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一章 红星升上天空
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1]有些烦恼。 20 世纪 50 年代，对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1955 年 1 月 8 日，再有一天，苏联议会的象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就要闭幕了。海特正和其他特命全权大使一起坐在大会的外交官包厢里，大会并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新意。作为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其中的一项职责就是参加共产党官员的各类冗长乏味的公共活动，然后为外交部或国务院撰写报告。然后，今天，海特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一样，对克里姆林宫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而深感吃惊。
在数小时的一般事务辩论之后，事先没有任何预告，一个身材不高、名为亚历山大· P. 沃尔科夫[2]的官员走向台前宣布，他要宣读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一个声明。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其后的两年间，克里姆林宫实施“集体领导”，其负责人就是部长会议主席、 52 岁的马林科夫。这部“三驾马车”中，与马林科夫齐肩的另外两个实权派人物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关“三驾马车”关系紧张的传言早已传到西方外交官耳中，却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精力充沛的马林科夫会丢掉位子。
尽管克里姆林宫的高官都端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但沃尔科夫宣读声明时，仿佛马林科夫并不存在。这位苏联总理在声明中承认，对苏联农业的歉收“犯有错误，负有责任”，并辞去职位。 1955 年，苏联的农场没有为这个国家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我没有听错吧？”英国大使向邻座问道。和其他外交官一样，海特一直在关注着克里姆林宫不和的传言，却并不相信。至少在西方观察家眼里，马林科夫似乎很机智，因而颇受尊敬。人们以为他能应付来自莫洛托夫和不知名的赫鲁晓夫的任何挑战。但在这个下午，显然有人控制了局势。
声明一宣读完，紧接着就对接受马林科夫辞职的决议进行投票。没有异议，仿佛头顶上有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会议大厅里 1300 多位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决议通过。不到 10 分钟，马林科夫时代就成为历史。会议结束之后是晚宴。外交官们刚好见证了苏联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交接。 1924 年 1 月，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其后是斯大林。 1953 年，斯大林的继任者成功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随后把他处死。然而，这并未触及领导体制。举手表决之后，苏联的领导体制正在被改变。
3 小时后，最高苏维埃会议继续召开。 60 岁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名尼古拉·布尔加宁[3]来接替马林科夫。 50 岁的布尔加宁时任国防部长，他蓄着白色的山羊胡子，富有幽默感。克里姆林宫的高官身体矮胖、反应迟钝，布尔加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赫鲁晓夫解释道，布尔加宁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定的。随着另一次举手表决，布尔加宁成为苏联新领导。
之后， 64 岁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走上发言席，发表了后马林科夫时代的第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他戴着夹鼻眼镜——这是他的特征，蓄着小胡子。这是一个好战的声明，在英国大使和其他西方观察家看来，也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讲话。被取代的马林科夫曾经公开说，在莫斯科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和平影响。而莫洛托夫的讲话却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立场，即只有当敌对的西方世界被消灭后，才能赢得和平。“只有坚持不懈地反对侵略集团和他们的阴谋诡计，才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因此，这场斗争不但不能放松，而且还要继续进行，要有更大的决心、能力和力度。”
主席台上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身材短小、大腹便便，几乎半个脑袋都谢顶了，圆而胖的脸上带着深深的酒窝，还有双下巴。他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热烈鼓掌，但并未发表讲话。让坐在观众席上的外交官吃惊的是，赫鲁晓夫传达出了一种自信：他可能是新的掌舵人。
“这纯粹是俄国人自己的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4]向美国总统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道。杜勒斯的中情局已经不止一次被克里姆林宫所惊动。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的 10 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决策体系的了解一直未有什么进展。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高官中没有一个美国间谍，美国对苏联高层通信联络的窃听也没有任何突破。克里姆林宫是一只暗箱，只有当里面的人公开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或出现在莫斯科的外交场合，西方才会知道他们。“真正的俄国人”，这是中情局对费解之事的一种说法。
