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五章 铁环
约翰·肯尼迪也在指责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他“只是在痛打我”，维也纳峰会刚刚结束后，肯尼迪总统向詹姆斯·斯科蒂·赖斯顿承认。他认识到，猪湾是他自己的失败，猪湾事件促使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向他施压。维也纳会议前，他就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并且已经尝试通过其弟弟罗伯特来向苏联人传递这样的消息：他们不应低估他。显然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肯尼迪也想知道，他和赫鲁晓夫会谈时的举止是否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1]都是肯尼迪的好朋友，他们被请去听肯尼迪朗读国务院整理的和赫鲁晓夫会谈的记录。就像一个四分卫球员在回放一场他应该取胜的比赛录像一样，肯尼迪仔细审视了这些辩论，他想看看是否还有应当说而没有说的话，或者是否还有一些根本不该说而说了的话。
从欧洲回来后，肯尼迪在棕榈海滩南海大道的家里待了几天。看上去气色很糟。3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加一个植树仪式时扭伤了后背，这是他的老毛病。这次维也纳会议面临的压力又加重了病情。1961年6月，白宫记者注意到，他后背上的支架又露了出来。那些和他一同从佛罗里达飞回来的记者们看到，一部运送水果的吊车把蹒跚而行的总统接上了“空军一号”专机。肯尼迪还感染了一种病毒，为此，医生们已经加大了他每天服用强的松的药量。背痛使他不能锻炼身体，因为服用强的松，他有些发胖。肯尼迪看上去臃肿、无精打采。
肯尼迪返回惊恐不安的华盛顿。报纸头条新闻都是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毫不妥协的备忘录在苏联发表后，美国报纸纷纷转载，还有他重申 12月为最后期限的各类声明。有关赫鲁晓夫对此期限是严肃的报道也如潮水一般。七月初，苏联负责日内瓦禁核试验谈判的首席代表也宣布，根据美国的态度，莫斯科认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几天后，苏联空军进行了1956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空中飞行表演，炫耀了其四引擎的超音速飞机。西方以前见过这种飞机，但它在莫斯科附近飞行，旨在向人们提醒苏联的战略攻击能力。《真理报》也有一篇类似的著名文章。针对罗伯特·肯尼迪就苏联潜艇所作出的坦率声明，《真理报》警告道：“不要作出错误估计，肯尼迪先生，也不要夸大你们的核武器。很久以来，美国就不再能垄断这类武器了。”
白宫爆发了一场有关如何回应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政策辩论。肯尼迪再次邀请1948 ～1949年斯大林封锁柏林时期的老人、杜鲁门总统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加讨论。肯尼迪就任之前，艾奇逊曾任柏林问题工作小组负责人。现在，年轻总统要求这位冷战斗士协调政府回应赫鲁晓夫的工作。
艾奇逊起而应付这场挑战。他刺激、逼迫、羞辱那些在政府工作的年轻人，让他们向肯尼迪提出一系列选择方案，以传达美国的强硬态度。他认为，斯大林时期柏林危机得以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西方的决心，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尽管苏联人发生了变化，苏联社会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艾奇逊感觉，上次危机的教训仍然适用于这次对抗。他主张，立即在欧洲集结常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在苏联明白美国要以武力捍卫其利益的坚定决心之前，拒绝和赫鲁晓夫谈判。
奇怪的是肯尼迪曾经谋求得到艾奇逊的帮助。作为国会议员，肯尼迪曾经批评过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其他人一起指责杜鲁门政府未处理好与蒋介石的关系而“丢失”了中国，并质疑其在1951年朝鲜战争中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行为。肯尼迪对杜鲁门政府的猛烈抨击引起马萨诸塞州一家报纸的评论，评论称“肯尼迪的政治观点就是共和党应当设法让他来负责他们的宣传工作”。肯尼迪也不太喜欢艾奇逊，发现后者傲慢、自负，并且也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艾奇逊认为，自从他离职后，没有一件事情被做好。”肯尼迪曾经向一位记者吐露。然而，肯尼迪清楚，很大程度上，那些能让美国更加轻松地遏制苏联的制度就出自这个能严格按制度办事的人之手。
肯尼迪也和艾奇逊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他清楚，不能在枪口下谈判。这又是一次“我们准备赌一把”的赌博行为。赫鲁晓夫需要知道，美国准备为保留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而不惜一战。他也喜欢马克斯韦尔·泰勒[2]的观点，即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常规武器依然非常重要。泰勒是一个有思想的战争英雄，他的勇气在二战的坦克大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是他一手促成对1950年代末期艾森豪威尔核战略的公开辩论。泰勒认为，艾森豪威尔过分重视大规模核反击，而忽视了威慑的传播。他主张，要用一种更加均衡的手段来威慑赫鲁晓夫，包括增强美国的非核力量，以便让赫鲁晓夫明白，核战争时代传统战争依然有效。对泰勒和肯尼迪来说，赫鲁晓夫一再威胁要改变中欧现状的这一事实充分证明，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很害怕大规模反击的后果，以至于不会为此而卷入战争，除非战争发生在自己的国家。纠正他这一想法的措施就是要向他显示，美国是可靠的，它会承诺以常规军事力量来保护其海外利益。
7月中旬，如何向苏联人展示美国决心的具体方案送交肯尼迪。大多数顾问都认为，这确实是一次和1948年一样的军事危机，而不是1958年那样的政治危机。后一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置之不理，应对颇为得当。艾奇逊领导的这个小组认为，这次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要远大于1958年。赫鲁晓夫故意挑起事端，我们应该在德国的地区性常规军事冲突中打败他。“我认为，赫鲁晓夫觉察到了西方的软弱性和一盘散沙的特点，他就是要利用这一点。”艾奇逊在给其前任上司哈里·杜鲁门的信中写道，“尽管我们处于核战争的边缘，但双方各犯上一两次错误也不会把我们拖入核战争的漩涡之中。”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3]也支持前国务卿的主张，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好最充分的准备。辩论中也出现危言耸听的说法。鹰派要肯尼迪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艾奇逊预言，到 7月底，如果肯尼迪不发布全国紧急令，那么国会就要反对他。约翰逊也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国会期待总统展示其领导才能。尼采断言，如果现在不发布全国紧急令，就不要指望到1961年底会拥有足够的士兵和飞行员，届时，或许他们要投入到下一场柏林之战中。
