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六章 “柏林风暴过去了”
8月26日，《纽约时报》记者赛勒斯·苏兹贝格[1]意外收到一封电报，其时他正住在希腊斯派采伯罗奔尼撒小岛上的一家旅馆里。尤里·朱可夫[2]是苏联一个地位很高、非常迷人的宣传员，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是克里姆林宫著名的新闻发言人。电报称他要向老朋友提供有趣的新闻。如果记者能自己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可能会会见他。朱可夫建议苏兹贝格 9月2日或 3日到莫斯科，那时苏联领导人将会从黑海度假胜地回来。朱可夫没有泄露赫鲁晓夫要谈哪些内容，但是，在1961年8月，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柏林问题。
几天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通知其美国同事乔治·凯南，称尼基塔·赫鲁晓夫“热情地支持”在两国大使间就柏林问题“展开进一步交流”。华盛顿已经准备利用凯南来向克里姆林宫传达美国的外交兴趣。筑起柏林墙的次日，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凯南接近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向他试探和赫鲁晓夫进行联系的机会。8月14日，克里姆林宫还未做好准备，现在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苏联驻比利时使馆代办向比利时外交部长发出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的邀请。保罗·亨利·斯帕克[3]个子不高，来自一个小国，然而，他却是欧洲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物。1961年2月以前，他一直担任北约秘书长，之后回到布鲁塞尔任外交部长。7月底，斯帕克曾委婉地向莫斯科传递出他的想法：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直到现在，莫斯科才开始采纳其建议。
一个知名的小个子法国人也收到他的第四次邀请。1961年夏末， 83 岁的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4]将访问苏联，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法国商品和技术展览会闭幕式。克里姆林宫安排赫鲁晓夫会见雷诺，并不在其计划之中，会见更多具有象征意义。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国，绝望之中辞职的正是雷诺。这个在法国历史上有名无实的人物将会被要求在1961年帮助苏联劝降西方。
为尽快启动谈判，在皮聪达赫鲁晓夫就已决定要试探一下西方。之所以接近苏兹贝格和凯南，就是要和肯尼迪建立一个新的秘密联系渠道。赫鲁晓夫正在探索肯尼迪谈判立场上的一些变化。赫鲁晓夫还想得到斯帕克和雷诺的理解和支持。确定柏林策略时，他曾期待西欧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其接受苏联的条件，从而避免战争。现在赫鲁晓夫依然相信，可以利用西欧来分化美国的决心。因此，他决定讨好这些有劝和兴趣的欧洲知名人士。
当苏联驻外人员把这种外交攻势付诸实施时，赫鲁晓夫自己就感受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倡议的效果。如果那个夏天收到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对凯南、雷诺、斯帕克和苏兹贝格来说是最出乎意料的事，那么，阿登纳秘密接触赫鲁晓夫，则更让人震惊。1961年8月29日，西德总理向其俄国同行发出密信。信是西德大使克罗尔递交的，苏联外交部翻译如下：
总理想让其对手知道，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即要适当对待日益加剧的局势，而不是一味感情用事。联邦德国知道，无论艾森豪威尔（原文如此）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现在面临着两大危险：当双方坦克面对面时，相距仅数米远，就像现在的柏林，而更大的危险则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联邦德国深信，谈判是缓和当前局势的唯一出路，必须尽快启动谈判。联邦德国的谈判立场和美国、英国的立场完全一致。众所周知，对于谈判开始的时间，法国有其特殊考虑。
西德领导人公开表态称，和莫斯科谈判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导致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通过克罗尔，阿登纳向克里姆林宫强调，苏联没有理由要等到 9月17日西德大选之后再开始谈判。而且，西德还要求莫斯科释放仍被扣押在苏联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以此来显示其缓和紧张局势的诚意。赫鲁晓夫一向认为，他最终能把波恩从华盛顿那里吸引过来，阿登纳的倡议对他的这个固执想法产生了作用。或许这只是诡计多端的阿登纳在大选前玩弄的一个花招，但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只要他能得到，赫鲁晓夫需要所有来自欧洲的帮助。
9月5日，赫鲁晓夫和赛勒斯·苏兹贝格谈了 5个小时。他给这位记者足够多的素材，足可以发表系列头条新闻。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为何要展开谈判的原因。赫鲁晓夫交给苏兹贝格一页纸，在肯尼迪看来，那是一张个人便笺。赫鲁晓夫建议，两国领导人建立“某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而又不损害美国的声誉”。他只要求肯尼迪“原则上同意这项和平条约和建立一个自由城市”，没有要求肯尼迪接受失去进出西柏林的权利，这还是第一次。
这与肯尼迪不谋而合。肯尼迪也在苦苦思索如何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1961年9月，肯尼迪要作出一些颇不令人愉快的决定。如果他想明年初在欧洲部署 6个多师，那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就不能拖得太久。军方，还有一些非军方的助手都仍然认为，他只是推迟了 7月的决定而已。但是，肯尼迪感到疑惑的是，是否真的需要部署这 6个师。美国是否要继续进行核试验也要作出决定，这也是他面临的压力。一个来自更大范围的建议是，鉴于苏联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系列核试验，美国实际上已别无选择。
