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岩田的解剖报告
“岩田同志死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十时三十分”，这是警视厅发表的。到现在已经十五年半了。我在狱中知道这个消息时，是在他死了数日以后。首先知道的：仅是他在路上被捕了；在警视厅受到毒打而引起内出血以致死去这些事情。后来又晓得在东大做了解剖。在热海于十月末曾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但遭到了警察的袭击。我想到这里，直觉地感到：那次会议出席者的被检举和岩田同志的被捕，都是奸细们的计划行为。
德川家康的农民政策，充分地表现在他自己所说的：“与其说使农民活着，不如说不杀死他们为慈悲。”这句话中。特务的政策是：“在杀死共产主义者以前，屈打成招，使其认识作为共产党员是不能活下去而变成叛徒为慈悲。”随着侵略中国战争的进展，不论对内对外，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政策日趋狂暴，官宪们竟把他们的暴行或拷问美其名为“父母的惩罚”。我们只要一翻阅那时候有关警察或司法的杂志，便看见这样的名词公然地被使用着。日本是家族国家，天皇和官吏对人民的关系如同父子。父母给子女苦头吃，决不是处于憎恨。乃是为了加{意}（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意”字）教养使其成为很好的人。这是他们的逻辑。因而，特务们进行极端残忍的拷问时，也是大放厥辞地说：“这是基于陛下的圣意，为了把你弄成像个人样呀！”
然而，岩田受了怎样的“惩罚”呢？根据安田德太郎博士的记录，他的遗体解剖结果如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在东京帝国大学病理学教室，解剖号数一九五。
岩田义道氏，三十五岁。
体重，六四公斤。
身长，一六零公分。
脑髓，一四四五克。
心脏，三七五克。
心脏过大而脂肪堆积。心筋右心零·五公分，左心一·零公分。右心房扩大而心筋薄弱，恐系致死原因。
肺脏无显著变化，无肺结核象征，扩大而有出血。
胸腔内有大量出血。
腹腔内无出血。
肠胃及其他内脏器官无显著变化，但各种器官有部分的出血。
下肢，大腿部的前面后面有显著的皮下出血，这恐系致死的诱因。
上肢，到处有皮下出血。
（关于此点，也就在河上博士《自叙传》第二卷、二零五——二零八页）
这个解剖报告，是由河上夫人把安田德太郎会{同}（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同”字）岩田同志家属所做的解剖记录抄下来的，河上博士把它载在他的《自叙传》第二卷（二零六——二零七页）中，但这并不是把安田博士亲自执刀解剖的结果精密地记录下来的。乃是在东京帝国大学病理学教室尽量{隐}（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隐”字）蔽警视厅的白色恐怖而草草完成的解剖，由安田博士凭着记忆记载下来的。
某年三月中旬，在大阪府下的箕面街牧落，从一位搜集关于日本社会运动文献的{X}（录入者注：此字无法辨认）学家那里看到了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说是岩田突然拿起桌子上的铁片要向审问他的警察官猛击，被按住了手，但因为这样便死了。总之，警察所以把岩田同志拷问致死，乃是因为他对暴力行为做了正当防卫。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的《赤旗》的檄文中这样载着：
“岩田同志于三十日早晨，遭到持手枪穿防弹服的数百名警察袭击，虽极力与之斗争，终被逮捕。岩田同志当即被送入警察医院，三日午前零时三十分，被他们杀害了。警视厅佯言：因他极力抵抗，所以带上了手铐，但仍抵抗不停，以致肺结核极度昂进，又因脚气冲心，以致咯血而死。他们于四日将尸体送入帝大医院病理学教室，合谋之后，为了消灭后日的证据，付之解剖了。”
根据十一月十日的《赤旗》记载，警视厅特务课铃木警正作了下列的勾当：
“杀害了岩田同志的警视厅，打算设法偷偷葬掉，特地把什么也不懂的岩田同志的姐姐从辽远的乡下唤出来。你猜铃木警正说什么话呢：
‘岩田因为脚气冲心症死了。岩田是个银行强盗的头目，所以必须你一个人，谁也不要商量，赶快把这尸首设法处理完事！’
这样的威吓她。又为了隐瞒他们没有入院申请书便送入警察医院的极端破坏规则的行为，消灭日后发生问题时的证据，曾拿着入院申请书强迫岩田同志的姐姐签名划押，装做姐姐使他入院的样子。被拒绝后，更伪造了注射费三十圆入院费数十圆的收据，甚至于想逼出他们的虐杀费和消灭虐杀证据的费用。”
