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四章 “他是狗娘养的”
1960年11月，年轻的肯尼迪赢得大选，赫鲁晓夫把肯尼迪在政治上的胜利视为其推进国家安全议题的良机。苏联驻美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1]向几乎任何看上去和肯尼迪有关系的人物暗示，赫鲁晓夫急于重启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讨论。巴黎峰会后这些讨论被放弃了。无条件释放两位 RB-47 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由此，苏联发出强烈信号，希望与未来的肯尼迪政府保持良好关系。1960年7月以来，两位飞行员一直被苏联监禁。对华盛顿那些制定外交政策的人们来说，似乎很清楚，克里姆林宫不再担心约翰·肯尼迪以微弱多数赢得大选的问题，马上把他视为一个可能会改变冷战局势的领导人。
如此急迫地要向这位民主党胜利者致意，也暗示着赫鲁晓夫是多么讨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赫鲁晓夫知道肯尼迪的每一件事，他没有理由要对这位特殊的美国政治家抱很高的期望。大选中，肯尼迪批评即将下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积极应对苏联的挑战。“我不想当一个要在核弹蘑菇云下消失的国家的总统，”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肯尼迪向那些和他一样退伍的二战老兵们说，“但是，我也不想当那种节节后退、处处防守的国家的总统，因为它不愿面对我们国家生存的现实，不愿讲真话，不愿承担起自由的义务。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在力量相对强大时走向衰落，就像诗人艾略特所说，这个世界的完结，‘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
裁军、德国问题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最大。总统大选中，肯尼迪的立场似乎比其竞选对手尼克松更为强硬。肯尼迪向选民保证，和赫鲁晓夫开始新一轮谈判之前，其政府优先的工作是增强美国的势力：加速导弹研发工作，扩充常规军队，恢复美国的国际声誉。他还一再重申，要保护西柏林的安全和西方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尽管也向民众保证，下一任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和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但是，在大选中，肯尼迪没有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其外交计划。
另一桩事可能也会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肯尼迪一再批评苏联在第三世界获利。“下一个十年，外交政策的巨大斗争将不会发生在西欧，也不会直接发生在美苏之间，”这位总统候选人说，“最大的考验是哪种制度运行得更好，哪种制度会解决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面临的问题。”在那些共产主义涉足的国家中，肯尼迪最忧虑古巴。“卡斯特罗不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独裁者——一个只想着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小暴君。他的野心远超出其国家的范围。他已经把古巴这个岛国变成一个敌对的、好斗的共产主义卫星国——一个向整个拉丁美洲进行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基地。”肯尼迪补充道，“敌人可能会有导弹和潜艇，离我们只有 90 英里远，美国……不能视而不见。”
赫鲁晓夫也看了肯尼迪总统的主要传记资料，它们也在提醒他要谨慎。19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肯尼迪，从小就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孩子。他先后毕业于乔特学校和哈佛大学。当罗斯福总统任命肯尼迪父亲为美国驻英国大使时，肯尼迪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教育。在伦敦，约瑟夫· P. 肯尼迪[2]因发表那些声明而臭名昭著。他暗示，在抵抗纳粹的战争中，英国将会衰落，并主张美国要完全置身于欧洲的竞争之外。乔·肯尼迪似乎觉得斯大林对美国的威胁要远甚于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向赫鲁晓夫指出，老肯尼迪的做法可能会影响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理念。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有关这位总统的档案资料，都记录了他在大选中发表的那些令人不悦的讲话，并归咎于其因反共而臭名昭著的父亲。
外交部确实把约翰·肯尼迪描述成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是，是否可以对那些赫鲁晓夫所关注的议题进行谈判，他们一点也不乐观。“对于美苏关系，”他们告诉赫鲁晓夫，“肯尼迪的立场是相当矛盾的。”在这位新总统的身上，克格勃看到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思想。赫鲁晓夫的一个外交间谍的结论是，肯尼迪来自于民主党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自由主义者一派，他们认为，可以寻求外交妥协以减缓冷战的紧张局势。因此，肯尼迪可能会考虑采取新方法来解决双边问题。至于约翰·肯尼迪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其父亲的外交观念，克格勃和苏联外交部的看法不同。尽管如此，但双方分析人员都指出，肯尼迪承认那个假象——美国导弹数量少于苏联，并且在美国增加其军事实力之前，肯尼迪不可能进行任何有价值的谈判。
在那些赫鲁晓夫可能读过或还没有读过的文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透露克里姆林宫流传的一些内幕新闻。尽管克格勃还不准备以书面形式就这位新总统的领导才能作出判断，但是外交部还是准备把他描绘成一个“不可能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莫斯科的一些人感觉，这个美国富家子弟没有丰富的立法和行政经验，认为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对许多坚持冷战的西方人来说，这有些让他们吃惊，但是肯尼迪并不是赫鲁晓夫所喜欢的那类对手。赫鲁晓夫希望这个对手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敢于面对那些好战的军队。他设想，华盛顿的那种好战的意识已经失控。1960 的经历，特别是 U-2 间谍飞机事件，让他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即从本质上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稳定。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本性是好的，但它们都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给破坏了。如果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强势领导人，赫鲁晓夫将会期待他来控制好军队，和莫斯科进行真诚的谈判。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的一些提议，无论是关于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还是超级大国的裁军问题，都非常有道理。
11月底，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向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到和这位美国新总统打交道的主要策略。苏联领导人有意要在1961年初举行一次峰会，以解决柏林问题。动身之前，赫鲁晓夫将会寻求一次和肯尼迪一对一的会谈，它不是四国首脑会谈，并且计划在柏林问题上提出“让步”方案，各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有具体时间限定的临时协议；协议期满后，西柏林将变成一个自由城市，没有占领国的驻军，北约军队也不得随意进入。这个方案最初是为艾森豪威尔准备的。如果肯尼迪不愿就此进行谈判，那么，苏联和东欧集团将再次发出最后通牒。
肯尼迪刚刚就任总统，赫鲁晓夫就决定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行动，这让乌布利希感到吃惊，此前他并没有被告知，苏联人正在考虑再次提出最后通牒。1958年的最后通牒遭受挫折，这个经历让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的决心产生怀疑。“德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情绪，他们说你们只谈和平条约，却不付诸行动。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支持你们……”赫鲁晓夫让他相信，这次不同以往。“如果不能达成临时协定，那么，我们将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让德国人民看到西方的失败。”尽管对柏林问题施加压力会导致一段时期的紧张局势，但它不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此，赫鲁晓夫充满信心：“当然，签订和平条约后，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导弹设置在战备状态。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的对手们还没有疯狂，他们仍在思考，他们的神经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赫鲁晓夫不想预测究竟会不会发生一场危机。或许肯尼迪将会同意他们的要求。
乌布利希刚离开克里姆林宫大约一天，赫鲁晓夫就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一封绝密电文。1960年12月1日，当选总统的弟弟罗伯特· F. 肯尼迪[3]——总统选战的负责人，同意和一名伪装成记者的克格勃官员进行 30 分钟的面谈。罗伯特·肯尼迪是否知道这个记者和苏联领导层有特殊的联系渠道还值得怀疑，或许这位未来的美国司法部长已经做过这种设想，这很正确，就像事实证明的那样，几乎所有的苏联记者都是间谍。利用这个克格勃官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其哥哥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出电文。罗伯特说，当选总统“非常关心柏林局势，将会想方设法解决柏林问题。然而，未来几个月，如果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那么，肯尼迪肯定将会捍卫西方立场”。几周后，赫鲁晓夫给乌布利希写信解释，就像他希望的那样，美国人正在重新考虑其柏林政策。
