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
结束语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 |
1937年2月，一位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童”、“全党最喜爱的人”、“最伟大的理论家”的俄国革命著名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被斯大林下令逮捕，投入鲁比扬卡监狱。除了被提审外，他被独自囚禁在只亮一盏小灯泡的小牢房里达数月之久，曾有一个告密者和他共度了一段时间。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等待着审判和可能执行的死刑，并为他活着的家人而担忧。1938年3月，不仅是出于考虑自己的性命，也是出于看到家人的危险，他被迫接受公开审判，承认自己是革命的罪大恶极的敌人。两天之后，他在一间秘密的死刑牢房中被处决。他的生平从革命史中被系统地删掉了，他仅仅是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而被正式场合所记载。
在鲁比扬卡那段恐怖的日子里，布哈林用写书来战胜沮丧，他大多利用夜间（审讯日渐增多地占据了他白天的时间）写成了四部篇幅均够得上成书的手稿，包括一本自传体小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本诗集（《世界的变革》）、一本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以及一本范围广阔的哲学理论著作（《哲学的沉思》[2]）。只有斯大林和几个狱卒知道这四部手稿的存在。意识到死刑可能在等待着自己，布哈林为了使手稿日后能够保存下来而做了艰难的斗争，他多次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他即使自己被剥夺了生命也要保存书稿。最终，斯大林没有烧掉书稿，而是把它们放入了私人档案中，存放在恐怖时期最隐秘的保险库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执政时代，这些书稿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有关这些书稿的存在，是在1988年由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首次披露给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直到1992年，科恩才得到了手稿的复印件。随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和《哲学的沉思》很快就用俄文出版了。[3]
布哈林认为《哲学的沉思》是他最重要和最成熟的智力成果。在其中他力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的立场对哲学进行再评价。他的目标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一种在哲学上更先进、更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以便超越机械唯物主义中一些不完善的要素，同时为反对唯我论、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提供武器。对于布哈林来说，正如他在《哲学的沉思》中提到的那样，唯物主义的最终基础是在生态学中找到的，这个发源于V.I.维尔纳茨基（V.I. Vernadsky）的理论认为：“地球的生物圈，充满了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生命，从水里、地上、空气中最小的微生物直到人类。很多人想象不到生命形式的无比丰富，或者想象不到这些生命直接参与到了自然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中。”他接着评论道：
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产物，当暂不讨论人的社会性存在（当然它不能被废止！）时，如果人有一个生物学的基础，如果他们是自然及其自然产物的顶峰，如果他们生活于自然（无论他们怎样通过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以及通过所谓的“人工环境”与自然分开）之内，那么，事实上对于人类分享着自然及其循环的韵律这一事实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4]
尽管在今天听到来自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语句也许会使人吃惊，然而，如果《哲学的沉思》在完成后就出版，而不是交付给斯大林放在最深、最黑、最秘密的档案中，那么布哈林著作中的深层生态学特征就不会使更加见多识广的布哈林的读者惊奇了，在那个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布哈林是一位与自然科学联系最紧密的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1921）中，有一章是“社会与自然的平衡”，分析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他将其视为“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这里布哈林把他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的观念之上，由此导致了斯蒂芬·科恩把布哈林的理论定性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之一，而科恩的关于布哈林的传记则是划时代的标志，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位后起到了一种政治解冻的作用。[5]
在布哈林被捕前第六年，即1931年，他已经论证过，真正活着的、呼吸着的人类主体，并不是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其他“唯我论之后的探寻者”所认为的像速记员，只提供着“速记的便利的符号”，而更是一种能动的、有变革能力的存在，他们“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在生物圈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人已经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个星球的表面”。[6]V.I.维尔纳茨基的著作《生物圈》（1926）给布哈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开始相信把人类的历史放在生物圈的大关系中是使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跟上最新发展所必要的因素。
尽管有他的自然与社会之间“平衡”的分析中有机械论的解释，有时还常常在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一个“必胜主义者”的观点，但布哈林还是很好地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在共同进化中的复杂的互反的关系，意识到了生态退化（特别是按照马克思所说与土壤的关系中）的可能性，以及避免那种不考虑自然物理环境之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随着布哈林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俄国最伟大的生态学家的被清洗，这种或许带有“辩证自然主义”（以区别于带有“辩证的唯物主义”特征的更大程度的机械论和实证论）特征的思维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之内的绝大部分内容中消失了。因此，布哈林的命运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之后出现悲剧的象征。
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内部，生态思想的缺乏一直强化着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遗产是最为薄弱的，这样的结论忽视了曾经发生过的真正的斗争。马克思的生态学在马克思逝世后数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最具争论的阶段：恩格斯试图提出一种“自然辩证法”，但在各种后恩格斯阶段出现的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最后变质为苏维埃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它在西方排斥所有与科学和自然的联系的辩证法的孪生子）。
这个简短的“后记”只是提供这些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目的是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发生了什么，还有无论恩格斯自己如何重要，也绝未实现精心建立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努力，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包含有被后来的理论家适当地（或不适当地）使用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里还将考察莫里斯（Morris）、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在保持马克思的一些生态学观念的活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篇后记还会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俄国生态学的巨大活力以及在斯大林主义下的迅速跌落。最后它还将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是最接近于提出一种分析方法的人，这种分析方法将认识论上的分歧辩证地连接在了一起，指出了源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共同进化的理论。不过在这里，也有一个悲剧，即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悲剧，他死于西班牙内战，时年29岁。
如果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终于重新出现了一种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自然辩证法）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将需要得到论证，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遗产才不会消失。
辩证的自然主义
在马克思去世后，将马克思的想象力推向前进的责任最初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正是恩格斯使得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具有了最直接的联系。而且，当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被发现，甚至连恩格斯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正是恩格斯最初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近些年提到恩格斯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贡献时，一般都以《自然辩证法》为重要例证，而这部著作是在列宁去世后、直到1927年才公开出版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内部的最初观念不是受恩格斯这部书的影响，而是受其《反杜林论》（1877—1878）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的影响。恩格斯曾将《反杜林论》全书读给马克思听，马克思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章，并且明确地表示赞同该书的总体观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是恩格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体系（以费尔巴哈的方式）的批判中揭示其起源，以此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必要性，坚持用辩证的方法进入唯物主义，反对对它的机械解释。尽管有人认为这些著作受到了实证主义的浸染，而且恩格斯的分析中带有机械论的色彩，但仔细的审察显示出恩格斯是有意识要超越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其基础是辩证的批判和进化的思想。后者是关键，因为在恩格斯（正如马克思）的观点中，正是从达尔文的分析中呈现出来的自然史的概念，才允许人辩证地去理解自然，即所谓突现（emergence）。在他的思想中，正是这一点成为理解他“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关键。
然而，恩格斯的分析中所主要缺少的，是对马克思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的一种足够深入的理解，而这种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将伊壁鸠鲁与黑格尔加以对比时已经产生出来。如果说康德把伊壁鸠鲁看作是“最初的感性的哲学家”，柏拉图是“最初的理性的哲学家”，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悖论中用黑格尔代替柏拉图，力图去理解最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与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批判而辩证的探索中，出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与费尔巴哈那时所进行的相似综合产生了交叠，但是在从纯粹的思辨转向一种更具实践性的唯物主义上超越了后者（也超出了伊壁鸠鲁）。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第一个发现了通过宗教而植入人类自然观中的异化。黑格尔第一个发现劳动的异化（但仅仅是以作为观念异化的唯心主义的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之内的目标明确地就是对那些存在着悖论的异化概念进行一种更大的辩证的综合，其中关系到黑格尔的概念，也关系到在伊壁鸠鲁那里可以找到的唯物主义的关于人从自然界中的异化概念。