解剖报告的目的，在于使警视厅特务课的行为尽量正当化，以期颠倒黑白，于是说死的原因是本来就有心脏肥大症，右心室胀大心筋特薄的他自己的心脏犯病所致。大腿部的皮下出血仅是致死的诱因，因为这样便不会构成杀人罪及伤害致死罪。这乃是检察处把刽子手案件归为不起诉案的法律上的诡辩。这个事件经过半年以后，户泽检察官无意中告诉我说：“拷问共产主义者时，纵令有时致死，如果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警察以后便不听从检察处的指令或命令了，并且如果不做到这种地步，便不能完成法律的目的。现在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强力镇压业已成功，舆论亦不要求检察处检举警官，所以尽可放心。”这是被我机巧的反问，户泽检察官片断地透露出来的话。对于多田留治同志，户泽检察官也这样说过：“警察弟兄们，已成为我们的手足，可爱的部下。纵令杀了共产党员，也不能一一付之于审判。”
二 解剖报告的解剖
然则，究竟是怎样被害死的呢？在河上的《自叙传》中，载有河上夫人参加祭奠（尸体解剖的翌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的记事如下：
“内人跑去之时，岩田君的遗体已经解剖完毕盖上白布了。内人请求看一下，获得了许可，掀起白布来一看，只见大腿部肿得可怕，呈暗紫色，令人惨不忍睹。我想这是被特殊的拷问刑具压杀的。”（第二卷二零六页）
诚如河上博士根据河上夫人的话所判断，一定是被特殊的拷问刑具压杀的，但是外伤很容易令人看出来。又解剖报告中也说大腿部的显著的皮下出血是死的诱因。不过岩田同志被杀死的花样更加复杂罢了。
十一月十日的《赤旗》这样载着：
“岩田同志的尸体，一见之下，便知道是拷问致死，这是历历如绘的事：
一、 大腿部及胸部，肿胀发紫，惨不忍睹（这已被摄入照片）。
二、 是和手部，留有深入的铁链痕迹。
三、 留有他们仓卒间进行输血的痕迹。
在家属及其他医学家会同之下所进行的帝大附属医院的解剖结果如下：
一、胸部与大腿的肿胀是打扑伤，整个胸部的内部出血才是致命的原因。
二、他们说有肺结核，但并无这种痕迹。
三、他们伪称的脚气冲心症状也完全没有。
由此可知，岩田同志的死因，完全是毒打痛殴的结果，很明白的是虐杀、扑杀。但警察医院方面却提出虚假的死亡报告书，说是病死。”
《赤旗》所报道的实在是正确的，这恐怕是根据会同解剖的安田博士的证言吧！但是仅根据这个还不明白：拷打是怎样进行的？大体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处理的？以及警视厅的胡说八道的发表是怎样作成的？警视厅打算一手掩尽天下目，但我们并未堕其术中。暴露了科隆（K?ln）共产党事件真相的马克思，是用任何聪明的检察官以及任何干练的律师所不及的远大眼光和巧妙手腕，处理着文书和事件。相形之下，所谓侦探小说，连写得最好的，也幼稚得很，使人感觉到像洋铁玩具一样不值钱。
在两面派和破坏分子时常潜入党内，不断制造反共舆论的今天，我们为了使群众明瞭事件的真相，说明历史的真理，无论如何也非熟习这方面不可。所以当我写对党和革命最忠实因而被害的河合义虎和岩田义道两同志的回忆录时，采取了这种方针和手法。
然则把这个含混不清的解剖报告解剖一下，明白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只是载着上肢到处有皮下出血，下肢方面有大腿部的显著皮下出血（实际仅注意于此），关于膝关节的下部，却一字不提。但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赤旗》上，刊载着大腿部歪斜肿胀得可怕的岩田同志的下肢照片，加以说明：“膝关节下约一寸地方有铁链子的箍入痕迹”。这是第一次拷问时，用铁链子把手足捆住，以致箍入肉内的痕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首先遭到了一阵毒打，于是引起了到处的皮下出血。但仅是这样，铁链子还许不至于箍入肉中。纵令抓住铁链子在拷问室的地板上拖着打转，也不至于这样。听说他在第一次拷问时曾倒栽葱地吊在天花板上（这是我的内人被铃木警正传讯时，在看守所中听到的）。尤其因为是用铁链子捆住膝关节的下部和腿肚子的上部吊着，所以便箍入肉内了。
第二、上面载着下肢和大腿部的前面后面有显著的皮下出血，还是值得注目的报告。根据我的判断，绝不是打扑伤。如果仅是大腿部的前面，也许可以说是遭到毒打的痕迹。昨天友人K来了，谈到这件情形：
