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故伎重演

近来公布的列宁值班医生的日志以及准备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都清晰地勾画出了一种戏剧性的局面。列宁在1923年3月遭受“重创”之后，已无力控制当时的政治进程，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与此同时，从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党内进行了极为激烈的权力之争。在与托洛茨基进行的斗争中，斯大林将政治局所有其他成员全都拉拢到了自己周围，并且依然非常重视隐瞒列宁晚期口授的文件。

斯大林的目的不仅是要防止普通党员看到列宁口授的文件，对于最高权力集团的成员，他也要尽量保密。然而他也意识到，列宁的行为仍然不可捉摸*。只是到了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才开始更加自信地推行自己的计划。

[* 例如，列宁在1923年10月19日曾出人意料地来到莫斯科。]

列宁生病期间，克鲁普斯卡娅便屡次试图公开列宁的文件，这使得斯大林经常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早在1923年秋，当托洛茨基在党中央10月全会上被整垮，甚至被侮辱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便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于1923年10月31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信中说：

1923年6月，似乎是想再次考验一下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的耐心，克鲁普斯卡娅开始递交列宁的文件。

由于克鲁普斯卡娅采取了上述行动，托洛茨基于1923年6月初得知，列宁在1922年12月实际上站到了他这一边（双方此前相互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这份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文件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7—29日口授的，该文件和列宁在1922年底口授的全部信件直到党的二十大之后才首次在苏联公开发表。^[3]

在费尔什京斯基于1990年编辑的文件集当中，有一份《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发表“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综报》（文件内容将在后面全文引用）。^[4]至于“关于发表‘列宁遗嘱’”的字样是谁在什么时候加入题目的——这个谜的谜底只有文件的起草者才能揭开。事情是这样的：1923年6月，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讨论的并不是《给代表大会的信》，而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7、28和29日口授的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文件，该文件后来的名称是《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这份文件是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季诺维也夫的。此前，她已把《论合作社》和《论我国革命》这两篇文章转交给了中央（两篇文章均在《真理报》上发表，第一篇发表于1923年5月26和27日，第二篇发表于5月30日）。而《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的叫法）一文则是克鲁普斯卡娅单独递交的。

在得到列宁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口授文件之后，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6月2日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起初，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阅读了《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一文，读过这篇文章的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索尔茨。在讨论是否公开发表列宁的文章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文内有对个人的评价（文内的确提到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皮达可夫和托洛茨基）。此外，加米涅夫认为，文章就像是“政治局会议上的未尽之言”，换言之，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文章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下面这些简短的意见反映了大多数中央委员在仅仅涉及列宁提交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这样看来，托洛茨基是唯一一个主张公开发表列宁的这份文件的人。在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他曾保证一言不发，但他现在知道了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不再保持沉默。然而，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他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列宁的这一文件向全党隐瞒了下来。在这场斗争中，《意见综报》中提到的所有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他们二人与斯大林已经组成了著名的“三人小组”）、布哈林、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索尔茨和托姆斯基——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斯大林的一边。

列宁的去世在众多已经产生的问题当中又增添了一个是否将列宁于1922年冬天至1923年春天口授的所有文件都予以发表的问题。

谈到对列宁的仇恨，上述所言完全属实。而提到列宁的“遗嘱”，呼吁书可谓厚颜无耻，因为列宁的“遗嘱”当时依然被人为地隐瞒着，不但对全党隐瞒，就连对列宁身边的人也是如此。

*　　　*　　　*

斯大林阻止发表列宁著作的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在1923—1924年期间，他制定了一个独特的“构想”，这一“构想”旨在解释全党没能看到列宁后期著述的原因。

在第二个阶段（1925—1927年），由于党内斗争激化，上述“构想”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事情是这祥的：斯大林上述计划的共同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临阵倒戈，成了总书记的敌人，他们要求公开发表“遗嘱”。

然而斯大林的“构想”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那么这一“构想”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在这一“构想”中所遵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他声称，因为列宁没有明确指示要公开发表自己的口授记录，所以这些文件的命运就应当由党的最高机构——代表大会来决定。

斯大林同时还用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的话来证明他本人一直主张发表列宁的文章。斯大林从1923年春天起一直采用这种逻辑模式，直到这一时期结束，即斯大林将这一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抹掉之时。

这一模式经历的第一次考验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考验是党的十三大。

在十三大召开前5天，即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正式转交了列宁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13篇札记。《列宁全集》第45卷部分刊登了转交文书的内容。

