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

5 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


↘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詹姆士·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


　　当《共产党宣言》墨迹未干时，革命风暴就于1848年在巴黎爆发，并迅速席卷了欧洲大陆。虽然《共产党宣言》在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新阶段中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它的发表却正合时宜，并且这场革命似乎强调了它的革命分析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参加了那时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起义，马克思开始在科伦创办一份革命报纸——《新莱茵报》。但是，革命很快被扑灭，马克思在普鲁士、法国和比利时不再受欢迎，被迫携带家眷到英国避难，侨居伦敦。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1]在他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2]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因此，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有必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完全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容纳范围。[3]
　　这个基本概念很重要，因为它使马克思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点内容的批判联结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相关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其中每一个重点内容都与另外两个重点内容相互关联。而且，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容许马克思深入研究有时被历史学家所称之为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危机，因而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根据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1）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批判（其中，詹姆士·安德森〔James Anderson〕的分析起了核心作用）；（2）对第二次农业革命和李比希土壤化学的含义的详细思考——这促使马克思对维持与土地的可持续性关系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进行分析。

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居于马克思研究核心地位的一直都是他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马尔萨斯是以马克思称之为“牧师的狂热”的方式宣扬了这个理论。正如马克思将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他试图勾勒出政治经济学整体批判的伟大的初步尝试——中所讨论的那样，这里所要争论的是关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4]——整个人类历史都浓缩其中，但却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的条件之下。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两个理由上是有意义的：首先，因为它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其次，因为它“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尽管马克思没有否认——其实他强调——早期社会中存在着人口过剩，但是，他反对马尔萨斯拒绝考察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特有的差别”，并且反对他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况简化为一种建立在不变的自然法则基础上的数字关系。“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把所有的再生产问题简化为两个等式，其一为人类生存所需的植物和动物，马尔萨斯坚持认为它们受制于算术级增长；其二为人类自身，马尔萨斯认为人类趋向于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受限制），这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就同时犯了逻辑性和历史性错误。那种声称人口在不受外部条件（诸如婴儿的高死亡率、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拒绝承认人口再生产中的历史和社会特征。同时，马尔萨斯有时写到，动物和植物总体数量的增长好像有一种受制于算术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事实上，马尔萨斯最初并没有对他的算术级数作任何解释）相反，马克思认为，对动物和植物总体数量的增长根本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内在限制，它们的增长只受到外在的限制。如果它们不受到外界的阻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把“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
　　研究人口过剩问题，重要的是它出现在每一种情况中的特殊的历史方式。“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写道，“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的规律……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

　　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5]

　　马克思对于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抱有同样的观点。李嘉图指出，不是谷物的数量，而是就业的数量，在决定人口过剩——也就是，乞丐的存在——方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社会媒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过剩不仅仅是由相对过剩的工人数量——他们要寻找工作因而也是寻找生活资料——所决定的；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由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使这样一种相对过剩人口的持续存在成为这种制度所必须——所决定的。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较为彻底的批判，需要对它最终所联系到的古典级差地租理论的批判。即使马尔萨斯没有在他再版六次的《人口原理》的任何一版中对算术比提供真正的解释——因此，就像马克思所经常指出的那样，地租理论“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但是，马尔萨斯在他临终前的《人口原理纲要》中为了对他的算术级数进行辩护而转向古典地租理论却是真实的，并且古典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寿终正寝了。

詹姆士·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在地租理论和农业发展分析领域只是简单地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是李嘉图理论的尖锐的批评者，因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土地或者土壤耕种的历史发展。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主要缺点（有时被称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来源于这种理论没有与历史发展理论结合为一体（随后的农业历史发展的事实使这种理论过时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古典级差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乡绅詹姆士·安德森（1739—1808）——的著作远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高明得多。[6]
　　早在1777年，安德森在他的《谷物法性质探讨》一书中就发展了古典地租理论的所有关键性理论命题，并且在其后的著作中继续扩展了这些理论。他认为，地租是使用更为肥沃的土地所要交纳的费用，耕种最贫瘠的土地的收入仅仅与生产成本相抵，而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会因为耕种土地的专营权而获得一定的额外收入，这种收入或多或少，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定。正是这种额外收入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租；通过地租这种中介，耕种肥沃程度完全不同的土地所需的费用就会达到完全的平等”。[7]
　　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几十年之后的著作中，级差肥力的根源被看作几乎完全是由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生产能力状况所决定的。正如李嘉图所道，地租可以定义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8]另外，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论证道——以对自然规律的假定支持——最初投入生产的土地是天然的最肥沃的土地；并且，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多贫瘠的土地被开垦，结果就造成这些肥沃土地地租的上升和农业生产力的全面下降。
　　相反，安德森的早期理论模式把最初的级差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历史变化，而不是“绝对肥力”的状况。通过施肥、排水和灌溉，土地的持续性改良成为可能，最贫瘠土地的生产能力能够更加接近于最肥沃土地的生产能力；反之亦然，人类也能够降低土地的生产能力。根据安德森的观点，正是土地相对生产能力的这些变化造成了级差地租——而不是绝对肥力的状况——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后期观点。
　　安德森认为，那些没能改善土壤肥力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没能采取理性的、可持续性农业实践的结果。他认为，英格兰土地为土地所有者所拥有而为资本家租地农场主所耕种的这种事实，为理性农业的发展设置了主要障碍，因为租地农场主倾向于避免一切改善土壤的措施，原因在于改善土壤的全部收益不可能在合同期间全部收回。[9]
　　在《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中，安德森认为，日益扩大的城乡分离已经导致了自然肥料资源的流失，他写道：“任何只要听说过农业的人都知道，动物肥料当被应用于土壤时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当然，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每一种可能导致土壤肥料流失的情况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不经济的浪费。”事实上，安德森认为，通过明智地使用动物和人类的排泄物，保持“土壤的永久肥力而无需其他外来肥料”，这是可能的。然而，在伦敦，对这些自然肥料资源的巨大浪费——“它们每天被倾倒到泰晤士河中，所到之处，带给居住在城市低洼处的人们以无法忍受的恶臭”——表明社会与可持续性农业经济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10]根据这种批判性分析，以及一种历史观点，安德森直接地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谷物短缺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日益增加的人口及其对有限的土地供应的压力。[11]
　　马克思早在1851年就研究了安德森的著作，具体表现在他的笔记本中，他对安德森的两部著作作了简短的摘录。[12]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写的《剩余价值论》中，有三段很长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注释，马克思在注释中论证道，安德森的核心贡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赋予土壤肥力这个问题以历史意义。“安德森决不认为不同的肥沃程度仅仅是自然的产物”，相反，“地主得到的级差地租，一部分是租地农场主人工地赋予土地肥力的结果”。[13]马克思首次强调了安德森的理论模式对理解农业进步可能性的意义，以及它与级差地租理论的一致性。但是，从安德森的历史性观点（正如他自己在其后的作品中论证的那样）中也可以得出：土壤肥力的总体性退化，不能像李嘉图的理论那样，归因于开垦贫瘠土地从而造成土地总生产能力的下降，而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些因素，比如，由于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使得无法对土壤改良进行投资；或者，由于肥料循环无法进行（因为日益增长的城乡分离）而造成土壤养分的实际性枯竭。[14]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和农学的结合中，安德森在18世纪末发展了极有预见性的思想体系——预示了对土壤肥力和土壤化学之间关系的关注（还有诸如城乡之间的关系，土地财产和资本主义经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个问题在大约40年之后由于土壤化学中的科学革命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安德森的理论有利于马克思实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性认识，同时更加全面地了解土壤状况。然而，正是欧洲和北美农业中的土壤肥力危机以及马克思所在时代的土壤科学的巨大进步，促使马克思把农业改良问题的历史方法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学批判。[15]
　　安德森不仅发展了以历史为基础的关于地租和农业改良（或退化）的分析，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成为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安德森之所以写作《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也可能是回应马尔萨斯的《关于目前高价食品原因的调查》（1800）这本小册子。安德森把他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送了一份给马尔萨斯——这可能是马尔萨斯第一次接触到安德森的著作，因此，马尔萨斯在他后来几版的《人口原理》中再三回击安德森。（马克思后来认为：马尔萨斯只熟悉安得森的相对来说较少为人所知的著作，在经济学领域，这使得他在1815年所写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中没有完全理解也毫无致谢地采用了安得森地租理论的基本内容。）
　　安得森对马尔萨斯算术级数的批判——这一点也出现在他在1801年所著的《农业的改造》第三卷中——更加具有毁灭性，因为，在介绍这个比率（这是一种假设，即食物的增长量永远不能超过固定的增长量，他所声称的增长量最多也就等于1798年全部的农业产量）的过程中，马尔萨斯提供了连没有农业知识的观察者都会否认的“证据”。然而，安得森——这位他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农业分析家之一，开始反驳马尔萨斯的观点。事实上，安得森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取得增长，并且这个国家的人们主要从事土地耕种，那么无论如何，它的生产能力都将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而且他们无论何时都会充裕：所有国家的经历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也可能由于城乡分离、不适当的耕作以及无法保持有机肥的循环而造成“发展的相对状态，经过逐渐的衰退过程，直到它（土地）回复到几近开始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所有改良的利益都会失去。在后一种情况下，食物供应会因为社会和土地耕种中产生的扭曲——而不是由于农业的内在不足——而产生不足。安得森接着讨论了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身与罗马时代相比的土壤退化问题。[16]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虽然说安得森对待农业问题的历史方法——强调土壤改良（以及退化）的可能性——比其后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方法优越得多，然而，所有这些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困于缺少对土壤成分的科学理解。这一点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几乎唯一的根据就是自然法则观念。尽管李嘉图的确认识到了通过施肥、作物轮种等措施进行土地改良的可能性，但是，他对此并不重视，反而却强调土地改良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的理论通常把土壤的性质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农业的失败几乎被完全归因于对低劣土地的开垦——以此来应对人口增长而引起的需求增长。
　　马克思回顾18世纪60年代中期那些关于农业和地租的早期理论——那时他正在写作《资本论》，他通过观察特别强调将这些分析与他所在的时代分离开来的历史区分，因为他发现“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17]李比希在第17版《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对1840年之前的农业知识作出了评价，而马克思正是在读了李比希的这些评价之后才提出上述言论的，那时，他的标志性著作的第一版已经出版。李比希认为，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农业知识已经强调了肥料的作用以及土地或者土壤的“潜在能力”。因为那时土壤的化学性质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植物营养的本质。因此，土壤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经常被认为是生而有限的，同时也是不可破坏的。这样，真正的农业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弄清楚的。[18]
　　李比希和马克思的观察有助于强调一些农业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二次农业革命”。[19]尽管历史学家仍经常谈到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唯一的农业革命——这次革命奠定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农业历史学家有时也提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农业革命。根据这种观念，第一次农业革命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与圈地运动和市场的日益中心化相联系，并与包括施肥的改进、作物轮种、排水系统和家畜管理在内的技术变化相联系。相反，第二次农业革命持续的时间较短——从1830年到1880年，它以化肥工业的增长和土壤化学的发展为特征，特别是与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著作相联系。[20]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在20世纪，包括农场中用机械牵引力代替动物牵引力，紧接着是把动物集中于大型饲育场，同时还伴随着植物的基因改造（产生更加精确的单种栽培）以及更加密集的化学产品的使用——比如化肥和杀虫剂。[21]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以及他在这个领域对生态学思想的贡献——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背景之下。这场革命的开始阶段是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紧密相关的。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把与李比希相关联的科学革命作为马尔萨斯把对人口增长而产生食物缺乏的担忧放错地方的一个原因。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很多那个时代的其他观察家一样，包括李比希本人——都对这场农业革命作出了响应，他们的结论是：农业进步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超过工业本身。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有一本从1851年就开始的笔记，其中首先是对李比希的摘录，然后是对马尔萨斯和各种不同的反对马尔萨斯的思想家的摘录，最后是对詹姆士·F.W.约翰斯顿（James F.W. Johnston）的摘录（之后一些非常小量的摘录除外）——约翰斯顿是英国的土壤化学家，他的著作与李比希的著作紧密相关。约翰斯顿的著作，如同李比希的著作，在此期间强调的重点都是农业改善的可能性——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作为对马尔萨斯关于土壤生产能力假设的驳斥。然而，这种乐观的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分析中——紧密地反映了李比希观点的变化——让位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性破坏更为深刻的理解。[22]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