“我也曾去参加祭奠，看见了岩田同志的大腿部，已经肿胀得不像人样，令人不忍看第二眼。那大概是遭到一阵毒打的痕迹。大家都是这样说。”
“请您瞧瞧！在这个解剖报告中说是大腿部的前面后面。发肿的并非只是前面，后面也是那样呀！”
“后面，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用铁链子把手足捆住，使之仰卧在地板上，便可以打大腿部的前面。但是使之爬在地上而打大腿部的后面，这样的刑讯实在是史无前例呀！还有，大腿部的肿胀地方皮肤破了吗？”
“不，只是肿胀而已，好像还没有破。”
如果用铁器或皮鞭子乃至手杖等棍棒加以至于发肿的毒打，皮肤一定要被打破。如果用球棒那样的大棒毒打，后面肿得那样厉害，便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因为是前面后面同一地方遭了毒手，所以诚如河上博士所说，是用一种特殊的拷问器具压杀的。总之，一定是用夹板把大腿部前后夹住，加以巨大压力压榨的结果。”
在封建时代的书籍中，载有介绍所谓“算盘刑”的图{画}（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画”字），那是使人跪在三角形的尖棒堆上，再把石头压在膝上的刑法。但在岩田同志的场合，已比这更厉害，远超过了人类所能忍受的生理痛苦的界限。我认为这是第二次的大拷问。
其次，我们从解剖报告中找出第三次大拷问的痕迹吧：“肺脏无显著变化，无肺结核象征，扩大而有出血。胸腔内有大量出血。
腹腔内无出血。
肠胃及其他内脏器官无显著变化，但各种器官有部分的出血。”
从写得非常抽象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呢？这便是在第三次大拷问时使用了名叫“窄衣”的这种特殊刑具。这是把身体装在里面然后使之紧缩的特制衣服（？）。在精神病院病人发疯之时，为了使病人镇静，是使用与此相似的镇静衣的。但在刑务所则把它作为压迫之用，到了警察方面，已变成拷问用的极端厉害的东西了。
如果对以上的报告部分加以注意，也可以看出不定什么地方遭受到更厉害的压迫。结果，我们知道是胸部受了残酷的压迫。因而胸腔内发生了大出血。这是岩田的死因。如果是个有良心和勇气的解剖学者，也许能把它稍微明确地写出来吧！但是东京帝国大学，是和警视厅一样的天皇制的国家机构。必须把统治阶级与其官僚的利益搁在人民的利益以上。既然是委托解剖尸体，警视厅方面当然要把详细经过与实情告诉解剖者的，因而大量出血的理由也昭然若揭，但是却把此事隐瞒起来，而在双方默契之中，搞出这种好像合乎科学实际完全去掉要点的解剖报告来。在发生了杀人或伤害致死的事件，警视厅或检察处委托解剖尸体时，解剖学者必须提出正确的报告。只有在这样的对照之下，科学的阶级性格才被全盘托出了。
腹腔内没有出血，乃是因为那儿没有遭受压迫。肺脏扩大而有出血，乃是因为被压迫胸腔时，压迫得肺脏出血了。因而右心房也发生了障碍。但他们却混淆黑白，竟把它扯到心脏过大而脂肪堆积上去。这乃是因为他们有意证明死因是突然心脏麻痹而绝非由于警视厅的拷问之故。明明弄到了出血的地步，偏要说肺脏及其他内脏无显著变化，这固然纯粹是欺人之谈，但也是为了把心脏旧病扩大其辞而给人以印象之故。
岩田的尸体在移送东大病理学教室以前，曾由警视厅运到警察医院。警视厅在十月三十一日便把大腿部打得不能站立的岩田同志搁在“窄衣”中了，这时他已濒于死境。但如果让死在警视厅，则无论如何狂暴残忍的警察当局也觉着事情有点不好办。于是在十一月一日送到警察医院，实施各种挽救之策，无奈心脏素弱，难以起死回生，遂发表于三日零时死去。所谓有仓卒间进行输血的痕迹，也不可茫然置信。因为还留下进行输血的痕迹，可以作为并非死在警视厅，而是死在医院，并且曾在医院为了挽救岩田的生命尽了全力的口实。
而且解剖报告也并不是由警视厅或检察处发表的。而是由河上夫人抄下了安田德太郎博士的报告，载在河上博士的《自叙传》中，在经过了十六年后的一九四七年，才被大家见到了。
这如果是在民主主义真正实现的国家，绝无置之不问之理。但是一九三二的日本，正当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一年以后的时候，报纸被排外主义闹得乌烟瘴气，议会中发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像故人山本宣治那样敢于公然反抗官宪的白色恐怖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知道献媚军国主义者，协力把日本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驱入战场而已。虽然以岩田为首的多数同志们遭到了令人酸鼻的杀害，直到战争结束尚无人过问；而且今日的所有官僚，对于自己的旧恶，仍然石头那样的顽固，蛇类那样的奸狡，保守着沉默。但是如果认为这样便可以被人忘却而马马虎虎地过去，便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尚未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说来是不适用的东西。
