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市郊的林比亚特火车站前，有一些长椅。文琴佐说过：“我们的裤子变成了长椅的颜色。”好多年里，我们二十多个年轻人——还在找工作的，或者下了班之后——每天都聚在小广场上。连长椅都快厌倦我们了。我们被赶出酒吧，因为我们嗑药，留长发，但主要是我们点的少……我们想呆在宽敞的地方，坐在长椅上，至少能让你谈谈自己，谈你的个人问题，抒发你心中的想法。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长椅上我们能做自己，但说实话，有时长椅都坐不下了，因为那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在那里也不仅仅是嗑药。渐渐地，我们开始想做点别的，最后我们想，自己还年轻，不应该颓废下去。^[1]

　　老板把生活成本和失业压在劳动者身上，让青年的处境越来越糟。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工资低或没有合同的临时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
　　如今，年轻人想要离开家，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贫民区，感到与这个生活、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们受到边缘化，因为没有工作，没有地方能让我们组织起来、争取我们的需求。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一份糟糕的工作，没法有自己的房子，闲下来也只能浑浑噩噩……
　　我们说，这种状况可以并且应当结束，我们要有权组织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幸福。
　　我们当中许多人拒绝成家、拒绝老板的建议：“如果你不结婚，就没权利住进房子。”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没有道德担保——家庭的人。
　　不仅如此，还有高额的房租：我们付不出那么离谱的租金。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个人的世界里，我们要交流各自的生活，所以我们拒绝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分离。
　　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却将各种处事方式强加给我们。我们的生活是虚伪的，它建立在窒息的人际关系、负罪感、私有财产和对个人自主权的否定上。
　　青年无产者运动要的是一个聚会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和组织自己，在那里我们能用不同的方式管理我们的空闲时间，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交流工作、家庭和别的东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紧密团结起来，我们要求共产主义。与我们在一起的，是今天的工人斗争、士兵斗争、组织起来的失业者斗争、女权斗争，它们提出了建立在男女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社会生活之间、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另一种形式。
　　摆脱危机并不意味着“打破枷锁”，而是结束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占领了早被遗弃的房子，由自己来管理，现在我们在米兰已经有了五所房子，这里都有我们的同志，大家自发决定摆脱孤立的状态。
　　我们想摆脱家庭，过上自己的生活。在占领的地方，我们也不想要旧式家庭。我们想活出自己，接受这一决定带来的一切矛盾，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青年工人的占领运动才刚刚起步。为了争取我们的住房权，必须将它扩展为一场群众性的斗争。为此，我们对年轻人的其他需求进行讨论，并将建立一个目标与计划更明确的青年组织，所以我们立刻要求所有的同志参加占领，我们也找好了要占领的房子。^[2]

　　我们被夺走了一切，沦为最坏的雇佣劳动的奴隶，或是忍受屈辱与饥饿。
　　我们的生活被每天八到十个小时的剥削吞下了。我们绝望地逃避，在肮脏的贫民窟消磨时光。这个社会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们感觉自己只是废物。我们难道不想得到一切吗？不想掌握自己现在与未来的生活吗？不想在身心上发展自己吗？不想决定自己的工作吗？
　　所以，我们全都要！是时候起来造反了！
　　我们聚在一起是想找乐子，我们有权生活、有权幸福，我们要一种新的交往方式。
　　我们占领房屋是想有地方聚会，在那里表演音乐和戏剧，用一个地方取代家庭。
　　我们会巡逻，赶走剥削者的走狗，不让卖海洛因，再打跑法西斯。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在集体和政治生活中，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
　　我们不要海洛因，因为我们想共同建立新的生活，赶走法西斯和黑手党。
　　我们战斗又罢工，因为我们想要干更少的活、有更好的工作——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都是我们的运动所表达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我们对共产主义、面包与玫瑰的追求。

