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六章 罢工中的法国（5月17—20日） 法国在“革命”的假期中。常规不复存在，时刻表取消，一切约束无效了。由于第三周危机的拉开，全国都在抄近路，到处是罢工，一切规则被粉碎，一切权力被废除；言论自由，打破记录；不再有盖子、界限、领导和时间的概念。这就是法国的五月…… 这过去的十几天将永远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对整个一代人来说，这是全国性好看的瞬间，尤其是一切日常烦恼的突然消逝将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只是恐惧、谈虎色变、醉心于事件，已经相信在这令人可怕的内战里或令人喜悦的革命里不知会被谁夺得政权。但人们已经有了实际经验，不管怎样，不能忘记自己的利益。 够受罢工使法国够受。不再有火车、公共汽车、地铁。大街上到处是油腻的废纸和垃圾。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不可思议的交通阻塞而陷入瘫痪，人简直呆不下去。四分之三的加油站干涸，没有供油的希望。这使法国人发明了一个新花样：用导管在邻车的油箱里偷窃珍贵的液体。汽油在黑市市场卖到平时的一倍半的价。银行限制存户最多只能提取1000法郎。法国银行联合会声称没有货币匮乏的危险。这是假的，因为法国银行、储蓄银行、邮政银行都罢了工。人们囤积基本食物，如面条、大米、白糖等，所有的超级市场被顾客们占领。有1000万罢工者，非法占领单位和随便查封货物成了很平常的事。在里昂，贝利耶工厂的工人突发奇想玩弄文字游戏，把自己的厂名BERLIET改变字母位置变成“LIBERTE’”（自由）。从这以后，所有的企业都呼唤自由了。 狂热很快从工人阶级队伍里扩散出来。在法国作私人访问的侯赛因国王让他的秘书向普拉扎·阿泰纳的罢工者表示声援。笔战也开始了，作家们占领了位于玛莎饭店的作家协会的驻地。青年医生们学习年轻的创造者们也占领了他们的同业协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断，戈达尔[1]，特吕福和某些人一起企图在电影界掀起革命。雪铁龙汽车制造厂的罢工者们突然占领了他们厂在巴黎的驻地，一幅白布从此刻起装饰着驻地大楼的三角楣，上面的标语在对他们的厂长讲话：“贝尔科在流水线[2]上”。在演员工会里，著名演员弗朗索瓦·佩里埃主持全体会议的议程，在演员代表卡特琳·德纳夫监视下投票表决罢工。此时正是著名演员雅克·达克米纳担任演员工会主席和著名电影演员阿兰·德隆积极参加该工会的活动期间，仅有工人力量总工会拒绝罢工命令。在罢工期间，法国总工会真是个好媳妇，仍然保障首都的食品供应。从这以后，吃饱了的巴黎市民总是感激地呼唤着总工会供应委员会的书记马里诺·利维的名字。 外省的五月没有人逃过五月。法国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在法国的革命历史中，巴黎总是成为革命的主要场地，虽然其他地方同样在进行革命。然而在1968年5月，外省的动荡一般与首都相媲美。这在法国是很少有的。 地方和农村同样令人惊奇，那里是真实的法国。巴黎在燃烧，它们注视着，目瞪口呆，上中学的孩子们也被震撼了。法国不知道它的桎梏是多么可怕，到处可看到工人们互相拥抱欢呼，然后相约停止生产；市民们慌乱地囤积食物；商人们和小老板们焦急不安；学校工薪人员的旷工蔓延，虽然示威活动在他们那里还处于开端，一些红旗由豆蔻年华的中学生们从窗户里伸出来，细心地保护着，在一个中学里，3个顽童在一个天窗里护卫着红旗，显得那么认真负责；汽油在黑市交易；车站废弃；通讯中断；非常新闻在一个国家里只能靠少数相通的电话传递，因此谣言漫天飞。 法国人在这一个月里被周围的疯狂感染得发狂。每当巴黎和大城市一响起示威队伍的步伐，就成了大部分市民的风景点，被感动的、消遣的、好奇的、看情况的都有。的确是一大风景。政府被鞭挞，大部分人开心，除了有切身利益需要政府保护的人，大罢工就像这个春天赐予人们的一个大假期。 大部分工薪者默认罢工或工会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们的领导，他们乐于在工厂或办公室里捕捉新闻，或呆在家里，或去散步、钓鱼、泡酒吧间。海滨城市的法国人多半去沙滩休闲，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周围的人则去这两座山旅游。人们玩纸牌、看书、等待，尤其是漫无边际地闲聊。 然而也有许多工薪者仍然准时上岗，如果交通允许，也去观光几分钟。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要向老板显示他们并不关心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红旗，他们留在老板身边，希望给老板留下良好的印象。 中学生的革命中学是这场大动荡的重传染区，大动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传染更甚于在工人和职员中。