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十二章 往何处去 该怎么走
你记得反革命吗？[1]
保罗·维尔诺
“反革命”是什么？不能把它仅理解为暴力镇压，虽然这一直都有。它也不单单是恢复旧制度，或者重建被冲突与反抗打开缺口的社会秩序。其实，“反革命”是一场颠倒过来的革命。换句话说，它是对生产、生活与社会的猛烈革新，却又巩固和重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反革命”和革命一样，将一切都改变了。它确立了长期的紧急状态，一切事物在其中迅速扩张。它积极构建其独有的“新秩序”，形成了新的思考方式、文化观念、品味、习惯与风俗，总之，它形成了常识。它深入到根源，将其整个改变了。
……意大利的“反革命”始于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今天[2]。它经历了各个阶段。它的外在也像变色龙一样多变：基督教民主党与工厂的“历史性妥协”、卡拉克西主义的胜利、苏东阵营瓦解后的政体改革。但不难看出它各阶段的主导动力。八九十年代意大利“反革命”的核心在于：一，完全确立了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电子技术、去中心化与弹性工作、将知识与通讯作为主要经济资源等等）；二，在资本主义管理下，极大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兼职、提前退休、结构性失业、长期不稳定的工作等等）；三，代议制民主将经历激烈的、几乎不可逆转的危机。这些正是第二共和国的基础。这些手段让统治的形式和方式，适应于发生在生产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变化。在第二共和国中，后福特主义“反革命”最终得以实现。
以下政治—历史短文旨在推论过去十五年（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意大利的一些重要方面。准确地说，它们为理论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背景。要是某一事件具有典型价值（或能提供新的看法），我们将在附录中对其进一步研究，类似电影里的“特写”……
在为消灭阶级运动和产业转型的最初阶段出完力后，主流左派被逐步排除在了游戏之外。1979年，受共产党及其工会毫无保留支持的“广泛一致”的政府（也称为“民族团结”的政府）关门大吉。政治主动权完全落在了大企业和中派政党的手中。
为了在过渡阶段压制社会不满，国家选择了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当时不再适用福特—凯恩斯模式，信息技术尚未充分发展。接着，新的发展周期刚开始，流水线上的“大众工人”彻底失去了在合同和政治上的分量，左派官员也成了多余的累赘，马上就被赶走。
共产党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衰落。这是新的生产过程导致的。有人错误地以为，“真正社会主义”的覆灭导致了1990年的衰退，最终促成了共产党解散和左翼民主党诞生，换句话说，它是由于铁幕倒塌而造成的直接后果。
主流左派在八十年代中期遭受了失败的惩罚。1984年，贝迪诺·克拉克西[3]政府不再将工资与通胀挂钩。为了挽回这项七十年代工会的成就，共产党召集了全民投票，然后遭受了重大失败。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那时起，党和工会就采取了“现实”的立场，即在工资和工时问题上与政府合作。自1985年起，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工会的”劳动保障都消失了。后福特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又回到了原点，它无法再依靠“自己的”党和“自己的”工会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菲亚特八十年代的变化
在这二十年间，青年工人的自发战斗、意大利共产党、即将转型的公司，三者之间戏剧性的辩证关系是相当清楚的。菲亚特就是意大利“伟大转型”的缩影。它一共分为三幕。
第一幕是在1979年7月，菲亚特因“无限期”罢工而停止运作，这场罢工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真正的占领工厂。它是在公司协议斗争的高潮发生的。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七十年代工人进攻的压轴戏。它的主角是这两年才到菲亚特工作的一万名新员工。这些都是“古怪”的工人，他们的思考方式、城里养成的习惯和受到的教育，都类似于七七年走上街头的学生和失业者。当时，这些新员工一直都不遵守工作节奏：他们只想慢点干。他们让菲亚特停止运作，是为了要求工作时间的弹性。共产党和工会公开指责他们没有工作热情。
第二幕是在1979年秋天，菲亚特管理层为了反击，解雇了六十一名斗争经历丰富的工人。但他们不是因为触犯公司规定而被解雇。解雇的理由是这六十一人涉嫌“恐怖主义”。法官没有证据，但这并不重要。公司“知情”就够了。自称“致力于全民团结”的政府也站在公司这一边，它把体制外的社会斗争和武装颠覆画了等号。共产党和工会也委婉支持菲亚特的决定。
