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五、建立秘密电台 1930年初冬，我和方廷桢、沈侃夫和李元杰，如约在上海碰头之后，住在组织上指定的三马路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派人来接头。有一天，突、突、突一阵摩托车声在旅馆门前嘎然而止，楼梯上咚咚地走上来一个人，原来是顾顺章。只见他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一副上海小开的样子。寒喧以后，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建无线电台，很需要你们学到的无线电技术，以开展党的通讯工作。”在顾顺章要离去时，我顺便问他：“你可知道有个叫曾培鸿（即李强）的人吗？1927年曾在武汉搞过情报工作。他现在哪里？”顾说：“他就是你们的领导，是工程师，明天就来同你们见面。” 第二天，李强果然来了。老朋友、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大家互相问长问短，有说不完的话。随后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要我们安排好住处后再开展工作。我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租了一个亭子间，并把妻子潘林珍从乡下接出来，安了家，由她担任守门瞭望。 这以后，李强经常到我家谈工作、聊天。又过了10多天，李强叫我把家搬到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今茂名北路111弄17号）新建的党的地下电台所在地。房子的二房东是吴克坚，住在楼下，大家称他为“帐房先生”。曾三（康和生，建国后曾任中央档案局局长）是报务员，住在小亭子间。我家是三房客。住在楼上。收发报机就放在我房内衣橱里，每夜在我房间里进行收发电报工作。后来吴克坚去了苏联，我从楼上搬下来顶替吴克坚当了二房东。我和妻子所设的慕尔鸣路电台，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知道了有关中央特委的一些情况。原来，早在1927年5月，党中央在武汉时期，为惩处党内的内奸叛徒，曾在中央军委下设立过“特务工作处”。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党中央领导机关秘密迁往上海租界，当时处境困难，工作难以开展。同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武汉回到上海，奉中央命令着手整顿中央各个机关。为了严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2月间，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是一个绝密机关，特科下设两科一队（内部习惯称为“赤队”）。中央特委是领导决策机关，而中央特科是执行机关。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中央特科扩大为四科。其中，特四科负责联络通讯，科长李强，成员有：我和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我们都是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的学员，宋濂、涂作潮（他们俩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回国的），其他还有张沈川（张燕铭）、黄尚英、伍云甫、曾三、蔡叔厚（蔡绍敦）、于昆（于蓝之）。 我时常按照李强的通知到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去碰头，研究工作。那里是中央特科办的一个秘密无线电学校（也称“训练班”），是一幢3层楼的房子。三楼是学员宿舍，二楼是宿舍兼教室，楼下客堂里放着一张写字台，几条凳子及一些电器材料；另外有一些工具和一台进口的小发电机。门上挂着一块“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人们一般称它为“福利公司”。 在此以前，党的地下组织曾由张沈川负责办过无线电训练班，采取两三个人一班，分散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单线联系，以“家庭补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是集中起来教学，共有16个学员，仍以张沈川为主，给学员教报务课。教职员工有的曾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有的参加过省港罢工、秋收起义或广州起义，都是经过党多年教育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团员。虽然“福利公司”的招牌写着“工厂”，但是进进出出的人员中，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学生装、有的穿工人装，形形色色，而且大多数是些青壮年。福利公司工厂对外没有业务关系，也没有什么产品。人员进出如此纷杂，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有一次李强来到电台，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你们对无线电器摸得很熟，但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今后要特别重视！” 