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四章 学生公社（5月15日） 奥戴翁剧院院长让-路易·巴罗拿起电话，急促地问： “奥戴翁剧院被占领了吗？被谁？” 接电话的是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赛松，他用与这个例外的情况相称的活泼声调回答： “被巴黎大学的人，当然不是被俄国人！那么您打开大门开始对话吧。” 政府认为重新开放了巴黎大学，学生们不会到剧院里闹事了。殊不知巴黎大学的小战略家们需要另外的胜利。活该有巴罗的精彩电话，巴罗就这样成了1968年的殉道者。上周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他还在按照克里斯蒂昂·夏里埃[1]的意思向塞尔日·盖恩斯布[2]如此表示： “如果您能组织一场有点疯狂的音乐喜剧，我的舞台就是您的。” “按我的理解，这是您所希望的，这就是骚动。” “对，绝对地，骚动！” 晚上，奥戴翁剧院里，保尔·泰勒剧团的舞蹈演员们已在衣帽间里卸妆了，一些观众仍然在大厅里拖拖拉拉。巴罗已离开了他在特罗卡代罗的房间。他的助理贾科莫尼拿着一本小说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学生们。学生们如期而至，是一群蛮横吵嚷的人，满口的夸张和嘲讽。他们是两个竞争的占领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空泛争论和嚷叫，他们总算找到了谅解的余地。4000多人突然冲进剧场，在这个新的占领地上疯狂起来。 让-路易·巴罗急急忙忙地赶来保卫他的剧院，他高声喊叫：“请让我们工作！” 他的喊叫只是激起一阵笑声和诅咒。玛德莱娜·勒诺也赶来支持他的丈夫：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剧院。” 这话到底还算准确，因为勒诺-巴罗夫妇的剧院是受国家津贴的，问题是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于是……巴罗试图与占领委员会谈判。这个委员会刚刚找到一个与他们的野心相称的名字：“法国前剧院奥戴翁革命行动委员会”。真是无可救药。巴罗即使与他们谈判，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当法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雷蒙·鲁洛突然宣布赞成占领委员会的行动时，剧院便最终丧失了。第二天，在演员工会会议上，法国著名演员西蒙娜·瓦莱尔啐了雷蒙·鲁洛一脸唾沫。 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被占领后，两个“解放区”正好在拉丁区中间。学生公社找到了游戏和政治活动的附属建筑物。剧院的墙上有一条标语：“幻想掌握政权。”极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尔·维里利奥与占领委员建立了联系，同时获得了一个生动而恰如其分的绰号：“科恩-本迪的武元甲。”[3] 蓬皮杜和格里莫不高兴看到法国古老的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处于如此尬尴的境地。骚乱者们的重新占领烦恼着巴黎警察局长，使他的队伍筋疲力尽，而且还要有一次无法预料的冒险。[4]穆里斯·格里莫很自然地想起莱昂·勃鲁姆[5]在1936年的名言：学生占领了奥戴翁，但奥戴翁也占领了学生。进行对话总比使用铺路石少些麻烦：但这样，国家权威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吗？有时可能是。国家不能再用镇压手段。至于总理，他已经意识到要用狡猾的政治手段，要摆脱明显的让步方式。他在示威的一个星期里看到了学生运动所赢得的人心，这成了他的心病，只要舆论反对政府，戴高乐派就束手无策了。用粗暴的勒令恢复一切，付出的政治代价将太昂贵。但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出现的场景太过分，以致把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变成了怪诞的橱窗和混乱争吵之地。学生们看来下定了对资产阶级不满的决心，甚至可能吓坏资产阶级。当时看到这种情形的人们都耸耸肩膀。保守的法国必然醒来。 词语革命政府策略上的被动在五月的历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显得没有诚意，蓬皮杜和格里莫给人以没有任何预见性的印象，对法国的这种词语上的精神胜利法也未预料。很难用什么词给占领一周来的这种词语上的形象发泄现象临时地下个定义，这种现象往往伴随着对大量的幻觉戏剧作品的夸张性模仿。在未深入了解法国近10年的社会各领域之前，很难弄清五月的真正起因和人民生活方式变化及日常生活混乱的原因。 