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编 社会危机（5月14—24日） 第十二章 1968年的法国社会 在这几天里使法国陷入瘫痪的工人罢工，有它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即在国家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这就是导致罢工的原因，假若有一个普遍因素存在的话。伴随着发展的步伐、工业的调整和1965年《稳定计划》实施的结果，以致给工人阶级和全体工薪阶级强制性地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纪律。但这一切都还未经过众所周知的危机的考验，也未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相反——它不可以用大罢工和“危机”来互诠。更恰当的解释是，这场工人罢工是急速和连续的经济膨胀所带来的先天性困难，打乱了传统的结构，并在法国社会里引起了不规则的反应的结果。 人口激增在大约5000万的法国本土居民中有300万左右的外国常住居民，法国居民带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标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使1968年的成年人的比例低得罕见；二战后出生率的恢复（出生率从1938年的14.6%上升到1945年的20.8%），使1968年的青年人层次突然地膨胀[1]。法国在成年人不足（1966年20—60岁的人占48.5%）的同时，上年纪的人过量，60岁以上的人占17.6%，尤其是青年人过量，20岁以下的人占33.9%。总的说来，法国居民自二战后增长了1000多万（包括外国人）。法国的变化和在1968年的背景，首先是人口的变化。 “五月事件”逮住了正向繁荣昌盛前进的法国。自1945年以来，法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奇迹般的时期。法国由于战后重建的刺激和美国财政的帮助，在像马赛尔·达索[2]那样在1936年国有化以后的一些年里和战争的困难里重建它的航空工业帝国，由一个不稳定的政治阶级但一般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掌握权力的，特别由具有杰出技能的官员、改革者和工业家组成的专家治国论的权力集团所管理的一些大企业的推动下，法国产品以每年6%的比率增长。这个增长率在历史上未有过，它诱发了大批人的富足，许多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富足。 工业由于国家的扶持，工业部门从业人数那时占就业总数的39%，国家以最快的速度现代化。大量的消费品充斥法国社会。人们持重地信赖有钱人和美国人。1936年和1945年的两个消费高潮使能源部门和大部门的信贷业务以及运输置于国家的直接监控之下。竞争的工业也处在公开的竞争之中了，尤其在化学、汽车、航空制造等部门。 国家通过财政部直接干预，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信贷政策和工业计划发挥作用，并形成指令和津贴制度，对半公半私的大企业则实行股票形式，如信托局。 同时，工业的集中开始使私人部门恐慌，慢慢地便把它们吸引到国家扶植之下的全民企业周围，它们一般是主动地靠拢。“信号”计划调整力量、规划远景、确定目标，支持了无所不在的国家干预。以同样的方式，领土整治的有效政策在社会结构改革方面扩大了公民权力的影响。 法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效果则相反：法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决定是上一个共和国做出的，实现则在新的共和国，这迫使法国工业扩大竞争。进入共同市场如同进入双重防区——欧洲经济毕竟变幻莫测——关税壁垒有导致经济分割的危险：一面是公开“报告”关税，另一面是最稳妥地逃避边境管理。一直到1968年7月1日，古老的关税壁垒才终于消逝。 法国工业事实上处于缺乏劳力的状态，尽管出现了30—40万使人严重担忧的“不定失业”人员。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被遣返回国的人达到近100万，已经无冲突地融进本土，也没使失业统计明显地更改。法国仍然输入了大量的移民劳动者，很快超过了300万，占总人口的6%。 商业商业越来越快地转型，尽管有小商店的老板们——“布热德分子”[3]的抵制。在1962年和1970年间，“自主商业”部分在总商业部门数字里从70.65%降到50.90%。这种抑制表明新的分配形式在迅速扩展。在一些年里，大商场搞乱了都市风景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大众商场、合作社、各种各样的连锁分店、打折的超级市场（如勒克莱尔、卡勒富尔等等商场），并实行联营售货。 农业农业经历了与工业同样深刻的革命，尽管没有工业那么轰动一时，它惟一的轰动是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的改变。的确，法国停留在太乡村化之中，不管怎么说，它比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更明显地乡村化。农业就业人口在2000万就业人口中占15%，与美国的6%和英国的4%形成鲜明对比。土地分成小块，自古根深蒂固；农业技术的继承，历来落后过时。法国农业为现代化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大量投资合并小块土地——在惊人的范围里扩大劳动生产能力，但这样从土地上驱逐了一个相当数目的青年人。农业产品只能依靠有效的政策寻找有支付能力的出路，并付出很大的代价寻求欧洲市场的价格支持。由于担忧农民群众是否稳定，历届政府都在积极组织市场帮助农民，尽管耗费巨大，仍然在寻求这种坚决的支持。