我们现在将转交文书的全文公布如下：

加米涅夫在这一页纸上写道：

接下来是这样一段补充文字：

在这页不大的纸张的最后，是一项有6人签名的决定：

中央全会委员会在了解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移交给加米涅夫同志的文件内容后，决定：将这些文件送达最近一届中央全会，并建议向党代会传达。

1924年5月19日
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
斯米尔诺夫　　斯大林
加里宁　加米涅夫^[11]

文件中所划出的词句清楚地表明，对于列宁这些文件未来的命运（即是否发表这些文章），克鲁普斯卡娅的立场是相当复杂的。她认为，应当由代表大会来决定文件的命运，而代表大会很可能会作出发表文件的决定（上文的内容表明了这一点）。

克鲁普斯卡娅后来的证词——她在1926年7月的党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正是要证明上面这一点。她在发言中强调：列宁的文章是要向全党传达的，但他没有来得及明确指出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十三大决定了这些文件的命运，尽管这些文件是写给全党的。^[12]

实际上，1924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列宁这些文件的命运。正是这次全会根据加米涅夫的报告作出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

在我看来，要想绝对准确地复述此次中央全会讨论这一问题的前后经过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全会的速记记录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是被销毁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作记录——这一点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在找到全会记录之前，只能依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1923年8月9日，前组织局书记鲍里斯·巴扎诺夫被任命为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助手。据他称，由政治局解决的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预先都要由三人小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磋商。斯大林的助手除了巴扎诺夫之外，还包括托夫斯图哈（当时专门负责组建“列宁研究所”）、梅赫利斯和坎涅尔。

对于像巴扎诺夫回忆录这样的文献，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在特别关注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显然，巴扎诺夫在侨居国外之后，不可能再查阅很多的资料，而他的记忆也可能欺骗他。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引用巴扎诺夫回忆录当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介绍了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那次全会的概况。那次全会上首次宣读了列宁的“遗嘱”。

但在此之前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苏联的历史编纂界一直以鄙夷的态度否定巴扎诺夫回忆录，这完全是徒劳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试图为斯大林向全党隐瞒“遗嘱”一事营造一种环境，这一努力遭到了失败。

1964年3月，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这次会议作了记录。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都应邀出席会议。会议请求他们回忆一下列宁的“遗嘱”以及在党代会上宣读“遗嘱”的情形。^[13]

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充分表明，这些健在的代表全都尽量不讲真话，他们要么是什么都记不清楚了，要么是尽量按照官方在《苏共历史》中所讲的那样来陈述当时的事件。

我们用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发言记录来证明上述所言。例如，格拉戈列夫说，“斯大林当时态度很谦恭”，不引人注目，而季诺维也夫则积极支持斯大林。他后来又指出，当时谁都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斯大林将来继续留任总书记一职”，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格拉戈列夫说，当时以彼得罗夫斯基为首的乌克兰代表团支持斯大林。在这个代表团的会议上没有提出任何其他人选（如古比雪夫、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伏龙芝），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都无法同斯大林竞争。^[14]

随后发言的科特利亚尔说，在党的十三大期间，“斯大林装得像一只小绵羊一样”。他说，青年们（他是大会的青年代表）的确是被总书记欺骗了。科特利亚尔说：“我们被蒙骗——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愚弄——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因这段历史而受牵连的人甚至在监狱里还在为斯大林说好话。”^[15]

几乎所有发言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都认为，总书记与托洛茨基争斗的结局早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就已一目了然。还是那位科特利亚尔说，现在（指六十年代）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给十二大的信在十三大上才宣读？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人害怕向十二大公开这封信？大家都知道，当时已经有这封信了。”^[16]

科特利亚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反映了他本人对整个事件的理解。在那次大会上，像他这样的年轻代表占多数。他解释道：“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篡改历史……因为斯大林害怕托洛茨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好于斯大林。”^[17]

科特利亚尔接着解释了十三大多数代表支持斯大林的原因，他的解释相当简单，但却完全正确。他说：“斯大林需要做什么呢？他看到，从遗嘱上看，这个人（指托洛茨基——作者注）是他唯一的竞争对手，而且他处于劣势，因为列宁说，斯大林不能再当总书记，原因是他在1924年（？——作者）做过粗鲁的事情。斯大林为了打击托洛茨基这个竞争对手，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在人事方面做了准备，他利用这段时间在上层培植了亲信。而托洛茨基是有根基的……正因如此，他在布列斯特才会那样做，他才会扮演那样的角色，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才会那样讲话——人们对他的不满自然与日俱增。而且，斯大林当时装得很恭顺，目的是要表明：我再也不粗鲁了，再也不会做这种粗鲁事了，可是他后来做的事更糟糕……”^[18]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记得代表大会处理列宁“遗嘱”方面的细节。例如，韦尔霍维赫在会议上发言时说，克鲁普斯卡娅在十三大刚刚开幕后就要求宣读列宁的遗嘱。他还声称，列宁的那封信对其他一些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莫洛托夫、加里宁）也作了评价。