肯尼迪收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乐观情报，称这次主要是政治威胁而不是军事威胁。收到情报之时，他还没有就是否要全部采纳艾奇逊的方案作出决定。7月13日，艾伦·杜勒斯告诉他，几个月以来，中情局和英国方面合作，发展了一个对克里姆林宫有非凡洞察力的间谍。这个间谍就是奥列格·潘科夫斯基[4]——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一个上校，与上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潘科夫斯基和苏联炮兵元帅谢尔盖·瓦连佐夫[5]有生死之交，后者是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在 6月25日的一次聚会上，瓦连佐夫把潘科夫斯基带到一边，谈论起赫鲁晓夫的意图。那不是闲话。赫鲁晓夫 5月在主席团的讲话要点竟然泄露给了瓦连佐夫。“（1961年10月）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将要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他告诉潘科夫斯基，“苏联政府清楚，签订这项和平条约意味着要冒一定风险，但是，他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联邦德国仍然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还需要两年或三年多的时间。因此，美国、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他们将会退却。我们也不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我们想迫使西方和民主德国就柏林通道沿线的活动、进出西柏林程序等议题展开谈判。”后来，潘科夫斯基把这次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西方间谍。
仅有间谍报告还不能完全证实这是一次政治威胁。但是，与此同时，肯尼迪收到的情报称，赫鲁晓夫正在玩弄花招。这个情报是通过可靠技术手段得到的。美国刚刚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卫星拍照设备，它显示了苏联导弹计划的现状。U-2 间谍飞机被击落后，美国主要依靠“日冕”间谍卫星来侦测苏联导弹的规模。最近的卫星侦察显示，在苏联列宁格勒和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地区只有两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总共只有 8个导弹发射架。
肯尼迪已经相信，苏联在导弹上与美国有差距。尽管有一些相反的指标，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6]的疑问，但是，直到 7月中旬，肯尼迪才意识到，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很大。“日冕”间谍卫星投入使用前，情报机构还在告诉总统，苏联人可能拥有 55 ～ 100 枚洲际弹道导弹。现在，他相信，苏联人只有不到 20 枚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打击精确，足以毁灭纽约和华盛顿。但是还达不到一些危言耸听者所估计的那种威胁。两国在导弹方面确实存在着差距，而且差距很大，优势在美国一方。那时，美国已拥有 200 多枚“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正在发展数百枚新一代的“民兵”固体燃料导弹。苏联似乎比美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来自葛底斯堡的智慧也确认了有关美苏两国导弹发展现状的消息。肯尼迪已经就他正在考虑的选择方案请教过艾森豪威尔。他派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向退休后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介绍有关情况。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也带了日冕卫星收集的情报。艾森豪威尔的回报是，他向肯尼迪提出建议，那将是后者在这场危机中听到的最好建议。前总统打消了杜勒斯的估计，即赫鲁晓夫可能会在 9月西德大选后来考验美国。艾森豪威尔称，美国比苏联强大得多，赫鲁晓夫将不敢逼人太甚，对此他充满信心。当麦克纳马拉提到苏联新式轰炸机时，前总统回忆了1950年代中期有关轰炸机存在差距的一派胡言，并且建议新任国防部长不要听信国会的忧虑。“国会不可能对有关军事计划作出可靠的判断。”艾森豪威尔说道。他最重要的建议是，肯尼迪政府不应当反应过度。他说，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那将是最糟糕的一个错误”。如果这么做，就会给赫鲁晓夫一个念头，“他要做的就是不时挑逗我们，迫使我们采取极端行为”。
两天后，肯尼迪作出自己的决定。他的选择是做好应对挑衅的准备工作。他挑选了艾奇逊的一些必要建议，以展示美国的决心——准备在中欧打一场不会引起恐慌的常规战争。他将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并对一些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发出征集令，但是，他将不会正式发布全国紧急令。肯尼迪和国防部已经要求，另外的 6个师要在1962年1月部署到位。但是，肯尼迪清楚，除非发布全国紧急令，否则不可能部署这些部队。而他不想发布紧急令。麦克纳马拉让他相信，大规模征集部队的计划可能要推迟到 9月初，而肯尼迪希望届时赫鲁晓夫可能已经放弃最后通牒。此外，肯尼迪在一份不冷不热的备忘录上签了字，它警告赫鲁晓夫，要他停止其做法，即妄图在西方咽喉地带强行实施那个无法接受的解决方案。
人力情报及卫星情报，还有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的建议，都让肯尼迪变得更为谨慎。他曾在维也纳警告过赫鲁晓夫，对核竞争估计错误会很危险。他不准备让自己犯这个错误。在为肯尼迪总统谋划决策时，麦乔治·邦迪指出，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瑟夫·艾尔索普都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肯尼迪将不得不采取主动。肯尼迪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将在 7月25日发表电视讲话，向国会要求额外增加 32.5 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宣布预备役人员征集令，同时也采用一种新的民防计划。对于在未来核危机中所采取的保护国家的实际措施而言，民防计划更能增强民众的信心。
肯尼迪在一次会议上首次验证了其决定。他有意未让艾奇逊和副总统约翰逊与会。一旦在麦克纳马拉、邦迪、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长狄龙、马克斯韦尔·泰勒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之间达成共识，他就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艾奇逊审核。尽管得到核心成员的坚定支持，但对肯尼迪来说，这一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自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峰会发起挑战以来，全世界都一直在观察他将如何作出回应。肯尼迪可能确实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感觉自己在国内外都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第一年任期内，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失败的次数是有限的。”他对哈佛大学以前的导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7]这样说道。
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美国政府把这些决定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欧洲盟友。7月20日，肯尼迪的信交给戴高乐和麦克米伦。次日，从华盛顿飞往巴黎的腊斯克国务卿与法国、英国和西德的外长共同举行会议，讨论肯尼迪将要采取的措施。肯尼迪作出决定之前，白宫并未征求过西欧的意见，但是，华盛顿想让欧洲人在这场危机中心甘情愿地来帮助美国。