　　在19世纪，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这足可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惧相匹敌。这种与土壤有关的问题的严重性本质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可以被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时正处于导致第二次农业革命产生的全面危机期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土壤化学的出现而结束。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却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认识，也就是：新的方法只是有助于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以及稍后在欧洲和北美的其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对“土地衰竭”的普遍关注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恐慌和对化肥需求的显著增长。在此期间，欧洲的农场主们搜索了拿破仑的滑铁卢和奥斯德立兹战场，据说是挖掘地下墓穴，他们如此急需骨骼以便用其撒布于他们的田地之中。进口到英国的骨骼的价值从1823年的14400英镑急速上升到1837年的254600英镑。第一艘装载着秘鲁鸟类（积累的海鸟粪）的船只在1835年抵达利物浦；到1841年共进口了1700吨，而到1847年则进口了220000吨。[23]
　　与现代土壤科学起源相关的第二次农业革命是与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对增加土壤肥力的需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37年委托李比希写一本关于农业和化学之间关系的著作。第二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农业学会，这是英国广施化肥的耕种方式的运动——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提高农场管理水平的运动——中的领导机构。两年之后，在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他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即通常所说的他的《农业化学》），这本书第一次对土壤的营养物质，比如氮、磷、钾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24]最受李比希观念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竞争者，他的发现对李比希自己的理论形成了挑战）就是英格兰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和农学家J.B.劳斯（J.B. Lawes）。1842年劳斯发明了制造可溶性磷酸盐的方法，这使他研制了第一种农业化肥，而且在1843年他建立了一个工厂以加工他新发明的“过磷酸盐”。随着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李比希的有机化学，以及劳斯新的合成化肥，被英国大农业利益集团看作是提供了解决获得更大作物产量问题的方案。[25]
　　然而，以劳斯的化肥厂为代表的新技术在英国之外传播得很慢。第一批生产过磷酸盐的工厂在1855年才被引进到德国；引进到美国则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而在法国则是在普法战争之后。而且，尽管单一肥料（如磷酸盐）的使用最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此后，效果趋向于迅速减弱，因为整体的土壤肥力总是受制于最不充分的营养成分（李比希的最小养分律）。
　　因此，李比希的发现最初只是强化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感，使农场主更加注意土壤矿物质的衰竭和化学肥料的缺乏。而且，资本利用这些土壤化学重大成就的能力受到这种体系中劳动分工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城乡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性的制约。到19世纪60年代，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由于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农业的两次历史发展，他已经深信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可持续性：（1）在与土壤自然肥力相关联的欧洲和北美农业中不断扩大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绝对没有因为土壤科学的重大成就而减轻，相反却只是增加了额外的推动力；并且（2）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李比希自己的工作已经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的生态批判。
　　在此期间，农业内部的矛盾在美国表现得特别强烈——特别是在纽约北部的农场主之间和东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当中。由于英国对秘鲁鸟类供应的垄断，美国得到容易获得而且经济的海鸟粪（它含有很高的氮和磷酸盐）的渠道就被堵住了，联邦政府因此承担起对被认为富有这种自然肥料的任何岛屿进行帝国吞并的任务——起初是非官方的，然后作为政府精心设计的政策的一部分。在1856年国会通过的鸟粪岛屿法的授权之下，美国资本家在1856年至1903年间从全世界攫取了94个岛屿、岩礁和珊瑚礁，其中66个被美国国务院确认为美国的附属地。“在最后的10年中，”李比希后来在1862年观察到：“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已经搜索了所有的海洋，没有任何一个小岛或者海岸能够逃脱它们对鸟粪的搜寻。”今天，仍然有9个鸟粪岛屿属于美国的财产。然而，鸟粪帝国并没有成功地保质保量地为美国提供它所需要的天然肥料。[26]
　　其间，秘鲁的鸟粪供应已经开始消耗殆尽，不得不逐渐被智利的硝酸盐所替代。尽管在欧洲发现的钾盐为获取那种矿物提供了现成的渠道，并且自然和人工的磷酸盐供给使得获取那种养分更加可行，但是，限制因素仍然是化肥性氮（人工合成氮肥直到1913年才开发出来，德国化学家弗利兹·哈伯〔Fritz Haber〕——当时他正在为军工生产开拓发展爆炸物和神经气体领域——发明了这一方法）。
　　与资本主义农业相伴而生的土壤养分循环的中断所造成天然肥力的下降，对特定土壤养分需求的认识日益增长，用于补偿天然肥料流失的天然和人工合成肥料的供应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土壤肥力危机感的广为传播。
　　在美国，这种情况由于地理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在纽约北部——其在1800年已经取代新英格兰成为小麦种植中心，土地的相对衰竭得到巨大的缓解，因为在1825年伊利运河开启之后的数十年，来自西部新土地的竞争稳步增加。与此同时，东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在土地肥力上则经历了巨大的衰退，特别是专门种植烟草的土地。
　　纽约的农场主们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而创建了农业学会以推动更为理性的农业。1832年，纽约农业学会建立，两年之后，耶西·布尔（Jesse Buel），一位奥尔巴尼报编辑，创办了《种植者》，用以宣传推广正被英国引进的一种改良的种植技术，这种种植技术关注肥料、排涝和轮作等问题。随着1840年李比希《农业化学》的出版，纽约的农学家们开始把这种新的土壤科学作为救星。1850年，苏格兰的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马克思称之为“英国的李比希”——到北美旅行，他的有影响力的著作《北美札记》记录了天然土壤肥力的流失，特别说明了纽约土壤与西部较为肥沃的土地相比较而已经衰竭的状况。[27]
　　这些论题在19世纪50年代被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arey, 1793—1879）所采用。凯里在1853年《国内外奴隶贸易》——他把这本书送给了马克思——中观察到：“很奇怪，所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仅仅是土地的借用者，当他不偿还债务时，土地也和所有债权人的做法一样，那就是，迫使他交出他所租用的土地。”1855年1月11日，一位年轻的农学家，乔治·韦林（George Waring, 1833—1898）——在19世纪50年代他最初的职业是农场经营者，后来成为美国卫生设备的重要工程师，以及城市自然保护运动中消除城市活动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为纽约州地理学会作过一个演讲，题目是“1850年人口普查的农业特征”，在这次演讲中，他试图以经验证明土壤的营养成分被系统地掠夺了。这次演讲1857年发表在《美国地理和统计协会报告》上。在凯里《给总统的信——联邦政府的国内外政策》（1858）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他广泛地引用了一位“杰出的农场经营者”（韦林，在上面提到的演讲中）的演讲——韦林通过粮食和纤维从农村到城市的单方向长距离运输，大致估算出全国范围内的土壤营养成分流失。韦林总结道：

