出他的大拇指和食指相距半英寸，说：“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儿。”总统有些心灰意冷。
在这同时，我和戈尔巴乔夫坐一辆车去会见等候在另一栋楼里的记者。他对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气愤，他认为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是他们这次会谈失败的主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急于要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里根，和他在一起的我们几个人尽力使他平静下来。在车里呆了足有10到15分钟后，他恢复了自控能力。他告诉我们将对里根提出强烈地批评，但不准备关上将来继续会谈的大门，免得让新闻界把这次会谈描绘成一次彻底的失败，而应把这次会谈视为朝着达成协议所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见证人，我觉得这次会谈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所负的责任并不比里根少，因为他也为这次会晤设置了障碍。他原本手头有一副好牌，这就是他自己提出的裁军建议，如果他不像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那样顽固地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的这副牌可能玩得会更好。如果他们能在大规模削减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那么可以把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推到以后。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谈判中使用了这一讨价还价的战略，直到里根政府的结束。
在政治局对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回顾总结会上，戈尔巴乔夫仍然对里根气愤不已，但他说同里根会见毕竟是值得的：首先，这次会晤向全世界表明苏联领导人确实准备认真地对待裁军问题；其次，里根出人预料地表示他愿意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再次，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组织伙伴将会对里根不惜一切代价的继续坚持战略防御计划提出批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已在盼望他与里根的下次会晤。政治局的元老和军工联合体已悄悄地反对他的“新思维”以及他和美国的和解计划，但他已通过宣布坚定不移地实行新外交政策的意图战胜了他们，他充分地意识到他能够依靠党、依靠他那时所得到的公众对他的支持战胜他们。
匆忙之中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处理政治局事务工作的态度逐渐地改变了，他的作风变得更加独裁与专横，该由政治局讨论的外交政策问题已转到由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过问。最初，戈尔巴乔夫和外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安排的一切会谈都是通过政治局详细讨论决定的，不管会谈地点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国外。通常葛罗米柯先呈上外交部的讨论稿、需要签署的文件草案以及其他国际会议和会谈所必需的东西，但是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当外交部长时，几乎没有什么上呈的文件和讨论的事情。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力求避开政治局的路线、方针和指令，自由地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交往，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事实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戈尔巴乔夫在单枪匹马地设计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同样是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一政策。
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与美国总统里根和接下来的布什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热衷于那种事前毫无准备的临时做决定，他不和我们的专家磋商就突然做了妥协，而这一妥协是我们的军方长期以来都认为的对美国人的单方面让步。
关于戈尔巴乔夫作风的一个事例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1987年的4月，国务卿舒尔茨到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欧洲导弹问题的谈判，苏领导人准备放弃使用苏联的SS-20导弹和其他武器，以换取美国放弃自1983年以来部署在欧洲的与这种导弹类似的美制导弹，讨论中的欧洲导弹射程是在500到1500公里。在这一谈判交易中，双方将销毁所有的这些中程导弹，但军方坚持要保留我们的射程仅400公里的100多枚SS-23最新型导弹。舒尔茨到达前，戈尔巴乔夫要求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我准备一份会谈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应总结出苏美双方的立场。阿赫罗梅耶夫提出具体地建议：如果舒尔茨试图将SS-23导弹也包括进去的话，戈尔巴乔夫应予以拒绝，因为这种导弹的射程低于条约草案中所做的限定。
在先前的谈判中美方试图将SS-23导弹也包括进去，但没有坚持必须得这样做。当舒尔茨来到时，他执意坚持要拆除这批新导弹。戈尔巴乔夫开始并没有理会这一点，但临近会谈结束时舒尔茨再次提出了 SS-23导弹的问题。他强调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同意包括这些导弹在内的话，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非常接近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将由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时签署。
使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大为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对舒尔茨说：“就这么定了。”接着和舒尔茨握手，其他官员也相继告辞了。
阿赫罗梅耶夫惊呆了，随后问我是否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我像他一样感到茫然。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转身跑向总书记的办公室，半小时后他回来了，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当他问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全部放弃了这一批先进的导弹，而什么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时，戈尔巴乔夫答复说他可能犯了个错，因为他“忘了”我们在备忘录里对他的提醒。阿赫罗梅耶夫接着建议赶紧派人到舒尔茨那儿去纠正我们的立场，趁舒尔茨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非常生气地对他大叫：“你是在建议让我们告诉舒尔茨国务卿，作为总书记的我不了解军事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将军们给我做了纠正之后，我现在来改变我的立场，让我食言吗”