变化很早就能看见。在巴黎大学那教堂式庄严的穹顶上飘扬着红旗，上面还残留着三色国旗的破布片；在巴黎大学的天井院里，第一次在晚上以异乎寻常的爵士音乐会举行“解放”典礼，并为坐在前面的盖·吕萨克大街上的和城壕外护墙堡垒的英雄们庆功。小派别们重新选定巴黎大学作驻地，并对这个革命的大市场进行了充分利用的调整。在一个大厅里，战士们各就各位，铺开战斗杂志的排字，洋溢着夸夸其谈和疯狂；一群以狂热自娱的人一直在巴黎的宣传队伍里闲逛、闲聊、倾听和攻击他人。学生领袖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前来评论当天的形势，仔细分析、认真比较友人们和对手们的分析。 请看墙上，它比活动分子们更饶舌更富创造性。这就是五月标语的长系列，它高度概括了战士们的精神，并将深深地刻在人们这数十年的记忆里[6]：“把您的愿望变成现实”，“幻想掌握政权”，“海滩就在铺路石下面”，“禁止禁止”是经典作品，值得载入辞典；“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您的后面”，“当最卑劣的官僚主义者和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肠子扼住您的喉咙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难题吗？”最富有战斗性；“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蕴藏着造反一代的幻觉，是研究造反内心的好辞；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词语积累里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口号：“生活就是心不在焉”，“为了向无套裤汉[7]看齐，请给您的漂亮话脱掉裤子，”“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缀字法[8]是有味的橘子”，“自由包含所有的罪过，它是我们十全十美的武器”，“藏住您的目的”。 一些天来，巴黎大学成了巴黎旅游界和社交界感兴趣的地方，就像艾菲尔铁塔和雷吉娜饭店一样。巴黎郊区的居民专门前来参观；外国游客在这里留连忘返；知名人士也敏感地嗅来。在一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络绎不绝，或着迷或激动，或怀有敌意或与之同谋，每个到此的人都可感受到五月空气的阵热。前来参观的匿名使者们传播着造反的精神，比所有的宣传都来得有效。当法国接近瘫痪、电视数周消逝之时，造反者的非正式“钦差”们深感责无旁贷，自觉地替代舆论宣传。不管怎么说，在还没有降格为附庸国的国家里是不应该如此的。 以缜密的理性教育而著名的巴黎大学将变成创造非理性的象征。一个世界性的神话将平和地出自这座被亵渎的古老石头建筑里，以最美妙的也是最靠不住的名义降生，这将是共同理想的神话的降生，解除了义务的信徒们的降生，也将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机遇剧[9]的降生。在这些神话创造者内部，两种不均等的活动分割了他们的时间和空间。首先在梯形教室里，革命的词语掌握了权力并永远占有席位。人们议论着这一切，向四面八方的人们传播这一切，几乎达到了反映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宏伟画幅的尺度，深沉而无声地。革命占据了人们的精神和谈吐，也占领了社会、政治、冲突、死亡、爱情和性欲。知识分子、雇员、工人、流浪者和工会、政党的活动分子们都在一种无法摆脱的修辞混乱里混合。人们都在谈论行动、理解词语、解放自己，为议论而议论，带来一阵浑浊的激流般的雄辩潮流。好像一大片厌倦的人在听凭上帝抓住这动荡的30天来弥补过去平静的十年似的。 其次在其他大厅里，辛勤的活动分子们在不懈地干着他们的技巧工作。一个布满别针别着的各种消息资料的印刷大厅，也是为会晤和服务的地方，有人坐在两排用旧了的皮沙发上编写“事件”新闻，一个临时配备的秘书正在神秘的蜡纸上打字。一个占领委员会控制着速印室，正在印刷不知是谁编写的传单，门口散乱着空奶酪盒、面包屑和油腻的废纸。一组电线和一些按钮控制着一堆扩音设备，三个高音喇叭悬挂在教室里，人们在这里广播公告或实用的通知。在另一个大厅里，是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们，主要是大学行动党的佩尼努、克里文、格里泽和运动的第一次示威中解散队伍的拉隆德，他们在狂热中组织了法国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到处出现，首先在罢工前线和中学里，接着在银行、办公室和工厂里。他们印制组织名单，整理运动卡片，不停地打电话，以协调运动，避免各组织突然单独采取无价值的行动，并在所有活动分子的大脑里激起对工人委员会的伟大记忆。如果这个行动委员会是真正的？