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突破封锁

尽管斯大林采取了各种措施，列宁还是在1923年1月23日突破了总书记安排的隔离状态，并试图只用一行字来暗示所有人，他不赞成过度加强斯大林的权力。我这里指的是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文章的手稿是由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在1月23日送到《真理报》编辑部的。

获悉此事之后，斯大林做的头一件事是制止刊登这篇文章。其实，第一个这样做的是《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后来，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描述了这件事：“同志们，当我们拿到列宁同志这篇已经排好版的文章时，我正好坐在《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交给了《真理报》，并且很快就排好了版，因为谁也想不到列宁同志的文章会受到阻拦。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到编辑部的时候说，明天一定要发表列宁同志的文章。布哈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说：‘我不能签发这篇文章。’于是他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把这篇文章中的几处念给斯大林同志听，然后说，这篇文章不能刊登。在这之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1]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段讲话在党代会的速记记录上消失了，而且也没发表。斯大林在1923年7月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调离了《真理报》编辑部。

决定这篇文章命运的人们对阻拦发表文章一事后来的情况作了不同的描述。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23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起初是他一个人主张发表列宁的文章，后来加米涅夫也支持他，可是整个政治局都持反对意见。托洛茨基同时还说到，古比雪夫当时建议专门为列宁印一份有关于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的《真理报》。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回信中否决了这个建议。所有那些反对发表文章的政治局委员在1924年坚持说，没有过任何阻拦发表文章的事，当时讨论问题只有一个目的：应该向全党解释清楚，列宁的文章并不证明中央委员会可能发生分裂，文章是在受病情影响的情况下写出的。

首先要指出，事实是列宁的文章被编辑过了。这很可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直到1956年才发表了未经斯大林编辑的文章全文。如果将《真理报》1924年发表的和《共产党人》杂志1956年发表的列宁文章中的两段话加以比较，就会令人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感受，还可以证明总书记办事机构的“编辑们”（可能有布哈林）或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新闻工作者的高水平。可以想像列宁在看到自己那篇只被去掉一句话的文章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列宁文章中的一段全文如下：“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地按照规定办事”（着重线为作者标注）。^[2]划线部分的话曾被去掉。在1923年1月25日这天，《真理报》编辑布哈林和中央书记处的两位成员（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被责成对中央机关报“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讨论专版收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特殊的编辑。

1924年，在党内斗争的又一个阶段，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刊登列宁文章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一次是支持托洛茨基的萨普罗诺夫首先提出来的。

在1924年1月的第二次织造业区代表会议上发言时，他重复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不愿刊登列宁文章的指责。其实，早在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就突然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当然记得这一切的加米涅夫于1924年在织造业代表会议上却这样回答萨普罗诺夫：“您说政治局多数人都反对发表列宁的文章。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治局想向全党隐瞒列宁的见解。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今天不隐瞒任何事情或者明天不隐瞒任何事情还会有保障吗？”^[4]

会场马上对此作出了反应。从速记记录来看，会场上传出了这样的话：“你们可能会这么干的。”加米涅夫则神态自若地继续说道：“如果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局是由那些曾打算隐瞒列宁的某些见解，而且明天还可能隐瞒的人组成的，那么今天就应该解决掉这样的政治局。”这样一些“同志”会场里确实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代表会议决定“就核查萨普罗诺夫和其他一些发言者在最后发言时通报的事实是否准确一事”进行调查。^[5]

1924年1月10日，织造业代表会议专门指定的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向萨普罗诺夫提出了几个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基本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前已经陈述过的事实。

在委员会会议上还顺便弄清楚了，作为党中央委员，萨普罗诺夫基本上了解“与其他中央委员交谈”事件。但是，萨普罗诺夫不知道列宁的文章已经被编辑过了。

委员会对从萨普罗诺夫那里得到的情况不满意，认为有必要听听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古比雪夫、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萨普罗诺夫同志提到的其他一些人”怎么说。

1924年2月11日，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发去了“质询”，请求回答下列问题：“1、政治局是否曾经确实不想发表伊里奇的文章，而想专门为伊里奇印一份《真理报》；2、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委员会请求详细指出，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产生了这个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或在私下交谈中是否讨论此事；3、如果没有此事，请指出令萨普罗诺夫在区织造业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的原因。”^[6]

古比雪夫于2月23日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反对发表文章，但是讨论过推迟发表的建议。政治局的决定是，“立即将文件印出，专门用一封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的信通报地方党组织，政治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7]古比雪夫在谈到自己参与解决问题的情况时信誓旦旦地说，虽然只有发言权（因为不是政治局委员），他还是主张发表文章。古比雪夫还说道，在政治局开会前“令人精神紧张的局面”中，他“公开地”表示过自己如下“一闪而过的念头”：“既然伊里奇有病，而且病症已反映在文章中，既然必须要把印好的这篇文章拿给伊里奇看，那是否可以专门弄一份《真理报》？”^[8]可见，由于显然无法推翻确凿的事实，古比雪夫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了一点上，即政治局未曾讨论列宁的文章，而他的所有疑问和建议都是非正式的，因为这都发生在政治局会议之前。

斯大林回答委员会的质询比古比雪夫晚得多，那是在1924年3月4日。为迟迟才回函道歉之后，他重复了古比雪夫的答复（更为明确一些），但是毫不客气地解释了萨普罗诺夫发表其声明的原因。

斯大林写道：“……原因在于激烈的党内斗争局面造成的派性。”托洛茨基曾在1922年10月23日的信中发表声明，指责古比雪夫企图“将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束之高阁”。斯大林称这个声明是“彻头彻尾的诽谤”。^[9]

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分析可以使人得出以下结论。在1922年12月利用列宁的病情，斯大林在其拥护者的支持下将列宁完全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与此同时，人为地造成一种局面，使得列宁不得不“秘密地”起草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得到有关列宁的文件的全部情况后，总书记对托洛茨基封锁了这些情况，因为他有充分理由把托洛茨基视为争夺领袖地位的头号竞争对手。斯大林同时着手篡改列宁口授的内容。现有的列宁1922年12月23日的口授内容（阿利卢耶娃的记录副本）和“编辑”1923年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这件事便可证明这一点。托洛茨基并不知道“编辑”列宁的口授内容一事。斯大林篡改列宁口授内容的事实过了许多年才被发现：“编辑”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是1956年在筹备出版《列宁全集》时被发现的，而“编辑”1922年12月23日的记录是1989年被发现的。因为列宁1922年12月的口授内容的速记记录被烧掉了，所以目前无法检验斯大林是否“编辑”过列宁其他一些被称作“遗嘱”的论述。但是，上面指出的总书记对列宁的文件进行的“编辑”处理不能排除这祥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即列宁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初口授的全部内容同样被严重篡改了。这个论点同样以下列情况为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是唯一能够有勇气指出篡改行为的人。但是，斯大林不仅使他无法获得来自列宁那里的消息，而且还高明地欺骗了他。斯大林可能让托洛茨基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列宁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中就改革党的机关问题提出的建议不合时宜。不管怎样，托洛茨基不仅主张发表列宁的文章，同时还在1923年1月27日亲自写了一封如下内容的指示信：

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从医生那里得到了有关列宁健康状况的相当充分的信息。他很可能在1923年1月就已经作出判断，列宁的死期确定无疑了，因此他只寄希望于自己。正是这个情况决定了他下一步在列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突破总书记安排的政治隔离状态时采取什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