2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才从新闻秘书詹姆斯· C. 哈格蒂[5]那里知道莫斯科传来的这个消息，新闻秘书是从电报中读到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6]领导的国务院对总统没有多大的帮助。早在一年前，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奇普·波伦[7]和一些西方观察家就已经知道，苏联集体领导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大使馆并未向华盛顿作出任何报告，有关莫斯科正在进行权力交替。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也很快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对自由国家来说，马林科夫的下台很不幸。” W. 埃弗里尔·哈里曼[8]说道。二战期间，他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出访莫斯科。杜鲁门总统时期出任大使、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任战时参谋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9]也有同感。“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张面孔。这也并不意味着会更容易和苏联处好关系。”史密斯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斯大林死后，东西方的关系有过一丝解冻，对此，许多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都称赞过马林科夫。 1954 年 3 月，这位苏联总理曾公开说，核战争没有赢家。这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后者一直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如 1950 年的朝鲜战争爆发。克里姆林宫也指责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其邻国芬兰和土耳其所犯下的恐怖行为，并结束了对中国不冻港大连的占领。在国内，马林科夫重视消费品的生产，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似乎预示着世界更加和平。许多人担心，随着马林科夫的下台，这种“柔和政策”也会终结。
对马林科夫下台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总统显得很平静，甚至流露出一丝乐观情绪。艾森豪威尔曾在西点军校学习，在二战中成长为世界名将，他非常喜欢和那些有军事背景的外国领导人打交道。他预测，让布尔加宁当总理，说明苏联军方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得到加强。“你知道，”当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个消息后，告诉哈格蒂，“如果你在军队，就会知道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让你比平时更温和。”
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提醒总统，不要把它看成是布尔加宁政权的开始。尼古拉·布尔加宁是苏军士兵所熟悉的“兔子将军”，意即无足轻重。华盛顿的克里姆林宫首席分析家认为，他只是在充当一个新强势人物的门面，这个强势人物可能就是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确实，中情局或国务院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唯一一个预测就是， 1955 年，克里姆林宫里终究会有一个人执掌大权。“只有独裁者才能领导一个独裁政权。”福斯特·杜勒斯告诉一群记者。
1955 年，苏联还不是一个人执政的独裁政权，但是， 2 月 8 日的政局变动标志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已从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圈中升至第一人的位置，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从此以至到 10 年后，他被另一代克里姆林宫的人物拉下台为止。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也波及世界其他地方。此时，尽管还不甚明朗，但赫鲁晓夫的时代已经开始。
从 1953 年 9 月起，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决定都要有两个人的签字：马林科夫代表政府，赫鲁晓夫则代表党组织。从列宁时代起，苏联就开始出现平行的两套机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SSR ）的总理领导部长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内的一个内阁。苏联共产党（ CPSU ）有它自己的领导机构，为首的是中央委员会，由 12 位政治局委员领导。 1952 年后，它又被称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有的行政权力都由党来行使，政府纯粹是党的行政机构。然而，这 16 个月以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领导着这个国家，仿佛党和政府是平等的。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国内事务上，常常和马林科夫的意见不一致，以至于这种权力共享的关系很难维系。尽管两人都热心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然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根本不同。马林科夫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虽然不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他确实相信高定价和高工资能刺激生产。在马林科夫看来，如果没有财政刺激，所谓的计划经济就会受到限制。 1953 年秋，马林科夫宣布实施农业改革，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第一次改革，以提高集体农庄向国家售粮的价格，降低农民自留地的税收。
赫鲁晓夫倾向于把苏联经济看成是一个生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产效率的问题，不用改变计划经济，只要扩大生产规模，苏联人民就能吃得很好。 1954 年，赫鲁晓夫支持新农场计划，派出 30 万年轻党员到西西伯利亚的伏尔加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开垦土地，新农场独立于国有农业体系之外。赫鲁晓夫并不同意马林科夫的观点，后者主张经济上苏联应该发展更多的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并不像西方观察家所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要剥夺苏联人民的享受，而是他要在军工生产上投更多的钱。他那套发展苏联发展经济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反映，他深信，未来经济上的成功将取决于强大的重工业。
在莫洛托夫的支持下，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赶下了台。 1939 ～ 1949 年，莫洛托夫担任斯大林的外交部长。斯大林死后，他仍然保留这一职位，莫洛托夫不过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高级成员而已。 1926 年，斯大林把他安插进党的核心圈子。到 50 年代初，莫洛托夫已经失宠，然而，斯大林还来不及清洗他就病死了。莫洛托夫不需要别人哄骗来当赫鲁晓夫的同谋。他认为马林科夫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最善于用电话发号施令的“管理者”，但在外交上，马林科夫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非常天真。
