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一章 10年，够了！（5月13日） 小派别们胜利地进军，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这次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后面有30万人跟随着一辆对现状表示不满的大彩车[1]。农泰尔文学院的“疯人派”，巴黎大学的轻浮者、朱西厄的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的怪癖家伙、极左的玩世不恭者都在队伍里。他们淹没了温和派、猛击了反对派、打开了闸门、搅动了全法国。一场真正的大动员大动荡。奇怪的是，队伍的前面既不是工会的头目们，也不是彬彬有礼的重要人物，科恩—本迪当晚在统一社会党的集会上说：“这使我真高兴，队伍打头的竟是在运货彩车尾上的一帮斯大林派的坏蛋们。”燃起大火的火种聚积了起来。这是煽风点火者们荣耀的一天。 反戴高乐派的洪流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们说有100万人。当人数众多时，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说有100万。实际上人数与这个估计数少3倍，但仍不失之为一支胜利的浩大的队伍。欢乐的队伍里充满了黑色、红色的帽子和标语。“10年，够了！”因为1968年是第五共和国的第10个年头，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为此精心策划了一个历史纪念日。星期五之夜的巷战，被蓬皮杜的让步镀上了合法的光环，学生们是这一天的英雄。法国总工会还企图禁止科恩—本迪在示威队伍的前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仍然把这个红头发小伙子安排在队伍的第一排，他双手搭在同行者的肩上。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在“学生、教师、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巨大横幅标语下面。他们的后面是500名可靠的左派战士，举着琳琅满目的标语牌：“戴高乐去养老院！”“戴高乐去档案馆！”“工人和学生在一起！”“政府无能，让它垮台！”“我们都是疯人派！”“罗马、柏林、布达佩斯同样在战斗！”“我们是一小撮！”…… 法国总工会等等笨拙的改良主义队伍不得不第一次跟随着革命的自由射手们。捣乱分子们带走了群众。这是五月的奇特之处：由社会边缘者们定调。群众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由的政治狂热和叛逆的芬芳，从共和国广场浮向当费尔广场。蓬皮杜希望这个示威只是象征性的。然而人们极为惊讶地看到这个示威却是如此浩大如此果断如此自由地反对政府的连续镇压及无能。5月13日重新开动了只是由于总理的缓和才刹住片刻的机器。从这以后，一切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学生后面数十万工薪阶层、工会会员、活动分子、同情者或者是纯朴的老百姓都被这个红色春天的恩赐感动了。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组成了一支巨大的队伍，它们的负责人塞吉、德尚、马朗热和其他人带着谨慎的微笑大踏步地走在马路上。后面是法共的负责人瓦尔德克、马歇、巴朗热，接着是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激进分子和领袖比耶尔、密特朗、埃尔尼，还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总书记吉伊·摩勒，不远处是孟戴斯与统一社会党的队伍。 在法共的队伍里，皮埃尔·朱坎走在罗尔·唐居伊的旁边。罗尔·唐居伊是二战时法国义勇军游击队（FTP）的老上校，1944年8月巴黎起义的组织者，他开玩笑地说：“大家去爱丽舍宫吗？——哦，我知道怎么做。这很容易。可以后怎么办呢？”[2]。这风趣的玩笑离可信太远。然而许久以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若贝尔却说：“那一天，他们能够占领爱丽舍宫。因为学生——工人联盟已给予他们必要的力量和可靠的发端。后来，真正的危险过去了。水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3] 然而，示威活动的领袖们离占领爱丽舍宫的念头还有若干光年。虽然当学生们在东站集中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也炽烈地贡献出他的革命修辞：“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大街上直接行动。全面罢工虽然不是依赖的武器，然而却是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武器……警察局用了美国人在越南的同样方式镇压我们，我们将在不久以后建立一个人民法庭来审判国家警察局……戴高乐主义的制度不得不退让了，这就是对戴高乐主义夺取政权十周年的纪念。”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政府辞职”。实际上．这次示威活动只是浮动在另一种影子上：学生领袖们高兴地看到示威队伍的膨胀，即使这种并不可靠的联合也超出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希望一件事，即看到“工人阶级”接班。在196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接班只有法国总工会。然而，它的主席乔治·塞吉却乐观而冷漠地走在数百米之后，不靠近队伍，他，并没充满革命的激情。队伍里没有旗帜，这是在总工会会堂发生的一幕所决定的：示威前，大家说用红旗和黑旗[4]来代替三色国旗，总工会有人吼叫着反对，大家才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不用旗帜。 在示威期间，反戴高乐派的巨流在世间自然地涌出，一直流到当费尔广场。格里莫动员了6千宪兵沿群众示威路线秘密地布置，防卫着爱丽舍宫、市政府和一些官方建筑。警察待枪立正。在人流鼎沸的时候，并没发生骚乱，只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当费尔一罗施罗广场。替察局的一辆客车送一名受伤的孩子去医院，不料陷入人山人海的示威群众之中。人们摇晃着车，把警察从里面摇了出来。吼声高涨，一名手枪露出枪套的警察为了畅通朝天开了三枪。格里莫曾一再支支吾吾地提醒警察们，一切行动都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假若强行下达疏通的命令，会冒着打群架的危险[5]。多亏左派代表皮埃尔·戈特用一副彬彬有礼的老者模样，“让我来吧，我来解救警察们，”他用电话联系疏通，这儿的一切才恢复正常。喔唷！真险，第8区警察分局的一辆大客车里装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向这里迅速进发了。 