显然，恩格斯在自己的最后几年开始认识到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的重要性，以及它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明确地期望曾和他讨论这些问题的阿列克谢·沃登把下面的信息带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乔治·瓦伦提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e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辩证地进入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研究中被发现的。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分析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跌进了各种实证主义者的陷阱，很显然他没有接受恩格斯的看法。根据沃登记载，“普列汉诺夫认为，当谈到恩格斯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时，我应该变换谈话的内容，谈些更有趣的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我注意到我无法掩饰听到恩格斯叙述马克思第一部哲学作品时表现出来的欣喜”。[7]
和马克思一样，对于恩格斯来说，唯物主义（它的自然基础）的起源不是在发展了一种“独特机械性”的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被发现的，而是在古希腊那里被发现的。
唯物论者对自然的看法无非是意味着像自然的存在那样去看待自然，就像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古希腊哲学家最初也是这样将自然理解为一种物质。但是在古希腊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图景，因此回归到自身的证明比一眼看上去的样子要困难得多。
[8]
这些在认识唯物主义更深层的哲学根源上的失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而这些失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恩格斯之后）的继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经常性地陷入机械论、走向知识论上的简单反映（或符合）论，甚至认为如果要强调辩证法的视野就是既要拒绝机械论也要拒绝唯心主义。于是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理论家们就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实证论的最糟糕形式，列宁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有更多的哲学诡辩，也为同样的困难所缠绕，这些困难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真正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促成了像卢卡奇、柯尔施（Korsch）和葛兰西那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叛。这些思想家还有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实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正如E.P.汤姆逊（E.P. Thompson）所强调的：他们“以一个非常大的代价”打开了一条“通向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道路，这种认识论已经和理想主义的理论实践连在了一起”。这代表了一种“严重的倒退”（serious regression）——这不仅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而且也针对像考德威尔这样的人而言，考德威尔在自己的理论中综合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实在论对存在的自然物理基础的强调——这种倒退根植于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必要理解。[9]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恩格斯，说他的唯物主义里带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成分，而且企图把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关于自然的唯心主义哲学注入到科学之中。[10]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恩格斯接受黑格尔《自然哲学》与《逻辑学》的东西太多，把一个世俗化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添加到一个不同的机械的宇宙观上面。[11]恩格斯对简化的辩证法观念的应用，如用三大规律的术语去思考，就是直接面向似乎强化这种观点的自然现象。
然而，像这样针对恩格斯的概况性解释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机械性，他明确地坚持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第二，他非常重视康德的第三批判，特别是“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开始相信康德的批判提供了一个不仅是目的论思想批判的基础，而且也提供了如何将其与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的基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有一个清楚的意图，要去发展一个辩证的突现（emergence）概念，这个概念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恩格斯（像对于马克思一样），一种唯物的和辩证的自然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已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供给了自然界。
阅读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的困难在于，在其内部有一种无法解决的张力，反映了一种似乎是允许不止一种解释的未完成状态：一种强自然辩证法和一种弱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有时指出，辩证法似乎是自然本身的一种本体论特质，另外的时候他则显示出倾向于更加可辩护的、批判的主张，认为在这个领域里的辩证法是为人类理性看待自然界的一种必要的启发性策略。事实上，这两方面的争论也许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真理是整体”。但他立即加上一句，只能在它的“发展”中理解。[12]因此，我们只能在理性（或世界）出现的语境中去理解它。马克思自己从伊壁鸠鲁那里得到的唯物主义观念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认识自然，并仅仅是随着它“消失”的时候去认识，即是说以一个暂时的过程去认识，于是“材料中的自由运动”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去感觉它，与我们从这种感觉中抽象出的概念相一致。辩证的推理于是被看作是我们认知的必要元素，我们的认知起源于实在对象的产生和变化的特征，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马克思写道：“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13]对于康德的观点来说，辩证方法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选择，在他的第三批判中，甚至目的论不能以纯粹理性为根据被辩护，描绘自然时为启示的目的使用目的论（即有目的性）的说明是全无必要的。这里，辩证理性、突现的逻辑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启示对于我们认知的作用就如同目的论对于康德的作用。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情形中，这种原因则根植于事物突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物质性（包括人类自身在内）。马克思相信，给予我们的物质世界，或客观现象的世界，不是别的，无非是“具体化的时间”（embodied time）：不死的死。[14]
这种类型的内在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被马克思（也是恩格斯）认作一种对于目的论和机械论两者的替代，正是在恩格斯受达尔文启发而产生的进化论-生态学的理解中，他提供了他自己辩证的自然主义的最丰富的版本，这一事实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我们看到他关于进化的复杂理解，“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这样，恩格斯论述道：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在科学的发展中〕的思维方法。
[15]
在为《自然辩证法》制定的计划中，恩格斯表示了关于生物学的“知识限度”的讨论将从德国科学家（电生理学家）艾米尔·德·波斯·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 1818—1896）那里开始，他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讨论了进化论能提供生命起源的答案，认为这不是一个“先验”的而是一个“可解释的”世界之谜，明确的原因是生命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突现。在这方面，德·波斯·雷蒙德按照传统回到伊壁鸠鲁（甚至更远到了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那里去了。在恩格斯的观点中，这是内在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部分。[16]而且，生成哲学除了可应用于有机体的进化之外，也适用于非生物界——如宇宙起源论和宇审论。特德·本顿（在他关于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的更为成熟的评价中）写道：“恩格斯的立场可以被看作对这样一种观点的第一次接近：生成的特质来源于物质的运动在有组织的水平上的连续过程。”[17]
对于这种关注生成的辩证观点，恩格斯认为是与法国唯物论者相关的“决定论”相对立的，法国唯物论者否定偶然性的作用。然而，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也如同马克思在伊壁鸠鲁那里发现的），必然是以偶然性（或偶然事件）为基础的，恩格斯写道：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
[18]
达尔文从偶然性开始的事实并不抹煞进化产生了一种与自发发展相协调的必然性这一事实。恩格斯写道：“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坚持认为，看待进化的发展对于如下两种观点都需要：一是要像在新陈代谢的交换理论中那样看到“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再就是要看到自然中的生存竞争。[19]正如马克思理解的，正是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尤其是随着人类生态学的发展，创造了自然中“裂缝”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复杂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即把自然看作“辩证法的试金石”，作为一种富有生态学洞察力的耀眼的观点，在恩格斯的后来的思想中到处可见。[20]他认为，达尔文革命和史前史的发现第一次使下面这样的分析成为可能，即“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一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么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21]。理解人类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的进化可以被解释为由劳动所引起的过程，也就是由人类生存环境和制造工具的变化所引起，简单地说就是在这个水平上人类与自然进行着相互作用，作为实在的、物质的、能动的存在，为了生存而必须吃、呼吸和斗争。以这种方式，恩格斯发展了他独特的关于直立、人手、人脑的遗传理论，揭示了人类史前的发展，使得文化上的共同进化可以被辩证地看作来源于物质的劳动过程，由此人类通过制造工具和生产来改变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以满足其生存需要。