年轻即犯罪

　　资产阶级报纸对我们说：“你们不想工作，你们是吸毒者、罪犯、暴徒、小嬉皮士和娘炮。”让我们一个一个回答他们。

　　去干活吧！
　　他们一直对我们这么说，不管我们有工作还是失业。
　　我们同意一位美国工人的话：“假如我早上醒来想上班，那我马上去看心理医生……”这正是造成旷工和罢工的原因。
　　工作——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的——不是好东西，只是可悲的必要。老板又让这种必要变得更折磨。工作意味着，你还年轻就要过上父母的生活，在办公室或流水线上干八小时，要给老板拼命干，在我们年轻人眼里，这意味着余生都要受剥削和压迫。
　　所以，你怎么可能想工作呢？上班是很辛苦的，我们也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除非让我们掌握自己的工作，我们才不会去当剥削的牺牲品。
　　资产阶级指责我们不想工作，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吸毒者？
　　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为死于海洛因的年轻人控诉。海洛因贩卖掌握在中情局和受基督教民主党庇护的黑手党手中。海洛因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在美国——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流行，这绝非巧合。资本主义把海洛因给青年，让他们丧失生活的意志，让他们屈服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或者将他们卷入帝国主义战争。
　　在意大利，海洛因是黑手党和法西斯在卖，它们用这种无耻的方式积累资本、压制反抗者。是谁让青年堕落，又在物质和文化上腐化了他们？要么你慢慢忍着（陈腐、剥削、失业和孤独），要么就从窗口跳出去：这就是他们强加给青年的规矩。资产阶级为我们的生活和交往提供了什么？孤独、无聊、消费主义！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都空无一物！
　　是谁把女性的身体和人际关系变成商品？是谁造成社会上有数百万人吸毒，让他们沉迷药物（镇静剂），以便在八小时的剥削后麻木自己；让他们沉迷药物（兴奋剂和咖啡），以便有精力工作；让他们沉迷烟草，以缓和人情世故的疲劳……让他们沉迷于电视、沉迷于酒精（酒鬼怎么也想不到：“我喝点酒能有什么？”）试想一下，米兰一个月没有这些……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润至上的社会。
　　他们指责我们吸毒，而我们不过是抽无害又令人愉悦的大麻烟，它能让你感到快活，和别人自在交流，就像喝下一升巴贝拉红酒^[3]，这当然没有“越界”。

　　罪犯？
　　谁没有工作；谁赚不到钱；谁不想接受雇佣劳动的奴役，又没有力量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发起反抗；谁只有偷盗和惹事，才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有可能走向“犯罪”。但这往往是被迫的，不是无产者自己选择，而是由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那些因偷东西被关进监狱、为了一点点毒品就被捕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罪犯。只有老板才是罪犯。

　　暴徒？
　　我们是暴徒吗？是的，我们知道发生的每一桩暴力事件，它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缅怀被法西斯分子和警察杀害的同志，缅怀被海洛因杀害的年轻人，缅怀因小偷小摸就被冷血谋杀的人们。对我们来说，暴力不过是一样工具。我们不想要暴力，我们想要生活，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我们明白资产阶级是如何行使权力的。

　　让我们组织起来
　　我们在此向青年提议，组织起来吧，走出酒吧和厨房，我们要十个、百个、千个青年俱乐部；十场、百场、千场聚会；十个、百个、千个街头表演；十次、百次、千次觉醒；占领十栋、百栋、千栋房子；在社区巡逻十次、百次、千次。
　　让我们组织起来，将现在和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聚会
　　如果你想和别人交流，聚会和剧院一样是个好地方。米兰青年运动在聚会中得到团结。我们聚在一起不是想打发空闲（或是丰富贫民窟的生活）。聚会应当成为斗争的集会。现在的聚会，尤其是庆祝打败你的敌人时，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个人参与政治的方式。这场聚会是为了庆祝战胜你的压迫者、老板或天性。春天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冬天的退去。
　　聚会代表着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强迫我们的无聊和孤独。我们在这里交流，相互了解，遇见和认识了其他人。
　　聚会也是对个人的冲击，因为它是对行为、文化与人际关系进行试验的工具。聚会是积攒力量的重要时刻：让我们发挥这些力量吧。
　　老板让我们闲时待在贫民窟，但我们想掌控空闲，用它取代被占用的时间。

