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八章 最严酷的夜（5月24日） 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温厚而引人注目地来到上万青年中间以图缓和，他们都是按照里昂车站的大时钟准时来到里昂站的。这些青年人不仅仅是大学生。随着工薪阶层的罢工，不满现状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学生不再是孤立的。蓬皮杜所忧虑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工业化的严重后果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了。在60年代，银行和邮电局愿意大量雇佣可预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数的农村青年经各种介绍所和中心选择进入工厂和办公室，他们通常毕业于中学，接近大学生的身份，他们被昔日同窗们的成功所刺激，他们走出他们的企业欣赏昔日同窗们的造反风采。这个星期五，学生与工薪阶层的团结不再是一个神话，知识青年和劳动者们将肩并肩地与警察战斗。[1] 人们穿着蓝球鞋，手捏防毒纱巾，携着摩托头盔，口袋里装满了螺钉，战栗地、再一次如此大批地重临战斗的气氛中。“3月22日运动”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一直保持着临战的队伍，首先从巴黎的东大门出发，去与想象中的在城廓下拥挤着踏步的工人阶级汇合。然而，那里并没有多少工人，只有下午总工会的两次示威活动之后剩下的数百工人。工人们都集中到里昂车站去了，那里经警察局批准可以集会，但不准游行。学生参谋部已经分裂，其中的朱利、热斯马尔、勒当泰克后来出现在无产阶级左派之中，他们是与政府对抗的拥护者。工会中心主义的信念使他们确信总工会的零散工人将是革命的使者。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无产者有可能大批地脱离太谨慎的总工会重返革命的战场。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领袖韦贝尔、克里文、邦萨伊认为有必要耐心地预先建立一支“先锋队”，否则大批群众在镇压面前，要么走向冒险主义，要么乱七八糟地逃跑。这是一种审慎，但从中已嗅到了火药味。 灾难性的高谈阔论议员们陆续到达国民议会大厦，有的鼓着掌；他们来后散布在前庭的楼梯上、过道上和狄德罗大道上，他们围着、谈论着、吵嚷着或享受片刻。议员们等待着。到20时，当夜幕笼罩着前厅的大时钟时，他们都聚集在小房间里围着半导体收音机。戴高乐在讲话，声音还是那么有力，节奏还是那么威严。然而有些方面没顾及到，他那古典式的修辞顿时显得过时了，有意使用的古老词汇也不再显得古色古香，他的魅力不再。在电视里，总统显得疲倦、虚弱。 将军说：大家在目前的事件里看到“我们的社会转变的必要性”最终“直接关系到更广泛地职工参与管理的每个步骤和活动成果”。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保证“国家的基本存在”，但随后“有一个改革”。“鉴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特殊形势，根据政府的建议，我决定提出全民投票的法案。通过它我请求给予国家，首先给予国家的元首以改革的委托”。 冷静地复读将军的讲话，并没什么不好，为了法国社会的充分改革，语言是稳妥的，观点是有力的，20年以后，国家刚刚实施地方化方面的计划，企业也刚刚在吸收职工参与管理方面起步。“这是最好的讲话”，劳工部长让-马赛尔·让纳内今天评价说，虽然他把这个反论推进得有点远[2]。但在瘫痪的法国，在准备战斗的学生面前，总统的新讲话最好是对一项遥远计划的许诺，而不是对全体人民的现实忧虑的具体答复。巴黎人民等待恢复秩序，工会希望立即得到社会特权，学生只管在暴动的梦幻里迅跑，保守派由于惊惶太萎靡不振，改革的拥护者又太抽象和谨慎，戴高乐的讲话并不有关这些眼下的直感现象，他那毁灭性的惯用语和历史想象力蕴藏着多么十足的轻巧。当晚，这位演说家对福卡尔[3]说：“我已站在勋章旁了。”[4] 老元首讲话的倒数第二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人们在里昂车站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到的：“假若你们回答不，我将不再担任我的职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总统刚刚讲完这句话，马上就被呼啸的风暴所淹没。随后，成千上万的学生没有商量，不约而同地掏出防毒手帕，在炎热的夜里行动起来，三个音节一组有节奏地高喊：“永别了，戴高乐！