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五章 法国停滞（5月15—16日） 到星期四上午，已不允许再犹豫了。运动已到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夜。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自13日大规模示威的次日就敏感到这一点，该工会的活动分子们加速传播这种预感，他们认为突破口已被打开了。下午，该工会主席欧仁·德尚召集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下达命令：罢工和占领同时进行。 法国总工会接上在法国社会的这种时期，要使运动向大规模发展都少不了法国总工会的参与。直到这种时候，法国总工会对学生的理论仍然持有保留和怀疑甚至是排斥，它对左派的急切愿望总具有变态的反应。乔治·塞吉的总工会已经演变。雷诺-克莱翁的停工显示了工人的意志，使总工会从5月11日就意识到往后的运动形势将不可阻挡。除了工人，工薪阶层也渴望战斗。博韦地区的洛克厄工厂已与运动结合起来，奥尔良的于纳勒克工厂将跟上。人们预感到比扬古的罢工正在酝酿，它将成为工人运动象征的象征。拥有总工会地方上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书记埃梅·阿尔贝埃已预料到17时工人会商的结果是：工人将投票确定罢工。塞吉及其助手密切与法共中央联系，并获得工人会商的结果[1]：罢工一旦起动，就猛冲进去，然后在运行中再迅速地做调整。当晚，雷诺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同时，大约1万工薪阶层者在各处仿效他们。四面八方的要求汇成潮流：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1000法郎；减少工作时间不减少工资；给予工会活动的自由权。 巷战之夜的一周之后，法国明明白白地不顾一切地向总罢工前进。为了控制事态发展，法国总工会控制着全部的罢工准备，除了雷诺工厂无法控制之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于16日白天在里昂附近的一个小编组站巴丹制造了停工，抗议解雇临时工。总工会的战术很快确定下来：由资深的常驻铁路员工中的乔治·塞吉第二天去圣拉扎尔车站考察那里的气氛。这个车站是法国的主要车站之一。如果所有的大车站都准备罢工，这位总工会主席将会彻底发动运动。因为如果铁路停滞，国家就停滞了[2]。运输将变得艰难，企业将无法交货，批发商将破产，工业将停滞。从连带性或必然性方面来讲，法国将处于阳光下的冬眠状态。数百万罢工者将使法国社会陷入瘫痪。法国总工会掌握着危机的关键，它将如何动作？四年来，总工会一直在一个复杂的程序里进行左派的归并，忧虑左派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更加根深蒂固，漠不关心一切暴动准备方案，却满意戴高乐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安于根据宪法在它的红色郊区、工会系统和数不胜数的企业联合会里建立起稳固的次社会，法国共产党就此轻率地停滞不前，使它失去左派的支持，任凭国家机构对人民形成可怕的威慑力量，面对人民都不想用一点共产主义的力量来号召，只在自己的次社会里或具体战斗方法之外寻求出路。然而，法共却很少赢得选举，总达不到既不冒毁灭或放逐的危险又能获得政权的目的。这是取消暴动的必然结果。很久以来，法国共产党就不再相信革命的前夜，也不相信必须有红军。 然而，法共能对如此偶然出现的神奇的人民运动视而不见吗？能保证倒霉的执政者在政治的天平上总是恩赐自己吗？由于学生——工人靠不住的联合中的差错和不幸，在学生的过分胜利之后，总罢工的希望并未露出地平线，难道是大罢工还没有令人震惊的征兆吗？在谨慎和保密的心态上，问题总是需要研究的。总之，不管怎样，法共依然要在党的回力球场上刻上“共产党人都是革命”的字样。法共总是那么天真地妄自尊大，不断发表声明，甚至认为在这样的运动中，共产党人是当然的职业运动员。实际上，全都是胆怯者和改良主义者。当然，法共在五月中并未完全拒绝考虑政府的垮台和在有人已开辟道路的情况下再开启“进程”的问题，但它决不是在关心革命，而是在关心另外一个政府，只关心必须在另外一个政府里为它这个劳动者的党争取留几个更好的位置。人们将远远地看着它怎么办。 科恩-本迪在电视里“从16日星期四开始，我就感到不安。”乔治·蓬皮杜后来对作家亚历山大[3]这样说道。这天上午在内政部，格里莫竭力请求总理立即在电视上发表讲话[4]。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与格里莫有同样的意见。总理同意在下午录制一个简短的讲话。这又是失策的一步。当晚，全法国都在电视机前面，不是为了看这位政府首脑，而是要听听看看十天以来政府究竟如何说。几乎同时，阿兰·热斯马尔、雅克·索瓦热奥和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直接接受了3位资深记者的提问，即《法兰西晚报》的让·费尔尼奥、《费加罗报》的米歇尔·巴西和《巴黎快讯》的皮埃尔·沙皮尔。科恩-本迪说：“我们马上就会感到技术专家们的热情。而广播电视总是或多或少地强加于人。”[5]听众开始注意这种考试。几分钟以后，科恩-本迪脱口而出： “好了，够了，这种说话的考试我们受够了。” 当时，这3个年轻人勇敢地投入对现实不满的理论练习之中。