第三幕是在一年后。1980年秋天，菲亚特提出一项重组计划，预计将裁员三万人。福特制工厂要被拆除，米拉费奥里将变成过去。随后三十五天的罢工中，当时已退出政府的共产党充分组织了起来。党的第一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菲亚特的大门前举行了一场集会，这后来成为了左派的固定“仪式”。但为时已晚。由于此前支持解雇六十一人，还反对和压制新员工的自发斗争，共产党和工会早就摧毁了厂内的工人组织。它们是自食其果。只有想混淆视听的历史学家才会说这三十五天起到决定作用，或者这场冲突是一个转折点：其实，一切都在1977—79年间发生。菲亚特这回可以依靠群众（中层管理、工头和职员）来取胜。1980年10月，这些人在都灵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工人继续罢工。这场示威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四万人参加游行。于是，菲亚特的重组计划通过了……
在八十年代，第一共和国的危机已经浮出水面。代议制民主的衰落，包括以下现象：
第一，作为统治的手段，每当发生地下武装冲突、公共债务或农民工问题时，“紧急状态”（即实行特别法和建立实行特别法的机关）都会被使用。
第二，议会的许多职能下放给行政系统，官僚的指令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极端膨胀的司法系统（在镇压恐怖主义期间得到加强）使得司法取代政治。
第四，科西加总统的反常行为。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就好像意大利是一个总统制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
柏林墙倒塌后，公众舆论预示着危机的爆发，左翼和右翼几乎一致认同消灭代议制民主最鲜明的象征，即立法机构的选举标准。1993年，全民投票废除了旧立法，实行了多数选举制度。这一事实加上“净手行动”（牵扯了主要政治集团的腐败）加速和完成了传统政党的瓦解。而在1990年，意大利共产党转型为左翼民主党，放弃了所有的阶级立场，并表明自己是一个“温和”与“建议”的党。
基督教民主党也瓦解了，1994年改名人民党。那些较小的中派政党（包括在许多方面预见到彻底制度变革的社会党）一夜之间消失了。然而，九十年代初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长期动荡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新的右翼形成了。这个右翼远非保守，真正致力于创新，它从依附性的劳动中产生，为当代的主要生产者提供政治表达。
1994年大选上台的新右翼由两个组织组成：北方联盟[4]和意大利力量党[5]，前者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北部地区，后者则围绕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6]左右，他是几家电视台、出版社、建筑公司和大型零售店的所有者。
北方联盟唤起了民族自决的神话：北方人民要求重视他们的传统和习俗，不将任何形式的权利交给国家的中央机关。本地认同（基于地区或城市）与广泛的政治代表制及抽象的公民身份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尤其针对来自意大利南方和欧盟的农民工，北方联盟的本地认同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北方联盟提出了一种将旧现代与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联邦制：它把阿尔贝托·达·朱萨诺[7]（伦巴第的中世纪佣兵）这类人物和超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将“土地与血”的口号和反税收扔在一个口袋里。这种矛盾的结合引起了反国家主义的倾向，过去十年间，这种倾向慢慢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冒了出来。后来，北方联盟获得了后福特主义中小企业的群众基础，因为它能从民族国家手中得到相对的自主权。在新的生产组织出现，欧洲一体化已被提上日程时，意大利国家机器在诸多方面都需要完善，而北方联盟的方案反过来推迟了这些问题的政治解决。
意大利力量党则以商业模式与技术取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程序。选民被当作（电视）“观众”，保持消极的共识。此外，力量党的组织忠实地再现了“网络中的公司”的结构。支持力量党的“俱乐部”都是在远离传统政治的个人基础上发起的，比如野心勃勃的办公室白领或者想要出名的外省公证员。这些俱乐部和党的关系，就像是个体户或小家族企业和母公司的关系一样：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产品，它们需要一个公认的品牌，而作为交换，它们得遵守品牌的风格与行为规则，给母公司留下好名声。意大利力量党和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党一样，取得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业雇员的支持，即取得了正在后福特主义伦理与技术的风暴中形成的那一派的支持。
新右翼认识到了，且暂时拥有了最受期望的东西：反国家主义、逃避政治代表制的集体实践，以及掌握群众智力工作的权力。它扭曲了它们，又将其藏在拙劣的讽刺画下，意大利漫长的反革命过程落下了帷幕。这一幕结束了，让下一幕开始吧！