　　巡逻
　　治安巡逻代表青年运动的重要一步。在这次选举中，法西斯分子肯定会在街区挑衅。要是他们想制造恐怖气氛（袭击、纵火、持刀伤人），要是他们想在全国重复他们以前在萨沃纳所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回应了。
　　和工厂里一样，我们巡逻来控制和保卫街区，这是今天青年的一项任务。巡逻是为了反法西斯、反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选举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实践我们的纲领和愿望。
　　巡逻队揭发老板剥削学徒和未成年（在奇尼塞洛，我们三十个年轻人就站在一家理发店前，为年轻人要求权利，那里有两个学徒被迫加班），给失业者找工作，调查黑工和临时工，监视卖海洛因的地方，制止加班，给流离失所的年轻人征用房屋和公寓，打击对人际关系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比如裸体表演），阻止最保守的家庭拆散男女，在墙上涂鸦，涂掉基督教民主党的竞选海报，在街头即兴表演（比如街头戏剧）……

　　愿望清单
　　我们的社会什么都要钱：去个像样的电影院，出城进城，从家庭中独立，搬去另一个地方住，听音乐，看书，喝酒……什么都要花钱。
　　失业了只好省吃俭用。所以我们都想工作，但要干得少，还想免费上学……
　　我们告诉年轻人，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然后集体去找工作，强迫那些要求加班、不给合同和还搞轮班的老板雇佣你们。
　　我们想要消除没合同的工作、临时工和黑工。更不能让未成年人受剥削。
　　我们想要农村公社。为了回到南方的土地，回到由于强制农民工而失去人口的农村，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的资助和干预推行农业现代化，建立成千上万的现代农业公社。
　　我们想要征用住房和公寓，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实验取代家庭的公共生活，让我们演奏音乐，彼此之间交流与相互认识。
　　我们想要一部法律。什么法律？我们想放宽软毒品，减少国家的垄断（如烟草），为的是年轻人不再成为海洛因的牺牲品，最后进到监狱。还要为他们提供紧急有效的卫生机构。
　　我们想要娱乐，除了五一节，我们希望春天的第一天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因为我们喜欢自然、绿色、动物、高山……更要主宰它们。自然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了利润。而老板们为了利润，污染了空气、水、食物、环境，连同工人的身心。

　　6月20日后，报纸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青年的运动。在兰布洛公园事件后，他们还说被孤立的幸存者在自相残杀。然而，本次大会的结论是：新生事物正在出现。在米兰的兰布洛公园对青年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讨论。兰布洛公园反映了现实：青年的边缘化、孤独又缺少改变现状的力量。我们意外认识到，我们个人的状况，不幸也是我们集体的状况：以下思考推动我们，建立一支能够改变现状的集体力量……本次会议是在兰布洛公园上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大家逐渐意识到，出路只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运动中，年轻人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各自需求仍是不同的。必须公开冲突，释放矛盾。我们需要一场对抗，为了确立青年的真正愿望，为了定义和争取真正的自主权，为了不再把政治和激进活动理解为对自身的否定、对表达自己生活欲望的恐惧。^[4]