在四成里，我们同看管弄堂的人相处得很好，进出见面总是打个招呼，互相问好。一天上班时，他忽然告诉我说：“弄堂里面有个教师，说是共产党，昨晚被巡捕捉去了！”我也关心地对他说：“今后你也要多加小心！”此后，他每天晚上10点钟便把弄堂门关上。为了晚上出入弄堂人员的方便，他在门口搭了一间小木屋。木屋要装电灯，我们就免费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并由沈侃夫替他安装好。因此他很感激。以后据我们了解，那个被捕的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吴亮平。 不久，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发生了两起怪事。一天，有一个穿着一身蓝布工人服装的人突然上楼来，自称是查电表的，行动鬼祟，在房内转了一圈后很快走了。当时大家没有警觉。几天后的一天上午，大家正在李强主持下，在楼下讨论训练班的教学计划，突然有4个流氓样的人闯进房来，先是东张西望，随即拿出一张印有观音菩萨像的纸，叫道：“老板，你们在这里办工厂，我们特来恭喜发财，请给点酒水钱吧！”李强懂得一点上海白相人（流氓）的行话，就和他们搭腔。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临走时还亲热地说：“噢，原来都是自家人！你们在这里办厂怎么不向老头子打个招呼？”李强笑着说：“请各位多包涵！”并当场拿出4块银洋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本来是要出事的兆头，但大家还是把它当做是平常流氓分子来敲竹杠。其实，在反动派严密控制的环境下，把那么多的人，长时间的集中在一起办训练班，是党的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对此，李强等人曾向顾顺章提出过意见。但顾却毫不介意地说：“我在法租界里有情报组织，巡捕房里有我的眼线，如有问题，我很快就会知道。你们放心干吧！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会马上通知你们转移的！”他是特科的领导成员，却持这样的态度，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但问题终于发生了。那是12月17日上午，李强和我们在楼下研究怎样制作变压器（张沈川在楼上给学员上报务课。未参加讨论），方案确定下来后已经11点钟，到吃饭时间了。我家离厂不远。李强因很喜欢吃我妻子潘林珍烧的江南菜，这天便照例和宋濂、曾三到我家吃午饭。饭后我们3人闲聊。宋濂要写信，因为手头没有纸便到四成里去取。不多一会，宋濂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后门上的警号变了！”我们听后大惊，马上派了一位平时不出头露面的人去探听虚实。那位看弄堂的人在外面等着，见他来就说：“不要进去了，刚才你们工厂的20个人全部被巡捕房抓去了！”李强闻讯后，马上赶到四马路振华旅馆找吴克坚。吴正在等候中共中央送经费的同志。李强忙将福利公司被破坏的凶讯报告了吴克坚。当时，涂作潮也险些被捕。他穿了件工作服外出买油漆，当他提着油漆桶回训练班，法国巡捕已守在那里。开门一看，见他是个油漆工，就很不耐烦地将他赶走了。 训练班出事以后，我们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李强赶到张沈川的住处，把党的文件全部处理好，同时转移住地；二是我夫妇赶到方廷桢、李元杰的住处，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搬出；三是要求设法把四成里训练班的重要设备抢运出来。为了抢运出这些设备，行动前，中央特科曾派人去侦察，发现守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组织了一些人，租了一辆汽车开到弄堂口，由特科派员四面警戒，进去揭下封条，把里面的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它物资装上汽车，再把封条照样贴好。走时给了看弄堂的那位老人5块银元，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 在事发以后，上级组织在福建路一家旅馆里召开会议，检讨原因，总结教训。顾顺章没有从主观上作检查，而说是训练班一个姓杨的告密。因为当时训练班只有20个人，除杨外，其他人都被捕了。此人平时生活散漫，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召开的小组会上，他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顾的讲话使到会的人信以为真。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由被捕的人否定了。因为那个姓杨的在出事的当天外出看病不在工厂；还有如果是他告的密，必然要暴露被捕人的党员身份，但敌人在审讯时，未拿出任何证据来说明他们是共产党员。 会上，与会的同志指出了领导有轻敌思想，总以为“情报万能”；同时也批评了宋濂的错误，因他是第一个看到训练班遭到破坏的，又知道涂作潮的住址，却没有及时通知他。如果不是涂作潮的机警，他也要被捕。后来宋濂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竟开小差跑了。 这次事件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以后李强很少到地下电台去了。不久，中共中央派陈寿昌来领导我们。陈寿昌是浙江镇海人。