1955 年 1 月 22 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安排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们要把马林科夫赶下台。到 50 年代中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主席团仍扮演着主要决策者的角色，当然它也是整个苏联体制的决策者。 1919 年，在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政治局，最早有列宁，另外还有 4 个正式委员和 3 个候补委员。政治局最初主要处理一些特别紧急的事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不能等召开两次或三次全体会议再来作出决定，却可以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来处理这些紧急事务。虽然列宁被奉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他在政治局也只有一票，政治局主席轮流坐庄，所有决策由全体委员投票决定。斯大林时代，和党的其他组织一样，政治局也被弃之不用。比如，早年的布尔什维克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确定路线，决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斯大林则让党的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大会间隔了 13 年之久。斯大林更喜欢通过厨房内阁来管理国家，他请成员们参加深夜酒会，把他们视为傀儡。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重新发扬了主席团每周例会的传统。到 1955 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有 9 名正式委员、 3 名候补委员，还有一个常设的主席。
从 1953 年 3 月起，马林科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有利于集体领导制度的形成。苏联政府机构或主席团成员都可以书面决议案的形式提出政策。有时，这些机构的代表还被邀请到会，向主席团成员简要介绍相关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决议案草案，连同有关的报告，事先会被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决议案草案本身颇能说明问题。主席团负责人很注意维护其特权，不喜欢接纳外来者，甚至连开会的议程也保密。然而，那些可以参加会议的人展开讨论却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之后，决议案将被作为苏共中央一致通过的决定送给各个部门。
1955 年 1 月的主席团会议上，主席被体面、和平地解除了职务。之后的传言说，其时马林科夫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事实上，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事件，每个人都按计划行事，甚至连马林科夫似乎都知道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会议议程是以马林科夫承认自己不胜任这一职务开始的，“我没有达到要求，”他告诉自己的同事，“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出路。”
赫鲁晓夫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在控告马林科夫的过程中他保持沉默。除布尔加宁外，主席团其他所有委员都发言反对马林科夫。此时，赫鲁晓夫提名布尔加宁代替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支持这一提名。随后，长期任主席团成员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0]和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11]元帅相继表态支持。尼古拉·布尔加宁以酗酒而名声不佳，但作为国防部长，却毫无冒犯他人之心。几个事件的谋划者会前就内定了他。
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子——主席团主席拉了下来。他相信，苏联应该由主席团来决策、管理，他要控制主席团的议事日程。赫鲁晓夫对主席这个重要职位的设想得到一致认可。莫洛托夫似乎并不想改变什么，或者说，至少他不想做那些不利于保住其克里姆林宫职位的事。
比起斯大林时代所遭受的迫害，这件事对马林科夫的伤害不大。他丢了主席的职位，但保住了性命。事实上，他并未丢掉主席团委员的资格。尽管那时马林科夫一言不发，赫鲁晓夫知道，还需要马林科夫来投票支持一些外交事务。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些活动结束时，它们都要被保密。主席团已经决定，要在两周后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这些变动。
通过幕后的秘密活动，赫鲁晓夫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庞大、多事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在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苏联获取了许多领土。 1955 年，苏联在同化这些地方时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战时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都承认欧洲所建立的新秩序。虽然美英并不赞同斯大林对东欧地区施加影响，但是西方盟国很务实，他们能够理解，苏联军队解放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49 ～ 1990 年存在于今日德国东部，首都设置在柏林，以东德简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不过是为了粉碎这些国家的纳粹政权。斯大林认为，除非苏联的邻国也是共产党国家，否则他不会信任它们。