这是他们最有希望获胜的方面。 记者费尔尼奥问道：“你们知道你们在冒内战的危险！？” 热斯马尔：“我们知道在冒这个险。” 然后继续谈话。记者沙皮尔神经质地用钢笔多次地轻轻敲着桌子。热斯马尔不客气地： “听着，沙皮尔，当什么事使您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制造噪音使别人听不好。那么，您让我讲下去呢，还是停下来。” 幕后，技术专家们笑弯了腰。 3个捣乱分子赢了一着。他们表现得果断、鲜明、放肆，时时有点滑稽，整个过程是热烈的。乔治·蓬皮杜准时在电视上出现，一副教训人的不自然的样子，在预先制作好的胶卷上用全面讲话的声调声明：“法国的女公民们，男公民们，表现出你们的冷静是你们的权力，表现出你们的坚定也是这样的，由于你们的政治愿望，由于你们的社会要求，你们应该拒绝无政府主义。政府也将履行它的责任。政府要求你们帮助它。”实际上，无政府主义在一个罢工刚刚开始和学生示威已经终止的国家里已没有强调的必要了。仅从表面上看，总理在要求他离去的青少年中是缺乏魅力的。政府这下什么也没得到。深夜，总理签署了动员警察总队预备军人的政令。 海啸在24小时内控制住工薪的法国是件令人晕头转向的事。雷诺已发出了信号，罢工迅速蔓延。在全国总工会的驻地，乔治·塞吉在呼叫刚停工的阿代雷车站。他看到罢工到处在升温。他赶到庞丹，这里正在召开一个经全国总工会长期筹备的“全国青年会议”。他在会上号召立即进行罢工[6]。大会一致通过。塞吉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没有使用“全面罢工”一词。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活动分子们一致表示奋起反抗并与地方罢工结合起来。蒙帕尔拉斯车站和沃日拉尔车站停滞，郊区已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到14时，克莱翁集会，停工变成了有限罢工。雷诺所有的工厂都罢了工。邮电系统来自外省的青年送货中心同时开始罢工，所有的邮政支票办事处紧跟着罢工。在鲁昂附近的特赖，造船工地的工人宣布有限罢工。罗迪亚瑟工厂和克勒索的富日尔工厂也罢了工。到17时，大约有30万罢工者。北方飞机制造厂，伊斯帕诺·叙扎，巴布科克，贝尔利耶，罗纳·普朗克都停了工。到22时，已达60万罢工者。在这个白天里，法国总工会紧紧地控制着一切罢工，并监视着罢工的象征——雷诺，同时将在使国家陷入瘫痪的铁路上掀起罢工。运动的象征性和威力随着总工会的意志转移。从这以后，法国将存在着两个权力：政府和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似乎开始独断独行了。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动摇当晚，乔治·蓬皮杜的危机办公室第一次正式召开会议。这个办公室到危机结束一直存在着。这个政府的小参谋部有两个作用：把罢工的影响限制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保证国家继续运转。总之，按照蓬皮杜规定的路线坚持着。尽管总理使这个办公室人员的思想观点十分明晰，但这个小参谋部面对全面罢工没有一点作为，面对得人心的学生运动自然瘫痪。但又不能取消它，因为取消这个办公室就意味着任凭无政府主义和非法改变制度的危险泛滥并将造成舆论的不安。在这种危险里，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政府却忽视了电视这一关键性的怪家伙。自上周末的巷战之夜后，大记者米歇尔·奥诺兰写了一篇关于学生暴动的报道，播送前，广播电视公司的负责人把它交给新闻部长乔治·戈尔斯的顾问让-皮埃尔·于坦审查[7]。于坦认为这篇报道对不满现状的学生们的褒奖太过，要求奥诺兰“重新平衡”一下。奥诺兰因此起义，他的报道自然被冻结。周一的示威之后，记者们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这件事，因而对晚8时的新闻对周一示威的不公正报道更加愤慨。第二天，一个“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委员会”便诞生了。几天之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ORTF）开始呈现全局性的罢工。政府立即承诺将保证记者最起码的表态权力，但舆论一点也不相信了。而舆论本身由于想象力和评论的贫乏也常出现一些职业性的错误而遭到各方的非议。 电视原来为第四共和国服务，后来转而为第五共和国服务，直到这时，它一直是政府的驯服工具。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领导被任命进入作为制度的支柱的部长会议，公司的新闻主任和总编辑被部长们视为同僚。可能是为安定团结的缘故，公司的历任领导都承认共产党的部分权力，由大导演斯泰利奥始作俑，有一批杰出的导演亲近法国共产党，控制着故事片的制作。这是一批高素质的人，而且热衷于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行动。这批人因为后来被称为的“比特-肖蒙学校”而享有盛名，这个专门培养国家电视台的接班人的学校是戴高乐派和共产党妥协的奇特产物。戴高乐派作为补偿，新闻部门便成了政府的禁猎场，即使有许多左派记者在里面工作，也只能隐瞒自己的观点。前些年，阿兰·佩雷菲特担任新闻部长的时候曾来到广播电视公司直接布置新闻工作。