每次他到电台，我们总要向他打听被捕同志的情况。他说：“他们在狱中都表现非常坚强，没有一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组织上正在从各个方面设法营救。”大家听了稍觉心安。 设在我家的慕尔鸣路地下电台，虽然距离福利公司不远，但因为这两处机关规定不得互相联络，以防一方暴露牵连另一方，所以被捕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机关，当时也就没有转移。福利公司事件发生之后，地下电台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与特科分离。曾三照常负责与香港通报；陈寿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电台来送取电报稿。 一天晚上，我和陈寿昌都在场，曾三收到香港来电：“老板进医院，这里处境困难。”从与对方的联络中觉察到香港电台发生了反常情况。果然第二天对方报务员的手法变了，改用英语。很明显，香港的地下电台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采取只听不发的办法来应付。这样持续了两天，对方也不发信号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届旧历年关。那位经租房屋的帐房先生来收房租，一见二房东换了我，就大声嚷道：“你们二房东换了人，要重新过户付顶费，要重新找铺保订契约！”上文提到，此房原来是以吴克坚名义所租，吴于数日前已去苏联。我同这位帐房先生争论了好久，他仍然不让。考虑到新出现的种种不利因素，我便与陈寿昌研究决定把房子退掉。曾三机智地将收发报机包装在行李中安全转移了。慕尔鸣路电台就此结束。春节过后，我在泥城桥鸿福里租到一间双亭子间。把“家”稍加安顿，又接受了新任务。涂作潮、曾三、伍云甫等人于1931年3月到江西苏区去了，在那里继续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 1931年4月24日到27日，周恩来从陈赓和李克农处获悉钱壮飞截获的十万火急情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原是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回到武汉后，违背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为个人赚外快，到汉口游艺场表演魔术（这魔术表演技巧是李强从外文书上看来，平时教顾的，李自己不会玩），被叛徒看到后被捕的。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对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所使用的化名和秘密住址都比较了解；并且也知道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苏联远东情报部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如果他将这些情况供出，对上述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将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情况万分危急。但周恩来临危不惧，坚毅沉着，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指挥中央特科人员全体迅速出动，抢在国民党反动派行动之前，采取了3项紧急应变措施：一、迅速转移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住址，并将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出的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全部调换；二、将所有原在上海可能会被顾顺章出卖、追捕的干部，尽快调离上海（李强即被派去苏联）；三、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联络暗号。 定下以后，陈寿昌跑来向我传达了中央的3项紧急应变措施，并将电台立即转移。顾顺章叛变以后既然党中央主要领导都转移了住址，那为什么总书记向忠发却被捕了呢？原来向忠发虽然搬了家，但是他和老婆因回原来住址附近的裁缝店取做的衣服时，被守在那里的特务发现，而被捕的。这事是以后我听杨之华说的。顾叛变以后，我们的电台不属中央特科领导，而直接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此后，地下电台的领导，根据福利公司的教训和中央的指示，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培训技术力量，即训练报务员和维修发电机的技工。我负责训练5名报务员，在两个地方教学；其中在虹口两个人，在同孚路附近3个人（其中两人是夫妻）。我采取上门辅导家庭补习方式进行教学。我买了一些发报机零件，用三极管装了一个振荡器，每人一副耳机，使同居一室的人也听不到拍发电报的声音。开始每个教学点我每天都去一次，过了一段时间，两天去一次，主要是督促学员自学。 训练报务员比较简单，但培训维修发电机的技工却比较麻烦，这必须要有场地和机器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名义作掩护。我在虹口找到一家修理发电机的小厂。它只有一间店面房子，可是破旧的发电机却有10多台。