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三编 政治危机（5月25—30日） 第十九章 格勒内尔（5月25—26日） 戴高乐败北戴高乐知道自己失败了，蓬皮杜认为自己可能成功。宣布举行公民投票是糟糕之举，徒劳无益。将军自电视讲话之后就感觉到这一点。“这不是法国人所期待的”。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1]。第二天，将军宴请约翰·肯尼迪的内兄弟，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凄凉地说：“大使先生，未来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上帝。一切预示可能继续存在动荡，甚至会再一次严重。”[2]他们喝完咖啡之后，将军忠实的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继大使而来。他是最干脆地反对公民投票的部长之一，这位青年体育部部长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决定，无异于解体。 将军：“您认为我的讲话怎么样？” 米索夫：“我的将军，这是失败之举，这不像以前的戴高乐。” 将军：“再给我说一遍，昨天您为什么反对公民投票？” 米索夫向戴高乐作了解释。 将军：“总之，我离开是有道理的。” 米索夫：“我的将军，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您应该马上穿上晚礼服，在这个办公室里把权力交给密特朗或孟戴斯。” 将军：“我不走。”[3] 如果读者相信这位部长对笔者的证言，继而便是戴高乐勇敢地投入上述有力的结论所决定面临的战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上述两幕成为随后四天正剧的预言，即自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国家历史中最富戏剧色彩的几天。在政府的束手无策和它的软弱特性中间，戴高乐感到自己受到束缚，甚至感到完了，即使挣扎。本来，国家在革新，法郎稳定，制度稳固，经济充分发展，法国在国际上重新赢得了独立自主，这都是他个人的业绩，也是他留在历史里的原因。现在一切都在他眼前失败，仅仅在几天内。悲伤几乎吞没了这个伟大的人，如同他以往的生涯，他有了离去的欲念和死亡的诱惑。 许多旁观者和历史学家较少看到将军的这一面，五月的后几天如同将军统治的寒冬，然而一些知情人，如米索夫就在其中，不相信将军的消沉。他们说，遭受的挫折只会使将军更强烈地战斗。然而将军却处于烦躁、悔恨和疲惫之中。他精疲力竭之余，如同吸毒者状态，但他仍然在寻找出路。公民投票的大门在他的面前咯咯作响，他似乎要从中找到另一条出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进行，甚至装出退却，欺骗所有的亲信，弄糊涂所有的朋友，他还是没有放弃。这就是他在五月最后四天的非常谜底。戴高乐终结了吗？或者正在导演什么，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讲话之后，采取非常的战斗策略是元首的特权吗？星期六上午，一个悲剧在悲惨世界里开始：英雄默默地与自己搏斗。 格勒内尔的角色们蓬皮杜没有将军的这些痛苦。他虽然同样疲惫、阴沉、愤懑，只是因为他所布置的工作实际上已不再奏效的原因，他装满阿司匹林药片，装出乐观的样子，但他在政府辩论的黑暗时刻看到了有一线希望通向另一个终点。暴乱的夜是狂暴的丑恶的令人反感的，但这一夜有巨大的功绩，就是使舆论厌烦了。恐慌有时如同一个好的顾问，证明骚乱是广泛的，为总理集中了恐慌的论据。社会谈判的大门终于打开，如果需要，总理将在整个周末与工会对话，并将取得成功。共产党希望恢复平静，他们的行为已表明了这一点，必须与他充分地统一意见，剩下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当戴高乐与萨金特·施赖弗进行悲凉的对话时，蓬皮杜正与一班部长朋友们聚餐。这有点放肆。 社会性的空泛大讨论在是日15时在劳工部开始，即格勒内尔街127号，前沙特莱旅馆。大厅里扩音设备不好，会议桌又窄又长，坐在同一边几乎互相看不见。这还不算，装修也很寒酸，但房间是宽大的。蓬皮杜面色苍白但显得轻松，塞吉则是一副乐观而果敢的样子，谈判将在这两个中心人物之间进行。前者希望有一个协议以带来秩序，使经济复苏，但又不想显得那么太失面子；后者同样希望有一个协议以带来秩序，但想以复工和保留对形势的控制来争取政府最大限度的让步。他们仅仅相信用数字来确定这些，这对面临深渊边缘的法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让-马赛尔·让纳内早已开始进行接触，为谈判作准备，他在场是因为他是有头衔的劳工部长，但现场主要是社会事务参议巴拉迪尔和国务秘书希拉克在做准备，他们俩是蓬皮杜权力的代表。