因此，农民压力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总之，法国乡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都市化，正在实现所有的现代消费目标，国民每周工作近45小时，同时加强对外开放，人人像以往一样努力致富。在1968年，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但文化还是老样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稳定计划》戴高乐主义也加速了工业化，这成为米歇尔·德勃雷[4]和乔治·蓬皮杜摆脱不开的烦恼。法国能在欧洲共同体里获得一体化的成功，并使内部和外部的财政重新有序，还要多亏1958年的财政部长吕夫·比内的能力和一个名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5]的年轻的财政部长的正统管理，使法国人民的购买力有规律地增长，失业仅占就业人口的2%以下，约40万人，其中许多失业者还处在两个职位的转换之中。法国政府甚至花钱奢华企图感动美国接受它的关于货币的“忠告”——法国要求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替代疲软的危险的美元。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法国在现代化中的落后，它的对外商业存在结构性的赤字，在与发达国家的交换中，法国对于被区域法郎紧紧束缚住的老市场，无力给予它们蒙受损失的补偿。1967年，法国出口只能覆盖进口的91.8%，当年就留下50亿法郎的赤字。 从1965年，将军就担忧由于经济超速发展，经济过热而产生通货膨胀将会威胁法郎近期的正常状态。因此他指定财政部长制定一个《稳定计划》，稍稍放慢膨胀和增加一点失业的数字。1967年末的工资曲线还在上升，1968年就感觉到了财政收缩的效果，这年年初工资曲线出现了向下的拐折（或者说是更慢地上升），但工会都认为这种减慢是建立在工薪阶级收入与国家收入之间的差距之上的，是它们希望获得工资最快变化的减慢。发展的减慢（很有限的）与工业结构的痛苦变革密切相关，同样导致了企业的关闭，某些地区更敏感些。最传统的工厂最受威胁，当然连同它的领工资者。同样地，农业的现代化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开始导致产品过剩的危机。农业产品价格降低，但土地还能保证大部分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工薪阶层差不多。农村世界同样对地方性暴动并不陌生，往往也同样猛烈而蔚为壮观，只是通常被政府的让步迅速平息下来而已，或者老天爷帮忙自然“惩戒”[6]“绿色欧罗巴”[7]，有时也有利于政府产生对农民的额外约束。 统治阶层精英领导着1968年的法国社会。人们可以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分队里认识他们。 高等工业和大型企业一般为集中了财富和文凭的精英们所组成的不同成分的阶层所控制。老一辈的大亨们在隐蔽和稳固的权威下永远控制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心脏，为了与国家紧密粘在一起，很早以来他们就与公职的上层政界结成了联盟。大资产阶级的后代与中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子孙们一起占据了大部分高官的位置，他们在国家的高级部门里度过一个任期之后，便在资本拥有者的善意关怀下合乎习惯地去领导这个或那个大型企业，金融的或是工业的。工业界与国家合作，国家扶植工业界，国家的干预政策如同第二天性的东西，如同给工业界的津贴。为了发展，这两个精英集团往往借助于熟练的工资让步赢得社会的和平，对理论上的革命工联主义和实践上的工人请愿活动处理得相当精炼。 工业化使欧洲的转向获得成功，也使它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了分数。它们的前殖民地市场永远是它们的禁猎地，永远为它们公开地操纵。但它们与控制着国际市场的德国和美国打起交道来就显得费劲多了。德美的大企业家们风度高雅、有学问、有高等教育文凭，而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具备这些。法国中产阶级还是只会用拍刀子吵嘴的商业策略。他们喜欢“白手起家的人”。巴黎16区和7区是按几何学般准确严格地体现社会能力的地方；他们认为合乎道德的钱是一种过时的钱，得为自己保留着，不再拿出来。法国资本主义同时保留着国家和贵族的某些东西来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遵守习俗的保守的灰色的法国资产阶级活该遭受五月爆发的鞭刑。 小型企业由其他社会阶层控制着，即地方小老板阶层，他们顽强、勤劳，穿梭于他们所控制的企业和家庭之间，往往是非常困难地接受现代管理，他们适应独立自主、习惯于冒险和竞争，习惯于专横的家长式的管理，保持着对社会关系的过时看法，但大部分获得成功，是国家工业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领导方式是准军事性的和家长制的，因此他们手下的领工资者没有任何创造和自治的余地，也很少有工会的活动，一切顺其自然，如同文化和政治侵略的一种形式，对偶尔参加集体请愿活动的人，一般都赶出去。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这些小老板的心目中只是会动的红色稻草人，只需远距离维持着就行了。暴动将比压迫来得更猛烈，反抗反工会运动和过时文化的潮流已经形成。 中产阶级商人们形成一个令人不安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大部分地现代化了。他们忍受着现代分配网络的竞争，尤其是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超级市场的竞争。他们信奉努力和节俭，一方面对公务员和工薪阶层绝对不信任，一方面表现出很明显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特征及对权威的露骨欲望。 