甚至在赫鲁晓夫会见苏兹贝格之前，肯尼迪就对苏联接近乔治·凯南的新闻予以积极回应。克里姆林宫似乎准备谈判而不是大吵大闹，尽管肯尼迪需要比凯南和苏联大使更高级别的会谈。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准备 9月底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式。9月3日，美国国务院指示汤普森向苏联人建议，举行腊斯克和葛罗米柯的会谈。其时汤普森不在莫斯科，要让赫鲁晓夫知道肯尼迪对会谈感兴趣，那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在华盛顿，肯尼迪向其顾问发出一个强烈信号，他想让这些会谈真正取得成功。9月12日，他命令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小范围的顾问会议，为美国政府在结束柏林危机的谈判中应坚持的立场做好准备。肯尼迪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国务院，那是他绝望的一个标志。危机爆发以来，肯尼迪开始把美国外交官群体形容为“一团糨糊”。他怀疑，在缺乏坚强领导的情况下，美国能不能向赫鲁晓夫提出某种新思维。“我在说要重新提出一套我们的谈判建议，“他敦促腊斯克，“而不是适当增加某些内容。”美国对赫鲁晓夫 6月通牒的正式回应是腊斯克和法国人、英国人、西德人共同起草的，它有些枯燥乏味。肯尼迪非常清楚，在和苏联人的任何谈判中，主张在自由选举的前提下实现德国或柏林的统一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都不是可以谈判的方案，”他提醒腊斯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无知众所周知。”
肯尼迪决定把重新思考美国立场的任务限定在小范围内。迪安·艾奇逊和林登·约翰逊已确定不参加谈判，将被排除在外，而且肯尼迪也不想让五角大楼的任何人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在白宫，只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和总统撰稿人索伦森知道这件事。总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空间。肯尼迪准备考虑把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但是，他想让北约能为这座城市和其居民提供保护，而不受苏联或东德的干涉。
肯尼迪对阿登纳接近赫鲁晓夫一事一无所知，他还在期待这位西德领导人成为一个最坚定的盟友，要他相信需要提出新的方案，尤其是那种暗示西柏林不可能成为西德一部分的方案。一旦准备好新的谈判方案，肯尼迪就打算派阿登纳尊重的人士，甚至可能是艾奇逊，去向他兜售这套方案，当然，如果肯尼迪能首先把这套方案兜售给他自己的那些强硬派的话。
9月中旬，正当赫鲁晓夫要会见两位特别挑选的欧洲人士时，他得到消息，肯尼迪想让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在纽约举行会谈。美国大使没有提及美国的任何新立场，但是，赫鲁晓夫受到鼓舞，至少肯尼迪似乎准备就他提出的柏林要求进行谈判。他同意苏联参加会谈，时间定于 9月21日。
与此同时，德国发生的事件也在提醒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双方都在允许这种危机持续下去。9月14日，中欧时间下午 5 点刚过，两名西德飞行员驾驶的 F-84 “雷电”战斗机越界进入东德领空——马格德堡西南 76 公里处空域。苏联空军仍在执行那道要击落任何进入东德领空飞机的命令。然而， 8 名苏联飞行员未能发现并拦截住这架西德 F-84 战斗机。21 分钟后，两架西德战机降落在西柏林法国占领区的泰格尔机场。次日，西德另外两架 F-84 战机再次侵犯东德领空。这次仅持续 4 分钟，对苏联空军来说算不上失败，然而，这种行为仍然不受欢迎，它也说明东德主权容易遭到侵犯。两次意外事件让驻德苏军司令部深感忧虑，而且也引起赫鲁晓夫的疑问，即尽管阿登纳在两周前就发来密信，但西德人可能还准备挑起一场冲突。
当赫鲁晓夫正在分析两次意外事件的用意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被及时译成俄文，并送到他的案头。文章标题为“核外交”，它是美国权威专家对国际政治所做的敏锐观察，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来摧毁另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能理解赫鲁晓夫—肯尼迪对抗的现实，”李普曼写道，“除非我们提醒自己，核战争并不是另一场历史上描述的那种战争，而是一种全新的暴力法则。”赫鲁晓夫同意这一观点，迫使西方接受西柏林新的现状毕竟是他提出冒险策略的基础。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在一个核武器支配的世界里，理性的男人应该害怕战争，从而选择外交方式，甚至投降的方式。
9月16日，当着保罗·雷诺的面，赫鲁晓夫称赞李普曼及其专栏文章：“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他肯定了今天的战争就是自杀。”但是，赫鲁晓夫显然不理解或者不愿讨论李普曼文章的结论，“因为这是核时代。”李普曼的结论是，“国际政治的最高原则是，一个核大国一定不能把另一个核大国置于必须要在自杀和投降中作出抉择的境地。”
本来希望核恐惧将会让两位欧洲贵宾变得更为顺从，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赫鲁晓夫和雷诺三个小时的会谈不过是一场滑稽戏。这个法国人原来是个不会认错的白人帝国主义分子，他对黄祸的忧虑甚于核威胁。“前两次欧洲战争把世界霸权地位拱手让给了美国人，”这位前总理主张，赫鲁晓夫没有义务来停止其武力恫吓，“一场新的战争将会导致白种人的自杀，而给中国统治世界创造机会。”这些看法对赫鲁晓夫来说毫无价值，但他还是告诉雷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把阶级置于种族之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和毛泽东确实有麻烦，但是他不打算以种族的标准和这个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谈论其中国盟友。
几天后和斯帕克的会谈少了一些疏远，但也不成功。这个比利时人的说法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就像苏联所宣布的那样，让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并保证一定的进出自由权利，这个方案可以让西欧国家和他（赫鲁晓夫）达成一个协议”。这样，在和一个苏联东欧集团外交家的会谈中，斯帕克就成为支持西柏林自由化概念的第一个西欧外交政策的制定者。然而，一旦这个比利时人从其职责出发，而且两个人讨论起具体问题时，那么，赫鲁晓夫的种种希望很快就会破灭。斯帕克依然支持西柏林自由化，但也希望北约保留其进入这个城市的特殊通道。赫鲁晓夫结束和雷诺、斯帕克的会见时还在想，他还没有见到一个接受其西柏林自由理念的西欧人物。