肯尼迪上台后还想继续两国因 U-2 间谍飞机事件而破裂的外交联系。尽管在大选中就苏联的挑战发表过强硬谈话，但是，肯尼迪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吸引克里姆林宫的注意力，减少冷战带来的危险。“我们要赌一把。”竞选中他也经常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这句话。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陷于 U-2 间谍飞机事件之中，因而丧失了和苏联人达成妥协的良机，而未能降低中欧爆发战争的风险。“总统最好对 U-2 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表示遗憾，而不是像他那样编造一个谎言。以后世界舆论会证实，那是一个谎言。”
在当选总统后和就任总统前长达 10 周的过渡期里，肯尼迪团队召集专家检讨美苏关系政策的各个方面。一些缓解两国关系的新提法和新策略就来自这些团队。他们建议，美国和苏联应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两国间的贸易，而不是仅局限于蟹肉贸易。他们还提出两国开展空间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没有就柏林问题提出新策略。肯尼迪已经安排哈里·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4]来考虑打破柏林僵局的策略问题。然而，其间国务院资深德国问题专家马丁·希伦布兰德[5]就向艾奇逊小组发表过意见。“我们可以维持柏林的现状，但是我们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来让它变得更好。”1961年1月，希伦布兰德这样写道，“只要苏联和东德愿意接受这些政治后果，他们或多或少都能让局势变得更糟。”从1948年斯大林首次试图把西方盟国赶出西柏林开始，保卫这座城市及其 220 万居民就成了美国在战后欧洲保持其尊严的试金石。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考虑对此作出让步。最终，肯尼迪就此问题征询过意见，每一个人都得出了和希伦布兰德一样的结论，也是肯尼迪不喜欢的一个结论：“无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但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真正限制了西方的实际行为。”然而，对另外一项有重要意义政策的审视却没有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视野。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个月，美国加快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行动。尽管对莫斯科和哈瓦那有所担心，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从未策划过刺杀卡斯特罗或强行推翻其政权的方案，以保证理查德·尼克松能赢得总统大选。然而，由 U-2 项目前任负责人理查德·比斯尔领导的一个中情局小组却不知疲倦地向白宫提供了一整套秘密行动方案。此时，这些行动专家们开始相信，在路易斯安娜和关塔那摩，有一千古巴移民接受过训练，他们能向古巴政权发起致命打击。
来自乔治敦的比斯尔是肯尼迪的朋友，他极有可能首先向肯尼迪暗示过，中情局希望白宫批准，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古巴采取某种激烈行动。1960年11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第一次收到古巴行动计划的正式方案。之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都不再相信：新政府会继续艾森豪威尔已经启动的方案，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将不会改变。1961年2月，中情局最后完成了其行动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并最终批准该方案。4月，肯尼迪暂时批准这一方案，尽管他常常会保留在最后一刻取消方案的权力。
尽管克里姆林宫对华盛顿颠覆卡斯特罗的行为一无所知，但是赫鲁晓夫还是让自己对肯尼迪的决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就像1956年秋东欧的局势让赫鲁晓夫无法判断出中东纳赛尔面临的威胁一样，1961年初的国内局势对这位苏联领导人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1958年高调宣布七年计划，以改善苏联国内的形势，而现在这个计划正在落空。因为担心苏联劳动者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将会导致和1956年布达佩斯一样的政治危机，克里姆林宫才制定了这项计划。视察苏联各地时，赫鲁晓夫看到的许多景象表明，苏联不能满足其居民最基本的需求。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德米特里 - 波利扬斯基让他相信，俄罗斯的食物供应是充足的。当赫鲁晓夫发现这并非事实后，这位书记回答道：“如果有人要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从我们这分出去，我们就能自给。”赫鲁晓夫不相信还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反回道：“但是，我们要把莫斯科给谁？给格鲁吉亚吗？”事实上，苏联人民正在经历着肉类、牛奶和鸡蛋的严重短缺。农贸市场只要有鸡蛋上市，一打鸡蛋的价格就相当于三美元，而最好的俄罗斯面包也只卖几分钱。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在伦敦市场卖出价值 2600 万美元的 23 吨黄金，以购买欧洲的黄油，因为它自己不能生产足够的黄油。一个笑话在排队买食品的队伍中流传着：“亚当和夏娃是什么国籍？”答案是：“俄国人。”人们会问：“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他们都赤身裸体，只有一只苹果可以吃，尽管他们生活在天堂。”
赫鲁晓夫很清楚，他的人民并没有生活在天堂之中，而且也不仅仅短缺黄油。匈牙利事件数周后，赫鲁晓夫警告主席团委员，住房和食物同样重要，它们对苏联政权的存在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之后，1958年，克里姆林宫承诺要建设 200 万平方米的新房屋。到1961年初，住房严重短缺，以至于赫鲁晓夫下令所有的新楼房都要建五层以上，以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即使这种应急措施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不得不取消这道命令，因为他听说苏联缺乏制造高层楼房电梯所需的原材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很快就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将如何捏造七年计划各个方面的数字，以便让承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会显得那么大。
对下属情愿意接受这种悲哀的现实状况，赫鲁晓夫感到非常不解。“我们为什么会让这些垃圾人物进入党内？”一位地方领导人杀死了正在产奶的奶牛，从而达到肉食品的配额指标，之后他获提拔。得知此事，赫鲁晓夫发出了这样的评论。离莫斯科 300 英里远的一个城市党的书记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要脱下裤子让赫鲁晓夫亲自鞭打他。“他连说了三遍，”赫鲁晓夫事后说道，“我忍无可忍，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要脱下裤子向我们展示你的屁股？你想让我们从中取乐吗？’这到底是什么党的书记？”
赫鲁晓夫感受到了这些失败的威胁。他向苏联人民许诺，他们的社会将会在1970年赶上并超越美国。这些来自基层的令人沉闷的报告让他一再提醒其同事，政府要认真对待这个目标，即让苏联人民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你们还记得吗？当我宣布我们将会赶上美国时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怎么对我大喊大叫的……他们让赶上美国这个口号给吓住了。”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赶上美国意味着什么？”1961年3月，他这样问他的同事：“那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思考，不要大惊小怪。”
1961年头几个月，另一件让赫鲁晓夫不快和分心的事情是，中国和其在欧洲的一个奇怪的小盟国阿尔巴尼亚。纳粹势力在巴尔干地区垮台后，恩维尔·霍查[6]就一直是这个对外国心怀戒心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出于对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瓜分东南欧阴谋的恐惧，他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霍查无意让阿尔巴尼亚人与温和的自由化和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瓜葛。1961年2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关系公开化。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报告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把悬挂在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赫鲁晓夫画像换成斯大林画像，尽管赫鲁晓夫也很生气，但这场分歧并未对世界局势造成任何影响。然而，当赫鲁晓夫建议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往来时，米高扬却提醒他，实际上这关系到中国。如果苏联对其巴尔干盟友施加压力，毛泽东可能会反应过度。
米高扬的话很有道理，赫鲁晓夫接受了谨慎处理此事的建议。此外，克里姆林宫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而是北京正在让东南亚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国正在和巴特寮、北越站在一起，正在争取让老挝王国取得革命的胜利。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在1960年12月发动攻势，迫使持中立立场的首相梭发那·富马和大多数老挝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这个国家，老挝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61年1月，巴特寮的成功反击让北京和河内实现其梦想的可能性增大。然而，即使巴特寮继续取得优势，赫鲁晓夫也建议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要寻求老挝问题的外交解决。赫鲁晓夫相信，如果巴特寮继续发动攻势，势必会引发美国的干涉。因此，他主张，只有耐心的政治斗争才能为这个地区带来最后的胜利。