这家老板看来也是工人出身，自己参加修理，只雇佣了一个工人和一个学徒。我对老板说，有些小城镇需要会装修发电机的人，希望老板帮助，教会他们能拆装和简单维修发电机，学习费用照给。老板认为有钱可赚，又送来不要工钱的劳动力，就欣然同意。我先后在这个小厂办了两期培训班，两个月一期，每期两三个人。这些受过技术培训的人，都由组织上派往苏区去了。事实证明，在白色恐怖下，用这种方法培训技术人才，比较安全、有效和省钱。这可说是我们当时的一项创造。 由于各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各地都急需要无线电通讯设备。于是，组织上又把装制机器的任务交给我。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在我所住的双亭子间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而只好另找房子。陈寿昌带我到大连湾路东西华德路（今长阳路）口乾信坊，顶进了一幢比较合适的房子。我们夫妻搬进去以后，组织上又调一位曾经在电台工作过的女同志何成英（四川人）到我处，住在亭子间做三房客。 处在地下环境，安全问题一点疏忽不得。大连湾路乾信坊只一条直通弄堂，那个地方是比较安全的。新房楼下是客堂。客堂的陈设同邻居相仿：一张长台、木阁几、香案、烛器，中间方桌，两边放着椅子。那一带人家的大门经常是开着的，因而我们家的大门也开着，有事都在楼上做。潘林珍和何成英住在楼下，作掩护工作。我买了一只工作台，还有各种工具、五金零件、电表器材，就在楼上办起个体工场来。这年夏天，上海天气特别热。我一人躲在楼上赤膊，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大汗淋漓，眼睛累得出现了红丝，痔疮也发了。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有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干起来心里踏实，竟一点也不觉得疲劳。 在制造收发报机时，因考虑到是在秘密环境下使用，因此要求所制的机器必须轻巧，便于携带，声音又要小而清晰。所以我每制成一台，都要经过反复检验，认为符合要求了才放心。这年夏天，我一连装配了五六套收发报机。 这些收发报机有的是单线领导人约好来取，有的是约好时间、地点、接头暗号，我亲自送去。1932年，我曾先后将两套发报机送到麦特赫斯脱路交通站。那时交通站的负责人是陈刚（人们称他“红鼻子”，全国解放后曾在四川省任工业部部长）。一次，碰巧这个交通站有位同志正在采购印刷器材等，当他得知我在印刷方面也是个内行时，非常高兴，当即要我帮助他采购印刷的物品。我很快地把这些物品买到。他设法迅速把这些印刷物品运往苏区去了。 当时，我还负责检修发生故障的电台和研究改装老机器。这一般都是由联系人把机器送来，有时是领导派交通员通知我去电台机关检修的。那几年中，同我接头最多的是中央台的王有才。 1931年秋天，陈寿昌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组织上派乐少华来与我联系。乐是浙江宁波人，也是工人出身，是我在莫斯科“中大”的同学。他工作有些粗心，由于他的疏忽，我的住址被两个脱党分子发现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我们立即转移。于是，我又迁到了跑狗场附近的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仍旧从事装配收发报机的任务。 1930年到1931年间，中共中央曾在上海设立了几处地下电台，但自从曾三调往苏区以后，上海只留下两个地下电台：一个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苏区通报；另一个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程是我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的同学，于1931年秋才回国，被分配到国际无线电台工作。这年冬天，组织上要程祖怡带着机器搬到我的住处，继续与国际台通报。程除了与国际台通报以外，还同我一起研究收发报机的改装。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虹口区、杨树浦区的居民纷纷拥向外白渡桥，南逃投亲避难。我也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电台装成行李，同程祖怡一起来到浙江南路，住进一家旅馆。同住在一起的有乐少华、王平、蔡和森的爱人李一纯和女儿阿珠、孙五芳、夏明（邓中夏的夫人）等。不久，程祖怡带电台到沪西继续进行通报工作；其他同志陆续到沪西、沪中分散居住；乐少华则奉调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曾任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委）。而我就在新闸路温州路一居民住宅租了楼上一大间统厢房住下。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各革命根据地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连收发报机用的电池也买不到。组织上又把采购电池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考虑买电池数量多不易运输，也易被敌人发现，不如从上海买原料运往各根据地，由他们自己制造。为了自制电池，我先买书本自学制造的原理和方法，又买原料试制，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实验，居然成功了。 