1945 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国家，它们都由那些二战时躲在莫斯科的人们所控制。战前，这些人没有一人在自己的国家受欢迎。现在，当成为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领导人后，他们也渴望接受西方的援助，就像西方国家援助其盟国那样。这样，他们更不受欢迎了。在苏联占领下的东欧国家确实爆发过一场起义，但很快就失败了。 1953 年 6 月 16 日，在东柏林的建筑工地上发生一起罢工事件，由此引发东德民众的不满和示威，波及 560 多个城镇、 50 万工人。据估计，次日有 8 万人聚集在东柏林街道上，要求结束混乱局面。至少有 21 个示威者——或许更多被杀死， 4000 多人被捕，造成东德局势不稳。莫斯科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甚至那些苏军未占领的欧洲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游击队领袖，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解放了南斯拉夫，因而颇受民众欢迎。南斯拉夫未驻扎苏军，铁托希望走一条更加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8 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越来越失去耐心，要求情报机构暗杀铁托。铁托虽然活了下来，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却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越来越多，而西方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却在整合、壮大。 1949 年，以美国为首的 12 个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反苏联盟的势力在不断扩大。 1952 年，希腊和土耳其也加入北约。
尼基塔·赫鲁晓夫相信，借助他的新势力，他有义务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一场革命。此前，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直率的工业和农业专家的好名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工作成见很深，只是从未揭露过他们。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事斗争，而忽视和那些中立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赫鲁晓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使之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显得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为乐观，也比他们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尽管不信任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还是认为他们也是可以改变的。他深信，和领导那些国家的少数富人或军人相比，他们的人民是进步的。他深信，如果有机会，所有的社会最终会自由选择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进步力量，苏联应该准备影响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赫鲁晓夫也认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去世前所坚持的观念，即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赫鲁晓夫也认为，实现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发挥其潜能的必要条件。苏联和西方对抗，军费支出很大，这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民众的国内生活都有很大影响。对此，长期从事农业和工业管理工作的赫鲁晓夫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为敏感。他只访问过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东德、波兰和中国。这更坚定了他的思想，即经济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问题。
赫鲁晓夫深信冷战不可避免。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自大激怒了他，但他还是把纳粹德国瓦解后国际局势的紧张主要归因于苏联的失策。 1945 ～ 1946 年，斯大林对土耳其施压，迫使他们要么在地中海建立一个苏联的海军基地，要么重新谈判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使用权。同样，苏联也试图肢解伊朗，要把它的北方省变为一个卫星国，这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因为斯大林并不满足于瓜分欧洲，虽然这是几个大国在 1945 年的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也记得斯大林的第三个目标，也是第三次失败，即改写二战占领区的企图。在几个大国的协议中，每个盟国连同法国都占领并管理德国首都柏林的一部分。柏林以西 100 英里都是苏联的占领区，斯大林忧虑西方国家维持其通向柏林的陆路、空中和铁路通道的权利，经过东德向其西柏林占领区输送或撤出军队。为了迫使西方盟国撤出西柏林占领区，斯大林下令苏军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铁路通道。
几年后，赫鲁晓夫声称，封锁柏林是一个失误。斯大林这样做，“并没有考虑我们的现实责任。他没有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相反，美国并未退让，杜鲁门总统下令向西柏林空运大批物资。 11 个月后，斯大林下令取消封锁。苏联失去的不止是在柏林问题上扮演的尴尬角色，还最终促使西方国家建立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并没有看到苏联外交政策的进展。他赞同马林科夫的讲话，即与西方友好，并尝试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但莫洛托夫对此都加以限制。苏联外交政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两个德国的未来问题。莫洛托夫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斯大林曾经想推动德国的统一，其前提是，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不拥有军队。尽管苏联在其占领区建立了东德国家，然而，保护东德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对德战略的原则。相反，战后苏联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一直是阻止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49 ～ 1990 年存在于德国西部，临时首都设置于波恩，以西德简称）加入西方集团。
斯大林在世时并未看到其政策的失败。 1954 年秋，西方大国在巴黎草拟了一系列协议，它们一旦被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批准，就会把西德拉入北约。到 1955 年 2 月，虽然这些协议仍然未被批准，但似乎到 5 月就会被批准。就协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莫洛托夫对西方和德国发表过一些模糊而具有威胁性的讲话。除此之外，莫洛托夫对挽救局势毫无作为。