中学在1968年以前和以后简直是两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公立中学和一般的私立中学的学生都是在跟巴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穿靴子。教育的人性决定了必须废除旧的教育方法。大部分教师来自以前的时代，但同样具有爵士音乐、摇摆舞的素养，50年代的青少年一代对这些方面都很有兴趣，法国中学生们早就在酝酿着革命。 在五月以前，中学里还保留着拿破仑式军营里的某些东西，虽然冲淡了许多，中学仍然显得过时，如排队走，强制性地留短发，课堂上不准抽烟，时不时地统一服装；对高高的古老讲台，有的热忱，有的冷漠，默默地听着免考的课程。另一方面，中学生们也听约翰尼和斯通斯的音乐磁带以及“向同伴敬礼”的节目，同样没完没了地谈论异性——深奥莫测的领域，这一般是最被禁止的，除了星期四能在有可口可乐的家庭舞会上偷会儿闲。 大学生们嘲弄大学当局，与警察对抗，使政府未加报复地让步，这对中学生来说是爆炸性的。中学生们下课后高喊：“老师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到指导神甫那里聚会，寻找与附近中学、大学的联系，并选举年长的和能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行动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中学行动委员会；他们特别能使用时代的词汇与还想恢复训斥的转而极为惊讶的老师们讨论、“对话”，使他们的老师不得不免除那么多的关于共和国知识的说教。他们勇敢地搬走旧讲坛，对有保留态度的老师喝倒彩，强加他们的议事日程。多数中学生跟着时髦，在大革命和国民基本准则之间动摇不定。 中学生的主要口号不是革命的字眼，尽管这是巴黎人的错觉，但它是一个改革。“自觉遵守纪律”是他们的大标语，伴随着幻想的队伍，隐匿着狡猾的观念，以学生的责任性代替了家长式的腔调。这没有什么关系，老师们会讨论解释这个大标语的，因为他们从来没这样做。对所有的教师团体来说，这一周是精神上受到强烈震荡的一周。1968年5月改变了一切，精神状态、行为举止、计划安排、方式方法等等。中学被这些改变弄得混乱不堪，成了教学的乌托邦；中学校长们像他们的教育部长一样悄悄地辞职是通常的事。然而也改变了中学生的某些意识，并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开始现代化。 卢瓦-谢尔省的红旗中学里这种平静的革命，一般发生在外省，那里生活节奏缓慢，总是处于巴黎的冲击波之中。在乔治·沙法尔[3]的著作《五月风暴》中详尽叙述了1968年5月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揭示了拉丁区和旺多姆的纷乱。卢瓦-谢尔省是个平静的老城，那里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节奏都像卢瓦河的流水一样缓慢，卢瓦河水从博斯起就缓慢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南下到宁静的山谷城堡去。 卢瓦-谢尔省是个以小老板和农民十分勤劳而著名的地区，这个农业区慢慢被布卢瓦市和旺多姆市的某些集中工业所改变。在这个敏感地区里，农民和工薪者们也是因为工业化才产生了他们的要求。旺多姆接纳了一个工业区即罗泰城，还接纳了社会党学校的一个谦虚的校长，他后来甚至慢慢成了市长，多亏他的职业意识和到处公认的活跃才保全了他自己。 当5月1日巴黎有20万人游行示威时，在布卢瓦仅有一支50人的游行队伍进行专区的工人动员。而在旺多姆的大街上连游行者的影子也没有，因为旺多姆的工人都出身于本地，还不具备工人阶级的传统。 必须等到5月11日才能在旺多姆看到动荡。像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中学生首先进入运动，他们在贴满流行广告的房间里，通过永远忠实的小半导体收听他们的最佳节目——巴黎巷战之夜。星期六上午，命令可以说是通过科恩-本迪发出的，旺多姆龙沙中学很自然地进入罢课，走上大街，高呼“解放巴黎大学”。专区区长洛吉耶不得不接见学生代表团，这在旺多姆是空前的。 13日，在与巴黎的示威者团结一致的感召下，旺多姆专区的工人罢工，专区区长眼睁睁看着一支由工会会员、中学生、教师组成的队伍朝他走来，递交了改变中央权力的请愿书。这一次，布罗瓦同样动荡起来，惟有专区的第三大城市罗莫斯坦仍然落在运动的后面，虽然那里已例行了投票表决向左走。 5月20日，是旺多姆的工厂被占领的日子。尽管早在三周前就颁发了三四十枚劳动奖章，这里的主要企业之一耶格工厂还是打破了旺多姆工业区中被占领时间的最高纪录。教训是清楚的，证明了那个时代的混乱。旺多姆像全国一样，被“激增的一代”的青年近卫军带入了工业的工薪者的法国，在三周里掌握权力反对传统的精英阶层。