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章 工会登上舞台（5月11日—12日） 6时，8区在静谧的早晨，一支败北的群众队伍没精打采地穿过博沃广场向30米远宁静的爱丽舍宫走去。这使在内政部里聚集的将军们惊呆了，然而这些群众根本没打算去“打搅”总统。虚惊一场的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富歇和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驱车去向安静地睡了一夜的将军汇报一夜巷战的情况。 5时30分，爱丽舍宫服务处的副官应若克斯的要求提前叫醒了将军。代总理不希望总统从收音机里获悉夜里事端的情况。总统是高傲的。富歇开始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我也没有，”总统回答，接着就严厉地埋怨他们的部长们优柔寡断。国防部长的脸唰地红了[1]。 梅斯梅尔：“有开枪的危险。假若我们有力地镇压，必须承认有这个危险。” 将军：“这是正确的。您有足够的部队可供安排吗？” 梅斯梅尔：“在白天我还能有大量的伞兵。” 将军：“还要等等吧。” 对政府来说明显地有两条路线：戴高乐将军的和其他人的。部长们在流血的烦恼中体验着它。戴高乐对国家的权威受损不安，并主持参谋部在寻求保证国家权威的具体办法。学生们在摇动着部队介入的幽灵，它像一个离奇的怪物，又是一个政治的推断。同时，将军还在沉思最大限度的军事手段，如果万一？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压迫政府坚定地留下来以扑灭初燃的炉火。 警察的暴力运动开端时期担忧发动不起来的烦恼没有了。在这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若干小时的巷战之夜已经轰动全社会。在这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若干小时的巷战之夜已经轰动全社会。学生们震撼了法国。凌晨5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下达了解散的命令。将近9时，他为了使挨了橡皮棍的学生们与工人总罢工联合起来，给法国总工会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才睡下。示威者和头头们都不在场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返回高等师范学校，然后通过一个地下隧道回到他洛蒙街的物理实验室。他疲惫至极，焦躁不安；他们要召唤军队？暴动青年与老将戴高乐所见略同。然而征兆又相反，他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方丹那里获悉：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将近凌晨5点时又在寻求恢复接触，这位部长建议上午约会。热斯马尔不打算去，他想首先看看全国教育总工会的态度，这个总工会的主席接替者兼调停人还是有权威的。他必须秘密地从拉丁区出去。司机把他藏在轿车的后部，在到处还充满了轰隆声的黎明前夕到达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驻地索尔费里诺街[2]。大家确认他是与政府谈判的代表后都来看他，他说：“我只是与部长谈判。”学生领袖们对谈判并不急，他们深刻地看出警察在盖-吕萨克街的胜利对政府来说是个政治灾难，甚至比政府在骚乱的压力下做出惊人的让步更糟。他们在等待着，甚至确认法国总工会这次将不得不出头冒风险了。 警察的暴行被电台和报纸夸大发挥，制造了整个国家的不安，但在大的方面，格里莫还是相对满意的[3]：维持示威秩序的行动最棘手，自发生1934年2月6日惨案以来再没死过多少人。面对经过锻炼的骚乱者，警察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又被辱骂被投掷物投掷，有的被痛打，但他们没有杀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位巴黎警察局长说：“巴黎从这最悲哀的一夜更闻名了。”他想，这将会更坏。 然而，这只是这位技术专家的评价。但对舆论来说，警察又有了好久未听说的暴行了。警察无故地滥用暴力的报道开始充斥无线电广播和日报的标题：警察用橡皮棍把人打倒在地，然后塞进大客车，粗暴地对待，瞬间又被揍一顿；年轻姑娘或行人也被莫名其妙地痛打一顿，这一切过分的行为，在1968年5月警察局的黑皮书里翻开就看得见。人们无法计算榴弹爆裂的建筑物拱廊，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破额、碎骨、断臂，有多少人被煤气熏坏了肺和眼睛。共和国保安队的工会干部自我辩护说：我们保安队的作用仅限于摧毁街垒路障，一次性地完成工作，从没猛烈追击。保安人员只是出于市政警察局的安排，负责追赶逃跑者。这些人员习惯于社区警察的任务，缺乏示威治安的实际经验。同时还要承担自卫并克制他们的队伍。在暴力对抗的情况下，有的人员失去了冷静，免不了有粗暴的行为。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对此有另外的解释[4]，他认为是禁止开枪的命令导致了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肉搏战，警察队伍的屠杀行为被禁止了，又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发泄，因此才用有力的橡皮棍来进行补偿。 