三 岩田为什么被害的？
“不让共产主义者活下去，然而并不把他杀死。”这是日本警察当局及行刑的方针，在这点上表示着德川家康时代确立的封建土地支配制的警察司法制度仍然大量地残留着。现为牧野英一博士的门生、并且学过恩利柯·费力的实验刑法学的正木亮，在担任行刑局长时代，曾来到预防拘禁所在我们的面前说：“如果是在德国，真正的政治犯便要被处死。但是在日本，却不杀掉而预防拘禁起来。这乃是由于天皇陛下的仁慈，你们囚犯们，不可不以生在日本为荣幸。”
但是，这种天皇的慈悲过了度以致损害了健康，乃是被投入看守所或监狱的人一定尝到的经验。穿过“窄衣”而弄坏胸部的，在党员中也不少。这种慈悲更极度发展的结果，便造成了小林多喜二及岩田义道同志们那样的被害。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被有计划地杀害的、并不是一个不小心打死的。
如果经过屡次拷问、体力日趋衰弱、打算作成“根据自由陈述的供状”时，便不加以那样急性地拷问了。根据当时《读卖新闻》的报道，说岩田是于十月三十日在神田区今川小路的道路上被捕，三十一日在警视厅濒于死境，十一月一日被送入警察医院，十一月二日夜半毕命的。总之，在被捕的翌日，便被拷问致死了。投入看守所中经过一年半载不闻不问，未决期间会继续到六七年之久甚至在此以上，这是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然则为什么非这样快地杀害了岩田同志不可呢？我想把其主要原因列在下面：
岩田在一九三零年巧妙地躲过了检察处的眼睛保释出狱了。但他不久即转入地下工作，于是急的检察处当局拍手跺脚，决定再度逮捕住他以后，结果他的性命。又岩田在一九二八年秋初次被捕时，曾与特务奋勇格斗，使他们费了很大的事。当时用残暴手段把他逮捕的，是后来曾在月岛警察署教练场毒打国领伍一郎的藤井特务课巡查部长，这家伙也曾追踪过我。由于这些经验，警视厅的特务课对于岩田非常的不信任。但是变成了挑拨分子的解党派进言说：“释放岩田，对于党的破坏工作是有利的。”检察处终于也那样想了，并且使警视厅同意了，因此警视厅特务课方面对他恨入骨髓，扬言说：“看这次把这畜生逮捕以后，怎么办！”
不仅如此。巧妙地转入了地下的岩田，事实上是在党由于屡次检举而受到损害后从事再建工作的中心人物。当一九三一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满洲时，党即公然加以反对。于是军国主义者和警察司法当局的官僚们对于岩田集中憎恶了。
尤其说到坚决奋斗，他在同志中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杀害他的凶手之一的藤井部长也是对他这样的看法。除掉这个坚决分子，乃是特务当局的计划。于是派遣奸细松村潜入党内，做了许多坏事（袭击银行事件及其他）。但是如果后日真相泄露而被他们反过来加以利用，便糟了，所以无论如何非结果岩田的性命不可。那时正是日本入迷于排外主义的当儿，认为如果杀害了岩田，也决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反对舆论。因为看透了这一层，于是特务当局把岩田杀害了。
那时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内部发生了这样的情报：正在用“窄衣”等严厉手段刑讯岩田的时候，一下子过了火，致使心脏素弱的他濒于死境，于是赶快抬到警察医院，使用各种方法医治，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了。我在狱中和所谓“裁判所赤化事件”有关系者的口中听到这种情报，这也可以证明裁判所本身也无意中受了特务方面的骗。因为只有使裁判所首先认为决非计划杀害而是过失致死，便可以进而认为推事及裁判书记明瞭这个事件的真相的人，才能完全相信了他们这种歪曲事实的话，而达到一手掩尽天下的目的。“要想欺骗敌人，必先欺骗自己”，这乃是特务的信条。尤其听说铃木警正曾在岩田遗骸的前面对着岩田同志的姐姐说：“警视厅方面是不愿意让岩田君死的。岩田君的死简直像失去掌中之珠一样！”他真是个心肠慈悲的人啊。