　　由于我们对土地的破坏和浪费，每年我们都在流失我们生命的内在本质……经济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每年生产多少，而是为土地储存了多少年生产量。用来掠夺土地肥沃物质股本的雇佣劳动，比浪费掉的劳动更加恶劣。在后一种情况中，它只是对当前一代人的损失；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它则成为我们的后来者对贫穷的继承。人类只是土地的一个承租人，当他为后来的承租者而降低了土地的价值，他就是在犯罪。[28]

　　整个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凯里一直强调这样的事实：由于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离）而引起的远距离贸易是土地营养净流失和农业危机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后来被马克思和李比希进一步发展。[29]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1858）中这样记述美国——再一次引用韦林的话：“由于农村的所有能量，都用以扩大贸易量，因此，被雇佣于‘掠夺土地股本’的人们随处可见，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30]
　　韦林和凯里的观点对后来的李比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比希在他《关于现代农业的通信》（1859）中，重复了被凯里收集到《给总统的信》中的“杰出的农场经营者”（韦林）的所有观点，并继续论证了商人的“经验主义农业”形成了破坏土地“再生产状况”的“掠夺制度”。他写到（引用实践的农场经营者阿尔布雷希特·布洛赫〔Albrecht Block〕的话）：“永久地失去某些东西的土地不可能增加甚至不可能保持它的生产能力。”事实上，“任何基于掠夺土地的耕种制度都会导致土地的贫瘠”。在李比希看来，“理性农业，与掠夺性农业制度不同，是建立在归还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归还土地的肥力状态，农场主确保了后者的永久性”。他认为，英语中“广施化肥的耕种方法”并不是“美国农场主公开的抢劫制度……而是一种更为精制的掠夺方式，因为它第一眼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抢劫”。在凯里之后，李比希发现，美国的谷物种植中心和市场之间距离有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因此，土壤的构成成分从它们的原始地点而被运到了遥远的地方，这使得土壤肥力的再生更加困难。[31]几年之后，李比希在他1862年版《农业化学》——这本书影响了马克思——的著名序言中有点启示性地警告说：“如果，农业主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中，还没有养成这种正确的观念，并给他必要的手段，以提高它的生产效能。那么从某个时候起，战争、饥荒、流亡、穷困和流行病等自然会建立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从根本上暗地破坏国家的繁荣幸福，归根到底要引起农业破产。”[32]李比希在同一著作的另一处观点中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发现“肥料和鸟粪的储藏……其储量大约如英国的煤田”。[33]最后，正如李比希在《关于化学的亲密通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土壤元素成分的恢复”问题，由于粮食和纤维的远距离市场交易以及牛群的移动都使这一问题无法得以解决。[34]
　　根据李比希的观点，土壤的衰竭问题还与人类和动物排泄物所引起的城市污染联系在一起。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他1842年的《英国工人居民的卫生条件报告》中采纳了李比希关于土壤营养循环和大城市中排泄物问题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论述，这份报告引发了公共健康运动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恩格斯。[35]在他的有影响力的《关于城市污水利用项目的信》中，李比希本人坚持认为——根据对泰晤士河状况的分析——可以将污水中存在的养分返还给土地的有机循环是理性的城市—农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写道：“如果对城镇居民的所有固体和流体排泄物的收集是可行的，没有一点损失，并且根据他最初向城镇所提供的农产品而返还于每一个农场主一定份额的排泄物也是可行的，那么，他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可能会长久地不受损害地保持下去，并且每一块肥沃土地中现存的矿物元素储备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来说将是非常充足的。”[36]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写作《资本论》时深受李比希分析的影响。在1866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前一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第三卷批判地租理论的过程中，“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Schonbein），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37]
　　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特意研究了李比希，他在科学笔记中大量地摘录了李比希的著作——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在掠夺的意义上，也就是，无法维持再生产的资料）。[38]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两个主要讨论都结束于对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如何一起使土壤和工人限于赤贫状态的解释。这些批判都浓缩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结尾处的著名段落中，他写道：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39]

　　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的讨论中，马克思提供了紧密相连而且同等重要的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批判的精华内容：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0]

　　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上两段文字——第一段结束于第三卷他对资本主义地租的讨论，第二段结束于第一卷他对大规模农业和工业的论述——所共同关注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个中心理论概念，也就是说，“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新陈代谢”，因为对土壤构成成分的“掠夺”，需要“系统性的恢复”。[41]这种矛盾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同时增长而发展起来，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加强对土地进行剥削的手段。和李比希一样，马克思认为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的疏离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修复的断裂”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正如他在1852年所写的那样：“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而贵族地主却不应该再有。”[42]
　　此外，与这种发展相关联的矛盾在特征上属于全球性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观察到的，“盲目的掠夺欲”造成了英国的“地力枯竭”，这一事实每天都可以从“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的状况中看到。[43]种子、海鸟粪等，都是从“遥远的国家”进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记录道，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而且“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44]马克思论证的一个中心部分是这样一个论题：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农业的固有特征妨碍了任何对土地经营新科学的真正理性的运用。尽管农业中存在着科学和技术发展，但是，资本还是不能保持土壤构成成分的循环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分析时所使用的主要范畴是新陈代谢概念。德语中的“Stoffwechsel”一词在它的基本含义中就直接地表达了“物质交换”这个观念——它构成“新陈代谢”一词所包含的生物生长和衰落的组织过程这种观念的基础。在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中，马克思把新陈代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他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之中。这样，在他对劳动过程的一般（相对于它在历史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定义中，马克思利用新陈代谢概念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同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5]