当华盛顿就应对苏联最后通牒进行辩论时，赫鲁晓夫却南下皮聪达休假，以思考柏林对局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他每年都休暑假。“我在这里工作更有效率，”赫鲁晓夫写道，“因为我的注意力不会分散到每天大量的例行工作中……我在这里能把精力集中在一些大事上。”别墅是按照其设想修建的。从别墅的大窗户和三个阳台上能看到美丽的黑海。为了让大腹便便的赫鲁晓夫锻炼身体，别墅旁边还修建一个游泳池，其奢华在苏联闻所未闻。
然而，对他来说，到 7月中旬，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也难以享受到安宁。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许多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当年上半年，有 20 万人逃离东德，而仅 6月一个月，就有 2 万人逃离。自从 6月底 7月初他发表最后通牒讲话以来，这个数字猛然增多。现在，逃往西柏林的东德难民流是1955年10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赫鲁晓夫在 5月的主席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他清楚外逃人口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难以被代替。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因为东德的生活水平低于西方，人们纷纷逃到西方以寻求美好生活。“一种制度是否进步应当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然而，许多人用脚作出了判断。”赫鲁晓夫说道。
来自美国的消息也让苏联领导人感到泄气。7月18日，肯尼迪总统对苏联最后备忘录正式作出回应，这份报告也送到皮聪达。它让人感到很失望。除美国政府的回应外，肯尼迪还写了一封信，把苏联的努力称为“一个谈到了和平，但却威胁要破坏和平的文件”，并建议赫鲁晓夫重新考虑西方1959年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大柏林地区实行自由选举。肯尼迪既未提到进行谈判，也未提出新建议。华盛顿要求克里姆林宫“重新考虑其方针”。
到 7月的第 3 周，各方面情报加深了赫鲁晓夫的印象，即白宫正在设法拖延这场危机。赫鲁晓夫后来说道，最大的影响是预计华盛顿有意要利用东德形势做文章。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拒绝帮助东德动乱分子，那些人当时发动了一场反对东德政府的短暂动乱。但是，赫鲁晓夫还不能确定肯尼迪是否真正控制着美国政府，他相信这种可能，即本届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是一个谨慎的政府。
7月20日，从其得意门生、克格勃头子亚历山大·谢列平那里，赫鲁晓夫得知，北约准备把柏林问题当成军事问题来对待。苏联潜伏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的间谍也纷纷报告，北约决心要阻止莫斯科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那将影响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克格勃估计，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行其计划，西方将“准备采取那些可以威胁苏联安全的措施”。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还显示，西方正在严肃地进行军事准备，以打退任何分隔西柏林的企图。也有情报显示，西方还有政治、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制裁计划，以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其打消签订和平条约的念头。
赫鲁晓夫或许还知道肯尼迪那封写给三位西欧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内容，或者腊斯克和西欧外交部长在巴黎会谈的内容，如集结常规力量等。1960年代初，苏联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渗透令人印象深刻。如在 5月，克里姆林宫就收到多份法国政府给北约的文件，文件阐述了各个国家对柏林问题的立场。同样，主席团委员也能看到西德大使和波恩往来通信的内容。
面对美国强硬的备忘录和相关情报，赫鲁晓夫断定，他将不得不为这场对抗做好准备，对抗比他预想的时间要更长，也更艰难。他已经取消军人的休假，并且重新分配了国防部的预算。但是，需要马上对东德局势采取措施。在危机的重压之下，乌布利希政权似乎将要崩溃，而且现在看来，似乎国际紧张局势要持续到当年年底。
赫鲁晓夫决定修建一道穿越柏林市中心的围墙，这个想法部分来自乌布利希的建议。维也纳峰会前夕，东德人向莫斯科表示，他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关闭穿越各区的通道，许多东德人就是从这里出逃的。在1961年，对他们来说，这件事要比签订和平条约重要得多。赫鲁晓夫早就清楚，这将是和平条约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其谈判策略穷尽之前，他一直对这一措施犹豫不决。他明白，修筑一道柏林墙将会被西方视为挑衅行为。因此，这将会让柏林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他认为不能再等待西方来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
修建柏林墙的决定是赫鲁晓夫独自作出的。他负责苏联东欧集团解决德国问题的一切决策事宜，只有他能决定把这些边境控制措施与通过和平条约来孤立西柏林的策略分离开。许多人因这个决定而受到伤害，他个人要为此负责。
这个决定导致数百万德国家庭分离，事实证明，部分家庭成员甚至十年都不能相见。赫鲁晓夫的内心并未为此而感到不安。尽管他也勉强承认过这些人的动机：许多东德人让其后代在西柏林的学校接受教育，数十万工人为得到高薪而在西柏林工作。但是，他对此置之不理。对他来说，那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并不应该像窃贼一样受到指责，他把窃贼称之为经济犯罪分子。他曾下令在苏联处死这些窃贼。然而，现在他却变得麻木不仁，这从他对柏林问题的处理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对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本应活得很好的人们抱有同情心，但是，赫鲁晓夫对这些个体却并没有人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威胁了他的计划。正是这种专制独裁造成的盲区使他无法理解人类自由的概念。
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及东德内政部收到命令，他们要共同制定一个控制“大柏林地区”的计划，其中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地区。计划强调：“除非持有特殊许可令，任何东德居民进出西柏林将被视为非法。” 7月21日，计划被驻东德苏军负责人批准，但它并不涉及政治事务。一旦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签订和平条约，莫斯科就要把现有职责全部移交东德，这些措施就将生效。乍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是那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早一点实施该计划。现在需要的只是作出一个修建柏林墙的政治决定。