旺多姆以它彻底的清醒，使它的暴动成为30年代反对落后的等级运动的直系，比经过了“光荣的30年代”运动洗礼的让·富拉蒂耶所领导的运动更令人注目。 是旺多姆乳品公司（SLV）的工人们首先发出的信号。下午，该公司的罢工者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工会自由”，并占领了农业合作社的大厅。大厅里人头攒动，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负责人向他们演说，接着与会者选举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他们公司里的新代表，有5000名参加者来到他们公司助威，一份请愿书当即被通过，其中要求更换同业人员中与公司领导关系太密切的代表，给予组织工会的自由（在此之前，旺多姆乳品公司还没有独立的工会），减少劳动时间，每月发给工人服务年数的保险费等等。第二天，继耶格工厂罢工之后，旺多姆地区德迪耶特里克工业区的大多数企业进入罢工状态。上午，一支700人的队伍跟在红旗和耶格工厂的铜管乐队后面在工业区游行；下午，有2000人拥向旺多姆街头，使旺多姆人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突然被送回到了1936年的纷乱之中。“从没见过像这样”，千百万人重复着这个日常用语，其中有幻想者有显要者有商人。布卢瓦和罗莫斯坦却是平静的，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统一社会党活动分子的存在，大概能解释旺多姆动乱的原因。 23日，旺多姆的商人们降下了金属帘门，商业联合会解释说：“表示团结一致。”以防止店铺与红色运动对抗。竟说出如此不友好的话，实际上并没任何事发生。而且，专区区长洛吉耶刚从东部的工业区布里埃回到旺多姆。尤其当他去了洛林之后，旺多姆的动荡现在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情。 由于自命不凡的工会中心的疏忽，罢工仓促地转向德迪耶特里克工业区，虽然耶格工厂的罢工还在持续，但旺多姆乳品公司的罢工却因为从属于农业合作社的农民的压力而中断，迫使工薪者妥协。因为邻近旺多姆的所有乡村里，每年都在进行对1914—1918年的牺牲者[4]的点名纪念活动，村民们已习惯于聚集在三色旗下进行这些传统的活动，红旗的突然侵入当然使他们反感。旺多姆的教师罢工，正好适时地让城里孩子们承担抗议者的家务，却使附近的农民不满，他们抗议“城里的懒人”。专区的小型企业、小型手工业者、小型产业者很难被罢工运动所触动，它们的农村观念根深蒂固。乡村的小学教师们召集学生家长会解释大学生运动的意义，然而却启示不通，即使在某些投票倾向于左派的最易接受革命的乡村里也是如此。在旺多姆市同样如此，好像火焰哥特式教堂——特立尼达教堂堂区善良的教民们，即使每周重临教境，仍然不理解鼓足勇气的神甫所宣读的难懂的启示一样，哪怕是巴西累西腓的“红衣主教”来解读，也启示不了他们。如果神甫也从科恩-本迪身旁经过一下，会怎么样？革命在诱惑温和主义的旺多姆。必须停止这种诱惑，以乡村式的法国对抗工薪的法国，明显地，蓬皮杜说的没有错。 30日（星期四），当巴黎已在驱魔的时候，旺多姆市政府仍然被五月的精灵所搅乱。在市议员的会议上，一个法共的活动分子要求表决资助罢工者的家庭生活。议会上的显要人物们对这个干扰十分不满，长时间地谴责社会党的市长助理容许这件事，带着对孟戴斯和密特朗的非法指责，如此伤害一个如此得人心的勇敢的社会党市政官员，而这位市长助理当时并不在场。卢瓦-谢尔省的显要人物们动员起来反对捣乱分子们，他们在30日的议会上演说咄咄逼人。在六月整整一个月里，旺多姆的显要人物们仍然在激烈地胡言乱语，大肆攻击学生与工人，这与他们对五月的恐惧是相称的。热拉尔·伊冯在旺多姆是个令人放心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却被农民协会会员、政治上的中间派保尔·科尔米耶一下子打败，被控有颠覆政府的同谋罪。秩序已经稳定，罪魁祸首们却付出了代价，但中学生们、工会会员们、工人们、教师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旺多姆与全法国一样。 格里莫的苦恼格里莫对他的警力薄弱一直不安[5]。说到底，他的警力不足，而且过度疲惫。偌大一个巴黎警察局总共才2000名警察，巴黎的大示威已使他调动了全部的警察。在首都和外省同时发生骚乱的情况下，他的人员显得太捉襟见肘了。尽管他的警察是最优秀的最有经验的也是最冷静的，对农民示威的镇压就是学习了他们的冷静。共和国保安队属于第二治安力量，显得粗暴一些，但很守纪律。巴黎的警察中，传统性地雇用了一些负责道路治安的人员，这些人在骚乱的情况下一钱不值，他们在漂浮中执行任务，胆小怕事，一赶上非理性的暴力调动使用一下，当示威群众被驱散之后，他们也随着不见了。 警察工会不断地使巴黎警察局长不安。当总理在电视里对警察有明显的责难之后，基层警察便一下处于两头受气的窘境之中。不是吗？前一天，学生们还在巴黎警察的橡皮棍的追逐之下，今天，总理就对他们让步，蓬皮杜在电视里以国家的名义证明学生无罪。