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马克斯·伊斯曼“事件”

1924年5月底，在党的十三大休会期间，代表们当中有一个人分外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身着欧式服装，有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见过他。这一次，他作为一名佩戴着大会列席证的记者，一会儿从容地采访这位代表，一会儿又走向另一位代表。一会儿在同托洛茨基交谈，一会儿又出现在堆满大会资料的桌子旁。

整整一年后，也就是1925年5月，这个人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便是马克斯·伊斯曼，一名俄语讲得很流利的美国记者。1925年的夏天，政治局会议经常提到他。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写的那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该书在巴黎和伦敦出版，出版后立即成为有关政治题材的畅销书^[1]。

这位身为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记者并不掩饰自己对托洛茨基的好感。他在书中写道，早在列宁生前，内部纷争正在破坏着俄国共产党，这场纷争早在列宁生前就开始了。不过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新鲜之处在于，这场纷争的焦点是列宁的一些文件。伊斯曼断言，党内当权者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广大党员隐瞒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西方最早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在1923年。信件全文最早发表在《社会主义通报》上，但内容已被改写，严重失实。而伊斯曼此次转述的列宁信件的内容则要准确得多。

对于伊斯曼这本书的问世，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托洛茨基。1925年5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伦敦《星期日义务劳动者报》的编辑杰克逊的一份电报和托洛茨基对这份电报的答复。

杰克逊的电报内容如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托洛茨基同志。伊斯曼的书被资产阶级的刊物广泛摘登。您被描绘成一个阴谋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是，您对民主和自由贸易持赞同态度。”托洛茨基回答说，他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他同时强调：“我和全党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对外贸易垄断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

斯大林并没有马上作出回答。他在研读了该书的译文后，将自己的回答变成了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1925年的整个夏季，他领导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以此向世人解释全党没有了解到有关列宁政治遗嘱情况的原因。

早在1925年春，斯大林就已开始为拆散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集团做准备。三人集团帮助斯大林在1923—1924年间整垮了托洛茨基。集团盟友之间过去就曾发生过冲突。那还是在1924年五一节期间，在斯大林别墅的一次小范围聚会上。据托姆斯基称，斯大林当时非常粗暴地痛斥了试图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季诺维也夫。后者仗着自己当时领导着共产国际，没有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擅自作主将其列为自己的副手。不过，三人集团当时虽然出现裂痕，却并没有解体。对托洛茨基共有的仇视使集团得以维持下来。1925年夏天，斯大林邀请季诺维也夫参与再次打击托洛茨基的行动，并公开向他和加米涅夫阐明，如果他们不完全服从总书记的安排，他们将来会怎么样。结果，斯大林发动了一次形式和特征都不多见的行动。至于此次行动的任务，形象地说，就是要迫使托洛茨基放弃他在1923—1924年间作为真理而捍卫的东西，而首先是要与伊斯曼决裂。进行了这种政治自杀后，托洛茨基就会像总书记所预想的那样威信扫地，他也就自己切断了继续抵抗的途径。此外，让托洛茨基抛弃曾经捍卫他原来观点的伊斯曼的做法也可以令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安静下来，使他们相信正确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

通过对研究人员目前掌握的1925年的所有文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创立的篡改历史学派烹制菜肴的那个可怕厨房的轮廓。

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的班子在炮制有关伊斯曼事件的文件时，的确表现出了超常的预见性。这一事件的关键文件是一份供政治局讨论的材料。这份材料写得如此合情合理，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如果不知道内情的话，完全可能坚信斯大林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一些未曾公开的书信保留了下来，这些书信（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证明，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所有文章实际上都是出自斯大林集团之手。

伊斯曼同托洛茨基的交往史揭示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各自想要达到的目的。鉴于伊斯曼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占据重要地位，现在有必要对他作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名人录》一书以及伊斯曼本人的一些作品中介绍了他的简历：“马克斯·弗列斯特·伊斯曼，作家，编辑；1883年1月4日生于卡南代瓜市。”他的父母均为天主教神职人员。伊斯曼1905年获艺术学学士学位，1907—1910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加入美国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起任《群众》杂志编辑，1918年任《解放者》杂志^[2]编辑。正是这份杂志当年3月一期刊登了约翰·里德从俄国发回的报道《布尔什维克的胜利》^[3]。这份杂志还刊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一些文章。当然，根据一个人的自传来评价他的观点和看法（而且这种观点和看法是会演变的）是很不科学的。如果完全相信作者所写的有关自己的一切，那就很容易犯下错误。而人们在评价伊斯曼时，所依据的往往是他的一些自传类书籍。不过，如果我们不仅从他的自我评价，而且从他的行为上来评判他，那么我们就可以满有把握地得出以下结论。