一位同志

　　拉马被赶出大学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很糟糕的回忆。一个画面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位共产党的同志手拿锤子在追我们一个人，但他停了下来，转过身开始哭泣，拥抱了他的同志们。大家都精神错乱了。头一次发生这样激烈的冲突，我说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肉体上的，硬碰硬的。
　　当然，共产党肯定是在挑衅。不用说，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大学的秩序，所以才拉了那么多人来，做好了应对冲突的万全准备。我想所有同志在那一天的经历都很糟糕。党的治安人员明显想挑起冲突，一些人还过分地挑衅。当时有两条战线。他们一大早就强行闯入，我的同志们各在两侧。
　　从我们被分开，到拉马开始讲话，都没发生什么大事。只是有些同志，尤其是城里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声。然后党的治安人员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用相当挑衅的方式往前推。我肯定当时有好多父子各在一边。这也能用两代人、两种文化的冲突来解释，很难把它讲清楚。这和你在家里看到你爸不太一样。总之，你扇了你爸一耳光——当然是以戏剧性的方式。
　　精神上的冲击非常强烈，这不单单是政治路线的冲突，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比如意共的角色——它是意识形态上的父亲，本该保护你，却背叛了你。
　　多年来，它一直在背叛你，它用《皇家法》背叛了你，然后用你不需要也不会需要的荒唐政治纲领背叛了你：“弃权”政府、紧缩与牺牲的哲学，就是说，它的历史性妥协。再说，它们的结果后来我们又不是看不到。
　　然后拉马来到这里，带着他的大喇叭、震耳欲聋的大喇叭来到大学，吵吵闹闹地讲话，他的声音之大，让想听的人也听不到他在讲什么。
　　那几个月的运动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成百上千的交流方式发展起来的，它们有不同的语言，成百上千的信息交织在一起，比如大学墙上的涂鸦，共产党傲慢地刷掉了它们。在大学被占领时期，没有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为大家都在集会上针锋相对，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没有人说自己是老大。说实话，运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非常明确和果断地指出，它不想要任何政党、个人或小组来带头和指导自己。
　　然而，拉马到了那里：我来到这里，拿着个大喇叭，就是只能我一个人说，别人不能说，因为我不是来和运动辩论，而是来强加自己观点的。同志们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这一切都被同志们认为是一种蛮横、不被承认、傲慢又暴力的行为，就和共产党一直以来的言行一样。
　　他们根本不希望有辩论，连让我们的同志加入拉马的集会，这样小小的条件也不肯。拉马来到这里说：我讲就行了。他们想借此强迫我们接受一种毫无根据的行为和文化。
　　我还记得在集会上，拉马说过这样的话：“工人在1943年从德国人手上拯救了工厂，因此你们必须拯救大学，这就是你们的工厂。”他说的和当时发生的事没半点关系。所以我们就想：你跑过来都在胡说八道什么，和我们的运动有啥关系？说白了，你什么都不懂，就是想给我们一个最后通牒：要么站在我这一边，不然就是和我作对。
　　那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学校，到处都是共产党和工会的治安人员，他们外套领子上别着红色徽章。他们把学校墙上的涂鸦都刷掉了，穿工作服的人用刷子和白油漆把涂鸦刷掉了。他们一队一队在干活，当时就像死一般的安静。
　　涂鸦被刷掉，我马上冒火了。在七七年，拉马什么也做得出来，我这么想，大家也这么想，但我忍不了这家伙这么嚣张，不经允许就到这里刷掉涂鸦。说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你平时遇到的警察没什么区别。他们把涂鸦刷掉，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暴力。然后又把自己当作和占领无关的人：好比叫你听话的老爸，挺着大肚子的家长。有一幅涂鸦，上面写着“Lama在西X”，一个共产党的人愤怒地喊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说什么？在场一位同志告诉他：这表示着一切，也什么都不表示。去问画这幅涂鸦的人，不要什么都不明白就把它刷掉。干嘛要刷掉它？你又算什么东西？
　　共产党的治安人员都是大人，短工和泥瓦工什么，他们穿的一点都不合群。我记得他们很多人都穿深色雨衣，拿着雨伞，我很奇怪，虽然下着小雨，但我们都没有打伞。伞是用作棍子的。这挺怪的。冲突开始后，有人的脑袋被打破了。有个党的人说：“这些臭虫，应该把他们都送到西伯利亚。”我认得其中一个人，就对他说：“我们就住在旁边，你要把我送哪去？”
　　拉马的站台就在一辆停在广场的卡车上。我们站在党的治安人员的对面，抬起了一个假人，上面有一个心形标志，写着“我们想谈谈”和“不要拉马”。他们拿各种东西扔向党的治安人员，喊着讽刺的口号：“牺牲—牺牲”、“多些贫民窟，少些房子”、“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劳动者要受苦”、“老板有权力”、“求你了，拉马你别走，再来点警察吧”。
　　突然之间，人群中升起了白雾，党的一个治安人员打开了灭火器。我看到头顶是白雾，到处一片混乱，人群往四面八方跑开。治安队伍开始推进，东西到处乱飞，在扔石头和木块。他们往前冲到喷水池。我看到一些同志被抓住手脚，头被打破，脸上流着血。看到同志们被打成这样，大家都很震惊。在党的治安人员回到站台时，同志们用当时在那里找到的东西武装起来，发起了反击。
　　反击开始了，我们非常愤怒，我们的人可是被打破了头。拉马坐的车被掀翻，被砸坏了。当时你总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也许是你熟人的头。我有个共青团的女友，那一刻我发觉，我的感情也一样被打破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工会和共产党像警察一样，像法西斯一样包围了我们。在那一刻，很明显，我们和他们已经不可挽回地决裂了。从那一刻起，很明显，党在运动中已经失去了发言权。
　　他们一直想挑起冲突，为的是证明没法和运动对话。那天对他们来说，输赢并不重要，他们没什么可输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被占领的大学，而大学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夺取的据点，怎么“解放”都对他们有利。他们不得不在民主制度面前给自己挽回脸面，于是声称我们不仅不是他们的合法子女，甚至还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得掌控局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唯一的担保人和调解人，是任何冲突的唯一官方代表。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来管，不然吃屎去吧。

