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后的尝试

1922年12月30日至31日，列宁就民族问题口授了一篇载入史册的文章，即《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是就有关成立苏联的途径问题对与总书记旷日持久的争论作出的新的回答。口授文章之前的事态是这样的。1922年9月15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讨论了斯大林关于按照自治原则成立苏联的提纲后赞成格鲁吉亚加入苏联，但是提出“保留所有独立标志物”。斯大林9月22日写信向列宁通报了这个情况，称这个立场反映了“社会独立党人”的观点。但是，总书记没有得到列宁的支持。党中央10月全会（1922年）研究了这个问题。全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想法解决问题，这也根本没有缓和局面。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的奥尔忠尼启则企图十分独特地开导“自治化”的反对者。他骂一位反对者是“蠢货和奸细”，骂到最后竟动了拳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10月19日决定，向莫斯科提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分别地，而不是整个外高加索联邦一起加入未来的联盟的请求。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立即作出决定，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奥库贾瓦解除了职务。

联共（布）中央派往格鲁吉亚的由捷尔任斯基率领的委员会，赞成斯大林的直接拥护者奥尔忠尼启则的“立场”。从格鲁吉亚回来后，捷尔任斯基于12月12日向列宁报告了这一切情况。党的领袖的病情使他无法立即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反应。不过，他总是认为，在整个问题上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因此在1922年12月30日至31日口授的文章中，列宁直截了当地指责“格鲁吉亚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在行政事务方面恣意妄为。列宁称他不仅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还是个粗暴的“大俄罗斯杰尔席莫尔达”*。这一评价（补充了列宁在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对斯大林的评价）无疑也部分地适用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列宁写了下面一段话：“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1]

[*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译者注]

最后，列宁强烈谴责了“事件”的所有参与者，点出了主要肇事者。他写道：“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2]

重要的是指出，1923年1月24日在《真理报》上未看到自己写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以后，列宁要求福季耶娃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要格鲁吉亚事件委员会的材料。与此同时，他责成自己的秘书处认真研究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值班秘书日志》指出：“目的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一个报告，供他到党代表大会上用。”^[3]这又一次证明，列宁在有步骤地准备着在党代会上发言。

后来的大事记表明，列宁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等着材料来最后完成拟议中的报告民族政策部分，但斯大林在这件事上妨碍了他。1923年1月25日，列宁问福季耶娃是否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到了材料。到1月27日还没收到材料，于是福季耶娃就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信。斯大林1月29日回答说，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他不能提供材料。福季耶娃证实，列宁当天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4]其实，他已经同时为自己报告的各个部分“进行斗争”了，报告的一个部分将会专门谈成立苏联的原则问题。转入制定党的改组原则以后，列宁于1月26日责成秘书“对秋鲁帕、斯维杰尔斯基和阿瓦涅索夫说，如果他们同意他的文章（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作者注），那就让他们召开一系列会议，在代表大会召开前讨论……”。

列宁2月1日又问起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得知材料已经收到后，他随即要求迅速整理这些材料。列宁2月14日对福季耶娃说，除其他问题外，“最令他不安”的就是这个问题，同时要求“抓紧”准备格鲁吉亚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向福季耶娃下达了如下指示：“向索尔茨（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示意”，列宁“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三点：1、不能打人。2、需要让步。3、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倾向分子’和‘沙文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倾向’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5]

列宁3月3日收到了福季耶娃关于收集到的材料的报告和一个附件。附件中说，卡巴希泽（他曾被奥尔忠尼启则打过一记耳光）的声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雷科夫的一封信。在梯弗里斯奥尔忠尼启则的家中发生冲突时雷科夫在场（雷科夫写道，冲突是私人性质的）。附件中还有一些文件，其中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向，还有福季耶娃与季诺维也夫交谈的记录。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对情况作了如下评价：

看过材料之后，列宁请沃洛季切娃向托洛茨基口授传达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此后又发去了这样一封便函：