马克斯·伊斯曼无疑是个出色的记者，是个很有知识并且精明能干的人。他于1921年加入美国工人党（共产党），此后来到了俄国，在这里呆了大约两年。他在1922—1923年间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俄语，并且与托洛茨基身边的共产国际圈子里的人处得很熟。在这方面，他的第二次婚姻帮了他的忙。这次他是在俄罗斯结的婚，妻子名叫叶列娜·克雷连科，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俄国司法人民委员的妹妹。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的最初几年中，有三名杰出的美国人在它的历史上留名。一位是约翰·里德，他写了一本有名的关于十月政变的书。另外两位分别是阿曼德·哈默和马克斯·伊斯曼。他们也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徒，而且都是精明干练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哈默的职业是医生。他于1922年秋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商业领域颇有成就。在获准开办了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第一家租让制企业后，他于1922年秋前往美国。为了在俄国开创事业，哈默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项事业后来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曾受到列宁的正式接见^[4]，而列宁本人对哈默的支持正是他获得成功的基础。

马克斯·伊斯曼于1922年9月来到俄国，他同哈默一样年轻，一样精明强干。他也曾积极地同追随列宁解决俄罗斯命运问题的人建立关系。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他当时的偶像是托洛茨基。他给自己定下了写一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的目标，认为这本书会给他带来名声、荣誉和金钱。因为他认为，仅次于列宁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当时“响彻全世界”。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负责记录列宁健康状况的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在这一天写道：“早上突然出现抽搐和麻痹现象。”^[5]。然而11月13日，列宁忍着病痛的折磨，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当时许多人就已经觉察到，列宁的接班人很可能是托洛茨基。

马克斯·伊斯曼同托洛茨基是在这次大会上相识的。两人后来都非常审慎地记述了双方最初的交往（伊斯曼是于1925年在自己所著的《列夫·托洛茨基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的前言中提到的，而托洛茨基则是在刊登于《人道报》上的一份文件中）。伊斯曼写道，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托洛茨基同他合作的。我们为什么要谈1922—1924年年轻的记者伊斯曼同托洛茨基交往的细节呢？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一时期，托洛茨基明显是想让伊斯曼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托洛茨基对伊斯曼在国外宣传他个人不太感兴趣（伊斯曼写了一本关于托洛茨基青少年时代的书），他最感兴趣的是，可以通过伊斯曼来向国外讲述在俄国不可能讲述的事情。这首先涉及列宁的遗嘱。

1923年8月，托洛茨基履行了对伊斯曼的承诺，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1924年5月，在党的13大召开期间，当代表们都在阅读“遗嘱”的时候，伊斯曼同托洛茨基两度会面。那是在5月26日，托洛茨基在大会上发言，他只字未提列宁“遗嘱”，然而他却在当天向伊斯曼透露了列宁遗嘱的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伊斯曼并没有从托洛茨基那里获得列宁这份文件的副本。伊斯曼多年之后写道，托洛茨基向他透露了有关列宁“遗嘱”的绝密内容，但伊斯曼未曾说过托洛茨基将这份文件的副本给了他。他还提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瓦林和罗斯默的名字，这两个人也向他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情况^[6]。

伊斯曼的书问世后，托洛茨基立即写了一份专门的材料，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关于他和伊斯曼历次交往的情况。同时他强调，他对伊斯曼了解得并不多^[7]。

托洛茨基写道，他是在“共产国际初期的某届代表大会上，将伊斯曼看作是一个美国共产党员”而与之相识的，“3—4年”前，他请求伊斯曼帮他写自传。

托洛茨基还表示，他同意提供有关他个人的资料，但他后来并没有看过手稿。伊斯曼采访过托洛茨基的亲友和同学，最后写出了《列夫·托洛茨基的青少年时代》一书。

对于上述内容，斯大林想必不会感到非常不安的：在国外出版一部关于少年托洛茨基生平的书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剌激。然而托洛茨基接下来叙述的便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了。托洛茨基后来与伊斯曼继续交往，但他声称，“最后一次”见伊斯曼是在“一年半以前”，因此并不知道这位美国人打算写一本关于党内争论的书。托洛茨基说，他并没有向伊斯曼提供什么资料，但后者精通俄语，在苏联共产党员中交游甚广。^[8]

斯大林在阅读了伊斯曼这本书的俄译本后（他向政治局委员们分发了这本书的影印本），打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这本书提出疑问。

在1925年6月18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再次严厉抨击了托洛茨基，从而为就有关列宁“遗嘱”的命运和作用的一系列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奠定了基础。会上宣读了斯大林专门起草的一份材料，它讲述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说，要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揭露事实真相的文件，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斯大林的“逻辑推断”深信不疑，因为这些推断看上去似乎是根据一些不可否认的论据而得出的（这里的论据指的是有关的一些信件，我们将在下面讲到这些信件）。

斯大林在这份材料中提到：1925年5月8日，政治局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份声明，托洛茨基在这份声明中向斯大林通报了他同《星期日义务劳动者报》编辑部就刊载伊斯曼所著的《列宁死后》一书相互通信的有关情况。斯大林接着说，最令他感到“吃惊”的并不是伊斯曼关于“统治俄罗斯的是一伙不负责任的骗子和篡位者”的论断，甚至也不是他对近期党内争论事实的歪曲报道，令他吃惊的是托洛茨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9]