如果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他给予欧洲的比他从欧洲得到的更多，那么，他可以被原谅。和雷诺和斯帕克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披露，他准备看着联合国将其总部迁移到西柏林。这戏剧性地描绘出他的愿望，即让西柏林未来继续保持独立地位，甚至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艾森豪威尔确实曾经玩笑似的提到，建议把联合国总部迁至西柏林，可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却制止了这个想法。在和斯帕克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也曾无意中透露，他对启动谈判并没有设置最后期限，那意味着他或许愿意解除1961年那个即将到期的最后通牒，就像他在1959年所做的那样。斯帕克谈及 9月底北约理事会将召开特别会议时，赫鲁晓夫并不显得特别着急。他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宁愿选择迟到的谈判而不愿选择匆忙发动的战争”。
9月21日，一次漫长的午餐后，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在纽约开始会谈。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要说。赫鲁晓夫设想，球在肯尼迪一边，而且对美国政府柏林策略的考察还要几周时间才能结束。肯尼迪是在 9月12日启动其柏林策略的。
然而，赫鲁晓夫对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谈却非常满意。他赞许道，腊斯克没有对柏林墙提出任何批评。葛罗米柯后来向中央委员会证实，“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承认，1961年8月13日的措施符合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赫鲁晓夫大概也很喜欢肯尼迪政府抛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做法，即仅仅就包括东、西柏林在内的大柏林地区成为一座自由城市进行谈判。尽管各方对柏林问题的看法依然不同，但至少美国人现在愿意就西柏林问题展开讨论，仿佛这是一个单独的实体。
在纽约这条消息的鼓励下，赫鲁晓夫甚至投入更多精力来为谈判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氛围。8月底以来，他一直在向一些关键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信号，他们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地区对肯尼迪政府有着特殊利益。9月底，他再次要求，不要在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添麻烦。意识到美国对有关老挝和古巴的事件非常敏感，赫鲁晓夫的理解是，那里发生的任何挑衅行为可能都会干扰肯尼迪重新考虑其柏林策略的意愿。
初夏时分，中国已经估计到，在美国的压力下，赫鲁晓夫或许会把有关第三世界的政策与其柏林计划联系起来。7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莫斯科期间，表达了中方的忧虑，即苏联为了和美国在中欧问题上达成更为有利的交易，而将在老挝问题上与之妥协。北京预料西方企图把这些国际问题联系起来，以此来讹诈社会主义阵营。并要莫斯科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如果我们在老挝妥协了，”中国外长说道，“那么，这将会让他们联想到，我们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也会退让。”陈毅希望苏联人不要把东南亚与柏林危机联系起来，以便在亚洲策略上赢得一些灵活性。
正如北京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最初就不大认同越南和中国在老挝的冒险行为，而为解决柏林问题，就更难容忍。8月31日，克里姆林宫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和北越的行为，并提倡老挝共产党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领导的中立派进行合作。整个夏天，北越和其老挝的代理人都在嘲笑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唯一一个协议。河内已经拒绝推迟其加强巴特寮军事力量的要求，而且已经培训了一批老挝人。他们记了两本账来装门面，以满足苏联提出的和中立派合作的要求。巴特寮也向假想的合作对象中立派隐瞒了其部队和弹药。其中的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就藏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而另一部分则藏在对面的北越边境地区。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巴特寮向其合作伙伴所宣称的部队人数只有其实际规模的一半。梭发那也不知道，在他的国家还隐藏着一支 200 人的北越军事顾问团。
几个月来，莫斯科也一直在演戏，并为保留这支秘密军队而承担其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尽管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就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老挝国家达成谅解，但北越人却在期待苏联人继续提供秘密资助，包括分配资金以修建一条从北越到老挝的秘密通道，以便能向那些未公开的部队提供给养。但是到 9月第 3 周，苏联人则警告越南人和巴特寮，必须终止这一秘密行动。莫斯科还未打算终止这支秘密队伍，但是，克里姆林宫向河内和巴特寮建议，要减少他们想要维持的那支队伍的规模，并重新提出资助要求，因为他们以前的要求根本无法接受。
和中国人、越南人不同，古巴人还从未让莫斯科失望过。1961年9月，赫鲁晓夫突然要对这个岛国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的政策，对此他们还未做好准备。这个夏天美国秘密资助的行动越来越多，这使得古巴在 9月初就要求苏联提供额外军事援助，并派古巴军队参谋长到莫斯科谈判一揽子援助方案。在卡斯特罗的一长串援助项目清单上，列在最前面的是要求苏联提供最好的地对空导弹。1960年，萨姆 -2 型导弹打下鲍尔斯的 U-2 间谍飞机，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利用这些间谍飞机对古巴实施侦察。
一开始，仿佛古巴人就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9月20日，古巴和苏联谈判代表达成一项总额为 1.48 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其中 40 ％的援助全部为赠送，其余援助则以大约 10年的有息贷款和易货贸易方式提供。一周后，苏联部长会议通过这个建议案。但是，那时，中央主席团——苏联真正的权力核心，则冻结了这项提议。