总之，电视必须宣传戴高乐派的思想。 1968年的大罢工给电视新闻部门中的左派记者们提供了一个爆发的机会。在整个五月中，记者和技术专家们掌握了权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广播电视公司，他们都记得这些。在这段时间里，舆论孤立了政府，使蓬皮杜不得不等待着比他的预料要多得多的震惊的到来。 走得太远在这种时候，必须顶住法共的攻势。蓬皮杜不相信共产党会进行暴动式的罢工，因为他深知共产党人对这种轻举妄动要权衡它的现实性。对非共产党左翼力量，蓬皮杜同样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也不会擅自进行暴动式罢工。的确，密特朗的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开始焦躁；孟戴斯在住所里也像热锅上的蚂蚁。 提到著名的保守者，勒卡尼埃民主中心的总书记皮埃尔·阿贝兰就令人奇怪，使人想起使他声名鹊起的话：“共和国的总统，要保障国家的连续性，要以一个政界要人的身份承担政府的责任，同时应在痛苦的形势里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并有能力推动民主进程，要人们应更有经验更有交际能力。”第二天，他表达得更明确：“我希望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担任总统。”一个历来冷漠地离群索居的非戴高乐派人士如此寂寞地要求，一下子集中了人们的目光。这个星期六，他与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激进会员穆里斯·拉比以及阿兰·热斯马尔一起进餐闲聊[8]。他们意见有分歧。于是孟戴斯对热斯马尔表示：“关于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我都准备与您开诚布公。”孟戴斯的行动在具体化。[9] 但在蓬皮杜看来，法国共产党这次为什么助政客们一臂之力，比将军更大西洋主义，甚至完全与反共分子们的步调一致呢？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法共准备进行大的社会协商，需要与各方大大地缓和一下关系。说起来，法国制度的幸存多亏这种政治妥协代价的付出。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恢复事实真相》里对此作了解释：“首先，我们要争取时间。危机没有抓住态势，这种态势在舆论领域里同样严重——其中主要是巴黎的舆论——各类渴望上台的反戴高乐派的急切愿望一如既往地突然发泄，如在1953到1954年也是这样。大街上的混乱，发生在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经济瘫痪，这种局面或迟或早总会走向反面的。外省早已流露出厌倦的情绪了。因此，要争取时间，要避免大学生的流血悲剧（法国不会采取屠杀青年人的方式，本人对这种想法也不能忍受），政治阴谋都会遭到失败，令人耻笑。现在只剩一个重要的有组织有能力尝试掌权的对手了，即法国共产党。目前，法共尚持谨慎态度。因此，我应设法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我将在工会的阵地上与它相遇。因此，我开始了会谈。会谈是在格勒内尔大街的劳工部举行的。”[10] 蓬皮杜很快有了测验他的假设的机会。随着罢工的扩展，一个急切的问题摆在法国共产党的面前：罢工能走得太远吗？供电和通讯将中断，难道要达到政府和国家瘫痪的极限？第二天（星期六）上午有了回答：法兰西电力公司举行罢工，运动很快进入一个自相矛盾的怪圈。一个罢工中心委员会掌管事务，由可靠的法国总工会会员组成，并发展到地方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却是要避免罢工和保证继续生产！原来的领导干部被剥夺了权力，降低到罢工者“顾问”的行列。水电供应还没有中断[11]。 邮电局同样有罢工计划。邮电罢工者凭借他们所掌握的特有设备的优势，很容易产生同样占领通讯的欲望。这可是政府留作专用的领域。邮电部部长伊夫·盖纳警告他们这种行动就是造反，并准备呼叫警察来保护国家通讯的独立。法国总工会不支持邮电罢工[12]。为了澄清事实，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在接见刚从莫斯科访问返回的总工会代表团团长伯努瓦·弗拉商之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说明目前没有全面有限罢工的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个问题突然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你们在想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什么呢？如果有人向我谈起这个家伙，我的回答是：他是谁？” 晚上，塞吉与德尚一起又到欧洲一号电台讲话：“你们要使列车运行吗？在所有的列车由于法国总工会的创举而全面停开的时候，这是困难的。”他利用电台与布格奈的南方飞机制造厂联系，因为那里的厂长皮埃尔·迪沃舍尔还被罢工者关押着，塞吉直接与他们通话，不赞成这种非法监禁。第二天，厂长迪沃舍尔被释放了。 