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赫鲁晓夫还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清楚，莫斯科一定要设法尝试一些新方法，以阻止或至少延缓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赫鲁晓夫关心的不是西德加入北约后，将会准备进攻苏联，而是欧洲政治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的东德。从 1953 年 6 月以后，平均每月都有 15 万人从东德逃往西德，共有 30 万人逃离了东德。
莫洛托夫对东德人的需要反应迟钝。总的来说，他对待苏联东欧集团麻木不仁，对东德人也不过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赫鲁晓夫指责莫洛托夫，斯大林死后，苏联连续两年抵制南斯拉夫。斯大林曾经对赫鲁晓夫夸口说：“我只要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然而，斯大林动了不止一根小指头，铁托却依然活着。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莫斯科派出的一个克格勃间谍设法联系上了铁托的参谋。间谍代号马克斯，真名为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12]，化名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他伪装成哥斯达黎加暂居贝尔格莱德的代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命令马克斯暗藏一只珠宝盒，只要铁托打开它，就会喷发出一种致命毒气。然而，斯大林死后，这个计划就被搁置起来。莫洛托夫对铁托也一直怀恨在心，继续阻挠与之和好。
因为不了解赫鲁晓夫的计划，西方大国认为冷战进入了一个寒潮期。 2 月 8 日莫洛托夫的讲话是一个信号，似乎又回到过去的对抗时期。马林科夫的下台，也让人们相信，莫洛托夫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再次主导着克里姆林宫与西方的交往。
西方的期待与其说是夸大了莫洛托夫，还不如说是低估了赫鲁晓夫。 1955 年 2 月以前，外交官们在招待会上见到的赫鲁晓夫好像总是饮酒过量，大声嚷嚷。“赫鲁晓夫，”英国驻苏大使海特回忆道，“似乎在哪里都能见到他。” 1954 年，美国驻苏大使奇普·波伦在一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是很精明。”
也不是所有的美国官员都忽视赫鲁晓夫。这个苏联政治新星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尊重，这极为罕见。他把赫鲁晓夫看成一个实干家。早在 1954 年 4 月，杜勒斯就把赫鲁晓夫列为观察对象。“赫鲁晓夫是仅次于马林科夫的二号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杜勒斯告诉那些军校的精英军官，“和许多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似乎很有幽默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乌克兰人，但是，在任何一次大事中，他都是颇值得观察的对象。其思想明显不同于一直和我们打交道的一些苏联领导人。”
真正引起中央情报局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 1954 年发表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中，他大骂苏联官员办事效率低，工作能力差。中情局指出，赫鲁晓夫在抱怨苏联一个地方的税收官员，这些人的工资比他们收的税要多。他对工厂车间每月报表的批评也引起了关注。“许多工人都在辛苦地为这些报表工作，而不是在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赫鲁晓夫抱怨道。
中情局局长认为，苏联效率低下，其威胁也小。“我认为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这是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有一个像赫鲁晓夫一样务实的同伴，显然，他有勇气大声说话。”这种赞扬让一种假设给淡化了，那就是，赫鲁晓夫不可能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大喊大叫；若果真如此，那听上去就像莫洛托夫一样。
赫鲁晓夫对驻扎着 4 万苏军的奥地利实行新的政策。他试图减少莫洛托夫对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对他的这种能力的首次考验。纳粹德国企图抹去 1938 年吞并奥地利的行为， 1945 年，盟国让奥地利恢复了独立。其时，奥地利被 4 个大国占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当政时，苏联的政策一直就是要和奥地利政府订立和平条约，进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两德的统一尚需时日，赫鲁晓夫并不看重这个政策。相反，在赫鲁晓夫看来，要吸引西德人与东欧集团保持一种非对抗的友好关系，而奥地利就是实现这种努力的第一步。假如奥地利被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的国家，或许那些不情愿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德国人会考虑这种诱人的选择。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有过短暂的政治结盟，其时，他一直在劝说马林科夫，要用新观念来看待奥地利问题。 2 月 8 日莫洛托夫的讲话语气严厉，而西方评论员忽视了其中隐含着的声明，即奥地利是解决德国未来问题的关键，苏联不会与之签订和约。这实际上表明，斯大林主义的旧式立场有所松动。
赫鲁晓夫深知，莫洛托夫的支持纯粹是一种手段。就像这些年来他的许多外交提议一样，对奥地利的提议也是一种策略。莫洛托夫或许会担心奥地利西部会和西德一样被纳入北约，他想让奥地利人面临一种选择。莫洛托夫期望奥地利人拒绝苏联的提议。然而，谈判会打破西德和美国人的平衡，也很容易被拖延下去。
实际上，赫鲁晓夫无意于把事情拖延下去。和维也纳的一次次谈判不得不很快启动，因为在西德加入北约之前，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机会。“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认为可以和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吗？” 2 月底到 3 月初，赫鲁晓夫问莫洛托夫，“和奥地利政府谈判签约怎么样？”根据赫鲁晓夫的记录，莫洛托夫对此极力抵制：“管管你自己的事吧。我是一个老政治家，我有多年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你才刚刚走上这条道。二战时我就是外交部长了！我开过各种各样的会议，也指导过许多关系我国事务的谈判。既然你来了，不要污辱我，不要把你那些不正确的、对我国利益有害的观点强加给我。”
然后，赫鲁晓夫就给这位“老政治家”设下一个圈套。利用权力，他将此事提交主席团会议，就莫洛托夫反对邀请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3 月 24 日，邀请函发往维也纳。此次访问从 4 月 11 日持续到 15 日，为订立条约作好了准备。
