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二章 日内瓦
1945 年哈里·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和约瑟夫·斯大林在波茨坦相会后，第一次大国会议在赫鲁晓夫力图控制莫洛托夫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召开了。1955 年 5 月 10 日，法国、英国和美国邀请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高峰会议”。四天前，对西德的正式占领已告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北约。随着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军事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同意邀请莫斯科参加三国高峰会议。两年来，由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英国一直要求华盛顿和苏联举行会谈，但是，与苏联代表的高层会谈可能会使西德加入北约的计划复杂化。因此，提议曾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很难说苏联外交的重大失败促成了这次会谈。鼓励德国统一，尽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设计、莫洛托夫忠实执行的一个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将不会承认西德为一个独立国家。虽然苏联会被迫保证支持东德，但东德只被看做是德国统一前的一个过渡。斯大林死后，西欧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势头越来越猛，在莫洛托夫的影响下，克里姆林宫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警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西德加入北约，苏联将会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克里姆林宫也会拒绝参加四国高峰会议。然而，如果西德抵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克里姆林宫许诺，将支持全德国的大选，大选要有国际观察员和欧洲安全组织参与，同时也欢迎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利用苏联对奥地利的政策来吸引德国人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这是赫鲁晓夫最后的努力，只是为时已晚，恐怕没有成功的机会。西德的再次武装以及加入北约似乎在这个国家颇受欢迎。西德议会——联邦议院迅速通过在 1956 年启动 15 万青年人军训的法案， 18 个月后，将再增加 25 万人。
克里姆林宫立即就西德加入北约作出回应，这表明莫斯科已无意参加四国高峰会议。 5 月 7 日的《真理报》称，“西德已经变成了一个部署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桥头堡”。苏联宣布废除斯大林和法国、英国签署的战时系列互助条约。冷战时期，法国和英国不可能和苏联共同抵抗美国的进攻。但是，莫斯科还是想表明其立场。克里姆林宫也实现了其先前的计划，即要建立一个反北约的军事联盟。 5 月 14 日，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军事代表齐聚华沙，以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尽管克里姆林宫官方声色俱厉，然而，赫鲁晓夫却并不怀疑自己的信念，即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苏联将会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在他看来，西德加入北约是系列国际事件中最糟糕的一件事，它几乎要全部归咎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愚蠢的外交政策。这表明，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策略。
赫鲁晓夫对此的反应是，加速奥地利条约的签约工作。即使它并无助于西德脱离北约，或许一个统一的奥地利在德国问题上依然可以扮演一个有益的角色，至少莫斯科可以减少其驻军，节省一大笔军费。 5 月初，苏联通知维也纳的谈判伙伴，若奥地利发生动乱，他们不再坚持苏军重返奥地利的权利。这为签署结束四国占领奥地利十年的和约清除了障碍。 1955 年 5 月 15 日，奥地利条约最终签订。
同时，赫鲁晓夫向苏联外交部长施加压力，要他们对裁军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策略。 5月10 日，就在西方国家邀请苏联参加四国峰会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宣布：大国分阶段裁军以消除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号召减少常规武器和军队规模，销毁所有核武器，关闭大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并建议在两年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外，作为销毁核武器的一项措施，苏联建议禁止核试验。在核大国中，苏联首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在这一时期的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似乎并不像美国那样过分依赖于核试验。从 1949 年 8 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苏联科学家只进行过 19 次核试验，而美国科学家则进行了 60 次核试验。
这样，赫鲁晓夫就把被邀参加四国会议看做是一种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苏联软弱的象征。他需要一个重要的平台，要借助这个平台把他自己还有其对西方的新政策推出去。 1955 年早些时候，他会见了新闻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 16 年来，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核心人物，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西方外交官打过交道。赫鲁晓夫会见铁托，就是要向南斯拉夫表明，莫洛托夫不再代表苏联。他希望出席峰会，也能对艾森豪威尔、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2]爵士和法国总理埃德加·福尔[3]起到同样的作用。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导着美国的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他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是其最大的军事成就。 1945 年，他还指挥盟军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带。此时德国已被分为 4 个占领区，尽管希特勒的首都远在协议中的苏联占领区内一百多英里，战争结束前几周，迫于压力，他和苏军展开进军柏林的竞赛。“为什么我们要冒牺牲美国士兵或英国士兵生命的危险，”艾森豪威尔颇为犹豫，“来占领那些很快就要交给苏联的土地？”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决定让他赢得了苏联的尊重，同时，也让乔治· C. 巴顿和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颇为沮丧。
作为美国对德占领区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由此开始了解苏联人。他花了大量时间和苏军将领，尤其与地位相当的朱可夫元帅打交道，以避免自己不是那种把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 1945 年的莫斯科之行也让他目睹了普通苏联人的贫困生活和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朱可夫的交往，还有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让他很难接受那种估计，即夸大苏联的实力及克里姆林宫要利用这种实力的愿望。