事情很清楚，法国总工会要瘫痪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府，它举行罢工但不进行革命。它不与大学生发生联系，已经有两次这样的例子了：5月13日，一队大学生活动分子，大部分是亲华派，行进到弗兰大街，碰上由一些脾气不太好的工会会员封闭的栅栏大门，厂内集会已经开始，但大学生们却被堵在工厂外面。因为这是在罢工中，法国总工会有人在里面，大学生不能擅入。在整个五月中，亲法共的工会控制了罢工中的现场请愿活动，而现场请愿是特别具有分量的。政治上的愿望和实质上的要求正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追求。总工会主席塞吉在这里不失时机地阻隔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大学生联合起来的愿望和努力。 塞吉能革命但不进行革命，他的战士们不颠覆国家也不颠覆政府。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保持一点地位。为了国家和政府不甩掉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戴高乐发怒“当时戴高乐走了，当他回来时，一切都落了地。”将军头脑冷静、声音洪亮地发怒。部长们缩着脑袋，戴高乐继续说：“这是无政府主义，都百事不管了，丑化一切，嘲弄一切，什么尊严、权威、国家都没有了。这个国家无可救药了。在这五天里，反对我这个坏心眼的人，战斗的十年都忘了。”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将军有的是时间仔细思考他的抨击。爱丽舍宫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和骑兵卫队队长格扎维埃定时向将军汇报国内的情况。将军与蓬皮杜也进行了好几次通话。他如此方便地远距离审慎遥控，又好像完全置身事外。将军反对无条件的让步，对此他可能觉得有百倍的道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只能以恢复上课为条件。如果不这样的话，巴黎大学的奇观和怪诞的煽动就会经常呈现在国家的面前并被置于政府和警察局的善意保护之下。当奥戴翁被占领时，学生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注意，只是注意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狂言和反戴高乐派的机遇剧，以致被占领的奥戴翁成为巨人般高举的手臂耸立在巴黎市中心，成为超现实主义隐患的象征，只能显示政府的无能和社会的解体。在那时，的确如此。工会有助于形势的发展，工人们在操场上加紧训练；公务员不能履行职责；部长们消沉；政客们纷纷走出他们的巢穴；法国衰落的职业政治活动者们乘机在这种闹哄哄的社会里纵横交错，高声喊叫：“孟戴斯万岁！密特朗与我们在一起！”在吵吵闹闹的后面，就是搞极权和分裂的老对手共产党人，尽管遭到莫斯科的正式申斥，仍然在调着沙司等待着时机。法共在权衡着，法国这次到底值不值得它竭尽全力？ 至于将军发怒的原因，罗马尼亚之行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将军在那里遭到冷酷无情的讽刺。访问的第一天，正值克拉约瓦的工人罢工。原来这是奉党的命令，以此表示对戴高乐的欢迎，想在罗马尼亚和法国都试试戴高乐。5月15日，戴高乐参观大学，一大群狂热的大学生，一色的短发，一致地喊叫、喝彩，如同剧院门口招徕顾客的滑稽表演。学生们挥舞着法国和罗马尼亚国旗，没有红旗。当时，戴高乐把身子倾向罗马尼亚官员说：“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进入大学的特别考试。你们做得对。而我们那儿却没有。我们被一个相当数目的大学生所吞没，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仿效你们。那么，自然地，他们骚动起来。我们必须引进考试选择制度，学习你们的样子。”当然，法国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国家不同，暴动的大学生会使罗马尼亚政府让步吗？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恐怕早有人向人群乱开枪了。 戴高乐回国之前，无意中又定下一个滑稽剧，大概是为了向罗马尼亚人民汇报此行，戴高乐向再一次被通知会集的罗马尼亚大学生发表了将在法国大学生中引起大笑的简短讲话：“现在，在那儿，刮起一阵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大风，驱散着乌云，震撼着城门……的确，在那儿，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能够协调得更好。”法国的捣乱分子们闻此言如遇大赦。那么，只有任凭将军从他的快帆式喷气式飞机一着陆就发怒了。由于全面罢工的缘故，星期六晚22时30分，戴高乐比预定日程提前一天回国。 “见到你们很高兴，先生们。”寒暄之后，戴高乐转向佩雷菲特：“那些学生们还在胡来？” “还是波涛滚滚，后浪马上会再来。” “他们已经占领了奥戴翁，上面成了集市。” 然后，将军转向蓬皮杜： “我们将重新掌握这些，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像我们以前在困难的时候总能解决一样，我将向法国人民发出号召。” 