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十八年五月） 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斯之社会革命之比较 中山先生提倡国民革命，马克斯提倡社会革命；国民革命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此盖中山先生生于中国，马克斯生于泰西，二者所处之环境不同，故其革命目的，亦复有异也。详言之，当马克斯之时，罗马帝国已归崩坏，民族国家早已成立，且自法国革命以来，民权思想澎湃全欧：各国无不发布民权主义之宪法，当时人民所感之苦痛，惟有资本主义之压迫，故马克斯乃提唱社会革命，而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也。反之，中国则自满清末季以来，外有帝国主义之侵略，内有官僚军阀之压迫兼以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故中山先生提倡国民革命，而以三民主义为目的也。中山先生曰：「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即此之谓也。 革命目的既由社会环境而有差别，则实行革命之手段，亦当视社会环境如何而定者，更不待论而知矣。马克斯曰：「共产党以隐秘其见解及企图为卑劣，彼辈敢对众宣言，惟利用暴力，颠覆一切从来社会秩序，始能达成目的。」恩格尔亦曰：「暴力在历史上，有一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是也。暴力，用马克斯之言表之，实旧社会产生新社会之产婆；实贯彻社会运动，而打破硬化与枯死之政治形态之器具。」是马克斯——恩格尔，固曾鼓吹暴力之革命也：但马克斯又有言曰：「劳动阶级欲建设劳动之新组织者，必须夺取政权。……然夺取政权之法，各国不能相同，当顾虑其地之制度习惯。余意在英美二国，——荷兰大约亦然——劳动阶级可用平和之法，达此目的。但一切国家则非皆然。」是则马克斯除暴力之外，又主张劳动阶级可用平和手段，实行革命也。然何种国家当用暴力手段，何种国家当用平和手段乎？恩格尔曰：「在议会握有全权，由人民之去就，而定议会立法方针之国家，旧社会可于平和之中推移为新社会，如民主的共和国之法美及王室无力干涉民意之英国是也。」盖在民主政治之国，劳动阶级有言论结社之自由，又有选举之权利，故可利用宣传组织以及普通选举，占势力于议会，由此而夺取政权也。反之，在专制政治之国，则人民只受压迫，毫无自由，绝对不能用平和手段，达此目的。故恩格尔又曰：「德国不许公表共和主义之政纲。此实可证明：德国不能用平和手段，建设共和制度，更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也。」 余意革命手段原不限于暴力，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奥大利之革命，只由议会宣布共和，未曾丧折一矢，即其明征。然此当有二种要件而后可：第一，中央政府可以驾御各地，故中央发难之际，各地亦闻风而倒；第二，立法议会当有最高权力，故能制胜于议会，即可推倒政府。此二种要件，在今日中国，皆不之有。故中国革命非用暴力不可。中山先生虽未曾明言暴力之革命，但若综合其各种言行而观之，则知吾言之非伪。中山先生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而在军政时期之内，则主张「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故由此点观之，实无异欲用暴力，实行革命也。故乙未革命于广州，庚子举事于惠州，丙午举事于萍乡醴陵，此后革命军起义，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中山先生之命令以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魂者，则有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徐锡麟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才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之击凤山。由此观之，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实完全运用暴力以实行之也。 革命之目的与革命之手段，固当视社会环境如何而定。而于革命之步骤，则无论在何社会，大体无不相同。盖革命之直接动机，在于夺取政权，而后再用政权之力，改造国政，然此须有一定步骤而后可。即最初当准备如何夺取政权，其次当实行如何夺取政权，最后当运用政权，而谋如何改造国政。故革命之步骤可分三期：第一为准备期，第二为破坏期，第三为建设期，此实任何革命，无不相同者也。 关于此点，最能表示马克斯之思想者，莫如列宁。列宁在其所著The Soviets at Work中有言曰：「第一问题，在使多数国民深信其纲领与政策之正当。……吾党第二问题，为政权之获得及反革命之镇压……第三问题最为紧要，而为现在时期之特征，此即俄国之产业的组织也。」由此一文观之，可知马克斯分社会革命为准备，破坏，与建设三大时期焉。但此区别不过其大纲而已。若就其细目而言之，则在准备时代，尚可分为宣传与组织。盖此时国家权力，尚在有产阶级之手，故劳动阶级惟有利用言论之自由，宣传主义，利用结社之自由，组织团体，以备将来夺取政权也。在破坏时期，则一面当颠覆有产阶级之支配，而夺取其政权，他面当镇压反革命，而扫荡其势力。