在白宫，艾森豪威尔又发现，民主党同伴在批评他在对外政策上的直觉。其入主白宫的第一年，民主党强硬派和主和派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争斗，这是一场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艾森豪威尔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依靠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以来，没有哪一位总统面临过如此剧烈的、来自同一党派国会议员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斯大林就死了。他认为，这可能是冷战的转折点。尽管面临着民主党内的激烈挑战，他还在寻找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机会。但他不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就像他知之不多的对手——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也非常关心持久对抗的成本问题。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是从他所信奉的小政府和平衡预算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当他得知美国国防开支总额时，非常吃惊。朝鲜战争期间，年度国防预算已从每年的 135 亿美元几乎剧增至 450 亿美元。艾森豪威尔的外交策略——他自称为新视野，它主要的理念是，更多地依赖性价比高的核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以此来把国防预算降低至 350 亿美元。为了避免美国缺乏安全感的担心，艾森豪威尔让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拥有“大规模核反击”力量威慑对手，以防备苏联和其任何一个盟国对美国的入侵。这种核威慑是存在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清楚，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占有优势。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希望部分裁军，以减少国防开支。同时，大规模反击无疑也是美国决心保卫自己的一种原则。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把维也纳会议视为一个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局势的机会。 1953 年，当丘吉尔第一次提出召开峰会时，国务卿杜勒斯就不喜欢，因为他不想减轻对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杜勒斯相信，苏联非常虚弱，在适当的环境下，美国的策略会使它“崩溃”。“压力策略，”杜勒斯争辩道，“能加大苏联的需求和资源紧张之间的缺口，导致它们解体。”杜勒斯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太相信苏联会很快崩溃，但他相信，苏联处于困境中。艾伦·杜勒斯把奥地利条约称做“冷战以来对西方的第一次实质性让步”。他把莫斯科的新外交政策理解为一个象征，即苏联领导人明白他们处于困境中。
这也让人们相信，正是苏联人的虚弱，才把对抗转向了日内瓦峰会。杜勒斯兄弟认为，为什么让步可以让苏联人变得更随和？会议前夕，杜勒斯兄弟告诉记者们：“如果紧张局势被缓和，那么苏联人就得到了他们最想要的——时间。”哥哥福斯特·杜勒斯实际上要出席日内瓦会议，他预计，从实力上来说，至少在世界公众面前，它可以为西方加分。和重视裁军的艾森豪威尔不同，这位国务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准备一份德国方案上。他肯定，苏联人会反对它，而西德人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会欢迎它。
杜勒斯采纳了英国的一个建议，实际上这是 1954 年由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温斯顿·丘吉尔长期的替角——提出的一个方案，即在一个再次统一的、亲西德的德国范围内，推动东德的非军事化。艾登设想，在现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东部边境两边 150 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严格的军备控制，进行全德国的大选。这个方案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向苏联人许诺，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对东部构成威胁的话，苏联可能会接受对其东德保护国的统一。即使德国决定加入北约，这个计划仍然约定，北约部队不会部署在波兰和德国边界上。
私下，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苏联人当然根本不会接受这个计划或者类似的计划。在这个要点的阐述上，他强调，东柏林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对苏联领导人很有吸引力。在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苏联人“害怕失去对东德的控制从而影响到其他卫星国”。然而，艾登计划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阴谋。因为不可能和共产党国家达成这些协议，杜勒斯称，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介于两者之间，即提出的建议介于克里姆林宫反对或出于虚弱不得不接受两者之间。
艾森豪威尔决定接受艾登的建议和杜勒斯的策略，但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可能和苏联在日内瓦峰会上达成一项协议。他决心要有意识地改变国际事务的氛围，不让这个机会白白丢掉。几个月前，艾森豪威尔已经精心挑选人员，组建了一个一流的工作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盖瑟委员会”（ Gaither committee ），由它来评估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美国防御其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 1955 年 2 月，这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美国情报来源太少，以至于不能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对苏联人一些特定的能力和最直接目的的估计，只有一小部分可靠的资料（着重是原始资料）”。美国的评估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国防部对苏联生产能力所做的一些推断和假设。意识到这些不足，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设法扩大美国情报机构搜集苏联军事设施情报的范围。一种选择是依靠中情局研制的一种高空间谍飞机—— U-2 飞机。然而， U-2 飞行时要侵犯苏联领空。在国际法上，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艾森豪威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忧心忡忡。然而，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有人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情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和莫斯科合作而不是对抗。一个由纳尔逊·洛克菲勒[4]领导的顾问小组建议，美苏两国相互开放天空，接受空中侦察。双方固定在对方领空飞行，可以让两国消除发动突然袭击的威胁，有可能建立双方的互信。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这个主意，决定把它提交日内瓦会议。总统提出的开放天空的消息被严格保密，仅限于美国代表团知悉。日内瓦会议上，它将会使苏联人大吃一惊。
根据赫鲁晓夫那洞察一切的回忆录，威廉·陶布曼[5]让我们再次回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对自己个人奋斗所取得的成就颇为自豪，还有些自负的赫鲁晓夫，不再对自己缺乏正规教育和出身卑微而感到伤心。“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文化，”他自我嘲讽道，“要管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得上过两所大学。但是，我只上过四年的教会学校，没有上中学，而是上了大学，也是一知半解。”先是在基辅，他要试图向引路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证明自己；然后在莫斯科，他又要向斯大林证明自己。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发表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话，也签发过死刑书。他不屈不挠地想要证明，尽管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但和任何人一样，他非常坚强、狡猾，也很能干。