　　在此前几年，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马克思紧接着说，实际的劳动活动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自身创造财富的潜力之外，“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46]
　　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贯穿着新陈代谢概念，尽管背景有所不同。在1880年他最后的经济学著作《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马克思强调了新陈代谢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他强调，在商品流通中，“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他写道：“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基于物质变换的普遍特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谈到，在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他在广义上使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47]
　　因此，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在他著作中这个词汇在通常背景下的用法）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联系，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这样，新陈代谢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48]
　　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作建立在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解释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9]然而，马克思后来的新陈代谢概念使他对这种基本关系——描述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给予更加完整而科学的表述。新陈代谢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物质交换和调节活动的观念，使马克思能够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表述为既包括“自然条件”又包括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类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在他早期著作的批判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所解释的那样：

　　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50]

　　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性进行全面批判的精髓。
　　根据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

　　抓住了同时作为自然和肉体存在的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这些包括了发生在人类和他们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这种新陈代谢，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范来调节。[51]

　　假如他把新陈代谢概念——通过劳动建立人类和自然相互连接的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作为他理论的中心，我们就不会对这一概念也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到中心作用而感到奇怪，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自然必然性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2]
　　要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使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说明通过社会生产而形成的人类—自然关系的意义，就必须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个概念是怎样出现的。“新陈代谢”一词最早出现在1815年，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德国的生理学家们所采用，最初用这个词来表示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交换。但是，1842年李比希在他的《动物化学》——继1840年《农业化学》之后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中给予这个词汇以更加广泛的应用（因此也更加流行）。在《动物化学》中，李比希在组织退化的背景中引用了新陈代谢过程这种观念。后来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普遍化并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而出现，在生物化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既可在细胞水平上使用，也可在整个有机体的分析中使用。[53]
　　在李比希的《动物化学》中，新陈代谢的物质概念相当不一致地与“生命力”（vital force）概念混杂在一起——在“生命力”概念中，李比希听取了早期生机论思想，这种思想把生理运动与无法简化为物质交换的未知的，甚至神秘的力量（不可估量的）等同起来。（李比希的贡献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被称为“生机论唯物主义”的整个分析传统——“生机论唯物主义”力图避免生物化学的机械方法。）在1845年，李比希在这方面的分析受到了德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Julius Robert Mayer）的攻击，迈尔是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定律的四位发现者之一。与李比希相对立，在一篇题为《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的论文中，迈尔认为，“生命力”概念是不必要的，而新陈代谢完全可以运用强调热力学（能量及其交换的守恒）的科学唯物主义加以解释。因此，在科学方面，新陈代谢的整个观念就通过这种方式与通向热力学的更普遍的转变联系起来，并且因此而成为“数量生态学”（quantitative ecology）发展的本质内容。马克思自己在19世纪60年代为了解释人类劳动和环境的关系而使用了这个概念，这种用法是与通向热力学的普遍转变相一致的。[54]
　　这种情况也决不仅仅属于偶然，因为马克思非常清楚这些科学争论。马克思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著作的紧密追随者，廷德尔在19世纪60年代支持过迈尔的著作。恩格斯也熟悉这个领域中迈尔的贡献以及科学争论，毫无疑问，他把其中的一些知识告诉了马克思。另外，马克思在1864年研究了德国生理学家狄奥多尔·施沃恩（Theodor Schwann）的著作，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奥多尔在1839年提出了细胞的新陈代谢概念，因此影响了李比希、迈尔以及其他人。[55]
　　从19世纪40年代至今，新陈代谢概念已经成为研究有机体与它们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论方法中的关键范畴。它抓住了新陈代谢交换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通过新陈代谢交换，有机体（或者一个特定的细胞）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吸取物质和能量，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反应把它们转化为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组织成分。此外，新陈代谢概念过去经常被用于表示一种特殊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过程控制着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交换。现在，尤金·奥德姆（Eugene Odum）和其他最重要的系统生态学家对“新陈代谢”概念的运用都涉及到所有的生态层次，从单个的细胞到整个的生态系统。[56]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对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所著的《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中的发现感到有点儿吃惊，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简单地维承了德国化学家雅可比（Jakob）关于“摩莱肖特（Moleschott）的新陈代谢理论”，虽然作了些许改动。作为他对此论断的证据，雅可比引用了摩莱肖特写于1857年的一本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摩莱肖特陈述道：

　　“新陈代谢”这个词汇表示物质交换〔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当我们提到这个词汇时感到尊敬是正确的。就像贸易是商业的灵魂一样，外部的物质循环是世界的灵魂……我对此种说法毫不犹豫：当今世界的智慧反复思考的重点就是新陈代谢理论。[57]

　　然而，施密特关于摩莱肖特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推论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缺少现实基础。当摩莱肖特写下上述论断的时候，“新陈代谢”（Stoffwechsel）这个术语已经在科学作品中很好地建立起来。尽管马克思知道摩莱肖特的著作（在伦敦，他出席了摩莱肖特的讲演，以及李比希、廷德尔和托马斯·赫胥黎的讲演），而且这有可能对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起到作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非常认真地从摩莱肖特那里吸收了这个概念。[58]与此相反，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李比希，因此毫无疑问，他熟悉李比希对这个概念更早的、更具有影响力的使用。而且，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个概念的用法总是接近于李比希的观点，并且在包含着直接提及李比希著作的背景中通常都是如此。鉴于摩莱肖特在机械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变来变去的倾向，马克思不可能发现他的分析与之志趣相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7—1878）中指出了新陈代谢概念在这几十年中被普遍运用的事实——尽管李比希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把这个词的用法归功于任何一位思想家，恩格斯写道：“近三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后来，他又在《自然辩证法》中——在对李比希、赫尔姆霍茨（Helmhoitz）以及廷德尔的讨论中，他们三位都对科学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向热力学的转变做出了贡献——补充道：“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对恩格斯来说，这种新陈代谢交换构成了生命的原始状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它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而且，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会遇到物质交换。）因此，似乎没有真正的理由来推测，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摩莱肖特那里吸取过来的（或者完全就是从摩莱肖特那里吸取过来的）。[59]
　　更加特殊的是，马琳娜·菲舍尔·科瓦尔斯基（Marina Fischer-Kowalski）在施密特解释的基础上评论说：“根据施密特的观点，马克思对新陈代谢的很多理解都来源于此〔摩莱肖特〕，并且吸取了营养等级、食物链和营养物循环的观念，而不是对新陈代谢进行有机的、生物化学的解释。”然而，马克思在这个领域中的分析主要来源于李比希（以及毫无疑问地受到了迈尔、廷德尔和施沃恩的影响）的这个事实与这种观点相矛盾——认为他的分析在本质上既不属于生物化学分析也不属于有机分析。事实上，试图把诸如“营养物循环”一样的问题与“对新陈代谢进行生物化学解释”进行分离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个错误，正如菲舍尔所做的那样，因为前者是有机生命的新陈代谢过程的组成部分。这样，在讨论与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人类废弃物或者排泄物的生产有关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生物化学过程时，马克思提到了“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60]
　　更加有效的是，玛丽娜·菲舍尔最近把新陈代谢概念称为社会-生态思想中“概念的后起之秀”，因为出现了对“工业新陈代谢”[61]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业新陈代谢”对控制着特定工业综合体的物质和能量通过量的调节过程进行处理。[62]此外，新陈代谢概念还经常在全球性背景中被用于分析城市和农村之间物质交换，正如同李比希和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的方式一样。对在这些领域中工作的学者们来说，正如玛丽娜·菲舍尔所陈述的那样，现在很普遍地认识到“在19世纪社会理论的创建过程中，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陈代谢’这一术语应用于社会之中”。[63]
　　最近几年，从事“工业新陈代谢”研究的环境理论家们也经常认为：就像鸟类筑巢用的物质通常被看成是与鸟类新陈代谢相关联的物质流一样，在人类生产过程中，相类似的物质流也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新陈代谢的组成部分。比如，玛丽娜·菲舍尔把“支撑着社会系统中物质部分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作为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的一部分”。[64]然而，这个系统是如何被调节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中——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答案就是人类劳动及其在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发展。