巴黎警察越是不停地执行任务，越是得到低的评价，这一次，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任务，却成了所有人的谴责目标，包括周围亲密的人。巴黎的低租金住宅区是共和国保安队队员的妻子们通常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庭总是处在被排斥的困境下，他们的潘朵拉[6]遭到的殴打比他们所接受的安置多得多，群众必须使他们有一点认识。由于这些习以为常的麻烦事，警察工会把这些怨气转为物质要求。迦太基[7]曾差点养活不了它的国外雇佣兵，第五共和国也不乐意改善它的御用军的日常生活。当格里莫向将军抱怨时，将军曾板着脸说：“给他们烧酒吧。”而蓬皮杜总是不理宪兵们的要求的。由于不懈地要求，格里莫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好处，警察的工资、退休、工作条件都有了较好的改善。当时，全社会都在请愿，为什么要忽视保卫共和国的根基的要求呢？为了巴黎的安定，的确值得按照一定的指数向他们表示一下。 巴黎警察局长同样对享有盛名的国家公仆们的松懈感到吃惊[8]，这与一些部长不忠实于他们的职守有很大关系，某些部长明显地被神经质的消沉所苦，一位已濒临“不知害臊的边缘”的部长曾对他吐露真情：“万一发生流血，将多么可怕。”一些高级警官成天守在电话机旁，以期获得警察因为罢工群众的压力撤出所占据的机构的消息。鉴于这种各行其是的状态，格里莫决定在警察局实行令人生畏的淘汰制度，他要求在各级警察局里安排专职官员审核开除不称职的人员，但此类苛求的做法多遭到粗暴的奚落。格里莫高度操心警察局内部的整顿，以至他没有注意到某些部已开始向野营中心转移，这是高度警惕并保护战略要塞的命令及其最起码的准备在开始运行，这是借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制定的紧急计划而采取的行动。真够人累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计划带有古希腊神话的色彩，在现代完全是苍白无力的。这些计划并没把全面罢工所造成的状况考虑在内。格里莫虽然有些晕头转向，但他还是看出这些计划是建立在电力和通讯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两个辅助因素，一切计划将是一纸空文。明显地，法国总工会掌握了这两个辅助因素的权力。 萨特到巴黎大学，科恩-本迪自知之明这个星期一晚上，巴黎大学像节日一样热闹。让-保尔·萨特光临巴黎大学中心梯形教室，教室里人满为患。人们等待的哲学家穿着有些窄小的灰色西服，像古罗马哲学家莱克格一样有幽默感： “据说你们正在充分地上一些特别的课程。这正是我的想法。那么，我等着你们的问题。”[9] 讨论开始，学生们充满激情，极有兴趣，一只手举起来： “我提的是另外的问题，您曾说过‘魔鬼’，您指的是什么？” “谈这个问题会耽搁我们的很多时间。” “根据您的观点，建立工人学院可能吗？” “学校应该向全体劳动者开放。必须使青年工人和青年学徒都能进入这些工人学院，大学城应该变成青年城。” “无产阶级的导师必要吗？” “我不能确切地答复这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去时代的自由权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也关系到资产阶级的子弟以革命精神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 萨特时而理智时而激昂，他赢得了听众，他们从没听过这位抽烟斗的文学大师的嘶哑的声音，现在竟如此抚慰着这些有教养的听众——青少年一代，他们从他的作品《恶心》里和德国评论家格茨·冯则利欣根的评介中就崇拜他。奇怪的是，当天，萨特又以《观察家新闻》周刊记者的身份访问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这个周刊是知识分子的义务论坛，旨在左派主张和官方左派之间谋求团结[10]。“疯人派”的领袖这次表现得相当务实和清醒，果断地远离这位老哲学家的演讲内容，他说：“对我来说，不涉及做形而上学的空想和寻求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更喜欢靠近社会的永恒改变，以革命行动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挑战。我认为一下子根本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将是不可能的，相反会集中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浩大的工人运动和猛烈的学生运动。现在，这些条件还没有汇集起来。这中间可能有人希望政府垮台，但没有必要希望资本主义爆炸。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触动资本主义，相反地，必须开始全面的抗议斗争。”