自由职业者们同样艰难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完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动产的交易，伴随着有关法律的健全，也在迅速地进步。这些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法官、律师、药剂师、兽医、公证人等与小老板和商人们在同一个等级中，他们形成地方知名人士的紧密网络，带有天主教和传统宗教的特征，因循守旧，看重社会荣誉，依恋家庭、教师、宗教和政治的权威，竭力使他们的后代相信祖传的连续性以接下他们社会责任的火炬。大批的战争时期的贝当分子[8]，解放后在戴高乐主义和保守的中间派主义之间分裂。法国小资产阶级没有看到围绕他们变化的世界，也没从《巴黎竞赛报》和《费加罗报》上发现工业、群众教育、普及消费和都市化的城市在腐蚀他们的基础，融化他们的价值，侵蚀他们的历史经验……他们仍然在花很大的费用，吸引他们的后代，送他们进大学。 在这些以古老的方式生活的中产阶级身旁，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充分地上升，即现代“领域”的工薪阶层。工业或银行部门的干部，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工程师，他们平稳发展。他们承担起责任，使得企业发展并现代化，他们的工资也在迅速地增加，他们读《快讯》或《观察家新闻》、喝威士忌、坐DS或雷诺10型轿车，贷款购物、出外进行冬季体育活动和租船出海。中产阶级同样有许多工作，他们开始希望因自己的成功可像工薪阶层那样享受。但多变的风尚时时困扰着他们，正如新左派的观点和雅克·迪特龙的歌曲中所表现的那样。由于过时的管理方式，他们的企业里开始经常出现不满的现象，领工资者要求自治和责任性，相信效率胜于相信等级。在五月运动里，中产阶级久久地困惑，终于被骚乱者的冒险吓坏了。他们中的某些连同他们过时的生活都将被打碎，尽管是一小部分。 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摘取果实，由于工业化的加速，运煤工和司炉辅助工激增，失业减少；购买力也被认为是规则的，尽管仍然很脆弱。这些不可否认的改善，往往需要熟练工们付出特别的代价：分工越来越细，加之新一代机器人的发明，劳动越来越机械化，还有严格纪律的无止境的管束。 优秀的工人一般仍然进入汽车制造行业，那里服务舒适，有给薪假，或多或少地能感到些惬意。然而，当他们在城市的大街上，或从墙上、报纸上、电视里看到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的货架时，又感到自己的购买力的进展是那么慢。准军事性的泰罗制[9]仍然猖獗，工头被看成令人可恶的看门狗。工会组织只有在大企业里才被允许建立。旧工人区有害健康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低租金住房（HLM）明亮、实用、便宜，尽管它以丑陋和单调而著名，还是满足不了需要。下层小人物膨胀，工人阶级颇有进入两个世界之感。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力并不是永远占上风的，在革命精神方面，工人阶级仍然不差。法国共产党在生活较差的巴黎郊区总是占大多数。工人的文化就是进行社会斗争和阶级团结，即使他们被舒适的小屋、小花园、电视和给薪假资产阶级化了，并伺机更好，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活力。对工人阶级来说，目前他们正处在“光荣的30天”[10]的半途。一般地讲，工人总是缺乏尊严和一份体面的工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的钱总要分成几瓣用。他们进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他工薪者雇员、公务员、教师像他们的同类一样艰难。不管怎么说，在20年的不断进步里，他们的生活也的确得到了许多改善。消费者向往的目标一般是可以达到的。汽车、电视、电影和给薪假带来了成堆的文化和便宜的消遣。当社会被其他的东西如此快地改变着的时候，这些改善还是显得太慢。特别是管理还是老样子，中学校长、大学校长、监察员、办公室主任、柜台经理、银行分行经理永远掌握着挑剔的权力，他们苛求下级并偶尔地蔑视他们。当人们确认这一切时，认识到首先还是纪律带来的。劳动关系是刻板严峻的。传统的滞固和现代速度一起被肯定，等级的尊严伴随着能力的爆炸。人们渴望尊严和理解，但看到的却是强硬和怜悯。 在五月的前线，正是后两个敢于幻想的阶级将给予学生以巨大的后继力量。工人阶级和领工薪的中产阶级是五月运动的大部队。由工业化而造就出来的统治阶层虽然已经形成，但他们未曾料到会有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冲击。 [1] 这一切数字取自马赛尔·巴莱斯特的《法国经济》，巴黎·马松版，1969年。重版循日统计，这个册子是最完全的材料之一，也利用了官方的统计，如国家统计和经济学院等机构的资料。 [2] 法国现代航空工业集团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3] 1954年法国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业所谓“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抵制现代化。史称“布热德运动”。——译者 [4] 1959年1月8日—1962年4月14日的法国总理。——译者 [5] 1973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译者 [6] 指自然灾害带来的歉收。——译者 [7] 指欧洲农民。——译者 [8] 贝当（Pe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元首”。——译者 [9] 美国工程师泰罗（F.W.Taylor）首先实行的一种榨取工人血汗的劳动组织和工资制度。——译者 [10] 指五月运动中的30天。——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