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


　　构成新陈代谢概念的一个本质内容永远都是这种观念，也就是它构成了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得以持续以及生长成为可能的基础。马克思运用了“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
　　如果要坚持认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人类与土壤之间的这样一种新陈代谢断裂，就需要论证可持续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遭到了破坏。“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观察道，“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而且，不仅在对土地的关系中如此，有城乡的敌对关系中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就像李比希一样，以食物和纤维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无法返还于土壤，其对应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记录道：“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恩格斯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解决需要超越城乡之间劳动对立分工的问题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李比希之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因此，他认为，重新“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以及“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壤。[65]
　　对马克思来说，在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断裂，也是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李比希曾经认为，“大英帝国掠夺所有国家的土地肥力”并把爱尔兰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马克思继李比希之后写道：“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66]
　　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科学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67]

　　马克思强调，为了“人类的世世代代”（他早在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中就遇到的一个问题）而需要维持土地的效力，这就抓住了当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著名概念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或者，像马克思一样，抓住了同样的本质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将其定义为：“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是“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68]其实，在《资本论》真正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写道：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69]

　　在马克思的晚年，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那时，作为他研究俄罗斯古老农村公社所具有革命潜力的一种结果，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充分或者理性应用的各种现代“农艺方法”，能够形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制度。他认为，这样一种制度的优点是它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没有深受对土地的纯粹剥削关系之害，也就是掠夺，这是后者的特征。马克思晚年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民粹派文学，以及他所愈加坚信的反对资本主义革命将首先出现在俄罗斯的思想中——在那里，经济的，特别是农业的富足并不能作为想当然的结果——这迫使他把精力集中在农业的欠发达状况以及更加理性的农业耕种制度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上。[70]
　　马克思并不相信——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持有这样的观点——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方法只是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相反，通过分析，他认识到大规模农业的危险，同时他也认识到主要问题在于人类和土地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因此，农业只有在可持续性条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才能够以真正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在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贯认为，在对土地的关系上大土地所有者总是比自由农场主更具有破坏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北美洲“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71]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精力集中于第二次农业革命的矛盾及其与城乡间敌对分工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意味着他们也解决（尽管更加简洁）其他生态问题，包括煤炭储量的耗竭，森林的破环，等等。正如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一个劳动的人，不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72]马克思本人指出“砍伐森林”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并把它看作是对自然进行剥削的长期的、历史性结果，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而且是所有文明的特征，因此得出如下结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马克思写道，“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73]马克思还谴责了这样的事实，即英国的森林不是“真正的森林”，因为“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而在苏格兰为猎人（以损害农村劳动者为代价）的兴趣和利益而建立的所谓“鹿林”则只有鹿而没有树。[74]在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的影响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那种把人类置于宇宙中心的古老观念。所以恩格斯公开表示：“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没有笛卡尔将动物仅仅简化为机械的痕迹。[75]
　　近几年来，生态经济学非常关注热力学和熵定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被认为是错误地拒绝承认能量流和物质流对经济价值理论的重要性——在拒斥早期生态经济学家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著作的情况下，而波多林斯基则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从188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中作了一些开拓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受到强烈的批判，特别是在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的一系列著作中。[76]
　　然而，支持这种批判的所有“证据”只是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在马克思逝世前三个月，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对波多林斯基的分析所作的评价。在这两封信中，恩格斯接受了波多林斯基得以建立其分析的一般科学基础，但却批评了他对能量转移分析的缺点，因为波多林斯基的分析没有考虑农业化肥中的能量转移和化石燃料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恩格斯认为，精确地计算经济交易中的能量转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使这些计算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这完全没有构成对熵定律的拒绝。
　　马克思没有给恩格斯回信，也没有对波多林斯基的著作作过任何评价，而且，鉴于他在几个月后逝世的事实，连他的沉默都无法告诉我们什么。[77]然而，如果马克思因此不能利用波多林斯基的著作，那么，马克思同样也就不能把李比希的思想和他自己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因此，一些生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与李比希的著作一样，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热力学批判提供了必要的成分。[78]
　　由于不了解马克思研究可持续性问题的方法，一种更加广为人知的对马克思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涉嫌否认自然界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原因是马克思构建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则把所有来源于自然界的价值，以及把自然都看作资本的“免费馈赠”。[79]然而，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误解的基础之上的。把土地作为自然对资本的“馈赠”，这种思想是马尔萨斯在马克思很久之前就提出来的。虽然把这种情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接受下来，但是，马克思却意识到深藏于这种观点之中的社会和生态矛盾。在他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三批判了马尔萨斯，认为他退回到把环境看作“自然对人类的恩惠”的“重农学派的观点”，但却没能觉察到这与资本所形成的特定的历史社会关系是如何相联系的。[80]
　　然而，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原则在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则被搬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因此，在坎贝尔·麦克康耐尔（Campbell McConnell）所编写的一本广泛应用的经济学入门教材的第十版中有如下陈述：“土地意指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自然的免费馈赠’——所有这一切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可用的。”而且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免费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81]
　　当然，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之下，马克思同意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关于土地没有价值的观点。他写道：“土地……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82]小麦的价值，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商品一样，产生于劳动。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仅仅是指非常狭窄的、缺乏创意的财富观念，这种观念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围绕交换价值而建立的制度相关联。他认为，真正的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使用价值是产品的一般特征，超越了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确实，马克思正是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看作是所有资本的辩证法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自然对使用价值的产生有所贡献，正像劳动一样都是财富的源泉，即使它对财富的贡献被这个制度所忽视。的确，劳动最终可以归于这种自然财产，这个命题深藏于唯物主义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伊壁鸠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83]
　　马克思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因此，人类通过他们的劳动给予已经存在的物质世界以新的形式——也就是积极的转化。“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84]（这里，马克思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伊壁鸠鲁关于事物的暂时性以及物质仅仅是“时间的具体化”的观点之上，就像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的那样；见第二章。）
　　根据既重视物质世界又重视人类劳动的转化作用的观点，马克思坚持认为，正如他在《资本论》的开头所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像斐迪南·拉萨尔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拉萨尔把马克思所称之为“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忽视自然界的作用。[85]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财富在更普遍的方面应当包括构成人类创造力全面发展基础的那些物质的使用价值，“发展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既扩展了与自然界相关联的财富，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新陈代谢关系。[86]
　　在这个领域，经常针对马克思的一个更重要的批评是：他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过于乐观和富足——这些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如此依赖他关于未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设想，以至于像自然资源不足和生产的外在限制等这样的生态原因都简单地消失不见了。因此，阿里·诺弗（Alee Nove）认为，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生产者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未来社会将不必“重视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也意味着对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来说是没有必要的。[87]
　　然而，马克思并不像诺弗所说的那样，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以及生态上的富足可以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保证。马克思再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农业生产中的长期问题所困扰，这一问题最终可以追溯到生产组织的不可持续方式。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农业“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88]
　　马克思意识到工业所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强调要“减少”和“再利用”排泄物，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题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那一节中。他更进一步地详细指出，这些困难将继续困扰着任何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尽管一些像安德鲁·迈克劳林（Andrew McLaughlin）那样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把“一般的物质丰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因此看“不到任何承认把自然从人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的根据”，但是，这与马克思文章本身中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相矛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生态极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89]
　　另外，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文集中，没有任何一点表明：他相信与土地的可持续性关系会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自动地产生。相反，他强调在这方面需要计划，首先需要旨在消灭城乡之间对立劳动分工的措施。这还包括人口更为均匀的分布，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以及通过土地营养物质循环而实现的土地恢复和改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进行革命性的转变。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然而为了达到这种“更高级的综合”，他认为，在新社会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对革命后的社会提出根本的、不断挑战的要求。[90]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人口极端分化为特征的阶级社会，其根源在于人口对土地的丝毫不弱的极端分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写道：“一切生产”，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然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它既有别于公社所有制，又有别于以工人-农场主个人对土地的经营权为基础的私有制——是通过切断大多数人口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而产生的，通常是通过强制迁移而实现的。因此，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真正存在“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包括以下几点：（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人类劳动与土地之间有机关系的解体，形成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最初的”、“初级的”、“原始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91]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处，马克思用第八部分的八章内容来描述“所谓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在这部分中描述了这个从14世纪就开始的漫长历史过程，解释了为何大量的人口被强制性地从土地上迁徙出来，而“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而且，这个“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的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农场主以及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92]
　　在英格兰，这种过程已经达到最高阶段，当马克思正在写作并把这一过程看作原始积累的典型形式的时候，在贵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成有钱的贵族——那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采取了圈占公共用地的形式，这样，就使自由农业劳动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变成乞丐和只有在城镇中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无产者。在对这一历史运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高度重视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对“减少人口的圈地”的批判以及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说英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盗窃教会地产对整个过程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评论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随着教会土地的盗窃，无数的农民被赶了出去。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被迫以接受贫困率的形式直接承认了这一事实——《济贫法》的开始。“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马克思说，“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93]
　　这些变化还导致了自耕农的结束，在17世纪时，自耕农的数量比农场主阶级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构成了克伦威尔新式军队的支柱力量。到18世纪，自耕农几乎消失。无数议会的“圈占公共土地议案”被提交上来，以使对公共土地的盗窃合法化。“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94]然而，圈地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马克思写道：

