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克斯·伊斯曼的胜利

1926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列宁的“遗嘱”（1922年12月24和25日札记）。“遗嘱”是插在伊斯曼的一篇文章中发表的，伊斯曼在这篇文章中继续捍卫托洛茨基。

“遗嘱”的发表意味着伊斯曼的真正胜利。伊斯曼似乎是要说，瞧，过去指责我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捏造与诽谤，现在你们自己看，这就是我所“捏造”出来的列宁札记的原文。这里要强调一点，伊斯曼此举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新举措，他真正打破了新闻封锁。伊斯曼的文章发表后仅过了一年，在斯大林在倡议下，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允许将列宁的“遗嘱”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印发13500份（作为内部发行的十五大第30号简报的附录）。然而，这也不过是让党的高层机关领导人将这些文件再读了一遍，基层党员和干部仍然不了解这些文件。到了1956年，列宁在1922—1923年口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札记才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而后被收入《列宁全集》第45卷。

伊斯曼于1926年在长篇文章中发表了列宁的“遗嘱”之后，又成了“遗嘱”的第一位外国评论者，而且还不是一位普通的评论者，而是此前已经著书转述过“遗嘱”内容的评论者。当然，他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声明，这两个人在1925年称他是诽谤者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者。伊斯曼记住了这一切并准确无误地看到了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主要抨击了斯大林。在谈到“遗嘱”时，伊斯曼指出，这一文件只是列宁写给全党的“备忘录”（或是“信件”）的一部分。伊斯曼称，列宁在这些文件中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热衷于行政事务”以及发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提出了指责。^[1]

虽然托洛茨基曾发表文章反对伊斯曼，但伊斯曼仍摆出了一副对托洛茨基评价不变的样子。他抛开这一切，仍然为托洛茨基说话。他写道，列宁在一封信中“承认，在有关‘国家计划’这一重要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是对的，而他本人（指列宁——作者注）错了”。伊斯曼接下来阐述了托洛茨基历来坚持的观点，即：“遗嘱”是列宁对斯大林的无限权力发动的一种进攻，同时也是对托洛茨基的正直谦恭品质的认可。他写道：“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信任的人，是被列宁当作自己政策的继承者的人。”

伊斯曼还继续为托洛茨基随后反对斯大林的整个斗争进行辩护。他写道:“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向‘三人集团’（指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者注）挑战，要求他们实施列宁提出的‘工人民主’基本纲领。此时他发现，对报刊、党的机关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他的反对者手中。世界各地都在指责他搞反革命活动，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被歪曲，他的著作被篡改，他的政治立场被曲解。”^[2]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上面所说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话（即对他1924年活动的评价）实际上说的是伊斯曼本人。1925年，他也被人指责搞反革命活动，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也被“歪曲”，他的作品也被篡改。在顺便提到自己的《列宁死后》一书曾遭季诺维也夫的狂热追随者用14种语言谩骂之后，伊斯曼引用了一份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签名的声明，这份声明被收录于1926年7月联合全会的速记记录中。声明指出：

这里要指出的是，伊斯曼虽然作出上述姿态，但他对托洛茨基于1925年指责他为诽谤者的做法还是感到非常难过。当时他住在法国。托洛茨基的声明先是在《人道报》上刊登出来，然后又被英国共产党机关报《星期日义务劳动者报》转载。伊斯曼读到这个声明后，非常沮丧。他后来在自己的《爱与革命》一书中写道：“我一口气读完了那些关键性的论述：托洛茨基否定了我的书，否定了我本人和我同他之间的友谊，否定了我所写的《托洛茨基的青少年时代》——他一下子否定了一切。我倒在椅子上，脸色如此苍白，以至于叶列娜以为我失去了知觉。我并没有失去知觉，但我觉得全身疼痛，一直痛到心里。由于这一耻辱，这下全世界都会知道我。”^[4]

应当说，当时流亡在外的反对派也对托洛茨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和伊斯曼一样，不了解这个声明“诞生”的所有内幕，他们不知道这不仅是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声明，而且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政治局的声明。穆拉洛夫致信托洛茨基，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后来，托洛茨基在国外发表了自己给穆拉洛夫的回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他在1925年秋天牺牲了伊斯曼。他说，反对派的“领导集体”不允许他为了伊斯曼的一本书和与其相关的各种事情这一个别问题而同斯大林进行公开对抗。他对穆拉洛夫解释说，他就伊斯曼的那本书所发表的声明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强加于他的，这份声明实际上是出自斯大林之手。

伊斯曼本人并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虽然他也明白，托洛茨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伊斯曼就这一问题写道：“一个政治领袖不应该像托洛茨基这样做事。即使像托洛茨基想的那样，我没有征求拉科夫斯基的意见并负有政治责任，他也最好坚持事实，让斯大林将他开除出党，如果斯大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5]

实际上，《纽约时报》刊登“遗嘱”这件事本身是由反对派促成的。1926年秋天，也就是托洛茨基的那份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国外一些报刊上发表一周年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来对付斯大林。这一次他们认为，列宁的“遗嘱”会重新发挥作用。伊斯曼晚些时候透露，《给代表大会的信》一文由“一名可靠的信使”带到巴黎，交给了苏瓦林，后来又由苏瓦林转交给了伊斯曼。伊斯曼将其发表（伊斯曼将得到的1000美元稿费转给了苏瓦林和他在法国共产党中的支持者）。^[6]

然而，反对派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1926年10月16日，《真理报》突然登出一份由反对派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签名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表示不再以“派系斗争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不过这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斗争仍在继续。这一切证明了反对派内部并不稳定。至于伊斯曼，虽然他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眼里完全为自己恢复了名誉，但他的事例却使得围绕列宁“遗嘱”所进行的斗争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又过了一年。1927年9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3名成员向政治局递交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党的危机和克服危机的途径》。这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份内容详细的纲领性文件。反对派秘密散发了这份文件。

1927年10月21—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保留其党籍。斯大林派与其不断变化和日益强大的对手过去在关于列宁“遗嘱”中的观点和基本思想问题上进行斗争时有种固定的套路，在此次全会辩论过程中，这方面仍然没有出现新的情况。不过，对立双方的观点更加明确了。

这一次辩论的主要对手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支持前者的是季诺维也夫，支持后者的是加里宁。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讲话中称，“列宁时期党的领导集体被毁灭”以及被斯大林统治集团所替代与斯大林在党内采取暴力手段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他说，列宁指出的（斯大林的）粗暴和不谦恭已经成为统治集团以及党内现行制度的毛病。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暴力的革命作用，但他认为，暴力只有为“正确的”阶级政策服务才能带来积极的结果。^[7]

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发言几乎是在斯大林派的一片抗议声中进行的。他的讲话时常被打断，与会者不断以侮辱性的语言攻击他。不过，他还是继续自己的发言，并在最后谈到了列宁的“遗嘱”。从下面的全会速记记录片段中可以了解到托洛茨基发言时会场的整个气氛：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对反对派作出了回答。他将矛头主要指向托洛茨基，同时也对反对派以往提出的，这次又再度提出的关于他隐瞒“遗嘱”的指责进行了回击。

接下来，总书记引用了托洛茨基于1925年9月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片段，同时对1926年10月16日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伊斯曼的那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托洛茨基也是如此）。

他接着说道：

在内容丰富的讲话即将结束时，总书记建议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相关决议后公开发表列宁“遗嘱”，他在这里提到了早在1926年7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上就已通过的关于建议公布列宁“遗嘱”的决定（上文已经说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列宁“遗嘱”于1927年12月开始在内部限量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