从人类开始生产的时候起，人类历史就开始了，并且和动物的历史区别开来，尽管在这里也还没有严格和迅速发展的区别。动物也是与自然界共同进化的，它们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同时也被环境所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
尽管动物在有的情况下也能对环境进行有计划的反应，但“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22]
但是人类在自然界打下他们的印记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仍然依赖于他所属于的自然界系统。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不断产生的反生态的问题，标志人与自然的矛盾，表明人类只能通过了解自然的规律来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相应地组织生产。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23]
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通常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理论的贡献不大，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这样，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在这个领域中无论留下了什么遗产都对接下来的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马克思连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是较好地为人所知晓的（尽管它的哲学基础更含糊些），并在马克思去世后，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生态学思想仅仅是在后来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才被抛弃的，他把以生产本身为目的扩大生产变成了苏联的压倒一切的目标。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两个主题的提出：与李比希相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及源于达尔文的共同进化论分析。
甚至恩格斯在世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生态支撑的观点就已经明显存在于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之中了。莫里斯1883年第一次读《资本论》时，是马克思逝世那年，他同时公开声明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为了克服城乡对立应分散人口，还需要保护荒野（见第六章），除了这些观点以外，他的如下看法（在环境分析之内）还将被人们记住，即强调生产仅仅是为艺术或使用，而不是为利润。[24]
莫里斯对城市的污染和工人被迫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感到震惊。1886年他在《大众福利》一书中写道：
这周新闻中，一个铅粉中毒案的报道值得工人们普遍关注。去除那些冗词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被迫工作在铅粉飞扬的环境下却没有预防措施以阻止他迅速死亡，由此而被杀死。对于这个可怜人，额外的一周一先令是对他被谋杀的赔偿的慷慨数目。雇主不可能不知道他加速死亡的危险，不可能不知道他早晚会中毒。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陪审团有关案件所说的一切是“表达一种希望，雷克曼先生（工厂的监管）应该能代表内政部对案件表示，对在混合工厂中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必要的额外的防护”。
然而更进一步，这仅仅是一个关于工人生活方式的夸张的例子。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整个“低等阶级”被文明所强加的劳动都是不健康的，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因此而缩短；然而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人们在我们眼前被割断喉咙，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
[25]
在“一个未来的工厂”里，莫里斯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工厂将建在花园中，靠工人的自愿劳动来运行：
我听到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说这不可能。我的朋友，请记住今天大多数工厂维持着大而漂亮的花园，占地很多的公园和森林不在少数，还附有高薪的苏格兰专业图丁、森林管理员、镇长、猎场看守人等，所有这些都以能够想象到的最夸张的方式来安排。仅以花园为例，距离工厂20英里，
没有烟尘，
仅为工厂的一个成员所用，聪明的匿名合伙人也许（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组织其劳动力来使其效益翻番，在这样的情形中他可笑地收到了额外的不成比例的工资。
[26]
莫里斯建议，像这样未来的工厂“一定没有被污秽的垃圾，没有被污染的水，也没有被烟尘污染的空气。我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利润’的分离，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了”。[27]
由莫里斯同爱琳娜·马克思一起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联盟，也是他在这方面活动的重心，然而却昙花一现，被各种不列颠社会主义的机械论者、改革主义者及非生态学的活动所淹没。
不仅像莫里斯那样的空想马克思主义者想要构建马克思思想（像克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矛盾那样）中的生态学要素，而且以倍倍尔、考茨基、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等思想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也力图这样做。
1879年初版、1884年8月修订后再版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后重定名为《妇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早期著作之一，当然倍倍尔（1840—1913）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之一。正如书名所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是他最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之一。该书的著名主要在于探讨了妇女受剥削的问题，中心是妇女在未来社会主义的解放。然而，倍倍尔对社会主义创造性的期望所作的讨论，整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生态危机所作的分析，以及需要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通过生产的合理组织来加以修复。同时，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作了广泛的批判。因此他的著作含有重要的生态学成分。他写道：
为了利益的缘故，疯狂牺牲森林通常引起可觉察的气候恶化，以及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奥地利南部的〕斯蒂里亚地区（Styria）、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区的土壤肥力下降。莱茵河和维斯瓦河的洪水泛滥则主要是由于瑞士和波兰的森林植被被破坏。
运用李比希（和马克思）的关于必须还土壤以养分的理论，倍倍尔写道：
肥料对土地正好像食物对于人，每种肥料对于土地的价值就等于每种食物对于人的营养。土壤必须确切地吸收被先前的谷物吸走的相同的化学成分，尤其需要下次种植谷物所需要的那些化学成分……动物和人类垃圾和排泄物所包含的化学成分最适合人类食物的再生。因此，尽最大可能获取这种肥料是值得的。如今这条法则经常被违反，尤其在大城市，消费非常大量的食物，但仅仅返还给土地很少一部分有价值的排泄物。结果是远离城镇的农田不断输送大量的产品，却不能获得所需要的养料；从住在那里的人和牛那里得到的排泄物是不充足的，因为他们仅消耗庄稼的一小部分，而且还由于一种破坏性的耕作体系，使得土壤变得贫瘠，收成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匈牙利、俄国、多瑙河沿岸各国和美国等，所有这些国家都出口土地的主产作物，但都没有给土壤归还肥料物质，其土地逐渐地且不可避免地变得荒芜。确实，人工肥料特别是鸟粪，可以代替人和牛的粪便，但由于价格因素很少有农民能买到足够的数量，无论如何，从数千英里之遥进口肥料而近在咫尺的肥料却被浪费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28]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代表作《土地问题》（1899）更系统地发展了这些观点。其中一节“城市对农村的剥削”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价值的净流向
相当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以粮食、肉类、奶的方式流失营养物，而这些东西是农民不得不出售的，以支付税收、借债的利息及租金……尽管像这样的流向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意义上的对农业的剥削，然而它确实导致……对它的物质的剥削，导致土地的营养的缺乏。
当化肥工业的进步超过了马克思的时代时，考茨基对化肥所引起的新陈代谢的裂缝的单调性提出了批评：
辅助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只是给农业又增加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决不是由自然加之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直接结果。通过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从土壤中流走的物质将能够完全流回来。辅助肥料在最大限度上负有使土壤肥沃的使命，而不只是延迟它的贫瘠。耕作的进步意味着土壤中可溶性养料的提高，而无需增加人工肥料。
[29]
按照马克思观点的总的纲要，考茨基接着分析，“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的扩大，增加对土壤的消耗，加重了以肥料为形式的对农业的负担，因为需要用肥料来同这种消耗作斗争，其成就又难以令人满意”。还有就是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来“剥夺农业的劳动力”。[30]
考茨基接着讨论了由于害虫的增多而增加使用农药，由于耕种的扩大而杀死食昆虫的鸟，在植物的生长（出现抗病虫害能力减少的倾向）方面用人工选择取代自然选择等问题。他还讨论了“现代的大规模操作的特征”——例如森林业中，森林的毁坏是以下面的方式受到鼓励的：“除去生长缓慢的落叶树，用生长较快、更早得到利用的针叶树来代替。”因此，“肥料的价格中加入了那些被使用的农药”。[31]
类似的关注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有表达。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中，他写道：
人工肥料替代自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已经被实行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其不合理性：把天然肥料白白地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利用城市排泄物的农田，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排泄物。
[32]
1917年5月，在狱中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表露出她在这方面的关注。她写给她的朋友桑佳·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她正在研究“自然科学”中的
动植物地理学。只是在昨天，我才读到为什么在德国听不到鸟鸣。不断增加的人工林地、花园和农田正一步步毁掉所有自然的巢穴和饲养地：空心树，休耕地，灌木丛，花园中地上的枯叶。我读到这些时大让我痛苦了。不是因为它们对人们所唱的歌，而是这寂静的画面，这些无防御能力的小生命无法抗拒的灭绝是让我哭泣伤心的关键。这使我想起了还是在苏黎世时读过的一本俄文书。塞伯尔教授写的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创伤，以极其相似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被文明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追赶，默默而残酷地被遗弃，直至死亡。
[33]
然而，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追随者中，正是布哈林在运用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思想方面走得最远，至少在一般的水平上是如此。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