故事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在一般情况下有极好的记忆，像这样的事他没有理由会忘记。阿赫罗梅耶夫非常怀疑戈尔巴乔夫早就筹划出这一切，因为戈尔巴乔夫知道参谋部不想要他放弃SS-23导弹，而政治局也会支持军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向领导做了妥协从而排除了签订条约的最后障碍。
从12月8日至10日，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他再一次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讨价还价和磋商的情况下做出了重大让步。戈尔巴乔夫不仅同意销毁我们部署在欧洲的全部SS-20导弹，还同意销毁苏联在亚洲部署的这种导弹。在亚洲的SS-20导弹是我们用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日本及印度洋的基地所做的战略防卫的一部分，因此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退让。条约从政治上向世界传送了一重要的信号，两个超级大国终于认识到军备竞赛不能加强他们的国家安全，而控制军备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为了和华盛顿达成协议所做出的重大让步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们也看到戈尔巴乔夫受了一直同国防部闹冲突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极大鼓励。
这场斗争由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谢·索科洛夫牵头闹到了政治局。这两个部关于苏美裁军谈判的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走进死胡同：两部代表都遵照他们各自的部长的指令行事，这些指令又是无法协调的。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向戈尔巴乔夫抱怨军方，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一再地调解双方。
随后，戈尔巴乔夫委派列夫·沙可夫领导联合部长委员会，为裁军谈判准备我们的立场。沙可夫是政治局成员，他同军事工业长期打交道并与军方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他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这样，戈尔巴乔夫还是私下找他谈话做工作，终于把他给争取过来。沙可夫在谢瓦尔德纳泽和索科洛夫之间保持着一个适当的平衡，他的使命开始向前推进，但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所期望的那样快。
虽然戈尔巴乔夫有些急躁，但最初还比较谨慎，想避免同军方的直接冲突，突然发生的一个对他特别有利的事件给他提供了良机。1987年5月29日，一架单引擎的西德制造的小飞机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它在未被苏联的防空系统监测到的情况下一直飞到莫斯科，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外国飞机降落在红场的奇闻。这架飞机是由一名叫马赛厄斯·拉斯特[4]的年轻的业余飞行员驾驶的，这件事震惊了苏联领导人，他们一直确信飞到苏联的领空而不被抓到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也使国防部陷入一片混乱。
戈尔巴乔夫充分地利用了军方的混乱状态及其威信的严重受损。就在拉斯特降落红场的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强烈地谴责“国防部的彻底无能，国防部必须把这一特别事件向党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要求国防部的官员立即解释。
国防部副部长伊万·卢舍夫[5]向政治局报告并承认这件事确实从未听说过，他试图为空防系统的失灵辩解，称现有的空防系统仅仅是为截击现代化的军事飞机而设计的，并不能监测到时速为150至170公里飞行高度不超过300至400米的小飞机。这一点听起来并不能令人信服，卢舍夫不得不承认事故发生的唯一责任者是国防部。索科洛夫部长承认国防部并未开发能拦截低空飞行的单一目标的空防措施，他还承认国防部的有关空防部门之间没有密切地配合。
一阵激烈的争论过后，戈尔巴乔夫发言，他讲到军队里形势之严重，军中高层领导人“惧怕党朝着改革的方向转变，也害怕新思维思想”，敦促他们不得延误马上纠正这种形势，他紧急要求国防部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来“增强军队机构的政治责任感”。然后他转向国防部长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对你的人格的完美没有怀疑，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若我是你，我将立即辞职。”
索科洛夫大为震惊，起立并当场请求辞职，戈尔巴乔夫“代表政治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补充说，为缓解此事给他带来的刺激将宣布他退休。
休息15分钟后，戈尔巴乔夫提议任命索科洛夫的副手德米特里·亚佐夫为国防部长，他先前已被戈尔巴乔夫安排召见。当时亚佐夫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干部部长，因此他与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密切的联系。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比索科洛夫更加唯命是从，因而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次悄悄的军事政变。新任国防部长不了解关于裁军谈判的事，而且同它们根本就不发生什么关系。由亚佐夫当国防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裁军谈判中感到很省心，来自军方的反对意见变得温和了。索科洛夫和大约100名将军、上校以及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不赞成对美国人退让的军界保守的领导人都一起退下来。但就总体来说，军方仍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一点将在以后一再地表现出来。
得以控制了军方后，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裁军问题时变得更为积极和有信心，他想尽快地达成目标，他被这项任务的巨大挑战性所吸引，并被国际上对他的喝彩声弄得神魂颠倒，所以他未经认真地考虑后果就擅自行动了，这正是他的毛病所在。他要么不能，要么太急促地设想事件朝美好的方面转化，他经常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他宏大的规划，只有一个令人陶醉的蓝图。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有人对他急剧的改革表示谨慎地关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打断对方，认为这同“新思维和改革精神相抵触”。