赫鲁晓夫想在 8月初让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来正式作出这个决定。主席团在 6月底就决定， 8月3日召开华约成员国会议讨论柏林局势。7月第 3 周，葛罗米柯草拟了会议议程，并准备发出会议邀请，会议将讨论关闭柏林地区边境事宜。赫鲁晓夫强调对此要高度保密，任何泄密行为都可能会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只有乌布利希事先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而其他华约国家领导人在 8月3日抵达莫斯科后才被告知。赫鲁晓夫要求在 7月26日发出会议邀请。
7月25日，华盛顿出现一波杂音。《纽约时报》预测，肯尼迪即将发表的讲话将是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这次演说，”《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观察道，“将不仅为柏林，而且也为整个‘冷战’前线展开一种新的、灵活的策略。”连日来，报纸上出现许多有关这次讲话的传言，预计肯尼迪将针锋相对，来回应赫鲁晓夫的威胁，以表明美国的决心。
西奥多·索伦森[8]是肯尼迪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那天上午，他到总统在白宫的住所，给他带去一份初稿。他发现总统靠在床上，用一块发热垫支撑着受伤的后背。肯尼迪正在最后一次润色演讲稿。他在最后添上了一段非常个性化的文字，“当我竞选美国总统时，”他用近乎潦草的笔迹写道，“我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不能认识到——任何人也不能认识到——谁承受不了这些总统的重任，这些任务非常繁重、繁多……在以后的几天，几个星期，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请求你们给予指点。如果你认为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会请你提出具体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于这个国家。”
肯尼迪添加的这些内容很难得地承认，一个男子汉认为领导人需要冷静和超然的素质。估计有 5000 万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收看、收听了这次讲话，总统的局促不安将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而除过其家庭成员，肯尼迪通常会把他的这种局促不安深深地掩藏起来。6个月前，这个人还曾信心十足地说，要承担任何重担，而他将要承认自己是脆弱的。是的，他将要承受这个重任，但是，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这位总统之前说过的话，以及之后在危机四伏时期所说的许多话，都不像这些话一样感染人。
事实证明，发表这次讲话和写演讲稿一样困难。虽然广播被延后到晚上十点，这个时候至少东部沿海地区的儿童都将进入梦乡，但那天夜里， 7月的华盛顿热度依旧不减。1960年代初，空调还很少见，噪声特别大。总统的电视制作人认为他们不得不把椭圆办公室唯一的一台空调关了。报道这次讲话的记者描述道，这里“就像一个火炉”。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正在忍受着高温的折磨，看到肯尼迪不停地擦额头，他们的结论是，总统太紧张了，而这又大大增强了讲话的效果。“从未像以前一样，（西柏林）现在已经变成西方勇气和意志的最大试验场，变成了一个我们神圣的承诺……和苏联的野心交会、对抗的中心。”肯尼迪告诉美国人民。如果对肯尼迪为这场试验是否做好准备还有疑问的话，他补充道，“我听说，有个说法，在军事上，西柏林难以防守，巴斯托涅（比利时南部的一座小城，距布鲁塞尔约 140 公里。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美军在此与德军进行过一场殊死之战，美军伤亡 76890 人，德军更是高达约 12 万人。这一仗，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译者注）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同样如此。如果男子汉——勇敢的男子汉想要守住它，任何一个危险的地方都能守得住。”
“肯尼迪已经对苏联宣布进入战争准备状态。”赫鲁晓夫对约翰· J. 麦克罗伊[9]咆哮道。麦克罗伊是肯尼迪裁军问题特别顾问，赫鲁晓夫请他到皮聪达，以便能亲自对美国预期的回应作出直接反应。对赫鲁晓夫来说，麦克罗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二战期间麦克罗伊曾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杜鲁门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德国占领区高级专员。但是，1961年7月中旬他到苏联并非为讨论德国问题。当 7月25日意外收到赫鲁晓夫会面的邀请时，他正率领着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和苏方讨论军备控制问题。因此，麦克罗伊是第一个感受到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柏林讲话不满的西方人。
尽管麦克罗伊从未暗示过这种感受，但是在美国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肯尼迪的讲话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修建柏林墙的决心。7月26日，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东德大使，要他告诉乌布利希，据他判断，“现在我们不得不利用紧张的国际关系，以便用一个铁环把柏林包围起来。一定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完成这个任务。”赫鲁晓夫解释道，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他看来，要采取单边行动来制止难民流动。这将是一次联合行动，“我们的部队负责筑墙，你们的部队负责控制这道墙。”他要苏联大使告诉乌布利希。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气氛下，东德人或许会对苏联人修建柏林墙产生忧虑，为了纾解其忧虑，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大使向乌布利希保证，“我们正在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它把我们拖入战争，那么，我们就会迎战。”
赫鲁晓夫当过工程师，对修建这道墙的细节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指示苏联大使，并给他送去刚刚由东德人和苏联军队制订的修建计划。要求乌布利希估算出工程需要的时间。赫鲁晓夫也想在华沙条约组织的会议上看看乌布利希要说些什么。他想要东德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就为何要修建这道铁环的问题首先向其他国家领导人作出解释。
次日，赫鲁晓夫收到乌布利希的回复。回答既简洁又充满热情，“这是个好办法！”乌布利希兴奋地说道。他继续向苏联政府作出保证，这个决定一旦作出，只要 8 天时间就可为封闭东西柏林边境、加强对柏林的控制做好所有准备工作。赫鲁晓夫特别关心跨越边境的运输系统，如铁路和地铁。东德人向他保证，关闭这些运输系统也只需要 4 ～ 6 周。第一天，将在所有过境点布置警力，一段时间后，警力将会被有形障碍物取代。
7月26日麦克罗伊离开皮聪达后，赫鲁晓夫花了几天时间视察乌克兰的农场。7月31日，他将回到莫斯科去见乌布利希。东德领导人将先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领导人抵达莫斯科，以便和赫鲁晓夫确定有关计划。尽管乌布利希松了一口气，但他又萌生出过去的那些忧虑，如担心西方将会对东德和苏联的任何挑衅行为作出回应，就像1960年11月东德人担心西方实施经济制裁一样。