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威胁古巴的看法并未改变。克格勃继续向莫斯科发出警报称，肯尼迪可能要武力干涉古巴事务。“据可靠消息，”克格勃站长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称，“美国准备在 11月底 12月初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而另一则消息则称，时间为1962年1月。”那无关紧要，因为赫鲁晓夫已经暂时搁置了卡斯特罗提出的巨额军事援助要求，以为与白宫谈判创造条件。
赫鲁晓夫也密切关注着中欧，以免发生可能会挑衅华盛顿的事件。9月的最后一周，他还要求乌布利希约束其行为。东德人已经显示出强烈愿望，要加强对美国在西柏林驻军的约束。“在目前情况下，”赫鲁晓夫在给乌布利希的信中写道，“因为那些保卫和控制民主德国和西柏林边界的措施得以成功实施……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局势紧张，特别是西柏林局势，应该避免类似行为。”
一开始，赫鲁晓夫为缓和超级大国的冲突而做的努力并未引起肯尼迪的注意。到 9月的第 3 周，肯尼迪还对未来感到悲观。9月22日，一个接近肯尼迪家族的记者捕捉到总统的这种情绪。伊利·埃布尔[5]应邀到白宫，商讨对肯尼迪第一个任期进行研究的授权事宜。正当肯尼迪要去海厄尼斯港度周末，埃布尔在总统私人书房见到了他。埃布尔能听到“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的轰鸣声，它要载着总统全家到鳕鱼角。“你在想什么？”肯尼迪问埃布尔。当埃布尔告诉他这本书的思路时，肯尼迪表现出一副自我反省的样子。“为什么写一届政府的书除了一系列灾难外什么内容也没有？”肯尼迪开始说起自己的想法。他要在柏林问题上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制造了猪湾灾难，这正是他的忧虑。肯尼迪沉思了好几分钟，也未按原定计划离开。他对助手咆哮着，要直升机驾驶员“关了那个东西，我还不想走”。埃布尔后来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地位，我是一介平民，却一直在向美国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不会是一届充满灾难的政府；他取得了总统职位，他和我，以及他所有的朋友都将会为其政府而感到自豪，他将会成就大事。”
下一步究竟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在柏林引发一场武装对抗，当肯尼迪为此而苦恼时，赫鲁晓夫则在纳闷，他已经通过《纽约时报》记者赛勒斯·苏兹贝格向肯尼迪放出气球，为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9月24日，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向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6]问道，肯尼迪总统是否收到一封信。“柏林风暴已经过去，”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说，“请告诉他。”
肯尼迪或许还没有从苏兹贝格那里收到传递这个消息的那封信。那天深夜，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套房里，塞林杰把这个口信带给肯尼迪。因为次日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肯尼迪就住进这家酒店。嘴里衔着未点燃的雪茄，听到这个消息，肯尼迪异常高兴。“他不打算承认乌布利希政府——至少在今年。那真是个好消息。”
如果赫鲁晓夫发出这个信息是要制止肯尼迪在联大的讲话中单方面将危机升级的话，那么他不必再为此担心。肯尼迪已经决定，要利用这次讲话的时机发出暗示，其政府正在重新考虑用外交方式来解决危机。“我们并不拘泥于僵硬的方式……我们没有看到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相信，达成和平协议是可行的，一方面要承认他人的历史和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保护西柏林的自由、盟国的现状和进出柏林的通道，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尽管赫鲁晓夫可能没有把这个讲话视为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是，肯尼迪已经决定只向欧洲增派一个师，而不是五角大楼想要部署的 6个师。只要1961年能诱使赫鲁晓夫不再发出威胁而是签订一项和平协议，那么，肯尼迪就要设法避免一些挑衅行为。
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传递的信息充分说明，赫鲁晓夫正在迫切希望华盛顿以某种夸张的形式承认柏林危机已经过去。或许考虑到让一位苏联外交官向一位美国官员传递信息还不足以结束这种紧张局势，几天后，赫鲁晓夫又决定直接给肯尼迪写信。他选择写私人信件来传递他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和达成协议的愿望，这是一种新手段。此前他从未给艾森豪威尔写过私人信件，纵然两大阵营的领导人都曾经历过苏伊士、伊拉克和柏林等危机。
给肯尼迪的信是以精心设计的谎话开始的。赫鲁晓夫在信中指出，世界曾期待维也纳会议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遗憾的是……期望落空”。以同样的思路，他对自己如何试图恢复两国友好关系做了虚假的陈述。他说， 6月底就准备发出一封信，但是他没有说明信中提出哪些建议。然而，肯尼迪 7月25日发表讲话后，这封信就没有发出。他的信丝毫没有表明，至少到 8月中旬，为达到其目的，他一直有意选择一种施压的策略。
现在，他要求肯尼迪任命一个特别磋商代表。他想对腊斯克－葛罗米柯的对话形式加以补充，增加一种非正式渠道的对话。他再次建议道，乔治·凯南以及这次他提到的卢埃林·汤普森都可以充任联络人。通过他们，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交换意见。赫鲁晓夫甚至还提出是否可以在莫斯科和肯尼迪举行一次短暂的峰会。听上去仿佛时光倒流到春天，那时赫鲁晓夫还没有挑起这场危机。
几周后，肯尼迪回了信，但是信的内容一无所知。赫鲁晓夫仍然阻碍着西方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并且拒绝美国在西柏林保留其驻军。同时，肯尼迪也没有什么新想法。肯尼迪在联大的讲话中并未提到，他对自己的策略的检讨也陷于停顿。欧洲人主要应为此负责。法国反对举行谈判，而且西德人也含糊其辞。美国国务院也难于提出新思路。因为没有新的建议，而且还可能会导致西欧盟国外交政策的复杂化，所以，肯尼迪也无意于利用其弟弟或其他人来充当个人沟通的渠道，维也纳会议之前，他已经就禁核试验体验过这种沟通方式。