然而，不管警察局和保安队如何解释警察人员的放纵行为，终归是它们操纵的结果。5月11日上午，所有的党派，除了政府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全国都在谴责警察的行为。报刊社论都在愤慨里比干劲；所有的领域都重视国家的威信，反对警察的过火行为。政府试图分散难堪的抨击，发言人对法国新闻社（APF）如是说：“示威群众被越南和平和巴黎会谈的敌对力量所操纵。”原因是说定了。但在舆论上，政体从此蒙上了黑影。 轮班工会的头头们很懂得轮班。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欧仁·德尚早晨5时就奔赴全国总工会的驻地，这是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在召唤他。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十分了解工人们的反应：像全法国一样，工人们都在熬夜听无线电广播，他们被骚乱的轰隆声所震撼，发呆地听着青年人抵抗一个“专制”的制度并毫不退让的战斗消息。叛乱是有传染性的。从这个早晨开始，整个工人阶级都处在情绪骚动之中。 工会领袖们商定举行一个会议，9时在总工会会堂举行，他们相信这个会堂。塞吉当即在会上提议下周一进行一次总罢工，这使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们非常震惊。塞吉长时间地坚持这个主张。塞吉的这个举动虽然有助于表现法国总工会不是总在“乘运行中的列车”，但根据一些原始资料表明，他的行为缺乏冷静。热斯马尔迟到了一会儿，他是由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纠察队护送到会场的。塞吉和德尚对工会前一夜没有参加示威表示歉意。热斯马尔说：“假若你们愿意会见我们，那是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全法国在街垒战里知道了我们的存在。”[5]学生和工会的团结本来就搞得不好，看来将会更糟。但在目前，工人轮班是必然的。热斯马尔和所有学生领袖们对待工人阶级如同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地向往，而工会老大哥们总有点以恩赐的态度相待。这一次该学生领袖以导师的口吻说话了。 整个中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成员都在自始至终地谨慎商议一周的行动，他们没有太大的热情与学生领袖交谈，在他们的眼里，学生领袖只是狂热和饶舌而已。两大工会发出了在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的命令，并号召全巴黎市民示威与其配合。大家将在13日下午相会。从学生与工会接触的第一刻起，法国总工会与学生的对立便成为辩论的中心话题，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艰难地居中调停，试图使他们的观点接近些。乔治·塞吉不希望13日的罢工示威以到达拉丁区为结果。“我会使学生们理解这一点的，”塞吉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反驳了塞吉的说法。工会示威队伍的路线决定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学生们首先在东站会集。法国总工会还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不希望“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队伍前头。 热斯马尔：“哪个不受欢迎的人？” 一个总工会干部说：“我们宁愿不说出他的名字……既然您强调，那么就是科恩-本迪。我们不希望他出现在队伍的第一排。” 热斯马尔：“我和你们犯过同样的错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将在我们的旁边。如果你们如此要求，这次协商就没有必要了。”[6]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竭力说服法国总工会。协议总算达成。 后来，学生领袖们十分懊恼在行动中这么快地就出现了官方的工会。示威号召完全可以由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联合发出，它们没有总工会那么复杂的协议。可是与官方工会的协议已达成，街垒对抗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争议出自一个外籍大学生，愤慨由警察的暴行发起，动荡由政府的无能导致。工薪阶层进入运动中，五月的最大原动力已经表现出来。 蓬皮杜回来政府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如何避免它。对示威运动的宽大可能要在结尾阶段，但对大学的动荡将是没有宽大的。相反地，对大学动荡的宽大会使传染病蔓延，试想当大约1万名学生就使政府和制度屈服了，工薪阶级还能平静地呆下去吗？1967年，左翼联盟只差一点儿珍贵的选票点数，险些使政府联盟失去了多数，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由此大为振奋。1967年戴高乐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却出现首轮投票无一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数的结果，左翼联盟视此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意外。