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四、难忘留苏岁月 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以后，先到倪忧天家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然后请假回嘉定老家探亲。正巧这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嘉定城西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庆祝双十节提灯晚会。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我因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张兰芳等人的邀请，去给他们（两党积极分子会议，共20余人）介绍当前的形势，如汪精卫政府的叛变和“宁汉合流”，以及我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等。第三天我离开嘉定回到上海。很快便接到组织的通知，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我们这一批被派往苏联的学员有16人，其中3个是翻译：许子桢（建国后曾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任岳（建国后在公安部工作）和胡士廉。大约在1927年10月中旬，我们分批用小船摆渡，登上停泊在杨树浦黄浦江中的苏联货轮，就从那里出发。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在货轮开出吴淞口以前学员不许随便交谈，即使过去熟悉的人也不许打招呼。因此直到船驶入公海，大家才开始活跃起来。我们大部分学员是初次乘坐海轮远航，海上生活使大家觉得非常新鲜。风浪稍微平静时，我们便各自到甲板上散步。早上可以看到天边喷薄而出的朝阳，傍晚时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落日余辉。当然，也有人因为晕船而呕吐，躺在铺位上动弹不得，欣赏不到海上这奇异的景色了。我们在大海上颠簸了4天4夜。才到了海参崴。因为这时，苏方尚未收到中共方面关于派送我们赴苏学习的电报，我们只好又在船上等了一昼夜，才允许上岸。 我们发现前几批先到海参崴的学员，仍在那里等候赴莫斯科的通知。我们这几批学员加起来有近300人，分别住在几家旅馆里。海参崴这个城市不算大，街上行人稀少，突然出现这么多年轻的中国人，极易引起敌人情报部门的注意。所以上级通知大家不要上街或互相串门。但这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我们都是年轻人，在那里又无事可做，并且都是刚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跑出来的，到了异国他乡好象出了笼的小鸟一样。一些老熟人在国内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时，彼此不敢联系，现在到了国外正是畅谈叙旧的极好机会。因而大家不顾上级的规定，照常频繁地互访叙旧。 我们是最后到达的一批，在海参崴只等了七八天，就收到了莫斯科通知启程的电报。于是大家同乘一列火车开始了寒冷寂寞的漫长旅程。一路上朔风凛冽，雪花漫卷，列车隆隆地奔驰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穿过茫茫的原始森林，跨过了亚欧大陆，整整跑了12个昼夜，终于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后的几天，到达日夜向往的红都莫斯科。 苏联早在1920年就建立东方大学，专收东亚各国学生。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莫斯科阿罗罕街设立孙逸仙大学。在学校的高层建筑上，立有立体型的俄文大字“孙逸仙大学”。1928年春，该校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是，中国人仍都习惯地称它为“中山大学”（简称“中大”）。 我们这批中国学员到达莫斯科时，学校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一到校，每人领到了一张已经填有俄文名字、编好号码的学号卡片。我的俄文名字叫“齐华依”，编号743。另外还有一张表格让学员自己填写中文名字和简历。校方经过简单的了解后，大家便分别编班上课。我们这批学员都分在一年级。那时，二年级的中国学员大部分已经陆续分配工作，不少人已回国了；但仍有留在学校里的。他们对新来的同学很热情，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其中有的人与新同学交谈，当谈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这主要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我听了很惊疑，便回答说：“我在汉口时，听到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我们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双方观点有分歧，在交谈中时常出现激烈的辩论。 我们将这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学校领导要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说这是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因为原先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是托派的主要成员，他在学校里还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那些受影响或参加托派组织的中国学员，仍然留在学校里学习，有些依然出头露面地进行活动。 我所在的班大约有30几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多数为中学生，少数是大学生），只有五六个是工人。我是印刷工人，初小文化程度，对马列主义了解也不多。因此开学以后，对学校里开设的那些课程，如《社会形态发展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等还有俄文，都感到很新鲜、很有兴趣。于是，就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都认真整理听课的笔记，按照教师布置的作业，一题一题地做好。由于自己原来的文化水平较低，基础差，学起来仍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加倍用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了，整天坐在教室里，很少外出游玩，对学校里其它活动也不感兴趣，没有时间去过问。 但做梦也没有想到，1928年春，在改选学校党的支部局（相当于我国现在大学的党委）时，学校领导竟提名选我为党支部局委员。为什么要提名选我呢？自己估计，大概是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看到我平时学习用功，讨论发言积极，又是工人出身，受过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人的教育，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搞过工人运动等，因而对我有好印象吧。 我们这一批学员到校时，校长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校长。他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到学校里来，学校中的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库秋莫夫负责主持。 我对于“中大”以前的党支部局委员，除个别人（如杨放之）以外，都不了解。这一届党支部局的书记叫皮尔曼，他也是上届党支部局的书记。皮尔曼这个人很能干，政治理论水平高，看问题很尖锐，与同志间的关系也比较好。但他的最大缺点是自尊心太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当他一听到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时，就会立即打断你的发言，同你展开辩论，甚至对你进行批评。所以人们见到他都有些害怕。党支部局的组织部长是伊克那托夫，他兼任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局的宣传部长是华克斯，是学校的任课教师。党支部局的书记和部长都是苏联人，委员中有个二年级的中国学员叫李竹声，他参加分管宣传部的工作，后兼任副校长。我参加分管组织部的工作，野营时任组织部长。另有个一年级学员叫蒋德芳，工人出身，他任“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主任，主要分工负责中国学员同学校方面的联系，向学校反映学员对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此外，还有一个二年级中国学员叫苏美益，当选为委员后不久，就回国去了。党支部局的翻译是张琴秋（沈泽民的妻子）。一个苏联女同志当秘书，管文件的收发保管和开会时作记录；她是共青团员。 