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是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如同我们所知，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与从外部自然界向社会的物质能量的转移相一致……于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使用着人类劳动的能量和从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就是“自然的物质”）那里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能量。消耗的与获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显然是社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假如在劳动中所获得的超过了所失去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就会随之发生重要后果，社会将随着超出的数量而变化。
[34]
对于布哈林来说，技术是这种新陈代谢交换的主要调节力量。社会对自然的新陈代谢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既可能进步也可能退步。他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社会和自然之间‘平衡’的一种精确测度。”从这种关系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被视为发展的进步；相反，由于不合适的新陈代谢关系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减少则被视为退步，布哈林在这里引述了“土壤的耗竭”作为这种减少的一种可能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的衰落可能导致社会的“野蛮化”。[35]
他坚持认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一种人类社会对外部自然的适应”。结果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去看待自然是再错误不过的了：人作为万物之灵，自然被创造出来就是供其使用的，所有事物都要适应人类的需要”。相反，人类是在从事着不断的和积极的斗争去适应自然。“作为动物的一种形式，人以及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产物，是整个伟大而无限的整体的部分。人绝不能从自然界中逃脱，即使他‘控制着’自然，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利用自然的规律而已。”[36]布哈林强调：“没有任何系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可以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被‘环境’所包围，系统的所有条件从根本上都依赖于它。假如人类社会不适应于它的环境，它对于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像其他物种那样直接，因为其间有社会作为中介，社会是人类的直接环境。但社会又以自然为自己的环境。如同布哈林自己所指出的：“对于在森林中的树来说，环境就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树、溪流、土地、蕨类植物、草、灌木，以及它们的所有特性。人的环境是社会，人在社会中生活，人类社会的环境是外部自然。”[37]确实，如同布哈林1931年在伦敦的科学史会议上所强调、后来1937年又在《哲学的沉思》中再次强调的那样，人类需要被看作“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
有根据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态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当生态学的西方模式仍然倾向于依赖还原论、线性论和意识形态导向的模式，以适合自然的连续性时，苏联的生态学则率先向更加辩证复杂、动态的、历史的和共同进化的模式发展。20世纪20和30年代最伟大的两位俄国生态学家是V.I.维尔纳茨基（1863—1945）和N.I.瓦维洛夫（N.I. Vavilov, 1887—1943）。维尔纳茨基因其生态圈的分析和作为地球化学（或生物地球化学）的创始人而获得国际声望。1926年维尔纳茨基出版了《生物圈》。如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以及其他人为该书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握了地球是一个独立圈层的真实含义的人”。正是维尔纳茨基关于生态圈的成果，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方法，使得生命从非生命的物质中起源的问题终于对科学来说是可行的（通过英国和苏联科学家的讨论）。[38]
同维尔纳茨基相比，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更紧密的是瓦维洛夫，他是杰出的植物遗传学家，是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苏维埃国家的支持下，他将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正是瓦维洛夫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存在着植物基因多样性的许多中心，也就是最丰富的种子银行，它是人类所有耕种（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山区的不发达国家）的基础。
对于采用了辩证的和共同进化视野的瓦维洛夫来说，这些植物基因多样性的中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们来源于“七个主要的中心”，所有主要的农作物由此起源，其中最丰富的基因库，数千年培育出来的产品最终被发现。他写道：“栽培植物基本的起源中心经常性地起到一种聚积品种多样性的作用。”[39]自瓦维洛夫的发现后，多年以来，科学家，尤其是在西方，回到那些基因“储藏库”（如墨西哥、秘鲁、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和西藏等地）去寻找新的种子，以用于培育有商业用途的品种。今天，在控制这些基因资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种子资源所在的地方）和中心，存在着一种国家之间的国际斗争。[40]
其他与布哈林有联系的苏联科学家，也共享了他关于人类社会之生态学根基的观点。在布哈林所介绍的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的书中，V.L.科莫洛夫（V.L. Komrov）引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一长段话，然后指出：“对私有者或雇主来说，无论按照自然规律改造世界是多么必要，他们也不会如此去做，因其目的在于利益，并且仅仅在于利益。在工业中，因为于危机之上再造危机，他就在农业中去损毁自然财富，留下荒芜的土地，在山区则是裸露的岩石和多石的斜坡。”同样，Y.M.乌兰诺夫斯基（Y.M. Uranovsky）在同一本书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时，重点放在了将马克思的研究与李比希及其“土壤耗竭的理论”的联系之上。[41]
所有这些对于生态学的贡献都是早期苏维埃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所造成的辩证的、革命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苏联与环境关系的最终悲剧（终于采取了以“生态绝灭”为特征的形式）已经模糊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的巨大成就，以及列宁个人在促进保护生态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42]列宁是一个老练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其《哲学笔记》中所作的发展）是辩证的和非还原论的。他是紧跟黑格尔的学生，采用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分析，将伊壁鸠鲁的哲学视为体现了“对科学而不是教权的天才猜测和路标”。[43]
在列宁的作品和政治声明中，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劳动不能简单地代替自然力，认为按照平衡的法则，对环境加以“合理的开采”，或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年轻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他为“保存自然的纪念碑”而辩护。他任命有献身精神的环保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Anatiolii Vasi’evich Lunacharskii）为人民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负责苏维埃俄国的所有环境保护问题。[44]列宁对维尔纳茨基无比尊敬，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亲切地提到过他。应维尔纳茨基和矿物学家E.A.弗尔斯曼（E.A. Fersman）的要求，1920年列宁在南乌拉尔建立了苏联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一个由政府专门用于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的保护地。因此在列宁的关心下，苏联的环保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1921—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兴旺起来。
但是随着列宁1924年的早逝，随着后来斯大林主义的胜利，环保主义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攻击，被说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令事情更加恶化的是，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作为生物科学仲裁者的发迹，意味着向生态学和基因学发起了进攻。[45]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环保运动已经被彻底扼杀。许多环保思想家遭到清洗，包括布哈林、瓦维洛夫、乌兰诺夫斯基等。一个最大的讽刺是，生态因素在苏联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和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开始的过程中起了一种主要的作用。[46]
考德威尔的辩证法
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传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起反对实证主义的无情战争为特征，这使它不幸地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倾向于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一种裂痕，由此导致对关联生态学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所有存在方面的忽视。所以，卢卡奇和葛兰西都严厉地批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布哈林的错误在于他的“自然科学优先性”的看法，这就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导致他像他之前的恩格斯一样，“企图制造一种脱离辩证法的‘科学’”，卢卡奇写道，确实，“布哈林的理论与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这来自于他将科学应用为一种模式”。通过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布哈林允许实证主义侵入到对社会的研究。[47]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后来对《十字路口的科学》（1931年他提交给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会议的论文）的介绍，都在葛兰西的《狱中杂记》中受到了批评，布哈林在葛兰西的书中以多种方式成为其主要的靶子。葛兰西反对任何“使科学成为生活之基础”的倾向，反对忽视“科学是一种迷信”的事实。这种观点暗含着实践的哲学需要“自身以外的哲学支持”的观点。[48]然而，在将辩证法逐出自然界方面，葛兰西的倾向性比起卢卡奇来要稍微弱一些。在批评后者时他写道：
看起来卢卡奇坚持认为，只能为人的历史而不能为自然界诉说辩证法。他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假如他的主张预示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一种二元论，他就是错误的，因为他陷入了自然适合宗教与适合基督教哲学的某种概念之中，这也是陷入了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在现实中不能成功地使人和自然相统一和关联，除非在口头上可以。但是假如人类史也被看作自然史（也依靠科学史），那么辩证法如何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呢？在与《大众手册》〔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怪异理论的关系上，卢卡奇陷入了另一端的错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
[49]