这位第一书记等不及通过第一次考验，就再次对苏联现行外交政策发动了一次更为广泛的进攻。 1955 年 3 月 12 日，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发出苏联有意要和贝尔格莱德改善关系的信号。文章提议，铁托元帅应该“忘记过去，和苏联达成一致，共同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而努力”。这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公共关系战役的开始，虽然不针对外交部长本人，但却要清除他的观念。
赫鲁晓夫让苏联最著名的人物——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加入了这场战役。二战结束前几个月，艾森豪威尔在西线，朱可夫在东线。 1945 年，朱可夫任白俄罗斯第一军区司令，指挥进军柏林的战役。几周后，作为苏联代表参加受降仪式。朱可夫以斯大林允许的那种最受欢迎的英雄凯旋仪式回国的。和斯大林肩并肩站在列宁墓上，朱可夫凝视着一队又一队的苏军士兵把纳粹军旗踩在脚下。一年后，朱可夫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成为斯大林偏执狂的牺牲者，虽然幸运地活着，但却重新回到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好像就在同时，”长期关注克里姆林宫局势的观察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3]说道，“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打发到俄克拉荷马去负责国民自卫队的训练工作。”斯大林一死，朱可夫就重返莫斯科，作为布尔加宁的副手，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宁升任总理后，赫鲁晓夫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不久他又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
为了给莫洛托夫施加压力，朱可夫被要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一次讲话。元帅很受人们欢迎，是一位可靠的盟友。没有哪个苏联人会怀疑这位战争英雄对国家安全所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相信，他不得不借助朱可夫来与莫洛托夫展开斗争。苏联官方一直强调二战的重要性，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对外政策”，朱可夫说道，“是从伟大领袖列宁那里发展而来的，即不论其社会制度或国家结构，许多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经济上相互竞争。”
莫洛托夫提前收到一份讲话副本，马上意识到这是在挑战其外交权威。讲话提及“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意味着要彻底反对与西方对抗的理念。 4 月 30 日下午 5 点，还有一小时朱可夫就要发表讲话，莫洛托夫向其同事散发一封信，要求对和平共存的声明进行更正。莫洛托夫争辩道，朱可夫的讲话等于赞同“和平主义”思想。莫洛托夫想使苏联的国力得到加强，而不是国际关系的缓和，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
莫洛托夫的要求被苏共中央主席团否决。
一周后，赫鲁晓夫再次授意朱可夫发出信号：南斯拉夫将是第一个把和平共存政策付诸实践的国家。《真理报》发表纪念二战胜利十周年的文章，朱可夫用很大篇幅来赞扬铁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该栏目的末尾，克里姆林宫插入一段政治评论：“作为参加过反法西斯全民战争的战士，我们非常愿意表达这样的愿望，一些争执（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就出现了争执）也会很快被解决，我们两国之间将会再次确立友好关系。”
莫洛托夫试图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他把铁托视为法西斯分子，也很讨厌那种称赞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想法。“托洛茨基缔造了红军，”莫洛托夫争辩道，“但我们并不赞扬他。”
莫洛托夫的同事们再次否决了他的意见，文章一字未改全文发表。其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14]在反对外交部长的投票表决上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最大。除莫洛托夫外，主席团委员里最富有外交经验的是米高扬。 1926 年以来，他曾几次出任苏联外贸部长。 1936 年，米高扬还到美国研究其食品生产体制。品尝过美式冰激凌后，米高扬非常喜欢，回国后，苏联也开始生产这种食品。如果说赫鲁晓夫因为在玉米生产方面成绩突出而获得“玉米棒子同志”的称号，那么，米高扬也会得到“蛋卷冰激凌同志”的称号。然而，米高扬过去并非事事顺利。他曾参与过和纳粹德国的谈判， 1939 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次年，莫斯科和柏林同时入侵波兰，他和其他人一同签署了处决 4 万被俘波兰军官的命令。这些人被处死后埋在卡廷森林。米高扬的内心极为复杂，从不同意马林科夫否定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判断。 1954 年秋，赫鲁晓夫曾邀请他一同访问中国。
1955 年 5 月 19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称朱可夫是反列宁主义分子，米高扬和布尔加宁总理都有意立即表态支持朱可夫，以及和平共处的新政策。“你再不要这样指责他人，说‘反列宁主义分子’。”米高扬说。在苏联，这个词和约瑟夫·麦卡锡所称的“反美分子”一样带有污辱性。
“莫洛托夫就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一旦发条被松开，齿轮和轮子就会不停地转动，直到发条松弛为止。”尽管莫洛托夫确实承认，说朱可夫是“反列宁主义分子”只是一时冲动，但他绝不赞成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所坚持的立场，也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
然而，赫鲁晓夫利用投票表决启动了和南斯拉夫的高层会谈。贝尔格莱德主动回应苏联的提议，即 5 月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莫洛托夫还想阻挠这次访问，却并未达到目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前夕，主席团安排两次特别会议。会上，莫洛托夫几乎反对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的规则是，只有主席团才能取消对官方代表团的正式指示，而这些指示通常由外交部来准备。外交部也要草拟“最后”的谈判公报，苏联政府以后要把它推荐给参加谈判的伙伴国。尽管莫洛托夫主管外交部，但是主席团迫使外交部门在准备这些文件时不使用莫洛托夫式的语言风格。莫洛托夫非常鄙视他们。每次表决这些文件时，他都投反对票，每次投票结果都是八票支持，一票反对。
