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简要描述当前由议会社会主义走向产业社会主义的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中。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已有十三年。这十三年的前一半时间，公众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但从该组织的历史来看，有少数几个地方，由于受到惊动，很早就知道它的存在。1909年，斯博坎市即曾发生过世界产业工会发动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1912年，劳伦斯罢工事件使世界产业工会闻名全国。远在那时以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宾夕法尼亚洲的麦基斯-罗克斯及蒙大拿的密苏拉，都和“瓦布利”进行过小小的较量。
目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干部的代表，有一百多人正在芝加哥接受确定该组织命运的审判。对被告起诉的罪名是阻挠并妨害征募士兵的工作而且在其它方面阻止进行对德战争。指控的具体罪行共有一万七千条。既然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时活动现与我们关系甚大，在本书问世时，本应在最后加上关于该组织与战争的一章。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审判仍在进行，而且除法庭记录以外，关于指控的反战罪行，几乎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注：本书付印时，审判已经结束。8月17日，此案交付陪审团。陪审团离庭五十五分后，回庭宣称被告有罪，同意起诉书的指控。8月30日法官兰迪斯宣判，海伍德和另外十四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各处罚金二万美元。其它三十三人的第一条罪状各判刑六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二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三条罪状各判刑二年，罚金一万美元；第四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一万美元。三十三人各判刑2年，第一及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还有十二人被判徒刑一年零一天，第一、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两名被告判刑十天。所有判决同时执行。罚金总数达二百五十七万美元，并须负担诉讼费。据宣告本案将上诉。（美国伊利诺斯州北部地区地方初审法院刑庭录事记录第十二册，第61—62页）。〕
现今，世界产业工会的存在虽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关于该组织及其会员的情况，公众依然不甚了解。而且，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是不真实的。十三年以来，在美国人民面前，世界产业工会虽不能说是一贯受到诽谤，也可说是一贯遭到歪曲。它的所作所为及其所信奉的主义，公众均未得知真相。关于这一组织，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虚构的文章。关于该组织的真正宗旨——尤其是这一宗旨的建设性主张——则全国报纸伙同一气，不置一词。所以，这一劳工组织在公众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离奇古怪、虚无飘缈之物。
一群不愿工作的五花八门的流浪汉与非技术工人，他们的哲学简直是怠工和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哲学，而且他们的行动和自己的哲学是一致的。这就是目前对他们的看法。这正是更反动的企业集团盼望人民对世界产业工会所抱有的看法。如果这些反动的雇主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公众不仅对世界产业工会抱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推而及于一切劳工组织，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与公众联合起来反对劳工。
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消极的或破坏性的条款都被肆意曲解，然后加以夸张，说成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全部宗旨。实际上，那仅仅是纲领中的次要部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极大可能存在某种建设性，但是新闻界却竭力阻挠公众对它的了解。必须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动者本身就以粗野与激烈的语言以及他们个人对耸人听闻与惹人注目的偏好，助长了对他们组织的这种曲解。甚至“瓦布利”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可全信。作者之所以要谈及目前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是因为他相信：了解该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固然重要，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这个组织，同样非常重要。
雇主、官员和一般民众当中对“瓦布利”的态度是，普遍认为他们穷凶极恶，是些社会渣滓。这就是“只等天明，把他们全部吊死”的态度。西部某州的一位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曾为作者谈过一个例子。他最近访问该州边远地区一个小镇时，遇到一位警官，回答问题时，这位警官解释说：“对付‘瓦布利’，一点也不费事。镇上来了个‘瓦布利’，我当头就是一警棍，然后把他扔在河里。他爬起来时，自己就乖乖地滚蛋。”顺便提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一个穷人，如果他没有职业或明显地缺乏生活来源，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被假定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为一个“瓦布利”，对他的适当待遇便是用镐把打他，如果获知他是罢工的鼓动者，便是一次“小小的领带晚会”〔注：意指吊死。——译者〕。
由于我们现正处于战时，某些雇主集团，尤其是采矿业与木材工业的那些雇主，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加剧了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仇视。他们是在早先使用过的幌子下，再加上不忠诚与不爱国的指控，便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在国旗的掩护下指责这些不忠的、无政府主义的“瓦布利”这样一来，就更加模糊了潜在的经济问题。不论任何一方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什么事实，看来确实是：世界产生工会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普通的罢工，目的在于争取更好的雇用条件及决定这些条件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努力被雇主指责为不忠，并遭到全副暴力的对待。换言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警棍与“领带晚会”的政策。——亚利桑那州比斯比城把所谓的“瓦布利”，全部驱逐出境，蒙大拿州巴特城，吊死法兰克·利特，便是例证。正如总统派出的调解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说：“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箝制，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因为雇主方面眼光短浅，对确实存在的苦处，也反对加以改善。”
通过阴险的手法，散布关于世界产业工会搞鬼的谰言，即使在该工会并未作为一个组织参加的争执中，也可使该工会本身或另一劳工团体，或二者，成为“牺牲品”举例来说，如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木瓦工工会与某木材公司发生争执，该公司仅须发起攻势：通过所控制的新闻专栏，叫嚷“他们是‘瓦布利’”，舆论就会反对他们。他们信口雌黄并不到此为止。谁公开同情这些所谓的“瓦布利”的人，他自己就一定是个“瓦布利”！