乐少华临走时，组织上又调来两位同志协助我工作，他俩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李志超（四川人），住在南京西路徐重道药房楼上，是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的学生，初步懂得一些无线电知识；女的叫朱霞君（江西人），在大世界对面的伯庸医院当护士。另外还有一位女同志后来调到程祖怡负责的电台去担任掩护工作。我常去李志超家帮助他学习实际知识，如制作零件，装配机器，掌握各种零件的性能等。李志超则帮助我采购电讯器材，使我减少外出的次数。李志超家搬了几个地方，最后于1933年迁到华德路（今长阳路）。 时隔不久，程祖怡在街上碰到“剥猪罗”（上海方言，是指将被劫者全身衣着强行剥夺的拦路抢劫行为），对方是莫斯科“中大”同学，路上和程纠缠，把他身上的长袍、短褂和手表等物品全部剥走了。但这件事没有引起程的警惕。过了一个多月，那位“同学”带着3个同伙，突然闯进程祖怡的住处敲竹杠，提出向党组织要500块大洋。程祖怡同他们周旋，一边安排他们在客堂中打麻将等候吃饭，一边打发“女佣人”出去“借钱”。程自己则装作到厨房为他们准备饭菜，乘他们不备之际，登楼越墙而逃。这几个家伙听得室内没有动静，就惊慌起来，怕党组织派“打狗队”来收拾他们，就将楼上楼下除木器家俱和收发报机以外，所有的衣箱、床单、厨房用具等洗劫一空，逃之夭夭。事发后，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经过几昼夜的侦察，没有再发现异常情况，估计他们是流氓团伙，没有别的政治目的。于是雇了一辆出租车，破门而入，将收发报机运出，另找地址设台。 为了避免再出事，组织上没有让程祖怡再外出租房了，改由我出面包办这类事情。我在大沽路437弄20号找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地点适中，又好，只有两幢房子相联接，环境很适合地下工作。我就花了500块大洋把它租下。这时已快到1933年春节，程祖怡一家3口搬到我们家同住。我当二房东，程当三房客，住在楼上负责收发电报。电报密码是由李竹声的妻子沈谷兰（全国解放后在中央卫生部工作）负责联系接送的。在这个住处，我们过了春节。 在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又由于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使这种困难更加严重，导致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以至于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中央上海局书记是李竹声。我当时就在上海中央局的地下电台工作。 为了防止电台暴露，我们都使用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收起来。但在发报时，电键一按，邻居的电灯泡，不论白天黑夜，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嚷出去，必将引起麻烦。所以我们每设一台，就先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设法偷看邻居家电灯泡是不是闪出红光，一直调整到不发出红光为止。因为这个缘故，选择电台的用房，在当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大沽路这幢房子，通过调试。达到了这一要求。做地下工作，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我抱着一部发报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途经北京路到泥城桥附近时，突然路边窜出几个巡捕和便衣。开始我想要黄包车绕道避开这些“抄靶子”（抄身搜查的家伙）；但转念这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继续前进。那几个“抄靶子”的见我身穿长袍坐在车上，手里抱着一包印有“中国百货公司”字样商标的牛皮纸大包，从容来到他们跟前，显得很有派头，便不敢放肆，把手一挥，示意放行。一场风险过去了，可是我却出了一身冷汗。 沈谷兰在往返电台的路上也经常遇到“抄靶子”。一次，她手里提了一筐鸡蛋，把电报密码放在鸡蛋底下，装成走亲戚送礼的样子。当她走到华德路时，突然碰到几个男女“抄靶子”，过往行人个个停下被搜查，当然她也不能例外。女巡捕搜她的鸡蛋筐时，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放在地上，因地不平鸡蛋便散开乱滚。她急中生智，便发火大声说：“这鸡蛋是我送亲友的礼物，打破了你们要赔！”经她这么一说，“抄靶子”认为这个普通家庭妇女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停止检查，让她走了。 自我试制成功电池以后，组织上同意我的方案，在上海采购原料，由根据地自制电池。沈谷兰送来500块经费，我转交给李志超叫他先去采购锰粉、铅粉、炭精条、锌皮等原料，准备办妥以后运往根据地。第二天李志超还来向我讲采购情况。可是，第三天，他一去未归，音讯全无。我到他家时，李的母亲和妻子痛哭流涕，说：“志超昨天外出至今未回，估计出事了！”原先中共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除给上海中央局留下两个地下电台负责联系外，另在上海还留有一个由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领导的系统，该系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与我经常有联系。