访问南斯拉夫，是赫鲁晓夫主导苏联外交政策后的首次出访。然而，南斯拉夫似乎并不明白莫斯科发生的这种变化，仿佛他们接待的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主管下的苏联外交代表团。 5 月 26 日在欢迎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的仪式上，主人嫌麻烦，甚至没有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这里每一个人都懂俄语。”铁托这样解释道。而赫鲁晓夫则怀疑这是借口。“我懂乌克兰语，但如果一个人说得快些，我还是听不懂。”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距离比俄罗斯和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要近得多。”这位苏联第一书记的一个鲜明印象是，不是所有的外交礼仪都得到了遵守。
尽管有些怠慢，赫鲁晓夫还是兴致勃勃。尽管知道苏共主席团的三驾马车不系黑白两色领带，然而，赫鲁晓夫的南斯拉夫主人还是在贝尔格莱德郊外铁托的冬宫举行了一场白领带欢迎会。赫鲁晓夫身着深蓝色西服赴会，他走下汽车，许多照相机和闪光灯迎面而来。让南斯拉夫人和聚集在一起的外国记者吃惊的是，他们离现场很近，甚至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赫鲁晓夫。这位初出茅庐的苏联领导人对此友好地回应着。“他站在那儿，”《伦敦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15]回忆道，“还让记者拍照，面带微笑。”对外界来说，赫鲁晓夫似乎在对自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这是我不得不忍耐的。我会容忍它。”他从容应对，就像任何一位“从小就习惯这些的西方政治家”。
然而，赫鲁晓夫还面临着访问的压力。正式晚宴临近结束，他喝多了。带着一股酒劲，他向记者们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到我国参观？”有些记者抱怨道，他们很想去，但申请不到签证。赫鲁晓夫挥舞着手臂，许诺发给他们签证。酒精起作用了，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让人扶下楼梯，坐车回到苏联大使馆。几个小时前，米高扬想带他离开，这位苏联领导人不走。“不，”赫鲁晓夫说，“你以为我醉了？我没有醉。你是美国人，你喝不了这么多酒，但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很好。”
在南斯拉夫就像在家一样。外出参加正式活动时，赫鲁晓夫却又精神十足地为社会主义而战。在那里，他表现出的生气、活力和精神吸引了许多的观察者，不管他们有何种文化背景。参观一家工厂时，其个性暴露无遗。在工厂一楼，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还有工厂经理和两个记者，挤进工厂经理狭小的办公室。经理解释了工人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当赫鲁晓夫讲话时，仿佛马上变成了工厂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水泥的特点、用处。讲话时间很长，却从未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打断过。当布尔加宁想让报道这次访问的一位漂亮女记者出洋相时，赫鲁晓夫很快狠狠地扫了他一眼，布尔加宁停住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表情。“我第一次意识到，”现场的另一位记者克兰克肖回忆道，“这是一个内力强大的人，显然，在国内他能毫无困难地支配其所有的同事。”
一俟从贝尔格莱德回来，赫鲁晓夫而不是布尔加宁，就在 6 月 6 日向主席团提交正式出访报告。赫鲁晓夫承认，和铁托的高层会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在经济和国与国事务方面，苏联代表团达成一些协议，但在苏共和南共两党关系等敏感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莫洛托夫要代表团找出答案，铁托领导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其用意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指导未来两国关系的前提。对莫洛托夫而言，如果把南斯拉夫定义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就不得不把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者——苏联的利益放在前面，而不是它自己狭隘的地方利益。
赫鲁晓夫和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问题给出了非常微妙的答复。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真理报》的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成为代表团成员。他的回答是，南斯拉夫“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不过它还不是一个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的人民共和国。在苏联代表团和铁托及其宣传部长的多次会谈中，南斯拉夫拒绝对他们的解释作出让步。对莫洛托夫来说，这正好是放弃与贝尔格莱德保持密切关系的借口；而对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还有赫鲁晓夫的支持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最需要一种新学说来代替斯大林 - 莫洛托夫的老一套外交政策。“要有信心，”两天后赫鲁晓夫对同事说道，“我们还要努力，必须逐步强化我们的立场，要把南斯拉夫拉到我们一边。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有失败主义情绪。”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超出克里姆林宫与铁托的关系问题。如果主席团顺从赫鲁晓夫的领导，放弃那种迫使潜在伙伴陷入意识形态怪圈的传统，那么苏联潜在伙伴的数量将会增长三倍多。尤其这是一个正在变化发展的世界，这种改变将会有更大的收获。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之行已经在警告莫洛托夫，无论其立场如何，现在他已经在未来苏联外交政策之争中处于守势。
从贝尔格莱德回来后一周，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秘密全会上，赫鲁晓夫肯定了此次访问。这个会议两年召开一次，有 300 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参加。他和布尔加宁谈及莫洛托夫对朱可夫毫无根据的指责，以及他对南斯拉夫所持的不妥协立场。
苏联媒体并未披露对莫洛托夫的讽刺和批评。因此，无论英国还是美国记者都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消息，媒体也无法接近克里姆林宫，不知道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以及内斗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下一步要采取的外交政策极为重要，伦敦和华盛顿都不会错过。