克里姆林宫早就料到这个问题。甚至在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之前，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就拟定了一个反制措施。如果西方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他们建议，东德要中断所有从西柏林到西德的非军事运输以实施报复。“这对从西柏林得到工业产品的西德企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却不会影响西柏林的工业生产或食品供应”。而 7月29日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则建议采取另一项措施，即在世界各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分散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和军队的行动，以便在签订和平条约、解决西柏林问题期间束缚其手脚”。谢列平尤其主张要支持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以分散华盛顿的注意力。
这些建议如果被接受，那将标志着赫鲁晓夫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会发生重大转折。截至目前，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发动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只是通过政治颠覆的方式而勉强支持那些倾向以武装斗争来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克格勃其中的一个建议是，和古巴及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来支持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自身也将被扩大，以便它争取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推翻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0]。
8月1日，赫鲁晓夫和主席团接受了克格勃的建议，即通过在拉丁美洲“制造一个动乱的温床”，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并不是一个有关第三世界的新思维，只不过想孤注一掷以动摇美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决心。赫鲁晓夫随时都会得到拉丁美洲计划进展的情况。谢列平向他报告，克格勃正在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筹措一笔适当的经费，并通过三个秘密联系人向这场运动施加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克格勃交给民族解放阵线 1 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并暗中在墨西哥城招募了 12个尼加拉瓜学生，以便训练他们展开反对索摩查的行动。
赫鲁晓夫关心的主要还是柏林局势。8月3日，他会见乌布利希，讨论了柏林局势。赫鲁晓夫不愿纵容乌布利希的失败主义情绪，他刻意隐瞒了克里姆林宫收到的来自东德的紧急计划。相反，赫鲁晓夫只是建议，一旦筑起柏林墙，苏联人和东德人将发表联合公报，并宣布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才修筑这道柏林墙。当乌布利希问道，在柏林墙修建之前，要告诉东德的老百姓哪些事，以阻止对经济问题产生的恐慌情绪，赫鲁晓夫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预计有许多人会冲向边界出口，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领导人，在柏林墙建起来之前，制造恐慌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公众一些事情。“我们的做法应该和当年引进新货币体系一样。”赫鲁晓夫说道，他指的是1950年代初苏联如何突然采用东德马克的事。他想悄无声息地建起柏林墙，让它成为既成事实。
赫鲁晓夫继续就如何关闭边界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他想悄悄把这道墙建起来，但也建议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苏军部队后方部署坦克，旨在向西方政府发出信号，他们并不想在欧洲和美国民众中制造战争恐怖氛围。他不想让公众产生歇斯底里的情绪，只是以此来阻止华盛顿、波恩、巴黎和伦敦干涉关闭边界的行动。乌布利希担心这些措施还不够，“或许你的部队还需要增援”，他说道。赫鲁晓夫并不这样想：“这将引起德国人的消极反应，这么做只是展示势力，它并没有任何明确意义。”
赫鲁晓夫再次问及修建柏林墙需要多长时间，乌布利希现在认为，这道铁环可以在两周内建成，而不是先前估计的 8 天时间。对莫斯科来说，这太好了。那一刻，赫鲁晓夫显得很慷慨，他向德国人保证，决定开始这个行动的最佳时机取决于民主德国。无论何时作出决定，莫斯科都将做好准备。“这个时间定在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相互开玩笑说，在西方 13 号注定不是一个吉利日子。我开玩笑说，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这一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 8月13日是星期天，在周末来启动这个行动计划很有意义，那时没有几个东德人会在西柏林上班。
尽管有潘科夫斯基的成功渗透，还有约翰·麦克伊恩近期对莫斯科的访问，但肯尼迪政府一点也不知晓赫鲁晓夫的这个计划。克里姆林宫对柏林计划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不惜得罪其卫星国。莫斯科不向好打听消息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透露一丝风声，后者总在询问即将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议程。柏林墙行动方案在莫斯科也严格保密。柏林墙建成后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宣传战役，给克格勃和其他部委有关这次宣传战役的指示也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发出。
在给克里姆林宫的一封信中，乌布利希甚至坚持，要对这次行动采取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他或许还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的报告很快就传到西方这件事，他不想让苏联政府为访问莫斯科的各国代表团准备任何可能会泄密的材料。“联系到这次会议，”他写道，“我们将为兄弟党的代表们准备那些可以发表的会议材料。”
8月3日，华沙条约组织的代表们相聚莫斯科，将召开一次为期 3 天的会议以讨论西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就柏林墙的修建和预料中的国际紧张局势给全体代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他告诉代表。尽管他预料西方不会发动进攻，但是还是向他的同志们建议道，集团应该“加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的军队……同志们，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意志和决心，（否则他们）将会说我们在虚张声势，那将会给我们施加更大压力。”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在 8月4日都发表了讲话，讲话都提到，西方极有可能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和东柏林希望，如果实施制裁，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将能找到一个减少东德经济压力的办法。