3月，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平息了这场争论。此时，葛罗米柯已飞往美国，以摸清肯尼迪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会见葛罗米柯时，肯尼迪总统告诉苏联人，华盛顿现在支持梭发那·富马中立政府。肯尼迪希望在老挝组建一支统一的军队和一个联合政府，让老挝成为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国家。这和赫鲁晓夫对北京和河内提出的想法一模一样。4 天后，苏联人交给北越一份有关这次老挝问题会谈的俄文记录，要求北越政治局和其领导人胡志明阅读。然后，莫斯科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老挝停战，并私下要求北京、河内和巴特寮遵守这项声明。尽管中国之后加入巴特寮一边，并接受停火决定，但是莫斯科清楚，毛泽东坚决反对在老挝建立由一个中立政府领导的统一国家。
在国内局势令人失望、国外争论不断的氛围中， 4月12日，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对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虽然苏联人民的住房和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但是，苏联毕竟成为第一个实现太空载人飞行的国家。赫鲁晓夫担心加加林的飞行出故障，否定了原定于 5月1日的飞行计划，以免在传统节日出现事故。其太空顾问们对这次成功飞行充满信心，但是，他们还是把飞行计划提前，以保证苏联领先美国。美国人正准备在 5月的第一周把宇航员艾伦·谢泼德[7]送上太空。
赫鲁晓夫号召举行盛大的全国性庆典活动以庆祝加加林成功实现太空飞行，这是苏联自1945年5月9日取得二战胜利后最大的一次庆典活动。4 架米格战斗机护卫着加加林乘坐的伊尔 -18 专机，把他带回莫斯科。专机降落前，莫斯科已是人山人海。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街道两旁、沿街的屋顶和阳台上都站满了人，之后在红场举行盛大的游行。苏联人民渴望庆祝活动，公众对加加林的热情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尽管莫斯科营造的这种戏剧性效果令人吃惊，甚至赫鲁晓夫的家人也感到吃惊，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盛大的庆祝活动分散了苏联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关注令人压抑的日常生活现实以及赶超美国的空想。最近，赫鲁晓夫收到许多报告，称各地建筑工地普遍使用劣质材料。考虑到这个因素，他认为庆祝期间站满人的阳台无一处倒塌，这是对他的奖励。
这些大事中，苏联领导层刻意忽略了美国对卡斯特罗实施的种种阴谋。4月，哈瓦那发生系列恐怖爆炸和纵火案件。4月13日，古巴最大的百货商店毁于一场人为大火。此前一天，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代表报告，来自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消息称，未来数天美国将支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1960年夏季以来，因为担心美国要对卡斯特罗实施军事打击，苏联人一直忐忑不安。正像那个狼来了的寓言一样，每次警告发出后，却并未发现美国海军出动。这些警告也慢慢地不为人所重视。
而且，赫鲁晓夫已经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两个信号表明，美国不太可能入侵古巴。3月，美国大使汤普森长途跋涉 2000 英里，在西伯利亚向赫鲁晓夫递交了肯尼迪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件称，现在可进行面对面的会见，并建议 5月底在欧洲一个中立国家的首都举行会谈。4月1日，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回信，同意举行会谈。虽然会谈日期未定，但肯尼迪希望会谈的愿望却是肯定的。一周后，美国人要求将这次会见推迟到 6月，并希望在维也纳会面。
美国同意举行峰会被视为美国新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尊重。第二个信号是肯尼迪发布的一个声明，它似乎在暗示，美国对卡斯特罗采取忍让态度，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同一天，克格勃墨西哥站发来报告称，美国总统公开否认美国将要进攻古巴的传言。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任何条件下，美国都不会武力干涉古巴……美国政府将会做它可以做的每一件事，并且我相信，它能尽其职责来保证美国人不会卷入古巴的任何行动中……它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事情，而是古巴人自己的内部事务。”
肯尼迪的回答不仅让赫鲁晓夫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即白宫将会克制自己，而且它也对苏联国家安全作出了保证。估计自己离开古巴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4月，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被允许离开古巴前往巴西。行前，他目睹了美国开始发动的这场战役，即一系列由反卡斯特罗的突击队员对古巴中部发动的进攻，其高峰是进攻猪湾。之后，他回忆道，甚至他也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威胁：“我看见了美国的轰炸……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将会发生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呢？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不相信它会发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后，古巴的焦虑有所缓解。4月14日，切·格瓦拉在会见苏联驻古巴大使时说：“由外部反革命势力对古巴发动的这些滩头进攻现在大概要偃旗息鼓了。”古巴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古巴百货大楼的纵火事件。“那些爆炸案中，”切·格瓦拉对苏联人说，“其中在百货大楼大火后发现的一枚炸弹没有爆炸，那上面有‘美国陆军’的字样。”但是，甚至格瓦拉都认为，虽然肯尼迪和以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古巴革命的敌人，但是，新总统不太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美国的策略有些改变。”格瓦拉告诉克里姆林宫。此时，古巴人认为，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孤立古巴，并蓄意破坏古巴的经济。
然而，切·格瓦拉会见苏联大使的次日，美国支持的轰炸行动进一步加剧，这让古巴再次感到忧虑。4月15日凌晨，哈瓦那等三个地方发生爆炸，卡斯特罗因此宣称，这是对古巴发动进攻的序幕。4月16日，虽然古巴不知道进攻何时会发生，但古巴空军和海军开始大张旗鼓地巡逻。与此同时，莫斯科似乎也不希望发生任何入侵行为。
1961年4月17日下午，莫斯科收到报告称，美国支持的古巴反叛力量已经侵入猪湾三处海滩，古巴流亡政府也号召全国暴动。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这次由中情局艾伦·杜勒斯一手策划的挑衅行为将会破坏即将与肯尼迪举行的会谈，就像以前他派鲍尔斯驾驶 U-2 间谍飞机破坏巴黎峰会一样。赫鲁晓夫不愿承认他对肯尼迪作出了错误判断，即后者不喜欢古巴政权。克格勃的报告指出，杜勒斯要为入侵古巴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他从中感到一丝宽慰。例如，克格勃从伦敦发来的报告称，美国使馆官员说，肯尼迪后悔继续留任共和党的一些官员如艾伦·杜勒斯和财政部长 C. 道格拉斯·狄龙。
尽管克里姆林宫掉以轻心，而古巴情报机构也没有及时发出警报，但中情局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这次行动注定要失败。登陆海滩附近没有游击队接应，而且 1200 人在一处平坦的沼泽地登陆，那里只有一条道路。黎明时分，成队的苏联坦克沿着这条路开了过来。除计划不周外，肯尼迪总统也犯了指挥错误。最后一刻，肯尼迪取消空中打击的命令，本来这可以让登陆的游击队拥有空中优势。因为没有美国飞机， 6 架古巴战机得以击沉两艘登陆船，其中一艘装载着电台和弹药。到 4月19日，美国开始从这个地区撤出其所有的装备和人员。1100 多名进攻者当了古巴的俘虏。
猪湾事件打消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好感。现在，苏联领导人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是肯尼迪一直在支持这次入侵，还是这次入侵控制在像杜勒斯这样的强硬派手中？对此，赫鲁晓夫还不能马上得出结论。4月18日，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措辞犀利的书面抗议信，但又让葛罗米柯把抗议信亲自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并解释道，他希望“最近两国间的分歧将会被解决，美苏关系将会被改善”，以此来化解那些犀利的言辞。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将会对他所关注的美苏关系发展方向发出信号。
入侵猪湾失利，华盛顿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峰会再次产生兴趣。肯尼迪决定，尽管他不会向苏联人作出外交让步，但是他需要在峰会上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尽管猪湾事件之后西欧各国产生政治分歧，但是肯尼迪关心的是，因为入侵古巴失利，苏联人已经得出结论，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
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给了他推动峰会召开的机会。天生就守口如瓶的罗伯特·肯尼迪是那种喜欢幕后工作的人。“如果美国司法部长总是把他的行踪告诉下属，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长期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秘书的安吉·诺韦拉这样写道。当罗伯特·肯尼迪从其新闻秘书格斯曼那里得知，全美记者俱乐部前主席声称，通过一个苏联外交官与莫斯科保持一种特殊联系渠道。他想见见这个俄国人。这个记者就是无处不在的弗兰克·霍尔曼，他是尼克松的新闻助手。那个外交官叫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是苏联格鲁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 GRU ）的间谍，他有时会和霍尔曼共进午餐。“那个伙计想见你的人。”在一次会面前，霍尔曼告诉格斯曼。之后，司法部长和这位格鲁乌官员直接通了电话。