格勒内尔谈判是蓬皮杜的事务，他操纵着整个谈判，他安排发言、提要、概括、依次深入到谈判内容的各个细节，且不参阅任何记录，然后从无失误地回到最重要的赌注上。工会干部们都承认他的高超。他无可挑剔直到最后一分钟，三夜未眠。 谈判间，蓬皮杜只是请示了戴高乐一件事：“我能避免德勃雷的命运[4]吗？”这刺伤了前总理现财政部长德勃雷，他愤然脱离谈判。这个信号对参与谈判的工会干部们来说是醒目的，他们准备去规劝德勃雷。但德勃雷还是准备在谈判稍有起色之后再递交辞呈。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只是请求他不要把此事公开。 老总工会队员伯努瓦·弗拉商和总工会副主席克拉苏茨基在塞吉的身边如同钢铁警卫，老伯努瓦跟在后面仿佛回到了30岁，他在1936年曾出现在马蒂尼翁府协议的谈判桌上，他有口才，还是个老好人，在他40年的工人经历中充满到处吸取的趣闻轶事，喜欢调侃，当他在谈判厅里看到雇主评议会的男爵珀蒂耶时，快活地打招呼：“我认识您的父亲，他在马蒂尼翁府呆过，一个论战者。”克拉苏茨基在老伯努瓦的身旁微笑着，并假装天真地慢慢选词用词，带着极细微的差别。法国雇主协会在面带愁容的主席保尔·于弗兰的带领下将跟着政府走，但欧仁·德尚的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不卖账地“质的”插手一切辩论，这将使最可能的谈判事宜复杂化。当法国总工会首先着重工资水平问题的谈判时，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则希望谈判涉及权力并总是涉及它的代表在企业的特权问题。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总相信政府会变更，因此它与学生结合在一起，并对孟戴斯抱有假设。使谈判破裂对它有客观利益，这样可以促使蓬皮杜政府垮台，自然而然地使孟戴斯走出社会僵局而上台，但它也顾忌是不是不再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塞吉和蓬皮杜当然识破了该工会的伎俩。鉴于共同的需要，他们将单独商定。总之，他们有好运获得成功，但路将是漫长的。 从根本上说，工会组织并不缺乏论据：有3000万法国人每月只有600法郎以下的工资，1967年他们仅提高了3%的购买力，而经济发展超过了5%，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工会组织在企业里总是立不住脚；在许多中小企业里，罢工是被禁止的，参加集体请愿者被驱逐。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远远落后于社会的普遍进步。数十万工薪者生活在悲惨的边缘，被迫拖着精疲力竭的劳动步伐，驯服于吹毛求疵的基层管理人员，没有前景，近乎没有权力。对于这一切，在格勒内尔的谈判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幸运。因此，工会会员们甚至未来得及走上这场权力游戏的前台。但他们知道在谈判桌上应该体现百万罢工者的愿望，也认清自己正在经历他们的历史上决定性的一页。 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傻事！”谈判从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开始。塞吉已经公开要求每小时3法郎，将提高35%，然后在幕后与希拉克艰难地协商妥协到2.7法郎。为了有点收获，这位总工会主席重申他的要求，删除按区域性削减的一条（最低保证工资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并删除农业最低保证工资（SMAG）一条（农业最低保证工资低于各业界最低保证工资，删除后与普通最低保证工资排齐）。全国雇主协会主席保尔·于弗兰马上答复：“我们同意。”塞吉简直不相信，一下惊呆了。事实上，资方已被工人占领工厂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吓破了胆，他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恢复正常，复兴自己的权力，然后将在通货膨胀里再捞回大部分的经济损失，受气的将是政府。蓬皮杜倾向于劳工部长让纳内的看法：各业最低保证工资是“傻事！”[5] 在工资问题上的讨论继续着。大家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类工会的抱怨。然后大家吃夜宵。关于普遍工资水平增长的争论是激烈的，于弗兰想放松到5%，塞吉则希望增加13%，形成僵局。由于讨论不下去，塞吉做了一个手势说：“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将拟一个谈判要点的清单，然后再返回到难题上来。”