那天，正巧我要去和刘仲华碰头，就顺便将李的情况向刘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李的母亲和妻子立即搬家的建议。刘同意我的建议，并答应搬家的事由他负责安排。奇怪的是，不久李的妻子也失踪了。以后，竟一直不知去向。 1934年春节期间，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上海地下党决定举办爆破训练班，训练爆破手，目标是准备炸毁国民政府新修的浙赣铁路。因为在国民党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时，这条铁路在运输敌军兵员、补充军火给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天沈谷兰来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爆破训练班去工作。讲好我进训练班后，就在里面隐蔽工作，不出头露面；而班里一些需要抛头露面的事务性工作，则由组织部的高文华去负责应付。 第一期爆破训练班设在海格路，是高文华出面租来的房子。一共只有3个学员：高文华、我，还有一个工人。讲课的是一个外国人，他讲英语，也会讲俄语。英语翻译名叫浦化人。我负责记录，记录下来的内容就作为训练班的讲课提纲。那位讲课的外国教员和我一起住在训练班里，不到外面去，夜间没事，我们就用俄语交谈，我提问一些讲课时听不大懂的问题，他就作补充辅导，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对有关雷管爆炸等技术都掌握了，训练班就宣布结业。我仍回电台工作。 可是，我刚回来不久，一天沈谷兰紧张地来通知我说：“为这幢房子打保单的铺号已出了问题。为了安全，组织决定你们立刻搬家！”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暂时搬到老闸桥堍北边的一家破房里，当了三房客。因为急于通报，又冒雨到处奔走物色住房，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在高郎桥广场看好了一排新房子。我改姓周，租下了这幢新房。当把房子整修好搬进不久，程祖怡一家3口带着电台也住了进来。红色电波又飘在空中了。 过了两个多月，快到夏天的时候，沈谷兰又来通知我，要我到上海局组织部去同李竹声碰头，说是有新的任务。我到组织部去见了李，他说这里有两箱文件你看看，对于其中需要答复的文件，要我帮助上海局书记处草拟答复的文稿。他为什么会找我去干这个工作呢？因为当年一起在莫斯科学习时，他知道我在中山大学曾参加过共产国际刊物的编辑工作，在工农出身的党员中，还算是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于是我在那里又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时，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也在组织部，她住在二楼。开会时，我还碰到过交通员陈刚。 地下党又办了第二期爆破训练班，仍由高文华负责。学员有所增加，共有10多个人，都是从各地调来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实际上，当时组织从各根据地要调来学习的并不就这些，他们仅占要调人数的约70％。原因是有的在路上被捕了；有的找不到地方；有的则发生了误会回去了。为了严格保密，凡参加受训的人员，都必须先到指定的地方等待，然后统一由组织派车接送去训练班。有时学员们上车的地方离训练班也许只有咫尺之距，但也要他们在夜里坐上有蓬（篷）布盖严的汽车里，开着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往往要跑很长时间才到目的地，使学员们以为好象有很远的路，谁也不知道训练班的确切地址。这是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严防泄露训练班的地址，而有意这样安排的。 这期训练班也搞了一个多月，开始时工作比较顺利，可是临近结束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原先我所记录整理的那份讲课提纲突然不翼而飞；学员之间还经常内部发生争吵。李竹声知道后，就要我去做学员们的思想工作，并说要抓紧时间赶快把这期训练班结束掉。我到训练班去把学员集中起来讲话，代表组织，先肯定了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然后，希望他们克服困难，严守纪律，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回去很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由高文华交给地下交通员带走了。有一个学员因表现不好，留在白区工作怕出问题，就被送到闽西苏区去了。以后我在延安碰到博古，问起那个学员的去向；他说，审查后有问题，给“处理”掉了。 另有两个学员，由地下交通员带领，准备经南京、九江送到南昌去。可是路经南京时，却有一个学员叛变了，他偷偷跑到南京公安局向国民党自首告密，敌人的便衣特务就开始盯梢跟着他们不放。地下交通员虽然发现身后有“尾巴”，却一直无法摆脱掉。一路上盯梢的特务盘问他，交通员说，上面只交待要他把两个人带到南昌去，以后怎样行动上面没有说，不知道。特务跟着他们一起到了南昌，住在一家瓷器商店里，交通员住在里间，特务和叛徒住在外间监视他的行动。一天晚上，地下交通员趁他们不留神偷跑了出来，他不敢坐火车或乘轮船，沿着农村的山间小路一直走回到上海，向组织报告说，一个学员叛变了，还有一个不知结果怎样。 