和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未能察觉布哈林分析中明显的长处（以及短处），这种长处来自于他力图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联系起来。布哈林将“平衡”作为一个确定的特征，他的分析之中常常包含着对生态关系的丰富理解，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机械论影响，但这种分析是布哈林进行综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而这种综合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遗失了。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紧随卢卡奇所开之先河，发展了一种“生态学”批判，但在形式上完全是文化性的，缺乏任何生态科学（或生态学内容）的知识，一般性地将人类从自然界的异化归咎于科学和启蒙，这更多地来源于浪漫主义之根基，来源于韦伯对合理性和世界的“祛魅”的批判，而不是来源于马克思。[50]按照这种观点，异化只是以自然的观念的异化方式被片面地把握的。然而，所缺乏的是对实在的、物质的异化的任何分析，例如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裂缝的理论。
阿尔弗莱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在其非常著名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一书中，将卢卡奇和达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片面的观点加以扩展。遍及施密特分析中的核心矛盾是他不断争辩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调和的”。[51]虽然施密特频繁地强调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的意义，但认为这是与自然物质条件不相关的，而劳动以其最抽象的形式是缺乏与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的。结果是，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土壤养料循环的新陈代谢裂缝或马克思-李比希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而是不管这样的事实：马克思的新陈代谢交换的概念在“物质的背景”中是得到了发展的。由于未能意识到马克思按自己的方式实际使用的新陈代谢概念，即它是资本主义农业真正的现实问题，因此施密特丢失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基于他思想的真正的共同进化论），他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简单地成为了其唯物主义目的的牺牲者，即追求一种“独创性的”观点，强调对自然的统治。[52]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直接的生态学分析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到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时，才帮助重新点燃了保护环境的斗争。苏联的生态学在“东方”毁灭的同时，“西方”则拒绝任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自然和科学进行研究的尝试。
如同我们现在所知，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一个人物，试图在较大的程度上超越这些矛盾，即使仅仅是一个概要，也是辉煌的时刻，这个人就是克里斯多夫·约翰·斯普里格（Christopher St. John Sprigg），而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笔名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于1937年2月12日死于西班牙内战，他是在国际军团的英国营中用机枪掩护自己的同伴撤退时牺牲的，年仅29岁。1935—1936年，考德威尔惊人的智力成就在一个短时间内产生，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所有主要的著作，这些作品被广泛地认为具有文化和科学的视野，其中辉煌的（也有点是大略的）著作包括《幻想与现实》、《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物理学中的危机》、《浪漫与反动》、《诗集》一卷，以及《遗传与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他的总体观点最好地表达在他给《研究和未来研究》所写的序言中的著名句子之中：“要么是魔鬼来到我们中间，拥有巨大的力量；要么存在着一种对于经济、科学和艺术之通病的因果解释。”[53]考德威尔看到诸如原子裂变、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的异化世界等核心问题，均是以自然和社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科学内部的机械论与活力论之间的辩证分裂为特征的。在他的视野中，这些二元论的、局部性的、片面的合理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征，缘自于护卫一种垂死文化的必然性。
如同E.P.汤姆逊所写到的，对于考德威尔来说，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是“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重复产生，它们不是作为真正的对手，而是假冒的对立，是在概念的同一时刻产生的孪生子，或者是作为思想的同一断裂时刻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54]但是考德威尔不仅反对这些二元论，而且也反对简单地否认对立面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采用的是知识论中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粗糙的反映论观点。于是他将自己的火力对准了当时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占统治地位流派的粗糙的“认识论”立场。
考德威尔思想中的核心元素就是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决定（或制约），现在我们也许称其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立场，强调“辩证法作为生成”的观点。具体地说，这种观点坚持不懈地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共同进化特征。对于考德威尔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特征上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它早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和思辨论的形式，它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相一致的产物，这是科学自身内部随着进化论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致。于是，“从1750到1850年（先于达尔文革命）进化科学的兴起使得孔狄亚克、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机械唯物主义改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使得被唯心主义发展的所有主客体关系的积极方面成为可能。”[55]
假如考德威尔所发挥的这一核心主题没有被后来的分析家很容易地察觉，那么无疑是因为他对生物学批判性研究的《遗传与发展》没有和其他构成《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物理学中的危机》的研究一起发表，考德威尔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直到1986年中，在写成半个世纪以后，《遗传与发展》才得以发表。[56]
在其非凡的工作中，考德威尔试图处理与“生物学危机”相关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达尔文主义在拉马克主义复兴和遗传学兴起的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危机。虽然他的分析有时候包含着错误，这种错误是先于新达尔文主义综合发展观的生物学内部的危机和无序的产物，但从主要方面看，他的分析指向了一种复杂的共同进化的综合，这种综合预示了许多最深刻的为后来所跟随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分析。在考德威尔看来，生态学的新领域像生物学一样，是以有机体和环境关系的二分概念为特征的，是非辩证的，在其观念中否认了主客体之间、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决定。
考德威尔认为，目的论是主观机械论（“宇宙是上帝的机器”）的一种形式，是更通常的与实证主义相关联的客观机械论的配对物。实证主义和它的辩证法孪生子一样，不是简单地否定目的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移植了它，创造了一种片面的、目的论的进化概念。虽然科学在其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范围内反对目的论，而且“没有任何科学家靠上帝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来相信现象的决定论，然而在今天（在生物学的‘疲软’部分）他确实承认现象被一种目的决定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生命自身有意识的目的，也不是事物的必然性，而是两者之外的一种目的，或样式，或计划，或生命的原理”。科学在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的失败体现为“资产阶级在个人和环境关系上的自我矛盾——被表达为关于机器的神话”。这就“提供给我们笛卡尔式唯物主义或机械论的生物学形而上学基础，并最终以其明显的矛盾再次出现，且是以活力论或目的论的真正的孪生子的形式出现”。[57]
按考德威尔的观点，达尔文自己工作的真正价值，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种片面的观点，而指出了一种共同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第一次教导人们历史地看待自然。考德威尔写道（有点陷入线性进步的隐喻）：
假如我们用图表将生命描绘为一系列的阶梯，那么在每一级上环境都变得不同——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障碍，虽然任何的阶梯系列除了不同之外也有一定的共同问题、规律和障碍。进化的每一个阶梯对自身都是一种新质，它包括一种对双方——有机体和环境——都有影响的新颖性。
[58]
考德威尔拒绝以下粗浅的看法：环境简直就是“敌意的”，只能被理解为数量过剩的自然发生和在种内或物种间进行的生存斗争。环境必须既被看作可能也被看作限制。他根据人类学的发现指出，“较早的社会将自然看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整个生命世界在相互协作中共存”。虽然在许多方面仅仅是假想（甚至由于采用了目的论从而更多的是假想），但这种视自然为协作的观点却抓住了原初达尔文自然观（不能跟达尔文自己的工作或他的直接追随者如赫胥黎的工作相混淆）的部分真实内容：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无节制竞争和时常被忽视的适者生存下来的世界。
考德威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同样的突变：那种体现了资产阶级研究经济学特色的辩证法也同样体现了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特色，因此某些同样类型的批判被加以了运用。也就是说，（1）“将有机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作为彼此截然不同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的。生命是已经将自己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敌对方之间的联系，它通过适当的网络保持了这种联系。”（2）“生命的进化不是由意志或仅仅是由生命物质所决定。”（3）“环境，就其抑制了生命的活动而言，不是在环境中被给定的，而是在环境与生命的相互关系中被给定的。”（4）“生命的发展是被生命的趋势所决定的。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个体的意愿，它仅仅是受个体的制约，并且反过来也制约这些个体。”（5）“从个体为了拥有有限的食物供应而战斗的角度看，种内和种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敌对的。食物供应自身是生命和环境特殊关系的结果……同样，一个物种数量的增加并不对另一个物种是敌意的，假如它就是那个物种的食物。或者说，种间的关系也许是互利但间接的，如同鸟散布种子、蜜蜂传授花粉、珊瑚虫形成暗礁一样。”[59]
在考德威尔看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关系，这一事实意味着像一切关系一样，它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与“相互变化”相关联。确实，“一种物质的适当形式就是现实所是的那样”。[60]这种复杂的唯物的、辩证的、共同进化的观点抓住了一种生态世界观的实质。正如E.P.汤姆逊在考德威尔死后40年所认为的那样，考德威尔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已经超越了实证主义，同时也避免了付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沉重的代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主义因其固有的机械论而一度再次被拒绝，他们赞同一种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61]在这个意义上，他坚持了一种批判的、辩证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的可能性，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人和自然的实在论分离开来。