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往何处去？该怎么走？“七七年运动”后，1968—79年的现象又再次上演：政治制度无法压制政治、体制与文化变革的要求，只能以各种司法和警察的镇压手段来使运动边缘化。
在“火热之秋”的高潮，“紧张战略”已经成形，它迫使运动采取各种组织和代表形式：从列宁主义的小组到工厂委员会、地下武装组织的形成、地下武装斗争的出现，以及市民社会为了争取民主（离婚或堕胎等权利）而在全民公投下的动员。
1977年，所有代表形式都陷入了危机，要么是因为国家权力再次重组，要么是因为新社会主体已经放弃了原先的自我组织形式。有人说七七年也是“激进政治批判”的高潮，这一历史时刻中，新社会主体在主观上彻底打破了“政党形式”的理论与实践。但要反思的是，它表达的多样需求并没找到一个能自我表达的政治形式。
那一短暂反抗时期的直觉与广泛实践，戏剧般重演了整个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构成与组织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年间，各种组织都达到了局限，因为它们无以应对主体的复杂性与阶级斗争的需求。如果在“火热之秋”后，运动能够有所反应，吸取反对主流左翼阶级妥协的“外来”激进组织形式与斗争经验，为工人阶级提供参考，那么“七七年”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立足点。
“紧张战略”被三个主要的社会政治因素所抵消：阶级自主的战斗性、武装斗争的实践以及民主激进主义。武装组织的极端立场曾导致“小集团式的暴力”，但它在1976年还是少数（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博索里尼〔Bosolini〕说，当年全意大利只有不到一百名游击战士），七七年运动将其逼入绝境：即使在广义上理解武装斗争的倾向与政治目的，也无法统一武装斗争的目标与分散的暴力实践。
“组织模式”的危机、“追求共产主义”的激进活动、生产周期深刻而专制的重组，以及“国家形式”的重建，都引发了冲突。
相比六九至七三年，七七年的议会各政治势力推动了制度转型。将以“紧急立法”载入史册的公共秩序方案代表了七七年各派达成一致的基础，以及共产党被纳入“民主”政府的条件。意大利共产党在其历史上首次宣布支持大规模限制自由与宪法保障，还想让民众与专制复辟达成共识——包括对《皇家法》的“全民公投”。[8]
虽然意大利政府与司法的最清醒历史学家和见证人指出，早在1974—75年刑事制裁就变本加厉，但1977年仍是“关键的一年”。[9]不仅如此，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也被针对，遭到刑事诉讼或成为搜查和逮捕对象的律师将遭到停业。[10]
同时期设立了“特别监狱”——它们从未合法，这些真正的集中营旨在摧毁被捕者的身心。为了不让犯人逃跑，他们经常开火，若再发生“亚历山德里亚惨案”[11]，这并非取决于某个人或地方法官的决定，而是法律的规定。这一任务被交给卡洛·阿尔贝托·德拉·齐爱萨将军[12]，他曾是“惨案”的主使者，这绝非巧合。
的确，假如“紧张战略”是国家对阶级冲突的恐怖主义反动，那么“紧急立法”则是为了压制任何有组织或自发的社会反抗，将它们统统视作“非法”。做法不同，但目的一致。
激进派（甚至民主派）普遍认为，国家掩盖（容忍和组织）“恐怖政策”的阴谋，因此失去了垄断暴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所谓“民主”的特权又是最模糊和矛盾的。宪法之父诺贝托·博比奥[13]的看法是：“革命团体为自身的暴力辩护，它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绝非自然的暴力唯一可能的回应……同样的论点也被国家用以解释其自身的暴力，即它是对革命暴力的回应。”[14]
根据博比奥的说法，在这一对立中，“一贯的民主派”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制度。“纪律”机关的任务应是平衡社会运动的代表权与民主再生产和管理的需求。当规则被单方面改变时，就会产生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
七十年代中期，基督教民主党政权的保守落后成为了民主制度的“障碍”，1974年以来就出现了征兆（即所谓“恐怖主义”危险之前）：颁布了大量法律，警察审讯和《皇家法》（1975）被重新引用，从此以后，真正的“谋杀许可”被赋予了“治安部队”（在之后十年内，就有三百五十人成为它的牺牲者）。
客观上看，它是有机的专制：一方面是国家治安机关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是日益权威的立法，后者被认为是捍卫“民主”必须的，而我们的“民主”受到暴力威胁，反过来又引起暴力。这一切都是由深刻改变“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需要引起的。从工厂到社会，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深刻转变了。工会如此，更何况基层工人群众希冀的联盟。