这位苏联领导人关心苏联更甚于关心自己。赫鲁晓夫想让莫斯科和西方一样被一视同仁。然而，他也很清楚，和美国比起来，苏联的国力还很差。尽管苏联在 1949 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仅仅 4 年后，又成功爆炸氢弹。莫斯科宣称，它和美国一样成为一个核大国。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到 1955 年 5 月，苏联还无法用核武器来袭击任何一个美国城市。 1951 年 3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由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米亚西谢夫[6]负责的设计局，以生产一种能够飞到美国大陆的轰炸机。为满足这一目的，加过油的飞机必须要达到 6875 ～ 7500 英里航程。一个月前，美国空军已经授权厂家生产美国的第一代洲际轰炸机—— B-52 空中堡垒。第一代 B-52 轰炸机在加油后可飞行 7343 英里，装载 1 万磅的弹药，每小时巡航速度是 523 英里。苏联研制新轰炸机，意在与美国的这种轰炸机保持同一发展水平。
米亚 -4 （ M-4 ）轰炸机——北约称为“野牛”轰炸机， 1954 年开始进入系列机型的生产，但却让人颇为失望。它缺乏打击美国的航程，因为米亚轰炸机不能进行空中加油。米亚 -4 的最大作战半径是 5000 英里，作战半径小，即使从离美国最近的苏联领土起飞，也无法飞越美国本土。尽管中央主席团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但在西半球受 M-4 威胁最大的唯一动物就是格陵兰的北极熊。
1955 年苏联海军也缺乏对华盛顿实施核打击的投送能力。斯大林大力发展潜艇，但是，能够发射导弹的潜艇还要数年后才能生产出来。苏联也没有航空母舰。
因为无法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国，苏联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击其盟国。米亚 -4 失败的同一年，图波列夫设计局生产出了苏联第一架轰炸机，它能对安卡拉、伦敦和巴黎实施轰炸。图 -16 ——北约称之为獾式轰炸机，使苏联可对欧洲实施核打击，虽然这种飞机很难摆脱北约的防空设施。
由此可见，苏联在欧洲的军力主要是常规部队。西方估计， 1955 年，苏联陆军有 175 个师，或者 450 万军队，尽管不是所有部队都是满员，而且还有一些部署在中亚和远东。相形之下，美国有 20 个师用来保卫欧洲。在东、西德国，这种竞赛是一边倒。有 40 万西方盟军部署在西德，而有 30 万苏军和 8 万东德部队部署在东德。然而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驻扎在匈牙利的两个师，还有驻扎在波兰和苏联西部的 21 个满员师调过来，这些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传统军备优势对赫鲁晓夫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他无意于和西方打一场战争。这种优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这似乎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声称的大规模反击策略证明，美国有足够的战略优势来阻止苏联发动军事行动。西方最自信的就是苏联可能被吓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似乎也这么认为。赫鲁晓夫要破坏西方的这种自信。他明白，谈判中美国人会打“实力”这张牌，这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利益。
为了筹备日内瓦会议，赫鲁晓夫想改变冷战的心理氛围。从翻译过来的美国报纸上，他看到，华盛顿并不了解新式的米亚 -4 远程轰炸机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容易被苏联夸大。 1955 年 5 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辩论会上，美国空军军官相信，在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空中表演中，他们看到了这种飞机，人们就此展开辩论。因为天气原因，正式飞行表演被取消，但在飞行表演排练时，美国人过高估计了苏联米亚 -4 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因为美国人推测，这种飞机满足了表演的各种规范要求，这样莫斯科才会安排飞行表演。结论是，苏联人已经拥有可飞抵美国城市的可靠的核打击力量。
美国公开了对苏联轰炸机最新技术的讨论。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克里姆林宫把它视为一种有益的讨论。杜鲁门时代曾想竞选总统的美国前空军部长、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7]和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美苏之间在战略轰炸机上存在的差距。“显然，”赛明顿说，“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或许会丧失制空权。”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美国空军的优势领先于苏联，但一些记者和国会议员开始对米亚 -4 能力被夸大的假设质问政府。来自两党的政治评论员咬文嚼字，乐此不疲：政府的意思是说美国在总体防空能力上，还是在大家最关心的能抵达美国东西海岸的远程轰炸机上领先苏联？
5 月 19 日，当这些争论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时，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被授权在 7 月 13 日的苏联航空节上举办一场大型飞行表演。这个国家仅有的三四架米亚 -4 轰炸机将在图希努（ Tushino ）机场绕大圈飞行，以给观众留下印象苏联至少有 28 架米亚 -4 轰炸机。如果这个招数奏效，那么，在日内瓦会议上，西方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对莫斯科一视同仁，停止那些攻击苏联弱点的做法。
与此同时，出于礼貌，波伦大使邀请赫鲁晓夫参加 7 月 4 日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也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从 1934 年美苏两国建交以来，没有哪一位苏联领导人曾经进入过司帕索宫——美国大使馆所在的一所漂亮的新欧洲风格建筑，它是 1914 年建成的。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带领下， 9 位主席团委员有 7 位出席，这让人印象深刻，它表明苏联想改变两国关系的愿望。赫鲁晓夫也想给艾森豪威尔政府特别是杜勒斯，发出一个信号，他很在意华盛顿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可以被任意摆布。他告诉参加招待会的人们，他读过一些西方的新闻观察，即新领导层的外交政策正在被理解为懦弱。“当然，我们提出这些建议不是为了取悦什么人，”赫鲁晓夫说道，“之所以作出这些决策，是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决策，而这也正是激发我们这么做的原因。”赫鲁晓夫要让听众相信，苏联的强大只是它所需要的强大，而且，苏联只想要和平。
赫鲁晓夫言行一致。几天后，对近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意外，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方案。 6 月 23 日，两架苏联米格战斗机向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开火，其时后者正在白令海峡国际水域上空飞行。这已不是第一次，冷战时期，苏联空军曾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无先例的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出席美国大使馆招待会后，苏联人提出，对这次意外赔偿一半损失。当时美国飞行员驾驶受损飞机勉强降落在圣·劳伦斯岛上， 7 个机组成员受伤。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向杜勒斯国务卿作出了这个提议。