在1988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戈尔巴乔夫紧急促请政治局通过了一个鲁莽的单方面削减50万武装力量的决定，部队裁员对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影响是好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大力赞许，但是苏联政府没有把如此庞大的裁减人员队伍重新融入平民经济的计划。之后于1990年戈尔巴乔夫又签署一项北约同华沙条约集团国之间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这一条约要求进一步削减我们的武装力量。这一项政策原则上说是好的，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因为从德国和东欧撤回了大批的苏联武装人员，国家面临着如何安置这些退伍军人的棘手问题，这一灾难性的任务以后又传给了俄罗斯联邦。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没有越冬的房子给他们，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的家属而只能安排他们在最简陋的居住条件下过冬。戈尔巴乔夫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差劲的组织者；削减军队的规模并把裁减下来的士兵送回家这原本是恰当而又确实必要的主张，但由于拙劣的安排却成了国家严重和长期的负担。
面对东欧的剧变，苏联人民得不到政府对这些变化做出清楚地解释，最初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就变得愤怒起来。部队的士气削弱了，军队和老百姓都弄不明白苏联的军队到底是怎么啦，不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的胜利者吗？怎么就像被抛弃掉一样一下子被遣返回家了呢？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不光彩的一幕。
戈尔巴乔夫、布什和德国
戈尔巴乔夫的声望从1990年起就在党内、军队里和百姓中迅速地下降了，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速了他威信的下降，然而在国外他的威望却暴涨。他能否在苏联外交政策朝着新思维的转变中起领导作用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同美国的迅速和解以及令人难以忘却的谈判中都是有功的，正是这种和解与谈判导致从根本上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但是回头看看，现在很清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的外交常常不能从美国及其盟国那里赢得一个稍好一些的协议。在签定限制欧洲导弹的条约时，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在另一条约中写进削减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沉重包袱，这个包袱就是1991年6月 14日在维也纳签署的关于欧洲常规部队的一项条约，削减这些常规部队的代价是沿俄罗斯南部边界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大动乱，俄罗斯的军队人数在那些地区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莫斯科想对这个条约的有关条款重新谈判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如果不是华盛顿在这个条约中再次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的话，这也能算是一个好的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方对削减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监督执行承担义务。起初戈尔巴乔夫想单方面地宣布如果反弹道导弹条约遇到违约的情况，莫斯科将自动撤消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后来他决定不把这次签定条约的仪式复杂化，因此，甚至在罗纳德·里根离任之后，仍可听到美国重提里根所热衷的战略防御计划。
戈尔巴乔夫和他忠实的副手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能够做到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对达成协议缺少耐心，加上过分的自信和被西方舆论的大加吹捧，使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被他们的西方谈判伙伴智取和击败。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即使在苏联分裂之后他们还继续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的外交变了形，他通过某种个人支持的渠道与美国的高级官员搞外交以避开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和我们职业外交团的外交官们的批评，所有的一切都在愈来愈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先前通过我所进行的秘密渠道和我代表莫斯科同华盛顿达成的一切协议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批准。）自1989年起，苏联的外交变得愈加乏力，原因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国内政治的迫切压力和他极力支撑他越来越低的威信造成的。结果是我们适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明显地下降了，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造成的。
党的国际合作部在1986年发挥了短暂的作用之后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逐渐地它又恢复到它原来的职能上。1988年戈尔巴乔夫命令国际部向别国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的外国组织和运动解释他的改革的意义，“因为他们对这些不理解和有迷惑”，但是就连我们自己也迷惑不解。 ”
国防部的作用下降，谢瓦尔德纳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他想垄断外交政策和避免来自国际部的竞争，因此我所领导的国际部就不再每天积极地参与外交政策了，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使用我是把我当作他的苏美关系的私人顾问，特别是在他接下来与里根和后来的乔治·布什的会晤中均如此。他有时派我做他的私人代表同美国的高级官员直至总统秘密地讨论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再系统地涉及苏美事务，这些事务连同其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只由两个人来处理，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戈尔巴乔夫开始走向实质上的帝制统治，在谢瓦尔德纳泽的热烈支持下，他绕过传统的政策制定机构，越来越多地由他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并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导向国外。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集于一手，而且赶非正式外交的时髦，借同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自由交谈或打热线电话相互起作用。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好像都没有感到有同他们的政府磋商的必要，也不觉得有必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国家前进的大方向和他们奉行的政策的含义，然而就是这一切形成了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
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有必要的灵活性与想象力以克服老的教条，苏联外交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此持热情的欢迎态度。