如果法国能在造反的魔力中尽快改革已生虫的机构，创造真正的政治、理想的政治、真正民主的政治？一家名为《行动》[10]的日报使这些梦想具体化起来，这个更有意识更狡猾更富经验的小团体几乎导演着整个学生运动。 雷诺启动造反的文化氛围在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凝结，许多戴高乐派的团体并未看出这点，认为在那儿不过是孩子气的发泄，至多是青少年的狂欢节或徘徊着的革命幽灵罢了。重大的事情往往在心不在焉中进行。布格奈的罢工实际上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明显的证明是法共的《人道报》仅在第二版第六段用14行字报道了这个消息。布格奈的工人还不知道真的是托派敌人在领导罢工，所以《人道报》不得不迅速改变排版以示重视。星期三，雷诺-克莱翁工业区的罢工顺利进行。好久以来，这里的情形就很糟。年青的厂长早就在注意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他还是很有胆量的，好几次罢工他都没有让步，尽管工人们的要求成堆。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尤伊努和法国总工会的达内早就准备搞一次一个小时的停工以抗议社会保险条例，虽然这已是一种过时的形式。1967年夏，蓬皮杜政府在完全掌握了权力的情况下进行了社会保险改革，使工会遭到某些损失，尤其对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从那以后，这两个大工会组织就在寻求报复的机会。下午，工会代表们相继出现在国民议会上。劳动的中断象征着全法国已经动荡起来，行动日已成为极其普通的事了。 在克莱翁，一个小时的停工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了；气氛有利于工会会员们。中午是松扣的时候，他们从收音机里获悉南方飞机制造厂罢工的消息，激起大约150名熟练工在车间里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讨论问题、情绪激昂、状态紧张。他们要求见厂领导，但遭到拒绝，于是，克莱翁进入动荡状态：熟练工们与工会会员们一起动手用铁栅栏封锁了工厂大门；工厂干部被工人包围起来；马上，厂长被工人关了起来。直到深夜，厂长才同意会见工人代表，在次要的问题上做了些让步。对于工人的主要要求，如在企业里回复到每周工作40小时并不减少工资，各业最低保证工资（SMIG）为1000法郎，厂长无权答复，必须经巴黎的领导批准。一个雷诺工厂进入行动状态不是件小事，而且是法国总工会第一次在冶金工业中强制行动。在冶金工业中，汽车工业处于尖端地位，而在汽车工业中，又主要是雷诺在给冶金工业提供汽车。法国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这次应该有所作为。但人们都知道他从不从左翼包抄，这是他的黄金规则。 [1] 法国当代作家，五月运动后立即著有《疯人派的春天》（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见本书后“资料提要”。——译者 [2] 巴罗的艺术界朋友。——译者 [3] 武元甲（V.NguyenGiap），1911-），越南大将，部长会议副主席。——译者 [4]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5] 莱昂·勃鲁姆（LéonBlum），法国社会党领袖，1936年曾组阁，为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党人政府，曾为法国“新政”奠定基础。——译者 [6] 说到五月的标语，有个小册子，即使不算全面，也算广泛。阿兰·阿亚什：《五月革命语录》，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1968年。朱利安·贝藏松：《墙报》，巴黎·特库版，1968年。 [7]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译者 [8] 法语里变换单词的字母顺序构成另一个新词的文字游戏。——译者 [9] 源于美国的一种戏剧，要求观众积极参与，演员随着观众带来的偶发事件自由发挥。——译者 [10] 《行动》报由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意大利人”的前成员让·沙利创建，由他原《光明》报时代的朋友们和反对党的内部斗争使该报活跃起来。弗雷德里克·邦、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贝尔纳·库什、让-保尔·多莱、大学行动党的活动分子马克·克拉苇茨和让-马赛尔·布格罗都加入了这一队伍，还有居伊·奥尔康、西内、沃林斯基、雷塞等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