一位共青团员

　　在拉马来之前，我们共青团开了一次会，讨论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我们把占领大学，甚至这一运动视为一场巨大的挑衅，必须作出回应。我们在大学里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我们人非常少，而且刚开始，与其他团体的积极分子有很多冲突，后来又跟运动的人起冲突。不用说，我们把运动视为敌人。在共产党内，我们有那样的氛围，党让我们把民主、群众的责任等等，作为讨论的内容。
　　我们把这场运动理解为年轻人受到极端主义和反共文化的熏陶，在极端主义潮流中一股脑聚在一起。这是一场非理性的青年运动。在共产党内部，大家认为多少有组织的工人自主和运动的其他部分是不同的。我们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这一错误让我们把整个运动拱手让给了自主运动。
　　我记得3月12日的大游行，我们党在旁观：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游行，人特别多。不论它表达了什么，运动的示威游行都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那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只是在意识形态上不同——成群走上街头，喊着美丽的口号，步调一致且充满力量。这一切都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参加的党内讨论中，会谈到运动，但不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多，开会的大多是公务员或教师，也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年轻，都结了婚有孩子，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讨论道，必须捍卫运动当时攻击的历史遗产，所以只好参与冲突，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双方显然也互相看不顺眼。
　　在党内，运动的“不负责任”被反复强调。我们的立场是，政策是由那些处于历史核心的人制定的，他们有批判意识，是群众的遗产。对我们来说，这场运动不属于左翼，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后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理解，运动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觉得它是任凭激情、非理性对待政治的典型青年现象。我们坚信群众和我们在一起——那些商讨协议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有工人的话语权，也经历过捍卫民主的艰难时期。
　　我们共青团为培训干部开设了课程，大部分是在学习反对极端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意识到，遍地开花的极端主义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校园里。在我们和运动之间产生了一种仇恨关系，由于文化不同、行为与生活方式不同，从不断误解中产生了深刻仇恨。
　　拉马来大学的那个早上，我记得他们向我们扔了五里拉的硬币，这让我非常不爽。他们扔来五里拉的硬币，那是很疼的。我们到地方后，就在卡车旁边布置讲台。我们维持秩序的和运动那边的人大眼瞪小眼。然后事态失控，开始互殴，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侮辱我，朝我吐口水，向我扔五里拉。我被打惨了，这才意识到他们有多恨我们。
　　我没有从冲突中跑开，我挨了打，背上也被石头砸了。我对那些逃跑的同志很生气，他们既然来了大学，就要留下来。这是一场战斗，必须战斗到底。但一下子人都跑了。
　　几天后，我们党内和大学支部的同志们开会，他们错误地报告了大学内部的情况。工会说大学里没有什么运动，只有一群煽动者，要让形势恢复正常也不用费多大功夫。台面上说，我们共产党到大学去，是为了避免不可挽回的事，这是我们说的，也是我们对自己说的，那是为了避免警察的干预，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没有理解，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主导权了，我们一丝威信都没有，其实我们没有丝毫的合法性。