但是很快地他们变得困惑和沮丧了，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把这实际解释成他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之后不久，美全国安全委员会于1989年3月13日通过了一个秘密文件，文件称美对苏政策不应以“支持”戈尔巴乔夫为目的，而应以同整个苏联打交道为目标，以便“推动苏联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布什政府相当成功地作了这种推动，军备控制随着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而垮台，华盛顿同波恩联合在极其重要的领域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最重大的让步，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安全，两大军事集团把欧洲分割开来达40年之久，同时也奠定了苏联的安全基础。
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的较早时候，苏联外交部就开始积极地探讨新的思想，为了同西方讨论全球和地区的安全体系问题。我们设想这种新的思想在全球范围里应该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在欧洲应该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框架下的地区安全体系。这是苏联政策的一个总目标，尤其在欧洲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全力支持这个总目标。他热心地把他对欧洲地区安全思想的想象发展成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在这个家园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和平地住在一个公寓楼的各公寓里，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如果不是住在同一栋楼里也是住在同一条街上。华盛顿对他的热心没有做出反应，但也没有公开地拒绝，美国正在悄悄地同它的盟国探讨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当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2日和3日在马耳他会见布什总统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并未列入议事日程，但这一想法却在他们每人的心里，因为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柏林墙倒了，东西德在半个世纪里第一次自由地混合为一体。布什在非正式的谈话中小心地试探戈尔巴乔夫的口气。（这是布什开始一项谈判所乐于采取的方法，他会轻轻地试探着把一个想法毫无压力地传给对方，有时还会再重复试一次，然后等待看对方是不是上钩。）
戈尔巴乔夫回答得很抽象：我们的政策是在坚持一个全部欧洲进程和逐渐建设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基础上制定的，在这个共同的欧洲之家中一切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受到尊重。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能够或者应该怎么做，尽管手中已有一份外交部写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政策，即德国的统一应该是欧洲大气候逐渐转变的最终产物，在这个大气候中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应该将他们的大方向从军事转向政治并通过相互协议最终解散这两个组织。在马耳他未能就德国的统一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对布什和西方总的来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将统一问题作为讨论题目，华盛顿和波恩害怕我们可能会做的就是拒绝讨论。
马耳他会见之后不到一周，布什就写给戈尔巴乔夫一封私信，再次提起德国统一问题。总统写道：统一应该在自决的程序下进行而不应过早地预言两个德国将如何决定和成为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一部分，这种统一应该是“和平的、渐进的和在一个演变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双方实际上同意德国统一是一个总进程的一部分，这个总进程将把欧洲安全与稳定引向一个新的体制，过去40年的安全与稳定是靠相互对立的两大坚强军事集团组织的力量均势来保障的。这种赞成逐渐演变到一个新的全欧洲体制的立场得到了政治局和我们的欧洲及德国问题专家的支持，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的动乱事件中，他实际开始自己处理关于德国的一切谈判或者与谢瓦尔德纳泽乘双驾马车，把我们的职业外交官们甩在一边，而且几乎不通知政治局，尽管他们仍然赞成逐渐演变进程。在西方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压力下，他开始把德国统一问题与总的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
的确，当他于1990年6月2日在华盛顿同布什进行最高级会谈时，他即席谈了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的想法，也谈到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两组织在逐渐合并其机构的同时给予统一后的德国以成员国地位的设想。但他的犹豫不决很快就结束了，当西方国家为德国统一不断施加压力和他国内改革停滞不前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他原来的立场，以此希望西方能够继续同他合作。
出乎西方的预料，1990年7月，在一个不为公众注意的边远的高加索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6]举行了一次闪电式的会晤，他不顾政治局仍然存在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撤消了所有的条件同意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后来布什总统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科尔自己承认对戈尔巴乔夫的突然接受感到大吃一惊。德国总理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已准备同戈尔巴乔夫进行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并且为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准备在有争议的部分做出几套退却的方案，科尔和他的随从人员在回国的飞机上庆祝这一历史事件的到来，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件事在讨价还价之中来得如此之快。华盛顿也没有隐瞒它的高兴，德国统一问题对美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等待着同莫斯科做艰巨的讨价还价，后来布什、贝克、基辛格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美国人告诉了我这一切。