组织部长伊克那托夫，工人出身，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为人忠厚稳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组织纪律性很强，学员们对他的印象很好。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除了部长和我外，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还有几位于事：一位叫方廷桢（方仲如），一位叫陈逸（陈修良），一位叫博古（秦邦宪）。博古分管共青团工作。 宣传部长华克斯很少同学员接触，主观性很强，讲起话来喜欢批评别人，学员对他敬而远之。 党支部局的特点是脱产干部很少，除了书记和女秘书以外，其他成员都是兼职的。党支部局的下面除了各班学员党支部以外，还有一个“副支部”。这个支部的党员是学校教务、行政管理人员，都是苏联人。他们在开会、活动时，不同学员支部中的中国党员在一起。 1928年春，赤色职工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上级指示要派两名工人出身的中国学员去列席大会。学校领导就指派汪沛贞和我去参加。出席这次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向忠发、苏兆征等人，翻译是冀朝鼎。汪寿华牺牲之后接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郑复他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会上被提名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 1928年春，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名虽然改了，但在办学的方针和教学的内容方面并没有作大的变动，学员仍然是以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有所不同的是，这时东方大学政治班的学员也合并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来学习。 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大”秘书长阿勃拉莫索（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会说中国话）交给我一份名单，要求按名单通知有关的人去见他。名单上的人是：方廷桢、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和我6人。我们应约到阿勃拉莫索的办公室。阿勃拉莫索态度十分严肃，用中国话郑重地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校上课，晚上前去学习。” 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位于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里，负责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名叫晓克。除中国人外还有3个德国人，3个保加利亚人，英国、捷克各1人，总共只14个人。学习的内容，除学习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教员是苏联人。我们开始是学习收发报技术，教员用电键“滴滴嗒嗒”地拍发，我们6人围桌而坐，头戴耳机，边听边抄，抄完后当场校对是不是正确。暑假过后，便开始学习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教员讲课用的是俄语。方廷桢等人懂俄语，常常提出问题请教员解答。我和沈侃夫听不懂，只好课后再请方廷桢等人辅导。教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架发报机，隔壁还有一个小工厂。老师说：“你们要时常到小工厂里去看看，争取时间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线圈等无线电技术。你们回国后有些原件可能买不到，那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我们几个人去工厂时，工人们很热情，需要的工具和提出的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和答复。我和侃夫是工人出身，对于制作机械，很感兴趣，所以到那个小工厂去的次数要比别人多。 1928年暑期野营活动时，“中大”野营党代表兼党支部局书记伊克那托夫指定我和一个二年级学生，由军事教官孔节枝（北伐战争时期在中国当过军事顾问）带领去参观、学习东方大学在莫斯科郊外的野营训练。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正巧赶上周恩来到东方大学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报告结束后，周恩来和学员们一起到饭厅去吃饭。我因在武汉见过周恩来，有点熟悉。所以他见到我，就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这时因旁边挤进来很多学员，我们的交谈就被打断了。虽然周恩来只讲了几句话，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我俩与苏联教官孔节枝，和周恩来一起，先是乘牛车到火车站，然后同坐火车赶回莫斯科。 大约1928年底，陈昌浩因组织上调他去搞共青团工作，中途退学了。而我们5个人一直坚持了下来。 从总的情况看。1928年在学校里，我们学员的学习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学员都是刚从国内白色恐怖下来到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在那样一个比较安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大家都很珍惜，都能够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抓紧时间进行学习。在生活上大家也是比较满意的。苏联当局对学员的生活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和优待。吃的是西餐，每天都有鸡、肉、鱼、面包、牛油、香肠、鸡蛋等。在当时，这些东西即使是苏联人也很难吃到。中国学员后来外出发现，其他学校学生的生活待遇也比不上中山大学。在野营时，我们还看到连苏联红军吃的都是黑面包，而我们中国学员平常吃的却都是白面包。苏联的机关干部平常也没有肉吃。学校知道中国学员爱吃中国菜，就送来猪肉，要中国学员自己到伙房去烧。我们穿的衣服也由学校统一发给，有白色的衫衣，呢子列宁装、大衣、皮鞋等。住的地方也很讲究，都是过去一些贵族富豪住的公馆房子。每个星期可以换一次内衣，两个星期换一次床单，很讲究卫生。每月每人还发给十几个卢布的零用钱。 但是，在这一年里，“中大”也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论。 第一件事是，有少数人散布托派观点。他们除了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外，还议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因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已不是主要的革命任务，今后中国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和平发展时期，等中国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以后，再进行“直接革命”。他们还说，苏联现在是斯大林独裁专政，列宁逝世前就批判过斯大林；图书馆里陈列的都是斯大林、布哈林的书，没有列宁的书，特别是象列宁遗嘱那样重要的文件也不给大家看；现在看到的联共中央开会的报告中所列举的建设成就的数字，都是假的，不可靠的；现在顿巴斯的矿工正在罢工反对斯大林等等。新来的学员中有人听了后就同他们进行辩论，给他们扣上“你们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取消主义”的帽子。后来联共中央开会，并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这些言论，学校也组织学员进行学习。散布托派观点的人中有些出头露面的人物，被遣送回国；有的仍留在学校，但表面上不再那么猖狂了。 第二件事，是批判“旅莫支部”问题。新来的同学对此原先并不了解。一次，一位最早到莫斯科名叫卜士奇的人，对新来同学作了介绍。他说：“原先侨居在法国的中国同志，有个中共旅法支部。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到了莫斯科，就自动建立‘旅莫支部’。支部书记是任卓宣（即叶青）。任为人独断专行，很凶狠，对支部内部控制很严。”“旅莫支部”在苏联的公开活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开始时也没有人注意和重视它。后来因为内部控制太严，有人表示不满，就向领导上反映了。共产国际了解此事后，认为这是违反国际章程的做法，是与国际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宣布予以取消，将它统一于联共组织之中。