工会作为政权与政党制度之间的唯一协商工具，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的主要中介，极大削弱了传统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在工厂和社会中，运动逐渐摆脱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主导权，后者战后头一次失去了对工厂的控制。斗争形式、“不断冲突”、围绕工资和待遇引发的冲突，几乎都是自主的，也都独立于政党制度。唯一试图代表它们的是工会，但基层迅速掌握了主导权——需要指出，工厂委员会的工会协调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党员——甚至和工会领导层公然对立。
“整个社会似乎都在急剧转变，同时资产阶级遭遇了持续激烈的身份危机，它丧失了文化身份和抵抗运动的民主遗产，内部也产生了权力冲突。”[15]这一背景下，在保卫“民主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趋势。“此外，政府都倾向于达成一致。一方面，政治势力都在与自身的阶级疏远，在国家内部拥有了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和制度通过党派表达了‘共识’，反过来也失去了所有的历史和阶级特征，成为一个顾名思义的‘民主’国家和制度……比方说在意大利，我们不再有‘资产阶级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国家’或者某些方面的‘法西斯国家’，在各政治势力（首先是共产党）的‘共识’下（指“民族和解”政府），国家认同民主，将维护共同价值观作为全体的利益和义务。”[16]
七七年前，意共就竭力调整自己的党纲、目标和内部权力体系。它在市民社会复兴中也取得了最大好处。意共在1975—76年的选举胜利（创了战后新高）也反映了一场重大的集体愿望，当时认为共产党能在选举中战胜基督教民主党，是表达了前五年的群众需求。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空想。由于其历史战略和政治文化，意共没能察觉到如此激进的变革需要，而是执意加入政府。这就是共产党放弃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力争反对加入北约的立场，并决定重建受社会—工厂斗争重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原因。
为了这一战略，不可避免要将工会重新纳入党及其战略的领导下。正如我们所见，工会是冲突的唯一调解工具。“没了工会，意大利政治制度就无法应对阶级斗争、工资要求和新的需要。”[17]没有工会提供合作，任何自上而下的重组都无法进行。
大量“聪明的头脑”被动员为该政策辩护。特伦廷在一篇长文《从被剥削者到生产者》[18]中解释了生产者之间需要协议，这是为了重建工人运动的“民主主导权”之路。贝林格在他给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说中讲道，左翼政府是不可能也是不受欢迎的，除非“生产力”从“雇主的武器”变成“推动政策转变的工人运动之武器”。《共和报》的一篇通讯表明了同样的想法，并得到了经济学权威西洛斯·拉比尼[19]的支持，当中精辟地宣称“左派必须自觉帮助提高今天极低的利润率，甚至提出牺牲工人的措施。这是朝葛兰西主义主导权方向迈出的一步。”[20]共产党参加政府时，正是这么做的。
但这一战略选择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这意味着对先前革命阶段劳资冲突的清算，意味着“米拉费奥里派”与“火热之秋”的全部成果付之一炬。不管台面上怎么说（比如被解雇都被说成“过剩”），工人和社会运动都不想放弃取得的东西，还想争取更多。
“紧急立法”的诞生正是一种威慑，为的是防止修改“游戏规则”时，发生动荡。“民族和解”政府作为绝妙的跨阶级“民主国家”的代表，将在议会中消化任何形式的冲突，而把它无法处理的都划为刑事和法律问题。
意大利历史上始终躲在“政党制度”背后的国家，现在有力地走上前台。“在某些历史时期，当统治危机与（体制内外）新阶级构成的发展可能使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辩证关系失控时，民主和阶级间的国家形式就会浮出水面。1945—46年正是如此，在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后，面对阶级和群众，共产党协调了工人阶级、武装运动和宪政党派的关系。就和当年‘重建体制’一样，意共玩弄‘紧急状态’来克服目前的危机，选择了‘历史性妥协’的道路。而在6月20日后（选举胜利后），共产党有更多筹码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结盟来‘解决国家危机’，让各派重归于好，不再冲突。各党派的政策和纲领像铁幕一样封闭了阶级的需求。‘政党制度’不再假装代表冲突，或是调解和组织冲突。它将冲突置于‘经济利益’之下，将自己视作科学治理，与社会分离并与之敌对。政治制度愈发僵化，它直面反对公民社会，不再接受下层压力，而是实行控制和压制。”[21]
而在七七年，议会颁布了一系列“例外法律”，运动的反抗和革命工人在工厂中的无方向，导致革命运动无法看到前景。“七七运动”的财富和自主遇到了困境，往何处去？该怎么走？革命群众又戏剧性地遭到“领袖的背叛”。对裁员计划的政治利用、革命组织的瓦解、针对性的解雇、歧视性法律的颁布，这些也是客观上遇到的困难。