围绕着格里莫周围的群众慢慢地散去。科恩—本迪想带领群众去尚德玛斯场地，大概有数千人跟着他。总工会的活动分子们梳蓖般清理当费尔广场以加速示威群众散开。示威队伍抵达当费尔广场后，塞吉准备离开，红头发小伙子伸手想拉住他，他拒绝了。到19区时，当费尔广场还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要走向新的骚乱？当时，政府的一位秘书急得笨手笨脚地，他建议：“我帮你们联系，我有克拉苏茨基[6]的私人电话号码。”他用电话在克拉苏的家里找到了已入席的克拉苏，他向克拉苏解释这些。克拉苏是塞吉的副手，他说：“我马上来看看。”不一会，总工会离开当费尔广场，带走了一大群工人[7]。这位热心的政府秘书叫雅克·希拉克。这是蓬皮杜的人员与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有益的有效的直接接触。他们两方面一直都记得这件事。 当晚，各方都进行了估计。政府一方认为示威活动大致是平静的，还是满意的，并使总罢工失败了一半。工薪阶层并没有完全遵循总工会的命令，这是个希望的匣子。5月13日的游行已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使总理的政治形势十分不妙，证明他星期六晚上的讲话丝毫未摘掉导火线。人们对舆论越来越失去信任，即使是对电视台．因为电视台并不是开玩笑地宣布有十六七万示威群众，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官方的数字。政府镇压之后的退让鼓励了反对派，还不知道政府要退到哪里，反对派将有保存一切政治获益的可能。即使罢工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这一切已经最深刻地铭刻在工薪阶层的意识里。政府能够退让，行动已经付出。政府已经到了必须最坚决地考虑限制大学动乱的时候了。 解放的巴黎大学正当学生们需要足够的力量来保持他们的狂热时，巴黎大学由总理宣布“解放”，这如同极大地嘲弄了权威三个星期，而且是在巴黎的中心地区。从星期六晚上起，学生政治运动的老手们就率领一班人出现在桑西耶中心，主要是大学行动党的头头和骨干们：布里塞·拉隆德、让一马赛尔·布格罗、马克·克拉苇茨、让一路易·佩尼努和塞尔日·博斯克等人。几个从容不迫的大学办事员留在这个中心里[8]。只几分钟，他们便占领了这个中心，一个“行动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这个“行动委员会”由一个常设的全体会议监察，这个全体会议由克拉苇茨[9]主持，大家委托他具体的任务，他立即就职服务：大家开始印传单。一面墙上贴着一条很重要的标语：“当我们有一次睁开眼睛，我们就再不能平静地睡觉。”意思很明显：他们近乎不睡觉。在蓬皮杜讲话时，他们安静地听着，然后议论起来。这下反而使他们紊乱起来：如果镇压停止了，运动如何坚持下去？这一夜，他们充满了对工人的幻想。 巴黎大学，10天来，这里是所有骚乱者所希望到达的目标。星期一上午10时，来自桑西耶的那支小队伍行进在拉丁区的大街上。他们几乎完全按照蓬皮杜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时间来到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前，一位温和的老太太守在那儿，把教室让给了他们，一眨眼，这位老太太就不见了。 他们会聚在蒂尔戈梯形教室里选举占领委员会。佩尼努[10]和克里苇茨被选进协调委员会，还有两位有名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老兵伊夫·利什唐和安托万·格里塞。工人——学生行动协调委员会也将设在这里。他们弄来了一辆有扩音设备的卡车，是一位名叫约瑟·比德甘的年轻左派老板提供的。他们组织募捐和准备睡袋，并与弗朗克·泰诺联系找来一支爵士乐队。佩尼努叫来乔治·拉帕萨德，一位讲课讲得绘声绘色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的教师，他带来一台形象化的钢琴，象征着永远被占领着的巴黎大学的北欧传说[11]。这台钢琴是六个多月前在那场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中所谓涌现出来的巴黎式和但丁式战斗英雄一一朗格卢瓦[12]和他的影片资料馆的“收藏品”，当文化部要把这台形象化的钢琴扔到夏约宫[13]的世袭领地之外时，被他们利用了起来。朗格卢瓦带着电影摄像机来了，戈达尔[14]抱着圆盘准备换胶片。晚上，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拉帕萨德感到更加自由和高兴，因为这个爵士音乐晚会汇集了许多稀奇之点；哲学家卡斯塔·阿克塞洛也来了，他在关于性压迫的第一次辩论里十分活跃。人们都醉心于娱乐。这天，为了5月13日[15]的第十个纪念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萨莱·普莱耶尔也主持着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一个集会。都是不祥之兆。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恩—本迪与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亲华派在一起。亲华派希望“到人民中去”。科恩—本迪反对：这将使运动毁灭[16]。大学行动的幸存，就在于巴黎大学的占领有道理。古老的灰色建筑将变成当前革命的象征性圣地和巴黎这个春天中的小冬宫。它藏有不掌握政权的政治，就是它的特征，这对这场暴动中的口号、观念、推理和想象都非常重要。学生公社就在他们的墙上。 [1] 由格里莫提供的数字，是他安排情报局实际计算的（他没采用当晚电视台上的官方过低估计）。 [2] 见雅克·贝纳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4] 黑旗本是法西斯纳粹的标志色，这里可理解为代表暴力。——译者 [5]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6] 法国总工会的副主席。——译者 [7] 米歇尔·若贝尔叙述的细枝末节．与作者的谈话。 [8] 作者与让一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9] 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10]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国际联络人。——译者 [11] 作者与让一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12] 法国的电影制作老板。——译者 [13] 法国的音乐殿堂。——译者 [14] 电影摄像师。——译者 [15]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成立救国委员会。——译者 [16]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