有趣的是，斯大林并没有要求托洛茨基对书中涉及的所有问题作出解释。他只是礼貌地“请求”托洛茨基对伊斯曼明显搞错的一些地方进行解释。总书记的意图很简单。伊斯曼的书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果托洛茨基证实了这些错误，就等于否定了伊斯曼的这本书。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最主要的。斯大林需要的是让托洛茨基本人发表声明，否定他在1923—1924年期间就列宁一些著作所提出的观点。而伊斯曼在书中坚持的正是托洛茨基过去发表的这些观点。

于是，斯大林要求托洛茨基明确宣布伊斯曼的下列论述是造谣诬蔑。

斯大林指出，伊斯曼在书中第二章称，俄共政治局1923年不同意发表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斯大林“忘记了”说这话的不是伊斯曼，而是托洛茨基（托氏曾在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正式文件中这样说），因而要求托洛茨基宣布这一切纯属造谣。斯大林写道：“我想，……他（指托洛茨基——作者注）不会不记得，第一，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明的计划在当时并没有真正讨论过；第二，政治局那次开会是因为列宁在文章中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央可能发生分裂的著名言论，而这些言论可能会在各级党组织中引起困惑。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政治局当时决定在印发列宁这篇文章的同时，向各级党组织专门下发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封信，说明列宁的文章不应让人以为中央有分裂分子。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无论是尽快印发列宁文章的决定，还是下发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起草的关于中央内部没有出现分裂的信件的决定，都是获得一致通过的，因而那些关于发表列宁文章的政治局决定是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才获通过的言论让人觉得可笑而荒唐。”^[10]

在批驳了伊斯曼对托洛茨基在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一事上的立场所作的客观叙述后，斯大林还要求托洛茨基宣布，有关列宁的民族问题一文的记述也纯属诽谤。

斯大林在这里抓住了伊斯曼所犯的事实性错误。后者在没有得到准确消息的情况下写道，这篇文章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

斯大林指出，文章曾经宣读过，但是没有发表。他强调，文章没有发表完全不是他的过错。他详细追述了事情的经过：“……中央不能无视下面的情况：当时掌握着列宁文章的是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她认为不能发表这篇文章。列宁的私人秘书福季耶娃同志1923年4月16日在一份专门文件中回答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发表这篇文章的建议时也谈到这一点，福季耶娃写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妹妹）认为，由于列宁并没有直接吩咐发表这篇文章，因而这篇文章不应发表。她认为只能让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福季耶娃同志还补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篇文章没有最后完成，尚不能发表。’”^[11]

讲完这些之后，斯大林要求宣布对另外一些事件的记述也是诽谤。

最早对伊斯曼的作品作出历史性评价的不光有斯大林，还有季诺维也夫，法国的共产党人（包括加香）随后也对此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力论证了这部作品的“诽谤”性，同时他们又都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他们这些目的则是根据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力量对比而确定的。

例如，斯大林的考虑是，在列宁的一些著作被隐瞒从而使全党不了解其内容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却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所有中央委员对他在1923年所写的一些信件的内容都很清楚。伊斯曼正是以这些信件的内容为依据，证明托洛茨基主张公开发表列宁的文稿，而斯大林反对这样做。现在斯大林却避而不提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写的全部有关信件（就好像这些信件不存在似的），只是要求后者宣布伊斯曼对其立场的陈述是谎言。于是，托洛茨基宣布伊斯曼是诽谤者，这也就等于宣布自己是诽谤者。

为了让托洛茨基能“更容易”地完成这一政治自杀的任务，斯大林“帮”了他一把——他所选择的都是伊斯曼的事实性错误。而这类错误的确存在。例如，伊斯曼在书中写道，党的十二大代表没有看到列宁所写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封信，而事实上每个代表团都阅读了这封信。伊斯曼还错误地写道，列宁在1922年9月打算让托洛茨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托洛茨基当时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职。

斯大林之所以在全党不了解列宁晚期著作——首先是不了解列宁“遗嘱”——一事上大做文章，是为了达到若干目的。他再次令党内最高统治层认为，主张向全党公开列宁晚期著作的是他，而不是托洛茨基。

伊斯曼在书中对季诺维也夫也作出了评价。季诺维也夫此时有理由认为，伊斯曼只是托洛茨基的传声筒。他认为，现在有理由而且有可能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人全都从党内的关键职位上搞下去。他和加米涅夫后来在党的十四大上的讲话以及针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的建立证明了他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此刻他正在为将来的决斗做准备。而伊斯曼“事件”在这一准备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整个夏季，季诺维也夫都在研究伊斯曼的这本书。保留至今的一份俄译本证明了这一点。^[12]