这是这个政权的反常现象。戴高乐在抵抗运动的光荣历史中深入人心，富有传奇色彩，现在既主宰着国家和舆论又有按照他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支持，战胜过几次国内危机，赢得了所有的选举，在国外也受到崇敬，然而现在戴高乐主义却一下子显得比看上去更脆弱了。戴高乐主义对法国显要人物和保守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宽容的代表，但面对上升的白领阶层和发展壮大的工薪组织以及城市现代化的古老巴黎，戴高乐主义需要重新寻找它的社会基础。在共产党占20%的法国，“非共产党左翼”又在革新中汇集着劳动者的法国，中间派候选人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戴高乐将军失去了绝对的多数，国家的安定成为头等大事。对1958年的战败者们来说，他们没有看到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根深蒂固，相反认为将军的统治只是必然要重归议会制度正常状态之前的一个例外。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总是在树林的一角等待着，学生的骚乱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机会。 面对扩大的镇压，要求政府不能再扩大它以致更快地酿起暴乱。奇迹不能重复。政府与学生协商的失误，可能会使其后的骚乱发生流血。各方同样都在冒着全面罢工和舆论谴责的危险。部长们都清楚自己正走在火山口上。但戴高乐对这一切仍然认为只是一个维持治安的次要问题，而全神贯注于他的国外政策。他总是那么自信。 整整一个下午，他的部长们都在说服他让步。若克斯、富歇和格里莫三位部长一直到下午4时都在为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辩解。否则，狂热将使一切变得更坏，而镇压必然要冒越来越大的危险。代总理若克斯几乎是冒火地辩论：“我们不能像对待叛乱分子那样对待学生。”他不禁想起1940年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时，他为国家为戴高乐主义服务的情形。但辩论毫无结果。将军仍然说：“他们不停止骚乱，国家不退让。”[7] 罗什校长紧接三位部长而来。问题都摊开了。将军审查所有的细节。不一会，佩雷菲特来了。戴高乐将军十分喜欢和器重这位年轻的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有一个比若克斯更巧妙的计划。他重提前天夜里的事端，说为什么不能与学生有交换条件呢？我们以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来换取他们恢复平静和拥护我们更严格地管制大学的正式承诺。 佩雷菲特继续说：“我们将有一个补偿的计划来平衡社会舆论，证明政府的主动性，证明政府有能力以人道和威严来安定舆论，并可以促使舆论降温。”[8] 在这个构想里，国家没有失去面子。将军这下被吸引住了。佩雷菲特突然严肃起来，继续说：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如我所建议的这些安排，我完全会理解，因为我不是位置上的人。那么，我认为在你们的安排里应该重新考虑我的主意。在我认为能够便利地调整危机的情况下我我将这样做。” 戴高乐做了一个气度很大的手势结束谈话：“好，同意这个计划，干吧！” 19时10分，佩雷菲特平静下来，他决定第二天召集校长和院长们。他自信地对一位撰稿人说：“一切都很好。星期一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和释放被关押的学生们。” 然而，就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蓬皮杜的座机降落到奥尔利机场的跑道上。总理轻松微笑地走下飞机，在贵宾厅稍息片刻之后便与若贝尔一头埋进官方的秘密文件之中[9]。然后他穿过急急忙忙的记者们，令人迷惑地说：“我有我的想法。”他的想法不是佩雷菲特的想法，与戴高乐的想法更不沾边。 1968年是蓬皮杜担任总理职务的第六个年头，一个例外的长命总理。这个才华横溢的人，还有他信得过的引人注目的随员若贝尔，巴拉迪尔和年轻的希拉克，象征着队伍不断壮大而前途却令人堪忧的戴高乐派的连续。这个在1945年以“善于写作”而小有名气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因受戴高乐的青睐才即将起航，这使他的一生都处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影子里，也使他有了磨圆个性和磨尖雄心的时间。由于他善解人意、勤劳积极、坚持刚毅、灵活干练而又守口如瓶，首先成为戴高乐的特别秘书，接着便成为戴高乐穿越旷野、度过政治低潮时期的最亲密的陪伴者之一。他甚至没有参加抵抗运动，只是坚守在谨慎保留的占领区，这使他具有综合素质：忍受最厚重的档案材料的能力，耐心交往的意识和善于耍手腕周旋的才干。因而他很快地就在戴高乐派的团体里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戴高乐身边的组织者、闪光人物、应付棘手局势和编织最牢固的阵线的能手。1945年他离开过戴高乐一段时间，进入他的朋友罗特希尔德的公司，去做一个银行事务的学徒。戴高乐主义建立后，他领导着戴高乐在马蒂尼翁府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继续听命尽责于将军，又成为将军的研究员和提供情报者。