　　至于19世纪盛行的方法，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变为牧羊场。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000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95]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产生必要的剩余劳动大军以供养城市工业的情况下，“土地与资本合并”是可能的。[96]
　　然而，马克思追问道：“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分为两部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前者出现得较慢，可以说它产生于14世纪后半叶租地农民（bailiff）的早期形式，正是在那个时候，地主开始提供种子、牲畜和农具以便农民能够进行真正的农业劳动。最终，这就形成了基于地租的成熟制度。另外，整个过程得到始于15世纪末期的农业革命以及圈地运动的大力推动。“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97]
　　劳动分化的程度，如亚当·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部分地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与其说是英国历史的故事不如说是世界历史的故事。它不是逐渐而是突然形成的。它采取了非资本家世界的掠夺形式，并形成了跨越大西洋的三角奴隶贸易体系。正如马克思的如下著名论述：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98]

　　由英国人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发起的头盖皮贸易，有爪哇的奴隶贸易，对印度的征服和掠夺，鸦片贸易，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创造一个在其控制之下的世界体系的手段，这个体系为了欧洲的利益为榨取财富和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与此同时却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公共财产制度。所有这一切只是大规模全球性掠夺的一部分，这种掠夺为工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原始积累。因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凯里谴责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在英格兰自身内部——不久就被认为是“世界工厂”，其变化是深刻的。它“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科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99]
　　原始积累（“所谓的”）是资本的史前史和前提。它所代表的变化开创了资本家的占有制度，它是建立剥削导化的、但在形式上却是自由的、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由此而产生了资本家积累的整个历史趋势——它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使用这些条件下统治人口自身的新规律来表达这种情况是最简洁的，也就是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具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被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再生产所控制的大多数人口，却发现自己处在相对贫困和恶化的状态之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100]

　　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两部分中指出了人口规律，尽管它们不同于马尔萨斯理论所采取的超越历史的（并且本质上是不发展的）形式。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把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这使资本自身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这就形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城乡之间日益加深的敌对分离（这种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以复制，因为一些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农业生产地，变成了为位于这种体系中心的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的纯粹原产地）。
　　对马克思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这种事实建立在各种各样基于自然需求的系统异化的基础之上——的“特殊差异”（differentia specifica）不可分割的，而且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逻辑结果。因此，在人为的资本体制之中，它就是寻求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而不是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服务，这种需要对生产来说才是目标、目的。由此而引起的极端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削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最终，这种扭曲和抑制社会劳动发展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1]
　　然而，马克思仍坚持认为，对土地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在他所经常被忽视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指向爱德华·威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的殖民理论，威克菲尔德认为，在殖民地为工业维持廉价的无产者劳动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人为地抬高土地价格的方法。否则，工人们会很快地离开工业而奔向土地，并作为小所有者而成家立业。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点指向人口与土地相分离和疏远的矛盾，而这一分离和疏远构成了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由资本引起的土地财产的转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说，“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资本主义的转变，雇佣劳动的废除，以及生产者联合社会的建立，所有这一切对废除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异化都是必要的。[102]
　　因此，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对自然的异化形式。他们的观点中总是包含着通过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人口的分散以及马克里所指的“恢复”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等措施来废除城乡之间的敌对关系。马克思引用希波吕忒·科林（Hippolyte Colins）的话说：“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103]
　　恩格斯继李比希之后，使用生态学术语表达了对城乡之间敌对关系的超越：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04]

　　因此，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城乡之间的较高层次的综合，正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好像“包括把一些工业转移到农村，同时，在城市中为公园、林地和园地拓展大量不受阻碍的土地。我也猜想，马克思乐意见到一些人生活在遍布农村的、缩小了的、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城市之中”。[105]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明显地存在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的乌托邦思想之中，莫里斯是被人所推崇的19世纪英国作家、工匠师、设计家、诗人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不仅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还是英国文坛上的一位有影响的绿色思想家。在他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中，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社会：有这个社会里，世界市场的瓦解导致了只适合于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的浪费型经济生产形式的终结，而随后重新组织的生产方式则“只为真正的使用而生产”。追求学术和独立技能的自由时间更加充裕，因为社会已经抛弃了定义狭窄的、工具主义的目的。相反，工作本身被看作是为人类创造和实现社会需求而服务的。在这种革命后的乌托邦社会的秩序中，莫里斯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写道：“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革命之后，人们首次大批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只是因为“屈从于环境的影响，而变成了农村人口”，尽管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人口要多得多。他解释道，19世纪的英国已经变成了“充斥着巨大而肮脏的工厂以及更加肮脏的赌窟的国家，它们被病态的、非常贫穷的农场所包围，而这种农场则被工厂主所掠夺。现在，它是一个花园，那里不浪费任何东西，不破坏任何东西；必需的住房、小屋和工厂到处散布乡村，所有这一切都整洁、优雅、美丽”。然而，这个花园的存在并不排除对荒野的保护，荒野因为它的固有价值而被保持着。同时，人口保持稳定并分散地定居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计划的一部分）。[106]
　　莫里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如此相近（他一次又一次地研读马克思），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分析中彻底的革命特征——从早期著作开始，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作为资本积累体制内的异化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远离伊壁鸠鲁的观点，伊壁鸠鲁认为无不能产生有而有也不能产生无，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产品都与物质的转化和守衡直接相关。[107]同样，根据他的分析，马克思一贯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土地需要被保护和耕种——为了后代。这些构成了人类生产和生存的自然条件，并且是对资本主义与一般生产条件异化的最一般表述。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需要推翻它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而且还需要超越——通过使用现代科学和工业方法以合理地调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它对土地的异化：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最终的基础/前提。只有在这些术语中，马克思所经常号召的“废除雇佣劳动”才有意义。



[1] 下列分析没有或者很少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分析与他的自然观之间的关系，因为保罗·伯克特已经在他的大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和绿的视野》中完成了这项内容。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资本论》中与新陈代谢断裂和可持续性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更加直接的生态学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本章的论证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建议读者阅读一下伯克特的著作。

[2] “新陈代谢”（metabolism）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分别指“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在本文中通称“新陈代谢”。同时，将“metabolic rift”通称为“新陈代谢的断裂”。——译者注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2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9页。

[5] 同上。

[6] 关于安德森的古典地租理论的起源，见约瑟夫·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63—265页。

[7] 詹姆斯·安德森：《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Corn Laws; with a View to the New Corn Bill Proposed for Scotland, Edinburgh: Mrs. Mundell, 1777），第45—50页，以及《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Exciting a Spirit oj National Industry, Edinburgh: T. Cadell, 1177），第376页。