也就是在这期间，党组织安排我和叶挺同志见了一面。叶挺是北伐名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去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作过报告，我听过他的报告。这次他秘密从香港回来。因为我们要办爆破训练班，叶在香港搞过，懂得这方面技术，组织就让他给我传授技术。我和叶是在法租界的一个别墅里见的面。他讲了如何配“药粉”，将炸弹挂在门上等，讲了两三个小时。这事我以前一直没有说过。 这时，地下党组织还准备举办第三期爆破训练班。刘仲华来找我，说是要成立一个“破坏部”，由我当部长。沈谷兰也来通知我，要我搬离电台，与地下电台脱离关系，说是李竹声要我到上海局组织部去办公，负责起草文件。 6月27日，当我正准备搬家时，沈谷兰突然来通知我说：“昨天阿竹（李竹声）在马立斯新村书记处开会时，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被捕了。电台的具体地址阿竹不知道，但他可能晓得大概方向。电台要马上转移！”沈又说：“以后我不能来了，组织已另派一位广东来的女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可是，当我从刘仲华手里接收过开办训练班的那个“家”（有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作掩护）时，不知怎么的，这个秘密据点又被敌人知道了，刘仲华叫我设法立即再搬家转移。在一个下雨天，我和从湘鄂西根据地来参加训练班后留在上海工作的老郭两人去搬家，从马路上叫一辆大板车和一辆三轮车，很快就把“家”搬走了。第二天刘仲华告诉我，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说，原先那个“家”有特务天天在附近监视着的，你们搬走后，负责监视的特务为此事还受到其上司的严厉斥责。为什么我们能在敌人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了“家”呢？说起来我们也是侥幸，并非我俩有什么神出鬼没的“隐身法”。原来那天我们去搬家时，恰好那个负责监视的特务吃中饭去了，这真是天助我们也！ 到了10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刘仲华来说：“两个电台相继被敌人破坏了，破坏部决定不搞了，你要抓紧重建电台！”原来，上次出事后，我搬家不久，程祖怡也搬了。一次他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在严刑之下，程供出高郎桥电台旧址。敌人去搜查，但见室内只有少数家具，不象住人的样子，回来继续对他严刑逼供。程终于供出家属的住址和电台设备。第二天，程引着敌人来到电台的新址。不幸的是正撞上送报的女交通员同程的妻子在商量事情。敌人见此，发出得意的狞笑，就连人和电台一并带走了。以后我又听说，接替李竹声任中央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的盛忠亮也被捕叛变，供出程祖怡管国际电台、王有才管中央电台的情况。这样，在上海活动4年之久的党的地下电台全被敌人破坏了。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沉重和气愤。尽管在这之前我曾亲眼看到敌人常用黑篷汽车装着定向仪，巡回侦察我们党的地下电台的方位，但由于我们采取了各种应付的办法，敌人一直没有得逞。这次，由于叛徒出卖，电台和人都一下子落入敌手。据刘仲华讲，敌人破获我们这些电台设备后，惊奇地说：“想不到共党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收发报机！”我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对刘仲华说：“敌人高兴得太早了！请你放心，我有充分的信心，将我们的电台重建起来。”接着我和刘仲华研究了恢复电台的具体办法：第一，要有报务员，而报务员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培养出来的，要请上级从外地调来；第二，要有忠实可靠的人来掩护电台；第三，要把过去分散搬走的部分通讯器材找回来。我认为有这样3条，电台就能重建。 时隔不到两个月，组织上果然从山西阎锡山和西北军的部队调来两位报务员。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陕西人（大家叫他老陕），一个是河南人。他俩到上海时，我去接头。两人都很年轻，革命热情很高。那时领导上也准备把浦化人（英语翻译）调给我当二房东。刘仲华又把张瑞华（聂荣臻的夫人）和她的女儿聂力（即聂丽，当时只有4岁，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中将军衔）调到我处。第三天早晨，我去和浦化人碰头时，他正在路上急急忙忙地来回找我。一见面就说：“约我们碰头的那位女交通员昨天被捕了，事涉我们所租房子的铺保。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要我们立即搬家！”我就赶快回家，安排老陕和张瑞华母女撤走。这是1935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机关遭到的又一次大破坏。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租房铺保要设法自己解决。这是我早已想过的问题，但一直未办，现在则非解决不可了。 为了解决铺保问题，必须自己开个店铺。开什么店铺好呢？