肯尼迪拒绝了赫鲁晓夫私人信件的建议，但赫鲁晓夫并未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作出反应，其原因可能是来自华盛顿的情报。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的情报中，赫鲁晓夫清楚肯尼迪在改变美国柏林政策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1961年5月曾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充当过中间人，他收集到有关肯尼迪处理柏林问题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尽管赫鲁晓夫请求重启秘密会谈的渠道，但肯尼迪兄弟还是决定不让博利沙科夫来帮助他们。然而，现在博利沙科夫还是被允许会见那些为肯尼迪制定政策的精英们。他利用这个方便又得到许多有关柏林问题的消息。博利沙科夫向莫斯科报告，据接近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沃尔特·怀特曼·罗斯托[7]的消息灵通人士（或许就是罗斯托本人）称，肯尼迪正在考虑一项解决危机的计划，它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把西柏林变成一个国际化城市，要保证其权利和进出西柏林的权利；第二，确认德国的边界现状；第三，在欧洲中心地带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如果可能建立一个无核区。
博利沙科夫也能报告这个过程久拖不决的原因。肯尼迪政府的联络人正在抱怨西欧人，特别是法国人。华盛顿认为，戴高乐现在并不支持在盟国中实行统一政策的做法，以赢得西德的同情。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根据博利沙科夫的说法，美国人也注意到，阿登纳对和谈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他似乎更温和了。
1961年10月，为和美国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赫鲁晓夫决定再采取一项措施以为谈判创造适宜的条件。他选择在 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将解除最后通牒。赫鲁晓夫无意于结束柏林危机，其目标和要求是相同的，只是把危机推迟了。然而，考虑到他在1961年曾讲过需要一个决议（对东德，最重要的是，对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说过此事），对他来说，这将是他个人的一次退却。除了丑陋的柏林墙，在长达 5个月极度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下，赫鲁晓夫还想证明什么？
当在 10月17日的二十二大上发表这个声明时，赫鲁晓夫极力掩盖他的失败，他夸大肯尼迪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说，采取这项措施，是因为“西方大国正在显示出其对局势的理解，并且倾向于寻求一个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的决议案”。
赫鲁晓夫原本想利用这次大会来再次宣称莫斯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阿尔巴尼亚人仍然与苏共对着干，而且亚洲共产党也不满意莫斯科在东南亚的谨慎态度。其表现是老挝、越南和中国拒绝支持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甚至在1956年曾支持过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印度尼西亚人，也拒绝表态支持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
既想缓和柏林危机，又要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在这两者之间，赫鲁晓夫面临着矛盾。放弃1961年发出的解决柏林问题的誓言，将会进一步损害克里姆林宫作为社会主义领路人的威信，也会招致更多批评，人们会批评他所钟爱的和平共处理念。
深谙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国人领导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运动。他们深知如何来惹恼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大会作报告，几天后，他宣布在大会结束前返回北京。此前，中国从未在国际共产党人的重要代表大会上提前退场。为了让赫鲁晓夫能亲自感受到这种侮辱，离开的那天，周恩来独自朝拜了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尽管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但斯大林的遗体仍和列宁的遗体放在一起，供人们瞻仰。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敬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最辛辣的回应来自东德人。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见，而是选择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发泄不满。一年前，当赫鲁晓夫开始实现其最终目标时，东德领导人还在自愿追随他。乌布利希最初一直担心进出柏林的通道，而赫鲁晓夫则坚持要让东德取得其所需要的一切，以便立即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权国家，并与“二次大战划清界限”。1960年11月，赫鲁晓夫曾向乌布利希保证，一旦东德对肯尼迪的心理产生好感，这个目标在1961年就有可能实现。现在，经历 6个月之久的宣传战之后，东德人民已经开始把签订和约和国内稳定联系起来。乌布利希也在让自己相信，仅有这堵墙还不能保证其政治上的合法性，或者其经济上的安全。尚未达到任何让西方妥协的目标，赫鲁晓夫就突然放弃这种努力，这给其东德盟友留下伤痛和怨恨。赫鲁晓夫解除最后通牒之前，克里姆林宫也没有发出任何通知。因此，这似乎是乌布利希单方面决定改变一些做法的原因。
1961年10月22日，美国驻西柏林的高级外交官艾伦·莱特纳试图带夫人到东柏林剧院看戏，他却发现自己成为一次国际事件的新闻人物。这不是他第一次进入东柏林。和其他西方国家工作人员一样， 8月23日以来，莱特纳已被限制经过著名的查理检查站进入苏占区。边界检查站从 7个缩减至 1个，带来种种不便，而莱特纳从查理检查站进出东柏林从未遇到过麻烦，他并未想到这个晚上与往常有何不同，更未料到苏联和东德的复杂关系。
晚上 7 点一刻，当莱特纳乘坐自己的汽车准备进入弗里德里希大街时，东德警察让莱特纳停车。警察要求莱特纳出示证件，后者拒绝了，并要求进入东柏林。就像四个国家驻柏林外交使团的任何成员一样，他有权进入东柏林。但是，东德人还是拒绝他。然后，莱特纳要求见一位苏军军官。东德人并未理睬。东德的这个新策略既针对莫斯科，也针对西方国家。
等了近一个小时，莱特纳决定沿着迷宫一样的路障再试试运气。那天晚上真是不走运。汽车刚走出迷宫，东德士兵就站成一排来阻挡他。莱特纳再次要求见一位苏军军官，但再次被拒绝。东柏林的演出已经错过，然而，莱特纳和夫人却拒绝掉头回家。
晚上 10 点，当苏军军官最后到达现场时，离莱特纳到查理检查站已经过去整整 3个小时。那位军官所能做的就是道歉，并说道，东德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将会被纠正”。