这事发生在1926年夏天。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解决了，但在1928年又发动学员对它进行批判。 第三件事，是“江浙同乡会”问题。学校里有些中国学员俄语水平较高，兼任翻译工作。如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等。因为学员平时吃穿都由校方供给，而做翻译工作的人，每月还有100到200卢布的工资收入。这些人有了卢布，就经常邀请一些熟悉的人下馆子，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你来我往；有时他们还自己买菜在宿舍里自己烧着吃，有吃有喝，有说有笑，很是开心。苏联人看到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因听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一次，其他中国学员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江浙同乡会’吧！”因为他们当中确有不少人是江浙一带人，于是“江浙同乡会”的称呼就这样传开了。苏联人听说后，没有深入了解，也没有弄清它的性质，就认为这是“封建性的组织”，应该予以批判。这件事还传到中共代表团那里，一次向忠发到校向中国学员作报告，也提到了这件事，并作了很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本来校方如果处理得好，找他们好好地谈一谈，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注意影响，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但因为一开始批判的调子高，有点“左”，结果当事人听了很反感。后来此事被别有用心的王明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借以整人，结果被搅得满城风雨，并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江浙同乡会”并不是一个组织，当时我也没有听说俞秀松他们是“托派”，这些同志平时在学习上和工作上，都是很好的。 第四件事，是批评“先锋主义”。事情发生在1927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中大”共青团支部书记西门中华的俄语水平较高，翻译工作做得好，很会讲话，但他说话不够慎重，没有谱，喜欢放“大炮”，因而在群众中的威信并不高。他不听从学校党支部局的领导，跟着他跑的还有些人。这些人就被称为“先锋主义”而受到批评，西门中华的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了。后来，这个西门中华回到国内，竟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 当时虽然国共已经分裂，但在“中大”中的国民党籍学员，仍然留在学校里。他们真实的政治态度，别人不得而知。例如我们班上有个国民党籍的同学名叫毛仲平，浙江人，平时就很少讲话。回国后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1938年3月12日，延安召开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时，国民党天水行署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3人代表团带着挽联来参加。当时我在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负责搞接待，突然发现毛仲平竟成了蒋鼎文的要员。 以上所发生的4件事，除了“托派”问题以外，后3件事虽然也进行了批判，但都没有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即使对待“托派”，也没有象以后那样严厉。对其中有些人学校领导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只要他们不在学校里公开活动，照旧让他们上课学习。但因这几次批判的调子很高，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所有被批判的人都很不服气，对学校领导有不满情绪，这就为1929年学校内部两派的激烈斗争，埋下了祸根。 1929年校党支部局领导成员改选以后，斗争日趋激烈。校支部局领导成员每年改选一次。我没有参加这一届支部局委员会。新支部局的中国委员有夏曦（分管宣传）、王云程、朱阿根（分管组织）、殷鉴（分管学生公社）等人。开始仍然是皮尔曼任书记，夏季过后，再也没有看到皮尔曼了，支部局书记由伊克那托夫兼任。1929年校内斗争形成为两派，本来双方争论的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更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但由于学校领导对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逐步积累起来，而至总爆发了。 1929年夏季，又从中国来了一批新学员。他们中很多人穿的是长袍，到达莫斯科后通常都要换上列宁装式的制服。但是，学校在量过学员的身材尺寸之后很久，制服还没有做好发下来。他们就到学校总务处询问，要求早点把制服发下来。但是每次苏联工作人员总是回答说：“息气阿斯（等一等）。”学员们因天气渐热，穿长袍不舒服；特别在莫斯科穿长袍，上街容易引起苏联人的围观。这样，这批学员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经济建设正在准备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集中发展重工业，把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造成市场上食品、衣料等生活用品的供应很紧张。学校因为买不到做制服的衣料，所以只好一再说“等一等”，但没有向中国学员说明事实真相。后来，因为学员的意见越来越多，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先发给买来的白布衬衫。苏联人的身材一般都比较高大，所以这些买来的衬衣给中国学员穿既长又肥，很不合身，好心办了坏事。有个工人出身的中国学员，故意把肥大的白布衬衣套在长袍外面，在学校的长廊上荡来荡去，远远望去活象一只站立的北极熊，特别引人注目。他并且大声发牢骚说：“请大家看看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给我们发这样大的衬衣，多么浪费！”引起许多中国学员的围观和议论。个别情绪偏激的人说：“我们在国内受敌人的迫害，想不到来苏联学习，又受到这样的虐待！” 另外，苏联人是不用痰盂的，而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陋习，所以有些中国学员要求在教室和走廊上放些痰盂。学校也由于以上同样的原因对此无法解决。这又引起学员的不满。再就是吃饭问题。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食品供应短缺。有些学员不体谅他们的困难，很不自觉，很娇气，吃饭时把面包皮剩下不吃，扔在食堂的餐桌上。这种糟塌粮食的行为，不少中国学员见了也很生气，曾当面批评过他们。还有些中国学员对菜的咸淡有意见，却上纲上线硬说是苏联人对中国人不友好。对此也有许多中国学员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为这些琐事他们经常在食堂里发生争吵。苏联人听不懂，就问中国翻译；翻译说：“这些人是无原则的瞎胡闹！”并简述了他们争吵的内容。苏联人听了很冒火，批评这些中国学生“真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学员则当场顶撞说：“你们真是官僚主义！”这样一来，部分中国学员同校方的对立情绪就越来越严重了。 还有讲课的内容问题，中国学员要求苏联教师讲课不要单纯讲理论，要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这个要求当然是正确的，但对苏联教师来说也有难处，他们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了解，毕竟不如中国学员多。所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讲课内容改进不多。也有中国学员要求在上课以前能把讲义发下来，先看看，以便于听讲。这条意见也是合理的，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教师的讲稿先要翻译成中文，然后用药水把字写在玻璃板上，再油印在纸上。这样需要三四天才能发到学员手中。对此大家意见也很大。校方也没有向学员说明原因。讲课的苏联教师多数是兼职的，要讲好几个学校的课，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每天跑来跑去，还要备课，所以每次讲完课后，夹起皮包就走了。他们与中国学员平常接触很少，师生之间从学习到生活到思想，隔阂都很深。因而中国学员在背后就对教师评头论足，没有礼貌。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由于意见分歧，更形成了学员之间的对立。例如，在讨论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有的中国学员生搬硬套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引起了一个政权还是两个政权的争论。