[8]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第67页。

[9] 詹姆斯·安德森：《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Essay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London: John Bell, 1796），第3卷，第97—135页。在184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大纲》中就可以发现，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在改善农业的投资问题上存在的摩擦，这个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批判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的一个中心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4、572页。

[10] 詹姆斯·安德森：《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A Calm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Grain in Great Britain: Suggesting the Means of Alleviating that Evil, and Preventing the Recurrence of such a Calamity in the Future, London: John Cumming, 1801），第73—75 页。

[11] 同上，第12页，第56—64页；埃德温·坎南：《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1776—1848）》，第114—115页。

[12]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Cesamtauga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91）第4部分，第9卷。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0—162页。

[14] 安德森：《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第3卷，第97—1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9页。

[15] 如果说安德森的著作即使在19世纪也普遍被忽视的话，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不仅马克思，而且还有达尔文都广泛地利用了安德森的理论——在达尔文那里，安德森被作为关于动物繁殖和遗传的可靠信息源，并经常被达尔文在其《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书中所引用。见查尔斯·F.马莱特（Charles F. Mullett）：《亚里士多德村与利益的和谐：僧侣山上的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A Village Aristotle and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James Anderson (1739—1808) of Monks Hill”），载《英国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第8卷，第1期（1968年），第94—118页。

[16] 詹姆斯·安德森：《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Recreations in Agriculture, Natural-History, Arts, and Miscellane ous Literature, London: T. Bentley, 1801）第4卷，第376—38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9页。马克思在（也是在李比希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就设想到这种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18] 见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Chemistry and Physiology）（题目中的第二个chemistry据推测应该为agriculture——译者注）。第七版（1862年）长篇导论的详细概论和摘要，载《化学新闻》（The Chemical News）第7卷，第 182期（1863年5月30日），第256—258 页；第7卷，第183期（1863年6月6日），第268—270页；第7卷，第165期（1863年6月20日），第192—294页；第7卷，第186期（1863年6月27日，第302—305 页）。李比希关于农业化学这本巨著第七版“序言”和“导论”没有出版英文译本——即使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最终出版，即伸李比希以前的所有德语著作出现之后不久均已经发行英文版。原因就在于“导论”对英国广施化肥的耕作方法提出了过分的批评。李比希的英国出版商竟然毁掉了他手中的这本书。（见威廉·H.布罗克[William H.Brock]：《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177页。）因此，唯一出版的英文译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化学新闻》中的长篇摘要。然而，英国最著名的农业化学家之一——亨利·吉尔伯特的夫人，在1863年1月翻译了一本没有出版的“导论”英文译本，并在赫特福德郡的英国农业研究所洛桑试验站的档案了保存了许多年。承蒙该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奥尔索普（S.E. Allsopp）小姐恩惠，她向我提供了这份手稿。之后，我有时在提到这份手稿时称之为“导论”（Einleitung）。关于德语版，见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c, Brunswick, 1862）第1卷，第1—156页。

[19] F.M.L.汤普森（F.M.L. Thompson）：《第二次农业革命，1815—1880》（“The Second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815—1880”），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21卷，第1期（1968年），第62—77页，本节后来讨论的部分内容先前已经在我的一篇文章中发表过，见《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阶级基础》（“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rnental Sociology”），载《美国社会学季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104卷，第2期（1999年9月），第373—378页。

[20] 关于这一点的经典论述就是汤普森的《第二次农业革命，1815—1880》，见前注。汤普森坚持第二次农业革命出现在1815年到1880年之间，也就是，开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农业危机（以及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讨论级差地租的背景之中）。我将这个时间段压缩在1830年到1880年之间，以使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前的危机与那场特有的革命相区别，而其中的一些转折点分别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837年委托李比希写一本关于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的著作，他的《农业化学》（Agricultural Chemistry）在1840年的出版，以及几年之后J.B.劳斯的第一个生产合成肥料的工厂的建立。

[21] 如果说第一次农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紧密相连（正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观点），那么，第二次农业革命就与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向紧密相连，而第三次农业革命则与垄断资本主义紧密相连。见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以及弗雷德·迈格道夫，弗雷德·巴特尔，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渴望利润》（Hungry for Profi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22]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9卷，第199—324页。马克思在1850年至1853年期间在他的笔记中大量地摘录了李比希和约翰斯顿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对李比希的摘录有大约40页，而对约翰斯顿的摘录则大约有55页（同上，第276—317页，第372—386页）。

[23] 洛德·厄恩利（Lord Ernie）：《英国农业的现在与过去》（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Quadrangle, 1961），第369页；丹尼尔·希尔（Daniel Hillel）：《走出地球》（Out the Ea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第131—132 页。李比希认为，“莱比锡、滑铁卢和克里米亚战场”都因为存在骨骼而遭到了掠夺。李比希：“导论”，第85页。

[24] 这本书有时以《农业化学》而闻名、以区别于李比希的《动物化学》（Animal Chemistry, 1842），这本书的名字也叫《有机化学》。在之后的讨论中，《农业化学》（根据这种惯例）指的是他的第一本关于农业（主要是关于植物）的著作的简称，而《动物化学》指的则是他在1842年创作的关于动物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著作。

[25] 布罗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149—150页。

[26] J.M.斯卡格斯（J.M. Skaggs）：《伟大的鸟粪热潮》（The Great Guano Ru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第225页；李比希：“导论”，第79页。

[27] 玛格丽特·W.罗希特（Margaret W. Rossiter）：《农业科学的出现：尤斯图斯·李比希与美国人，1840—1880年》（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Justus Liebig and the Americans, 1840—188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第3—9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詹姆斯.F.W.约翰斯顿（James F.W. Johnston）：《北美札记》（Notes on North America,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851）第1卷，第356—3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5页。

[28] 小乔治·E.韦林（George E. Waring, Jr.）：《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农业特征》（“The Agri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1850”），载《美国地理和统计学会报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第2卷（1857），第189—202页（再版于《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98—307页）；亨利·凯里：《给总统的信——联邦政府的国内外政策》（Letters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of the Union and its Effects as Exhibited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Philadelphia: M. Polock, 1858），第54—55 页。对韦林著作的总体评价，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掠夺土地的股本》（“Robbing the Earth of its Capital Stock”），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93—297页。

[29] 亨利·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The Past, Present and Furur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第298—299、304—308页；最初出版于1847年。

[30] 亨利·凯里：《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1867）第2卷，第215页，以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98—299，304—308页。马克思与凯里的关系比较复杂，至1853年，马克思已经阅读了凯里到那时为止的所有主要著作，包括《国内外的奴隶贸易》（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这本书是凯里本人寄给马克思的。但是，直到1869年，也就是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出版10年之后，他才阅读这本可以称为凯里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对凯里一般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把他当作一位“调和者”以及一位平庸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发现了他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利用。马克思和凯里对土壤的退化以及长距离贸易和城乡分离都持有相似的态度；他们都大量地引用李比希的著作；他们也都严厉批判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另外，马克思把凯里（还有詹姆斯·安德森）当作“土地-资本”《与人类对自然的“改善”相关联因此成为价值计算的一部分，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以区别于土地—物质）这个关键概念的主要解释者。关于马克思对凯里的评价，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9—271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4—387页。值得说的是，马克思对凯里有一些影响，因为凯里在其关于奴隶贸易的著作中有两处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与凯里之间关系最详细的讨论，见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政治经济学与出版物：卡尔·马克思与亨利·凯里在〈纽约论坛报〉》（“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ress: Karl Marx and Henry Carey at the New York Tribune”），系列讨论，第85—89页，奇科，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行为和社会科学学院，1985年。佩雷尔曼认为，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关于英国对印度进行统治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经常被看作鼓吹这样一种主题，也就是帝国主义通过促进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而起到一种进步作用——是特意为反对凯里对英国的国际作用进行完全的负面解释而作的，部分原因也是一种为了获得在《纽约论坛报》内部的理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关于对凯里的一种平衡式评价，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515—519页。关于最近的详细分析，见迈克尔·佩雷尔曼：《亨利·凯里的政治-生态经济学》（“Henry Carey’s Political-Ecological Economics”），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80—292页。

[31]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现代农业的通信》（Letters on Modern Agriculture, London: Walton & Maberly, 1859），第175—178、183、220页。