像1922年12月底那样，列宁第二次请托洛茨基帮忙。托洛茨基很快作出了答复。从沃洛季切娃提供的证明材料来看，这一天托洛茨基说，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无法承担这样的义务。不过，由于希望尽快康复，所以请求把材料（如果没有人需要这个材料）寄给他过目。如果健康情况允许，他将把材料看一遍”。他还补充道，“甚至不知道能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完全瘫痪了，他本应写出关于工业问题的提纲，现在很怀疑健康状况能否允许他把此事做完（目前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颇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允许他有这么大的工作量，他希望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谈这个问题）”。此外，托洛茨基向列宁提供了一个信息："他同马哈拉泽和姆季瓦尼谈过话，听取过奥尔忠尼启则的看法，在中央全会上说过，如果说他曾经犹豫过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确信犯了一些重大错误。"^[9]最后这一点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保存下来的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秘书格利亚谢尔在党中央2月全会上交换的便函，反映了他在格鲁吉亚事件上的立场。格利亚谢尔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您在讨论民族问题时说，如果说您在通过有关格鲁吉亚冲突的决定时曾有过疑虑的话，那么现在（在讨论时）您确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奥尔忠尼启则在高加索执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我是否准确无误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呢？”托洛茨基回复说：“我不十分清楚为什么您提出这个问题。难道在这里讨论都要记录下来吗？我大致说了如下的话：如果说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政策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否正确有过怀疑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怀疑增加了百倍（在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以后）。”^[10]

便函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意思。托洛茨基显然认为，格利亚谢尔要搞清楚他的立场是为了向列宁汇报。提醒格利亚谢尔要有自知之明并指出她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因为她的工作只是作速记记录）之后，托洛茨基就自己的立场作了必要的解释。

托洛茨基在3月初病了（狩猎时着了凉），但是仍然忙于准备自己要提交党代会的报告提纲。不过，他真是忙到无法接受列宁的建议的程度了吗？

我们有可能考察托洛茨基在1923年3月的工作节奏和忙碌程度。在保存下来的归档案卷中，他处理过的文件都一天接一天地存放着。他确实紧张地干工作，当然，他这时生着病。与此同时，他还找时间干些非常单调乏味的事情。例如，3月2日他修改了财政人民委员索科利尼科夫的一封信。就在这天，他写出了一份关于军队拨款问题的报告。

3月3日托洛茨基给摄影师奥楚普发去了一封如下内容的便函：“您为什么给我寄来这些不像样子的照片？不是讲好了吗，您为阿年科夫同志洗印一张照片，不过阿年科夫同志必须销毁这张照片，而您则必须毁掉底片。照片完全是滑稽性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洗印它了。”便函上有个附注：“底片已销毁。见委员会3月4日的证明文件。”^[11]就销毁底片一事信函往来和浏览信函（奥楚普的证明文件和解释等）竟占了托洛茨基好几天时间！与此同时，他在3月5日向政治局通报说：“约一周前医生们许诺一周后病情会好转。但是，由于在写字台旁工作了两个小时，第三天病情又恶化了。我完全不知道情况会如何发展下去……”^[12]他在这一天还写道：

简而言之，由于埋头忙于自己的报告和自己的照片，托洛茨基没时间顾及列宁提出的特别重要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没有支持列宁，也不想介入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内支持他的那批人的公开交锋。虽然孤立无援，列宁仍然继续进行斗争。一些文献对这场斗争的过程作了如下反映：

1923年3月5日这天，列宁得到的坏消息太多，这对一个局部瘫痪和有大脑血液循环障碍的人来说是危险的。自己的建议被托洛茨基拒绝后，列宁当天显然又从妻子那里了解到了她与斯大林发生冲突的详情。总书记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情况列宁是分两次得到的。先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下旬把此事告诉了丈夫，不过未谈细节。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们坚持要求不要向列宁谈任何有关工作的事情。最让人担心的是克鲁普斯卡娅会向列宁讲出些什么，因为她早已习惯什么事都对列宁讲，她有时会完全无意识地说漏嘴，尽管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局责成斯大林进行监管，以免有人违反医生的上述禁令。有一天，显然是了解以克鲁普斯卡娅与列宁谈了些什么，于是斯大林叫她接电话，相当严厉地告诫她，不要同列宁谈工作，否则他就把她拉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斯大林这样做显然是估计这事传不到列宁那里去。这次谈话强烈剌激了克鲁普斯卡娅：她完全失去常态，号啕大哭，在地板上打滚等等。几天以后，她把这次警告告诉了列宁，同时提到她与斯大林已经和解了。确实，此前斯大林给她打了电话，明显是要消除他的警告和威胁令克鲁普斯卡娅产生的不愉快心情。不过，她在电话中已经把斯大林的这次呵斥告诉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显然还提到了高加索事件。”^[14]（着重线为作者标注）