[1] 威廉·古迪纳夫·海特爵士（Sir William Goodenough Hayter，1906年8月1日——1995年3月28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1—1934年任驻奥地利大使馆三秘。1934—1935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三秘。1935—1937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38—1940年任驻中国大使馆二秘。1940—194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48—1949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9—1953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8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国务秘书。1958—1976年任牛津新学院院长。1976年退休。
[2]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沃尔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Волков，1910年9月21日——1990年12月26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起进入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工作。1952—1956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1956—1974年任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1974年退休。
[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4] 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5] 詹姆斯·坎贝尔·哈格蒂（James Campbell Hagerty，1909年5月9日——1981年4月11日），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1912年移居美国。1934年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43—1952年任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1944年、1948年两次参加杜威的总统竞选活动。1953—1961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1—1975年任ABC电视网副总裁。1981年逝世。
[6]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7] 查尔斯·“奇普”·尤斯蒂斯·波伦（Charles "Chip" Eustis 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8] 威廉·埃弗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斯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9] 沃尔特·比德尔·“比特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Beetle" Smith，1895年10月5日——1961年8月9日），191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法国作战。1939—1941年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助理。1941—1942年任第一装甲师参谋长。1942年1—9月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1942—1945年任盟军总部参谋长。1945—1946年任陆军助理参谋长。1946—1948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50年任第一军司令。1950—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3—1954年任副国务卿。1954年退休。
[10]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11]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12] 约瑟夫·罗穆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Григуле́вич，1913年5月5日——1988年6月2日），苏联情报人员、拉丁美洲民族志学家、历史学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小职员家庭。192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27年移居波兰，秘密参加了立陶宛共青团。1932年被捕，1933年被判处两年缓刑，同年流亡法国。1934—1936年期间被共产国际派往阿根廷工作。1936年被派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并积极迫害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1937年参与镇压巴塞罗那5月起义，并策划逮捕和杀害了安德烈·宁。1938年被派往墨西哥。1939—1940年期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鸭子行动”。1940年被派驻到阿根廷。1945年被派驻到巴西。1948年短暂回国。1949年被派驻到意大利。1950年加入联共（布），同年取得哥斯达黎加国籍，并于1951—1952年任哥斯达黎加驻帕多瓦总领事馆一秘。1952—1953年任驻南斯拉夫公使，期间参加了旨在刺杀铁托的“秃鹰行动”。1953年回国。1956年脱离克格勃。1958—1960年任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88年去世。
[13]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年11月14日——1993年7月5日），美国记者。早年在美国联合新闻社工作。1949—1954年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1955年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1964—1972年任《泰晤士报》主编。1972—1973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
[14]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15] 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1909年1月3日——1984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员。1940—1943年期间在军情六处工作。1947—1968年任《观察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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