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附录：怀念篇 我的引路人——陆绩 1938年冬，广州沦陷，我们一家人逃难到香港，住在油麻地庙街，那时我在中学读书。在附近的弥敦道上，有一家新开的小书店，如果加入他们的「中青学会」，可以免费借阅图书，参加学术讨论，我便参加了。那时候香港组织甚么学会、社团都不用登记，参加的人也是很随便的。书店有两个青年人：黄杰和凌家元，都是广西人。我加入学会后，星期天间中去参加读书会，讨论一些青年问题，如恋爱问题、读书问题、出路问题等等，每次约七、八人参加，这个小书店的活动，使我很感兴趣。 几个月后，参加学会的人多起来了，晚上就借用附近小学的一间课室，新来的人中有一位身材高大，小圆脸大眼睛的中山人，名叫陆绩，因为他能说会道，热情洋溢，最受欢迎。自从这些人参加后，学会就不再死气沉沉了，大家要唱歌，要旅行，要演戏，因此，不久「中青学会」就改名为「西流剧社」。为什么叫「西流」呢？原来是「逆流前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随波逐流，要干革命，就要逆流前进！从此，我们在陆绩的带领下，唱歌演戏，学习讨论，搞得热火朝天，十分热闹，不久书店也不开了，黄杰和凌家元相继回广西去了。 成立剧社后，大家介绍同学朋友参加，最多达五、六十人，原来晚上只借用一个课室，不够用了，两个课室都全借了，我们办起了民众夜校，到星期天我们才用来排戏唱歌，分组的读书会则在人家的家里开。剧社的工作一旦开展，真是非常热闹，陆绩有天才的活动能力，他教唱歌兼指挥，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指手划脚，头头是道，滑稽突出，活灵活现，很能吸引人、团结人，令人崇拜，他是西流的灵魂，青年人的偶像。我自然是当中最积极的一个，因而在大会上，被选为剧社社长，后来又是民众夜校校长。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剧社的一切工作，都是陆绩全盘负责的。他比我大几岁，过去在中山组织过「克克剧社」，演过一些救亡话剧，所以对剧社工作很熟识。「西流」排演过不少戏，多在一些中小学校搭台演出，也曾在南华大学操场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还到电影制片厂排演过苏联名剧《钦差大臣》，后来因故未演成。 我也演过几出戏，头一次上台时，看见下面黑压压的观众就有点心慌，台词也忘记了，好在台后有人提词，才没有出差错。陆绩的精心导演，使我对一部话剧的结构，故事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剧情从低潮到高潮的发展等都有所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办民校搞扫盲，也写过几个独幕剧如《有眼瞎子》等。但我在陆绩的影响下更喜欢唱歌，喜欢指挥大家唱歌。 分组读书会在各家里举行，也是从青年问题逐渐转到政治问题，如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以及抗战问题等，使人们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知道要革命，知道有托派。原来这「西流剧社」就是托派的外围组织，我就是在这里经陆绩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他当时已是托派的香港负责人之一。 西流剧社那段丰富多彩的生活，至今给我留下极其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陆绩那天才的活动能力，出色的宣传家和组织家的印象，就好比一团火，热气沸腾，在我心中燃烧！ 1941年夏我高中毕业，陆绩劝我去上海读大学，因为上海是个工业城市，革命的熔炉，托派中央设在那里。我被他说服了，却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临别那天，他手挽手地送我上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陆绩辗转抗战大后方桂林等地。那几年我们远隔两地，音信不通，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又回到香港。那时我在上海工作，一次回港去看望陆绩，大家久别重逢，万分高兴！那时他已结婚，爱人名李玲，是西流的女同志，一个能说会道的女强人，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那时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陆在汽车厂做工，他讲了一个笑话：学修汽车先拜师傅，历来有个规矩，就是要在屁股抹上黄油，他也是被抹过黄油的。 1947年，陆绩到上海来，参加中央培训甚么的，住在我处，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刻苦钻研马列著作，生活很有规律，饮食却很随意，说话逻辑性强，言简意赅，幽默风趣。那时我办民校，正值全市民校学生演讲比赛，我请他辅导一位参赛女同学，他答应了，他只在演讲稿上润饰一下，加了一些「噱头」，例如说「我刚才忘记了」等等，显得演讲的人有口才，讲漏了还能自圆其说；而且姿态优雅，富有表情，因此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夺得了全市民校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捧回了一只大银鼎。 陆绩回港后不久，由他岳父投资开办了一间印刷厂，他爱人当「老板」。陆绩就办了一个期刊《指南针》，专给工人看的，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一直办了好几年。这是香港托派公开出版的刊物，影响很大。直到1949年初他被港英当局逮捕，才被迫停刊。 陆绩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后，听说参加过土改。但1952年12月全国「肃托」，一夜之间「一网打尽」，他也难幸免，再次被捕了！ 1954年，我们中南区的同案一部分被送往湖北劳改。我与一些人到砖瓦厂劳改，陆绩一个人留在市二监狱修理汽车，李玲和几个女的也在二监狱被服厂劳改。陆绩夫妇虽然同在二监，但平日都见不到面，也只在开大会或看电影时远远的瞄上一眼。但他利用派钳工到被服厂修理衣车的机会，传递口信，互相勉励。 我最后一次看到陆绩时，是在1957年，公安部组织我们同案参观学习，「改造思想」，在上海集中。从湖北来的有陆绩、老姜和我三人，全国各地来的一共20来人，有曾猛、王国龙、藉云龙、周仁生、俞守一、杜畏之、蒋振东等人，郑超麟临时抽出没有去。我们先在上海参观，然后到北京、沈阳、抚顺、鞍山、最后回到武汉，为时近一个月之久。我们在一起好不热闹，参观学习之余，大家嘻嘻哈哈，无拘无束。这当中，陆绩是最受欢迎的人，大家说他有把生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生的本领。我们外出参观时，总要去小便，就得喊一声「报告」，便衣跟着你上厕所，十分尴尬，对此，陆绩不无幽默地说：「发给我们每人一只随身马桶，就方便多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自此以后，我再没见到陆绩了！李玲57年提前释放后，留在武汉，以便时常去看望陆绩。她在一个街道工厂做工，含辛茹苦地活下去。可是没过几年，陆绩不幸在狱中患了一场大病，由于未能得到认真的治疗，肝癌终于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年仅四十三岁！ 陆绩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为追求革命真理，受尽折磨，他两次被捕，帝国主义把革命者视为洪水猛兽，把他驱逐出境；**也容不得不同政见者，关入大牢，置之死地而后已。陆绩的一生，光明磊落，视死如归，他正是中国托派受苦受难者的缩影，他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