但是政治并非专门骗人的权谋术数。纵令能够暂时把俗物们驱入反共，欺骗落后的群众，但不久经验便使群众明瞭事态的真相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经验，启示了日本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明瞭了特务的勾当和犯罪的秘密，这种经验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纵令把封建的特务制度改成了资产阶级的特务制度，不久也要被人民群众看透其本质的。
由于岩田同志的北海，我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却使数百万的群众明瞭了军事警察的天皇制与其法西斯行为的真相，所以说他的死完成了伟大的使命，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一切事情都是辩证法的发展。
四 岩田同志的回忆
大概是在一九二四、五年的时候，我也听人这样地嚷嚷着：“京大有一个名叫岩田义道的优秀学生，对于辩证法很有研究。”一九二五年夏，我到内幸町的产业劳动调查所的时候，那里有个面善得世上少有，穿着大学制服的青年。我正不知道是谁，那个青年便向他旁边的友人说：“O君！给介绍一下罢！”O就用极诚恳的态度说：“这是京大的岩田义道君。”于是岩田和善的脸上浮起了知识阶级少有的笑容而握住了我的手。我对于这个青年无条件地发生了好感。我说他是青年，好像是我比较年长，其实那时我是二十五岁，他是二十八岁。而且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经结婚，女孩子名{鹗}（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鹗”字）也有三岁了。《我等》杂志上登载他的论文，大概也是那年秋天的事。
那年十二月一日，我进入下关重炮兵联队充当一年志愿兵。翌日打开到手的报纸一看，见登载着京都学生事件的记事，其中也列着岩田义道的名字。翌年夏天，事件关系者被保释出狱，新闻解禁而出了号外。第六中队的我在第四中队的一年志愿兵室和大家谈起和这个事件有关系者的话来。“志贺志愿兵！这上面写着岩田义道对于辩证法造诣极深，辩证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神宫讲学馆出身的年轻祀官的志愿兵这样问我说。我答道：“按神道流来说：是有无相对，成成而变呀！”和我在中学校的同级、毕业于龙谷大学的乡间住持的志愿兵问道：“按佛教流来说是怎样呢？”祀官和佛僧答道：“是成、住、兴、灭的发展呀！”于是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嗯！岩田这个学生搞那个吗！真是个头脑聪明的人。”
二六年十一月退伍上京后，岩田也搬到东京来住了。我们谈到了学生事件，他照例笑着说：“啊！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幼稚得很，但监狱的确能造成真正的革命家。”
他那时正在产业劳动调查研究所工作。到了二七年八月，晓得他对于劳农党的口号具有卓越的见解。其后我们时常采取联络。他加入日本共产党是在这年的十二月。
二八年一月末，众议院被解散了。他曾以劳农党候补资格出马声援福冈县北部选出的德田球一同志，倾注全力于选举活动。他从那里给我只来了一封信，还记得其中有说他正在加油干的一节。
选举完毕后不久，曾和他一块坐电车。我们开始谈话了，但是我的右耳原有些聋（这在狱中完全不中用了，况且左耳的鼓膜也被弄坏了），他的左耳有点聋。“这是不方便的事！”我们一边并列地坐着，一边扭着身子，互相挨进反对方面的耳朵说话。那时候他说：
“我想我的鼓动演说是不劣于任何人的，但对于八幡市的佐佐木是延同志却自愧弗如。”
那位佐佐木以后怎么样了，自从三·一五事件以来，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岩田以优秀的素质成为共产党员后，却一如世人所周知，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第一次被捕的我，外面的事情暂时不明白了。不论在警察署、不论在检察处、不论在预审庭，自始即拒绝陈述的我，一直被搁到夏天而无人过问。但是在由夏至秋检察官大事更换时，外面的事情也明瞭了。检察官透露出：“岩田义道还没有被捕。”
岩田的被捕，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检举的时候。在这个十月内，后来杀害他的藤井特务课巡查部长也把他捉住了。那时候他在警察署受到了严厉的拷问。