日内瓦会议前夕，在幕后，赫鲁晓夫也要为苏联政府内定一个合适的调子。莫洛托夫结束联合国会议回国后，已经无法参加 7 月 4 日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了。他回国后，赫鲁晓夫就德国问题进行了一场讨论，他要让外交部长明白，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莫斯科说话不得不更加温和。莫洛托夫曾就德国问题提交过一个声明草案，要求会议通过。草案只是重复了斯大林主义者陈旧的主张，即苏联只接受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这个声明不好。”赫鲁晓夫抱怨道，“语言像是在吵架，像一根大棒。”布尔加宁附和道：“文件干巴巴的……莫洛托夫同志，你不明白这个语气。”草案被否决，莫洛托夫不得不准备更好的文件。
莫洛托夫的草案是为了回应杜勒斯发表的一些煽动性言论。 6 月 28 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国务卿刺激了莫斯科。他说，对德国的统一，莫斯科已经失去兴趣，是否有意愿来讨论这个问题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已成为对苏联这个新国家的考验。
杜勒斯的话击中了苏联现行外交策略的要害。苏联一再许诺的全德大选、两德统一，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东德的人口已经少于 1700 万，而西德的人口已经超过 5000 万，且还在继续增长。赫鲁晓夫清楚这些，但还不知道如何改变苏联的立场。他坚定地承诺，要保护东德。然而，他也希望利用四国会议来促成中欧一定程度的裁军。
今后对德要采取何种措施， 7 月 12 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的公开声明暴露了克里姆林宫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维。声明一开头，思路非常清楚，杜勒斯的观点被指责为刚愎自用，“这件事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仿佛苏联已经失去了对德国统一的兴趣，苏联看到了两德统一对其安全的威胁。”对此，克里姆林宫的答复非常简单：“每个人都知道，苏联一直把两德的统一置于首要地位。”但从这儿开始，内容开始变得晦涩难懂。如果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德国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统一，那么，莫斯科就相信，统一或许要在“一步一步”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并且还要和“一个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确立相一致”。克里姆林宫没有说明如何使分步走的方法符合德国人民的自我意愿。声明也没有说明苏联的愿望，即在日内瓦会议上，克里姆林宫要以什么方式劝说其他大国来接受欧洲裁军和建立一个 26 国参加的欧洲集体安全协议，并把它作为实现缓和最好的一个步骤。
赫鲁晓夫对和杜勒斯达成协议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是或许能和美国代表团的负责人达成共识，对此他颇为乐观。赫鲁晓夫只在 1945 年 6 月见过一次艾森豪威尔。其时，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国的最高指挥官访问莫斯科。但是，赫鲁晓夫有理由相信，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在缓和问题上有所进展，那都是因为艾森豪威尔。他也明白， 1945 年占领柏林期间，朱可夫元帅曾和艾森豪威尔密切合作过。战争结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的私交一直很好，相互都从中受益。朱可夫喜欢艾森豪威尔，当得知美国代表团还包括国防部长时，赫鲁晓夫保证，朱可夫不仅要参加苏联代表团，而且还要给他个人机会会见美国总统。
7 月 17 日，星期天，一到瑞士，就引发了赫鲁晓夫的不安全感。专机滑向停机坪时，他注意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乘坐一架比他的大得多的专机飞抵日内瓦。 1955 年，“空军一号”还是一架只有 113 英尺长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专机，可乘坐 60 人，飞行 4000 英里。它被命名为“科伦拜恩三号”，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家乡——科罗拉多州州花的名称。相形之下，赫鲁晓夫的专机伊尔 -14 ，只有 73 英尺长，只能载客 30 人。就像后来他对儿子抱怨的那样，“就像一只昆虫”。（赫鲁晓夫回国后，要求苏联的民航飞机设计师为他提供一架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专机。 4 年后，当他们最终制造了一架 177 英尺长、可载客 220 人的图 -114 专机后，赫鲁晓夫非常自豪，不但马上乘坐这个庞然大物到处飞行，而且还把飞机模型醒目地放置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上。——作者注）
7 月 18 日，会议在日内瓦别致的国家宫召开。会上，赫鲁晓夫发现了让自己变得高大起来的办法。作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是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表现得像是布尔加宁的上级，毫无疑问，他想被当做团长对待。艾森豪威尔建议，在正式工作会议和晚餐间歇，各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的鸡尾酒会。很快，赫鲁晓夫给人留下了讨人喜欢的印象。显然，美国人相信，开始认识他们的苏联对手，非常值得，同时也会把他们看成平等的对手。赫鲁晓夫也注意到，艾森豪威尔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和他的老相识、国防部长朱可夫重叙友情。
但是，当会议召开后，也不是他看到的所有事情都有助于改善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印象。大会主席由四个国家代表团轮流担任。当轮到艾森豪威尔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议程时，杜勒斯坐在其左后方。在全体会议代表前，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一张手写的便条。赫鲁晓夫断定，美国总统只是对着麦克风说话，连看也没有仔细看。“对我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让自己在其他国家代表团面前这样丢尽脸面。”赫鲁晓夫日后回忆道，“显然，艾森豪威尔就是让杜勒斯替他思考。”
赫鲁晓夫对两国军人间的会谈仍然抱有希望。 1960 年代初，他总是利用秘密途径向肯尼迪总统传达他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此时，他有意要利用朱可夫，把朱可夫视为艾森豪威尔信任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的相识”，赫鲁晓夫解释道，“……将会有利于消除我们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7 月 20 日，美国总统会见苏联国防部长，这是冷战最初十年里两个超级大国代表间最坦诚的一次交流。
朱可夫并没有吞吞吐吐。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担心西欧的“黑色势力”正准备破坏苏美关系。朱可夫还指责这些黑色势力所刻画的苏联的虚假形象，即苏联有意要发动一场对美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朱可夫也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苏联人民“极其厌倦战争”，“苏联政府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意图”。朱可夫说，赫鲁晓夫政治目标的实质是要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对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害的。
艾森豪威尔没有和朱可夫辩论。他同意朱可夫对苏联政策内容的描述。“在柏林和朱可夫元帅共事的所有经历都让他完全相信”朱可夫的话。
然后，朱可夫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有这么多的军队。苏联情报部门偶尔会给领导人送上一些警告，“北约准备从那些靠近苏联边界的基地发动对苏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解释道，莫斯科不得不谨慎行事。他提醒艾森豪威尔， 1941 年他们两人都目睹了各自国家遭到突然袭击，成为牺牲品。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苏联已经遭受法西斯德国的入侵。“当然，这些军队，”朱可夫解释道，“是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苏联不想重复 1941 年的悲剧，美国也无法承受这种反复无常的安全游戏。”