罗伯特·肯尼迪和博利沙科夫的交往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关系变得如此重要。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两人的关系。格斯曼在三人间周旋数周后， 5月9日，安排两人第一次会面。苏联驻美使馆的格鲁乌负责人不同意博利沙科夫会见任何人，格鲁乌总部负责人也不想让他介入外交事务。博利沙科夫在华盛顿的任务是当间谍。格鲁乌负责人伊万·谢罗夫是否事先就和博利沙科夫的负责人谈过这件事，还不清楚。1958年12月，米高扬成功地把伊万·谢罗夫从克格勃负责人的位子上赶了下来，而赫鲁晓夫却偏袒他，把他任命为格鲁乌负责人。无论如何，博利沙科夫已被告知，不得参与这次会面。下一步他要自作主张。
肯尼迪兄弟也在通过外部渠道来促成这次会面。他们没有向总统外交政策小组的任何法定成员披露过其想法，即在峰会前试探赫鲁晓夫的计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助理麦乔治·邦迪[8]后来把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形容为只限于兄弟间知道、外人“不能分享”。尽管其职责是协调白宫内部的外交政策，但是，邦迪却被排除在外。新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9]也是如此。结果，美国三位最富有经验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对此都一无所知：卢埃林·汤普森早前已同意留任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现在是留驻国务院的首席苏联专家，乔治·凯南[10]在离开政府部门 8年之后，再次就任肯尼迪政府驻南斯拉夫大使。邦迪之后的结论是，肯尼迪兄弟非常巧妙地切断了所有这些可能的情报来源，就是要保持博利沙科夫这个秘密渠道。
筹备这次会谈之时，肯尼迪兄弟详细讨论了美国对事关美苏两大集团重要问题所持的立场。肯尼迪非常希望能把赫鲁晓夫的注意力吸引到禁止核试验问题上。1958年以来，在自愿暂停任何形式的核试验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谋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就如何验证禁核效果，从谈判伊始，双方就有分歧。当核大国将核试验从地上转入地下时，双方的分歧更大了。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指出，在苏联大陆每年都会发现数百次地震，每一次地震都可能是一次未公开的核试验。美国的立场是，它应该有权利每年实施现场检验，以证实这些地震是自然现象。
苏联的立场在1960年非常强硬。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代表从未同意实施现场检验，并把它视为美国企图对苏联实施间谍行为。令人不快的刚果危机之后，赫鲁晓夫拒绝考虑联合国在强制禁核试验监测中扮演任何角色，这使得禁核协议谈判更加复杂化。赫鲁晓夫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建议也秉承这一精神，他想让一个由三方组成的机构来实施检验，三方分别为美、苏和中立国家。赫鲁晓夫不信任中立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他坚称，对于任何检测，三方机构必须达成一致。
肯尼迪也很坚定，不可能作出让步，让苏联人有权否决对其境内的可疑场所实施检测。但是，他相信，会考虑赫鲁晓夫可接受的现场检测次数。肯尼迪是一个坚定的禁核试验倡议者。他也不想继续部分核试验，因为若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对其新政府来说，将象征着其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大成就。
肯尼迪还有另一个重要提议。4月底，新政府已慎重考虑过向泰国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以支持老挝的梭发那·富马。他不想让苏联人和其盟友再次迫使美国介入其中。如果可能，肯尼迪希望在维也纳和赫鲁晓夫就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老挝国家达成共识。
5月9日，和博利沙科夫的首次对话中，在改善两国关系和建立一个老挝中立政府的轻松氛围中，罗伯特·肯尼迪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肯尼迪总统禁止核试验的想法。他说，只要双方都不投票反对实施检验的话，肯尼迪总统准备接受每年限于一定次数的核检测，并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禁核条约的实施。罗伯特·肯尼迪也表示，肯尼迪总统对在维也纳取得实质性成果有耐心，“总统不想重复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曲折经历，并希望即将到来的会谈能达成具体协议。”
肯尼迪兄弟俩的期待是，一旦赫鲁晓夫明白，美国总统已经亲自介入峰会之前实际协议的起草时，克里姆林宫应加快进度。他们希望，博利沙科夫的报告引起莫斯科注意后，双方将派出各自的外交官来研究禁止核试验协议细节， 3 周后召开峰会时，将签署这个协议。然而，当博利沙科夫的报告迅速交给赫鲁晓夫后，而后者想的却是峰会召开的时间问题。5月12日，可能还没有看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会谈报告，赫鲁晓夫就给肯尼迪总统发出一封信，要求在 6月或 7月召开峰会，信中提及他对老挝局势抱乐观态度，并强调西柏林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但却只字未提禁止核试验协议。
赫鲁晓夫不知道博利沙科夫，他的女婿认识后者。一旦赫鲁晓夫仔细读过博利沙科夫的报告，他会失望。肯尼迪对柏林问题只字未提，而这正是赫鲁晓夫要会见他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无意于在维也纳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相反，军方正在向他建议，停止核试验两年后，苏联可以继续进行核试验。尽管美国情报机构有所担心，但苏联人并没有违反暂停核试验的做法。苏联将军们呼吁赫鲁晓夫注意控制冷战成本，其理由是，核试验将会使苏联的核力量更为强大。虽然赫鲁晓夫喜欢这个理由，但是，他不愿意首先破坏暂停核试验的做法，这个理由并不能完全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世界舆论将会反对第一个重新从事大气层核试验的超级大国，据信它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和美国不同，苏联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
因为肯尼迪决意要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峰会中心议题，赫鲁晓夫意识到，他没有什么可以通过这个秘密渠道来答复的。唯一的例外就是老挝问题。赫鲁晓夫想在这封信里表明，他乐意听到肯尼迪对老挝中立化政策的肯定答复，三月以来，他似乎一直都在遵循老挝中立化的原则。否则，外交部和国防部将会就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以让肯尼迪提出一些富有新意的东西。
葛罗米柯的德国专家们已为赫鲁晓夫和参加峰会的苏联代表团拟好一些想法，他们不得不为博利沙科夫编造一些会谈要点。苏联外交部早已尝过被这位精明的领导人晾在一边的滋味。1958年有一次，1960年有两次，赫鲁晓夫都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苏联对一些重要外交问题的态度，事先却未通知外交部门。预料赫鲁晓夫这次也会这么做，因而对于 5月中旬的这次峰会，外交部所作的准备要远少于1960年5月流产的那次峰会。和赫鲁晓夫的期望一样，葛罗米柯和其同事们也正在观察着罗伯特·肯尼迪要在这些秘密会谈中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仿佛他需要更大的压力，赫鲁晓夫正在收到的消息更加坚定了要把柏林问题列为峰会主题的决心。5月中旬，乌布利希带来的消息称，东德居民像洪水一样涌向西柏林。他不能再坐视不管。1961年4月，西柏林登记中心登记的东德难民人数已达到上年同期的两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德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提高工资、降低周工作时间的目标未得到东德议会通过。随着工业生产的下降和出口收入的减少，东德政权根本无力承受这个方案。因此，用脚投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数有所上升。乌布利希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一个像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和一个像西德那样开放边境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争的”。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 - 别尔乌辛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称，东德人现在想关闭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通道，即使这可能会使“签订和平条约的斗争”更加复杂化。别尔乌辛建议，或许可以利用此次峰会机会，至少就柏林问题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以后将会促成柏林问题的全面解决。
5月21日，当罗伯特·肯尼迪再次与博利沙科夫会面时，这个秘密渠道开始产生消极作用。和赫鲁晓夫听到 5月9日会谈内容后一样，司法部长对博利沙科夫传递来的消息也颇为失望。然而，罗伯特·肯尼迪带来了另外一项禁核试验提议，即华盛顿将接受一个由三方成员组成的核查机构，但它不能有投票否决权。两天后，肯尼迪焦虑地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希望听到来自莫斯科的好消息，“请尽快对这项提议作出回应。”他在电话中说道。
赫鲁晓夫已经下决心要解决柏林问题，以此来考验美国领导人的政治才能。然而，现在他从来自格鲁乌华盛顿会谈的报告中看到，肯尼迪总统实际上想谈除柏林问题之外的任何议题。在回应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时，罗伯特·肯尼迪代表肯尼迪总统表示：“总统将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只限于讨论，他不想在此次会谈中就此寻求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对柏林问题，白宫未能提出任何新思路，而司法部长的极力掩饰只会让赫鲁晓夫更加感到愤怒。5月21日的会谈中，罗伯特·肯尼迪补充道：“我们清楚解决德国问题的重要性，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有历史原因。解决德国问题，美国政府需要时间。”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已经等待已久。