秘密会议接着在爱丽舍宫进行。蓬皮杜总是那么精神饱满、引人注目。他有信心：舆论将转向，罢工将在谈判后结束。必须耐心等待。戴高乐已经在嘟哝了：“到处乱七八糟。”于是，阿兰·佩雷菲特和乔治·蓬皮杜都提出了辞职。没问题，不只这一位，也不只另一位。戴高乐首先赢了，后面我们将会看到。 一夜醒来，戴高乐有了精神，才有星期天上午的发怒。末尾有三个决定：警察撤离巴黎大学周围，重新占领奥戴翁和法国广播电视公司。这是富歇在感情爆发时果断提出的。戴高乐对他嘟哝着：“你能避免开火吗？内政部长先生，您想想吧，下达开火命令的时机必须清楚。”戴高乐确定了当夜反击巴黎大学的行动。格里莫赶来救援富歇，他向将军解释攻击行动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开火，蓬皮杜在旁添枝加叶地支持格里莫的意见。这样，戴高乐才勉强同意放松巴黎大学，但坚持攻击奥戴翁。然后他们散去。 格里莫和他的助手安德烈·弗里德里克共同准备攻击奥戴翁，另一个警察负责人赶来报告刚从学生中获悉的最新消息：奇袭变得不可能了，学生们已有准备，伤亡将是可能的。格里莫立即通知有关办公室。将近22时，总理办公室主任若贝尔呼叫格里莫，蓬皮杜的一班人与他一样总是反对这个行动。他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说服总统放弃攻击奥戴翁的行动。若贝尔建议巴黎警察局长走捷径，呼叫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富歇对这种作法怒气冲天，但还是呼叫了特里科。特里科叫醒了将军。十几分钟后，特里科呼叫格里莫，说将军确认命令。格里莫只得放下当前的评判，当然不能放在两三天之后。实际上，攻击奥戴翁的命令在此之后并没实行，因为蓬皮杜的路线仍然占上风。“公安委员会”的松维尔也完全倾向取消预定的命令。当格里莫电话告之此事的经过之后，富歇气得透不过气来，因为是他主张攻击奥戴翁的。 关于星期天上午爱丽舍宫会议的结果，新闻部长戈尔斯向记者们做了通告，他以戴高乐的格言方式概述会议的内容，戴高乐的其中一句话后来广为传诵，即“改革可以，乱来不行”。这当然是根据蓬皮杜的意思，中和了戴高乐的意思，“lachienlit”[13]一词才如此继续使用。总统想立即采取行动，总理想等等看。前者希望立即恢复现有制度的尊严，以权威和改革相结合，后者希望争取一下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舆论。但都是希望以庄严的法国代替恐慌的法国。鸿沟在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派之间出现。 戴高乐派内的叛变埃德加·皮萨尼是个留着过分雕饰的胡子的庞然大物。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跟随着将军，在别的青年人还在操心女人和大学毕业文凭的年龄里，他的觉悟就驱使他投入了抵抗运动。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枯燥的部队里默默无闻地服务。1944年8月，在解放巴黎的最初，他取得了起义的巴黎警察局长的位置，那时勒克莱尔[14]的部队离巴黎还很远，抵抗运动的战士们还在任凭德军野兽般暴行的摆布。将军没有忘记他，让他做了第五共和国的农业部长，在政府屈服于农业压力集团之前，皮萨尼在农业部里留下了他的标记。随后在1967年，因为反对社会保险条例，他在工业配置部部长的位置上辞了职。他永远充满热情。后来在曼恩-卢瓦尔省进行再次被选举。 五月事件一开始，他就处在不安之中。年轻人的暴动触动了他的肺腑。他深刻理解像这样全面否定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就意味着现存制度已开始慢慢地让保守势力重新占了优势，也意味着在蓬皮杜的富有者的党控制下的选择正在削弱戴高乐主义的社会意愿。人们注意着他的动向，大部分人仅仅认为他在耍手腕，人们窃窃私语他觊觎阿兰·佩雷菲特的国民教育部部长的位置。还是希拉克，又一次担负微妙的使命，前去见皮萨尼，因为蓬皮杜对此事不安：连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也放弃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提案，而戴高乐多数派里却有人如此狭隘。内部一旦有人叛变就可能威胁到政府，那么，戴高乐就可能在浅滩中更换总理，要不像1962年那样解散政府，只是原位维持政府，没有部长会议，只负责日常事务，然而那是什么样的事务啊！ 21日（星期二）和22日（星期三）举行了议会辩论。实际上，在前一个星期就应该聚集部队，稳定秩序，使被引入歧途的人知返[15]。尤其在戴高乐派内部，哪怕在迷途上有较小的叛变也可能影响全部。于是政府给皮萨尼安排了职位，但他犹豫不决。“我只是在自省，但不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他对放了心的希拉克说。爱丽舍宫相信：皮萨尼应该完全是将军的人。然而当另一个众议员招呼他表态时，他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不祥之兆。 另一位戴高乐分子也正处于苦恼中，他就是勒内·加比唐，曾是一个火热的抵抗运动战士，也曾是戴高乐主义的口似悬河的代言人，现在成了蓬皮杜的异端分子和私敌。这位罗德希尔德银行的前代理人曾骗得一笔遗产并准备在16区廉价出售。