朱可夫“敦促”艾森豪威尔听取“一个士兵”的话，苏联想减轻这场军事对抗的压力。他说，两国“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实现缓和”。他相信，尽管美国是“一个富国”，美国人同样欢迎“减轻军备负担”。
艾森豪威尔的回应也很积极。和朱可夫一样，他也认为，两国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反对战争。然而，艾森豪威尔也相信，冷战更多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场利益冲突。艾林豪威尔小心翼翼，不让美国国会和新闻界因为和苏联人的会谈而感到被轻视。他设法解释，美国政府缓和局势的行为会受到遏制，因为公众意见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也提醒朱可夫，不要期待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缓和，这会“花许多时间，直到目前互不相信和恐惧的心理状态被克服掉”。
午餐时，会议仍在继续。此时，美国总统显得兴高采烈。当苏联元帅解释道，苏美声明中停止争论是迈出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解释说，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赫鲁晓夫可以控制《真理报》，但作为总统，华盛顿政府的三个部门中，他只能控制其中的一个，还不能控制任何一家报纸。艾森豪威尔说道：“要经历一些大事或许多大事，它们或许可以改变这种心理状态。”
朱可夫也提出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此基础上，朱可夫提议建立一个全欧安全体系。两个人并不打算消除他们的分歧，如到底是把共产主义的波兰描述成一个自由国家还是一个苏联军事占领下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不露声色地试探着朱可夫对开放天空计划的反应。他问朱可夫如何看待这种检查制度，即对一些“不能被隐藏的大型设施，如机场、远程轰炸机，还有导弹工厂实施检查”。当朱可夫指出，他喜欢这个主意时，艾森豪威尔谨慎地询问，从政治上看，这个想法“在苏联是否可行”，朱可夫的回答还不太肯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还要研究一些细节问题。原则上，他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朱可夫说，他的理解是，这种检查是对防止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保证。
与战友的相逢，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开放天空计划有了信心，这可能是启动他心理状态发生变化的催化剂。不清楚的是，这位苏联元帅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原因，而表示支持这个可以发现大型军事设施的检查制度。
次日的正式会议上，当听到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的细节后，赫鲁晓夫很生气。对他来说，在裁军之前实施空中检查，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允许美国飞机对每一个苏联军用机场都实施侦察，那么，华盛顿很快就会发现，在核武器方面，他的国家是一只“纸老虎”。
就开放天空计划，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产生了分歧。透明度到底会加剧还是减少美国首先发动袭击的威胁，两人看法不同。“敌人的军事潜力很大，”赫鲁晓夫说道，“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军事潜力大，它都会对军事情报感兴趣。”日内瓦会议之后，这种分歧也没有消除。随着苏联势力的增大，赫鲁晓夫更加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即情报工作对裁军影响很大。这是两人关系紧张的根源。
正式会议之后的鸡尾酒会上，赫鲁晓夫接近艾森豪威尔，他们在一个小酒吧相见了。担任翻译的查尔斯·波伦听到赫鲁晓夫说，“总统先生，我们不怀疑你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但是，实际上你想愚弄谁？”在艾森豪威尔回答之前，赫鲁晓夫又说道：“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个透明的间谍手段，那些向你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很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你不能期待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
赫鲁晓夫的强烈反对，让这位美国总统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建议，贫乏的情报和公众的焦虑情绪混杂在一起，华盛顿充满了火药味，他就是想努力打消人们那种容易激动的情绪。当艾森豪威尔指出，这种空中侦察是双向的，试图以此来打消赫鲁晓夫的疑虑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只是答应“研究”一下，但是他仍显得很倔强。
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有关德国的声明不再对赫鲁晓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东德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更不用说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欧洲联盟的平等伙伴。西德坚持，德国统一前，不减少驻军，不签订集体安全协议，不实行最小程度的现场核查制度。
7 月 23 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会议达成一项协议，与会的四国外交部长将于 10 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继续讨论欧洲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并没有就这个中心问题达成一致，即先在欧洲进行裁军还是先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的立场是，先裁军尔后德国统一，而美国、法国和英国则不同意这个立场。为了避免会议在积怨中结束，双方同意让他们的外交部长同时就这两个目标进行讨论，希望以后能缩小差距。
尽管在裁军和德国统一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但苏联代表团却高高兴兴地回国了。这表明苏联代表团对参加这次高峰会议并不抱有多大期望。不仅没有因为未达成协议而有失败感，相反，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很兴奋，因为他们被其他几个大国礼貌相待，结束了苏联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 7 月 24 日的机场告别仪式上，布尔加宁说：“日内瓦所做的一切对缓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应该归功于合作精神，人们已经了解了这种精神。”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期间，由米高扬主持工作。他告诉记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在变好。当情况变好时，一切都会变好。”
实际情况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利。 7 月 24 日，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他的专机降落在华盛顿机场。 1938 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8]结束了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返回伦敦，这次会议招致很多灾难。担心有人把这两次访问相提并论，副总统尼克松禁止在迎接仪式上打雨伞。大雨从艾森豪威尔光光的额头上流下，浑身湿透了。面对一大片麦克风讲话时，对于新的国际局势，他没有赫鲁晓夫那么兴高采烈。艾森豪威尔称赞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许多新的接触关系”，但也向人们透露，这对世界和平到底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就会见分晓。