我平时已留心这个问题，这次又经过几天的观察和了解，决定办一家木器铺。我亲自到几条马路上物色油漆工，也从乡下找来一个可靠的亲戚当学徒，叫老郭当我的合伙老板，一同管理店务，就在江西北路新开了一家木器铺子。开张不到两个月，生意兴隆，有利可赚。 有了这家木器铺子，以后租房子就可由它出面作保了。这时，我就带着那位河南籍的报务员在康定路一个里弄（现为康定路563弄21号）里租到一幢独立的房子，叫原在爆破训练班搞掩护的一位福建老太太和她的一个小女儿住进去。张瑞华把女儿聂力交给我妻子以后，住进了电台前楼，跟报务员学习收发报技术。我在后楼装配收发报机。一个多星期后，一套收发报机终于装配成功了，试机结果性能良好；但遗憾的是电台一直未能与中央根据地的电台联系上。1936年我在瓦窑堡见到周恩来，我问有没有接到上海地下电台的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紧张地忙于长征，已顾不上这些了！”这是后话。 当时，组织上还介绍一位姓陈的同志到我这里工作。陈在《申报》当职员，在浦东有熟人。我就要他同老陕合作，在浦东洋泾镇上找了个店面，开了一家杂货铺子。我们在铺子的阁楼上安装了一台收音机；收听上海的发报。这时组织上又介绍来一位山西籍的女同志，我把她安排在离洋泾镇不远的农村里，作了老陕的“家属”，以养病的名义作掩护，为下一步在那里装发射台作准备。 夏季，组织上调梁广（建国后在广东负责政协工作，“文革”后曾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到上海。他对上海人地两生，我就要他先熟悉上海的街道；于是他开始天天逛马路、找房子作搬家的准备。接着我把老郭的关系交给他联系；以后又把老陕的关系交给他，由他直接领导。 有一天，报上刊登“公安机关破获共党无线电台一座”的消息。刘仲华跑来询问。我告诉他：“我们平安无事，请你放心！”当时各地军阀和投机商在上海秘密设立的电台很多，以假乱真，这对我党重建电台极为有利。 1935年7月，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恶化了。这时我很少出门，梁广仍在熟悉马路。一天，他在马路上偶然碰到曾山（建国后曾任中央内务部部长），回来告诉我说：“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来上海找党组织，久未找到；现在生活很困难，在街上靠卖牙刷过日子。”我即将这情况转告了党组织，以后党组织决定送曾山去苏联。事情很巧，曾山上船时，遇到陈云。陈云是长征到四川时，奉党中央指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于是两人一起去了苏联。 由于上海局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所以它只存在了两年零7个月。其中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连续遭到了6次大的破坏。1934年9月，由于叛徒供出了我们的电台，我们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但仍与刘仲华等同志经常联系，并设法恢复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坚持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情况未有多大改变，组织仍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因此我们只好决定分头撤离上海。 撤退前，我处理了两件事： 一是将上海我领导的两部电台移交给从中央苏区派来的梁广。当时仍在工作的两部电台，一部在康定路，一部在浦东；另外我们还有一家为掩护电台专门用来作铺保的木器店。我们把制作的木器或旧的家具弄来后，油漆了再卖出去，生意相当好。以后都交给了梁广（梁广后来也去苏联）。关于电台问题，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台湾出的杂志，上面有一篇题为《国民党心脏里的共谍》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毛齐华、潘林珍，还有钱壮飞等人；文章前面还提到了我党最早在上海茂名路建立的那个电台。他们的材料可能是根据大陆的一些文章得来的。 另一件事就是疏散家属。我妻子当时带着3个孩子，两个是自己生的，一个是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我把妻子和3个孩子送到上海郊区嘉定老家；并告诉妻子要好好扶养孩子，以后组织会派人来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从重庆派人来看望她们；我妻子因不明真相，还生怕来人将孩子带走。应该说那时在嘉定乡下生活虽然苦一点，但还是比较安全的。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政务院春节宴会上，周总理看到潘林珍，就走过来，握着她的手，表扬和感谢她为培养革命后代作出了贡献。 这期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自称是共青团中央的人，他是通过《申报》馆的社会关系与我们联系的，想通过我们找上级党组织。当时我们虽然不相信，认为党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了，还会有团中央？但还是认真听了他讲的情况，到了他拿出的团中央的文件。直到解放后见到他，我才知道要找党中央的人就是陈国栋他们（陈在建国后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次，他遇见我还讲到此事。 |