会议因此得以继续。大家到凌晨3时45分才散去。 谈判在星期天晚上重新开始。此时，蓬皮杜同意对国有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里的工薪者的要求单列出来进行谈判。他同样逐个地征询各个工会的意见，当问到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时，该工会代表脱口而出要求企业工会分会的地位能够确认。蓬皮杜的调查委员会整个下午在黑板上统计各个工会的要求。工会从此以后在企业里将有一个合法的场所，它可以发布公告，征集会费，收发传单。工会存在的合法化使资方充满了恐惧，资方认为会被工会的不断宣传打开缺口。这有点像动真格的，甚至是有目的的。 蓬皮杜和莫斯科蓬皮杜随后去总工会会见塞吉、弗拉商和贝尔特洛，特许工会代表在企业里与官方代表在人数相等的形式下出现，因为那时工会在企业里尚处于被排斥的状态，在国有企业里，占重要地位的只有派出所和企业董事会。工会能出现在现实的中心，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尤其关于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机构问题，在塞吉的回忆录里大体是这样记叙他与蓬皮杜争论此事的：“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方针在国内外存在许多反对者，包括你们中间有的，希望像盟国反对我们[6]一样。这就是一些主张向东方开放[7]的顽固反对者们……他们希望利用事件恢复第四共和国的大西洋主义政策。这是目前形势的基本点，我确信你们不会对这一点无动于衷……对我这一方来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宁愿做一个共产党政府的普通官员，而不愿做一个受控于美国的法国总理。”[8]人们没察觉到塞吉夸大了蓬皮杜的反美主义，使他上升到更喜欢共产党人的大西洋主义[9]的高度。不管怎么说，塞吉的这个谈话是形势的必然趋势。在戴高乐和蓬皮杜为一方与密特朗和孟戴斯为另一方之间，共产党人不能犹豫。根据塞吉的讲话，总工会会员们当时就行动起来，疾呼他们的意愿——在最正规的工会领域内，维护总工会主席的讲话。然而这项使命已成过去。在谈判期间，法国总工会将提出更好的意愿。17时，谈判重新开始，塞吉宣读概括了总工会要求的一个声明：废止社会保险条例，付给罢工日工资，对工薪者实行底薪制[10]。蓬皮杜打断他：“这是预先安排的程序吗？——不要讨论这件事。”[11] 竭尽全力大量的协议条款还是满足不了所有工会的要求。法国总工会在谈判中承担了大部分的事务。总理关于社会保险条例的改革方案开始讨论，根据政府专家的预测，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了，即实行工薪阶层底薪制将启开通货膨胀的大门。蓬皮杜不能完全松口，他的权力有限。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代表仍然在使谈判复杂化，它的负责人德尚和德特拉在社会状况、资本主义改良和人民意愿方面进行长篇大论，这使总工会主席塞吉也施展起激化矛盾的才能：“多么可笑，多么可笑，真是多么可笑！”20时15分，代表自行吃晚饭，塞吉在没有安排的情况下对记者说：“谈判实际上已结束了，意见很分歧。”弗拉商则去睡觉，他是悲观的，第二天他便承担了去比扬古向工人们阐述协议书草案的任务。工人们听了阐述之后，纷纷打电话给雷诺工厂的总工会书记埃梅·阿尔贝尔：“这没有进步，还是必须使所有的小伙子继续革命，施加压力。”[12] 到这个时候，总工会不再太相信直接谈判了。他们认为必须再放任一两天的罢工。 午夜，塞吉出去活动一下腿脚，碰上一个记者，他扔下一句话：“星期二之前，不存在协议。”[13] 让步凌晨2时，有人前来通知谈判中的法国总工会代表团：全国学生联合会，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及其他许多组织将于星期一晚上在沙莱蒂体育场举行大型集会，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将出席。这个消息来自法共驻地的电话，其他工会由总工会转告得知[14]。就是这个消息使塞吉和他的谈判对手改变了一切。 这个消息是决定性的。这个行动可能使法共进入自运动开始以来最担忧的轨道：由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串通，学生——工人联合起来了，将使孟戴斯进入政府候选人资格的最高位置。谈判的失败和随后的罢工将使这种权力的要求变得刻不容缓起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宣言里概括说：惟有这种新联合才同时可信地使青年人接近政府的目前的趋势，才可能使法国终止混乱，重新回到正常的局面里。当然，在这种假设里，共产党人同样有给人们带来一份本堂神甫薪金的可能。