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过去极少见过老朋友福斯特·杜勒斯有这么疲劳。比总统晚回来两个小时后，他马上躺在了汽车后座上。在旁边的尼克松，让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似乎就需要尼克松。他们一同回到华盛顿。杜勒斯感觉特别放松。“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有多重。”杜勒斯说。尼克松在那天晚上的录音日记中这样说，（杜勒斯）说总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有必要提醒总统，要抛开许多小把戏，以便他发表即席讲话时，不会说出那些可能会被反对派用来批评我们的话。在杜勒斯的意识里，他很担心总统仅仅因为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而说错话。
杜勒斯承认，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高级别会谈中能否有上乘表现，他没有把握。和尼克松坐在一辆车上，杜勒斯透露，在日内瓦，美国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总统或许有些失礼。会议平安结束，杜勒斯也让自己享受一下其中的乐趣。他承认，会议可能至少有一个好处：“总统在共产党人面前曝光了。”特别对这次会见，总统就寄予过这样的希望，杜勒斯只不过表现出一种礼貌的轻视而已。艾森豪威尔拜访他的老“战友”朱可夫元帅意义不大。杜勒斯说道，总统以这种方式会见朱可夫，这让他自己明白了：即使把朱可夫看作朋友，也不管何时参加会议，朱可夫都会坚持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
会后，美国新闻界把它描述为迈出的有益的一步。“日内瓦不是第三次大国会议，但却拉开了其序幕。”《巴尔的摩太阳报》这样报道。《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用同样的语调评论道：“（日内瓦）确实照亮了前面的路……假如世界再耐心些、克制些，那么，它不会这么漫长。”《纽约时报》的社论说：“我们不能裁军，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任何和苏联的协议，直到铁幕落下，自由降临俄罗斯的土地。重要的事要先发生，而且，这些就是重要的事。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消失，要避免这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妥协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似乎离它越来越近了。”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决定继续他的和平进攻策略。虽然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裁军建议没有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但第一书记还是相信，苏联的立场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是明智的。 7 月，克里姆林宫单方面宣布裁军 64 万。斯大林生命的最后 5 年里，他把苏联军队人数增加了 50 ％，赫鲁晓夫打算把这个数字降至 400 万。
第二次主动更具戏剧性。赫鲁晓夫认为，西德和苏联的关系最终会得到改善，因为苏联市场对德国资本很有吸引力。年轻时赫鲁晓夫曾在乌克兰的一个煤矿当管理人员，那个煤矿用的就是德国技术。以后赫鲁晓夫经常提起这件事，把它作为德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现各自利益的范例。赫鲁晓夫所关心的这件事，就是有名的拉巴洛时代。 1922 年，俄德两国在意大利的小镇拉巴洛（ Rapallo ）签订了重要的《拉巴洛条约》，条约名称就源自这个小镇。 20 年代，苏德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上互惠的关系。这个时期提供了一个样本，即西德如何和苏联再次相互影响。《拉巴洛条约》约定，德国承认苏联，并取消苏联的战争债务，两国间建立特惠贸易关系。康拉德·阿登纳[9]的基督教民主党得到了德国大企业家的重要支持，这些企业家会从复兴的苏德贸易中受惠。这刺激了赫鲁晓夫，他要设法接近西德总理。
赫鲁晓夫第一次主动向波恩示好要早于日内瓦会议。 6 月初，几乎是巴黎协定批准后的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就向阿登纳发出访问莫斯科、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正式邀请。
1955 年，如果有人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更不可能为莫斯科提供一个外交突破口，那么这个人就是 79 岁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公开讲话中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克格勃也承认，阿登纳至少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领导人。“阿登纳，” 1955 年克格勃给克里姆林宫的情报上这样写道，“是苏联的最凶猛的一个敌人。”来自西德的情报这样描述这位德国总理，他劝说人们，“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就像和魔鬼谈判一样。”
不管怎么说， 6 月，苏联邀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直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阿登纳才接受邀请。访问日期确定在 9 月初，阿登纳对这次访问根本不抱多大希望。 8 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阿登纳声明，除非克里姆林宫同意德国实现统一，并释放那些仍然被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常化。
访问是否会有所突破，对这个问题，克格勃和苏联外交部意见不同。在仔细研究了阿登纳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克格勃变得乐观起来。“作为政治家，阿登纳有许多优秀品质，”克格勃在给克里姆林宫和其他苏联谈判人员的报告中写道，“为人谨慎、机智，有妥协意愿，这已被证实过。他还有适度的耐心来领导最艰难的谈判，狡猾、不择手段，缺乏实现目标的固执。”还有一些情报人员告诉克格勃，如果他还会继续受人欢迎的话，西德政治局势的变化将需要这位聪明人，他和东德打交道更为宽容。从影响较大的《法兰克福汇报》总编辑那里，苏联情报人员得知，阿登纳的成功也让他自己深受其害。德国经济遭受二战毁灭性的打击，阿登纳领导了振兴德国经济的重任，而且还使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现在，他面临着如何有意识地引导欧洲这个新国家的难题，或许这要求他做一个政治家。苏联外交部已经花了许多时间来琢磨阿登纳 8 月讲话的用意。他们推断，这是阿登纳制造的一个步骤，他要把德国分裂和国际紧张局势归咎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高层中，只有布尔加宁以前见过阿登纳。 1920 年代，布尔加宁以莫斯科市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访问过科隆。其时，阿登纳任科隆市长。布尔加宁记得，阿登纳非常礼貌。总之，他对这个人印象不错。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阿登纳出访莫斯科感到不悦。毫无疑问，阿登纳是反共人士。尽管如此，这位西德领导人还是倾向于夸大苏联的实力，美国担心因此而会使阿登纳和莫斯科达成系列对其不利的协定，以阻止一场战争。阿登纳出访前夕，杜勒斯给他写信，要他消除这些恐惧：“我们首先要记住，苏联的现行政策不是来自于其实力，而是其缺点；不是来自于成功，而是失败。”杜勒斯国务卿还指出，莫斯科意识到，它不能既提供武器，又供应黄油，但它的公民们想要更多的黄油。他还告诉阿登纳，现在还不是缓和对苏压力的时候。“他们讲究撤退的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赢得喘息的机会。如果他们现在想得到喘息的机会，似乎现在就是这样，我想我们就有可能把德国的统一当做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是否会付出代价，是否会很快付出代价，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强大，就有机会在几年内实现你所要求的统一。”