这样预料中的一个长期的、逐渐的演变过程被戈尔巴乔夫仅用半年就结束了，他为什么这样匆忙？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德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进程必须以确保苏联和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的方式来完成，毕竟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之下，他主要的意愿是同西方共建一个新的欧洲，结果是苏联的选择明显地缩小，莫斯科在新情况下自我调整的能力大大地削弱。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还有主见，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应该与新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形成同步进行，但他没有为这一宏大设想而奋斗，特别是当东欧的政权开始垮台和这个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试图把这一重大战略变为具体的行动，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在华沙条约集团国遭到这种巨大变化的冲击时甚至没有提到政治局去讨论，他完全被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挫败了。他那些缺乏战略而又处于思想混乱中的同事们，有的是气愤，有的只是消极被动，眼睁睁地看着东欧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从华沙条约这个政治与军事联盟铁幕中挣脱出去，这一铁幕虽然不受欢迎，但它还是控制了它的成员国并制止其内部发生自我毁灭的冲突达两代人之久。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每个国家的形势进行了逐一地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是混乱不堪的而且被戈尔巴乔夫空洞的言辞所主宰，他指责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没能进行改革和不采纳“新思维”，有时他一时兴起就匆忙去访问那些领导人并教训他们，但是这只能促使当地政权的瓦解，尤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垮台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料到整个东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脱离了苏联的轨道，也没有料到华沙条约集团瓦解得如此之快，他成为他自己政策的恶果的见证人。忧虑重重的顾问们对东欧的瓦解向政治局和戈尔巴乔夫敲过警钟并询问如何对待这一安全问题，克里姆林宫整个处于混乱状态中，对这种瓦解拿不出应急方案来。军事干预被排除了，戈尔巴乔夫绝望地重复着他的主要理论：与西方共同探讨在“新的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匆忙地接受了德国统一后丢掉了他最好的一张牌。
到了 1989年谢瓦尔德纳泽在私下持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悲观的观点，正值外长在格鲁吉亚的黑海度假时，他的私人助手谢·塔尔阿森科向他报告来自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一封紧急电报，齐奥塞斯库要求华沙条约集团国对波兰进行一次军事干预，因为波兰的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赢得了全国大选。莫斯科迅速地拒绝了，正在海滨度假的谢瓦尔德纳泽心情忧郁地对他吃惊的助手说，莫斯科最终会失去它对华沙条约集团的控制，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态的必然发展将迫使苏联走上分裂，特别是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的退出。来自格鲁吉亚的他的几个合作者之一后来说他从未喜欢过苏联，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着他的家乡格鲁吉亚能够独立，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华盛顿，不论是里根政府还是布什政府都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持特别乐观的态度，1987年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访问莫斯科时非正式地对戈尔巴乔夫谈到她最近在华盛顿访问了一些高级官员，他们认为苏联的改革失策了，这一失策将会搞垮这样一个中央大国的整个经济结构，恃别是当戈尔巴乔夫推进这项改革太快的时候。她告诫戈尔巴乔夫要谨慎，尽管她自己也在将英国的国家工业转为私有化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但她还是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向政治局报告时取笑那些未指名的极端保守的美国人，他补充说也许他们有道理，他认为无论如何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调整好苏联的经济，但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因为他没有照此去做。
在1989年初，作为准备马耳他首次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派我带着他的指示和他给布什的一封私信到华盛顿同新总统讨论最高级会谈的议题。我同布什相识已经20年了。（戈尔巴乔夫认识布什是在1988年12月里根安排的一次午餐上，里根即将结束他的两任总统任期，戈尔巴乔夫希望与当选总统布什谈谈，但由于里根抢了镜头，他们只作了一次短暂的私下会晤，我做翻译。他们同意开始进行积极的私人联系。）布什向我承认苏联最近发生的动乱事件促使他重温了苏联的历史，为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总统向我提了一个“不是很外交，但是很直接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能够渡过这段混乱时期吧？他想要戈尔巴乔夫做他的谈判对手，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前景不能确定。布什询问了能确保戈尔巴乔夫继续他的领导的有关法律与司法程序，政治规则与传统，这种继续领导的确保应“不考虑某种党的突然的决定”，就像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那样的突然决定。他对提出这种冒犯人的问题表示歉意并向我保证不向任何人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
我告诉布什他对形势的复杂性的看法是对的，改革带来了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又使人很难看得更远。我说戈尔巴乔夫刚刚被选为总统，即便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现在也不能解除他的职务和剥夺他的权力。但是形势又很独特，许多事情都不明朗，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党始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看起来戈尔巴乔夫起码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作为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对手，而且像所期望的那样同美国签署一些意义深远的协定，特别是在裁军方面。
我说：“你可以指望得到这个。”
两天之后布什给了我一封致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信里强调他们之间进行私人接触的重要性和“改革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他的子孙后代都具有的重大意义”，布什显然决定指望戈尔巴乔夫。
但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控制事件的能力已接进尾声，在头四年的执政时间里，他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到1989年底，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能控制局势并使之运转，但是到1990年苏联的形势进一步地恶化，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他大势已去。他拼命地想加强他的地位，虽然不为大家所知，但他确实不遗余力地想从美国和布什新总统那儿得到财政和道义的支持以继续他的改革，并以此来支撑他的政权和他在国内的声望。