永别了，戴高乐！”于是，1968年5月最长的一个夜开始。 冲突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请求警察局让开一条通向巴士底的通道，遭到拒绝。警察大批地集中在里昂街上，他们利用多梅尼大道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悬挂通讯设备联络。罗网是严密的。于是示威者们开始挖掘广场上的铺路石。巴黎大学的“歹徒们”带来电动锯锯倒一些道旁的树木。都是白费劲，因为格里莫准备好了消防车和推土机。里昂车站将不是盖-吕萨克大街第二。经过第一周骚乱洗礼的示威者们，在装备和干部配备方面都吸取了教训，两个派出所仍然遭到了他们的攻击。警察局决定狠狠地回击示威者，他们以榴弹投掷手低伸投掷催泪弹为掩护，迅速准备攻击。顿时，榴弹盲目爆炸，碎片横飞，受伤者嗥叫着倒下。共和国保安队的队员们承受着扔过来的石头，并挨着示威者短粗木棍的敲打，其他什么也没做。到23时，刚刚构筑好的街垒被占领，警察控制着里昂车站的所有范围。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以坚决的现实态度迫使正在进攻一个武器商店的“不受控制的组织”撤离[5]。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与死亡做伴的。 那么，必须去其他较少实行警察分区控制的地方继续行动。于是示威者分成小组在巴黎的许多地方突然出现，笨拙的保安队队员随后到处追逐着。格里莫本来不希望有示威活动，现在却出现了上十起，那么狂热、好斗，无法控制。5月10日的教训使格里莫再不敢忽视下面一件事：警察局和邮电局必须重新发射频率与广播电台的记者们联系，使他们不再有过火评论，激起更大的骚乱，因为街头电话亭都已被骚乱者掀翻。 火烧证券交易所一支小队伍溜进大道，头上蒙着防毒纱巾，手里拿着短粗木棍和垃圾桶盖子。热斯马尔赶上高喊：“去交易所；去交易所！”[6]他们来到两天前就选定的目标前——耻辱制度的威严神殿。这里没有警察的黑色头盔出现，首都的看门狗们忘记了保护它的象征，当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这支小队伍就很果敢地撞破铁栅栏，侵入这座布龙里亚宫，毁坏椅子，倒空抽屉，人群挤满各个办公室，还有人弄来一点汽油点燃，火焰上蹿好几米高，但并没烧起来，只是象征性的罢了。这些纵火者并不知道他们将被记录下来。警察局设置障碍，允许示威者沿塞纳河右岸通行，禁止从左岸通过，这完全是有意识的，绝不是战术的错误。蓬皮杜直接指挥着警察局的行动，格里莫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蓬皮杜需要唤醒恐慌的党，同时让富人区承受混乱，学生帮了他的忙。在蓬皮杜去世后发表的回忆录里，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命令堵住所有的桥，阻止他们向拉丁区进军，我希望他们向西分散，因为他们在那里会分成不起什么作用的小突击队，行动后自会消散，同时还因为他们会使16区的资产者感到恐慌。起初，就是这样进行的，后来在交易所发生了一场小火灾。”[7]计谋改变了战场。 当共和国保安队宪兵连赶到巴黎证券交易所时，示威者们边战斗边撤退。他们撤退到歌剧院，在这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又下达了撤退到拉丁区的命令。他们取道和平街，穿过旺多姆广场。这时司法部的一扇窗子后面有一个影子在俯视着他们，他就是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他索性拉开窗帘观察这支队伍，一位如此沉默而又木然的目击者。司法部没有守卫，他的办公室主任再三恳求他离开，这位部长终于同意从一个小后门溜走。示威者们为了去协和广场，行走和奔跑了3个小时才到达里沃利街。这时，某人高喊：“去爱丽舍总统府！”热斯马尔希企有这样的时刻[8]。革命前夜的气氛竟如此可能使荒唐的念头一下变成实际行动。然而他们的对手却换了级别，是手持武器随时准备战斗的精锐宪兵，死亡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向前冲，被屠杀是肯定的。在深渊的边缘，禁条还是发挥作用的，示威队伍没有向前。守卫总统府的宪兵虽然已经疲劳，但一旦示威者进攻，再累也将开枪。格里莫惊恐万状，为免激化，他决定允许动乱者们经过左岸。必须开放新桥并封锁通往西部的街道。右岸的示威者们蜂拥而入博沃广场，这下可启动了真正的电话中枢，各部、议员们、各类显要人物们纷纷用电话呼叫部队，准备开枪，不惜一切办法终止这一切。内政部长富歇坚定不移地回答：“付出流血的胜利将是一种失败。”富歇和热斯马尔有同样的思考。明显地，法国在那天晚上发生了极大的恐慌，但并没准备进行内战。 