然而，事实证明，正如赫鲁晓夫的顾问们建议的那样，阿登纳既阴险又狡猾。在莫斯科，他抛弃了美国国务院一直期待采用的方法。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进行了几天坦率的讨论后，西德就撤回了要莫斯科答应推动德国统一的要求。布尔加宁提出遣返 9000 左右仍被关押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对阿登纳来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就足够了。到 1955 年底，苏联和西德已经互派了大使。
莫斯科一直关注着其东德伙伴的反应。东德还是不被承认，阿登纳也拒绝去促成这件事。波恩经常和莫斯科会谈，不去东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分别到柏林，向东德和世界保证，莫斯科有决心保证东德共产主义的稳固。“假如任何人……想让我们忘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他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除非虾学会吹口哨，否则这些人是等不来这个结果的。”
1955 年 10 月，当西方大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围攻莫洛托夫时，赫鲁晓夫得以在斯大林的德国政策这口棺材上敲下最后一颗钉子。会议召开前数周，西方大国提出了一个修改过的艾登计划。如果德国被许诺实现统一，在大选后加入北约，苏联将会得到一个沿以前东、西德国分界线分布的非军事区，还要订立一个集体安全条约，“条约保证德国的统一”。依靠这个条约，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入侵苏联，北约将会保卫莫斯科。计划要取悦于德国民众，同时也检验着苏联曾对德国统一和德国自决作出的口头许诺。
和日内瓦高峰会议一样，尽管外长们还是相聚在同一个地方——国家宫，但心情却没有多少差别。气氛很紧张，以至于只要记者的相机盒子意外掉在地上，每个部长似乎都要跳起来。尽管气氛如此紧张，但莫洛托夫还是上了西方谈判者的钩。他指出，他喜欢在中欧建立非军事区的主意，在那里，军队人数会将会受到限制和核查，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的驻军人数都有上限。然而，当苏联外交部长被问及，莫斯科是否接受这个条约时，即保证非军事区安全、保证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后不构成对苏联的威胁，莫洛托夫明白，他已经掉入了陷阱，开始重复长期以来苏联对德国再次军事化问题的陈词滥调。
11 月 6 日，莫洛托夫向领导集体提交了一个新的报告。虽然起草者把它视为一份新建议，但读起来仍像是斯大林时期的对德旧政策。建议说明，苏联对德政策的目标是在全德国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的统一。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建议，三个月内从德国撤走所有外国驻军，同时也要求废除巴黎条约，即西德退出北约，以便使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摆脱军事集团的控制。莫洛托夫认为，这个建议纯粹是为赢得宣传大战的优势而提出的。他不会期待西方会接受这个建议。
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的整个策略，很快就驳回这个建议。“我们不会这么做，”他说道，“其中隐藏着许多风险。”赫鲁晓夫不能肯定，西方会反对这个建议。“杜勒斯会耍些花招。”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赫鲁晓夫说。他认为，这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他们正好用来考验苏联是否有撤军的诚意，而苏联还没有作好撤军准备。赫鲁晓夫认为任何由苏联提出的撤军建议都会让德国人“迷失方向”，也会威胁东德的稳定。
莫洛托夫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他说，在这件事上，苏联不得不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反对德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对莫斯科并不利。“西方支持大选，”莫洛托夫抱怨道，“而我们反对。”莫洛托夫说，这个建议确实没有什么风险，因为无论如何西方都不会通过这个建议。说到这里，赫鲁晓夫马上打断了他，外交部长的讽刺激怒了他。莫洛托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策略是拿东德的未来冒险，以此来捍卫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待大选的立场。“为了一个完整的德国，”赫鲁晓夫质问莫洛托夫，“北约致力于德国的统一，而统一后的德国将会加强北约的力量，还会反对和平政策和苏联，为什么要加强北约的力量？”莫洛托夫发现，这场辩论中他没有支持者。“我怀疑提出的这份建议是否正确。”米高扬说道。“我同意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的意见。”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说道。卡冈诺维奇的话是对莫洛托夫的一次沉重打击，他和莫洛托夫的许多观点都相同，但出于保卫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和赫鲁晓夫靠得更近。“我不能让他们把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啄食成碎块，我们已经告诉过他们，”卡冈诺维奇说道，“而他们却一直在谈选举。”
赫鲁晓夫的领导集体在思考新的策略。西方突然设置了一个陷阱，它把裁军成功的讨论转移到了是否要有一个统一德国的协定上。如果莫斯科找不到一条突破现行谈判策略的出路，西方就会得出结论，可以忽略莫斯科，直到他们被迫接受北约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将会引发一种呼声，”赫鲁晓夫说道，“实力来决定立场……这是错误的。”现在是时候了，让德国人自己解决他们的分歧，莫斯科要阻止在四国的基础上达成对德问题的解决办法。“每一个有判断力的政治家都清楚，”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在西德加入北约的条件下，这个问题会更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勾画了新的政策思路。“现在他们希望从实力的对比出发来谈选举，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理由来反对它。”他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即现在是改变大国外交焦点问题的时候。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裁军和两大军事集团接触上，把德国事务留给波恩和东柏林。对莫斯科来说，阿登纳的成功访问降低了大国对德问题谈判的直接作用。而且，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苏联又有了对西德施加影响的新机会。阿登纳不能长生不死，有理由相信，其继任者或许对发展和东德的关系怀有更大的兴趣。
这次讨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了在对德问题上他所认可的莫斯科的新底线：“我们希望保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他也很高兴让莫斯科的代表们把这个底线向世界说清楚。当赫鲁晓夫宣布废除对德旧政策时，他在主席团的支持者米高扬赞扬新政策：“我们的立场是建设性的。”
在结束莫洛托夫在对德政策问题上的束缚时，赫鲁晓夫不仅仅改变了莫斯科在对德统一问题上语言的细微差别。在这个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他们支持这条底线，即不管从欧洲实现缓和中获得多大利益，克里姆林宫都不会以牺牲东德为代价。如果需要这么做，莫斯科将不得不保持耐心，要让西德和西方其他地方的力量来推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法国更倾向于这个观点，即实现缓和、裁军的最佳路线在于承认两个德国。赫鲁晓夫说：“在两个德国并存的条件下也能解决欧洲安全问题。”