季诺维也夫在阅读伊斯曼长达14章的《列宁死后》一书时用红蓝铅笔作了许多标注。他所标注的主要是那些涉及他本人以及证实了他的怀疑的地方。他所怀疑的是：伊斯曼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完成托洛茨基交给他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在书中的标注无疑证明了一点：他在伊斯曼的书中寻找并且找到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思想和观点。比如，在题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第一章中，季诺维也夫标出了下面这段话：“托洛茨基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列宁去世几天后收到了列宁妻子的一封信，信中回忆了列宁与他早期在伦敦结下的友谊，并且表示，列宁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对他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13]季诺维也夫划下这段话的同时，在旁边写了一个字母“T”（即托洛茨基——作者注）。需要指出的是，知道克鲁普斯卡娅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的人并不多，而向伊斯曼讲述这件事的只可能是托洛茨基本人。

在第二章（题为“反波拿巴派”）中，季诺维也夫划出下面一段话，旁边的批注是“拉狄克”：“他（指托洛茨基——作者注）不会驾驭他人。他对此没有一点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他还划出另一段话，旁边的批注仍然是“拉狄克”：“他拒绝了列宁提出的让他当苏维埃政府首脑的建议，同老谋深算的野心相比，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老实真是让人难以理解。”^[14]

季诺维也夫没有忘记顺便在这本书的俄译本中收集斯大林派的黑材料。比如，他标出了下面一段话（用红铅笔在页边上划了5条竖线）：“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指古比雪夫——作者注）现在根本一点儿威信都没有。谁都知道，没有哪个制度比当前的制度更糟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对这种制度有所指望。”^[15]

伊斯曼在书中写道，这位同时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有创造力的中央书记”妨碍了列宁文章中一些主张的实施。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他阻碍了季诺维也夫派计划的实施。因此季诺维也夫对伊斯曼在书中陈述的有关托洛茨基和古比雪夫之间很久以前（1923年）发生的一场争执的事情也很感兴趣。

伊斯曼是这样讲述这场争执的：“政治局有一次讨论红军内部的人事变动问题。这次人事变动主要是要削弱托洛茨基的实力。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对与会者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与正式宣布的动机毫无共同之处。古比雪夫同样坦率地回答：我们认为必须与您作斗争，可我们又不能宣布您是敌人。这便是我们被迫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16]此事的确属实，而将有关这件事的秘密材料（托洛茨基曾于1923年在致中央的一封信中叙述了此事）透露给伊斯曼的人，据季诺维也夫认为，只能是托洛茨基。虽然伊斯曼也在书中说明，有关材料不是从托洛茨基那里获取的，而是来源于《社会主义通报》，但是季诺维也夫对此并不相信，他在书中的这个地方打了两个问号。

季诺维也夫对伊斯曼的下面这段话作了特别的标注：“后来我有一次偶然遇见他（指托洛茨基——作者注），告诉他我知道有关列宁遗嘱的事。他则要求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当作绝密材料。这曾经是我之所以不愿写这一章节的又一个原因。”季诺维也夫旁注：“而他没有向中央汇报。”^[17]当然，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指的是托洛茨基，因为后者曾在自己写给政治局的一份材料中详细汇报了与伊斯曼历次接触的情况，但对自己与伊斯曼就“遗嘱”问题交谈一事却只字未提。

书中篇幅不大的“列宁遗嘱”一章叙述了列宁一些著作的内容以及斯大林一伙隐瞒这些著作的来龙去脉。伊斯曼指出：“看来，列宁当时知道几个月来发生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事情，于是他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把一切都纠正过来。”伊斯曼所言完全正确。他下面的推断也没有错：列宁意识到自己“随时都可能下台”，于是他“写了一封致全党的信，要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读”。^[18]

伊斯曼接着写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却没有将这封信转交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她指望丈夫能恢复健康。”伊斯曼接下来对事件进程的分析也勿庸置疑。他写道：“在1924年5月召开的新一届党代会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违抗列宁的临终遗愿和遗嘱了。”他进一步解释道：“他们决定同意在内部向代表们宣读并解释这封信。换言之，可以让党内的官僚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但这封信不应像列宁所指示的那样交由全党进行讨论。”^[19]

伊斯曼还提到了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的表决结果（关于是否在代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主张讨论的有10票，反对的是30票。

“这样一来，”伊斯曼总结道，“列宁精心准备的、最为严肃的一份讲稿被统治着俄罗斯共产党的三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列宁主义的利益而隐瞒了。”^[20]

这一章接下来的内容最有意思：作者在这里首次详细转述了列宁遗嘱的内容。整个欧洲首次从这里读到列宁的遗嘱。这一转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原稿的内容呢？

为了让读者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假遗嘱，伊斯曼对自己的转述作了如下注解：“读者可以完全相信我用引号引起来的摘自这封信中的语句，这些语句经过了3位分别与我单独交谈过的俄共官员逐字逐句的确认，他们都于前不久阅读过列宁的信，并且记住了其中最主要的语句。”^[21]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否属实，伊斯曼是否准确地转述了“遗嘱”的内容呢？

伊斯曼写道：“信中在谈到斯大林时说，他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信中要求让斯大林离开党的总书记这一领导职位。”信中“批评了他的性格，说他太粗暴”。^[22]