在讨论农民问题和反封建斗争时，有的中国学员认为不能笼统地提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贫农、中农和富农之分，而富农和地主同列为革命对象，因此富农不能列入农民阶级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同学就给争论的对方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而对方不服，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进一步发展到一部分翻译、学校领导人同一部分中国学员之间的尖锐对立。因为在争论中，少数中国翻译如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常向校领导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而学校领导人由于平时同他们接触较多，很信任他们，有点偏听偏信，于是就支持他们，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俄文中的“布尔什维克”也有多数派、正确的意思）。这样又更引起持不同观点的部分中国学员的不满，讽刺他们是“马屁精”、学校领导的“尾巴”。 显然，上面这些都是认识方面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来妥善解决的问题。但博古等人仗着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就给对方乱扣什么“无政府主义”、“托派观点”、“对中国革命失败情绪的反映”等政治大帽子，使双方的对立情绪愈加尖锐。一部分学员还挖苦讽刺博古等人是“莫斯科的革命家”。甚至有一个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叫《怎么干，回去看！》，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回国后看实际的表现。我后来听说写这篇文章的学员，名叫袁凡。 随着争论的激化双方越来越对立，学校领导也同一部分中国学员的关系疏远和紧张起来。副校长库秋莫夫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不对头，有一次，就在学校四楼的大教室里召集部分对张闻天、沈泽民、博古等有意见和部分后进校的学员谈话。他先谈了学校的教学情况，然后质问：“你们中有些人为什么要反对他们（指博古等人）？”这些中国学员回答说：“他们这几个人在国内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在学员中威信不高，仗着学校领导的支持当上翻译，拿的钱多，神气活现，生活特殊化，脱离群众。学校领导为什么这样信任他们？”库秋莫夫解释说：“他们学习很认真，理论水平很高（那时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都进了红色教授学院，王明考不进，还轮不到他）。学校就是要培养他们，你们应该支持他们嘛！”但是库秋莫夫没有能说服他们，相反，引起这部分学员更大的反感。库秋莫夫这次讲了不少的话，但他讲完时，全场只有杨之华一人鼓了掌。 不久，学校内部就出现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拥护校党支部局领导的“路线”，认为校党支部局在第三国际和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条“路线”的人，则虽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但在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党支部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所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那时候双方都很“左”，强调或者对或者不对，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不容许有第三种态度和意见存在。但是，也有些学员认为，校党支部局领导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全盘否定。他们说，党支部局是受联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驻国际代表团也常来学校指导，难道说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都错了吗？也有学员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有缺点和错误，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是完全正确或错误。但这些比较客观的意见都被称为“调和路线”，同时受到对立双方的指责和攻击。 双方极端对立的情绪形成以后，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意见都是对立的，都无限“上纲”、“上线”，用“左”的词句指责对方，讽刺谩骂，形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调，大有势不两立之态。持极端态度的人，虽然双方都是少数，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大。 学校形成这样严重对立的紧张局面，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平时不注意做学员思想政治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碰到问题，听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要进行批评，乱扣帽子所致。 后来有人说，当时在“中大”的600多名中国学员中，只有28个人是拥护博古等人的“党支部局路线”的；也有人说，党支部局在讨论共青团工作时，只有28票拥护支部局的意见。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在“中大”学习过的，他们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当时和我同班的34个人中，争论双方各17人，势均力敌，斗争非常激烈。在争论某些问题时，如有一人缺席，就意味着某一方少了一票，而影响“大局”。在有的班里，支持校党支部局领导的占多数，仅少数人反对，这少数人表面上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如翻译班和陈昌浩、殷鉴等人的那个班就是这样。有的班情况正好相反。但不论哪种情况，每次双方站起来讲话的人都很少，多数人只是跟着跑，举举手罢了。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中大”办了一个“特别班”，也称“老头班”，多数学员是六大后留在莫斯科学习的。他们中有林伯渠、何叔衡、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称他们为“老头班”，事实上当时他们的年龄一般也不过四五十岁，比我们二三十岁的大一些罢了。我与他们，很快熟悉了起来，常同他们一起到校外去散步谈天。他们一般是拥护学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但是有位老同志叫方维夏，他同别的几位老同志的意见不一致，平常便很少在一起交谈。 那时，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成员也时常到“中大”来。在交往中，我对邓中夏的印象最好。邓看到“中大”内部派性斗争这样激烈，很觉不安。一次，他找校领导人，把在学员中听到的各种反映，都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建议校领导认真考虑学员们的意见，努力做好调解工作。虽然我当时已不是校党支部局的领导成员，但校方仍邀请我参加这次谈话。当时我还任《共产》杂志中文版的编委。谈到这里，我多说几句：有次编委在中国问题研究室开会时，我说自己是个工人，文化低不行。主编瞿秋白说，就是要吸收像你这样的工人同志参加编委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怎样使写出的文章让工人同志都看得懂。我就是这样当上编委的。 但是，校党支部局的领导并不重视邓中夏的建议，认为他是在搞“调和”、“折衷”。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也时常到学校中国问题研究室阅读保管在那里的国内文件。我在室里看文件时常碰到他。他和林伯渠、吴玉章等20多人一起研究汉字改革拉丁化问题。他还在“中大”大礼堂作过几次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瞿秋白对校内激烈斗争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但他没有象邓中夏那样正式出面进行调解。我曾听到别人说，王明、博古在背后议论时，说瞿秋白也是持“调和”观点的。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成员张国焘、余飞，有时也到学校中国问题研究室看文件。不少对学校领导不满的学员常到代表团的驻地找张国焘和余飞反映问题和看法。陆定一也以少共国际委员的身份到学校作过报告。