在他后面发言的列夫科维奇也强调，当时全党并不太了解斯大林（特别是不了解他在十月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说得更准确些，是知道他所起的作用不大）。不过，列夫科维奇说，斯大林在1924年1月宣誓忠实于列宁的那次发言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选择斯大林还是选择托洛茨基的问题上，各代表团领导人会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讨论过遗嘱问题的几次代表大会上，这一机构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19]

众所周知，在查阅诸如历史事件参与者回忆录之类的特殊资料时，研究者经常会碰到一些不准确或者是前后矛盾的地方。这一般都属正常情况，常常与作者的记忆不准确有关。比如，托洛茨基在十月政变仅过5年之后介绍当初的情形时就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像后来苏联的历史书上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恶意”。在与“遗嘱”有关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例如，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我的一生》一书中谈到斯大林及其出任总书记一职的经过时，明显将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分别召开了党的十大和十一大）搞混了。他是在写到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时犯这一错误的（托洛茨基说，列宁当时称斯大林是一个喜欢烧辣菜的厨师）。^[20]

不过，托洛茨基对他人在讲述与列宁遗嘱有关的情况时出现的不确切之处却很在意。例如，他非常严厉地驳斥了拉狄克的一段证词，这段证词是由埃米尔·路德维希记录下来的，讲述的是有关“遗嘱”的一件事：“列宁去世后，我们19位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忐忑不安地期待着，不知我们死去的领袖会从棺材里对我们说些什么。随后，列宁的遗孀将他的一封信交给我们。斯大林宣读了这封信。宣读时谁也没有动一下。信中在提到托洛茨基时是这样说的：‘他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此时打断了宣读，问道：‘那上面是怎么说的？’这句话被重复了一遍。托洛茨基的发问是在这一庄重时刻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托洛茨基在评论这段话时写道：“……拉狄克和路德维希的讲述……从头至尾都是在撒谎，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总体上，无论是在无关紧要之处还是在意义重大之处都是如此。”他说：“首先，列宁写遗嘱的时间不是像作者（路德维希——作者注）所说的在他去世前两年，而是去世前一年：遗嘱的日期是1923年1月4日，列宁死于1924年1月21日；而他的政治生命早在1923年3月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然而托洛茨基接下来叙述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他写道：“遗嘱在克里姆林宫首次正式宣读并非像路德维希所写的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的，而是于1924年5月22日在党的十三大各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进行的。宣读遗嘱的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加米涅夫，他当时是党的一些中央机关的主席。”^[21]

下面我们再来引证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这段话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托洛茨基声称，他第一次听说“遗嘱”是在1924年。托洛茨基写道：

其实，托洛茨基当时更主要的是为了驳斥路德维希关于他的（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去的论断。斯大林分子认为，非布尔什维主义一直是托洛茨基隐藏着的一大罪状，是他1917年以来所奉行的错误路线的根源。托洛茨基当然不接受这一点，于是他对列宁遗嘱的有关情况作了自己的陈述。

然而托洛茨基的陈述却同鲍里斯·巴扎诺夫的不一致。巴扎诺夫在谈到向中央委员们宣读列宁遗嘱一事时描绘的是另外一幅场景。

巴扎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到底是谁说的对呢？是巴扎诺夫还是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宣读的“遗嘱”？是在1924年5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在5月22日举行的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托洛茨基在追述一些相当重大的事件时经常在时间上出错。在前面所引用的批评拉狄克和路德维希的那段文字中，他也犯了一些事实性错误。例如，他说，列宁是分两次写完“遗嘱”的，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另一次是在1923年1月4日。^[24]而实际上，列宁写“遗嘱”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知道这份文件的也不只是克鲁普斯卡娅和速记员沃洛季切娃，福季耶娃和阿利卢耶娃也知道文件。托洛茨基写道，他第一次听说“遗嘱”是在十三大召开前夕（同其他反对者一同听说的）。在我们看来，他于1932年12月31日在普林西比发表的这一声明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论述的观点：托洛茨基至死也不知道，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早在1922年12月便读过“遗嘱”，他们对托洛茨基了封锁了这一消息。

然而我们尚未回答造成巴扎诺夫和托洛茨基的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列宁的“遗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宣读的。如果根据我们上面列举的情况来判断，同时如果我们认为上文引述的克鲁普斯卡娅的那份文件不是伪造的，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和巴扎诺夫的陈述相互间并不排斥。