我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翌年一月是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未决监中，不久又被移送到市谷刑务所，投入第十狱舍。让人吃惊的是，左右两方和对面都是共产党员、而邻舍便是岩田同志。大概在那里住了有两个星期吧！总之，在那个期间，只要一有空隙便和他联络。关于“三·一五”事件以后的党活动，从他那里详细地听到了。他在被捕以前，担任着相当重要的工作，从事着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总之，被收容于十舍的人大部分是党员，因而刑务所方面也直眉瞪眼地加以警戒着，但经过两个星期的样子，突然被移到五舍方面，在二月初，更移到十二舍方面去了。
到了一九三零年，德田、志贺二人同时再度被送到丰多摩了。在同一南舍的楼上，德田、岩田、志贺隔着房间并排着。在我的对面住着锅山。每当经过岩田同志的监房前面时，总是用牙签敲着监视室的铁丝窗户和我寒暄，终于被一个看守看见了，以致受到斥责。
我的监房紧靠着浴室，他入浴时，总要寒暄几句。由于警察的白色恐怖和不自由的生活，他损害了健康。他又有太太又有小孩，生活并不舒适。看到了这一点，检察官同解党派们对他开始了内外夹攻。而且他处世和颜悦色，待人也好。又会运用他的面孔，故意装傻。他曾和我们商量，我们盼望他能够在这时期保释出狱，为强化党的再建而努力。
但是真是出乎我们意外，他的保释很快地实现了。一时让人吃起惊来。出狱不久，他给狱内的一个同志送来了东西。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刑务所告诉了检察处，说岩田做这样的事情，便不好办，所以便把他那热心的礼物原封退还了。这样一来便发生了效果，当局认为岩田仍然和我们没有关系。
到了三一年一月，我从某方面偷偷听到了岩田也许要被取消保释的话。恰是那时以后，我被移送到小菅监狱了，当动过手术静养的家人好容易起了床来看我的时候，我便做了告诉岩田赶快转入地下的暗示，后来岩田便巧妙地转入地下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满洲后，对共产党与工农大众的镇压越发疯狂起来。那时日本共产党立即组织了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斗争，这是个不朽的功绩。因为从那时起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再分割的侵略战争已经揭幕，对于这种侵略立即加以反对，实在具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我们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各政党虽然屡次发表了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但一旦战争发生时，则除了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国家的若干国际主义者外，差不多都支持了战争，因而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序曲的这次战争中，日本共产党那种威武不屈的精神，曾被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予以伟大的评价，也可说是理之当然吧！而岩田同志便是站在这个斗争的前面。
在他出狱之前，我特别嘱托他的便是对这个即将发生的侵略战争展开斗争。以恢复《赤旗》为其斗争武器，而且不用油印，改用铅印。他也把这些事情都见诸实行了。
五 那时候的党活动
党自“三·一五”以来，遭到屡次的检举，但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反对推进这个战争的权力机构的天皇制为了独占资本与寄生的地主而对工农及一切进步的民主主义运动的镇压。关于此点，我们在狱中的党员们，只有感谢，只有尊敬。而我们在狱中也成了斗争的一环。
尤其岩田同志所以被官宪恨入骨髓而至于被杀害，乃是因为官宪认为他在当时的党的领袖中是个最优秀的革命家，如果让他活下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与统治，将会发生障碍。