辩证的生态学家
如我们所见，考德威尔的伟大贡献没有消除困扰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分析的悲剧。考德威尔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而他最有共同进化、生态学指向的著作《遗传与发展》却一直未能出版，和那些构成他的《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的所有其他研究不同，由于他对李森科主义的直率批评，他当时与英国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而正是他们承担着考德威尔手稿的出版责任。[62]
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尽管生态学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内部实质性地消失了，但所有的一切并未失去。生态学的理解渗透到了以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姆逊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传统之中。尤其是汤姆逊深受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和考德威尔的唯物主义的影响。[63]对生态学一些问题的认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流派所保留，尤其是每月评论流派，它（和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一样）保持了一种强劲的唯物主义指向。在垄断资本（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相关联）的领域中，一种对经济浪费的批判的强调在保罗·斯威兹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分析中，就突现了生态学的观点，而这一主题在他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著作中得到了强化。[64]
然而，有着更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在西方科学自身（尤其是生物学）内部的第二次创立，在那里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深刻承诺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流科学家中被发现，甚至在一些情形中构成他们科学发现的基本的哲学基础。20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左翼科学家的传统，这些科学家包括J.D.贝尔纳、J.B.S.霍尔丹和J.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技术史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包括布哈林、瓦维洛夫和黑森）的发言对于贝尔纳和李约瑟形成他们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贝尔纳日后主要在科学史上变得著名，其最著名的是他的四卷本的《历史上的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采取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也因其偶然出现的机械论观点而受到了批判。对于贝尔纳来说，古代唯物主义得以存在下来的最伟大的表述是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本书既表现了建立秩序的力量，也表现了其危险。对于一种关于物体和运动的哲学来说，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来解释科学是实质性的。它强调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世界的无穷的稳定性，以及人通过了解它的规则而改变它的力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经典的唯物主义者不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从手工的艺术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唯物主义重建者弗兰西斯·培根也是如此。
贝尔纳第一次暗示，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时，并不只是思考了费尔巴哈，甚至更多的是思考了“最敬爱的伊壁鸠鲁”。[65]
剑桥的生物化学家，皇家学会的会员李约瑟采用了一种辩证的方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足够大胆地主张，它〔辩证法〕就发生在进化的自然本身之中”。而且，“毫无疑问的事实是，辩证法在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中发生，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6]李约瑟明确地拒绝了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观点，而偏好辩证的和唯物的方法。
比贝尔纳和李约瑟更重要的是霍尔丹，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并且是生物学内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运动的领军人物。如同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霍尔丹在1929年（到苏联旅行的次年）与苏联生物化学家A.I.奥巴林一起平行而又独立地工作时，是关于活的有机体产生于非生命世界的第一个真正唯物主义解释的“共同发现者”，这就是如今为人所知的奥巴林—霍尔丹假说，它也使维尔纳斯基的生态圈分析部分地成为可能。贝尔纳在其《生命的起源》（1967）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对唯物主义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现在被自然科学所广泛坚持）作出如下评论：“现在，人类思想的巨大解放，也就是由维科首先强调而后由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付诸实践的人类创造自身的实现，随着生命起源新知识的基本哲学内容的出现及其自我创造特征的实现而将进一步扩大。”[67]
霍尔丹自己是恩格斯辩证自然主义的热情的追随者，他给《自然辩证法》写了一篇“前言”，按照霍尔丹的看法，“假如恩格斯思考的方法更为人熟悉，我们对于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在物理学上的观念变化就会顺利得多。假如他对达尔文的评论被广泛地知晓，我作为其中一个的某些混乱想法就会得到拯救”。[68]
虽然有过所有形式的中断，但在生命科学内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想家所进行的唯物和辩证的研究传统一直延续着，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像理查德·雷文廷、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和理查德·雷温斯等（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重要人物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推动力。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源于达尔文的和源于马克思的同样多抑或更多。有意义的是，哲学家今天通常已经看不到的唯物主义和目的论之间的长期争论被保留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之中，从而为一种全面的唯物主义提供了基础。确实，这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古尔德在古生物学和自然史领域，雷文廷在遗传学领域，雷温斯在生态学领域——表明了马克思、达尔文、唯物主义和辩证推理在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生态现象的分析中的持续的重要性。
一种从总体上试图勾画新的辩证自然主义的努力，在雷温斯和雷文廷新近的经典性著作《辩证生物学家》（1985）中得到了发展。这部著作献给的不是别人而是恩格斯，其特点是它的复杂性、非目的论和共同进化论的观点。雷温斯和雷文廷写道：“进化论世界观的一个使命就是建立对系统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不稳定性和永恒运动的信仰，这种运动被假定为它们的本质特征。”雷温斯和雷文延分析（像恩格斯和考德维尔那样但却有着坚实得多的科学基础）的核心是关于“有机体作为进化的主体和客体”的说法。这句话所意味的是，有机体不只是简单地适应环境，它们也改变环境。“被经常忘记的是，秧苗就是土壤的‘环境’，作为植物在其中生长活动的直接结果，土壤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重大的和持续的进化性变迁，这些变迁又回馈为有机体的生存条件。”然后这种实质性的辩证观点被用于批判生态还原主义，它统治了生态科学的许多领域；这就是克莱门特生态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生态系统通过连续的阶梯展现了不断增加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复杂性的特质，似乎它们是“超个体（superorganisms）的结果。相反，雷温斯和雷文廷则认为所有这样的分析都是“唯心主义的”和“非辩证的”。[69]
在《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与社会》（1992）一书中，义久海拉（Yrjö Haila）和理查德·雷温斯将这种观点和一种更广泛的包括“自然的社会史”（就像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看那样）的生态问题分析结合了起来。在这里他们引入了“生态-历史时期”的概念去解释人类对于自然的进化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些著作不是在一个静态的框架内，而是在一个力图关注自然和社会固有的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中，强调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可持续关系的重要性。[70]
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他的著作中继续反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推理的原则，它们启发了他自己对科学及其发展的理解。他的著作主要是基于达尔文，偶尔也源自恩格斯甚至马克思。其结果是动态性地唯物和辩证地将自然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点在其著作的随处甚至题目中明显可见。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于偶然性和“加标点的平衡性”的处理。[71]
假如说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诸如雷文廷、雷温斯和古德尔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李比希与马克思的关系在当代的科学著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领域中揭示马克思的分析预示了20世纪后期一些更先进的生态学分析的方式是令人震惊的。近来一些更加重要的关于土壤生态学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弗雷德·迈格道夫、莱斯·兰尼恩（Less Lanyon）和比尔·利伯哈德（Bill Liebhardt）的工作，已经关注在营养圈的连续的历史性断裂。第一次这样的断裂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农业革命时，它在这种分析中被认为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最初为马克思和李比希用同样的术语所讨论过，它被看作由人类从土地上的物理流动所引起，以及由新陈代谢的裂缝和有机作物（食物和纤维）超过千百英里的转移而导致的养料从土壤中的纯流失所引起。结果是创造了外在于农场经济的力求取代这些养料的富饶的工业。
接下来的断裂发生在第三次农业革命（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这是同大动物从农场中消失、集中饲养场的发展、拖拉机代替动物的牵引相关联的。种植在土壤中自然固氮的豆类不再必要，因为不再需要喂养反刍动物。于是，对于氮肥的需要使得化肥工业的生产得以增长，带来了所有类型的负面的环境效应，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湖泊的“死亡”等等。这类发展和其他紧密相关的过程，现在被视为与扭曲的发展方式相关，它具有资本主义（和其他复制这种发展方式的社会制度如苏联）的特征，采用了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极端分裂的形式，也就是机械化的人类反对机械化的自然之间的那种分裂。
[72]