肯尼迪兄弟嚷嚷着要一个回应，赫鲁晓夫决定亲自回答他们。利用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访苏之机，赫鲁晓夫邀请美国大使和夫人到溜冰场的包厢一同观看表演。他要给华盛顿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知道，柏林问题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如果肯尼迪确实需要缓和局势，他将不得不在维也纳的会见中就柏林问题作出让步。
溜冰场会谈是美国大使多年来耐着性子听完的最艰难的一次谈话。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无情地指责汤普森大使。当美国大使问道，为什么柏林现状不能再维持 7年时，苏联领导人火冒三丈，他不能接受这一现状。当和赫鲁晓夫辩论起苏联人能等多长时间来解决柏林问题时，大使夫人简·汤普森变得不安起来，以至于她要寻求丈夫的支持。最后，赫鲁晓夫听到了汤普森大使的威胁：“好的，如果你们使用武力，用武力切断我们进入西柏林的通道，那么，我们也将使用武力来对付武力。”赫鲁晓夫回答道：“你的理解完全错误。我们绝对没有使用武力的计划。我们将签署一个和平条约，你们来自投降条约的权力将以这种方式终结。”他又补充道，西德大选之后，尤其是十月苏共代表大会后，美国可以期待苏联人和东德人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他警告道，美国在西柏林的驻军“或许不得不勒紧他们的腰带”。
肯尼迪需要知道他在维也纳将要面临的困境，不幸的是，汤普森大使并没有把赫鲁晓夫的话全都告诉他。这位长期观察克里姆林宫的专家清楚，赫鲁晓夫已经在利用其个人影响力来为解决柏林困境寻找出路。1959年，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时，汤普森就已经担任驻苏大使。看到那次退却，汤普森现在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将会挑起第二次危机。如果他这么做，美国大使估计，这会发生在十月中旬党代表大会之后。“在轻松和亲密的氛围中，赫鲁晓夫完全有可能努力回避柏林问题”，他不可能总是出错。
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红色威胁的说法已经成为一个模板，其内容大量被披露。人们自然要问：冷战究竟有多大危险？我们究竟离核战争有多远？赫鲁晓夫时期的中央委员会文件揭示，随着1961年5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召开，整个世界与核战争爆发的距离比1949年8月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近。即使赫鲁晓夫有关战争的谈话是他发怒时的言论，而不是精神崩溃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一天，这位苏联领导人慎重地启动了战争机器。在有核时代之前，这样一个决定只能产生局部结果。但在赫鲁晓夫时代，这样的固执行为马上就会影响整个世界。
5月26日的会议是赫鲁晓夫 6月3日前往维也纳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苏联领导人计划坐火车去维也纳，以便看看乌克兰的玉米长势。捷克人已经请他做短暂停留，奥地利共产党也希望和他见面。然而，赫鲁晓夫的心思确实不在这里。相反，他想为苏联的外交政策确定一条更加危险的路线。对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来说，唯一的前兆似乎是赫鲁晓夫要求一位速记员和他一同赴会。1958年以来，当有意要宣布一项新政策时，他才会这么做。“我认为此次和肯尼迪的会谈非常重要，”赫鲁晓夫说道，“因为我们正在接近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要解决柏林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要让其同事们知道他对肯尼迪的想法，“他是狗娘养的。”他骂道。看冰球表演以来的两天里，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拿定主意，别无选择，只有尽早和肯尼迪政府进行对抗。博利沙科夫的秘密渠道和汤普森大使的公开渠道都证实，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不准备接受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提出的要求。
“我们不怕德国的入侵……德国……将不会挑起一场新的战争，”赫鲁晓夫说道，“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他对美国政府不检点行为的指责甚于对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指责。猪湾事件和随后令人失望的秘密渠道都让他相信，肯尼迪并不能支配其政府。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受制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美国提供担保的原因。其决定不是基于逻辑原则而作出的，而是被许多不同的派别和一些意外事件所左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根据军方的意见轻易发动一场战争的原因，即使它完全意识到形势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美国军队能冒出来并找到一个借口，介入反对我们的战争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耐心的领导人或许会建议先平静一个时期，以便加强苏联实力去对付这些由美国的反复无常所带来的威胁。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耐心。他告诉其他苏联领导人，他想把世界拖入这场冷战最大的核危机之中。赫鲁晓夫认为这不是在选择战争，而是准备冒险。东德是苏联在东欧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堵住西柏林这个漏洞的协议，并加强其自身实力的话，东德将会灭亡。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有关柏林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在武力逼迫下，美国人也必须接受这些要求。“我们正在冒的这个险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按百分比换算的话，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 95 ％以上。”
赫鲁晓夫描述了这次危机将如何开始。苏联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然后将航空、铁路和公路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政府。然后，又揭示了这场柏林游戏的结局，那是他所期待的：“我们不占领西柏林，我们也不会宣布对其实施封锁。（但是）我们要切断空中交通。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想允许西方的飞机飞行，但条件是，它们要降落在柏林附近的东德机场。我们不要求他们撤军。然而，我们把他们视为非法，尽管我们将不使用任何强硬的武力方式来迫使其撤军。我们将切断食品的供应线，但不中断其他的生命线。对西柏林的事务，我们将坚持不干涉和不介入的原则。因此，我不认为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以及占领军政权将会终结的原因，会引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的自信源自其设想，即国际舆论和北约西欧成员国将会阻止美国使用武力来保卫其在西柏林的地位。“（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将不会和现在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美国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告诉其同伴，“因为核武器将主要部署在西德、法国和英国。他们都是聪明人，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总统顾问们正在告诉肯尼迪，赫鲁晓夫面临着强硬派的反对，后者不喜欢他和西方实现缓和。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美国的进攻性策略都是赫鲁晓夫一手制订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来逼迫他，让他变得更富有攻击性。听完赫鲁晓夫对那个新策略的描述后，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它，说这会导致危险。
就像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主张单方面结束四国对柏林的控制一样，这次米高扬也是主席团唯一理智的人。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导致战争的可能性要比他预计的大。米高扬并不相信，卷入核战争的恐惧可以阻止北约国家为保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而参与战争。“在我看来，”米高扬说道，“他们可以发动一场非核战争。”实际上，对像柏林这样的一场地区冲突来说，核恐吓是否有价值，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意见并不一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西方如此害怕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以至于不管对苏联封锁西柏林作出何种反应，肯尼迪都不会选择发动战争这种形式。米高扬则认为，美国人也许会使用常规武器来回应苏联的挑衅。他也不想低估这位美国新总统的个性。压力之下，肯尼迪说不定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虽然米高扬只提及 10 ％的战争爆发几率，但是，这是一种修辞手段，他不让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个傻瓜。赫鲁晓夫的建议极有可能会把肯尼迪逼入墙角，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米高扬想以此说法来争取其他人的支持。他强调，关闭西方的空中走廊将会“极大地激怒”对方。他建议，保持空中走廊的开放或许会让西方接受这种既成事实。
听到米高扬的话，赫鲁晓夫愈加愤怒。现在不是1958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妥协。“事实上什么也不会改变，”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畅通，除法律上的变化外，将不会有什么实际变化。美国人将会很高兴地接受你的建议，因为它维护了他们的权利。”