然而，东德人无意于纠正这个错误。次日上午，让美军驻柏林司令部和远在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吃惊的是，德意志通讯社（ AND ）宣布，穿越柏林边界检查站的平民必须出示身份证件。这项新规定与四国的惯例相抵触。到那时为止，只要他们驾驶有军事单位或政府单位牌照的车辆，平民就可以轻松进入东柏林。如果乌布利希的目的是引发美苏间的冲突，那么，他几乎达到了目的。
柏林墙建成后，美国驻西柏林的官方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预计，下一阶段苏联的策略就是要把西方从柏林挤出去。尽管他是肯尼迪亲自任命的代表，但克莱的行为方式，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却“完全大相径庭”。
克莱抵达柏林后，认为他有义务不让柏林的任何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无论这么做会冒多么大的风险。东德人宣布这项新规定的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华盛顿下令挑战这个规定。虽然克莱高估了莫斯科对边界局势的控制权，但是，他还是异乎寻常地觉察到东德人的目的。“我常常认为，” 10月23日，给国务卿腊斯克的信中写道，“废除盟国在东柏林的权利对东德非常重要，而且，谈判开始前，他们都要设法达到这个目的。”克莱认为莫斯科不得不为东德警察的行为付出代价，并且建议美国中止与克里姆林宫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所做的任何努力，直到俄国人被迫准备“保证全面维持现状”。
肯尼迪政府中也有人支持克莱，但是，总体而言，华盛顿担心，因为争取在东柏林就餐和看戏的权利，可能会引发一场军事冲突。唯恐东、西柏林边界局势失控，白宫确实授权实施了一系列常规的试探措施，如让一支武装队伍护送平民以捍卫西方盟国外交人员跨越边界的权利。每次类似行动中，都会在查理检查站西方一侧部署美军 M48 坦克，以作为后备警戒力量。第一次类似的试探发生于1961年10月25日，当时，武装警察护送一辆挂着美国官方牌照的汽车，而在东柏林一侧东德警察试图让车中的美国人出示证件。然而，克莱想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对苏联人和其盟友的不耐烦。他请求高层批准对柏林东部地区“实施一次武装袭击，捣毁部分柏林墙”。白宫被吓坏了，腊斯克立即提醒莱克将军，“我们早就断定，进入东柏林并不是核心利益，那将会让坚定的求助者有理由来诉诸武力以寻求保护”。
莱特纳事件已发生 4 天，肯尼迪感觉到，他和赫鲁晓夫将不得不干涉此事，以避免双方的柏林代表因疏忽而引发一场战争。克莱请求武力升级的报告送到华盛顿的同一天，肯尼迪利用两个渠道直接向莫斯科传递其忧虑。当国务院也为汤普森准备指示的同时，肯尼迪要求其弟弟重新启用博利沙科夫这条秘密联系渠道。罗伯特·肯尼迪于当天—— 10月26日——晚上，安排和这位格鲁乌军官会面，会面时间长达 53 分钟。
肯尼迪总统想让赫鲁晓夫明白，边界的紧张状态涉及颇广，它们将使西方就柏林问题所坚持的谈判立场发生改变。他还让罗伯特·肯尼迪直接告诉博利沙科夫，白宫和其盟友正在消除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肯尼迪预计，至少需要 4 至 6 周时间。之所以拖延，其中一个原因，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告诉博利沙科夫，那就是阿登纳将会影响到最后的成果。而按日程安排，到 11月底他才能抵达华盛顿。
肯尼迪也希望赫鲁晓夫明白，在这个困难时期，帮助其盟友是美国的职责。“苏联和西方应该在德国或柏林避免发生一些像近期所发生的意外事件，这些事件很难让美国与其盟国达成一致，”罗伯特·肯尼迪向博利沙科夫解释道，“如果赫鲁晓夫向苏军发出类似指示，那么，肯尼迪（总统）也会这么做。”
柏林墙建成后，在柏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赫鲁晓夫显然不可能收到博利沙科夫的这份报告。次日—— 10月27日上午， 10 辆苏军坦克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开过来，在美军每天的武力试探开始之前就停在查理检查站前。尽管东德人挑起边界紧张局势，但是美国的试探活动也挑衅了苏联人，引发了其抵制行为。
美国人来到检查站时，美苏两国的坦克手发现他们在边界两边相互对视着。这个场景被拍了下来，那些富有戏剧性的照片随之出现在世界各国报纸上。因为东柏林一侧的坦克没有任何标志——苏联人有意取下标志，中情局柏林站派了一个特工到现场确认这些坦克手的国籍。就像克莱预料的那样，他们都是苏联人。
肯尼迪一大早就把美国驻苏大使从床上叫了起来，让后者马上到苏联外交部。但他并未看到其效果。10月27日，汤普森就柏林紧张局势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但并未得到回应。柏林局势迅速升温，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要让赫鲁晓夫关注此事。午餐后肯尼迪给克莱打电话询问近况，他被告知，查理检查站的苏军坦克已增至 30 辆。闻听此言，同一天内，肯尼迪第二次让其弟弟面见博利沙科夫。
10月27日，华盛顿时间晚上 11 点半，罗伯特·肯尼迪和博利沙科夫会面。“柏林局势已经更加艰难，”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今天我国大使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但后者拒绝我们就近期柏林意外事件所做的声明。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寻求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态度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再次代表美国总统要求克里姆林宫保证，未来 4 至 6 周内柏林不再发生这些意外事件，“对我们来说，似乎双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在未来 4 到 6 周内有一个相对温和、平静的时期。我们的声明若再次遭到拒绝，可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会见结束后，博利沙科夫马上向莫斯科拍发电报，那时大约是莫斯科时间 10月28日早上 7 点。格鲁乌总部收到了电报，尽管在克里姆林宫档案中没有发现这封电报，但它完全有可能是赫鲁晓夫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原因。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同一天，莫斯科时间上午 11 点半以前，赫鲁晓夫决定从弗里德里希检查站撤走苏军坦克。“我知道肯尼迪在寻求一条退路，”几天后他解释道，“因此我断定，如果我们先撤走坦克，那么他会照着做。（而且）他就这么做了。”
苏联从边界对抗中撤走坦克，更让乌布利希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查理检查站的僵持发生之时，乌布利希正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0月27日，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发去一封特殊信件，给东柏林的东德人撑腰。他告诉他们，要继续向不穿制服的西方军事人员索要身份证件。苏联人撤走坦克的当天，乌布利希并没有掩饰自己对国内同事的失望情绪。虽然他开始并未直接攻击苏联人，但却批评东德国防部，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在查理检查站设置反坦克障碍以阻止美军坦克接近边界。