到1989年12月马耳他会议的前夕，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不能肯定布什是否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种疑问反映在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11月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绝密的私人备忘录里，备忘录称：“布什看来是一个优柔寡断的领导人”，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力量的牵制，布什还没有就对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苏联的改革问题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谢瓦尔德纳泽说布什显然不会介意利用莫斯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为他自己谋利益，因此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马耳他最为重要的是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计划的公开承认，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政治局认为这是最高级会谈的一项重要任务。
戈尔巴乔夫怀着这样的印象离开了马耳他，他已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的支持，并把这看作是他们的会晤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1990年1月21日他向政治局报告说他对布什“准备在经济领域中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援助表示欢迎”，并称这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是对苏美合作之必要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在世界局势发展到现阶段的关键时刻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1990年5月中旬，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前夕，贝克国务卿访问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谈我们的国内问题，贝克极表同情。当贝克告诉他布什政府赞成改革因为改革“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华盛顿已将苏美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对话与合作”时，戈尔巴乔夫轻易地就被这几句重新保证的话冲昏了头脑。
但事实上就在这之前不几天，美国驻苏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向来访的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威廉·谢费[7]吹风时还说：苏联正经受着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加剧、犯罪率上升甚至有军事政变的威胁。尽管有逐渐民主化的希望，但他认为仍需要50年到3/4世纪的时间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民主。马特洛克坦率地说，当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时还应利用戈对华盛顿的访问来加强美国的利益，将已削弱了的苏联朝着能接受政治和经济的让步推动，包括接受德国的统一。
从华盛顿访问回来，戈尔巴乔夫再次满意地对他的同事们说，布什对“我们国内的困难”表示理解并再次提到“美国决不会对苏联造成任何威胁”的私下保证，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没有感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更多的威胁”，并宣布他成功地利用了布什实质是美国对改革的支持，也使华盛顿相信苏联的改变将对美国有利。关于德国问题他含糊不清地说，尽管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双方都寻求一项符合全欧洲进程的一部分的解决办法。可是他隐瞒了他想同西方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以帮助他摆脱在国内的困境，这种愿望也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接受西方的要求。他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同科尔会见时就接受了这些要求。
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保持的密切接触和不时地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赞许对他起到了特别的安慰和消除他的疑虑的作用。在1990年7月，当德国的统一问题处于成败未卜的关键日子里，布什先打电话后写信给戈尔巴乔夫，信中提到在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写道：所有七国领导人都同意欧洲“积极和迅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您精明的外交政策”带来的，还说，他知道戈尔巴乔夫想听到的是“北约准备同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布什说作为一个总统他也在考虑“北约自身的逐步转变”。所有这一切都令戈尔巴乔夫倍受鼓舞。
1990年8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给布什的一封冗长的复信中表示“对同布什总统密切地合作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充满信心”。一个月后，在1990年9月赫尔辛基会晤期间，布什再次称赞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这种称赞令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无比高兴。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和贝克“确定无疑地对处在困难之中的苏联努力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革给予坚决地支持”。