一次，学校共青团员开大会，陆定一应邀前来作报告。在报告结束时，有人向他提出：“学校党支部局的路线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陆回答说：“我不了解你们学校内部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讨论得出结论吧！”他可能考虑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好随便表态，才如此答复的。 王明（即陈绍禹）那时好象没有在学校里担任什么职务，只是当校长米夫的翻译。因此，他有机会同共产国际、联共中央、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接触。王明这个人讲起话来节奏很快，满口马列主义，有一定的煽动性；但讲话的内容很空洞，平时也不大接触群众，因而威信不高。博古主观性很强，喜欢同人辩论，夸夸其谈，但能接近群众。他不拿稿子作报告出口成章，条理清楚，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有人要他给墙报写稿子，他坐下来不一会，一篇文章就写成了。博古和人辩论争强好胜，喜欢给人扣帽子。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批评他过去的错误，他还不大服气，只承认在中央苏区时犯有军事方面的错误，但不承认犯有政治上的错误。在延安时我们常在一起，因此也经常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在一次争论中，他给我扣上“齐华主义”的帽子。我感到委屈，就向张闻天反映。张说：“他这个人的作风就是这样。你要谅解他。” “十天大会”是“中大”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潮和顶点。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说就是从这里来的。 1929年夏天快放暑假的时候，“中大”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教务会议（因会议开了10天，故被称为“十天大会”）。所谓“全校师生”，实际上苏联教师并没有参加，只有中国教师、翻译和学员参加。会议的内容是为了总结本学期教务计划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下学期的教务计划。会议开始时，新校长范尔盖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和内容，并根据校党支部局的意见，提出大会主席团的7人候选人名单。接着他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有没有人提出另外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单？”不料，一个名叫蒋先启（从东方大学并来的）的中国学员站起来说：“有！我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念了7个人的姓名。校长只好把两份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来表决。这时，蒋先启又站起来说：“校长同志，应该是后提的名单先付表决。”校长说：“应该先表决校党支部局提出的名单。”蒋再次发言坚持一定要先表决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会场上许多人纷纷站起来支持蒋的意见。人们嗡嗡地议论着，会场上的秩序有点混乱起来。对此，校长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同意先表决蒋先启的提名，结果会上大多数人举手通过。这样，校党支部局原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就没有付诸表决。这种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被选出的主席团成员除校长外，都是对校党支部局领导有意见的。记得有余涂山（湖北省的工人，俄文名字叫范列考夫）、李剑如（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的工人，俄文名字叫阿拉琴），其他几个人因平时活动不太突出，我就记不得他们的姓名了。这样，整个会议只好在对校党支部局领导有意见的那几个人的控制下进行了。 为选举大会主席团占去了不少时间。接下去就是学校的教务工作报告。报告人是学校的副校长，报告的篇幅很长，讲了两三个小时，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下午分班对报告进行讨论，第二天是大会发言。会议中间有人上台说：“学校的这个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表示要从根本上否定。经他这么一讲，引起整个会场上的混乱和紧张。一部分拥护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当即站起来责问发言者：“请你讲清楚在哪些具体问题上是非马列主义的？”“你的发言是非常错误的！”等等。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范尔盖校长马上写了一张纸条：“某某人说，我们学校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要求提交大会，立即付诸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没有被通过。校长又修改说：“要是有人说我们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是不对的。”再度表决还是未被通过。第三次他又修改为“假使有人说我们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是不正确的”，也未被大会通过。校长气得脸色发青。这样一来，会议原定的议程全被打乱了。大会发言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避开争论，发表其它意见，也有人甚至批评校党支部局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 在大会发言中，有些人逐渐把矛头指向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同时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还对生活后勤工作提了一大堆意见。发言的人十分踊跃。有些人的发言，还夹杂着个人意气甚至人身攻击。 一天下午继续开大会，余涂山在发言时拿出了一张纸条，看了看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他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28个人的名字。又分析说：“这28个人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实际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只有3个半人！”他又不紧不慢地念了3个人的名字：“王盛荣、宋盘民、乐少华，半个是谁呢？他就是王云程。”他解释说：“王云程过去在汉口一家洋行里当过职员，不能算正式工人，只能算半个。”后来在社会上广为传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是指徐以新，说当时他年龄小，而且观点不明确，所以只能算半个。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实，余涂山在大会上念的28个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当时也根本没有“二十八个半”的称呼。徐以新当时是个小青年，下课后经常同袁家镛、陈维明（沙可夫）、孟庆树（女）、朱子纯（女）等一起玩；虽然他当时的思想观点是拥护党支部局领导的，但年轻爱玩，在政治上活动较少。所以余涂山念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中只有袁家镛是在内的；孟庆树、朱子纯、徐以新等人当时还不够格。那么后来为什么把他们几个人都说成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呢？这主要是因孟庆树后来和王明结了婚。所以有人就把那时经常同她在一起的几个人都算了进去。 前些年台湾出了一本书，是原“中大”学生后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写的，书中他吹嘘自己在反托斗争中如何坚定积极，并且写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每个人的姓名。但是，我看到他列的名单中，大多数人是张冠李戴，搞错了的。 当时王明、博古等人确实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余涂山在大会上提出“二十八个”的说法，用的是讽刺性的反话。他曾明确地说：“你们这些人是括号里的‘布尔什维克’，你们是少数人，也就这么28个人吧！”从此以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称呼就流传开来，有的还说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直传到国内，而且越传就好像越真有那么回事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表示过怀疑。