他在蓬皮杜派看来是个不讲信义的人，一个该死的家伙，大家暂时宽容他是因为他是将军选中的人。这位前司法部长经法律委托在总统官邸避乱。加比唐丑闻已有三周了。这个假戴高乐派的内阁分子实际上已完蛋，但戴高乐派畏首畏尾，因循守旧，给他庇护，这将给将军带来灾难。5月17日，加比唐和他的朋友，另一位戴高乐主义的社交典范路易·瓦隆一块吃饭，他对瓦隆说： “我打算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将军对此是如何想的？” “我是为将军服务的。假若政府被推翻，将更换不适合的部长，将从总理开始。将军会感谢我的。” 18日，加比唐接受电台采访，他说：“我认为政府是这次动乱的根源，这在法国是众所周知的……我将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这个分裂分子还请求将军接见他，特里科答复他，戴高乐不能马上接见他，并对他说：“我们认为政府危机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加比唐犹豫起来。 20日（星期一），在危机办公室的会议中，大家议论纷纷：“真是无望。”有人递给蓬皮杜一张小条子：“独立共和党主张自由投票。”为了促使自己成功，做暗示直到如此程度：吉斯卡尔和他的4个朋友与加比唐，皮萨尼搞到一起，政府成了少数派。吉斯卡尔·德斯坦自离开已由他的冷静谨慎的作风所支配的经济部以来，就在进行政治活动。在政治游戏中，他同样是出类拔萃的。自1967年那次总统竞选以来，他和他的朋友都遵循着“可以，但是”的辩证法按情况行事，这已成为他们达到目的公式，并以此表示对将军的有条件地支持。独立共和党主席吉斯卡尔·德斯坦历来不那么完全地监视他的队伍，惟有使几个亲信如波尼亚托斯基和奥尔纳诺等盲目地跟着自己，他们也确信他能率领他们走向巅峰。蓬皮杜有些朋友是这个半乡下气半现代主义的中间派小组织中心的成员，如工业配置部部长雷蒙·马塞兰，是政府内部强硬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自危机开始以来就无所顾忌，还有保守的亿万富翁安德烈·贝当古也在独立共和党内。但自由投票将分裂蓬皮杜派：每张票算数，明显地，不信任票完全有可能超出。 都把这天的议会讨论不放在眼中。下午的讨论一开始，蓬皮杜就来到独立共和党小组[16]，他说：“这是一个反对国家的阴谋，问题在于要把事做在当面。”意思是指有人有投敌的企图，但论据没有说出来。带有浓厚南方口音的中间派重要人物罗朗·博斯卡里-蒙塞万见状前来援救，他带有偏见地为独立共和党辩护，波尼亚托斯基加入辩护：“这不过是一场糟糕的小号独奏而已。”蓬皮杜此举打消了一些人的犹豫。独立共和党仍然占据多数派的阵地，但吉斯卡尔分子们接着有了取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打算。然而，戴高乐派中悲怆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加比唐猛烈反对蓬皮杜，他说他之所以要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是“因为对将军的崇拜”。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政府垮台岂不是对戴高乐派的打击！他不明白在检验政治道德的同时会对国家带来震撼。他说，“必须知道向对方的弱点进攻，”尽管事实上对方在这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加比唐还是得出结论：“政府被盲目崇拜的同谋关系搞坏了……我永不宽恕造成在大街上嘲骂将军的部长们。”这一次是社会共和党的领袖沙邦上前拯救蓬皮杜：“我们刚刚生活在人类的历史中不可忽视的几分钟里，我们刚刚听到热爱的信任的呼唤以及为了微不足道的事而永不和解的人类苦难的呼唤。我们都是戴高乐将军的拥护者，我们互相之间不能分裂。推翻政府，只会有助于孤立戴高乐……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应该奋起捍卫政府。”[17]沙邦的演说受到欢迎。加比唐随机应变：“这话讲得很好，我将不投不信任票。我将在投票前辞职。”皮萨尼接着发言，他请求参加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安排的会议。大家都考虑将支持政府。[18] 议会上的攻击蓬皮杜稍稍放下一点心之后，就又要去忍受反对党的开火。他缺乏睡眠，感到疲惫，声音嘶哑，动作也有些神经质。这真来得不是时候。由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全体人员的压力，议会讨论第一次在电视台转播，因此在这两天里，议会讨论成为头条新闻。这将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在危机中的做法。 第一天议会讨论在传统的初步小争论中度过。现代民主进步党的雅克·杜阿梅尔是欧洲式的温和，法共的瓦尔德克·罗歇是无产阶级的爽直，罗贝尔·布热德以保卫第五共和国的名义抱怨“大街上的暴力”和“罢工损害劳动自由”。当社会共和党的雅克·沙邦宣读勒内·加比唐的辞职信时，一阵激动掠过会场。罗朗·勒鲁瓦接着对多数派的发言者们含沙射影地攻击法共表示不满。其实，更值得关心的事是在幕后发生的。议会的走廊是享有议会特权的人无拘无束地闲聊的地方，保卫第五共和国的专栏编辑雷蒙·图尔农在这里到处都有耳目，以便意外地猎取更加放肆的话语。