上述内容与原稿一致，然而，列宁还提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这一内容伊斯曼并未掌握。列宁不仅分析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性格，并且还分析了因他们二人的冲突而使全党发生分裂的可能性，而他们二人性格中的缺点恰恰将是他们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伊斯曼对于斯大林的描述基本上与列宁信件原稿相近，然而对于托洛茨基，伊斯曼却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好恶来进行分析的。

在伊斯曼看来，列宁对党的总书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否定性评价因他的下面一句话而更加突出，列宁说：“托洛茨基虽然过于自信，但他是个忠诚的革命者和出色的中央委员。”伊斯曼称，“遗嘱”正是始于这一声明。事实并非如此。^[23]

实际上，《给代表大会的信》（落款日期为12月24日）并非始于列宁关于托洛茨基是“忠诚的革命者”的“声明”，而是始于列宁关于全党可能面临分裂危险的总论断。这封信后来由伊斯曼首次发表时也是这样开始的。

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在自己为中央全会准备的材料中指出了伊斯曼所犯的各种错误，却被迫闭口不谈“遗嘱”的内容。他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谈这些就意味着要涉及遗嘱的实质性内容。而根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遗嘱的内容不能讨论或再次提起。不仅如此，代表大会的这个决定就连中央全会也无权取消，它只能向下届党代会建议讨论这一问题。这样一来，绝密性便导致了荒谬性：因为你无法引经据典地指出媒体广泛流传的关于列宁遗嘱的说法当中明显的错误。形象地说，就好像是蛇咬了自己的尾巴。因此，被列宁“鉴定”过的其他当事者——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和布哈林（伊斯曼对布哈林大概是着墨最多的）等人也不得不“悲哀地”保持沉默。

让我们继续来看伊斯曼对“遗嘱”的论释。他是这样评述列宁的战友的：“列宁在信中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只说了一点：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的倾向不是偶然的。”他以《列宁同志在1917年10月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同志》一文（伊斯曼将该文作为附录登在书后）为根据，继续写道：“这种倾向实际上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十月革命前不久，第二次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列宁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是不相信革命的动摇分子、怀疑分子，是逃兵、工贼和变节分子。”伊斯曼接着指出，后来这一切“由于实现了和解而被遗忘”，“他们当中任何一人以后都再也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反对过他。然而列宁认为最好还是提醒全党记住这次事件，并宣布，他们的上述行为并不是偶然的”。^[24]

伊斯曼写道：“列宁还说过，年轻一代中最有前途的是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皮达可夫的赞赏。后者在上述危机中支持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又不得不指出伊斯曼的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列宁在谈到皮达可夫时除了赞美之辞外还说他“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25]

为了将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与伊斯曼的理解进行一下比较，我们将两段文字列举如下，其内容便可说明一切。

列宁在信中写道：“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26]

伊斯曼对列宁的这段话是这样诠释的：“他在赞扬布哈林的同时却又做了一些很要命的补充说明：布哈林的威望一半来源于他的名声。他的名声则来源于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对革命的忠诫，他的勇气和他个人生活的俭朴。他的另一半威望来源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布哈林写了一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这本书看上去是如此博大精深，如此深奥晦涩，以至于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的荣誉让给他，为的是可以不去阅读和研究这本书。列宁说布哈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列宁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他是个书呆子，脑袋里全是书。列宁大约就是这么说的。”^[27]

就在此时，斯大林和介入伊斯曼“事件”的另外两个人——布哈林和雷科夫举行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他们给托洛茨基下达一项指示，告诉后者如何写文章批驳伊斯曼所写的一切。得到这一指示后，托洛茨基于1925年6月23日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斯大林的，另一封是写给克鲁普斯卡娅的。

在写给总书记的信中，托洛茨基就自己的声明的发表地点陈述了观点。他主张在国外发表这篇批驳文章，他认为：“在批驳伊斯曼的这部未造成政治影响的作品的问题上，处理得越低调越好，越平静越好。”^[28]

在谈到伊斯曼对“遗嘱”的诠释时，托洛茨基写道：“只有白痴或罪犯才会围绕这份尘封已久的文件掀起风浪。如果用好战的口吻来批驳伊斯曼的这本书，那么显然就得非常坚决而果断地讨论这一‘具有轰动性’的焦点问题。”

在写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托洛茨基就“遗嘱”问题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之所以决定打扰您，只是因为要谈一个对党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问题涉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所谓‘遗嘱’。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党的角度来说，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封著名信件的问题都已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这一‘问题’不复存在。然而此事的余波和有关的传言却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29]

在介绍了伊斯曼如何谈论“遗嘱”之后，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傻瓜或者罪犯才会试图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封信当作斗争的武器”，而鉴于世界上既有傻瓜又有罪犯，因此最好发表一份声明来制止这些人的行为。托洛茨基接下来附上了准备发表的批驳文章，并委婉地建议由克鲁普斯卡娅来发表这一文章（他建议在文章后面署上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字）。^[30]