不幸的是，马克思生态学思想近来在社会科学中的复兴，主要集中在生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方面，而较少注意如此远离了更深刻的唯物主义（更深刻性在于它的哲学的以及科学的观点）和发展更多的生态唯物主义，而这样的唯物主义在科学内是经常由激进的唯物主义所坚持的。[73]尽管生态学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得到了重新发现，但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劳动的异化对于自然的异化）却几乎没有被提出来。[74]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所设置起来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自身内仍保持着霸权，在这个方向上所有创造性的探索似乎都是在作梗。（有一个例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的著作，如阿利埃尔·萨莱〔Ariel Salleh〕和玛丽·梅勒〔Mary Mellor〕以及她们的“具体的自然”。[75]）所有的环境社会主义者过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他们看待生态问题是站在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片面立场上的，而不是关注更多的问题，如“地球的命运”和它的物种问题。在这种分析中与科学有联系的地方经常是热力学的领域，即热力学和它在经济上的效应，而进化生物学的所有课题被奇怪地认为与生态学的课题相分离，达尔文则很少被提到。
假如我们不仅是要去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改变它，以使其与人类自由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的需要相一致，那么在这个方面一种更广泛的涉及到偶然性和共同进化的生态理论就是必要的。海拉和雷温斯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改变自然，而在于我们怎样改变自然，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去这样做。”[76]重要的是自然是否为人类狭小的目的片面地被支配，或者在一个生产者关联的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异化是否不再作为人存在的前提，需要被意识到的是，所有的疏远都是人类性的。
保存的原则
伊壁鸠鲁曾经说，无物来自于无，也没有任何被毁坏的东西能归于无。第欧根尼·拉尔修告诉我们，伊壁鸠鲁“是最多产的作家，他在著作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人：它们总计大约有300卷”。然而，伊壁鸠鲁浩如烟海的著作仅仅有几个片断流传到了现代的早期，包括由第欧根尼·拉尔修保留下来的三封信，作为他体系的一个概要，这就是《格言集》（同样也是由第欧根尼保留下来的）；还有卢克莱修的诗也忠实地表现了伊壁鸠鲁的体系，此外就是其他作者的各种引语。尽管伊壁鸠鲁主义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有广泛影响，但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的绝大多数著作在17世纪他的思想复兴之前就消逝了或者被毁掉了。18世纪在赫库兰尼姆（被公元前79年的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所掩埋）的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图书馆中烧焦的残片的发现，似乎暗示着这些著作中的一些将会被找到。但是修复这些烧焦的残片的过程如此之缓慢和费力，以至于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年前在赫库兰尼姆发现并被奥瑞里（Orelli）重印的伊壁鸠鲁自己著作的一些残片……既没有扩展也没有丰富我们的知识，以至我们不得不全然地看轻这些保存著作的发现。”[77]马克思在写作时，没有任何人的著作比黑格尔的著作对他提供的帮助更多。
这种修复的努力持续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烧焦的残片变成了伊壁鸠鲁《物性论》的有意义的部分片断，《物性论》有一个他宏伟工作的更大部分的开阔的提纲，它由37卷组成，目前刚露端倪，这是伴随着其他自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写作以来所发生的发现。仅仅在马克思去世后一年，接续着梵蒂冈记载伊壁鸠鲁话语的手稿的发现，在第欧根尼生活时代的奥恩诺安达（Oenoanda）的城墙的残垣断壁中，发现了带有来自伊壁鸠鲁著作的铭文，这表明他的著作那个时代还存在。
从所有这些浮现出来的关于伊壁鸠鲁的一个观点是，和先前的看法存在着冲突。在有关人类自由和包含着辩证观点方面，他现在被视为一个非还原论、非机械论、非决定论思想家。总的说来，在上个世纪〔19世纪〕兴起的关于伊壁鸠鲁的图画是一幅和马克思所主张（而康德所怀疑）的惊人一致的图画：一个既同机械物理学的决定论也同唯心哲学的目的论作斗争的思想家，一个同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作斗争、以便给偶然和自由留下空间的思想家。
而且，他是根据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者的立场这样做的，这种唯物主义源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用他的概念“预期”（或预想）去理解先于一定知识的重要性，它不是直接来源于感觉。近年来已经兴起的关于伊壁鸠鲁《物性论》的图画是在这方面的一流权威大卫·塞德利所描绘的，他将伊壁鸠鲁刻画为在方法论上严格的和“辩证的”。[78]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将自由和偶然扩展到了人类和自然的一切，同时也并不失去物质必然性领域的视线。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为人性的和生态的自然观提供了基础。朗和塞德利写道（考虑到从赫库兰尼姆的菲洛泽穆斯图书馆中修复的有关材料），“当所有的证据被适当地考虑时，伊壁鸠鲁主义将被更好地考虑为一种对当代政治学的激进且有选择的批判，而不是一种经常用来‘身份化’的政治姿态”。[79]
马克思深受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他在伊壁鸠鲁那里发现了这种唯物主义（但不能完全证明，即使那时资料充分）。当在他更大的辩证综合中吸收它时，马克思改造了它，其中也包括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和19世纪的进化科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伊壁鸠鲁已经发现了来自自然界的异化，而黑格尔揭示了人类从其自身劳动中的异化，于是既从社会也尤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整合了这些观点，再结合从李嘉图的经济学、李比希的化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得到的批判性知识，由此进入到一种革命的哲学，这种哲学所指向的不是别的，而是在所有方面对异化的超越：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性生态学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页。
[2] 布哈林该书的英文标题为Philosophical Arabesques，可直译为《哲学的阿拉伯风格》或《哲学的阿拉贝克斯》，Arabesques为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Debussy, 1862—1918）的著名钢琴家，其中的一首《英雄的摇篮曲》是德彪西接受直肠癌手术之前所作，作品笼罩着很深的阴影。结合布哈林写作此书时的处境和沉重的心情，以及书中的深沉的理论探讨，故将书名意译为“哲学的沉思”。——译者注
[3] 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 Cohen）：“导论”，载尼古拉·布哈林：《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How it All Beg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vii—xxviii页。
[4] 尼古拉·布哈林：《哲学的沉思》（Philosophical Arabesques），第8章，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引文来自英文翻译的草稿。
[5] 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体系》（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5），第108页；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118页。
[6] 尼古拉·布哈林：《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载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第17页。
[7]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沃登：《与恩格斯的对话》，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33页。除了极端迷恋法国唯物主义之外，普列汉诺夫实际上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哲学这种古代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分支几乎一无所知。见乔治·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第1卷，第482—49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9] E.P.汤姆逊：《创造历史》，第98页。
[10] 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述，见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5），第53—64页。
[11] 这是过去我所支持的一个临时性看法，但是，作为本书广泛性研究的一个结果，我现在认为这个看法过于简单。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阶级基础》，载《美国社会学季刊》第104卷，第2期（1999年9月），第399页。在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仍然坚持经过修正之后的关于卢卡奇拒绝任何“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并把这种拒绝归于马克思本人。我现在仍然认为自然辩证法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第8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7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3.861—8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50页，第554—555页。
[16] 同上，第79页；托马斯·S.霍尔：《关于生命和物质的思考：普通生理学历史研究（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第2卷，第279页。
[17] 特德·本顿：《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Engel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ure”），载阿瑟（C.J. Arthur）：《今天的恩格斯：一个世纪的评价》（Engels Today: A Centenary Appreci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第88页。在这篇文章中，本顿的观点根本不同与他早期对恩格斯的生态学（也隐含着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分析。恩格斯不再被描写为一个狭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局限性的、辩证的实在论者。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4—555页。
[19] 同上，第652页。
[20] 同上，第700页。
[21] 同上，第538页。
[22] 同上，第518页。恩格斯的观点特意地强调了人类和动物之间在智力甚至在推理能力上的这种相似性，但同时却将注意力集中在因为人类特殊的社会劳动组织（在人类进化中起关键作用）而引起的性质变化方面。这种认为动物也具有情感和理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末期非常少见——这种观点经常被批评为动物人格化。然而，这种观点也被达尔文所普遍采用。见查理·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特德·本顿在《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这篇成熟的评价文章中承认，恩格斯的这段话与“有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归之为绝对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相矛盾的。本顿：《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第77—78、92页。
[24] 关于莫里斯的为使用而生产还是为利润而生产的观点的讨论，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第67—68页。
[25] 威廉·莫里斯：《过去事件的注释》（“Notes on Passing Events”），载《大众福利》第2卷（1886年10月23日），第122页。
[26] 威廉·莫里斯：《选集》（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4），第647页。
[27] 同上，648页。
[28]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Zwan, 1988），第204、207—208页。