次日晚上，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记者招待会。莫洛托夫提醒记者们，他将带着新的建议去日内瓦。“我带着好建议来这里的，”莫洛托夫说道，“今晚我还带着更好的建议离开，因为我在这里听到了许多好消息。”他一回到日内瓦，其他三国的代表就得知，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四国谈判德国问题的模式。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中，莫洛托夫概括了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用克里姆林宫的语言解释了这一政策。他批评西方试图从“用实力说话”的立场出发来和苏联打交道。短时期内，西德加入北约是德国统一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莫洛托夫还补充道，选举会在德国“引起一场混乱”。他也强调，苏联决心要保护东德，因为东德正走在人类都在走的一条发展之路上；因为它有“强大、忠实的朋友”，所以它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杜勒斯对莫洛托夫的发言反应强烈，要求会议暂停。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电话商议后，第二天，杜勒斯国务卿说，这个建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峰会上确立的信心”。对莫洛托夫的建议，法国和英国的反应也很消极。尽管竭力表现出惊讶的神情，但早在夏季时，杜勒斯就曾预言，克里姆林宫永远不会让东德消失。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0]所称的日内瓦游戏中，其他三个西方大国都在试图迫使苏联接受这样的看法——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前途。显然，莫洛托夫的上司们不打算就此屈服。一个星期的会议毫无结果，还有一番相互攻击。“小日内瓦会议”终于破裂了，它没有就何时再次开会达成任何一致。
这既是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政策，也是对冷战下定义的时候。莫洛托夫再未回复到以前的地位，不久其外交部长的职务就被人替换了。“小日内瓦会议”后几天，莫斯科宣布，它已签订一项协议，正式结束苏联对德国的占领，名义上把保卫东部地区边界的任务移交给东德。 11 月 22 日，西德注意到，东德部队已经接替了守卫边界的苏军。在 1945 年波茨坦公告中，莫斯科有责任监督东德地区和东柏林的军事行动。尽管赫鲁晓夫迫切想把这个责任移交给东德，但目前莫斯科还仍然保留着这一职责。随着莫洛托夫外交权威的丧失，保卫东德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直到1990 年，苏联都不再考虑那些可能会削弱东德盟友的安全措施，或者冒险去促成在北约框架下实现德国的统一。
对华盛顿和莫斯科来说，德国问题现在成了这两个国家是否可以维持中欧现状的问题。杜勒斯强迫莫斯科接受加入一个统一的、加入北约的德国的策略失败。对国际局势的缓和作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赫鲁晓夫是有限度的。
对德国形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有着根本不同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抛弃了这样的理念，即东德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而无意抛弃它们。赫鲁晓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号颇为自豪，而艾森豪威尔则把它称为苏联地区。欧洲未来的和平和稳定将取决于这两种概念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赫鲁晓夫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因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剩余的执政时间里，德国问题一直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很快，新的核心问题，即对超出美苏传统竞争范围的地区关注，使得德国问题出现了激烈的竞争。
[1] 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1908年1月27日——1993年5月14日），美国商人、报纸出版商。1951年起任《赫斯特报》总编辑，曾获普利策奖。
[2]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3] 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1908年8月18日——1988年3月30日），1929年加入激进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42年流亡突尼斯，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任纽伦堡法庭副检察长。1946—1958年、1969—1972年、1973—198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47—1970年、1983—1988年任莱斯尼港（Port-Lesney）市长。1949—1950年、1952年任财政部长。1949—1967年任汝拉（Jura）总理事会主席。1950—1951年任预算部长。1951—1952年任司法部长。1952年1—2月、1955—1956年任总理。1953—1954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4—1955年、1958年任财政、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长。1955年任外交部长。1955—1956年代理内政部长。1956年退出激进党，1958年恢复党籍。1959—1966年、1980—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5年再次退出激进党，参加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新共和国联盟（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1966—1968年任农业部长。1967—1979年任蓬塔利耶（Pontarlier）州委员。1967年跟随新共和国联盟参加了共和国民主联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1968—196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71—1977年任蓬塔利耶市长。1972—1973年任社会事务国务部长。1973—1978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74—1981年、1982—1988年任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退党后短暂参加了由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旋即退党，并返回激进党。1978年参加法国民主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1979—198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8年去世。
[4]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5] 威廉·蔡斯·陶布曼（William Chase Taubman，1941年11月13日—— ），美国政治学家。
[6]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米亚西谢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ясищев，1902年9月28日——1978年10月14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23年起从事设计活动。1938年被捕。1940年5月被判处10年徒刑，同年7月获释。1945—1951年任莫斯科飞机学院航空学院院长。1951—1960年任米亚西谢夫设计局局长。1955年平反。1960—1967年任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去世。
[7] 威廉·斯图尔特·赛明顿三世（William Stuart Symington III，1901年6月26日——1988年12月14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1923—1945年期间经商。1945年任剩余财产委员会主席。1945—1946年任财产管理局局长。1946—1947年任空军战争部助理部长。1947—1950年任空军部长。1950—1951年任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1951—1952年任重建金融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1953—1976年任参议院议员。1976年退休。
[8]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9] 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10]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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