不久，乌布利希要把他的失望情绪直接告诉赫鲁晓夫，不能再等下去了。10月30日，他向赫鲁晓夫发出正式文件，列举苏联领导层为何会犯错——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取消推动和平条约的计划。柏林墙并未解决东德的根本性问题——经济问题。事实上，一定程度上，关闭边界已经迫使边界地区许多企业迁移，还导致国防开支大幅增加，现在，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今年签订和平条约已经无望，”他解释道，“而且两德关系的恶化威胁着民主德国196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
乌布利希主张，他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既成事实来确立东德的主权。他要求赫鲁晓夫不仅要保护那些导致查理检查站进入紧张状态的单方行动，而且也要考虑向华盛顿发出警告，美国军队无权派兵在高速公路沿线巡逻。他将逐步获得更多对进出柏林通道的控制权，而不会迫使西方动武。文件发出 4 天后，乌布利希会见了赫鲁晓夫，以亲自提出自己的理由。
1961年11月2日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的会谈是一次艰难、痛苦的遭遇，让赫鲁晓夫深感不安。苏联领导人不喜欢乌布利希的大多数建议，而且讨厌其态度。因为建成柏林墙，赫鲁晓夫想让柏林对他心存感激，他认为这是苏联决策英明的结果。“我们能在 8月13日以前关闭边界吗？”他问乌布利希。“不能……对手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乌布利希答道，“但是，到 8月13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最后通牒的目的就是要筑起柏林墙。此前他从未对乌布利希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说法也用来达到赫鲁晓夫的目的，即东德人应承担他不能通过签订和平条约而让危机持续下去的责任。“你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在准备什么——准备实施一场经济封锁。届时你会真正轻松吗？”赫鲁晓夫认为，考虑西方可能会对东德实施贸易禁运，那会导致东德经济的瘫痪，他不能让柏林问题升级。
乌布利希拒绝接受任何指责，即东德要为赫鲁晓夫决定结束最后通牒而承担责任。但是，东德不是赫鲁晓夫的对手，而且后者明确让他知道这个原因。当乌布利希称他不知如何来向东德民众解释苏联的策略时，赫鲁晓夫告诉他，他不在乎乌布利希对东德民众说什么。“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他说道，“我们将要互相告诉对方什么。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和平条约拖得越久东德经济就越糟的看法。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老话题，只要民主德国不能摆脱对西德的依赖，阿登纳肯定（就会任意摆布你）。”
赫鲁晓夫试图降服乌布利希。当后者解释道，离开西德的产品，“我们将完不成计划”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不得不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卖掉价值 45 亿美元的黄金，以获得硬通货，东德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其所需的西德产品。“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赫鲁晓夫不满地说道，“我们的经济是独立的，无论美元、英镑或马克都不能控制我们。民主德国做不到，我们必须给伦敦提供黄金……”
对这次艰难的会谈，苏联人的记录中未提及乌布利希是否站起来走开了。赫鲁晓夫非常霸道，毫不留情。会谈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赫鲁晓夫心不在焉地承认，苏联和东德在这次危机中的利益不同。对赫鲁晓夫来说，和平条约唯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北约军队撤出西柏林。意识到乌布利希只想得到一纸签过字的文件，他对这个不听话的盟友吼道：“一纸和平条约不能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当然，对宣传来说是如此，但是，其他方面并非如此。然而，它对民主德国是有利的。”
对此，乌布利希勃然大怒，愤愤地说道：“好了，全都明白了。”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输给乌布利希。他要乌布利希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什么是明白了？那就解释一下什么明白了，什么不明白。”乌布利希并未给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和肯尼迪的接触，或者他可能会重新为争取和平条约而努力的期待，赫鲁晓夫只字未提。乌布利希是他的下级，至少应该对建成柏林墙感到满足。赫鲁晓夫认为和美国的秘密外交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允许乌布利希不断骚扰西方盟国驻德军事人员。他对乌布利希的唯一让步是对控制边界提出的几点建议。“我赞成维持好秩序，”赫鲁晓夫说道，“让他们明白，逃跑是不可能的。”但是，乌布利希想听的其他话都颇令人恼火。
尽管大嚷大叫，但和乌布利希的会谈还是动摇了赫鲁晓夫的自信心。他不满于东德的要求，多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东德。但是，他知道，柏林局势为何变成这种现状，乌布利希有理由发火。东德人在1961年曾告诫过赫鲁晓夫不要在柏林挑起一场危机，除非他乐于看到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然而赫鲁晓夫 10月17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表的声明让事情再清楚不过，苏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1961年签署和平条约的目标。
几天后，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给肯尼迪写了一封非常坦诚的信。“亲爱的总统先生，给你写信不是要和你争论，或者像外交官所说的那样，试图找到一个退让到何种程度为止的立场。”他想让肯尼迪明白，尽管最后通牒被搁置，但克里姆林宫仍然把签订和平条约、终止西方在西柏林的特殊权利视为头等大事。