保尔-玛丽·德拉戈尔塞仍然在博沃广场接待不安的记者们[9]，他们前来告诉她在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下到处发生恐慌的情况。这位戴高乐派的记者马上感到：舆论倾覆。 动乱的顶点从交易所脱险的示威者们来到拉丁区寻找战场。奇特的街垒已匆忙筑成，上面布满了树枝洞和街道指示牌。在学校街，不合规则的街垒堆到3米高。经受过锻炼的示威者们对突击和瞬间撤离都内行了，也能准确地投掷石块和熟练地用铁棍伤人；警察们自从盖-吕萨克街的战斗以来也变得聪明了，他们不再留在街垒附近，他们的战术将是首先大量投掷榴弹，下一场煤气雨，然后密集地从容地有条不紊地冲锋。有一次，街垒的守卫者们突然四散，原来是一些清洁车毫不容情地向前推进，卷走了一切反击的可能。为了回击这种罗马支队的战术，学生们在街垒前面大面积地燃烧，使进攻者不得不蒙着眼睛，守卫者如此自卫。此时，第五区的街道与电影《这不过是几句空话》中的亚特兰大的街道差不多，狂热的组织到处砸碎玻璃橱窗，抢劫商店，焚烧汽车。五月的暴力达到了顶点。不止如此，他们还险些酿成大祸：在邦戴翁广场，怒吼的人群包围了第五区警察分局。警察分局请求增援，但增援没有到达[10]。突然，分局的建筑物起火，威胁着陷入陷阱中的警察们。格里莫有过此类经验，但一时缺乏力量解救他们，必须授权他们开枪以便脱身。否则，他们将被活活烧死在里面。这位巴黎警察局长一下坠入了地狱，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他一直退到尽头的尽头。这时，突然有30名警察从克洛维斯街赶到了，队伍密集但没有装备。包围者这才停止战斗。格里莫松了口气。 巴黎大学没有邀请密特朗，但孟戴斯在那儿受到了欢迎，他说：“就做证而言，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看到过拉丁区的许多街垒路障，但从没过过如此野蛮的。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战斗也太不规则[11]。”他并不知道一切，恐怕还不止这个程度。在警察逐步夺回拉丁区的过程中，俘虏了许多人，塞进囚车，大批地运往博戎医院。在那里打开车门，把人拖出来，推到外面，等着他们的是两排拿着橡皮棍的警察人墙，非常恶劣地检查他们的身份证[12]。 第二天上午，人们抬着两名死者，一个叫菲力普·马特里翁的青年，据官方的公告，死于拉丁区的白刃战，另一个据说是死于榴弹爆炸中。在里昂，因为警察自己开动的卡车加速器卡住了警察分局局长勒内，被撞在拉法耶特桥的栏杆上死去。在拉丁区，锯掉的树木，捅破的橱窗，烧毁的汽车框架成了战场的景观。这一次，舆论转变为谴责学生。在5月3日到13日的第一周骚乱中，学生们尚有一些富有魅力的令人感到新鲜的东西，现在却变得可恨起来。法国因罢工而瘫痪，大大小小的富人们开始担心他们的财产了。在他们的眼里，骚乱变成了不可容忍的侵犯和走向内战的可怕路标。被破坏的停车场，私人房产业主的部分不可能得到任何赔偿，这深深地触到了法国的敏感点。法国因此产生恐慌。在5月24日，捣乱分子们精灵到如此程度，在民众中失去了支持。法国共产党加倍谴责他们，这一次得到了“左派民众”的认同，和平占领工厂的工人们也开始怀疑这种不得人心的暴力。刚刚恢复镇静的右派们又开始不安，因为凌晨3时，内政部长富歇发表了无线电讲话：“这种来自巴黎社会底层的盗贼是真正的狂人，匿藏在学生后面利用他们的昏乱疯狂闹事，造成极大的损害，我请求巴黎市民们唾弃这种破坏学生名声的盗贼。”学生们不止一次地颠倒其中的词：“盗贼，就是我们。”但是这一次不再被市民接受，富歇正说在点子上。对这次的巴黎公社来说，5月24日是退潮的末日。那么，蓬皮杜的计划就有了开始实施的必要。 [1] 除了健在者和当时的报纸提供的证据，贝纳克、当塞特、阿蒙、罗特曼、巴克曼和里乌的著作里对5月24日都有叙述。 [2] 与作者的谈话。 [3] 福卡尔（JaquesFoccart），将军、戴高乐的亲信，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部秘书长。——译者 [4] 雅克·福卡尔与作者的谈话。 [5]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6] 同上。 [7]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8]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9] 与作者的谈话。 [10]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11]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12]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