这也许是战后最黑暗的时期：假如说六十年代初的苦闷引起反抗，那么工人的“恐惧”则是产生了绝望。“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只是“特洛伊木马”，它服务于一个更庞大缜密的计划。首先，消灭意大利的革命势力。其次，清除工人群众的中央机构，便于老板对工厂的管理。为此，不仅要打破“法治”的程序和立法，还要建立强大的文化机关以篡改和伪造七十年代的历史，这是为了剥夺所有反抗者的“记忆”。
年轻的积极分子中有一种糟糕的想法，认为基层自我组织都无济于事。似乎只剩下极端和激进的选择：作为对存在的彻底拒绝，吸食海洛因现象普遍（1976年有一万名吸毒者，1978年则有六七万），另一方面，仿佛是对严肃道德的需要，群众涌入了武装组织。
历史上享有最高声望的武装组织是红色旅。它在工人阶级中间拥有坚实基础，而在第三国际的经验之上，它还吸取了别的理论（“工人主义”和游击队理论），这似乎使它成为了一个密不透风又难以捉摸的组织，拥有致命的行动能力。红色旅绑架和处死了莫罗（他正准备将意共带入政府），这反映了运动的普遍愿望。广大工人群众看好莫罗事件，绑架行动的效率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阿尔多·莫罗事件的悲惨结局后，1978年初武装活动不断增加。成百上千零星的自主积极分子和整队整队的工人群众涌向最大的武装组织——尤其是米兰的瓦尔特·阿拉西亚旅[22]，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工人。同时，受自身决定动摇的“政党制度”将控制与镇压的权力下放治安部队和法院，后者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裁决权，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上，书写了最黑暗的一页。红色旅绑架并谋杀了阿尔多·莫罗，大张旗鼓地转变了1975—76年“攻击国家心脏”的战略，这是“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在1975年4月的战略决策中，红色旅放弃自问自答的形式，发表了一份正式文件——和第三国际各党的传统一样——把它当成某种全面计划。在这一正式决定中，武装组织的自我介绍也反映了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于是，它不再是一个地下武装组织，不再是阶级对抗的最激进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把“武装斗争”当作阶级对抗的唯一战略、作为革命的“形式”，倾向于由自己表达现实运动的复杂性。这种性质的战略决策，必然会大大降低组织过程本身的复杂程度，与其他斗争方式越来越对立，而它不仅与议会外团体，也与分散或有组织的自主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分歧将在后几年愈演愈烈，引发对红色旅实践的理解—拒绝，在莫罗事件之后，这一关系才经历了复杂而矛盾的破裂。
红色旅绑架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当然是想攻击“历史性妥协”的计划，但它最大的野心其实是建立主导权，它判断“工人中心地位和资本国家”之间难免冲突，在红色旅的分析中，这一冲突被认为是资本和国家攻击“大众工人”主导权的“必然”历史结果。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为的是运动按照红色旅的计划发展时，它能够接过运动的领导权。这完全是空想的，也和现实运动越离越远，在1980年菲亚特工人遭受重大失败时，它彻底破产了：几千名工人被解雇，他们被驱逐出生产周期，消散在社会中，担惊受怕又失去了群众的身份，而完全拥抱军事行动的武装组织也再无法回应冲突背景的深刻变化。
1978年末和1979年初，“民族和解”政府已经就位，最后的障碍也被清除。地方法官亚历山德里尼一案[23]（他被“前线”[24]暗杀）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人们重新开始讨论过去十年司法对政治事件的干预。恐怖主义和抗议活动的差别已经消失。作为独立机构的法院，它的反应超出了反游击队本身的需要，把手伸向每一处角落，将理论家和政治学家、技术人员和记者都投入了监狱。[25]
在1976—77年间，帕多瓦地方法院和共产党杂志《重生》[26]提出武装组织与运动的立场一致，但正如我们在七七运动的讨论中所见，它不仅受到知识分子，也受到许多基督教民主党法官的反对。在亚历山德里尼一案后，最后的障碍被打破，虚伪的“卡洛杰罗定理”[27]落地了。交流手段被暴力剥夺（数百名编辑遭到监禁和调查），武力镇压也越来越严厉，运动失去了盟友和“同路人”，彻底瓦解了。这是“积极分子自杀”阶段，紧接着是“工人自杀”（仅在都灵就有两百人领取失业补助金）。国家机关在这一阶段重建，紧急状态成为治理的手段，用以掌控冲突，粉碎任何不适应新生产要求的代表形式。“地下经济”（读作“黑工”）使新一代雇主登上舞台，他们没有偏见、积极进取，准备好与传统产业分庭抗礼，在抛弃了革命主体“大众工人”的工厂后，最终将工人圈在了技术和信息的重组中。
“企业文化”和“个人奋斗”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与赞美，被当作了积极的价值观。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在“日常”的“思考无力”和捍卫自身特权的丑态下，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托词。