“那些依附于西柏林占领区政权的人们显然希望苏联来承担交通警察的所有责任，即对西方大国持续不断、不受控制地向西柏林运送军事物资提供安全保障。”他进而抱怨道，西德人把西柏林当成对东德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信的末尾，他提醒肯尼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可能永远被剥夺控制西柏林进出通道的权利，因为西柏林毕竟在其境内。
在重申其过去立场时，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披露了底线：不可能接受允许西柏林空中走廊存在的任何协议。肯尼迪有所不知的是，这条空中走廊一直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争论的主要问题。在1961年，克里姆林宫唯有后者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米高扬并未把空中走廊的存在视为谈判的障碍。赫鲁晓夫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一旦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西方飞机将不会被允许直飞西柏林，他们将被要求在附近的东德机场起降，让东德人来检查乘客和货物。赫鲁晓夫写道，“（这）不能被视为进入西柏林的条件进一步恶化了。”
赫鲁晓夫也决定向美国对手传递其所处的政治困境。他已经中止柏林危机，却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回报。“在和平解决危机的基础上，你若还有其他建议，我们将乐意和你交换看法。但是如果你坚持保留你们在占领区的神圣权利，那么，我看不到任何的前景。你不得不明白，我再无退路，后面只有悬崖。”
信没有威胁的口吻。赫鲁晓夫绝不是在重申他刚刚撤销的最后通牒。他以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恳求肯尼迪，以帮助他解决柏林问题。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中止了1961年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发出的威胁。在这封信中，似乎他也中止了对肯尼迪的威胁。至少眼下赫鲁晓夫是在赌博：在柏林问题上，外交将能达到威力威胁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1] 赛勒斯·里奥·苏兹贝格二世（Cyrus Leo Sulzberger II，1912年10月27日——1993年9月20日），美国记者、作家。193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曾长期担任首席外国记者。
[2] 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уков，1908年4月23日——1991年5月31日），苏联记者。1927年起在报刊业工作。1938—1940年任《我们的国家》杂志通讯员。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真理报》编委。1946—1948年任《真理报》编辑部副执行书记兼专栏作家。1948—1952年任《真理报》驻法国记者。1952—1957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2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196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2—1972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2—1982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91年任“苏联—法国”协会副主席。1971年进入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3] 保罗—亨利·查尔斯·斯巴克（Paul-Henri Charles Spaak，1899年1月25日——1972年7月31日），比利时外交家。出身于政治世家。一战期间入伍，后被德军俘虏。一战结束后获释。1920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22年代表比利时网球队参加戴维斯杯。1932—1940年、1945—1966年任众议院议员。1935—1936年任交通大臣。1936—1940年、1952—1966年任外交大臣。1938—1939年、1946年3月13—31日、1947—1949年任首相。1940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0—1944年任流亡政府外交大臣。1946—1947年任联合国大会主席。1952—1954年任欧洲煤钢共同体主席。1957—1961年任北约秘书长。1966年退休。
[4] 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年10月15日——1966年9月2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参加了民主联盟。1919—1924年、1928—1942年任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30年、1938—1940年任财政部长。1931—1932年任殖民地部长。1932年任副总理、司法部长兼公共行政控制部长。1938年任司法部长。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任总理、外交部长兼国防和战争部长。1940年法国沦陷前夕被迫辞职，由贝当接任，旋即被捕。1942年被德军逮捕。二战结束后获释。1946—1958年任第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48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49年加入全国独立农民中心。1950年任国务部长。1953—1954年任副总理。1958—1962年任第五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62年去世。
[5] 伊利·埃布尔（Elie Abel，1920年10月17日——2004年7月22日），加拿大裔美国记者、作家。二战期间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194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1958—1959年任《纽约时报》新德里分社社长。1959—1961年任底特律新闻社华盛顿分社社长。1970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6] 皮埃尔·埃米尔·乔治·塞林杰（Pierre Emil George 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7]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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