　　拉马被赶出大学后，运动又抬起了头，它的内部更加团结一致，这首先归功于共产党的挑衅。大家对它的看法是一样的。于是，一连串的学校被占领。至于大学里的意共，只有几名教授以某种方式在跟我们、跟运动在协调。但说实话，共产党的组织，比如共青团和党支部，根本没有机会在大学里发言。
　　到最后，所有同志都被动员起来时，大家听说为潘谢里举行的示威没得到批准。大学前的道路布置了很多警察，任何人靠近都要受到搜身和威胁，但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开始谈判，以便确定游行路线，但警察不为所动，不允许任何示威。然后非常突然，宪兵队冲了进来，往人头上发射催泪瓦斯。大学门口很快发生了冲突，但大部分示威者都从侧门撤了回去，聚到了校内。
　　从那里，游行队伍分成几部分，向罗马的大街小巷走去。冲突接踵而至，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了，场面十分混乱。因为大家的参与，拒绝受到代表，我认为3月5日是七七年最壮观的一场示威。最后，警察被完全分割开来，分散在货车开不过的老城区小巷子里。

　　3月11日，整个罗马大学就是一座莫洛托夫鸡尾酒工厂。同志们决心要把事情闹大。在各院系的大会上，讨论了示威的目的。前一天在博洛尼亚，宪兵打死了弗朗切斯科·洛鲁索同志，于是局面非常紧张。我们在埃塞德拉广场集合。当时人太多，地方都不够用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坐着专列、巴士和汽车从意大利各地赶来。一些人自己带着燃烧瓶，但大部分的燃烧瓶都是在罗马做的，我记得主要是给外面来的人准备。到最后，虽然每个人都扔了，还是剩了非常多。
　　警察封锁了国家路，不时响起反对政府、警察和宪兵的口号。下午四点，警察局里开始商量游行的路线。显然，警察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许我们经过市中心。最后达成了一致，游行从加富尔大街开始。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紧张感，一种阴郁的气氛。城市被遗弃，商店关着，道路也被扭曲。下起了雨，有人从窗口扔出塑料袋，给我们遮雨。负责秩序的各组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有摩托车和对讲机，在他们的指引下，可以说我们感到受着保护，但不能像3月5日那样，随意投入战斗了。
　　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沉默了整整五分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大家明白，马上就要大闹一通。这时，一大群人脱离游行队伍来到耶稣广场，基督教民主党本部就在那里，外面围着一圈警察。燃烧弹扔了出去，作为回应，警察开始发射催泪瓦斯。然后是枪声、喊声和交火声。空气里都是烟雾，根本没法呼吸，啥也看不见。两个警察腿受伤了，倒在地上。警察更坚决地发起冲锋，游行队伍分成了两拨。共产党本部没开灯，那里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拉了警戒线，封了去那里的路。共产党没和我们发生摩擦，他们也明白，当时并不是好时机。他们在里面肯定有所准备。外面看不到什么人，只有面目可憎的“枪手”。阿根廷广场搭起了街垒，冲突和枪击在那里持续了几个小时。示威的大部队走到司法部的前面，扔了更多燃烧瓶，并和退到里面的警察交火。
　　在伦哥特韦雷街上，两队示威队伍重新集结，齐步走向人民广场。没有一家商店的橱窗能幸免，位于梵蒂冈的智利大使馆的两个警察岗、《人民报》编辑部、海湾公司总部、数不过来的银行和一家菲亚特专卖店受到袭击。警察驻扎在特韦雷河的另一边，负责维持科利女王要塞的秩序。天已经黑了，监狱方向打响了枪声。就在这时，一个军械库受到突袭，武器、步枪和手枪都被拿了出来。我看到一位同志拿着步枪从军械库出来，背上子弹穿过街道，枪口靠在城墙上，把所有子弹都射向眼前——特韦雷河另一边的监狱。
　　还有一个人也从军械库里拿出步枪，朝河对岸的警察开了一枪。每座桥上都搭起了街垒，大家在那里乱扔燃烧瓶。这边在开枪，警察那边也在开枪。那一天里，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
　　在伦哥特韦雷街，许多人想拉警戒线，防止某些团体破坏停在那里的车。后来对这件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当时也许有十万人，当中一些人还想破坏一切。
　　在人民广场上，空气无法呼吸，警察像幽灵一样在远处，不停发射催泪瓦斯。在城墙后面，能看到冲天的火光。一大堆人闯进宪兵司令部，扔了一堆燃烧瓶，然后用猎枪和手枪朝大门和城墙开火。在远一些的地方，一间法西斯聚会的酒吧被放火烧掉了。