会议于 8月5日结束，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取得了部分胜利。社会主义盟友们对修建柏林墙的行动在道义上给予慷慨的支持。条约组织通过一项决议案，支持关闭边界。然而，每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提醒克里姆林宫，他们能向东德提供的经济援助非常有限，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
会议结束后，乌布利希立即返回柏林，开始对一周后可能要关闭的边界做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7日，星期一，他向东德政治局委员通报了莫斯科的会议情况和在 8月12 ～ 13日关闭边界的决定。8月9日，星期三，他向苏联人保证，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将于周六完成，并提供了周末行动方案的时间表。
通过苏联驻东德大使，乌布利希向赫鲁晓夫展示了其计划，即如何在 8月12 ～ 13 夜间将消息泄漏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8月12日关闭边界的最后时刻，他将邀请东德政府正式的内阁成员（部长会议）到他在柏林郊外的乡间别墅。午夜时分将召集他们开会，批准华沙组织要求关闭边界的决议案。因为这个机构是个橡皮图章，此时东德警察将沿边界线布置，并开始布设铁丝网。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铁丝网事先将被分发给警察。90 分钟后，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么一个封闭边界的官方声明将被发往东德的新闻机构，以向全世界发布。
8月10日，赫鲁晓夫收到乌布利希的报告。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宣布，前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伊万·科涅夫元帅将就任驻德苏军总司令。科涅夫曾在反希特勒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乌布利希此前曾提出，在紧张局势到来之前要让东德民众做好心理准备，赫鲁晓夫正在回应乌布利希的这一要求。选择一位像科涅夫一样的英雄来驻守柏林，这表示，莫斯科直接介入了将在柏林发生的事情。
这位新任总司令抵达柏林的时间略早于赫鲁晓夫声明的发表。科涅夫有着像公牛一般矮壮结实的身材，有着一双乌克兰农民的手和一张乌克兰农民的脸。这让指派与新任司令联系的西方联络官吃了一惊，他对此感到很有趣。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东柏林的外交官已被邀请参加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11]中将、苏军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的会议。当他们抵达时，站在雅库鲍夫斯基旁边的就是身材矮小的科涅夫。“先生们，我叫科涅夫，”他说道，眼里闪过一丝光芒，“你们或许已经听说过我了。”在这场聚会上，总司令只能面带笑容。
任命科涅夫是唯一一项公开的行动。事后，任何一个西方情报人员都能指出，它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将有大事发生。然而，与此同时，这项任命通过后，白宫，甚至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正在改变其战术。
很快，科涅夫就会见了乌布利希，他让自己相信，东德人确实已经做好准备工作。根据 7月制定的计划，整个行动期间，苏联武装部队将按兵不动，除非西方国家挑衅。发给苏联主席团的计划并没有提及，在 8月初，如果行动刚开始，美国在柏林的司令部要考验东德警察的行动，苏军将采取什么措施。在和乌布利希的会见中，科涅夫强调两点：首先，行动一定要迅速；其次，西柏林居民不应受此次行动的影响，可以自由进出西德。
乌布利希会见科涅夫之时，东德警察的高层指挥官收到了第一份即将付诸实施的简要命令。8月11日，周五，东德警察负责人向这些指挥官们发出关闭柏林边界的行动代码——玫瑰行动，并指示他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凌晨，东德警察开始布设铁丝网，封闭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 27 英里长的边界地带，还有西柏林和东德之间 69 英里长的边界地带。水泥墙还要两天才能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竖立起来，但是在玫瑰行动刚启动的几个小时内，警察们站成一堵人墙，以阻止任何车辆通过具有悠久历史的勃兰登堡门，它曾经是德国统一的象征。赫鲁晓夫的铁环还把192 条街道、 32 条火车线、 8 条城市轻轨线、 4 条地铁线和 3 座汽车站一分为二。在界河或界湖处，东德人后来都在水下设置障碍物，但是，在行动的头几天里，安排了水上巡逻。还有 3 条穿越东德、将西柏林和西德连接起来的铁路及 3 条高速公路并未封闭。正像科涅夫先前提醒乌布利希的一样，玫瑰行动旨在控制东德民众进入西柏林，而不是阻止西德民众进入西柏林。
行动之前，东德政府作出正式决定。8月12日白天，乌布利希在其乡村别墅召集东德部长会议，会议比原定时间提前。事实证明，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计划，直到晚上 11 点才达成一致——应该筑起一道墙。会议的拖延让乌布利希感到有些尴尬，部长们驱车回家时看到了苏军和东德军队的坦克，后者已经接到命令，要悄悄做好修建柏林墙的准备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如警察和铁路工人非常讨厌关闭柏林边界，他们拒绝配合。
苏联军方发往莫斯科的报告称，行动进行得几乎完美无缺。尽管边界沿线也有一些民众抵制，但是其意义被贬低了，东德人似乎把一切都控制起来。那天夜里，乌布利希的手下们从未请求过苏军提供支援。更令人满意的是，整个行动不但让西方大吃一惊，而且西方军队还待在其营房里，没有引起北约西柏林总部任何形式的警觉。
肯尼迪收到有关柏林墙的第一份报告时，刚结束周日的航海回到海厄尼斯港。边界已被关闭 18个小时，让他愤怒的是，中情局和国务院驻柏林的代表事先都没有给他任何警告。但是他对赫鲁晓夫的柏林墙确实一无所知。西奥多·索伦森事后得出的结论得到总统和其密友们的认同：修筑这道墙“不合法，不道德，也没有人性，但它不是开战的理由”。很难让人承认的是——用《肯尼迪传》作者罗伯特·达莱克的话说，柏林墙可能是一个“天赐之物”。肯尼迪政府清楚，经西柏林逃出的东德人估计有 350 万，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逃到西柏林这块飞地的难民中心，这对赫鲁晓夫卫星国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这道墙让东德人才的大量流失戛然而止，也许它还减轻了赫鲁晓夫不得不签订和平条约的压力。因此，肯尼迪唯一的回应就是重申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他立即派遣已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到西柏林，以安慰这个被分割城市的民众。克莱将军是1948 ～1949年向西柏林展开空运行动的英雄。一周后，肯尼迪又派了一支 1600 人的部队保护高速公路，以打出美国的旗帜，加强美国占领军的力量。
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艾森豪威尔的表现一样，肯尼迪也面临着同样的道德抉择。和那时一样，现在的美国总统认为，他不得不考虑社会主义集团民众的困境，以避免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肯尼迪并不认为修建柏林墙的想法可能来自于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他现在最关心的依然是苏军会困死西柏林。虽然这道新墙现在似乎排除了苏军袭击西柏林的可能，但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还很容易受到攻击。肯尼迪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不打算捣毁东德境内正在修建的这道墙。