“两个社会”的说法用在七七年运动还有些夸张，但在八十年代初，它成为了普遍的现实：几十万“无保障”的青年，数百万的失业者，他们是新一代繁荣列车的主要燃料，却没有自己的代表。
在大都市的迷宫中，孤立与无力的沉默笼罩了一切，“政客”僵硬的面孔在电视屏幕上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废话。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它是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1] 标题取自托尼·内格里、卢西奥·卡斯蒂亚诺、卢西亚诺·费拉里·布拉沃和维尔诺本人署名的《你记得革命吗？》一文，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对系统性的遗忘和对武装暴力的怀念，这篇文章对“意大利革命”的激昂岁月进行了首次解读。——西译者注
[2] 当然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译者注（于2021年）
[3] 贝内代托·克拉克西（Benedetto Craxi，1934年2月20日——2000年1月19日），绰号“贝蒂诺”（Bettino），出身于商人家庭。1952年加入社会党。1957年当选为社会党中央委员。1983—1987年任总理，1985年兼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在任期间大力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同时秘密收受贿赂，在党内独断专行。1993年因“净手运动”导致东窗事发，被迫辞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职。1994年流亡突尼斯，同年被缺席判处八年半有期徒刑。2000年死于突尼斯。——中译者注
[4] 北方联盟（Lega Nord），全名帕达尼亚独立北方联盟（Lega Nord per l'Indipendenza della Padani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右翼政党，1989年成立，1991年改组为政党。曾多次在竞选中支持右翼政府。2018—2020年期间上台执政。——中译者注
[5] 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是意大利的一个中右翼政党，由贝卢斯科尼领导，1993年成立。该党曾于2001—2006年期间上台执政。2009年同几个小政党合并为自由人民党（Il Popolo della Libertà）。2013年自由人民党就参加大联合政府问题决裂后，贝卢斯科尼率反对大联合政府的“鹰派”重组了意大利力量党。——中译者注
[6]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年9月29日——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61年起开始经商。1977年起支持社会党上台执政。1978年创立有线电视台“Telemilano”，1986—2017年担任AC米兰足球俱乐部主席。1993年创立意大利力量党，并于1994—2009年担任党主席。1994—1995年、2001—2006年、2008—2011年任总理。2009年解散意大利力量党，另行组建自由人民党（Il Popolo della Libertà）并担任党主席。2012年因逃税被判处4年监禁，但毋需入狱。2013年因反对大联合政府而解散自由人民党，并重新建立了意大利力量党。2013年3月5日至11月27日任终身参议员，后因同未成年妓女进行性交易而被判处四年监禁，虽未入狱，但被解除一切职务。2018年起担任蒙扎足球俱乐部主席。——中译者注
[7] 阿尔贝托·达·朱萨诺（Alberto da Giussano），在莱尼亚诺之战率领伦巴第同盟大败神圣罗马帝国，挫败了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事后考证他是150年后一位教士杜撰的角色。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他被视为民族独立的象征。——中译者注
[8] Luigi Ferraioli y Danilo Zolo, «Il caso italiano», en Democrazia autoritaria e capitalismo matu ro, Milán, Feltrinelli, 1978.——原注
[9] Romano Canosa, «Apparati di stato e “transizione”», Quaderni Piacentini, Piacenza, 1978, num. 69.——原注
[10] Sergio Bologna, «“Primo Maggio” oltre il movimento», en Primo Maggio, Milán, 1979, num. 13.——原注
[11] 1974年5月11日，亚历山德里亚（皮埃蒙特）监狱犯人暴动受到暴力镇压，7人死亡，14人受伤。——西译者注
[12] 卡洛·阿尔贝托·德拉·齐爱萨（Carlo Alberto Della Chiesa），宪兵将军，强硬派，负责恐怖主义事务。1978年被任命为监狱安全负责人。阿尔多·莫罗遭到暗杀以来，担任打击恐怖主义与红色旅的总负责人。1980年负责打击黑手党，1982年被暗杀。——西译者注