至于建设期则更可细别为过渡期，半成期，与完成期三种。马克斯曰：「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之间，有一革命的变革期，以乘其缺。因此又有一政治的过渡期与其相应。此时之国家，不外乎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又曰：「无产阶级利用其政治的权力，渐次没收一切资本于有产者，而集中一切生产机关于国家，即集中于支配阶级之无产者之手，尽力谋生产之迅速增加。」即主张无产阶级在过渡期之内，对于政治，当行一种革命的独裁，对于经济当没收一切资本，归于国有也。一切资本既归国有，则在经济上已无阶级之别，故无产阶级之独裁，一至此时，亦失去意义。不过人民数千年来，在经济生活，悉受个人主义之支配，今一旦欲脱离个人主义而跃为共产主义者，事所难行，故又有半成期之办法。马克斯曰：「吾人兹所讨论之问题，非真正之共产主义的社会，乃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产生而来之共产主义的社会。即在一切经济的道德的精神的关系之上，尚不脱其母体之旧社会之遗风也。在此社会之内，一切生产者——除去社会所必要之费用之外，——可取还其人对于社会所给予者。其给与于社会者，为其人之劳动量。」即马克斯主张此时经济组织当从各人劳动之分量，而定分配之标准。夫各人既应其劳动分量，而有一定权利，则为保护权利之故，常有一种之组织的社会力量，故此时在政治上国家尚有存在之必要。半成期经过之后。始入于共产主义之完成期。马克斯曰：「在共产主义之更高阶梯之中，个人由分业而生之奴隶的从属，已归消灭，从而精神的劳动与肉体的劳动，亦无区别。劳动非为生活之手段，乃为其自己之第一生活要求，且个人之全面的发展与生产力同时增加，即公共富源，亦极丰富。——此时社会始得跃出有产阶级之法律的地平线之外。而以『各尽所能，各取所欲「为其标语」。即马克斯以为：此时经济组织与此前迥然不同，各人可应其能力而劳动，各人又得从其欲望而消费。然各人既得应其能力而劳动，又得从其欲望而消费，则社会上已无强制之事，从而组织的权力，亦无必要；故此时国家，归于「死亡」，而变为「各人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之团体」。今再将马克斯之社会革命之进行步骤列表如次：
中山先生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军政时期，乃从事于破坏。训政时期，乃从事于过渡之建设。宪政时期，则从事于完成之建设。故由此点观之，甚似中山先生之革命步骤，惟分破坏与建设二期也。但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革命中，曾讨论革命之运动曰：「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是则中山先生除破坏期与建设期之外，亦曾辟一准备期，以谋宣传与组织之工作也。 至于破坏期（军政）与建设期（训政及宪政），则中山先生曾著建国大纲一书，规定其进行之步骤。又于中国之革命中说明之曰：『此乃荡涤旧污，促其新治，所必要之历程，不容一缺者也」。故吾人欲知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对此不能不有详细之说明。 军政时期除破坏之外，更当从事于宣传，故「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换言之，即一面当颠覆旧政府之支配，而夺取其政权，镇压反对党而肃清其余孽，他面又当宣传主义，使全国民心，尽归于己也。如斯进行，达至「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此时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中山先生极注重训政，其言曰：「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由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又曰：「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借，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势显然。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缺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此时各省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平定之后，而各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各县「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及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失职，则国民大会。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为五权宪法。」至于一县之自治团体，则「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负托于国家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故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之进行步骤，可列表如次。