西柏林民众的示威抗议加强了柏林墙的道德含义。清晨的忍耐让人吃惊，紧接着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抗议示威，特别是刚刚布设的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铁丝网沿线爆发许多示威。到傍晚，有 3000 人聚集在勃兰登门西柏林一侧。他们向东边投掷石块，东德警察则从另一侧向他们喷水。在柏林的西南角，东德警察向空中发射催泪瓦斯罐，之后又用警棍来驱散一伙愤怒的西德人，后者已经像潮水般涌入东柏林。与此同时，绝望的东德人，包括警察在内试图冲过或越过柏林墙。早上刚刚垒起来的这道墙还很不结实。
尽管柏林人感到受伤害，有一种恐惧感，但波恩的联邦政府却很快意识到：这道墙是有用的。阿登纳发表声明称，将不会切断与东德的贸易关系。只要克里姆林宫不再坚持签订和平条约，那么就不会实施令人可怕的经济制裁。甚至连阿登纳政府内部持强硬立场的国防部长都在呼吁西德民众保持冷静，“如果开枪，”他说道，“谁知道它会以哪种武器结束呢。”
西方没有作出强硬回应，赫鲁晓夫松了一口气。“或许就会爆发战争。”赫鲁晓夫说道。西方不仅不想拆掉这堵墙，而且肯尼迪、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似乎已经打消因东欧集团修建柏林墙而要立即惩罚他们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报复措施可以束之高阁。
柏林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1961年柏林危机的结束。苏联人和东德人都不认为制止住难民流就等于已经解决问题。这个 8月还在提醒着苏联政府，它们要继续为最后的摊牌——签订和平条约作准备，以此向西方施加心理压力。近 20年来，国外驻苏武官第一次被邀请观摩苏军演习，演习展示了装备有核弹头的实战导弹。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 8月底发表的声明，称苏联计划解除其自行暂停核试验的行为。两天后，也是暂停核试验三年后，苏联在其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开始了系列核试验。
苏联人炫耀武力的行为也鼓励了东德人，后者也有自己的挑衅行为。8月22日，东德人宣布，在柏林墙两侧建立一个百米宽的无人区，并且警告西柏林居民，如果他们进入边界的百米无人带，可能会被开枪射杀。次日，东德单方面减小边界的过境点，使西方能利用的过境点从 7 处减少为 1 处，那就是弗里德利希大街上众所周知的“查理哨所”。
只要不会加剧和西方在柏林对抗的风险，苏联人准备接受额外的边界检查。然而，乌布利希的新政策涉及剥夺西方权利的事宜，事先并未得到莫斯科的批准。8月24日，苏联大使和科涅夫会见乌布利希，向他解释为何在西柏林一侧建立百米无人区是错误的。“在西柏林境内建立百米无人安全区，并允许警察对闯入无人区的人使用武力，”苏联人说，“可能会引发东德警察和西方军队之间的冲突。”次日，乌布利希发表声明，撤销安全区，并向西方保证，民主德国政府“无意干涉西柏林内部事务”。然而，他拒绝取消仅保留一个边界检查点的计划，莫斯科也容忍了这种影响不大的对抗行为。
到 8月底，苏联和东德的行动都表明，其策略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苏联所有的行动当然都是经过授权的，但是，赫鲁晓夫的想法却正在发生着变化，他又回到皮聪达。和煦的阳光，与世隔绝的环境，再次激发了其想象力。
虽然赫鲁晓夫每周都在对柏林墙事件作出回应，但是，现实情况是，因为赫鲁晓夫决心要支持他一手制造的这场危机，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军事承诺正在发生着变化。从肯尼迪 7月25日讲话发表前收到的情报看，赫鲁晓夫显然并未准备扩大常规部队的集结规模，而美国总统则开始集结其常规部队。会见来访的麦克伊恩时，赫鲁晓夫想吓唬吓唬他。他强调，苏联常规部队在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具有优势，“你们向欧洲每派遣一个师，”他说道，“我们就能派出两个师。”危机伊始，赫鲁晓夫就把其 5 ％的战争风险预测置于这种假设之上，即美国在柏林拥有如此多的武器，以至于它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只能保卫其阵地。美国一直在强化肯尼迪在讲话中提出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也被欧洲所接受，它们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策略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米高扬估计，美国宁愿打一场常规战争，而不像赫鲁晓夫设想的那样，核时代不可能爆发常规战争。米高扬的预测似乎已被证实。
我们不可能对赫鲁晓夫进行“验尸”，以便发现其内心改变的准确原因。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把自己逼入墙角。到 8月底，他开始找借口来取消最后通牒。他仍然在梦想着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能使欧洲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已经证明，这种简单施压的策略并不足以让肯尼迪政府屈服。他需要新方法，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虽然数千英里之遥的赫鲁晓夫改变了其策略，但还不为人所知。当紧张局势延宕到夏末后，华盛顿笼罩着一种过分伤感的悲观主义情绪。迪安·艾奇逊给哈里·杜鲁门的信写道：“我认为今年秋天某个时候我们在柏林遭受了一场让人感到极为羞辱的失败……我希望我错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任何机会。路线已经定好，事情将会处于控制之下。”乔治·凯南——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另一个外交理论家也同样感到郁闷。8月，凯南从贝尔格莱德回到美国，他在那儿任美国驻南大使。他向朋友小阿瑟· M. 施莱辛格[12]透露：“我不打算让人类的未来就这样毁在一小撮鼠目寸光的人的手中。我考虑，我余生中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我所能制止战争。”施莱辛格把这段时间形容为“离奇而又郁闷的日子”，他和凯南一样也有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我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感到更加悲观，”他给一位朋友写道，“这比我1939年夏天以来的感受还要差。”
[1] 菲利普·莱斯利·格雷厄姆（Philip Leslie Graham，1915年7月18日——1963年8月3日），美国新闻记者。1939—194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法律助理。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陆军航空队。1946—1963年任《华盛顿邮报》出版商。1963年因罹患双向情感障碍自杀身亡。
[2] 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1901年8月26日——1987年4月19日），1922年进入美国陆军服役。二战期间在意大利、法国和荷兰作战。1945—1949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49—1951年任西柏林盟军司令。1951—1953年任陆军副参谋长。1953年任第8军司令，参加了朝鲜战争。1955年4—6月任联合国军司令部司令兼琉球群岛总督。1955—1959年任陆军参谋长。1959年退役。1960年重服现役。1962—1964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4年退役。1964—1965年任驻南越大使。1966—1969年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1968—1970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