[29] 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Zwan, 1988）第2卷，第214—215页。
[30] 同上，第217页。
[31] 同上，第216—217页。
[32] 列宁（V.I. Lenin）：《全集》（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1）第5卷，第155—156页。
[33] 罗莎·卢森堡：《书信集》（Letter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3），第202—203页（1917年5月2日，罗莎·卢森堡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Sonja Liebknecht）的信）。
[34]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第108—112页。
[35] 同上，第77、111—113页。
[36] 同上，第104、111页。
[37] 同上，第75、89页。
[38] 林恩·马古利斯等：“英文版序言”，载V.I.维尔纳茨基：《生物圈》（The Biosphere, New York: Copernicus, 1998），第47页。
[39] N.I.瓦维洛夫：《世界农业的起源问题：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Investigations”），载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第97—106页。
[40] 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4—95页。
[41] 见尼古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第147、230—232页。
[42] 默里·菲斯巴克（Murray Fessback）和小阿瑟·弗兰德里（Arthur Friendly, Jr.）：《苏联的生态灭绝》（Ecocide in the U.S.S.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6—101页。
[43]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认为，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各自开创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0页。
[44] 道格拉斯·维纳（Douglas Weiner）：《苏联的自然保护》（“The Changing Face of Soviet Conservation”），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角落》（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5] 关于苏联李森科主义的复杂故事，见雷温斯和雷文廷：《辩证的生物学家》，第163—196页；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220—228页。
[46] 见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6—101页。
[47] 乔治·卢卡奇：《策略与道德》（Tactics and Eth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第136—140页。
[48]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杂记精选》（Further Selections form the Prison Noteboo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第293页。
[49]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杂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第448页。
[50] 见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理性之蚀》（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第92—127页；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A.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2）。
[51]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第59、166页。
[52] 关于对施密特的系统性批判，见伯克特：《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自然》（“Nature in Max Reconsidered: A Silver Anniversary Assessment of Alfred Schmidt’s”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载《组织与环境》第10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64—183页。
[53]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垂死的文化论文集》（Studies and Further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第xix页。
[54] 汤普森：《创造历史》，第95页。
[55]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幻想与现实》，第184—185页。
[56] 我在文中提到《遗传与发展》（Heredity and Development）时，好像它是一部孤立的著作，尽管它实际上是考德威尔《垂死的文化论文集》中的一部分（甚至是顶峰之作）。但是，最后出版的时候，《遗传与发展》被收集在考德威尔的《布景与情节：未出版之手稿》之中。见考德威尔：《布景与情节：未出版之手稿》，第163—204页。
[57] 同上，第202—203页。
[58] 同上，第174—176、187页。
[59] 同上，第170—172页。
[60] 同上，第173页。
[61] 汤普森：《创造历史》，第98页。
[62] 见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367页。
[63] 见E.P.汤普森：《威廉·默里斯》（William Morris, New York: Pantheon, 1977），以及《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雷蒙德·威廉斯：《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 New York: Verso, 1989），第210—226，以及《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New York: Verso, 1980），第67—85页。
[64] 斯威齐在其着重研究“价值的定性问题”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的著作中，其研究经济学所运用的生态学方法在整本著作中是很明显的——其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与他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浪费性生产（浪费是与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相比较而言）的分析先关联。见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汽车与城市》，载《每月评论》第24卷，第11期（1973年4月），第1—18页；《资本主义与环境》（与哈里·迈格道夫合著），载《每月评论》第41卷，第2期（1989年6月），第1—10页；以及《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载《每月评论》第41卷，第4期（1989年9月），第1—8页。另见保罗·M.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M.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及其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浪费之间的关系，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亨里克·斯在雷耶夫（Henryk Szlajfer）：《经济衰退》（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65] 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第1卷，第53—54、191页。
[66] 李约瑟，引自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333页。
[67] J.D.贝尔纳：《生命的起源》，第182页。
[68] J.B.S.霍尔丹：“前言”（Preface），引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0），第xiv页。
[69] 莱温斯和莱文庭：《辩证的生物学家》，第11、73、85—106、134—135页。
[70] 义久·海拉和理查德·雷温斯：《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和社会》（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 London: Pluto Press, 1992）。关于将海拉和雷温斯的“生态形成”理论运用到历史领域中的尝试，见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34页。
[71] 特别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
[72] 弗雷德·迈格道夫，莱斯·兰尼恩和比尔·利伯哈德：《营养的循环、转移和流失》（“Nutrient Cycling, Transformations and Flows”），载《农学的发展》（Advances in Agronomy）第60卷（1997年），第1—73页。
[73] 尽管莱温斯和莱文庭在《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中主持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始终充满着关于生态思想和研究的真知和卓见，但是，他们自己在这一领域中以《辩证的生物学家》和《人类与自然》为代表的系统性思想却没有对这本重要期刊的投稿人产生影响。关于生态环境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他们的科学基础范围之内——倾向于以能源学为基础，而忽视进化论。
[74] 比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Natural Causes, New York: Guilford, 1988）代表了一种突破性的尝试，这种尝试虽然将包括外在自然在内的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引入资本的辩证法，但却苦于无法理解这些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如何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历史观）相关联，如何与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分析相关联。在马克思的复杂的辩证分析中，自然的异化不仅仅是作为劳动异化的背景。相反，保罗·伯克特更加辩证的方法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也就是它把马克思自己关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这主要是指资本的循环）的辩证概念作为它的出发点。见保罗·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
[75] 梅拉·汉瑟姆（Meira Hanson）和阿利埃尔·萨莱：《生态女权主义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统一性与非同一性》（“On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 in Ecofeminist Theory”），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2期（1999年6月），第207—218页；玛丽·梅勒：《女权主义与生态学》（Feminism and Ec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7）。
[76] 梅拉和雷温斯：《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与社会》，第11页。
[7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80—281页；第欧根尼·拉尔修：《杰出哲学家的生平》第2卷，第555页（X，25—27）。
[78] 大卫·塞德利：《卢克莱修与希腊智慧的转变》，第133、190—197页；大卫·塞德利：《伊壁鸠鲁反对还原论》（“Epicurean Anti-Reductionism”），载乔那桑·巴恩斯和马里奥·米格纽斯（Mario Mignucci）合编：《物质与形而上学：第四届希腊哲学研讨会》（Matter and Metaphysics: Fourth Symposium Hellenisticum, Naples: Bibliopolis, 1988），第297—327页。
[79] A.A.朗与D.N.塞德利：《希腊哲学家：对带有哲学注释的主要原始资料的翻译》，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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