托洛茨基向克鲁普斯卡娅建议在声明中加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的内容。托洛茨基写道：“这样做是因为，在白匪的报刊上，这个‘遗嘱’通常是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信（这封信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信中提出了一些组织方面的建议。”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党的十三大像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非常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关于隐瞒……‘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党的利益。”^[31]

托洛茨基在信的最后一段写道：“这并不是声明的底稿，这里只是大致罗列了一些基本的思路。”而事实上，克鲁普斯卡娅后来采用的就是这篇稿子。托洛茨基在信的末尾声称：“迄今为止，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任何建议，现在首先向您提出建议。至于您以何种方式来表明对这一建议的态度，这当然要由您本人来决定。”^[32]

实际上，托洛茨基6月25日便已草拟好了一份《关于伊斯曼所著〈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这是后来发表的声明的初稿。

托洛茨基在这份声明中写道：“伊斯曼在该书的一些地方声称，中央向全党‘隐瞒’了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所起草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件（这里指的是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信件以及所谓的‘遗嘱’等）。与伊斯曼的观点相反，这些信件原本就不是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而且，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代表们也了解到了信件的内容。”^[33]

接下来，托洛茨基断然声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托洛茨基同时颇有道理地强调指出：“他对党的态度本身以及党自身的性质排除了出现这种‘遗嘱’的可能性。”^[34]

声明中说，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中，“遗嘱”是指列宁的一封被歪曲了的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些组织方面的建议”。

托洛茨基指出，有关这封信的真实情况是：“党的十三大极为重视这封信。”

接下来，托洛茨基宣布“伊斯曼关于中央曾打算隐瞒（即不发表）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的陈述”是“谎言”，并且引用了党中央于1923年1月27日下发给各省委的通告信中的一段话：“列宁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作者注）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关于可能出现历史性危险的问题，由于在这封纯通告性质的信中未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所以为了防止产生误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们认为有必要一致声明：党中央的工作中根本不存在让人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出现分裂的情况。”^[35]

托洛茨基从1923年的信中摘录这么一大段话并不是偶然的。他紧接着这段话写道：“这份文件下面的十个签名中也有我的签名，不仅如此，这封信本身就是由我起草的（时间是1923年1月27日）。”在当时，强调一下自己在党内、在就关键性问题进行决策方面的曾起过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到了1925年夏天，这一切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托洛茨基在指出了伊斯曼的一系列事实性错误的同时，拒绝承认自己与伊斯曼关系密切。他写道：“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孟什维克的报刊，在引用伊斯曼的消息和论断时，总是要提到他是我的传记的作者，与我‘关系密切’，还宣扬他和我的‘友谊’，分明是要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来使他的推断具有其本身并不具有而且也不可能具有的分量。”^[36]

然而最主要的是，托洛茨基试图以此来掩盖一点，即恰恰是他向伊斯曼讲述了党内斗争的内幕。他写道：“我认为，稍微认真一些和有点头脑的读者甚至无须去核实伊斯曼的那些引文和他的那些‘文件’，况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是以下述论断结束他6月25日起草的这份文稿的：“他的书只能是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服务。该书的政治意义和对该书的评判就是这样的，也只能是这样的。”^[37]

然而，托洛茨基对伊斯曼作品的这种“温和”的评价显然令斯大林不满意。在读了这份声明后，斯大林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雷科夫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托洛茨基于1925年6月27日写的回信则保存了下来。从回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那封联名信的作者们要求托洛茨基在针对伊斯曼那本书的声明中使用诸如“诽谤”和“反革命”之类的词语。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重要，他在回信中指出：“我以为，那次会议（会上确定了声明的一些主要原则——作者注）的主要任务是商定如何在声明中陈述关于所谓的‘遗嘱’这一最坚锐而又最重要的问题。”^[38]显然，斯大林一派关注的是一码事，而托洛茨基关注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对于总书记和他的战友们来说，重要的是整治伊斯曼（进而整治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则想说明一点（哪怕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列宁的文件确实是存在的。

托洛茨基试图在自己的声明中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对党和革命完全持同情态度的人（指伊斯曼——作者注）是如何在一些次要的和根本无足轻重的因素的影响下，转向与党和革命为敌的立场的。”然而斯大林一派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斯大林一派坚持认为，“对伊斯曼的批判不应通过解释他的转变过程来进行，而应通过严厉的政治评价来进行。”结果，托洛茨基同意了这一要求，用他的话说，对伊斯曼“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政治评价。”

托洛茨基以这种方式接受了在这一问题上对他的批评后，在6月27日的回信中还就下面一点作出了让步：“我不否认，”他写道，“伊斯曼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我党领导班子的描述只能被称作是诽谤。”