[3] 保罗·亨利·尼采（Paul Henry 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4]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潘科夫斯基（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7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军区和乌克兰工作。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瓦连佐夫的副官。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助理武官。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在任期间秘密投靠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并传递了许多军事机密。1962年10月22日被捕，1963年5月11日被判处死刑，5月16日被处决。
[5]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Варенцов，1901年2月2日——1971年3月1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40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第60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7年任苏军中央部队第一编队炮兵指挥官。1947—1951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炮兵司令。1951—1952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苏联陆军炮兵副司令。1952—1955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1953—1961年任苏军炮兵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炮兵元帅军衔。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2年任火箭部队和地面部队炮兵司令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因彭科夫斯基间谍案被降为炮兵少将军衔，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1年去世。
[6] 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7]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2006年4月29日），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官。193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3年任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1943—1948年任《财富》杂志编辑。1946年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办公室主任。1961—1963年任驻印度大使。1972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2006年去世。
[8] 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 Chaikin 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9] 约翰·杰伊·麦克罗伊（John Jay McCloy，1895年3月31日——1989年3月11日），美国律师、外交官、银行家。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开始担任律师。1941—1945年任助理战争部长，在任期间创建了战略服务办公厅。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49—1952年任德国美占区高级专员。1953—1960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1954—196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58—1965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66—1968年任大西洋研究所名誉主席。1989年去世。
[10] 安纳斯塔西奥·“塔奇托”·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 "Tachito" Somoza 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1946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1946—1979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67—1972年、1974—1979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独裁统治。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下台，流亡巴拉圭。1980年在巴拉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暗杀队暗杀身亡。
[11] 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Иван Игнатьевич Якубовский，1912年1月7日——1976年11月30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屡立战功。1944—1945年任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第6近卫坦克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中央兵团近卫坦克第7师团副司令。1947—1951年、1954—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4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2独立近卫坦克师团司令。1957—1960年任驻德国部队第一副总司令。1960—1965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6—196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7—197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1976年去世。
[12] 小阿瑟·迈尔·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1917年10月15日——2007年2月28日），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1943—1945年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3—1954年任美国民主行动组织全国主席。1961—1964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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