不过当时的党，由于不断的检举，富有经验、受过训练、长于理论的同志少起来了。由于警察的挑拨镇压与造谣，右派的或左派的机会主义又再度出现了。尤其关于深入群众，把工厂作为革命的堡垒上，有很多的缺陷。在秘密活动的指导方面，由于奸细松村的潜入，表现了不健全的倾向。在正确分析那种激变的内外情势而树立政策上，缺乏非常重要的理论。以致造出了托洛茨基派参加其中的一九三一年的纲领草案。佐野、锅山曾声言：“这便是当时共产国际胸无定见二三其德的无能表现。”又到处宣传：“岩田才是其责任者。”这完全是混淆黑白。最先提出在日本同时解决民主主义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是谁呢？在狱中把那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意见来宣传的是谁呢？那不是和托洛茨基派协力的佐野学吗！把这又作为丰多摩狱内委员会（后来听故人市川正一说，绝不是那么一回事，故人国领伍一郎也是同样意见。）的决定方针，在预审法庭上传给了在市谷监狱的我的，不是别人，而是三田村四郎。
在警察署、检察处、预审庭，佐野学即限于虚脱状态。他认为自己被捕以后，党便等于暂时崩溃，如果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作为自我批评，也许有利于将来再建健全的党，根据这种糊涂的理由，佐野开始胡说八道了。三田村告诉我说这是狱内委员会的决定。但是佐野等这种态度，实在是堕落为奸细的酵母。
第一，这种态度，不仅对于攻击说来，没有保护了党，反而使党解体了。
第二，审判是斗争，自我批评是按照情况实行的。如果认为一个将领在真正方酣被俘时可以做自我批评，便是很明显的错误。
第三，削弱了狱内或看守所中党员的坚决斗争力量。当时他的陈述，为了迷惑后来被捕的党员，充分地被利用了。
列宁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呢》这篇论文中，指示了共产主义者当被审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佐野是喜欢谈论列宁的，但仅限于滥用其对党破坏而已。佐野由预审终结至公审，认为如果不设法隐蔽自己的缺德行为，在公审庭便不能获得信任，遂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在小菅监狱发出了一个意见书。其中又把战略论拖回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二阶段论。后来《三二年纲领》完成，党又在警察的挑拨离间之中遭受大的打击，他便发言说：“我这个共产主义者，是固守着基本立场的，但共产国际却始终摇摆不定。”而开始挑拨离间了。而挑拨者们，在狱内狱外，把制定《三一年纲领草案》的日本人方面的责任加在被杀害了的岩田同志身上。但是当时战略上的不明确，乃是由于国外的托洛茨基派和国内的佐野派自始便认为是国际的规律及国际的定论之故。在这种混淆黑白嫁祸于人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佐野等挑拨者的真面目来。
不知道这种党史上的事实，借口批判《三一年纲领草案》，而对党的革命的权威或岩田同志发生怀疑的文件，自去年以来发表了二、三件，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对于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尤其作党员的，不了解实际情况，批评应该慎重，而不能信口雌黄的。从一九二五年起，福本和夫曾自以为由于自己的出现，日本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才开始了。在一九二七年，佐野学曾气焰万丈地说：“现在我正创造着真正的历史。”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党内党外的一部又开始发生了这种倾向。
岩田在理论方面也是个了不起的努力家。河上肇博士对于此点也加以很高的评价。我只是和他商量过党的工作，关于理论一次也没有谈过。然而通过工作方面也可以晓得他具有卓越的见解的。一九二九年在市谷监狱第十狱舍隔着墙壁进行联络之时，知道他已完成了飞跃的发展。而其最后因和白色恐怖斗争致被杀害，实在是世界革命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这永远鼓励着我们。他被害了，但他却因此而永远活在我们的中间。
今日的日本，情形实在悲惨。要想使日本从这种无底的深渊成为工人做主人的国家，必须出现第二、第三和多数的岩田义道。而且一定能够出现。
——一九四八、四、二九，离开东京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