其实，当时“中大”内并不是28个人同其他人的斗争。 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小集团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王明因他平常接近米夫，又能背诵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能说会道，吹吹拍拍，得到了米夫等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他利用第三国际的信任和威望来压制、打击有不同意见的人；又以此为资本骗取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是被王明利用的，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其实，他们中虽然在观点上一致，但在思想作风上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思想作风不好的人，如孙际民、盛忠良等，在王明等人看来，只要在“路线上保持一致”，这就是小问题，从不批评教育，于是别人都说他们是在互相包庇。虽然有时他们相互之间也会发生争论，但会很快取得和解。这与他们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关于王明为人的不正派，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1928年，我们党准备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是校党支部局的组织委员，但并不知道这件事。一天，王明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说校长指定孟庆树、朱子纯两位女同学去做会议记录。那时会议很多，我也没问开什么会，见是校长的意见，就跑到班里把她俩叫出来，让王明带去了。这事本来我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校内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有人捅出孟、朱两位女同学出席六大做记录的事，我才省悟过来。他们说这是王明私自定的名单，校长根本不知此事。我立即去找王明责问他：“王明，你为什么这样不老实？六大做会议记录，学校里有这么多党员同志你不找，为什么偏要找两个团员女同学去做记录？”他嘻皮笑脸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们校党支部局的女秘书不也是个团员吗？”我说：“你不要诡辩了！我到现在才明白，原来你是趁此机会，利用校长的名义指名要人，好达到你追求孟庆树的目的。这太不象话了！”王明听了我的批评，脸色顿时变了，显得很不高兴。 还有，1930年我回国后，在上海有天晚上在浙江路碰到博古，他拉我到王明那里去，王明和何凯丰住在垃圾桥一家亭子间。王谈了许多话。那时王明还没有上台，但共产国际的精神他事先已得知，他要拉一帮人把李立三等赶下去，由他们来当权。我当场说：“立三错误路线应当批判；但你们这样活动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宗派行为。”顶了几句就走了。自此王明等人对我就很不满意。1937年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们问我的那句话就不是偶然的——哎，这是后来的事，不展开说了。 参加“十天大会”的有500多人。会上反对学校党支部局领导的有300多人，占多数；而拥护党支部局领导的则不到200人，居少数。如果不是这样，那开始时校长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和那个提议也不会不被通过的。在反对党支部局领导的多数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过去因各种原因受过批判的人，因而他们对学校领导都有程度不同的不满情绪。所以他们在“十天大会”上对校党支部局领导采取了一致的立场。但在政治观点上他们并不都是一致的。 大会连续开了10天，开始与会者都很紧张，担心会议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来，看到大家争来争去就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参加的兴趣就不大了，有些人就干脆不来了。控制会场的主席团成员，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的倾向非常明显。开始大会规定每人发言不超过10分钟，后来改为5分钟。但是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发言，超过时间可以照样讲，不受时间限制；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发言到了时间，要求延长两分钟都不肯，硬把他们轰下台。 那时，我和方廷桢等5人除在学校上课外，每周有两三个晚上，要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秘密学习，白天也要抽空去电台实习。会议大概开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从无线电训练班回到学校，急忙到会场上看个究竟。但见会场上的气氛同前几天大不一样了。主席台上坐着瞿秋白、张国焘和区委书记芬可霍夫斯基。张国焘正在讲话。他说：“你们这个学校斗争复杂得很，听你们讲，学校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如果说有路线斗争的话，我看有六七条路线：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算一条，托洛茨基派算一条，‘江浙同乡会’算一条，旅莫支部算一条，‘先锋主义’算一条，还有什么反对派也算一条吧……”区委书记芬可霍夫斯基是联共中央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因“中大”所在的那个区有许多国际和联共中央的直属单位，所以区委领导人的配备特别强。他一脸大胡子，脚穿马靴，听到张国焘这样讲，马上站起来说：“张彪（张在苏联时的别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有功劳的，在党内担任过领导工作，负过重要的责任，但他刚才讲话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没有他讲的什么六七条路线。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台下有些人不同意他对张的批评，就哄闹起来。这时，张国焘又站起来说：“同志们，你们不要吵，不要闹，我同区委书记的问题，到第三国际去解决！”台下哄闹的人更加起劲了，有人竟然跑到台上把区委书记拉了下来；有人则大声叫嚷：“我们到第三国际请愿去！”于是有很多人站起来准备往外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瞿秋白站起来严肃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命令你们：你们不能到第三国际去请愿！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准你们有这样的行为！”经他这么一讲，会场上的混乱情况才慢慢地改变过来。这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大家急于去吃午饭，于是大会主席匆匆宣布散会。 “十天大会”，因为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占多数，学校领导对会议没有作什么结论，不了了之，这时刚好遇到放暑假，就以放假的名义，将会议草草地结束了。假期里，身体好的人去野营，其余的人去休养。野营主要是接受军事训练，每人发一套苏军士兵的军装，还有一双翻毛的粗军皮靴和代替袜子的包脚布。每天上操进行制式教练，学习辨认地形地貌，进行实弹打靶，投弹和徒步行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是苏联人，正、副班长则指定中国留学生担任。过的完全是军营士兵的生活，十分紧张，一天下来大家都觉得很疲劳。 野营回来，正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留苏的中国学生在莫斯科街道上组织了游行，向国民政府的驻苏大使馆示威，并抽调了一部分学员到远东前线去做宣传工作。 关于“中东路事件”，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我顺便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达大边的铁路线的旧称。原为帝俄于1897年至1903年间在中国境内强行修筑的铁路。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被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两国政府合办，仍称中东铁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后，为了标榜收回主权，执行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政策，于1929年7月，突然宣布中国单方面完全接管中东路，逮捕苏方职员200余人，并将苏方正、副局长60余人强行遣送回国。