和米高扬不欢而散的辩论迫使赫鲁晓夫提醒其他苏联领导人，为什么柏林问题如此重要。对他而言，核心问题是要保卫苏联东欧集团，特别要保卫东德，并不担心来自西德或其他北约国家的进攻，尽管阿登纳渴望核武器的想法令人忧虑。东德的主要威胁来自内部。每周都有数以千计的各类专业人士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米高扬的妥协不能满足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愿望。
“你们想，”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的畅通，这将会让德国人和乌布利希政府感到焦虑。他已经强调过，我们训练工程师、医生，他们却离开这个国家，而我们则无能为力。那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受过教育的人会有很好的机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因此，如果我们声明这个立场，那么，首先是华沙条约集团将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种不一致、不确定的感觉。其结果是，他们对我们政策的信心将会发生动摇，首先是东德，也不只是乌布利希的信心……他们将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它意味着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根据，但实际上，却保持不变，大门依然敞开着。”
米高扬打断他的讲话，赫鲁晓夫颇为不悦。他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不仅要迫使空中走廊关闭，他还要击落任何试图在西柏林降落的北约国家的飞机，以此来昭示其关闭走廊的决心，“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得不威胁他们。比如，如果附近有任何飞机，我们将不得不击落它们。他们可能会挑衅吗？他们会挑衅的。如果我们不把飞机击落，那将意味着我们是在投降。我想他们将会容忍这种做法……这也会证实，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某件事情，我们就会做到。换句话说，政策就是政策。如果我们想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想让它得到认可、尊重，让人感到害怕，有必要证实它。”
赫鲁晓夫不同意因为柏林问题，西方将会冒险发动一场常规战争的说法。在他眼里，中欧军事力量的平衡对北约不利，这么做是不明智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时，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讲话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最近数周来，主席团一直在解决对遥远的刚果和老挝的军事援助问题，要在那些与莫斯科利益相关的地区找到抵消美国优势的办法，赫鲁晓夫在疲于应付这些事。而柏林则完全不同。苏联人在那里一直占有优势。“这些天有关常规武器的考虑……这些考虑不涉及柏林地区。那是对老挝、古巴、刚果，甚至或许是伊朗考虑的问题。但是，在柏林地区，我们要比北约更强大，他们也说‘俄国人有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同意。我们提出这个计划，并且要坚持它。然后，这件事就会被接受。”
为确保苏联传统优势尽可能突出，赫鲁晓夫命令三位元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俄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11]和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司令格列奇科“彻底检查驻德各个部队间的相互联系，看看还需要些什么”。
会议结束之际，荒谬的事情发生了。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关于启动国际危机的讲话，就有人问道，外交部是否该为美国总统、总统夫人及美国代表团成员准备礼物。知道美国总统喜欢美食，设想他会喜欢古典音乐，葛罗米柯的小组建议送他 12 听鱼子酱，还有一些用黑皮套装起来的音乐唱片，那都是俄罗斯和苏联音乐家的作品。苏联人认为送总统夫人一套六件的银质咖啡茶具最合适。赫鲁晓夫讽刺他的外交官：“礼物甚至在战前就做好了。”
当赫鲁晓夫的火车穿越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肯尼迪和美国代表团却飞往巴黎和法国进行峰会前的会谈。戴高乐不久前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肯尼迪想听听他的想法。戴高乐的主要建议是，谈判柏林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挡住赫鲁晓夫取决于肯尼迪，以便苏联人最终倾向于接受现状。“对双方来说，确定柏林应有的位置是很烦人的事，然而，它就在那儿。”戴高乐并不担心苏联人的报复能力。他提醒肯尼迪，苏联领导人习惯于发布通牒令，然后就忘记了。“如果他想交战，”戴高乐解释道，“他可能已经动手了。”
戴高乐发现，肯尼迪非常关注赫鲁晓夫对西方决心的怀疑。“在事关柏林的问题上，西方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脆弱。”戴高乐告诉肯尼迪。他还披露，最近苏联人刚从法国购买了 6 万吨肉制品。
离开巴黎当天，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就开始了。6月3日中午，两位领导人相见于美国驻维也纳使馆的台阶上。那一刻的笑容确实很罕见，但是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国会山时曾和肯尼迪见过面。为此两人都讲了一些趣事。之后，双方就世界政治交换意见，首次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实质上，这种意见分歧是两位领导人不同世界政治观的反映。赫鲁晓夫清楚，在军事上，美国可以支配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肯尼迪来说，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过去很少在第三世界挑起冲突。苏联多半会对一些机会作出一些反应而已。
下午的会谈也好不到哪里。午餐时肯尼迪仔细回味了会谈内容，他似乎意识到这次会谈开局并不好。为了营造和谐氛围，肯尼迪请赫鲁晓夫一同在使馆花园散步，只有翻译跟着他们。赫鲁晓夫比肯尼迪矮半英尺多，散步时肯尼迪那脆弱的后背一直紧绷着。但是，似乎这很值得。肯尼迪说，那次在溜冰场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告诉汤普森大使，如果两人周围没有助手，他将会更坦率地和肯尼迪总统谈话。
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是如何挤出时间来接受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长时间采访并会见到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的，这两人在春天时访问过莫斯科。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制度给了他时间来参加这些会见活动。肯尼迪颇为吃惊，他指出，因为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劝说、劝诱、咨询政府不同机构的工作上。“那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的制度？”赫鲁晓夫问道。
两个人的关系依然难以捉摸。肯尼迪建议在室内继续其谈话，而不必再次召集各自代表团的成员。话题回到更广泛的主题，如有关各自国家如何提高对第三世界未来的认识等，肯尼迪总统想展开某种性质的交流，在探索那些他们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尤其是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之前，先就减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冲突等，交流各自想法。出于对会谈形式的好感，赫鲁晓夫同意再花上几个小时来谈谈这些抽象问题。还有一整天时间，足够肯尼迪就柏林问题提出一些新东西，而且对抗能否被避免，他并不抱什么希望。
因此，两位领导人又用了三个小时来谈论那些对赫鲁晓夫来说无关紧要的话题。从奥林匹克的世界观谈起，要是可能的话，肯尼迪不会提及那些以后或许会让他感到惭愧的话题。但是，这场谈话却激发了赫鲁晓夫的热情。肯尼迪发现，当他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和西班牙、伊朗的独裁者保持关系时，赫鲁晓夫马上答道：“美国的政策，有利于共产党。”他把卡斯特罗和卢蒙巴的行为简单归结为反帝行为。肯尼迪不想放弃和赫鲁晓夫达成某种共识的愿望，并未反驳。他再未提及匈牙利动乱和1953年柏林动乱。
次日，两位领导人的话题最终转向具体问题。肯尼迪再次想找到赫鲁晓夫通人情的一面，他的苏联问题专家曾告诉他，谈话可以从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童年的问题开始。
赫鲁晓夫无意于回忆自己的个人经历，而是谈到苏联丰富的铁矿石储藏，尤其是那些离他出生地不远的铁矿。肯尼迪然后把话题转到老挝，这是唯一一个双方似乎可以达成一致的主题。要是赫鲁晓夫想吸引肯尼迪的注意，这是个机会。在老挝，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问题。中国、北越和巴特寮都不想让他支持老挝的中立化。赫鲁晓夫可能还提到，鉴于这些地区冲突不能失控，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也有共同利益。如果他也这么做，那么肯尼迪将会表示同意。但是，赫鲁晓夫并非如此。相反，他攻击美国的政策和其泰国盟友，仿佛这是加剧老挝局势动荡的唯一因素。当肯尼迪总统试图回避老挝局势问题时，因为他上任之时就已存在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也攻击了肯尼迪本人，并且不同意肯尼迪的这种说法。赫鲁晓夫听说肯尼迪亲自下令向老挝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这道命令又被撤销。肯尼迪明白，这并不真实。但是，他也明白，他几乎差点就撤销了这道命令。
赫鲁晓夫不想再花时间来谈老挝问题，他首先主动把话题转到裁军、核试验和德国问题上。他知道，如果再不讨论这些问题，就没有时间了。在此之前，肯尼迪敲定一项事宜，即他和赫鲁晓夫一致同意应该支持梭发那·富马，老挝应该实现中立化。午餐时，赫鲁晓夫让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和鲁斯科遵照执行。
老挝问题的会谈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小高潮。但肯尼迪将会对赫鲁晓夫有关禁核条约的说法感到失望。几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为其兄长的失望做了辩解，那是克里姆林宫通过博利沙科夫向白宫提供不实消息这一骗局造成的。从苏联档案看，是否存在这场骗局令人生疑。很可能肯尼迪未能理解赫鲁晓夫固执的原因。从他的讲话看，似乎他想实现缓和，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他害怕实现缓和。