1959年蓬皮杜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1962年，当精疲力竭的总理德勃雷去了阿尔及利亚时，蓬皮杜这位不起眼者便接替了因蒙受非殖民化风暴而心痛欲裂的总理德勃雷。将军希望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府由自己的参谋长操纵总胜于被政治操纵。对于这样一个角色，蓬皮杜是最合适的。 这位洞察入微的文学教师和戴高乐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地道行家，比他的上司戴高乐更保守更狡猾也更少些对历史和业绩的迷恋。在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谦虚谨慎的，逐渐地便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强加他外省人的特色，近乎农民的特色，使舆论终于领略到他那贪婪的微笑、严肃的声调、使人放心的圆滑和永远叼着的金黄色香烟。随着他的人才挑选及推动他们上升，一个蓬皮杜小集团慢慢地形成了，等于他的私人近卫军[10]，他的小集团一时被誉为戴高乐的“共和国预备队”。蓬皮杜任凭将军关注他的国际政治，自己则紧抓国家的工业化，这成为他的主要任务，尽管工业化促使了动荡，成了麻烦的根源。在这个小梅特涅[5]的扩展中，力求以每年6%的增长率来稳定暴躁的法国社会。他细心注意农民和商人，这些奠定资产阶级共和国基础的农村和市镇的居民们，他特许他们可以在兴旺发达的边缘低声埋怨工人阶级，使一切人都为政治制度的巩固奉献用之不竭的力量。他同时运用必要的议会策略，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各党派显要人物进行无休止的协商谈判；保卫新共和联盟几乎成了他的专业户；他终于对一切同谋者或同路人了如指掌；以极大的耐心奠定他政治前途的基础，同时显示出无限度的咄咄逼人之势。 这位第一流的人可以说是戴高乐的世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的总指挥。 总理在前天18时已与他的办公室主任若贝尔用电话详细交谈过。若贝尔已经特别地为他提供了所有的情报，并通过测验证明了政府的优柔寡断、示威群众的决心，尤其是关于运动的民心。蓬皮杜在前天已经作出了决定，后来他叙述道：“若贝尔催促我回来，哪怕早一个小时也具有重要性，而且认为可能、甚至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他还要我考虑回国后要做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在巴黎，部长们举棋不定，将军也可能并没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就我而言，我仿佛十分清晰地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出路。我告诉若贝尔，一俟返回国内，我就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并满满地打缓和牌[11]。”在他两个小时的返程中，始终在与若贝尔磋商，拟定他设想的调解，精雕细琢他的计划，直到飞机着陆，他的教导方停止。他知道政府处于险境中，必须鸣金收兵，也知道他的态度不被理解，但他抖擞精神准备投入战斗。蓬皮杜还能做这样的谈话：他被出访保护了；他掌管着一切事务，他不能变卦。政府将接受所有的先决条件，学生危机将结束，传染病将失去作用。在马蒂尼翁总理府，当代总理若克斯向他报告形势并在三项要求上提出相对温和的意见时，蓬皮杜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我已做出决定：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12] 若克斯和富歇如释重负，他们完全同意。但佩雷菲特顶着： “如果您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您的缓和将被理解为投降。” “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假若我们附加条件就会破坏心理效应。”[13] 佩雷菲特请求第二天再作决定，被蓬皮杜拒绝。他甚至在奥尔利机场对记者讲了他的决定，他当然知道应该先见了戴高乐将军再说。新闻部长请求总理当晚举行电视讲话，这使部长们大吃一惊：蓬皮杜没有请示总理便决定了一切。看这些征兆，他竟准备得如此细致，如此熟悉情况。 蓬皮杜21时才抵达爱丽舍宫。会谈持续了45分钟。他与总统有过争吵吗？五月以后有些说法：蓬皮杜为了强加缓和路线，权衡得失，不得不提出辞职。好几个历史学家认为相反[14]。蓬皮杜说，他与将军的争吵减小到了最低限度：“我们的谈话是简短的。关于我的计划，我立即得到了总统的同意。”[15]他说的是真的吗？马尔罗[16]的说法是：戴高乐简直直爽地说：“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与你一起赢。如果你失败，活该。”马尔罗是作家，说的比历史学家更生动。 事实上，戴高乐看到他的精神饱满的总理，没有不高兴，而是乐观有信心的。这可能是真的。蓬皮杜是他控制的角色，总统会与总理保持距离并有保留。国家日常活动的首脑毕竟是蓬皮杜。在对立的主张里，他倾向于总统的主张吗？算了。反正他脱离了危险，他在那儿就是这样的。即使他失败了，有人来替代他的。后来蓬皮杜对历史学家菲力普·亚历山大[17]说起这件事时说：“其实戴高乐一直在等着我。将军不喜欢部长们犹豫不决、支吾搪塞和在行动前逃避的作风。