主角们的真实意图往往在远离谨慎讲坛的地方更容易表达出来。这会儿许多人围着孟戴斯，他开玩笑地说：“你们想想，戴高乐如何称呼我，这将是他的菊花[19]时代要做的事。”戴高乐分子们总是在这个有四个圆柱的走廊里传播他们自身的恐惧感：“共产党是专门部署造反的机构，我们有证据。他们在工厂里建立行动委员会，几乎到处都是，不知骗了多少人。”这里突然发生的事是最有趣的。利用这里意外猎取的信息，法国共产党的领导至少可以避免不利于其他派别（多数派）的一切冒险行动，也可以利用这里向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派更清晰地捎些信。这不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是借助于议会上的开诚布公，必要地告之对手，大可不必去追逐公共展览式的冒险。在议会走廊里休息是名不符实的，每当散会时，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留一下看看集中了所有顽强对手的斗争场面。目前，孟戴斯和密特朗都处在行动假设之中，或者说处在更糟的难以想象的局势中；而法共面对左倾主义的学生暴动，宁愿与戴高乐在“大西洋主义”的左翼进行正常的竞争。此时，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正与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的主席亨利·雷伊单独在一起，他说：“我告诉您，请您注意，政府在攻击法国共产党。你们在玩火。颠覆共和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我们这一方。这是诽谤。我们不可能应付托派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20]明哲的瓦尔德克更坚定围着戴高乐的连襟、加来海峡省的议员雅克·旺德鲁说：“我请您劝劝你们的朋友们，不要攻击我们。这是可憎的。我们是你们最好的保卫者。您看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必须停止对我们的攻击。”瓦尔德克兜了一圈继续告诫他的同盟者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你们要使科恩-本迪与左翼的一伙不团结，这一切又不需为那些家伙负什么责任。当然，我会让他们搞不到一块的，我嘛，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恶棍。”[21] 法共议员皮埃尔·朱坎同样上前与蓬皮杜的教育顾问米歇尔·布吕吉埃交谈：“你们不了解你们的人所做的！应该结束一个小头上校的监视行为，他是贴在我们背上的一个小球。先保护你们自己吧，上帝啊！”[22] 第二天的议会开会，头面人物们鱼贯登上主席坛。这时，政府发言人乔治·戈尔斯准备向反对派解释什么，蓬皮杜却要从头到尾地检查一下政府发言人的发言稿，他竟在百万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夺下戈尔斯的话筒。政府提供的这个奇怪场面，是事件中惊人一幕。 蓬皮杜总是在战斗。这会儿他没有辩论和修辞，而是宣布一项重要新闻：他准备与工会会晤，“重要的是政府要收集所有工会组织所提出的全部具体要求。它们的所有要求都将被审查和讨论，如果它们希望得到某些要求的满意答复。但如果它们希望另外的事，例如罢工是政治性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属于工会的权力，哪怕代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 接着发言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的发言像往常一样尖刻而引人注目：“总理先生，您是政府的德苏比斯先生。”因为德苏比斯是个失去军队的将军，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看到司法部长在寻找公正，教育部长在寻找大学，而总理则在寻找他的国家，因此才如此称呼蓬皮杜，他很不客气地说：“总理先生，我对您说，您必须离开了……根据目前的情况，你们制造的你们的合法性，人民承认吗？该不该走，您看着办吧！” 高个儿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继密特朗发言，他为了有一个冷静的明了的结尾，便模仿萧伯纳[23]在《皮格马利翁》中的一个文学式的结束语：花匠总是对他的师傅不满，为什么呢？苛求他的恩师，“总理先生，这就是我苛求您的原因——于是今天，玛丽安娜[24]可能苛求政府——这是正常的，没有关系。” 埃德加·皮萨尼此时以戴高乐派的身份登上讲坛。这是剧情突变的一幕。这位前农业部长声音失了真，演讲结尾，一滴眼泪滴在他的胡须上：“你们已经使局势恶化……你们已经失职……我将投不信任票。”皮萨尼同时宣布辞职。蓬皮杜在他的席位上一动未动地说：“戴高乐派不可能反对戴高乐。”总理从这时起放了心，皮萨尼将是惟一的反叛者，其他所有人都遵守了纪律。18时15分，不信任票获233票，未达到所要求的244票。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被否决。 两个人在议会上进行接力赛，刚刚提供了一场精彩的议会辩论。另两位完全对抗的人则好像地球直径两端的对蹠点[25]，一个是小人物，在危机中狡猾灵活，另一个是伟大人物，却笨手笨脚。