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教授归国第二天的东京《每日新闻》上用《社共即将展开争夺战》（译者注：社是社会党，共是共产党，争夺系指对大山教授而言）的标题，把野坂、志贺两人的往访欢迎别有用意地报道着。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大山教授，不仅丝毫没有在政治方面加以积极利用的意图，并且毋宁说希望大山教授不要轻易从事政治活动。
当野坂君和我访问他的户冢住宅时，一个早大学生一边望着被群众包围着的教授，一边喃喃私语：“如果不能排除那种重重包围，恐怕先生要犯错误。”我想这恐怕是早稻田学园人们的天真呼声罢；去年五月在大隈讲堂举行“大山教授归国促进大会”时，对于我的演说鼓掌的早大学生的心情也是这样的。
然则大山教授过去为什么开始了政治活动呢？这也许有许多主观的客观理由，但我只想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说明当时的情形。因而这篇文章并不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意见，而是我的回忆记录。
我获得参加社会运动的最初机会，是在一九一八年“米骚动”的时候。那时大山教授和长谷川如是闲老人正在《朝日新闻》上口诛笔伐，极尽反军阀、反官僚的能事。“米骚动”发生后，以在《朝日新闻》发表煽动言论为理由，他也被迫辞职了。后来他创办了《我等》杂志，我从创刊号起一期不断地都读过。
我初次会到大山教授，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早大文化会主办的演讲会上。那时我是记有日记的，但不久感到搞革命运动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受到野蛮的特务的袭击，不应该记什么日记，便把它付之一炬，因而那时候的大山教授的印象也没有遗留在手头上。
一九二三年的早大军教事件发生时，“纵横俱乐部”这个暴力团，蹂躏了反对军教学生大会而使之解散了，但警视厅的特务却混入会场很多，为了在暴力团不能应付时，随时干涉。那时我和伊藤丑之助君（现患脊髓骨疽，正在镰仓过着可怜的疗养生活）立即跑到户冢先生家中去报告。在那年七月，“学生联合会”在神田的YMCA（译者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反对军事教练与搜查早大研究室事件的演说会，那时只有大山教授不顾一切举行了反对演说。学生们恐怕先生发生万一，由数十名担任警卫。因为当时那个演说会如果被反动当局得知，一定要遭到禁止或解散以及警官的暴行的。
那年九月发生了大震灾。教授的家中被将校指挥着一队兵士来搜索了。夫人是个老实人，但对于穿着大马靴就要进入屋内的兵士仍然提出了抗议，听说结果把报纸铺在地板上使他们搜查了书斋。不久教授因患肠{窒}（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窒”字）扶斯入了东大医院。据说是因为在上野山上的露天食堂喝了豆汤之故。对于前往探病的我，夫人好像西洋妇女那样应酬说：“让您多费心了！”
到了一九二四年，“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运动非常活跃起来。于是大家提议请大山先生担任顾问，让我去恳求一下，我皆同联合会的代表们去恳求先生，当时即{刻}（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刻”字）慨然允诺。但是当时的学生运动，除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外，参加这个联合会的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以教授也渐渐倾向这方面了。
本来教授是在早大担任政治学讲座的，但他是站在社会的国家观的立场。他的大著《政治的社会学的基础》便可说明此点。他是个有名的读书家，曾说过：“就是在议会开会期间，我每天早晨也要看两个钟头的报呢。”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的《关于政党》，但在东大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中没有关于这个问题可担任我的指导、专从社会学的见地研究政党的人，于是和吉野作{造}（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造”字）博士商量了两三次，后来便完全去和大山教授商量。教授把在震灾后难以到手的原书（录入者注：疑为“原版书”之误）也很痛快地借给我了。当我请求借给詹姆士·斯来斯的《近代民主政治》、奥斯特洛高尔斯基的著作，《政治学必携》以及米凯尔斯的《近代民主政治上的政党的社会学》时，先生对我说：“啊！志贺君！也看那样的书吗？在早大听我讲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市村今朝藏君非常用工，希望你也好好地干吧！”但是我记得那是波尔夫妇的英译本，引用的意国社会党机关报上的文章还是意大利文，所以使不懂意大利文的我反倒为起难来。
二四年夏天，我和先生划着小船从越后的村上温泉到{猪苗代湖}（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猪苗代湖”）去，我在中学生时代便有划船的自信，而教授说：“我也能划呀！”不错，他划得实在好。
