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反对派在斗争

7月全会后，列宁的文件成了反对派同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支持的中央委员会之间斗争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广泛依靠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反对派在斗争中依靠自己经验丰富的干部，并且运用了地下斗争的方式，例如，他们在党员当中广泛散发各类秘密印制的传单，甚至散发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一般是单行本，其中收录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文件。下面我们就将分析这么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在巴黎从托洛茨基的个人收藏材料中搜查出来的，印制在卷烟纸上。文件没有名称，但其内容完全是讲列宁“遗嘱”的。

反对派将“遗嘱”完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认为那些“帮助散发‘遗嘱’的人是优秀的列宁主义者”，同时认为隐瞒这份文件的斯大林分子是“遗嘱”的反对者。他们不仅隐瞒这份文件，而且不去实施文件中的提出的主张。这里的“遗嘱”并不仅仅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4日和25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文件，而是包括列宁从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3月的所有“临终”文稿。反对派的这一看法否定了斯大林在党中央7月全会上发表的声明，因为他在声明中认为“遗嘱”仅指列宁那封分析中央一些领导人性格的信。

反对派在分析列宁的所有口授文件时首先关注的是列宁为防止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而提出的建议。反对派称，斯大林认为党只是在列宁生前的那个时期可能出现分裂，而在新的条件下，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出现分裂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在1926年7月全会上，托姆斯基曾自信地说：“现在任何分裂都谈不上，因为没有谁可与之分裂。”斯大林当时插了一句：“正确。”托姆斯基接着补充道：“当心不要搞到为了防止党内出现分裂而将谁撤下去的地步。”^[1]后来的事件表明，这句警告的话并不是白说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上文提到的那份文件。

反对派利用遗嘱中的文字，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优缺点进行了“归纳”。文件将斯大林摆到了中心位置，它对总书记的缺点是这样概括的：

列宁在“遗嘱”中列举斯大林的“缺点”时最后写了“等等”一词，反对派在这里连这个词也没有丢掉，文件中接着写道：

文件对托洛茨基的优缺点则是这样概括的：

通过这种“归纳”，文件的读者可以看到：斯大林虽然同托洛茨基一样，也是“杰出领袖”，但他有十条缺点。而托洛茨基则是4条缺点，4条优点。此外，有一项内容（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既被算作优点，也被算作缺点。

这种完全是人为的归纳看来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在表明托洛茨基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不同寻常”的同时，突出强调列宁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缺点。读者肯定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归纳法”明显是为托洛茨基说好话的。

我们分析的这份文件有一点内容很让人感兴趣，那就是它反映了反对派对如何避免党内出现分裂这一问题的看法。反对派要让读者们相信，假如当初全党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做，那么后来就不会出现由党内斗争引起的任何困难。

反对派接下来利用列宁于1922年12月底至1923年春口授的所有文件，列举了列宁提出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防止全党因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对立而发生分裂。

按照列宁的建议应该做以下事情：

列举了列宁的建议后，反对派坚定地表示：分裂危除清除者的角色应当由改选后的中央委员会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来担当。然而，反对派在文件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主要观点并不在于此。鉴于党没有考虑列宁的建议，同时也没有执行托洛茨基的主张，而是执行了斯大林的主张，文件提出了一个观点：能够接替列宁的只有集体领导制。

文件指出：“列宁的全部遗嘱都是要抵制斯大林同志和他那一派在党内竭力宣传和推行的一长制理论。”

文件接着称，列宁不想推荐他所分析过的6个人中的任何一人担任总书记职务。

反对派强调：“集体领导才是列宁在写自己的遗嘱时所要追求的目标。”

反对派认为，列宁曾建议“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领导机构当中创造一系列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1）党的领导人的缺点不会带来危险；2）党内个别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动摇和错误不会造成危害；3）‘严格集中的和威信极高的集体’（即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件要与它的威信相符合；4）这样的条件应当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4]列宁无法想象“由斯大林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集体领导制——这便是反对派这一文件的基本观点。

列宁的“遗嘱”依然如同“石沉大海”，“遗嘱”被当成机密，全党不知道其内容，党的十二、十三、十四大没有讨论列宁“遗嘱”，这只能怪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便是我们介绍的这份文件所下的结论。文件同时称，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危害已完全体现了出来，而执行“遗嘱”的前景不容乐观。

此外，反对派还批驳了斯大林在1926年7月全会上对“遗嘱”的阐述。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文件中包含有反对派在1926年7月没能说出的内容。

反对派断言，斯大林“粗暴而不道德地”歪曲了列宁的“遗嘱”。他们认为，总书记在1926年7月联合全会上的讲话中对列宁的信件没有给予“重视”，而且把列宁的信件称作“遗嘱”也根本不对。反对派用一种有趣的方法，将列宁“遗嘱”的原文同斯大林在7月联合全会讲话中对“遗嘱”的转述进行了对比^[5]。文件中是这样对比的：