必须对他们说：‘以下就是我要做的。’” 23时30分，蓬皮杜在电视上讲话，总理仍然完全地保持着稳健安谧的作风，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王牌：“我决定从星期一起，将重新自由地开放巴黎大学……关于在押学生提出的释放请求，上诉法院将能裁定……我们在恢复巴黎大学自由的同时，也将恢复它的天职，即在自觉自愿地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学习。”最后他以自我辩护结束：“为争取迅速彻底地平息骚乱而进行合作。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做好准备，为平息骚乱尽力。” 必须让步？一个星期的骚乱，一个充满激情的巷战之夜，使4个已判罪的骚乱者终于被释放了，学生们赢了。对政府来说，这是蒙上缓和外衣的完全投降，但蓬皮杜没有犹豫。法国将不再骚乱，是这样的吗？后果将很快到来：无论是强硬的戴高乐派还是善良的其他人看来，蓬皮杜星期六晚上的讲话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打开了缺口，加速了有限总罢工。大部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众议员当场就惊呆了，好几位部长无保留地发言，他们说蓬皮杜这下使国家蒙受了四重谴责：对警察局；对政府一个星期来的行动；对法官，独立被扔在了桌子下面；对将军，被放在了让步的对立面。 几年后，蓬皮杜为此努力替自己辩护：“假设我不发表星期六晚上的声明，不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那么，在13日（星期一），一定有一场预料之中的示威运动，学生还有工人、资产阶级都可能参加，人们会看到13日将变成一个从共和国广场到拉丁区的浩大的群众运动日。在到达拉丁区后，他们必然会冒险用暴力占据巴黎大学。我想必须避免流血，避免看到死亡，尤其是让13日的示威者们丧失占领巴黎大学的明显目标。这就是我从阿富汗急速返回的原因。”[18] 在这个特定时间里，总理的手段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学生领袖们又弄出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公告。“那时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科恩-本迪后来写道[19]。工会阵线的头头们也降低了调子。星期一全面罢工将继续[20]。在工会阵线那里，仅仅因为13日是一个已被召集的不能再取消的示威活动而已。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完成这个示威？这个示威能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星期天，在两个会议的间歇，蓬皮杜对若贝尔说：“真是滑稽可笑，他们硬要补给我一个5月13日。”[21] [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9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2]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罗：《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4]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5]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7]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8] 关于全部谈话，阿兰·佩雷菲特已与作者交谈。 [9] 关于蓬皮杜对危机的观点，米歇尔·若贝尔已与作者交谈。 [10] 见卡特琳·克莱西，贝尔纳·普雷沃和帕特里克·魏斯曼：《共和国的后继人雅克·希拉克》，巴黎·都市新闻版，1967年。 [11] 梅特涅（Metternich），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以“梅特涅制度”而得名。这里喻蓬皮杜。——译者 [12]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13] [14]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5]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16] 马尔罗（Andrē Malreux），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著名作家。——译者 [17]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18]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19]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20] 劳动者的这个决定是确实的，也可以说是“技术性”的，特别是预先决定让工薪阶层参加示威活动。很难用它对运动的影响来评价它，示威者的数字是评价的最好标准。这次示威将是浩大的。 [21]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