法共认为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度里，上述组织的存在只能使事情复杂化。面对这一切，法共认为再不能犹豫，不能像这样下去了。 将近凌晨3点半，又过了一会，工会与政府的谈判重新开始，讨论仍然在细节问题上磨蹭，总工会副主席克拉苏茨基忍不住站起来做了一个大手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好啦，必须停止这些细节的争论。”[15]从这时起，一切讨论加快了。将近4时，希拉克与塞吉再次单独地交谈，但内容不为人知。只知道希拉克再次谈到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正是总工会内部所忧虑的敏感问题。年青的国务秘书希拉克既抓住总工会的敏感问题又抓紧向让步的最大可能性前进：50%的罢工日付给工资；敲定在六个月后实行底薪制；社会保险的医疗费自理部分减少5%；并交议会讨论批准社会保险条例。塞吉表示同意。作为交换，他放弃工薪阶层的底薪制要求，并取消了社会保险条例中的两个使政府感到最为难的要求。随后会议讨论通过，希拉克走过去给总理递上一张纸条。协议达成。[16] 凌晨4时15分，组成了两个委员会加速谈判工作。7时40分，各代表团重新坐定，人满为患，疲惫的蓬皮杜有点结巴地宣读格勒内尔《议定书》。但工会都还没有签字，它们需要回去征询基层的意见。这次谈判的一切文献将像《格勒内尔议定书》一样保存下来，这是国家社会历史中的历史性日子：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提高35%，工资立即提高7%，10月1日再提高3%，劳动时间稍有所减少；工会组织在企业里正式存在；退休制度有所改善；实行家庭补助金和单独的工资津贴；职业培训费用将由企业支付。 国家经济为冲突所消耗，但还没有崩溃。通货膨胀的危害将主要由高薪者承担，法郎稍后必将贬值，在后来的11月，产生了极大的恐慌。蓬皮杜为恢复平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法国将永远记住他。 还必须解决复工的问题。在大厅出口，蓬皮杜挽住塞吉的手： “您认为将很快复工吗？” “我认为劳动者将从这个众所周知的协议中找到几个不足的方面。” “他们的意见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向他们阐述的方式。” “我会客观地阐述我们讨论的内容的。”[17] 据可靠资料来源，塞吉终于同意在星期二复工[18]。正如这真实的消息一样真实地，他一头钻进小汽车里直接奔赴比扬古，向工人阐述《议定书》，然而，等待着他的将是大大的失望。 [1] 作者与让-皮埃尔·于坦的谈话，并进行了录音。 [2]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3] 塞弗丽娜·勒格丽对弗朗索瓦·米索夫的采访。 [4] 德勃雷（MichelDebre），于1959年初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于1962年4月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辞职，蓬皮杜接任。——译者 [5] 作者与让-马赛尔·让纳内的谈话。 [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盟国一致反对并阻止强大的法共掌握法国政权。——译者 [7] 指向美国开放，“亲美”。——译者 [8] 见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9] 指法共的“亲苏”倾向。此处为反语。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亲美”政策相对。 [10] 按生活指数调整的工资等级制度。——译者 [11] 见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的谈话。 [12] 总工会的错误手段好些作者都有叙述，如当塞特的《1968年5月》和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当塞特的作品中还发表了雷诺工人宣布继续罢工以施加压力的传单。 [13]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14] 亚历山大和当塞特采用的是这两种说法。 [15] 作者与让-马赛尔·让纳内的谈话。 [16]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17]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18]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