的确，仔细想个“办法”是一码事，仔细考虑“问题”是另一码事；“任命”是一码事，“接替”是另一码事。而斯大林在7月联合全会上的那份个人声明中强调，列宁并没有“坚持要求”（像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把他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去，而只是建议党代会“仔细考虑”“接替”他的问题。反对派据理发问：既然十三大代表们手中没有“遗嘱”的文本，又怎能去“仔细考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26年7月联合全会的与会者手中也没有“遗嘱”的文本。

在文件的最后，反对派揭露了据他们认为是斯大林在1926年7月联合全会上所拟定的计划：在一段时间内做好发表列宁“遗嘱”的准备，在这期间对“遗嘱”进行“加工”。这样做的结果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认真考虑了列宁遗嘱后，一致决定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反对派指出，斯大林一伙早在十五大召开前夕就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步骤：“斯大林同志已经为分裂党做好了四分之三的准备。在他的领导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说，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构。斯大林不久前还试图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列宁在自己的‘遗嘱’里提到的那些我们党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领导人也逐渐被斯大林同志以‘自己人’所取代。在破坏和解散了列宁的政治局（依靠他手中掌握的和使用很不慎重的‘无限’权力）之后，斯大林又准备破坏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称，斯大林的“完整”计划是：“1）以斯大林来取代列宁（实现这一目标用了两年时间）；2）解散列宁的政治局，代之以斯大林的政治局（列宁时期建立的、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同志所组成的政治局已经被解散，而斯大林的政治局已经组建了五分之四）；3）改变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建立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这项工作开始于十四大，接下来便是开除拉舍维奇以及企图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4）改变列宁的政党的人员组成（其方式是开除、劝退以及通过吸收小资产阶级分子来使党的队伍恶性膨胀）。所有这一切正是列宁所说的分裂党的行径，也构成了彻底否定列宁‘遗嘱’的计划。”^[7]

这里还要指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反对派的文件中也被打了分。与皮达可夫不同（皮达可夫在1927年支持过反对派），反对派对布哈林进行了如下“补充评价”：“谈到布哈林同志，他在1926年7月全会上说：‘列宁同志于1922年指出了我在理论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终导致了我在辩证法方面的欠缺，我认为，无论是从本质上讲，还是从形式上来看，列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接受列宁同志的‘遗嘱’。如果政治上允许的话，我希望今后为党做相应的理论工作。’”^[8]反对派文件对布哈林的这份声明是这样评论的：“在布哈林的这份声明中看许多保留的和言犹未尽的东西。列宁指出：‘布哈林同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布哈林同志从哪里看出列宁是从‘形式上’的角度提出这一点的呢？的确，列宁没有排除布哈林同志有机会‘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的可能。布哈林同志在一年半以前也保证：‘如果政治上需要的话，要为党做相应的理论工作。’然而，党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布哈林同志所做的理论工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列宁所指出的他的那些缺点进一步地发展了。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一点儿也没有讲他如何看待列宁的整个遗嘱，是否主张执行这一遗嘱，是否会为之而奋斗，等等。他对此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之所以保持沉默，是不是因为他在这一问题上也打算追随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呢？”^[9]

这样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从反对派角度出发来解释列宁“遗嘱”的典型文件。其基本任务是要证明这样一种观点：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而总书记和他的追随者则是“遗嘱”中所述主张的主要反对者。反对派指出，正是总书记隐瞒了“遗嘱”，从而使党开始走向分裂。而党中央没有听取列宁的建议，没有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从而铸成了大错。这一切的后果是造成了党内危机，导致分裂局面加剧，使假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实际上，我们认为，关于党的分裂以及斯大林派的反对派被排挤出党的问题绝不能仅仅归结于是否执行“遗嘱”。党发生分裂以及斯大林排挤反对派的原因要深刻得多。不论列宁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党内激烈的斗争看来都与这些建议的执行与否没有关系。这种斗争取决于另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与国内总的社会经济局势密切相关。当时通过各种方式将国家强行推上了一条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毫无前途的道路。不过，这些原因及其对党内斗争性质的影响并不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原因，那么对上述文件的分析不仅表明，反对派完全正确地阐述了斯大林在隐瞒“遗嘱”一事上所起到的作用，而且也说明，向全党隐瞒列宁的文件是那些在列宁“遗嘱”中被评论过的所有人共同犯下的错误。那些被评论过的领导人被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的阴谋诡计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根本不想成为任何级别的党组织评头论足的对象，其次，作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这些人多半心里都明白，列宁建议采取的措施（如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密切联系群众等等）纯粹是一种空想。

与此同时，也不排除下面一种可能，即起草这份反对派文件的人仍然抱有幻想，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仍可以通过1921年那种公开论战的方式来争取党的统一。例如，文件中说：“列宁曾指出，‘严重的分歧’如果不被消除，就可能导致分裂。”列宁在“工会问题大论战时期”曾发表声明，号召全党要研究“分歧的实质”和“党内斗争的发展”。反对派以列宁的这一声明为依据，要求提供“最为准确的、经得起全面检验的文件”，建议党回到这种道德标准上来。这是十足的理想主义。列宁的那些文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便被隐瞒，被断章取义。反对派应该在当时，而不是在1927年提出这一问题，不过反对派文件的起草者当时的观点很可能同他几年后所写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