巴扎诺夫对事件进程的描述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所保存的一份记录来看，5月21日的确举行了党中央全会。会议根据加米涅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一决定同全会委员会早在5月19日作出的那个决定（前文叙述过决定的内容）完全相符。

托洛茨基记述代表团领导人会议的那段内容看来也是符合事实的。

从十二大的情况来推断，代表团领导人会议在十三大上也可能召开过，但我们没有看到会议记录。不过，我们发现并发表了两份代表团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披露了“宣读”列宁遗嘱以及按照代表团领导人会议的精神通过有关决议的前后经过。

这两次会议分别举行于5月25日（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中央工业区）和5月26日（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巴什基尔和维亚茨基的代表团）。两份会议记录中包括以下一些文件：

从上述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代表团在决议中对列宁信件的命运作出了“原则性”的决定：“对个人进行评价的那部分内容无论是在党代会全体会议上，还是在全党范围内和在报纸上，都不应作进一步的公布。”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莫洛托夫特别注意搜集有关上述内容在代表们回到各地后是否在地方上泄露出去的情况。他将有关情况随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起初一切正常，但后来，从乌克兰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

先是奎林发来了下面一封电报：

文件下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随后，奎林发来一份更加详细的密函：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也要求获得有关“遗嘱”的情况。该协会于5月30日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们不知道，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是否得到了有关文件，不过总的来说，斯大林可以安心了。在保存下来的莫洛托夫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总体上看，“在整个俄共内部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就信件一事发生争论的消息”。^[32]

这样，到1924年春夏之交，斯大林终于收集到了列宁在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所有文件，他将这些文件隐藏起来，并为防止这些文件被广大党员所知尽了最大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至今无法完全确信，《列宁全集》当中发表的有关文章包括了列宁口授的所有内容。我们确信，有的内容被篡改过，而有些文件则可能是被毁掉了。

以下情况表明，事实可能就是这样的。

沃龙科娃在她的一篇文章中专门从史料学的角度研究了列宁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初这段时间里的口授著作（她只研究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2月29日期间的著述）。这篇文章对我们提出上述疑问具有特殊的意义。沃龙科娃并没有到档案馆里翻阅列宁文献的原文（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她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的高超素质），而是研究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她将列宁的每一份口授札记确定为一个“单位”，从而发现了下面的问题。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转交了13篇单独的口授札记。由于列宁的一部分口授文章此前已经发表（如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关于苏汉诺夫的文章，此外，关于民族问题的那封信当时是在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克鲁普斯卡娅总共上交了多少篇札记。

沃龙科娃写道：“未经发表的文章中包括有1922年12月24—25日以及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这些文稿中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她接下来发问：“那么，构成13这个数的到底都是哪些文稿呢？”沃龙科娃将以下文稿归了进来：1922年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及29日的札记，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论我国革命》一文的2篇札记，还有《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5篇札记。一共是13篇。沃龙科娃认为，这里不包括《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3年6月移交）、《日记摘录》以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这样算来，总共大约有20篇口授札记（最后一篇文章很可能包括数篇札记）。但事实上，据沃龙科娃“根据第45卷（《列宁全集》）的注释材料来计算，以不同日期、名称等加以区分的札记共有29篇”。不仅如此，她根据《值班秘书日志》以及《年表》推算出来的口授札记的数量更多！^[33]

因此应当再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以确定（如果可能的话）列宁的一部分口授记录是否被销毁了。瓦连京诺夫就曾讲过，列宁于1922年10月曾来到莫斯科，在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寻找过什么东西，但没有找到。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证，它表明列宁的一些文件有时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保存得那么隐密。有时候文件是在突然之间被意外发现的。有一本书描述了列宁办公室的情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讲述了这样一次发现。这两位作者当时正在列宁的房间里观看他的物品（列宁的办公室只是到了1954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才向外界开放）。她们写道：

……第一次参观房间时，我们的注意力便被一个样子特别的公文包所吸引。这个公文包是在摆放于列宁房间旁边过道上的一个柜橱内发现的。公文包是褐色的，用厚皮制成，内有8个夹层，上着销，扣着小皮带。这个包看上去很新，而且是空的。过了一会儿，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不知为何向包内看了一眼，然后从夹层深处抽出一打薄纸。有一页纸上写着：“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他的指示）或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有权启封。”另一页纸上写着：“论工农检查院——1月9日及1月13日。”^[34]

工作人员找到沃洛季切娃和德里兹多，二人证实，克普普斯卡娅将列宁最后时期的信件和文稿存放在了这个公文包内。一个出人意料的重要发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