那就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和夏尔·戴高乐。 [1]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应该说前者从属于后者的党中央之下更真实些。对这两个组织的关系，共产党和“空投”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明显持有异议。雅克·福韦和阿兰·杜阿梅尔的《法国共产党史》在那个时候是权威作品，假设为前者在后者的默契下自治。一些历史学家们没有深入分析，同样认为法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也是从属关系。还有的认为法国总工会是“秘密的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关于法国总工会与法共的关系，大部分作者为了省麻烦，接受法共训练有素的直接检查。是罗歇·加罗迪在进行这方面的文字检查，例如他向作者提问，甚至不与作者谈这明摆着的事而言它进行试探，加罗迪知道如何判断。1968年5月，他在法共政治局占有席位，并用塞吉和克拉苏茨基的名义来彻底贯彻党的领导者的路线。 [2]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3]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4]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5]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6] 见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7] 让-皮埃尔·于坦与作者的谈话。 [8]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9] 关于孟戴斯行动的详细研究，阿兰·佩莱从五月的原始资料着手获得进展，写出巴黎政治学院1969年的高等教育文凭（DES）论文：《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与1968年5月事件》，并与有关的证人证词比较得到印证。让·拉库蒂尔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从另一方面全面而精彩地记叙了同一历史。 [10]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1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2] 伊夫·盖纳与作者的谈话。 [13] 对学生们的行为，戴高乐用了“lachienlit”一词，该法语词除了“乱来”、“混乱”的意思外，还有“在床上大小便”的意思。戴高乐的这种说法传出来后，在学生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后经蓬皮杜中和才渐平息下来。该词是否有这个意思，恐怕只有戴高乐自己清楚。一般认为有这个意思。——译者 [14] 勒克莱尔（Leclerc，Philippede Haute-clocque），法国将军。法国和盟军把解放巴黎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的部队。——译者 [15]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此书对戴高乐派的背叛者和准备在议会上投不信任票的活动有形象的记述。 [16]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此书对戴高乐派的背叛者和准备在议会上投不信任票的活动有形象的记述。 [17] 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18] 同上。 [19] 菊花在法国一般做祭祀之用，这里喻戴高乐的晚年。——译者 [20] 引自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21] 引自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22] 塞弗丽娜·勒格丽与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谈话。 [23] 萧伯纳（BernardShaw，1856-1950），爱尔兰作家，1876年起移居英国，一生著作丰富，在全世界很有名。法国波旁宫皮格马利翁角挂有萧的画像。——译者 [24]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即法国革命女神。法国各级政府的门楣上一般有她的雕像。——译者 [25] 对蹠点指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例如上海的对蹠点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比喻两人的身份相差太远。——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