联名信要求托洛茨基从他的声明底稿中删除追述雷科夫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整个经过的内容以及有关他本人在1923年1月那封致各省委通告信的起草工作中的所发挥作用的描述。当初雷科夫这一人选正是托洛茨基推荐的。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辩护时是这样写的：“……我从梯弗里斯通过电报回答了政治局的征询，提出了雷科夫这一人选，此事当然可以从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查阅到。那么有什么理由反对我提起此事呢？我对此一点也搞不明白，正如我不明白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建议我不要再提是我起草了中央的那封信，向各省委说明，中央的工作中绝对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分裂危险的事情。”托洛茨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不过是部分坚持了立场：他在最后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自己在任命雷科夫一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有关他是那封致各省委的通告信作者的内容保留了下来。^[39]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还写了一份解释性材料，该手稿保存了下来。这份于1925年6月29日起草的、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名为《就默纳特和罗斯默的杂志问题回答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质询》。这本杂志指的是在法国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该杂志对伊斯曼的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40]

托洛茨基称，他最早知道这两个人是在1915年。他写道：“罗斯默是第三国际的创始人之一。默纳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由是法共领导层内有许多人贪图个人名利。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在以罗斯默为首的法国左派力量的帮助下，法国共产党清除了改革派分子，默纳特才加入了法共。”^[41]

托洛茨基接着指出，自1923年冬季起，他就再没有积极参与过法国共产党的事务。他解释道：“法共当时出现了内部斗争，究其根源，这场斗争是俄国那场争论的反映，最后导致罗斯默和默纳待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指出，假如他参与这一事件，他“无疑会坚决地”反对法共这么做。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发生，他们应当“像党的战士那样”去做，应当努力争取“或迟或早地恢复自己在党内的位置”。然而，罗斯默和默纳特却创办了一份杂志，热衷于维护自以为正确的立场。结果，他们把这份杂志变成了“一种武器，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首先在苏联和俄罗斯共产党内得以实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42]

托洛茨基还指出，杂志也曾陈述他的观点，而这些陈述“同事实毫无共同之处”。最后，托洛茨基希望罗斯默和默纳特停止批评俄罗斯共产党，并且建议他们“立即停办杂志；在党外按党员的标准去做；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重新考虑他们的事情”。^[43]

这样一来，到1925年6月底，托洛茨基抛弃了他的战友，这里不仅有伊斯曼，还有曾经在法国捍卫过他的立场和观点的人（正是罗斯默建议伊斯曼发表那部作品的）。

在得到托洛茨基修改声明的保证后，斯大林前往索契休假，让莫洛托夫留在莫斯科来完成这次进展顺利的行动。然而不久后，斯大林一派的计划被破坏了。1925年7月16日，《人道报》发表了托洛茨基的声明初稿，而不是在斯大林坚持下修改过的定稿。初稿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马努伊尔斯基提供给该报编辑部的。与声明同时发表的还有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专门通过的一份决议的全文。这份决议称，伊斯曼的书是“庸俗的反革命作品，其中充斥着谣言”，“其目的显然是要败坏苏联领导人的名誉”。法共中央对托洛茨基的声明表示惊讶，称“托洛茨基同志对这部肮脏作品的批评如此之温和，如此之不坚决，几乎到了模棱两可的地步”。法共中央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托洛茨基的声明比伊斯曼的书更加危险。这份决议还指出，法共中央要求托洛茨基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那伙人（即苏瓦林、罗斯默和默纳特）断绝往来，但没有得到托洛茨基的回应，从而使他们“至今仍在利用他的名义同法共作对……”。法共中央最后要求托洛茨基摈弃自己的模糊立场，在“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之间”选择其一，并作出明确的答复。

这种局面实际上令所有人都感到不满。

得知马努伊尔斯基“偶然”将托洛茨基的声明初稿交给《人道报》后，斯大林对此表示怀疑。他在1925年8月1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有人对我说，马努伊尔斯基并不是偶然地，而是故意地将托洛茨基的声明初稿交给《人道报》发表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不象话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单单是你所说的什么‘错误’了，而是某些人的策略，这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希望将托洛茨基的最后声明公之于众。这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件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我建议在7人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谴责马努伊尔斯基这种将俄共和《人道报》均置于尴尬境地的让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并且必须搞清楚，到底是何人唆使马努伊尔斯基采取这一卑劣行为的。为了把问题弄清楚，我在这里提供一些必要的情况：1）文件是应马努伊尔斯基的书面请求（申请信应当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并且经7人小组同意后（关于向马努伊尔斯基提供文件的问题是季诺维也夫在7人小组会议上提出的）提供给他的；2）提供文件时，托洛茨基的声明尚未最后定稿；3）提供文件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高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公开发表。”^[44]

斯大林接着提醒莫洛托夫说，在7人会议上就已决定在发表托洛茨基的声明后马上刊登斯大林于1925年6月18日提交政治局会议的有关伊斯曼问题的材料。因此，斯大林表示不同意如下说法，即计划只发表托洛茨基的声明而不刊登他的那份材料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他指出，刊登这些相关文件是要表明“托洛茨基只是迫于俄共的压力才写出这份声明的。否则的话，托洛茨基会被当成党的拯救者。”这段说明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斯大林要求托洛茨基在声明中不要提及他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如上文提到的推荐雷科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斯大林也识破了托洛茨基的意图，后者的确想把这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局面加以利用。