　　科西加几周前还说……意大利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句话没有被人嘲笑，皮埃罗·奥托内^[20]这种人还奴性十足地把它放在报纸头版上，就好像这是一句严肃的话。这令我陷入沉思。当然了，问题是怎么理解：意大利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科西加先生的自由就是在3月12日派便衣上街，在罗马挑起冲突和杀戮。他把议员都关了起来，比如米莫·平托^[21]。他无视任何辩论规则，提前看了潘内拉^[22]的电视录像，再回以侮辱。他派出特务，射杀任何被怀疑的人。他这个部长也始终受到左派支持。这就是自由。
　　自由的意大利，这就是你的黑手党部长；莫罗先生为强盗部长辩护，政府则由安德烈奥蒂^[23]这些终身制部长主持，它们手里始终抓着权力……
　　对许多人来说，意大利可真是个自由国家：比如我们的宪兵不仅能随便开枪，还成为了备受赞许的执法者……
　　比如我们的罗氏（Roche）公司，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它能给几个村子投毒，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伦巴第地区议会能在卫生项目上造假，挥霍数百万的税款。
　　如今，它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也要归功于意共：党一直离掌权很远，在许多问题上受到尖锐的指责，直到它决心为民主自由挺身而出。它通过了自由的公共秩序法，它在核电站问题上同意与跨国公司签署肮脏的协议，它推动了镇压—效率社会的构建，它跻身于政府的多数派，并履行着公共职能。
　　我认为这便是意大利这些天以来，谈论镇压（或者说“自由”）的关键所在：因为自1948年至今，镇压一直都有，尤其是在1968年，“没有镇压”就是在胡说。在前几年，虽有些迟钝和错误，共产党还算站在我们这一边，捍卫所有人的自由，但现在它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用警察国家来换取“权力”。考虑到工业发展和国家需要，共产党推行了核电站的建设（这意味着经济、技术和政治上的依赖；对人民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危险；不可逆的环境破坏；特别的公共秩序措施）。它攻击并要求修改用以自下而上的斗争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民主工具。它接受了新的公共秩序提案，把共和国宪法当做一张废纸，相当于把《皇家法》从后门请了进来，而党本来是反对它们的……
　　假如这些变成法律，我相信，对于统治者和警察来说，在恐吓、推诿与侵犯公民权和政治权方面，意大利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总之，法西斯之法被我们看成开明自由主义的典范。多年以来不容争辩的宪法，如今遭到破坏。这就是左派为“权力”付出的闻所未闻的代价。^[24]

　　……每个人都抱着热烈的期望来到博洛尼亚，但最后都感到失望。面对组织方式的危机，政治团体又拿出了老一套。其他人也提不出什么，因为政治出路是没有的。
　　大会闭幕时的游行气势很足，非常吸引人，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虽然口号喊得很凶，但没有和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大家带着苦涩、失望和沮丧，回到了各自战斗与生活的地方。我们都承诺要继续前进，但没有人能回应这个戏剧性的问题：往何处去？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