自然，国内自由派人士不同情用警棍政策来对待世界产业工会，也不同情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作如此蛮横的解释。但是作者必须指出，自由派的解释也远非确切。把世界产业工会说成是一种社会脓疮，造成这种脓疮的原因则说成是诸如住房条件太差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自由派所表示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样来解释世界产业工会显然是管窥蠡测（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一种立场，把旨在重新整顿现状的任何组织——例如，单一税同盟——都看成是社会脓疮）。改善矿区或木场的工作条件，可以消除该工会一些粗野与次要的活动，但不会扼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
说世界产业工会是国家肌体上的一种社会脓疮，这并不能使这个工会就此消失，正如说英国工党或我们的国家安全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肌体上的脓疮并不能使这些组织就此消失一样。只有掌握世界产业工会的较为基本的宗旨，分清是非曲直，并且按照我们的结论勇敢地行事，我们才能彻底而且公正地对待这个组织。我们有义务严肃地探讨非技术劳工的组织问题，行业工会主义、混合工会主义和产业工会主义的有关功绩问题；充分发挥政治民主以及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作何改进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与工业活动中专制与民主对立的问题。“瓦布利”坚持认为，企业中参加工作的人（从雇用的总裁到雇用的普通劳工），如果不能控制管理部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凑巧的是，英国工党在其题为《论劳工与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报告中，实际上坚持了同样的主张。英国工党坚持的方式，比世界产业工会的要文雅一些，聪明一些。这一事实可以说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这一条款几乎是普遍地加以忽视。世界产业工会还为这一控制设计了（当然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一种机构。他们认为产业工会就是将来产业民主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结束，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即使“瓦布利”已不再存在，这个领域内的继承者也将为每一问题的根本目的而奋斗。
要求将我们的某些民主——我们的代议制的某些成份——从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生活，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可以肯定部分的最重要的项目。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各级工人——控制管理部门的全部权力，从而使企业民主化。他们要求把产业单位的管理权从主要着眼于收益的那些人的手中转移到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的那些人的手中。“瓦布利”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君主制的或寡头制的对企业的控制）为经济民主所代替，正如一切文明国家中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几乎已全部为政治民主所代替一样。当英国工党要求在企业中实行代议政治时，那些并未忽视这一要求的人，曾认真地加以考虑。而当世界产业工会用“让工人管理企业”这样的说法来反映这种观点时，编辑们却惊慌失措，工商界也大惊小怪地估量世界产业工会所形成的威胁，比较反动的雇主竟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叫嚷在天亮时“就把这些犯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毙”。
按照目前公认的普鲁士国家模式来管理企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当然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而且世界产业工会已对普鲁士模式表示异议。不论世界产业工会可以肯定的纲领中有何内在的优越性，甚至该工会最积极的成员也不得不承认，假如他们今天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权力，他们也会和普鲁士一样严酷无情，其严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现有的大公司。即使时间已经成熟，资本主义可以取而代之，世界产业工会也还得走过漫长的路程才有代替的资格。就担负责任而言，“瓦布利”们还处于光怪陆离的毫无准备的状态。迄今为止，他们自己的会员也不理解他们时时挂在嘴上的怠工方法相对来说是如何的无关紧要。他们谴责专制的方法，但他们的作法非常粗野，而且把着重点放在超乎常理以外的错误位置。可以说，他们是在刺耳而且醒目的声明之后，又低声细语地加上一个关于方法问题的注释。“如果不允许劳工对矿山管理有发言权——就实行怠工！”
世界产业工会要求把企业的全部管理权都交给生产者的要求，无疑是过分的。管理机构的某些方面可能应该完全由工人（包括与企业有关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工人）来控制。在任何生产单位中，劳动时间和卫生条件即使不是生产者惟一的，也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应该生产多少产品和应该以何价出售，与消费者也大有关系。因此，消费者也应参与企业管理，确定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本书是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作实事求是的描述，并且记载它的历史事实。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要根据原始材料下笔。作者一直试图通过访问、街头演说、会议记录、印刷的文件与小册子等，使“瓦布利”自己现身说法。大部分记载系根据1909年作者对世界产业工会开始产生兴趣以来所收集的资料与收到的印刷品。
作者自始至终力图不对世界产业工会作哲学上的探讨。至于阐明由世界产业工会体现的这一意义重大的运动及其重要性，作者并未忽视。现在看来，这点确有迫切的需要。写此书时，最初的意图是将分析与阐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以及它对其它经济主义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骨架的历史资料，几乎排挤了其他的一切，可能要占据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的更多的篇幅。尽管如此，酌加评论的愿望仍甚强烈，有时竟不可抗拒。尽管作者力图做到准确与完全公正，但无论事实和看法都可能有误，如蒙指出，不胜感谢。
作者从事此项研究时，在搜集材料方面，得到该组织全国各地几十个地方工会书记的大力支持，深以为感。世界产业工会的前任总书记和总司库文森特·圣约翰先生，曾一再慷慨满足作者索取文件与资料的要求，尤为铭感。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威廉·D·海伍德先生，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原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赫尔曼·里克特先生，均曾同样满足作者的要求，并此致谢。最后，作者要对哥伦比亚大学亨利·R·西格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写作后期，他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西格教授和C·A·斯图尔特夫人曾不厌其烦地阅读本书校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人员M·A·加兹比夫人曾协助编写参考书目，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8年6月9日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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