在1925年8月1日之后写的另一封信中，斯大林再次提醒7人小组：必须“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刊登托洛茨基的声明以及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因为“发表这些文件有着不小的意义，特别是在当前马努伊尔斯基把一切都搞乱进而有意无意地提出托洛茨基声明的真实性问题的时候”。^[45]的确，西方被这件事的前后矛盾给搞迷糊了。西方看来也知道，托洛茨基本人也对他的声明还没有定稿就被发表一事感到恼火（事实的确如此）。因此在各国共产党中间有人议论说，声明是伪造的。

此后斯大林又接到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信中大概重申，马努伊尔斯基的行为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斯大林于8月9日回信称：“我再次声明，1）我是根据7人小组的决定把文件交给马努伊尔斯基的，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委会最高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3）……我没有向马努伊尔斯基下达，也不可能向他下达关于发表托洛茨基未定稿声明的任何指示，因为我一直主张发表托洛茨基最好的声明，而不是最糟糕的声明。”斯大林在这封信中透露，7人小组委托他和布哈林、雷科夫、季诺维也夫在克鲁普斯卡娅的那封信发表之前对其进行“审阅”。斯大林强调，该信发表后不应引起争论。

他认为马努伊尔斯基的行为是“卑鄙恶劣”的欺诈行为，也可能是针对他本人的一次隐密的阴谋。^[46]

最终，斯大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布尔什维克》月刊1925年第9期上刊登了托洛茨基《关于伊斯曼〈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和克鲁普斯卡娅致《星期日义务劳动者报》编辑部的一封信。^[47]

托洛茨基的声明是斯大林一伙幕后伪造活动的代表作，是将真理和谬误极其巧妙地揉和在一起的一份文件。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观点以及他对所谓的列宁“遗嘱”的评价。

托洛茨基在自已的声明中接受了斯大林在1925年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会议的那份材料中所陈述的观点，从而否定了自己1923年1—10月期间在致中央的一系列信件中和在党中央数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所发表的观点。

托洛茨基在解释这件事情本质的时候，其最初的立场从表面上看是很客观的。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这种‘遗嘱’。”^[48]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上述论断本身是符合事实的，但只是在列宁口授信件的时候是这样。而在列宁死后，这些信件自然而然就成了政治“遗嘱”。同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逼迫下宣称，列宁的信仅仅是“写给党的领导机构和党代会”的，其中提出了“一些组织方面的建议”，信的内容并没有向全党隐瞒，因为党的十三大“非常重视”这些信，并做出了“符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49]

当然，托洛茨基自己一直都不这么想。

托洛茨基在这里否定了自己。他在下面写道，与伊斯曼所说的正相反，党中央根本没有打算“隐瞒”（即不发表）列宁关于工农检察院的文章。此外，为了证明这一点，托洛茨基还摘录了1923年1月27日致各省委的密信的部分内容。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托洛茨基掩盖了事实真相。我们要回忆一下，在1923年1月，托洛茨基还正确地认为，斯大林的书记处并不想发表列宁的文章。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都很清楚：他在1923年秋写给中央的一些信件中提到了这一点，而这些信件略作改动后刊登在了《社会主义通报》上。

自然，西欧的共产党人对此会有自己的想法。

克鲁普斯卡娅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也并不那么简单。早在1923年秋，党中央刚刚召开完十月全会之际，她在给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中向“三人小组”暗示，斯大林知道《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这对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50]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克鲁普斯卡娅1924年5月向党中央转交列宁文件的时候曾经委婉地表示希望发表这些文件。晚些时候，在1926年7月全会（我们将在后面提到）上，她更加坚持这一立场。然而在1925年，克鲁普斯卡娅在这一问题上的的确确是孤立无援。她在政治局里没有一位支持者，当时就连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都不支持她的立场。

在1925年的那份声明中，克鲁普斯卡娅也同托洛茨基一样，将《给代表大会的信》从列宁1922年末至1923年初的著作中单列出来进行阐述，声称“致大会的信不是‘遗嘱’”。与此同时，克鲁普斯卡娅首次在苏联报刊上表示：“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列宁遗嘱的内容要广泛得多——遗嘱包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克鲁普斯卡娅强调，这些文章全都发表过。*她还首次谈及《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她对斯大林作出了让步，重复了托洛茨基说过的话，称《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写给党代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同时还强调，在这件事情上，党代会也负有责任。

[* 布哈林后来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一文中（1929年）重申了这一点。]

围绕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决定性冲突发生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上。冲突的一方是斯大林集团，另一方是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联合反对派。双方都把列宁这份文件的发表问题当作辅助性的武器，用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党内思想斗争的焦点。双方依然回避了列宁政治“遗嘱”的主要思想，人为地将《给代表大会的信》同列宁晚期的其他著作分割开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