这位五月第一周的煽风点火者，由此向狂热的气氛泼了一桶冷水。革命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只是更有力地发动前述的革命，自五月运动的发起者们探讨运动本身以来，他们的分析一直没得到充分的提高。革命的意义一般由最具象征性的最权威的声音表达出来，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们都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在以无尽的浮华的革命词藻进行发泄。但形势不是革命的，学生运动将不夺权，即使有全面罢工的帮助。他们不夺权，不用暴力，不凭借技术能力，也没有知识分子的野心，他们甚至不考虑这个问题。五月运动只是另外一回事的造反，即反对父辈的暴动，而不是杀害父辈。五月运动将不是政变，更不是攻占冬宫，甚至不打算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举行晚会。学生们和工人们希望的是另外的事情，他们不希望死亡，只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内战的构想不是五月运动的答案。革命者们梦想革命，但又不希望进行真正的革命。 居留权被剥夺当人们正在惊奇地评论着《观察家新闻》周刊的访谈录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已经坐在由《巴黎竞赛报》租用的一辆老式小汽车里穿过福巴克附近的法国边境。“3月22日运动”的领袖已经疲劳了，数周的会议、示威、暴动迫使他处于魔鬼的状态[11]。全面罢工扩大了危机的领域，登上舞台的工人阶级使学生运动失去了原动力的作用，巴黎大学的占领为不满现状者们定了影。从此闻名全法国的红发小伙子的演讲天才和战术才能再也找不到施展的机会了。在此之前，科恩-本迪去了圣纳泽尔给工人们演讲，有1000多工人到场，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但他不得不取消了访问被占领工厂之行，失去了一次接触工会的机会。工人和学生的联合依然是完全停留在词藻上，这使农泰尔的学生领袖处于技术性的失业状态。这时，他的德国同志们邀请这位巴黎暴动的象征给他们带去美好的革命报告。这位学生领袖愉快地接受邀请，离开了法国风暴的中心。 但他身无分文，他于是向《巴黎竞赛报》的摄影师提出陪伴他拍照，以负担他此次旅行为条件[12]。交易做成，在记者的镜头下，“红色达尼”重返他的第一祖国。科恩-本迪才离开那辆《巴黎竞赛报》租用的老爷车。以后，这位青年领袖在凯泽的火车厢里就用革命与他的祖国连在了一起。 想不到这次微不足道的旅行却成了五月运动的另一动力。法国政府自以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认为应该适时剥夺这个红发家伙在法国的居留权。这将重新燃起学生暴动的烈火，而且给这个捣乱分子再一次领头嘲弄法国制度提供了机会。 [1] 法国左派电影摄影师。——译者 [2] 法语“流水线”一词（La Chaine）的本意有“枷锁”的意思。——译者 [3]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见本书后“资料提要”。——译者 [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保卫法国的牺牲者。——译者 [5]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6] 潘朵拉，希腊神话中人类第一个女人。这里比喻保安队员的妻子们。——译者 [7] 迦太基，北非突尼斯的历史名城。公元前264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同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迦太基战败。迦太基的军事将才汉尼拔长期在国外作战，非常艰苦，不断消耗，最后战败。——译者 [8]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9]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详细叙述了萨特的演讲。 [10] 《观察家新闻》周刊在危机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好几次采访五月的领袖们以及所在地区的左派，成为运动意识形态争论的共鸣箱。让·达尼埃尔利用该周刊交汇左派知识分子、政界和学生的战略位置，经常组织这个或那个有影响人士的报告会。 [11] 与作者的谈话。 [12] 在不满现状者里，这是通常的做法，一贫如洗，但能很正常地利用“资产阶级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