我们前面已经援引了克鲁普斯卡娅1922年12月23日写给加米涅夫的信，她在信中向他控诉了斯大林的粗暴。斯大林因为这件事向克鲁普斯卡娅道了歉，这显然是听取了加米涅夫的劝告。不过，从乌里扬诺娃的证言来看，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没有把实情全告诉列宁：她没有对他讲已经把这次冲突告诉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但是，仅讲出来的情况就足以使列宁在自己下的“鉴定”中十分严厉地评述斯大林的粗暴。列宁在1923年1月4日口授时补充了对斯大林的“鉴定”。他说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15]

1923年3月，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可能会密切起来的问题再次令斯大林感到不安。考虑到1922年12月破坏这个联盟的正面攻击的不成功的经验，斯大林这一次干得比较巧妙。

乌里扬诺娃对斯大林的这次行动作了如下叙述：

有一天上午，斯大林把我叫到列宁办公室。他一副非常伤心的样子对我说：“我昨天一夜都没睡。伊里奇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呀！就像对待个叛徒似的。我可是全心全意地爱戴他。请您无论如何要告诉他这一点。”我开始可怜斯大林了。我觉得，他真是很伤心。

不知为什么伊里奇把我叫去了，于是我顺便告诉他，同志们都向他表示问候。“啊？”他表示怀疑。“斯大林也请我向你转达热情的问候，还请我说，他非常爱戴你。”伊里奇冷冷一笑，没有作声。我问道：“怎么样，是不是也向他转达你的问候？”“转达吧，”伊里奇相当冷淡地答道。我接着说：“可是，瓦洛佳（弗拉基米尔的爱称——译者注），斯大林毕竟是个聪明人啊。”“他根本不聪明，”伊里奇口气坚决地答道，同时皱了一下眉。^[16]

乌里扬诺娃接下去补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表明，列宁又获得了一些关于总书记与克鲁普斯卡娅12月份的冲突的情况。乌里扬诺娃写道：“我没有继续谈下去。几天后列宁知道了斯大林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知道了此事。列宁从早晨起就心绪不佳，他请人叫来速记员，先问克鲁普斯卡娅是否已经去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此给了他肯定的答复。”^[17]

得知有政治局委员卷入此事之后，列宁认为，这一切绝不仅仅是个人冲突问题。显然，他还认为，涉及到的不仅有他的个人名誉，而且还有他作为政治局领导人和党的领袖的威信。因此，把沃洛季切娃叫来以后，列宁向她口授了下面这封给斯大林的信：

信没有马上发，1923年3月7日才把它交给斯大林。总书记回了下面这封信：

然而，列宁已经无法看这封信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3月10日发生的重度中风使他彻底垮了下来。列宁的值班医生日志对他1923年3月10日的状况作了如下记录：“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困难，常常要选择些恰当的词语。我们（医生——编者注）是1点15分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相当困难，好多话表达不出来，发音也不太清楚。鉴于他不时发生痉挛并且有持续不断的语言障碍，同时根据与费尔斯捷尔共同作出的决定，我们（医生——编者注）做了静脉注射。但是，注射没能防止住痉挛。注射后大约过了15分钟，又出现了痉挛，这一次更厉害，持续时间更长，并引起完全失语和右脸神经麻痹。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意识仍然很潸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明白提出的问题，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它们。过了一段时间他可以说出‘是’和‘不’。痉挛是2点开始发作的。医生们全天都是在他的住所度过的，并且轮流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起每隔15分钟去看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神经麻痹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他说话断断续续，而且看上去并不总是能说出想说的活。他连一个连贯的句子，哪怕是短句，也说不出来。”^[20]

与此同时，斯大林竭力要在加米涅夫的帮助下解决格鲁吉亚问题。1923年3月7日，加米涅夫向季诺维也夫作了如下通报：

总书记也向奥尔忠尼启则作了通报，以使他在与“倾向分子”的斗争中作出暂时的妥协：

斯大林最终实行了自己的方针：根据政治局1923年3月26日作出的决定，倾向分子领导人姆季瓦尼被调任“其他工作”，而回避了公开斗争的托洛茨基未能使其从格鲁吉亚召回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被接受。然而，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打击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