[13] 诺贝托·博比奥（Norbetto Bobbio，1909年10月18日——2004年1月9日），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1928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35年因与反法西斯组织有联系而一度被捕，后在墨索里尼的干预下获释。1942年秘密加入行动党（Partito d'Azione）。1943年拒绝进入萨洛共和国工作，同年短暂被捕。1948年起在都灵大学任教。1967年加入统一社会党（PSI-PSDI Unificati）。1981年公开反对堕胎自由。1984年加入社会党。1984—2004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参加净手运动。1996年加入左翼民主党。2001年退休。2004年在都灵逝世。——中译者注
[14] Norberto Bobbio, «Se cede la legge», La Stampa, 17 de julio, 1977.——原注
[15] Sergio Bologna, «Composizione di classe e sistema politico», en Crisi delle politiche e politiche nella crisi, Nápoles, Libreria l’Ateneo di G. Pironti, 1981.——原注
[16] Luigi Ferraioli y Danilo Zolo, op. Cit——原注
[17] Sergio Bologna, op. cit.——原注
[18] Bruno Trentin, Da sfruttati a produttori, Bari, De Donato, 1978.——原注
[19] 保罗·西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 Labini，1920年10月30日——2005年12月7日），意大利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20] La Repubblica, 10 de diciembre de 1976.——原注
[21] Sergio Bologna, La tribù delle talpe, Milán, Feltrinelli, 1978.——原注
[22] 瓦尔特·阿拉西亚旅（La Colonna Walter Alasi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以红色旅成员瓦尔特·阿拉西亚的名字命名。1977—1983年期间针对监狱、警察局及多家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暗杀等活动。1983年解散后，其领导人多数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23] 1979年1月29日，埃米利奥·亚历山德里尼在米兰被暗杀。他是司法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揭穿“国家恐怖主义”与紧张战略的阴谋时，曾发挥重要作用。——原注
[24] “前线”（Prima Line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成员以工人和学生为主。1976年成立，针对法西斯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人、警察、法官等进行暗杀等活动。1983年因内部成员大部分被捕而停止运作，1987年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25] Sergio Bologna, «“Primo Maggio” oltre il movimento», cit.——原注
[26] 《重生》（Rinascita）杂志，是意大利共产党用于传播其文化政策的杂志，1944年由陶里亚蒂创立。1989年短暂停刊。1990年复刊。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销量暴跌，年亏损超过30亿里拉。1998年被出售给左翼民主党领导人阿奇雷·奥凯托（Achille Occhetto），实际上已停止运作。——中译者注
[27] 帕多瓦地方法官卡洛格罗的指控，这名法官先入为主地断言，参与运动的所有政治团体（不管地下与否），它们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根据这一指控，“四月七日”大搜捕开展了。不用说，在多年的镇压和监禁下，“定理”完全是一派胡言。——原注
皮耶特罗·卡洛杰罗（Pietro Calogero，1939年12月28日—— ），意大利地方法官。1963年起在地方法院工作，曾参与调查丰塔纳广场屠杀案，同意共关系密切。后担任帕多瓦地方法院副检察官，并于1979年4月9日下令逮捕内格里等人，鼓吹“卡洛杰罗定理”（teorema Calogero），即“工人自主活动领导者是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起义的大脑”。2009年起担任威尼斯上诉法院院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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