赫鲁晓夫花了些时间来解释其想法：要裁军而不是武器控制。他不打算向肯尼迪承认，就像他在1960年2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卡伯特·洛奇无意中说过的那样，苏联人在导弹武器上和美国有差距。他解释道，他想分阶段销毁所有武器；美国若实行核查，除非这些武器全被销毁。他表示，禁止核试验远没有裁军重要。确实，如果销毁了核武器，那么自然就禁止了核试验。如果肯尼迪坚持禁止核试验的主张，赫鲁晓夫将会同意这个主张，但是，对强制执行的措施，苏联必须要拥有否决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苏联境内可疑的地震活动进行大规模的现场核查。赫鲁晓夫作出的让步是，苏联将会允许每年进行三次核查活动。肯尼迪颇感失望。正因为预料到赫鲁晓夫将会接受一年十次核查，而且他也清楚任何一方都不拥有否决权这个方案，他才来到维也纳。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自己的建议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住在相邻房间，除非对方邀请，否则不得进入对方房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又能确定对方没有在自己的房间做一些可疑事情？”赫鲁晓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坚持道，美国要展示出接受裁军所应有的勇气。
然后是柏林问题。一天半的时间里，赫鲁晓夫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大喊大叫，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粗暴行为也被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当他递给肯尼迪一份写有莫斯科新通牒内容的备忘录时，其真面目才露了出来。赫鲁晓夫承认，他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苏关系，如果美国误解了苏联的立场，影响会更大”，然后阐述了其基本立场。苏联不寻求在中欧地区取得特别的优势，它只是希望扑灭二战以来的最后一处余烬。为此，急需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条约将会自动结束所有的占领制度，包括通往西柏林的走廊。在此之前，他想和肯尼迪总统亲自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美国接受这个新的局势。但是，如果做不到，那么，他决心单方面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什么协议呢？西方军队可以待在这座自由城市，但是，除非苏联人也在这里部署自己的军队。也可以签订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西柏林和世界的联系，但不再为北约保留特殊的通道，如空中、陆路和铁路通道。
肯尼迪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像其前任一样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喜欢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老挝问题。”肯尼迪说道。他对西方盟国的描述是，他们脆弱之极，一道结束其在西柏林占领权的命令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会把美国的承诺“视为一张废纸”。他补充道：“当我们讨论西柏林问题时，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讨论西欧问题。”
肯尼迪总统要设法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如此坚定地改变中欧现状。他告诉苏联领导人，他认为苏联和美国一样强大，赫鲁晓夫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然后，还要理解为什么要强迫美国放弃它在取得二战胜利后赢得的权利？肯尼迪重复了自己的关切，即如果美国接受赫鲁晓夫的立场，它将失去其盟友。他说道，他不想当一个“分裂自己国家”的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冷静地打断了肯尼迪的讲话。“我要这样来理解为何你不想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然后，他补充道，如果肯尼迪需要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那么，其雄心似乎要把势力扩张到莫斯科市中心。赫鲁晓夫回忆道，他在二战中失去一个儿子，葛罗米柯失去两个弟弟，而米高扬也失去一个儿子。结束对德国的占领将阻止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妄图使用武力统一德国的阴谋。对肯尼迪拒绝理解因消除这场危害而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感到遗憾。
“不能也没有必要再耽搁下去了。”赫鲁晓夫说道。“和平条约将会阻止进入西柏林吗？”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答道，会的。然后，他平静地告诉肯尼迪，他仍然可以同意订立一个为期 6个月的临时协议，他曾经希望艾森豪威尔在巴黎接受临时协议。现在摆出的这个姿势和过去一样，毫无意义，因为赫鲁晓夫解释道，一旦 6个月期满，无论如何，苏联都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到当年年底，他都会签订和平条约。
午餐之时，会谈结束。对肯尼迪来说，这是一顿极不愉快的午餐，他根本不想让会谈在这样一种敌对的氛围中结束。他想实实在在地改进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希望破灭了。考虑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肯尼迪要求午餐后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仍然认为，苏联国内的强硬反对派是赫鲁晓夫坚持其顽固立场的原因，或许单独相处他会改变立场。
暂且不说赫鲁晓夫，肯尼迪强调，他不想头顶着苏联最后通牒这把剑回国。他要苏联领导人理解，对他来说，苏德和平条约和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可以接受前者，但不能接受后者。赫鲁晓夫也同样坦率地告诉肯尼迪，如果美国想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行使这些权利，那么就会遭到武力回应。他是非常严肃的，他已经让克里姆林宫作好了准备。肯尼迪可能看得出来，这不是虚张声势。“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定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如果美国拒绝临时协议，苏联将在 12月签订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道。
“那将会是一个冰冷的冬天。”肯尼迪答道。峰会结束了。
赫鲁晓夫已经看到，他的生硬和直率对肯尼迪产生了效果。对自己的表现，他非常满意。在最后的会谈中，他观察到，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不但显得焦虑，而且还非常不安”。肯尼迪的表情有些垂头丧气，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13]证实了这一点。在机场送走肯尼迪总统后，他见到赫鲁晓夫。“总统在机场显得很沮丧，”克赖斯基告诉赫鲁晓夫，“他看上去有些不安，脸色都变了。显然，这次会谈对他来说进展并不顺利。”这正是赫鲁晓夫以前想要达到的效果。他曾经希望找到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但是，既然做不到，那么，他就想让美国总统感到焦虑。就奥地利总理的观察，赫鲁晓夫也做了同样的回应。肯尼迪之所以不安，是因为“美国总统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军事力量的重新结盟，而且，他仍然在依靠着其前辈们制定的政策，尤其就德国问题而言”。
1958年，赫鲁晓夫的势力还不足以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发动攻势。这次，不管有多么困难，他都要随心所欲。维也纳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对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压力。次日，他抵达东柏林后宣布， 12月31日是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6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交给肯尼迪总统的柏林问题备忘录。一周后，赫鲁晓夫在苏联电视上重申当年底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心。然后，在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20 周年之际的讲话中，赫鲁晓夫身着黑色苏军中将军服，郑重宣告，想试探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决心的那些人，他们将会“和希特勒的下场一样”。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赫鲁晓夫让速记员尽快整理出一份有关他和肯尼迪首次会谈的记录。他想更广泛地下发这份纪录，这是对西柏林开展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会谈展示了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智慧，”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上这样写道，“必须要放弃幻想，即迄今为止，肯尼迪总统或美国政府还在准备采取措施改善美苏关系的幻想。”苏联机密文件的收发名单既要表现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打交道的自信程度，还要表现出他对待盟友的方式。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收到这份文件。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在这个名单内，即使那时古巴还未被视为一个共产党国家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驻柬埔寨、埃及、伊拉克、巴西、墨西哥和加纳大使将会约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为其宣读这个文件。这只是名单中所列举的 18个国家中的一部分。最后，甚至也以口头方式向铁托简要介绍了其内容。铁托还不可靠，所以没有给他文件。