但是所有那些乐观的期望从未变成现实，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失败，国内危机四起，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混乱，这一切削弱了苏联的潜力。在冷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缺乏连贯的、平稳和坚定的外交政策来结束这场冷战，这种结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恰当而又体面的方式来进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平等将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平等将能创造出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将被改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将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在令人费解的仓促行动中，他们放弃了重要的地域政治和军事立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机会而且是严重地错过了这个机会，指挥棒失灵了，他梦想之中包括所有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的具有一个新的安全体系的新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欧洲的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很久之后仍然是让人猜不透的一个谜，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联合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我们的国家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中还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把我们的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新思维”，特别是国内的经济政策远不如他在国际竞技场上来得成功，“新思维”在不少方面都是灾难。他的思想前后矛盾，直到他当政的最后几天，仍然重复着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的座右铭。他坚信社会主义并拒绝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急剧的变更，当他已经意识到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需要引进一些市场体制的成分时仍然如此。
他的政策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聚合。但在公众场合，最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在华盛顿他与一批美国学者会晤时断然拒绝了这种说法，他在描述他的经济计划时从来不用“资本主义”这 个字眼，而且他的俄罗斯联邦的接班人也继续回避这个字眼。戈尔巴乔夫最根本的失败在于他没有真正地懂得经济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始终在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特别是向外国人和科学院的院士们求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从事实际上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和参与对重大问题的审议时从未听到戈尔巴乔夫为经济改革提出任何总的和详细的计划，不论是一年的或五年的或其他种经过仔细考虑的计划。他总是心血来潮地临时凑合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有时是在他从国外回来有时是他同有名的经济学家和西方杰出的工业家谈话后凑成的。中国总理李鹏向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奥·亚·特罗扬诺夫斯基表示，戈尔巴乔夫改变观点如此迅速以致于中国人不能够恰当地研究它们。
在1986年改革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这样解释他的经济信条：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实现这种改革，但我们必须开始。他告诉政治局他们都必须遵照列宁的教导去做：“在一切努力之中最重要的是投身到战斗中去，这样才能学会下一步该做什么。”好，我们已经投身到战斗中了，但是几年下来甚至俄罗斯的新领导也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作为一个国内改革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在实际问题面前越来越表现得毫无办法，常采用冲动的、狂热和鲁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不仅使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讲的一段话，那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两位领导人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的，这位英国政治家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在您的国家正发起一场改革，那确实很好，但我想劝您不要太草率了，想用两大步就跨过一个大峡谷是做不到的，您会摔落下去。”
给戈尔巴乔夫政权以致命打击的是共产党在苏联的瓦解以及他在创建一个新的替代权力和权威机构上的失败。共产党连同她在全国各地方的支部，是从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到工厂和农村的管理骨干，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统治者，因此他直到1989年还继续强调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在他自己的改革中的领导作用。
但在此后不久他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他一旦打开了民主与公开性的潘多拉盒子，来自党内的批评意见就增加了，他的政治局也不是完全一致地支持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一次政变中被即刻解除职务。由于惧怕失去在党内的控制地位和由此失去在全国的最高权力，1988年底他转而把议会的作用也控制在总统手里，这样他的职务就不能够由共产党罢免。但是这一切都是密室中的政治交易，只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在全国的地位。1991年8月当议会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并支持叶利钦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一个人追随。[8]
到最后戈尔巴乔夫没了主见，对国内和国际需要优先处理的冋题拿不出具体的办法。我猜想他对这样的意见不会感到太舒服，这种意见认为他努力倡导的新思维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是他控制不住的。戈尔巴乔夫自己对如何推行必要的改革这项艰巨的任务思想混乱，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再加上1991年下半年的大动乱导致了他个人政治上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