一九二五年，政治研究会创立了，教授的会客室常被利用为开会地点。故人市川正一也到那里去过。教授在那期间渐次加强了对工农政党运动的关心。我们也向那方面开始努力了。
二五年十二月，我进入下关重炮联队充当一年志愿兵，恰巧这时发生了京都学生联合会事件。这是第一个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事件。但是这种非法的镇压，反而加强了学生们的信心，并且好像也影响了教授。在我偷偷带进兵营的《我等》杂志所载的教授论文中，也谈起德国的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来。我在兵营内的{微}（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微”字）明处，一边读着一边感到：“和仅仅一年前在《中央公论》上所写的卷头论文完全不同了。”
二六年十二月，我结束了军队生活上京时，劳动政党运动分裂为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三个。教授担任了劳动农民党的委员长，但早大当局强迫教授辞职，反对此举的学生们的主要分子也被给予驱逐出校的处分。我在劳农党的事务所会到教授时，他谈到福本和夫说：“我佩服福本君论文中所引用的列宁的意见，但福本君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赞成呀！”那时教授是以最能容纳年轻活动家的意见著名的。其后我忙于党的活动，同时特务追踪甚急，所以尽量避免到劳农党的事务所去。但因那时共产党已被宣布为非法，所以对于劳农党的活动，党始终予以协力。一九二七年内，这种状态一直继续着。
在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我们被检举后不久，劳农党和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被解散了。田中内阁的内务大臣是铃木喜三郎。劳农党再建运动继续了一个时期，但再度被解散了。在那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主要由于南美劳农政党的经验，对这种政党采取了批判的方针。并且决定将其适用于日本，认为与其从事劳农党的再建运动，毋宁使其支持者加入共产党的好。这种方针成了后来屡次讨论的对象，得到的结论是：工人农民不满于劳农党解散而对反动政府提出的抗斗已表现于再建运动，所以从政治技术上说应该采取更巧妙的方法。
不久因“四·一六”事件党受到了损害，劳农党脱离了党的协力，从事再建工作，大山教授和共产党在这期间也一度疏远起来。但是治安维持法正如政府当初所声明，并不是仅以共产党为对象的，而且和俾斯麦在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期的德国所施行的社会主义法有本质的不同。当时资本主义已陷于总危机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仍在和其他各国竞谋工业的发展，所以非掀起世界再分割的战争不可。天皇制的官僚们知道战争将使国内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尤其鉴于俄国沙皇及德国皇帝被推翻的先例，所以无论如何，非不断镇压一切民主主义的运动不可。治安维持法便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制定的。不久，甚至劳农党的存在也发生困难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侵略中国的战争以满洲事变的形式开始了。
大山教授在这种情势之下，是进入监狱呢？还是亡命国外呢？非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不可了。因为作战争贩子的帮凶，不是教授的良心所能容许的。
企图把大山教授拖进政治漩涡的谋士们正做着什么工作，我想渐渐会闹明白的。但由教授发表的船上手记观之，教授不肯上那种计策的当，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有心人都希望教授不轻举妄动而被卷入并非真正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运动。我也时常听到这些人们的意见。
教授在去年春，曾从美国给野坂、志贺两人来信，于是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种种事情，因为教授和政治发生关系的第一个机会是我们给的。
今后日本的进路决不是单纯的。纵令所有进步人士同心协力，困难问题仍然势如山积。这种事情大概教授也痛切地感到了吧！但丁在《神曲》中所说的亡命生活的滋味，已被教授亲身体验了十六年之久。要想解除日本民族的危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教授早已胸有成竹了。当此艰难时局，应该能使每人充分发挥其特殊才能，这样以来，所有力量才能更合理地综合起来。
由于反动势力的长期统治，在日本可以说已经没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政治学者来。因为日本的政治学者多少是起了反动的向导作用的。希望大山教授能够在这个领域，把未被帝国主义亵渎的造诣完全用在日本的真正民主化上。恐怕只有这样，才是日本民众所希望于教授的吧！
——一九四七、一零、二六，在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