赫鲁晓夫的心情不止是坚定的，而且也是隐晦的。他对待美国新总统的那种焦躁情绪现在也延续到了对苏联国内问题的处理上。在收到一些有关高失业率、偷窃和流浪的报告后， 6月中旬，他要求撤销对苏联司法制度所做的一些改革，那些改革与他曾经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关。自从1957年把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排挤出去后，他的语言虽然粗鲁、刺耳，但却最有权威。
赫鲁晓夫把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和犯罪率的上升归咎为过度自由化。他认为，对克格勃和民兵组织等专政机构的改革过于极端，以至于“所有的事情都出在道德上”。当苏联总检察长罗曼·鲁登科解释说，不是所有的小偷都要判处死刑时，赫鲁晓夫回应道：“见鬼去吧……小偷偷窃，你们为他们起草法律。这是为什么？你们变成了什么自由主义者？一个人不杀，你们在期待着资产阶级的称赞吗？而他们一直还在抢劫工人和农民。”
鲁登科：“不管你如何挖苦我，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死刑，我们就不能执行。”
赫鲁晓夫：农民有句老话：“要把坏种子扔掉。”这些事情上，斯大林的立场是正确的。他过于极端了，但是我们从不对罪犯仁慈。我们和敌人的斗争应当是无情的，也要得到正确指导。
对苏联普通民众而言，赫鲁晓夫声明的大意是不吉利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发动的这场国际危机，这种危险的情绪可能暗示着一场灾难。愤怒、自负、受挫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7月强行实施了一系列的审判制度改革，死刑罪犯更多，克格勃的警察规模也扩大了，从1956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在逐步推进的温和的自由化趋势被逆转。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的决心也很坚定。6月8日，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的讲话中，他宣布苏联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暂停原定在1961年实施的裁军计划。整个领导层一度了解到，苏联的经济衰退了，这象征着1959 ～1960年的“大跃进”政策出现了大倒退，“大跃进”是赫鲁晓夫亲自发起的一场通过非军事化和缓和对外关系来改善国内生活水平的运动。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正在为一场战争作准备的话，那么他也会谈到要单方面启动已经暂停的核试验，而此前他曾告诉过主席团，他不会启动核试验。
[1]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缅什科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2] 老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 Sr.，1888年9月6日——1969年11月18日），美国商人、政治家，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父亲。1913—1919年任哥伦比亚信托银行行长。1919年进入海登斯通公司工作。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通过股票投机活动成为千万富翁。1934—1935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37—1938年任海事委员会主席。1938—1940年任驻英国大使，在任期间鼓吹孤立主义和反犹主义。1940年被解职。晚年全力帮助儿女参政。1969年去世。
[3] 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4] 迪安·古德汉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参加了民主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33年3—11月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9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任国务卿。1953年退休。
[5] 马丁·约瑟夫·希伦布兰德（Martin Joseph Hillenbrand，1915年8月1日——2005年2月2日），美国外交官。193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7—196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69—197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2—1976年任驻西德大使。1977—1982年任大西洋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6]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革命家。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上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7] 小艾伦·巴特利特·谢泼德（Alan Bartlett Shepard Jr.，1923年11月18日——1998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1944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59年被选为航天员。1961年乘坐“自由7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1963—1969年、1971—1974年任宇航员办公室主任。1971年乘坐“阿波罗14号”宇宙飞船再次进入太空。1974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
[8] 麦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 "Mac" 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9] 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10]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11] 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Матв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ахаров，1898年8月17日——1972年1月31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参与镇压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同年1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曾与邓尼金白军和高加索强盗作战。1933—1936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38—1940年任红军总参谋长助理。1940—1941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9集团军参谋长、西北方向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后勤总局副局长、加里宁斯基方面军参谋长、预备役方面军参谋长、草原方面军参谋长、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参谋长、外贝加尔前线参谋长等。1945—1949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47—195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情报局局长。1952—1953年任陆军总督察。1953—195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54—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60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60—1963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61—197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64—1971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1—197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72年去世。
[12] 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13] 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1911年1月22日——1990年7月29日），1925年起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27年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中学生会，随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青年会。1935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一年监禁，同年获释后被禁止在所有大学就读。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先后流亡丹麦和瑞典。1946年回国。1947—1950年任奥地利驻瑞典大使馆一秘。1951年1—6月任总理府外交事务处经济政策部三等公使团参赞。1951—1953年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1953—1959年任总理府国务秘书。1956—1983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9—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7—1970年任社民党党魁。1970—1983年任总理，在任期间大肆招揽前纳粹党员入阁。1976—1989年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83年退休。1983—1984年任社民党名誉主席。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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