假如改革能够得到巧妙和恰当地指引的话，一切积极的成果得到合理的保留，先前主要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周密的计划和逐渐演变的方式中得以纠正，经过了更新、改革并且朝着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前进的苏联不仅能够战胜对它的挑战，而且我相信也能够挤身于世界民主国家的前列。我深信在将来会实现这一点，不管在新的道路上会出现多少艰苦的磨难。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伟大的前景也丢掉了幻想，俄罗斯开始将自己调整到同外边的世界打交道中应处的恰当位置上，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形成俄罗斯的新形象以及它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一过程将在不少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是否和如何承认一个新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发挥的恰当的作用。在西方仍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将是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对手,但把未来押在将俄罗斯压下去的赌注上才是不切实际和真正危险的。俄罗斯有着相当丰富的人力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也丰富，它横跨于两大洲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永久的决心都将使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存在下去，如果相信过渡时期的巨大困难剥夺了我们矗立于世的能力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讲拥有一个强大和自信的朋友和盟友远比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而又不友好的国家要强得多。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正像美国人经常不断地在改革资本主义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在苏联仍然受到尊敬，是他相信市场体制也需要国家不时地予以纠正。我们俄罗斯人，由于我们急进的民主分子过于急切地朝着资本主义过渡，无意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俄罗斯赞成民主，但是就像对市场的理解一样，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许多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美国也总有这种情况发生，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64年在巴尔的摩所说的：“我们都讲赞成民主，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总是一样的内容。”
现在俄罗斯准备成为美国的一个有建设性的盟友，这种盟友关系绝不反对任何第三国，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都为和平而努力。但是俄罗斯人民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也要捍卫他们的民族利益，不是靠牺牲别国利益地动用武力，而是通过传统的政治与外交方式合理地汇集起这种利益。这条道路将永远不会平坦，美国不也是经常遇到困难和竞争吗？有的甚至是来自于它的盟国，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来自法国和曾经是它的保护国的德国与日本的困难和竞争。
但是即便我们两国的利益在历史上有过冲突的话，这种冲突也很少。冷战只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它是建立在思想分歧上的，而不是在民族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我们现在必须从冷战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现在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的美国遇到民主的俄国，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当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和不轻易地丧失信心，我们的利益也许会时不时地出现抵触，但是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种不一致，而这种方法应不伤害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就是我在美国长期生活所学到的十分重要的一课，是我从与美国的密切协作以及我的外交生涯中得出的，也是我在本书的章节中试图表达的。
[1]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2]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3] 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 Кузьмич 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4] 马赛厄斯·拉斯特（Mathias Rust，1968年6月1日—— ），德国业余飞行员。1986年获飞行员执照。1987年从汉堡出发驾驶小飞机一路畅通无阻地飞进苏联领空，降落到红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红场飞行事件”，当场被捕。1987年被判处4年徒刑。1988年获特赦后回国。
[5] 彼得·格奥尔基耶维奇·卢舍夫（Пёт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Лушев，1923年10月18日——1997年3月23日），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库尔兰战役。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司令。1975—1977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77—1980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5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6年任驻德国集团军总司令。1986—1989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1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军事监察员顾问。1992年退休。
[6] 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7] 威廉·唐纳德·谢费（William Donald Schaefer，1921年11月2日——2011年4月18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4年毕业于巴尔的摩大学。1967—1971年任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1971—1987年任巴尔的摩市市长。1987—1995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99—2007年任马里兰州主计长。2011年去世。
[8] 1991年8月19日，我独自一人呆在我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工作，对发生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政变感到忧虑。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熟悉但又和当时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声音，声音带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语调：“阿纳托利，你好吗？我是鲍勃·斯特劳斯，我作为美国大使刚刚来到莫斯科，我找不到任何一位苏联官员。我试着与别斯梅尔特内赫外长通话，但他不在，我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耐心等几天，我许诺在这几天里安排他与外长会见。事实上我在第二天就安排了这场会见，但却是在劝我的老同事别斯梅尔特内赫摆脱了他的犹豫不决之后进行的，斯特劳斯因此便能很快地开始履行他的新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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