[32] 李比希，载K.威廉·卡普（K. William Kapp）：《私人企业的社会代价》（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第35页。

[33] 李比希，引自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Zwan, 1988）第1卷，第53页；李比希：“导论”，第80页。

[34]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化学的亲密通信》（Familiar Letters on Chemistry, Philadelpia: T.B. Peterson, 1852），第44页。作为《化学全集》（Complete Works on Chemistry）（包括装定在一个封面之下的许多单独作品）的一部分出版。

[35] 埃德温·查德威克：《英国工人居民的卫生条件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第121—1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587页。

[36]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城市污水利用项目的信》：（Letters on the Subject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Sewage, London: W.H. Collingridge, 1865）；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耕作的自然规律》（The Natural Laws of Husbandry, New York: D. Appleton, 1863），第26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38] 马克思的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摘要，包括来自李比希的两本著作，其中有他的《农业化学》，还有英国土壤学家詹姆斯·F.W.约翰斯顿的三本著作，以及无数的关于地质学的著作，比如，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见科尔曼（E. Coleman）：《关于马克思未出版的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及其历史的著作》（“Short Communication on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Karl Marx Dealing with Mathematics,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these Subjects”），载尼古拉·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31, London: Frank Cass, 1971），第233—23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17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553页。需要“恢复”土壤成分的观点，是马克思直接从李比希1862年版《农业化学》的“导论”中吸取过来的。李比希：“导论”，第97页。

[41] “系统的恢复”原文为“systematic restoration”，在上面的引文中对应“系统地建立”。关于“restoration”的解释，参见福斯特在本章的第39个注释。——译者注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8—38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20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104页。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在马克思之后曾运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论证到：“经济系统的运行必然导致持续性的交换，实际上类似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在多数商品的（自然的）成分方面，这些商品在特定的时间内经由经济系统的处理。”马克思认为这反映了他的观点，而瓦格纳很有可能抄袭了这种观点却没有说明来源于他的著作。马克思：《方法论文集》，第109页。

[48] 伊什特万·梅萨罗什（Istvan Meszaros）有力地发展了对来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的新陈代谢这个概念的更宽泛的社会性理解。见伊什特万·梅萨罗什：《超越资本主义》（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51] 蒂姆·海沃德：《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1994），第116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53]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动物化学和有机化学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应用》（Animal Chemistry or 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64）；富兰克林·C.宾（Franklin C. Bing）：《“新陈代谢”一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d‘Metabolism’”），载《医学史与相关科学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Arts）第26卷，第2期（1971年4月），第158—180页；布罗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193页；肯尼特·卡瓦纳：《罗伯特·迈尔与能量守恒》（Rober Mayer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117页。

[54] 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The Motions of Organisms and their Relation to Metabolism”），载罗伯特·布鲁斯·林赛（Robert Bruce Lindsay）编：《能量的先知》（Prophet of Energy, New York: Pergamon, 1973），第75—145页；瓦尔纳：《罗伯特·迈尔与能量守恒》第262—265页；布鲁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312—313页；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Juan Martinez-Alier）：《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第110页。关于“活机论唯物主义”，见蒂莫西·勒努瓦（Timothy Lenoir）：《生命战略：19世纪德国生物学中的目的论和力学》（The Strategy of Life: Teleology and Mechan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Biology,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82）。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把李比希看作一位“生机论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生机论者”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在“生命力”背后隐藏着化学过程（但是，前者不会简化为后者）的争论；第二，他的“生命力”突现于普通物质——提出了“突现进化的”观点。托马斯·S.霍尔：《论生命与物质：普通哲学研究（公元前600—公元1900年）》（Ideas of Life and Matt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eneral Physiology 600 B.C. to 1900 A.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第2卷，第269—271页。

[55] Y.M.乌拉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载尼古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第140页；林赛：《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第11—12页；哈尔·德雷珀：《马克思—恩格斯词汇表》，第189页。

[56] 马琳娜·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Society’s Metbolism”），载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和格雷厄姆·伍德格特：《环境社会学国际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1997），第120页；尤金·奥德姆：《生态系统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system Development”），载《科学》（Science）第164卷（1969年），第262—270页。

[57]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The Concept of Narture in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第86—88页。

[58] 保罗·海尔（Paul Heyer）：《自然、人化自然和社会：马克思、达尔文和人文科学》（Nature,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Marx, Darwin and the Human Scienc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第12页。应该注意，斯密特在一个脚注中承认，在摩莱肖特之前，李比希早在1851年他的《化学通信》中已经把新陈代谢这个概念应用到社会领域之中。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第21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8、646、647页。英国讨论的主要背景就是批判李比希对生命起源的推测，他认为生命和物质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

[60] 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页。

[61] 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industrial metabolism”简称为“产业代谢”，而“social metabolism”则简称为“社会代谢”。译者为了突出“新陈代谢”概念以及保持对“metabolism”一词翻译的统一，因此，将“industrial metabolism”和“social metabolism”分别翻译为“工业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译者注

[62] 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19—120页。

[63] 同上，第122页。

[64] 同上，第121、131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李比希：“导论”，第85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7页。

[68] 同上，第916页。

[69] 同上，第875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另见特奥多尔·沙宁：《晚年马克思与俄国之路》。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2—193页。恩格斯并没有将大土地所有者所造成的土壤退化简单地归之于资本主义，但是在引用普林尼的时候也提到了它在罗马时代的作用。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9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0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76] 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和纳雷多（J.M. Naredo）：《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能源经济学先驱：波多林斯基》，载《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第9卷，第2期（1982），第207—224页；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生态经济学》，第45—63页，以及（政治生态学、分配冲突经济的不可测比性》（“Political Ecology, Distributional Conflicts and Economic Incommeasurability”），载《新左翼评论》，第211期（1995年5—6月份），第71页。

[7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7—128页，第129—130页。另见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第131—132页。

[78] 耕造·麻由美（Kozo Mayumi）：《从土地中的暂时解放》（“Temporary Emancipation from the Land”），载《生态经济学》第4卷，第1期（1991年），第35—36页。

[79] 见让-保罗·迪里（Jean-Paul Deléage）：《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Eco-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载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编：《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吗？》（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New York: Guilford, 1994），第48页；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来自本地人）（From a Native S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6），第467—468页；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经济过程中的熵定律》（The Entropy Law in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第2页。对这些批评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个批评的反应，见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第78—79页。

[80] 托马斯·马尔萨斯：《小册子》，第18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5页。

[81] 坎贝尔·麦克康耐尔：《经济学》（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7），第20、672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20）。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2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14页（1.145—60）。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可以将马克思在这里将劳动比作“塑造形象的火”与他在《资本论》中经常提到的“生命力”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他好像接受了李比希关于“生命就是活动”的观点，即积极地转化物质并产生新的组织形式。这一点与马克思自己的“突现进化论的”方法相一致，见霍尔：《论生命与物质》，第269—271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另见米切尔·莱伯威茨（Michael Lebowitz）：《超越资本主义》（Beyond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第96—100页。

[87] 阿里·诺弗：《社会主义》（“Socialism”），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合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96—100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117页；安德鲁·迈克劳林：《生态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Ecolog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载《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第10卷（1990），第69—102页。

[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71、498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

[93] 同上，第786—795页。

[94] 同上，第796页。

[95] 同上，第798—799页。

[96] 同上，第801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812页。

[98] 同上，第818—819页。

[99] 同上，第817、828页。

[100] 同上，第707页。

[101] 同上，第831—832页。

[102] 同上，第833—8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马克思在他的1850—1853年笔记中从威克菲尔德那里摘录了大量的内容，这些在页边以垂直符号标出的内容准确地强调了这些观点。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9卷，第486—491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1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1页。

[105] 伯特尔·奥尔曼：《社会革命与性革命》（Social and Sexual Revolu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第56—57页。

[106]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 and Selected Writings and Desig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2），第244—246、267页；威廉·莫里斯：《关于埃平森林的三封信》（“Three Letters on Epping Forest”），载《组织与环境》第11卷，第1期（1998年3月），第93—97页。

[107]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15页（1.14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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