在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交涉抗议无效后，双方军队在两国边境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接受苏方的条件，完全恢复事件发生前中东铁路的原状，双方代表先后签订了《辽苏和平（双城子）草约》和《伯力预备会议记录》。“中东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参加了为“中东路事件”举行的请愿示威活动后，大家就去度假了。休假的生活很轻松愉快。我们中国留学生都被送到黑海边的克里米亚海滨休养，那里吃的住的生活条件都很好。我曾和方迁桢等两三个同学，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到附近黑海边的一个农村去进行社会调查，分别访问了贫农、中农、富农3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先去访问了一户贫农，他家有3口人，主人很热情地表示欢迎，拿出自家种的新鲜葡萄招待我们。我们要付给他钱，他不但不收，又拿出一只西瓜打开来请我们吃。我们问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十月革命前很穷苦，现在的生活很好。我们看到他家的房子和室内的摆设都不错，还看到他家的小孩没有事，拿着一只熟的鸡腿在啃着“吃白相（玩）”。觉得苏联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后来又去访问别的农户，看见路边有两三个苏联农妇在聊天，并且很高兴地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就同她们交谈起来，问她们是过去的生活好还是现在好？其中一个妇女说，还是过去好！问她为什么？她说过去我家里牛羊成群，现在都没有了，说是消灭富农，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富农、资本家。又问她新富农在哪里，她就指着我们住的休养所说：喏！那里住的不就都是“新富农”吗！再问她旧的富农到哪里去了？她说都跑掉了。这时躲在一旁听我们交谈的一个小孩（就是这个说话妇女的儿子）对他的母亲说，你讲这种话学校里的老师说就是“要替列伐留济呀”（俄语：反革命的话）！他母亲随手捡起一根杨树枝要打他，小孩就跑开，躲到一边去了。我们对她说，可不可以到她家去看看？她就请我们进她家里去参观，看到室内的摆设比先前访问的那户贫农家要阔气得多，什么五斗厨、大立柜、沙发等都一应俱全。她还拿出一张珍藏的照片给我们看，指着照片中间一个穿着很神气的沙俄军官戎装的男子说，这就是她的丈夫；旁边合影的还有几个中国人。我们问她的丈夫怎么会和中国人合影留念？她才说出真相，原来她家不但是富农，而且丈夫是白军的军官，十月革命后因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被打败了，就逃亡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当“白俄”。这照片就是他在中国东北和几个中国朋友合影后寄给家里人留念的。所以她一直很小心地珍藏着，轻易不拿出来给外人看；因为看到我们也是中国人，才给我们看了……我们这次农村访问，虽然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却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现状。 秋天，新学期又要开始了。我和方廷桢认为，学校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学校领导也的确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本来表现是好的，现在却要反对校领导呢？我和方廷桢去见杨尚昆，请他一道去找校党支部局书记伊克那托夫，并帮助我俩作翻译。我们见到伊克那托夫后，建议学校领导主动承认并改正官僚主义的错误，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伊克那托夫当面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后并没有看到他采取什么有力的具体措施。 此外，我和方廷桢一起又以个人的名义找一些同学谈心，特别是找那些过去反对学校领导很积极，而现在表现得比较消沉的同学；开导他们说，如果再那样闹下去，就会使同学们思想混乱，影响学习。有一次找到赵言轻（俄文名字叫唐伯索夫，是冯玉祥西北军部队派来学习的）谈话，赵表示同意我俩的看法并愿意与我们各写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贴在墙报上。 第二天，我们3个人又凑在一起，互相交换看已写好的文章。赵看了我俩的文章表示同意，但我俩看了赵的文章，却认为他的文章观点不大明确，希望他再修改一下。赵同意拿回去修改。可是过了两天，我和方的文章都在墙报上发表了，赵的文章一直未拿来。我们向赵索讨，赵却说：“我的文章不发表了！”我就问道：“这是为什么？”他讷讷地说：“人家说我是叛徒！”方听了对他说：“这叫什么叛徒？革命者不应当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应该抱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听了后又爽快地说：“好吧，我去修改。”但过了几天，他仍然没有把文章送来。又过了几天，赵言轻找到方廷桢，说：“吃过晚饭，我们两个到公园里去谈谈好吗？”方当时是班党支部书记，随即答应了。当晚，他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心。赵说：“我近来心里很苦闷，我犯了罪，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是学校里托派组织最高委员会‘三人团’的领导成员之一。后来因为我和他们有些意见分歧，他们就不信任我，撤了我的职务。前些日子他们见我写文章就说我是叛徒。”接着赵又轻轻地说：“接替我的职务是卞福林（无锡工人，俄文名字叫范尔雪银）。托派在学校里的主要头头是贾重周。‘十天大会’为什么闹得这么凶？这是托派利用会上意见分歧和对立情绪进行挑拨，煽风点火，故意制造的。”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不过，对在会上究竟怎样闹法，也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是趁此机会坚决干到底，使事态和斗争进一步扩大，最后把中共在第三国际的领导权拿到手；如果这一目标达不到，至少也要把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权控制在手里。另一种意见主张不要闹。如果闹，总有一天组织要暴露而遭到破坏，因而主张采取隐蔽的方针；要利用中共组织的关系，争取从国内多派些托派人员来苏学习，培养人才，以便于以后大干。还有第三种意见，主张既不大闹，也不是不闹，而是根据形势发展，先将中共代表团的领导权夺过来。”说到这里，赵言轻很悲痛地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想通了，觉得还是向你们讲清楚为好。”赵讲完后轻轻地啜泣起来。方廷桢当即对他进行了安慰和鼓励，说：“你这样做是很对的，不要难过，组织上是会谅解你的。”他听了后情绪似乎好些，就慢慢地走回宿舍去了。 方廷桢听赵谈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赶到宿舍里，把我叫醒。因在集体宿舍里讲话不方便，就在外面找了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学校里闹事的根子找到了！托派骨干唐伯索夫今晚都对我讲了。”接着他把赵的上述谈话内容都告诉了我。随后我俩商量找学校领导反映。因为考虑到可能有苏联人作他们的后台，所以反复研究后认为，还是向伊克那托夫汇报为好。他是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人忠厚、稳重、正直，比较可靠。第二天我俩就秘密向伊克那托夫作了汇报。他当天上午就去向联共中央汇报，回来后对我们说：“联共中央当即作了两条指示：一、此事必须绝对严守秘密，干万不能声张出去；二、找个安全的地方要唐伯索夫把托派的组织活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我们根据他的指示，一面秘密把赵言轻转交给苏联有关方面，由他们做工作；一面还大胆地找一些人交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由于我们谈话态度诚恳，感动了一些人，他们的态度不象过去那样激烈了，而趋向沉默。这中间，赵言轻还对我俩说：“从东方大学转过来的一些中国学员中，不少人是托派。后来因我与他们意见分歧，有些活动就不告诉我了。”赵写完书面材料后约一星期，一天，有位同学回集体宿舍取大衣准备去看电影；他开门进去，突然看到宿舍壁炉上黑乎乎地吊着一个东西，他走近一看，吓得连声大喊：“有人上吊自杀了！”这个自杀的人就是赵言轻，他是用皮带吊在炉子的铁条上自杀的。保密局接到报告后即把尸体抬走了。赵的自杀，对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震动很大。但学校并没有公开宣布此事。 不久，学校领导就布置进行清党运动。清党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上级组织派来的，由10个人组成。这10个人又分成3个组，每个组负责清查五六个班级，搞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接受清查。