由此观之，中山先生与马克斯关于革命之进行步骤大体相同。其不同者，不过马克斯分建设期为过渡期，半成期，与完成期三种；中山先生则分训政（过渡期）与宪政（完成期）二种而已也。 综上所言，即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斯之社会革命，除宣传之主义有所不同之外，其他主张大体相似。故吾人最后对于主义不能不再有一言。夫革命之目的，在于破坏旧政治，而建设新政治，故宣传之际，当兼破坏与建设而言，一面使人民要求旧政治之消灭，他面使人民希望新政治之出现，旧者消灭，新者出现，而后革命目的，始能达成。吕邦（Lebon）曰：「从来革命，未有不以军队为后援，然军队之运动，虽可颠覆政府，但革命之有极大效果者，必须一般国民，有不平，又有希望。」盖有不平，故欲颠覆旧政治；有希望，故欲建设新政治也。但无论何种民族，皆有一定心理，一定惯习，一定能力，政治设施即应此心理，合此惯习，并照人民能力而建设者也。故宣传之主义，不宜贪高务远，一面当可救济旧政治之缺陷，他面当可指示新政治之方针，而后始能合于社会要求，为社会之药石，非可冒昧滥作，亦非可传播外国思想而雷同之也。今日中国人民最感之苦痛为帝国主义之侵略，为军阀官僚之压迫，为民生之困苦，于当用三民主义，以救其病，至于共产主义，虽如中山先生所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然只能救济民生之穷苦。故中国共产党欲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者，实无异欲用「单方」，以医疗百病之身也。况中国共应党，欲用赤色帝国主义之侵略，以代白色帝国主义之侵略；欲用共产党之专制，以代军阀之专制乎？ 更进一步观之，民生主义虽云「就是共产主义」，然其达成之手段，亦复有殊。盖共产主义乃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而民生主义则用平和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今即假定革命手段，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然据马克斯所言：则须以资本之集合与集中为前提，盖社会上之资本，尽集合于大规模之产业，尽集中于少数人之富豪，即将此资本移归社会公有者，事之至易，且资本之集合与集中，由他而言之，即为工厂之发达，因工厂之发达，由是多数劳动者，前之散在各地者，今则尽吸收于同一工厂之中，从而彼此之间，遂有共通感情及共通思想，而有团结之机会也，今中国之资本果已集合与集中乎？吾人若观各地情形，则诚如中山先生所言：「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且中国小贫之家，多系奸官恶吏土豪地霸；吾人对其财产，尽可根据法律，以没收之，何必假手于共产主义，更何必因没收奸官恶吏土豪地覇之财产，而祸及一切平民乎？国内财产□□分散于一般人民，吾人何能一一没收之？若欲于没收之后，再仿学苏俄而行新经济政策，是无异先破牢而后补牢也。 要之，今日中国人民，因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之骚扰，无论农工商学，皆奄奄一息，不可终日，故今日中国所要求者，为产业之发达与面包之加多，而眼前欲求产业之发达与面包之加多者，不能不承认资本制度之存在。中山先生曰：「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马上推翻」。故今日中国之经济政策，从企业之方面言，除「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海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对内政纲十五）之外，其余产业，皆不宜妄加干涉，应听其各自努力，发达向上。且对此等新兴产业，不但当消极的放任，又当积极的保护。中山先生曰：『我们要发达中国的工业，便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部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须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即此之谓也，从劳动方面言，则宜「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对内政纲十一）详言之，对于农民，则凡「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对于工人，则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但如斯政策，虽可振兴产业，优待劳工，尚不能防止资本主义之跋扈，故中山先生又提倡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使私有权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并可由此而渐次改造社会之经济，达于大同主义。中山先生曰：「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吾人对此数言，当三致意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