清查大多在晚上进行，不影响白天的学习活动。清查时，3个委员坐在铺着红色台布的桌子后面，点到受清查人的名字时，要走向前去，象受审判一样，站在他们的对面。其他学员坐在两边旁听。受清查的人自己要先报姓名、年龄、出身成份、履历等，接着是回答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比如我在接受清查时问得较简单，原因主要是我工人出身，平时在学校里表现较好，是拥护校党支部局的。受清查的人回答完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后，委员们再问旁听的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场上如果无人回答，这时委员就说：“没有意见就算审查通过了。”如果有人提出问题，就要向大家当场表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旁听的人发言不多。一般说，对工人出身的人的审查提问比较松些；对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审查较严。对后一种人，审查时，大家会提出许多问题，要他答复。这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社会关系、政治观点、在学校里参加什么活动和斗争、抱什么态度，等等。委员们比较着重审查阶级成份、社会关系、平时参加什么组织活动等；对思想观点问题也在查问之列，但问的不多。回答问题时有的人按问题回答，有的人拒绝回答，有的人当场与委员顶撞起来。这样，往往时间拖得很长。有时一个晚上只能审查一个人。审查后的组织结论如何，没有公布过，只有天晓得！ 在清党中，查到有个名叫安福的知识分子，他同托派“三人团”之一卞福林是同乡，平时两人鬼鬼祟祟来往频繁。清党委员会早已掌握了他的材料，所以当审查到他的时候，要他交待参加什么组织的问题。他却回答说：“什么组织？我就是参加共产党的组织。”等了许久，他还是坚持不讲。在这情况下，清党委员会就公布说：“唐伯索夫在死前留下一个交待材料，已经供出了你们托派组织的名单。你是这个组织里负责训练的委员！”这个消息一传出后，另外两个清党小组的人都过来围观。会场上，有人揭发，有人批判，有些人互相议论起来，气氛十分紧张。 第二天，方廷桢和我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把赵言轻是怎样交待的情况公布出来。这样，在清党过程中就和侦破托派的案件结合起来。学校领导还为此专门发出了号召，要求凡参加托派的人，自觉起来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并要知情者起来揭发检举，注意这些人的活动。但有一条规定，具体名单只能交给组织，不得向外散布。 由于安福问题的揭露，学校形势立时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些反对学校领导的人，很快开始分化了。有些人原系领导积极分子如余涂山、李剑如、刘子载、徐祖辉、柳步青等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就沉默不响；有些原来积极参加反对学校领导的，就转过来，表示拥护学校和校党支部局领导。如江元青（印刷工人）、宋三妹（纺织工人）等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也主动找校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大会上积极揭发反对派的内部活动情况。有些问题还涉及到中共代表团内的某些人等等。这以后表示支持学校和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很快地由少数变成绝对的多数了。 学校对托派分子没有专门立案审查，只是组织学员写文章在墙报上予以揭露。 一些参加了托派组织的人交待了他们是怎样利用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乘机大肆活动的情况，还交待了他们如何暗藏托派文件、互相秘密传阅的方法：他们往往利用在食堂门口等待开饭的机会，趁人多拥挤时暗中传递文件。这些交待了问题的人和一般有托派观点的人，都没有被抓走，也没有对他们采取其它措施，校方仍然允许他们上课学习。党员们经过清党委员会审查研究，对有问题的人，分别情况，给予警告、留党察看等组织处分；但处分决定一直没有公布。托派骨干分子贾重周、卞福林等由于不肯交待自己的问题，被苏联保安员秘密抓走了。他们在学校里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们。 “中大”这次清党与后来我们党的延安整风不同，它主要重在组织上的清理，而不是重在清理思想，分清是非，因此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许多没有参加过托派的同学就感到不服气。另外，这样简单的做法也使个别隐藏很深的托派分子难以发现，留下祸患。如陈伯达，他的托派面目就是长期没有暴露。 1929年冬天，“中大”的清党工作宣告胜利结束。从“中大”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来看，开始校领导有官僚主义作风，工作不深入细致，引起学员的不满。这中间校里的“托派”分子煽风点火，导致了学员之间和学员与校领导之间的严重对立。然而托派问题被揭露以后，却又掩盖了另一方面的矛盾，大家都转而一致表示拥护校领导了，似乎校领导的问题也不存在了，以前大家提的意见也全都错了。这也叫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吧。 这里也掩盖了王明等人在“中大”的一些不光彩表现。因为学员中托派事发，他们和校领导一样就似乎一下子变为“正确”的代表，肃托的“英雄”，捞取了政治资本。王明等人日后的发迹就是从“中大”开始的。特别是个人品质不好的王明得志以后，和康生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诬人为“托派”或“托派嫌疑”，陷人于死地，犯下了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0年初，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了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中大”内部的斗争和问题。组长克尔莎诺娃是位女同志，她是联共中央委员、列宁学院院长。调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最后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调查组的结论，肯定了“中大”校党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了校党支部局在工作中存在的大量的缺点和错误，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及时把大多数工人同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调查组也批评了反对校党支部局的人的错误。虽然这个调查结论基本上是正确和客观的，但为时已晚，两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在许多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造成的创伤和裂痕已难以愈合，影响和后果已无法消除。 调查组的这个结论是在“中大”合并到列宁学院后宣布的。“中大”合并到列宁学院后，意味着“中大”停办了。这以后，许多中国学生开始陆续回国或分配工作，留在列宁学院继续学习的已不多。我们学习无线电的5位同学则早就搬到了第三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专门学习无线电等技术（列宁学院如有重要的报告，我们仍照常去听），我们常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离莫斯科几十公里远的郊外实习。实习时，是和业余电台“CQ”联络，顺利时晚上可和西欧国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通报。我们还去过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学习。 1930年秋末，国际无线电学校负责人晓克找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和我4人谈话。晓克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你们的学习成绩，你们在这里的学习毕业了。现在要送你们回国工作。”并告诉我们回国的路线和在各地接头的方法。这样，我就结束了在苏联3年多的学习生活。经过几天的准备，我们4人就秘密地从莫斯科乘火车到了海参崴。在那里稍作休息和准备以后，又从海参崴乘车到了一个秘密地方交通站，打扮成商人，由苏联交通员带路翻山越岭来到中苏国境线，苏联交通员嘱咐了一番就回去了。我们就大摇大摆来到国境线边上的一个中国哨卡。两个站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晒太阳，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问话就让我们通过了。然后，我们4人就分散行动，约好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附近的马路上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